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杨曾文
迄今为止，我到过日本六次，虽然每次逗留时间长短不同，但几乎每次都有机会参观当地的名胜古迹。像中国一样，日本的名胜当中佛教寺院占有很大的比例。日本的寺院到底有多少？如果把佛教系统各个宗派的一切寺庙、活动场所全部计算在内，大概有 80000 多所。在一些名山大川，几乎都有历史悠久、雄伟壮观的著名寺院。走进这些寺庙参观，看得入神时甚至会忘记自己是置身日本。因为寺庙中的佛像、殿堂建筑等与中国寺庙几乎没有差别，匾额楹联也用汉文书写。是啊，日本佛教源于中国，是中国佛教的移植和发展。当然，日本还有神社 80000 多所，但如果追溯神道的历史，也会了解它在发展中是深受中国佛教和儒家、阴阳家学说的影响的。
早在 1200 多年以前，日本在佛教传播中碰到一个重大问题难以解决，即随着佛教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僧尼，但日本却没有符合佛教戒律规定能够主持授戒的僧人。于是，由天皇下诏派荣睿、普照两位僧人到中国邀请佛教律师到日本传律授戒。当他们到达扬州请高僧鉴真东渡时，鉴真提起当年日本长屋王派人携带千领袈裟入唐施给佛僧的事。在这些袈裟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十六个字。鉴真怀着到异域传法的情热，冒着丧身千里波涛的危险，经过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千古的贡献。
日本在古代曾长期落后于中国，而在日本从中国引进先进的文化思想的过程中，佛教曾发挥过重要的桥梁和纽带和作用。从日本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的〞大化革新〞，到奠定日本民族文化基础的镰仓新文化、室町时期的〞五山文学〞，无不深受佛教的影响。直到 17 世纪以后江户时代，儒家从佛教中独立出来之前，佛教在日本意识形态领域占有牢固不拔的优先地位。
当初我接受编写《宗教卷》的时候，正是我在日本撰写《日本佛教史》的时候。基于我对日本佛教和其它宗教的了解，感到任务不轻。写中日古代佛教文化和其它宗教的交流需要涉及十分广大的领域，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能否找到合适的人选。当我与日方主编源了圆教授见面商谈之后，感到有了信心。据我们估计，我们所推荐的各章执笔的两国学者是会乐意分担任务的。从日本的学者来看，他们在学术界的知名度确实很高，在研究两国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果。虽然在此后的编写进展方面稍有推迟，不尽如意，但最后毕竟是按预期计划那样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本书所写的内容上下近两千年，以考察中国、日本的佛教以及神道、早期基督教等主要宗教的交流、相互关系为中心，并且广泛涉及两国的文化思想、政治、民俗等领域，而侧重揭示中国宗教文化思想对古代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这种交流在当时和历史上的深远意义。确实，中日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在古代，应当说中国主要是向日本输出文化，日本主要是吸收和接受中国文化。这从本《大系》以及本书所论述的主要内容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的。在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应当说包括宗教在内的两国文化交流仍是存在的，例如中国大量的留学生到日本求学，从日本接受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技文化，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是处于被日本压制和侵略的情况下，正常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受到破坏，而日本在中国的某些文化、宗教活动就不能看作是文化交流，例如出于对中国扩张侵略目的的文化、宗教渗透和在日本侵略占领区的文化教育、宗教活动。因此，在我们写近代以后两国宗教文化交流时，对于所取题材内容是持相当严格的态度的。
从全书的篇幅来看，佛教所占的比重最大。这是因为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本引进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的过程中，佛教僧人曾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日本古代的统治者曾把佛教看作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载体乃至复合体，甚至把佛教置于施政、施教的指导地位。佛教虽然在政治上从属于以儒家伦理为指导的政治体制之下，然而它在对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实际影响方面，是超越于儒学之上的。在进入近代以前的江户时期（1603－1867），佛教曾获得相当于〞国教〞的地位。
在对中日宗教的论述方法上采取纵横交错，对照比较的方式。在依傍中日文化史的基本发展线索的前提下，既重视考察两国宗教文化横向的交流和会通、融合，同时又注重中日两国宗教各自的纵向的发展史的介绍，比较它们的异同，阐明因受各自社会背景的制约而最后所形成的不同民族特色。
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历史的覆盖面极其广博，即使其中所包含的重大问题，本书也不可能全部涉及到。两国学者仅仅选择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部分重要问题进行论述。各篇文章的取材角度、内容的多寡和写作方法不尽相同。有的涉及的范围很广，有的仅仅论述一个或几个问题，有的侧重介绍有关结论，也有的着重强调研究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所应注意的问题和方法…。这对两国学者今后继续开展研究无疑是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的。
世界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国各个民族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是不平衡的。各国之间，特别是互相毗邻的国家之间，总是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对促进各国文化的发展，共同推进世界历史的进步是十分有利的。在古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日本曾把中国作为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积极从中国汲取先进的文化，两国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通过《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和本书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古代中日两国之间虽然文化发展不平衡，但因为双方在政治上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两国的文化交流给双方都带来好处，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好感情；进入近代以后，尽管在两国民间也仍然存在着文化交流，但由于日本依仗其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对中国推行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政策，两国正常的文化交流受到干扰和破坏，其结果不仅对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苦难；二战后，特别是两国复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两国文化交流又出现勃勃生机，已经并正在对两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大推进的作用。
我衷心希望读者能够喜欢我们这套书，喜欢我们这册《宗教卷》。我相信读者拿到我们的书，开卷一定是有益的。两国学者共同努力把这套书完成，是新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大盛事。激情之余，套用前边引用的当年日本长屋王的偈颁，提笔写下如下几句：
山河异域，风月同天，
两国学子，共结胜缘。
真诚祝愿中日两国学者的合作结出丰硕成果，祝愿两国文化持久地深入地发展下去，两国人民之间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1997 年 2 月 8 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楊曾文
迄今爲止，我到過日本六次，雖然每次逗留時間長短不同，但幾乎每次都有機會參觀當地的名勝古蹟。像中國一樣，日本的名勝當中佛教寺院佔有很大的比例。日本的寺院到底有多少？如果把佛教系統各個宗派的一切寺廟、活動場所全部計算在內，大概有 80000 多所。在一些名山大川，幾乎都有歷史悠久、雄偉壯觀的著名寺院。走進這些寺廟參觀，看得入神時甚至會忘記自己是置身日本。因爲寺廟中的佛像、殿堂建築等與中國寺廟幾乎沒有差別，匾額楹聯也用漢文書寫。是啊，日本佛教源於中國，是中國佛教的移植和發展。當然，日本還有神社 80000 多所，但如果追溯神道的歷史，也會瞭解它在發展中是深受中國佛教和儒家、陰陽家學說的影響的。
早在 1200 多年以前，日本在佛教傳播中碰到一個重大問題難以解決，即隨著佛教的發展，也需要更多的僧尼，但日本卻沒有符合佛教戒律規定能夠主持授戒的僧人。於是，由天皇下詔派榮睿、普照兩位僧人到中國邀請佛教律師到日本傳律授戒。當他們到達揚州請高僧鑒真東渡時，鑒真提起當年日本長屋王派人攜帶千領袈裟入唐施給佛僧的事。在這些袈裟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十六個字。鑒真懷著到異域傳法的情熱，冒著喪身千里波濤的危險，經過六次東渡，終於到達日本，爲日本佛教的傳播和推進中日兩國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千古的貢獻。
日本在古代曾長期落後於中國，而在日本從中國引進先進的文化思想的過程中，佛教曾發揮過重要的橋梁和紐帶和作用。從日本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的〞大化革新〞，到奠定日本民族文化基礎的鐮倉新文化、室町時期的〞五山文學〞，無不深受佛教的影響。直到 17 世紀以後江戶時代，儒家從佛教中獨立出來之前，佛教在日本意識形態領域佔有牢固不拔的優先地位。
當初我接受編寫《宗教卷》的時候，正是我在日本撰寫《日本佛教史》的時候。基於我對日本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瞭解，感到任務不輕。寫中日古代佛教文化和其他宗教的交流需要涉及十分廣大的領域，擺在面前的第一個重要任務是能否找到合適的人選。當我與日方主編源了圓教授見面商談之後，感到有了信心。據我們估計，我們所推薦的各章執筆的兩國學者是會樂意分擔任務的。從日本的學者來看，他們在學術界的知名度確實很高，在研究兩國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果。雖然在此後的編寫進展方面稍有推遲，不盡如意，但最後畢竟是按預期計劃那樣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本書所寫的內容上下近兩千年，以考察中國、日本的佛教以及神道、早期基督教等主要宗教的交流、相互關係爲中心，並且廣泛涉及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民俗等領域，而側重揭示中國宗教文化思想對古代日本社會和文化的影響，這種交流在當時和歷史上的深遠意義。確實，中日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但在古代，應當說中國主要是向日本輸出文化，日本主要是吸收和接受中國文化。這從本《大系》以及本書所論述的主要內容是可以得到充分證明的。在進入近代以後，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應當說包括宗教在內的兩國文化交流仍是存在的，例如中國大量的留學生到日本求學，從日本接受舊民主主義思想和近代科技文化，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是處於被日本壓制和侵略的情況下，正常的，平等的文化交流受到破壞，而日本在中國的某些文化、宗教活動就不能看作是文化交流，例如出於對中國擴張侵略目的的文化、宗教滲透和在日本侵略佔領區的文化教育、宗教活動。因此，在我們寫近代以後兩國宗教文化交流時，對於所取題材內容是持相當嚴格的態度的。
從全書的篇幅來看，佛教所占的比重最大。這是因爲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本引進中國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的過程中，佛教僧人曾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日本古代的統治者曾把佛教看作是中國先進文化的一種重要的載體乃至複合體，甚至把佛教置於施政、施教的指導地位。佛教雖然在政治上從屬於以儒家倫理爲指導的政治體制之下，然而它在對社會生活和思想的實際影響方面，是超越於儒學之上的。在進入近代以前的江戶時期（1603－1867），佛教曾獲得相當於〞國教〞的地位。
在對中日宗教的論述方法上採取縱橫交錯，對照比較的方式。在依傍中日文化史的基本發展線索的前提下，既重視考察兩國宗教文化橫向的交流和會通、融合，同時又注重中日兩國宗教各自的縱向的發展史的介紹，比較它們的異同，闡明因受各自社會背景的制約而最後所形成的不同民族特色。
中日宗教文化交流歷史的覆蓋面極其廣博，即使其中所包含的重大問題，本書也不可能全部涉及到。兩國學者僅僅選擇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部分重要問題進行論述。各篇文章的取材角度、內容的多寡和寫作方法不盡相同。有的涉及的範圍很廣，有的僅僅論述一個或幾個問題，有的側重介紹有關結論，也有的著重強調研究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史所應注意的問題和方法…。這對兩國學者今後繼續開展研究無疑是有啓發和借鑒的意義的。
世界文明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創造的。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國各個民族的發展水平和速度是不平衡的。各國之間，特別是互相毗鄰的國家之間，總是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這對促進各國文化的發展，共同推進世界歷史的進步是十分有利的。在古代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日本曾把中國作爲學習和效倣的榜樣，積極從中國汲取先進的文化，兩國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通過《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和本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古代中日兩國之間雖然文化發展不平衡，但因爲雙方在政治上是處於平等的地位，所以兩國的文化交流給雙方都帶來好處，在兩國人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好感情；進入近代以後，儘管在兩國民間也仍然存在著文化交流，但由於日本依仗其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軍事實力，對中國推行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政策，兩國正常的文化交流受到干擾和破壞，其結果不僅對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苦難；二戰後，特別是兩國復交，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兩國文化交流又出現勃勃生機，已經並正在對兩國的經濟、文化的發展産生極大推進的作用。
我衷心希望讀者能夠喜歡我們這套書，喜歡我們這冊《宗教卷》。我相信讀者拿到我們的書，開卷一定是有益的。兩國學者共同努力把這套書完成，是新時期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大盛事。激情之餘，套用前邊引用的當年日本長屋王的偈頒，提筆寫下如下幾句：
山河異域，風月同天，
兩國學子，共結勝緣。
真誠祝願中日兩國學者的合作結出豐碩成果，祝願兩國文化持久地深入地發展下去，兩國人民之間世世代代友好相處。
1997 年 2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