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当时研究所还处在筹备阶段，只有 20 多人，多数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除了任继愈、郭朋二位领导外，在年轻的人中只有我分工从事佛教研究。当时还没有正式成立佛教研究室，全所的研究是分组进行的。佛教组又陆续来了几位同志，但后来有的调走或去研究别的学科，到 1976 年〞文革〞结束时共有 4 人。此后，从事佛教和伊斯兰教研究的人员曾编在一个组，称〞伊佛组〞，由黄心川担任组长。
1980 年佛教研究室正式成立，由当时的所长任继愈兼任主任。此后研究室的人员不断增加，最多时扩展到 14 人。我在 1982 年与雷中庆担任副主任，协助任继愈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我从 1985 年担任室主任，直到 2000 年进入花甲之年卸任为止，在这期间由李富华、方广錩先后任副主任。现在由方广錩继任主任。
1997 年 9 月 12 日，佛教研究中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成立。佛教研究中心依托于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基本宗旨是按照国家发展社会科学的总体规划，加强与院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对佛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的研究，努力为繁荣社会人文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努力做出贡献。
日月穿梭，时间如流，正是在这段时间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取得前所未有的丰厚成果。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也从无到有，在佛教研究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众多成绩。
这里想结合自己的经历，对以佛教研究室为中心的佛教研究作一些回顾与展望。36 年来，佛教研究室的佛教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 1964 年至 1979 年为筹备阶段，按照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建所要求，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佛教历史、教义的基础知识，并且调查研究各国的佛教现状，为《世界宗教动态》供稿。在这期间，经历了将近 10 年之久的科研完全陷于停顿状态的〞文革〞。
二、1976 年至 1980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迅速恢复和展开，佛教研究也开始起步并做出成绩。主要是调查研究各国的佛教现状、佛教研究成果，为《世界宗教动态》提供稿件，并为深入开展中国和亚洲佛教研究积累资料。
三、从 1981 年至今是佛教研究迅速发展时期，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成果(1) 有：
1. 专著：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丁明夷参加执笔的《中国佛教史》第一至第三卷；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稿》、《中国佛教思想史》；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杜继文、魏道儒合著《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日本佛教史》、《佛教的起源》、《唐五代禅宗史》；杨曾文主编，张大柘、高洪参加执笔的《当代佛教》以及张大柘、黄夏年等参加执笔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杨曾文主编的通俗读物《佛教文化面面观》、《中国佛教基础知识》；与日本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李冀诚《西藏佛教·密宗》、《藏传佛教》；韩廷杰《印度佛教史》、《唯识学概论》；张大柘《当代神道教》；王志远《宋代天台宗窥豹》；魏道儒《宋代禅宗文化》、《中国华严宗通史》；方广錩《中华文化通志·佛教志》、《印度禅》；尕藏加《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等；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
2. 佛教辞书：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佛教部分》、刘德有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事典·佛教部分》。
3. 校编、注释、论文集、目录：郭朋《坛经校释》、《坛经对勘》；杜继文《大乘起信论全译》；杨曾文《六祖坛经·敦煌新本》、《神会和尚禅话录》，与日本镰田茂雄合编《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韩廷杰《三论玄义校释》、《成唯识论校释》；方广錩《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敦煌佛教经录辑校》、《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 698 号－斯 8400 号）》；周齐《佛经故事》等。
4. 译著：杨曾文《日本佛教史纲》、与姚长寿合译《印度佛教史概说》；韩廷杰《大史》、《岛史》；柳雪峰译《韩国佛教史概说》、《韩国宗教史》；吴华译《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佛教史略》。
5. 佛教丛书：任继愈主持，以佛教研究室为中心联合其他单位佛教学者共同编纂《中华大藏经》、《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方广錩主编，华方田等人为副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第 1 至第 6 辑等。
从 1978 年开始，以任继愈教授等人为指导教师培养研究生，先后毕业的硕士生 13 人，博士生 6 人。这些研究生已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很多成绩，成为所在单位的教学、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或业务骨干。
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与亚太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陕西社科院历史宗教研究所、洛阳龙门文管所、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五台山研究会、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天台山文化研究会以及各地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有着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联系和协作。从 1980 年开始，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或参与协办过以〞中国佛教〞、〞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西域文化〞、〞峨嵋山佛教文化〞、〞五台山文化〞、〞中国佛教与五台山〞以及〞佛教研究与新时期文化建设〞等的学术会议，对促进佛教学术交流，提高佛教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年随着两岸文化学术的发展，佛教研究室的成员与台湾佛教研究学者的交流日益密切，经常应邀出席在台湾召开的佛教学术会议。1998 年 9 月上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佛教与东方文化－－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海峡两岸佛教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取得圆满成功。在开展上述学术活动中，佛教研究室的同志得到各兄弟单位、海峡两岸学者的热情帮助，并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学习到不少东西，推进了研究室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随着对外开放，与外国学者的交流越来越多，不仅接待过日本、韩国和欧美的佛教学者，也先后有人到日本、斯里兰卡、美国、韩国等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从 1985 年开始，与日本《中外日报》社密切协作，并得到其他单位佛教学者和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每隔两年在中日两国轮流举办一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迄今已召开过 8 次会议，为促进两国的佛教学术交流和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确立并不断完善的客观形势下，在实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行发展总方针的过程中，如何按照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总体规划开展佛教研究，是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的。我现在初步想到有这样几点：一、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实现民族化的过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作为民族宗教之一的佛教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考察它的民族特色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对其他文化形态的影响；二、对日本、朝鲜等国的北传佛教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南传佛教的历史、教义思想，应当继续结合这些国家的具体国情开展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三、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在继续从事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编写学术性比较强的专著的同时，应当利用国内外已有的成果编写一些多样性的通俗性的读物，客观正确地介绍有关佛教文化和佛教历史的知识，为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四、进一步编纂各种必要的佛教资料，以便于查阅和研究使用；五、对国内外的佛教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调查研究；六、积极而有计划地引进国外的优秀的研究成果；七、培养年轻的佛教研究人才。八、继续开展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并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华民族创立了丰富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佛教方面曾成为北传佛教的中心，对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相信在中华民族焕发青春而复兴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时代，在佛教文化研究领域也一定会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成就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也会再接再厉，作出新的成绩。
20 年来佛教研究室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宗教研究所历届领导的关心和指导，得到老一辈佛教学者、佛教研究室创立者任继愈教授、郭朋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支持。近年来，佛教研究室也得到日本《中外日报》前社长本间昭之助、现任社长轰照次及形山俊彦局长等朋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等学者的大力支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及开展学术活动过程中，又得到台湾地区的企业家、关心中国佛教学术事业的林光明、戴彰纪二位朋友的热情支持。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第一次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其中既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成员的论文，也有与佛教研究室、中心有着密切学术交往的国内外朋友的论文。我们打算今后将这一工作进行下去，希望继续得到学术界同仁的支持。论文集的编辑工作由本室宋立道博士担当，对他为此付出的辛劳表示谢意。
1964年我剛從北京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當時研究所還處在籌備階段，只有 20 多人，多數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除了任繼愈、郭朋二位領導外，在年輕的人中只有我分工從事佛教研究。當時還沒有正式成立佛教研究室，全所的研究是分組進行的。佛教組又陸續來了幾位同志，但後來有的調走或去研究別的學科，到 1976 年〞文革〞結束時共有 4 人。此後，從事佛教和伊斯蘭教研究的人員曾編在一個組，稱〞伊佛組〞，由黃心川擔任組長。
1980 年佛教研究室正式成立，由當時的所長任繼愈兼任主任。此後研究室的人員不斷增加，最多時擴展到 14 人。我在 1982 年與雷中慶擔任副主任，協助任繼愈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我從 1985 年擔任室主任，直到 2000 年進入花甲之年卸任爲止，在這期間由李富華、方廣錩先後任副主任。現在由方廣錩繼任主任。
1997 年 9 月 12 日，佛教研究中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批准成立。佛教研究中心依託於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基本宗旨是按照國家發展社會科學的總體規劃，加強與院內外學者的交流與合作，積極開展對佛教歷史、理論和現狀的研究，努力爲繁榮社會人文科學，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努力做出貢獻。
日月穿梭，時間如流，正是在這段時間內，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也取得前所未有的豐厚成果。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也從無到有，在佛教研究的各個領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衆多成績。
這裏想結合自己的經歷，對以佛教研究室爲中心的佛教研究作一些回顧與展望。36 年來，佛教研究室的佛教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從 1964 年至 1979 年爲籌備階段，按照當時的社會形勢和建所要求，主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佛教歷史、教義的基礎知識，並且調查研究各國的佛教現狀，爲《世界宗教動態》供稿。在這期間，經歷了將近 10 年之久的科研完全陷於停頓狀態的〞文革〞。
二、1976 年至 1980 年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迅速恢復和展開，佛教研究也開始起步並做出成績。主要是調查研究各國的佛教現狀、佛教研究成果，爲《世界宗教動態》提供稿件，並爲深入開展中國和亞洲佛教研究積累資料。
三、從 1981 年至今是佛教研究迅速發展時期，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成果[1.] 有：
1. 專著：任繼愈主編，杜繼文、楊曾文、丁明夷參加執筆的《中國佛教史》第一至第三卷；郭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中國近代佛教思想史稿》、《中國佛教思想史》；杜繼文主編《佛教史》；杜繼文、魏道儒合著《中國禪宗通史》；楊曾文《日本佛教史》、《佛教的起源》、《唐五代禪宗史》；楊曾文主編，張大柘、高洪參加執筆的《當代佛教》以及張大柘、黃夏年等參加執筆的《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楊曾文主編的通俗讀物《佛教文化面面觀》、《中國佛教基礎知識》；與日本源了圓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李冀誠《西藏佛教·密宗》、《藏傳佛教》；韓廷傑《印度佛教史》、《唯識學概論》；張大柘《當代神道教》；王志遠《宋代天臺宗窺豹》；魏道儒《宋代禪宗文化》、《中國華嚴宗通史》；方廣錩《中華文化通志·佛教志》、《印度禪》；尕藏加《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等；宋立道《神聖與世俗――南傳佛教國家的宗教與政治》。
2. 佛教辭書：任繼愈主編《宗教辭典·佛教部分》、劉德有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事典·佛教部分》。
3. 校編、注釋、論文集、目錄：郭朋《壇經校釋》、《壇經對勘》；杜繼文《大乘起信論全譯》；楊曾文《六祖壇經‧·敦煌新本》、《神會和尚禪話錄》，與日本鐮田茂雄合編《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論文集》；韓廷傑《三論玄義校釋》、《成唯識論校釋》；方廣錩《般若心經譯注集成》、《敦煌佛教經錄輯校》、《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斯 698 號－斯 8400 號）》；周齊《佛經故事》等。
4. 譯著：楊曾文《日本佛教史綱》、與姚長壽合譯《印度佛教史概說》；韓廷傑《大史》、《島史》；柳雪峰譯《韓國佛教史概說》、《韓國宗教史》；吳華譯《印度、中國、日本三國佛教史略》。
5. 佛教叢書：任繼愈主持，以佛教研究室爲中心聯合其他單位佛教學者共同編纂《中華大藏經》、《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方廣錩主編，華方田等人爲副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第 1 至第 6 輯等。
從 1978 年開始，以任繼愈教授等人爲指導教師培養研究生，先後畢業的碩士生 13 人，博士生 6 人。這些研究生已在佛教研究領域取得很多成績，成爲所在單位的教學、研究的學術帶頭人或業務骨幹。
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與亞太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陝西社科院歷史宗教研究所、洛陽龍門文管所、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五臺山研究會、山西佛教文化研究所、天臺山文化研究會以及各地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有著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聯繫和協作。從 1980 年開始，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或參與協辦過以〞中國佛教〞、〞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西域文化〞、〞峨嵋山佛教文化〞、〞五臺山文化〞、〞中國佛教與五臺山〞以及〞佛教研究與新時期文化建設〞等的學術會議，對促進佛教學術交流，提高佛教研究水平起了積極的作用。近年隨著兩岸文化學術的發展，佛教研究室的成員與臺灣佛教研究學者的交流日益密切，經常應邀出席在臺灣召開的佛教學術會議。1998 年 9 月上旬，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佛教與東方文化——紀念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海峽兩岸佛教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取得圓滿成功。在開展上述學術活動中，佛教研究室的同志得到各兄弟單位、海峽兩岸學者的熱情幫助，並從他們的研究成果中學習到不少東西，推進了研究室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
隨著對外開放，與外國學者的交流越來越多，不僅接待過日本、韓國和歐美的佛教學者，也先後有人到日本、斯里蘭卡、美國、韓國等國訪問，進行學術交流和考察。從 1985 年開始，與日本《中外日報》社密切協作，並得到其他單位佛教學者和有關部門的熱情支援，每隔兩年在中日兩國輪流舉辦一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迄今已召開過 8 次會議，爲促進兩國的佛教學術交流和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確立並不斷完善的客觀形勢下，在實施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並行發展總方針的過程中，如何按照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總體規劃開展佛教研究，是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的。我現在初步想到有這樣幾點：一、應當結合中國社會歷史的整體環境，對佛教傳入中國後實現民族化的過程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揭示作爲民族宗教之一的佛教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考察它的民族特色及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對其他文化形態的影響；二、對日本、朝鮮等國的北傳佛教和南亞、東南亞地區的南傳佛教的歷史、教義思想，應當繼續結合這些國家的具體國情開展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三、爲適應不同層次讀者的需要，在繼續從事專題研究和綜合研究，編寫學術性比較強的專著的同時，應當利用國內外已有的成果編寫一些多樣性的通俗性的讀物，客觀正確地介紹有關佛教文化和佛教歷史的知識，爲豐富社會文化生活，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發揮積極作用；四、進一步編纂各種必要的佛教資料，以便於查閱和研究使用；五、對國內外的佛教現狀和發展趨勢進行調查研究；六、積極而有計劃地引進國外的優秀的研究成果；七、培養年輕的佛教研究人才。八、繼續開展國際佛教學術交流，不斷提高學術水平並增進人民之間的友誼。
中華民族創立了豐富而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在佛教方面曾成爲北傳佛教的中心，對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相信在中華民族煥發青春而復興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新時代，在佛教文化研究領域也一定會作出無愧於偉大時代的成就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也會再接再厲，作出新的成績。
20 年來佛教研究室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宗教研究所歷屆領導的關心和指導，得到老一輩佛教學者、佛教研究室創立者任繼愈教授、郭朋先生的親切關懷和支援。近年來，佛教研究室也得到日本《中外日報》前社長本間昭之助、現任社長轟照次及形山俊彥局長等朋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鐮田茂雄等學者的大力支持。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及開展學術活動過程中，又得到臺灣地區的企業家、關心中國佛教學術事業的林光明、戴彰紀二位朋友的熱情支援。在這裏，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成立以來第一次結集出版的論文集，其中既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成員的論文，也有與佛教研究室、中心有著密切學術交往的國內外朋友的論文。我們打算今後將這一工作進行下去，希望繼續得到學術界同仁的支援。論文集的編輯工作由本室宋立道博士擔當，對他爲此付出的辛勞表示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