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杨曾文
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高僧、佛学家、翻译家法尊法师（1902－1980）圆寂 20 周年。我怀着对法尊法师的无限敬仰之情，来此五台山胜境出席由山西省佛教协会主办，五台山佛教协会和广宗寺协办的纪念盛会。
20 年前，在法尊法师圆寂之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在法尊法师的遗容前发表了饱含深情厚谊的悼词，缅怀法师学习佛法，入藏求法，翻译藏传佛教要典，弘法利生非凡的的历尽艰辛的毕生事迹。其中说：
溯自汉明西使，白马东来，士行、法显、玄奘、义净并能不惜身命，忘躯求法，高风卓行，百代钦仰。若法师者，诚可希踪前贤，比肩古德矣。
对法师的卓越的道德学问和宏伟的业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今天捧读此文，仍使人感慨不已。
回顾法师的一生，最突出的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藏传佛教文献中的很多重要经典译成汉文，介绍到内地；二是协助太虚法师振兴中国佛教，特别是主持汉藏教理院培养现代僧才。法尊法师的事迹已经载入史册，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怀念和尊敬。
法尊法师 1902 年出生在河北深县，出家后不久从大勇法师受教，并师事太虚法师，1922 年入太虚法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学习，两年后毕业，到北京入大勇法师创办的藏文学院学习藏语。大勇法师曾到日本学习东密（日本真言宗以东寺为中心所传的密法），回国后也曾向人传授密法，然而感到中国西藏的密法比东密完备，便产生入藏求法的决心，希望法尊法师同往。法尊法师在《入藏经过》中回忆说：
我在武昌听讲《三论》、《唯识》的时候，便深慕什（按：后秦鸠摩罗什）、显（东晋法显）、奘（唐代玄奘）、净（唐代义净）诸先觉的情尘，继闻勇法师入藏的函召，当然是雀跃三丈，唯恐不得其门而入了。[1]
从此便以学习藏传佛教，研究和翻译藏传佛典，向内地介绍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历史，作为自己终生的目标和事业，曾未动摇。
1925 年法尊与北京藏文学院的同学踏上赴藏的路程，在离开峨嵋到达嘉定乌尤寺时，读到寺藏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得知当年义净历尽艰辛到印度求法的事迹，看到义净写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等诗句，深为感动。他在后来写的《著者入藏经过》中回忆此事说：
我受了他老人家（按：义净）说话的刺激，同时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对于前贤实在不敢起半点轻视心，我对于先觉的事业实在不敢起半点容易心。但是先觉的这种大慈大悲和大无畏精神，我羡慕极了，我也想牺牲一切去学学先觉。我对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内地所没有的，我都发愿学习翻译出来补充所缺。尤其对于义净法师所翻译的律藏，我很想给他补充圆满。西藏的密法，当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间的地理、历史和工巧、医方、政治、文艺等，我也有学习的志愿。
法尊法师正是抱着这种宏远坚定的志愿入藏学习佛法和此后坚持译经事业的。
从 1925 年至 1933 年，法尊法师穿越曲折险阻的道路，备尝艰辛困苦，先后九年在今四川、西藏的许多地方寻访名师，学习藏传佛教的经论，并开始着手翻译藏传经典。1934 年应太虚法师之请回来在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短期工作一段时间，1935 年为迎请西藏名师安东格什再次入藏，因安东格什突然去世而于翌年回归，带回藏传藏经和黄教创始人宗格巴师徒的大量的重要著作。从 1934 年至 1949 年的十五年期间，除去一年多时间再次入藏外，法尊法师受太虚法师的重托一直负责管理汉藏教理院。法师除从事繁重的教学，向学僧传授藏文、藏传佛教经典和教义等外，还从事藏传经典的翻译工作，后又将汉译《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为藏语。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师先在北京菩提学会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从事藏文翻译。在 1953 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先后担任理事、常务理事，曾为《佛教百科全书》撰写有关藏传佛的教条目，并且在《现代佛学》上发表过许多有关藏传佛教的论文，也翻译过多种藏传佛典；1956 年中国佛教院成立后担任院长，然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失去自由达 7 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中国佛学院恢复，担任副院长。法师在耄耋之年仍持笔翻译法称《释量论》等重要藏文佛典。法尊法师自从确定终生传译藏传佛典以来，矢志无悔，竞竞业业五十六年，为中国汉藏佛教交流，发展中国佛教文化事业，推进内地藏传佛教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吕铁钢、胡和平编的《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法尊法师译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2000 年出版），法尊法师在研究、翻译和介绍藏传佛教经典、教义理论的主要成绩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汉译黄教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二册、《菩提道次第略论》一册、《菩提道次第略论止观章》一册、《密宗道次第论》一册、《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册，还译有《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二册、《辨了不了义论释难》二册、《现观庄严论略释》一册、《供养上师与大印合修》一册、《地道建立》一册、《修菩提心七义论》一册、《苾刍学处》一册、《入中论善显密意疏》三册，以及《辨法法性论》、《七十空性论科摄》、《精研经释》、《缘起赞释》、《五次第论》、《七宝论》、《四百论颂》、《沙弥学处略释》、《正理庄严论》、《菩提道次第修法》、《入中论略释》、《俱舍论略释》等，晚年抱病翻译因明学名著印度陈那《释量论略解》及《集量论》、《集量论颂》和法称的《释量论》，填补了汉译藏经因明之缺。
（二）研究论著和论文中有很多是介绍藏传佛教的，其中有比较系统介绍西藏佛教的《西藏佛教概要》、《西藏佛教的建设》以及《从西藏佛教学派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的建立》、《元明间与中国有关之西藏佛教》；有介绍藏传印度德光撰《律经》的论文《律经》；有系统论述西藏所传佛护、法称的中观宗的论文《中观宗〞不许诸法有自相〞的问题》、《中观宗关于〞安立业果〞与〞名言中许有外境〞的问题〞》、《中观宗不许〞自续〞的问题》、《中观宗〞不许自证分〞的问题》；有通过比较《般若经》介绍藏传《现观庄严论》的文章《〈般若八千颂〉与〈现观庄严论〉对照科目》及《〈现观庄严论〉中八品七十义略解〉；有对黄教重要经典《菩提道次第论》介绍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作、翻译、内容和题解》》、《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此外还有早年评论释慧定《藏密答问》的《评〈藏密答问〉》等。
新中国成立后，法尊法师的重要论著中影响最大的是为《中国佛教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藏传佛教的若干词条，流传最广，经常为各界读者参考。
1955 年，斯里兰卡国佛教界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 2500 周年发起编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希望中国佛教学者予以合作，撰写有关中国佛教的条目。当时周恩来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求，将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此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著名佛教学者参与撰写，内容涉及教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汉文原稿在 1980 年以后陆续由知识出版社以《中国佛教》的署名分册出版，受到教内外学者的普遍欢迎和好评。法尊、观空法师参加了藏传佛教条目的撰写。法尊所写《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西藏的宁玛派》、《西藏的迦当派》（以上皆先在《现代佛学》发表，稍修改后收入《中国佛教》）、《西藏的迦举派》、《西藏的萨嘉派》、《嘉曹杰》、《克主杰》、《僧成》、《善慧法幢》、《善慧海》，概要而系统地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历史和若干主要教派、人物、教义，可以说是法尊法师一生研究藏传佛教成果的结晶。这些论著与王森教授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被学术界看作是介绍西藏佛教的最受欢迎和值得信赖的著作。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太虚法师（1889－1947）发起的佛教复兴运动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建立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致力发展佛教教育，继设立武昌佛学院之后，又在重庆建立汉藏教理院，积极培养能够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佛教人才。太虚的佛教复兴运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举步惟艰，虽然从整体上看是失败了，然而在推广建设新佛教的理念的方面，在发展佛教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而明显的效果，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海峡两岸的佛教界。
法尊法师追随太虚 20 多年，对于太虚法师致志复兴佛教的理念和所从事的佛教文化事业十分理解，并且受太虚法师重托代理汉藏教理院14多年，协助培养人才。1947 年 3 月太虚法师去世之后，法尊撰写《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回忆自己师从太虚法师的经历，从〞大师之救教运动〞、〞整理僧伽制度〞、〞创办僧教育机关〞、〞从事世界佛教运动〞、〞组织学会教会〞、〞筹办菩萨学处〞等方面介绍并评述了太虚一生的事迹，在最后的〞继承大师事业之集议〞中将太虚法师弟子于上海集议的要点向世人介绍：
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机关方面，则大师所创办之武（按：武昌佛学院）汉（按：汉藏教理院）两院，必须力图其继续进行，以备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为大师二十余年弘扬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论经费如何支绌，必须设法印行，以为推行大师之思想及其事业之指针。大师丛书为大师毕生思想学行之结晶，必须速疾编纂完成，以作后学推行复兴佛教运动之范本……
法尊法师此后继续管理汉藏教理院，在从事繁重的行政、教学事务之外，还进行佛学研究、藏传佛典的翻译，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可以说法尊法师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太虚法师培养人才以备复兴中国佛教的理想。
新中国成立后，法尊法师从北京菩提学会转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在 1956 年中国佛学院成立直到〞文革〞兼任副院长，除行政工作外还兼任佛教课程，同时不断翻译藏传佛典。〞文革〞结束后 1980 年中国佛学院恢复，担任院长，直到圆寂。
法尊从 1934 年至 1980 年底圆寂为止，在前后长达46年的时间，除去遭受迫害的〞文革〞十年外，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不是从事藏文经典翻译，就是从事佛教教学。那么，法尊法师对佛教教育的宗旨、教育方法和培养人才，有些什么见解呢？也就是说，他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虽然现存的有关文字资料很少，然而从这些仅存的资料中仍可大体看出个端倪。下面主要归纳两点：
（一） 将佛教教育与振兴中国佛教联系在一起
法尊作为太虚法师的弟子，看到太虚为联合佛教界的僧俗信众复兴中国佛教，先后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中国佛教总会、中华佛教联合会、中国佛教社，组织现代僧伽社等，虽在佛教界和社会取得显著的成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也同时遭到来自佛教界内部势力的误会、毁谤乃至激烈反对，致使他的主张〞能见实现者，实属寥寥无几。〞法尊法师曾向太虚提出建议：
寺院既多如此腐败，僧众又多如彼冥顽，纵教会组织成功，亦必无使其改善之希望。况欲改善僧寺，须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无能改善之人才，则何从僧寺改善？（《略述太虚大师之悲愿及其伟业》）
因此他对于太虚法师提倡发展佛教教育，创办佛教学校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不仅十分理解，而且以身体力行表示坚决支持。法尊法师在《读太虚大师佛教革命失败史之后》的文章中对太虚创办学校，教育僧才的事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在这方面不仅不能说是失败，而且是极大的成功。他说：
民十一年（按：1922 年）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教育僧才，时间虽短短二年，学僧不过数十名，但现在散于各处与环境挣扎，办学讲学，发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谁非直接或间接受我大师施教之影响而使然耶？故此云失败，更可为最大之成功也。
正因为法尊法师抱着创办佛教学校是〞造成复兴中国佛教之人才〞的宏愿，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接受太虚的重托长期代管汉藏教理院，从事繁重的行政和教学的事务。
（二）主张僧众爱国爱教，培养智行并重、教证兼优的僧才
在举国投入抗日战争的非凡年月里，中国佛教爱国僧众在从事弘法利生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法尊法师怀着满腔的热情写给同是太虚弟子的《致各地同学书》，在赞颂他们在各地积极从事传法，利济社会，培养人才，编印刊物发扬佛教文化的同时，并且提倡僧众应当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大声疾呼：
在眼前我们的国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关头。我们假想国族若亡，中国的佛教也必遭摧毁！所以在这民族斗争的当儿，我们有两种是危险和责任：一种是亡国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去护国？一种是毁教的危险，责任是如何卫教？前者全国佛教徒从已普遍的讲诵祈祷，或到前线参加救护等工作，尽力去加强国族自保的力量。后者的危险，虽依前者为转移；但是问题实在不同。就是中国战胜了以后，佛教是不是就能够兴盛？
他接着提出应当继续推进佛教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改革，并建议大家共同认真思考今后〞佛教应如何适应此中国和国际的大斗争时代〞和〞应以如何的方法去建设今后的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的两大问题。从中不难看出，法尊是将爱国与爱教当作做现代僧人的最基本的标准的。
1935 年是法尊代理汉藏教理院的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向学僧致的训词《论学僧之成绩》中，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学僧的要求。他认为，学僧要成为〞真正的僧才〞，成绩应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智，二行。第一智者，即普通之所谓知识，不过范围稍狭。此智乃成绩之一部分，而赖之以宏法利生者也。第二行者，即德行，谓能修养身心，调伏烦恼，防止诸非，而不至越轨则之行动。故此二种皆佛法之所并重者也。然合普通言之，即是学问、道德；在佛法中，则摄为教、证二种功德。教者即通达圣教。证者谓由佛之言教，而亲证诸法性相。又教即通达教理智，证即依智而修，所得之三学功德也。《菩提道次第广论》说，教证二种，学佛者应当并重。教证之义，直言之即是智行。一方面须要注重学问，一方面仍要注重德行。注重学问则于师所授课，日有所进；注重德行，则于己身心日有所益。此进、益即是莫大之成绩。
品格者，是成绩之基础也。
此致成绩之方法，略而言之有三：（一）具足品格；（二）勤求学问；（三）注重德行。
法尊法师在这里所说的智与行、知识与德行、教与证，也就是现在常讲的才与德、思闻与修、学与修的关系，既要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积累系统浓厚的佛教知识，掌握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弘法利生的本领（〞方便〞、〞善巧〞），又要培养优秀的品德，坚守戒律，遵循佛教义理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求证得最高觉悟。
法尊法师撰写此文已经过了 56 年，中国社会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然而他对佛教教育的基本理念仍没有过时，对于今天佛教界正在发展佛教教育，培养合格优秀的僧才，乃至加强佛教自身建设，进一步改善僧团风尚，都有借鉴的意义。
法尊法师虽然已经含笑而去 20 春秋，然而法师当年的宏愿将常留人们的心田，并给后世学人以鼓舞；他用自己的心血做出的伟业，将永远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并且已经增添到古今相承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宝库之中。
[1.] 法尊撰，吕铁钢、胡和平编《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
2001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
（此文在 2001 年 4－8 月《国学网》发表；后《法音》在未向本人通知的情况下刊载于
2001 年第 7 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楊曾文
今年是中國現代著名高僧、佛學家、翻譯家法尊法師（1902－1980）圓寂 20 周年。我懷著對法尊法師的無限敬仰之情，來此五臺山勝境出席由山西省佛教協會主辦，五臺山佛教協會和廣宗寺協辦的紀念盛會。
20 年前，在法尊法師圓寂之後，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先生曾在法尊法師的遺容前發表了飽含深情厚誼的悼詞，緬懷法師學習佛法，入藏求法，翻譯藏傳佛教要典，弘法利生非凡的的曆盡艱辛的畢生事蹟。其中說：
溯自漢明西使，白馬東來，士行、法顯、玄奘、義淨並能不惜身命，忘軀求法，高風卓行，百代欽仰。若法師者，誠可希蹤前賢，比肩古德矣。
對法師的卓越的道德學問和宏偉的業績給予很高的評價。今天捧讀此文，仍使人感慨不已。
回顧法師的一生，最突出的的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把藏傳佛教文獻中的很多重要經典譯成漢文，介紹到內地；二是協助太虛法師振興中國佛教，特別是主持漢藏教理院培養現代僧才。法尊法師的事蹟已經載入史冊，將永遠受到人們的懷念和尊敬。
法尊法師 1902 年出生在河北深縣，出家後不久從大勇法師受教，並師事太虛法師，1922 年入太虛法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學習，兩年後畢業，到北京入大勇法師創辦的藏文學院學習藏語。大勇法師曾到日本學習東密（日本真言宗以東寺爲中心所傳的密法），回國後也曾向人傳授密法，然而感到中國西藏的密法比東密完備，便産生入藏求法的決心，希望法尊法師同往。法尊法師在《入藏經過》中回憶說：
我在武昌聽講《三論》、《唯識》的時候，便深慕什（按：後秦鳩摩羅什）、顯（東晉法顯）、奘（唐代玄奘）、淨（唐代義淨）諸先覺的情塵，繼聞勇法師入藏的函召，當然是雀躍三丈，唯恐不得其門而入了。(1)
從此便以學習藏傳佛教，研究和翻譯藏傳佛典，向內地介紹藏傳佛教的教義和歷史，作爲自己終生的目標和事業，曾未動搖。
1925 年法尊與北京藏文學院的同學踏上赴藏的路程，在離開峨嵋到達嘉定烏尤寺時，讀到寺藏唐義淨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得知當年義淨曆盡艱辛到印度求法的事蹟，看到義淨寫 〞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等詩句，深爲感動。他在後來寫的《著者入藏經過》中回憶此事說：
我受了他老人家（按：義淨）說話的刺激，同時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對於前賢實在不敢起半點輕視心，我對於先覺的事業實在不敢起半點容易心。但是先覺的這種大慈大悲和大無畏精神，我羡慕極了，我也想犧牲一切去學學先覺。我對於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內地所沒有的，我都發願學習翻譯出來補充所缺。尤其對於義淨法師所翻譯的律藏，我很想給他補充圓滿。西藏的密法，當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間的地理、歷史和工巧、醫方、政治、文藝等，我也有學習的志願。
法尊法師正是抱著這種宏遠堅定的志願入藏學習佛法和此後堅持譯經事業的。
從 1925 年至 1933 年，法尊法師穿越曲折險阻的道路，備嘗艱辛困苦，先後九年在今四川、西藏的許多地方尋訪名師，學習藏傳佛教的經論，並開始著手翻譯藏傳經典。1934 年應太虛法師之請回來在四川重慶漢藏教理院短期工作一段時間，1935 年爲迎請西藏名師安東格什再次入藏，因安東格什突然去世而於翌年回歸，帶回藏傳藏經和黃教創始人宗格巴師徒的大量的重要著作。從 1934 年至 1949 年的十五年期間，除去一年多時間再次入藏外，法尊法師受太虛法師的重托一直負責管理漢藏教理院。法師除從事繁重的教學，向學僧傳授藏文、藏傳佛教經典和教義等外，還從事藏傳經典的翻譯工作，後又將漢譯《大毗婆沙論》二百卷譯爲藏語。新中國成立之後，法師先在北京菩提學會受國家有關部門委託從事藏文翻譯。在 1953 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先後擔任理事、常務理事，曾爲《佛教百科全書》撰寫有關藏傳佛的教條目，並且在《現代佛學》上發表過許多有關藏傳佛教的論文，也翻譯過多種藏傳佛典；1956 年中國佛教院成立後擔任院長，然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失去自由達 7 年之久。〞文革〞結束後，中國佛學院恢復，擔任副院長。法師在耄耋之年仍持筆翻譯法稱《釋量論》等重要藏文佛典。法尊法師自從確定終生傳譯藏傳佛典以來，矢志無悔，競競業業五十六年，爲中國漢藏佛教交流，發展中國佛教文化事業，推進內地藏傳佛教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據呂鐵鋼、胡和平編的《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法尊法師譯文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2000 年出版），法尊法師在研究、翻譯和介紹藏傳佛教經典、教義理論的主要成績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漢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二冊、《菩提道次第略論》一冊、《菩提道次第略論止觀章》一冊、《密宗道次第論》一冊、《密宗道次第廣論》二冊，還譯有《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二冊、《辨了不了義論釋難》二冊、《現觀莊嚴論略釋》一冊、《供養上師與大印合修》一冊、《地道建立》一冊、《修菩提心七義論》一冊、《苾芻學處》一冊、《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三冊，以及《辨法法性論》、《七十空性論科攝》、《精研經釋》、《緣起贊釋》、《五次第論》、《七寶論》、《四百論頌》、《沙彌學處略釋》、《正理莊嚴論》、《菩提道次第修法》、《入中論略釋》、《俱舍論略釋》等，晚年抱病翻譯因明學名著印度陳那《釋量論略解》及《集量論》、《集量論頌》和法稱的《釋量論》，填補了漢譯藏經因明之缺。
（二）研究論著和論文中有很多是介紹藏傳佛教的，其中有比較系統介紹西藏佛教的《西藏佛教概要》、《西藏佛教的建設》以及《從西藏佛教學派興衰的演變說到中國佛教的建立》、《元明間與中國有關之西藏佛教》；有介紹藏傳印度德光撰《律經》的論文《律經》；有系統論述西藏所傳佛護、法稱的中觀宗的論文《中觀宗〞不許諸法有自相〞的問題》、《中觀宗關於〞安立業果〞與〞名言中許有外境〞的問題〞》、《中觀宗不許〞自續〞的問題》、《中觀宗〞不許自證分〞的問題》；有通過比較《般若經》介紹藏傳《現觀莊嚴論》的文章《〈般若八千頌〉與〈現觀莊嚴論〉對照科目》及《〈現觀莊嚴論〉中八品七十義略解〉；有對黃教重要經典《菩提道次第論》介紹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的造作、翻譯、內容和題解》》、《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此外還有早年評論釋慧定《藏密答問》的《評〈藏密答問〉》等。
新中國成立後，法尊法師的重要論著中影響最大的是爲《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所寫的關於藏傳佛教的若干詞條，流傳最廣，經常爲各界讀者參考。
1955 年，斯里蘭卡國佛教界爲紀念釋迦牟尼佛涅槃 2500 周年發起編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書》，希望中國佛教學者予以合作，撰寫有關中國佛教的條目。當時周恩來總理接受斯里蘭卡總理的請求，將任務交給中國佛教協會。此後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聘請國內著名佛教學者參與撰寫，內容涉及教史、宗派、人物、經籍、教理等各個方面，反映了當時中國佛教研究的最高水準。這些漢文原稿在 1980 年以後陸續由知識出版社以《中國佛教》的署名分冊出版，受到教內外學者的普遍歡迎和好評。法尊、觀空法師參加了藏傳佛教條目的撰寫。法尊所寫《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後弘期佛教》、《西藏的寧瑪派》、《西藏的迦當派》（以上皆先在《現代佛學》發表，稍修改後收入《中國佛教》）、《西藏的迦舉派》、《西藏的薩嘉派》、《嘉曹傑》、《克主傑》、《僧成》、《善慧法幢》、《善慧海》，概要而系統地介紹了藏傳佛教的歷史和若干主要教派、人物、教義，可以說是法尊法師一生研究藏傳佛教成果的結晶。這些論著與王森教授的《西藏佛教發展史略》被學術界看作是介紹西藏佛教的最受歡迎和值得信賴的著作。
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太虛法師（1889－1947）發起的佛教復興運動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他針對清末以來佛教界的種種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號，主張在教理、教制、教産三個方面實行革新，規劃建立新型的僧團組織和制度，推行貼近普通民衆社會生活的〞人生佛教〞，致力發展佛教教育，繼設立武昌佛學院之後，又在重慶建立漢藏教理院，積極培養能夠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佛教人才。太虛的佛教復興運動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舉步惟艱，雖然從整體上看是失敗了，然而在推廣建設新佛教的理念的方面，在發展佛教教育培養人才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而明顯的效果，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海峽兩岸的佛教界。
法尊法師追隨太虛 20 多年，對於太虛法師致志復興佛教的理念和所從事的佛教文化事業十分理解，並且受太虛法師重托代理漢藏教理院 14 多年，協助培養人才。1947 年 3 月太虛法師去世之後，法尊撰寫《略述太虛大師之悲願及其偉業》，回憶自己師從太虛法師的經歷，從〞大師之救教運動〞、〞整理僧伽制度〞、〞創辦僧教育機關〞、〞從事世界佛教運動〞、〞組織學會教會〞、〞籌辦菩薩學處〞等方面介紹並評述了太虛一生的事蹟，在最後的〞繼承大師事業之集議〞中將太虛法師弟子於上海集議的要點向世人介紹：
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機關方面，則大師所創辦之武（按：武昌佛學院）漢（按：漢藏教理院）兩院，必須力圖其繼續進行，以備造成復興中國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爲大師二十餘年弘揚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論經費如何支絀，必須設法印行，以爲推行大師之思想及其事業之指標。大師叢書爲大師畢生思想學行之結晶，必須速疾編纂完成，以作後學推行復興佛教運動之範本……
法尊法師此後繼續管理漢藏教理院，在從事繁重的行政、教學事務之外，還進行佛學研究、藏傳佛典的翻譯，直到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可以說法尊法師以自己的行動實踐著太虛法師培養人才以備復興中國佛教的理想。
新中國成立後，法尊法師從北京菩提學會轉到中國佛教協會工作，在 1956 年中國佛學院成立直到〞文革〞兼任副院長，除行政工作外還兼任佛教課程，同時不斷翻譯藏傳佛典。〞文革〞結束後 1980 年中國佛學院恢復，擔任院長，直到圓寂。
法尊從 1934 年至 1980 年底圓寂爲止，在前後長達 46 年的時間，除去遭受迫害的〞文革〞十年外，在大部分的時間裏不是從事藏文經典翻譯，就是從事佛教教學。那麽，法尊法師對佛教教育的宗旨、教育方法和培養人才，有些什麽見解呢？也就是說，他的教育思想是什麽呢？雖然現存的有關文字資料很少，然而從這些僅存的資料中仍可大體看出個端倪。下面主要歸納兩點：
（一） 將佛教教育與振興中國佛教聯繫在一起
法尊作爲太虛法師的弟子，看到太虛爲聯合佛教界的僧俗信衆復興中國佛教，先後發起成立佛教協進會、中國佛教總會、中華佛教聯合會、中國佛教社，組織現代僧伽社等，雖在佛教界和社會取得顯著的成效，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也同時遭到來自佛教界內部勢力的誤會、譭謗乃至激烈反對，致使他的主張〞能見實現者，實屬寥寥無幾。〞法尊法師曾向太虛提出建議：
寺院既多如此腐敗，僧衆又多如彼冥頑，縱教會組織成功，亦必無使其改善之希望。況欲改善僧寺，須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無能改善之人才，則何從僧寺改善？（《略述太虛大師之悲願及其偉業》）
因此他對於太虛法師提倡發展佛教教育，創辦佛教學校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不僅十分理解，而且以身體力行表示堅決支援。法尊法師在《讀太虛大師佛教革命失敗史之後》的文章中對太虛創辦學校，教育僧才的事業給予很高評價，認爲在這方面不僅不能說是失敗，而且是極大的成功。他說：
民十一年（按：1922 年）在武昌創辦佛學院，教育僧才，時間雖短短二年，學僧不過數十名，但現在散於各處與環境掙扎，辦學講學，發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誰非直接或間接受我大師施教之影響而使然耶？故此云失敗，更可爲最大之成功也。
正因爲法尊法師抱著創辦佛教學校是〞造成復興中國佛教之人才〞的弘願，才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接受太虛的重託期代管漢藏教理院，從事繁重的行政和教學的事務。
（二）主張僧衆愛國愛教，培養智行並重、教證兼優的僧才
在舉國投入抗日戰爭的非凡年月裏，中國佛教愛國僧衆在從事弘法利生活動的同時，也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 年法尊法師懷著滿腔的熱情寫給同是太虛弟子的《致各地同學書》，在讚頌他們在各地積極從事傳法，利濟社會，培養人才，編印刊物發揚佛教文化的同時，並且提倡僧衆應當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大聲疾呼：
在眼前我們的國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關頭。我們假想國族若亡，中國的佛教也必遭摧毀！所以在這民族鬥爭的當兒，我們有兩種是危險和責任：一種是亡國的危險，責任是如何去護國？一種是毀教的危險，責任是如何衛教？前者全國佛教徒從已普遍的講誦祈禱，或到前線參加救護等工作，盡力去加強國族自保的力量。後者的危險，雖依前者爲轉移；但是問題實在不同。就是中國戰勝了以後，佛教是不是就能夠興盛？
他接著提出應當繼續推進佛教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改革，並建議大家共同認真思考今後〞佛教應如何適應此中國和國際的大鬥爭時代〞和〞應以如何的方法去建設今後的中國佛教和世界佛教〞的兩大問題。從中不難看出，法尊是將愛國與愛教當作做現代僧人的最基本的標準的。
1935 年是法尊代理漢藏教理院的第二年。他在開學典禮向學僧致的訓詞《論學僧之成績》中，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對學僧的要求。他認爲，學僧要成爲〞真正的僧才〞，成績應表現於兩個方面：
一智，二行。第一智者，即普通之所謂知識，不過範圍稍狹。此智乃成績之一部分，而賴之以弘法利生者也。第二行者，即德行，謂能修養身心，調伏煩惱，防止諸非，而不至越軌則之行動。故此二種皆佛法之所並重者也。然合普通言之，即是學問、道德；在佛法中，則攝爲教、證二種功德。教者即通達聖教。證者謂由佛之言教，而親證諸法性相。又教即通達教理智，證即依智而修，所得之三學功德也。《菩提道次第廣論》說，教證二種，學佛者應當並重。教證之義，直言之即是智行。一方面須要注重學問，一方面仍要注重德行。注重學問則於師所授課，日有所進；注重德行，則於己身心日有所益。此進、益即是莫大之成績。
品格者，是成績之基礎也。
此致成績之方法，略而言之有三：（一）具足品格；（二）勤求學問；（三）注重德行。
法尊法師在這裏所說的智與行、知識與德行、教與證，也就是現在常講的才與德、思聞與修、學與修的關係，既要通過刻苦勤奮的學習積累系統濃厚的佛教知識，掌握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環境弘法利生的本領（〞方便〞、〞善巧〞），又要培養優秀的品德，堅守戒律，遵循佛教義理修持戒定慧三學，以求證得最高覺悟。
法尊法師撰寫此文已經過了 56 年，中國社會和國際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然而他對佛教教育的基本理念仍沒有過時，對於今天佛教界正在發展佛教教育，培養合格優秀的僧才，乃至加強佛教自身建設，進一步改善僧團風尚，都有借鑒的意義。
法尊法師雖然已經含笑而去 20 春秋，然而法師當年的宏願將常留人們的心田，並給後世學人以鼓舞；他用自己的心血做出的偉業，將永遠受到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並且已經增添到古今相承的中國佛教文化的寶庫之中。
(1.) 法尊撰，呂鐵鋼、胡和平編《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
2001 年 4 月 9 日於北京
（此文在 2001 年 4－8 月《國學網》發表；後《法音》在未向本人通知的情況下刊載於 2001 年第 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