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的素質」的培養與社會的關係
──黃光國教授〈論「人的素質」〉讀後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副研究員 鄭會欣
人的素質(1999)論文集
1999.12
頁35-40
在即將告別二十世紀、迎接新世紀到來之際，法鼓人文社會學院特舉辦「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系列研討會，其目的正反映法鼓大學的辦學宗旨：「提昇人文教育、落實社會關懷，建立社會的共同價值與理想」；而本年討論的主題「人的素質」，更是整個世界共同關注的問題。
何謂「素質」或「人的素質」？按照心理學的概念，素質是「有機體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的特性，主要是神經系統、腦的特性以及感官和運動器官的特性」。而根據字面的含義，則可理解為人一向具有的、相對穩定的質量或品質。關於人的素質這一問題看起來似乎很簡單，幾乎人人都能明白；但真的要把它說清楚卻又十分困難，它涉及到人口學、人類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各個學科和領域，對於我這個門外漢來說本無發言的資格，承蒙主辦機構厚愛，只能班門弄斧，談一點個人學習後的體會。
黃光國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著述甚豐。本文〈論「人的素質」〉按照當今時代的規範，以近代心理學和教育學為基礎，從六個層面，即自律的道德情操、適應性的認知及行為能力、追求卓越的動機、均衡的價值體系、統整的自我規約系統和豁達的人生觀，對於人的素質即所謂「高素質者」進行了充分的描繪，讀完之後，深受啟發。我以為黃教授這篇文章具有兩個極為鮮明的特點，第一，極具時代感；第二，所提出的這幾項指標非常全面。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黃教授提出的六項指標可以概括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適應潮流，不斷進取；盡善盡美，更上層樓；均衡發展，德才兼備；自我約束，關心社群；豁達開朗，不計成敗。毫無疑問，如果哪一位能夠達到黃教授所提出的這六項標準，那麼他一定就會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完美的人。然而黃教授並沒有討論他在文章中所提出的人的素質「為甚麼會日漸低落，以及如何予以提昇」這一實際問題，因此我以為如果本文題目改為〈論當代人的素質應具備的諸項指標〉，或許會更加切合文章的內容。
讀了黃教授的大作後受到很大啟發，由於本人是外行，談不上甚麼評論，這裏只是說一下看了黃教授論文的感想，敬祈黃教授與各位前輩指教。
一、關於人的素質結構及其相互作用
黃教授在大作的一開始就指出，他寫作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在澄清『人的素質』究竟所指為何」？然後從六個不同的層面描繪出所謂「高素質者」的圖像。這裏黃教授提出來的主要是當今高素質者的六項指標，然而對於「人的素質究竟為何」亦即人的素質的結構或內涵卻著墨不多，對於各項指標之間的互動及其聯繫亦較少涉及。
誠然，關於人的素質的指標與其結構具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嚴格說來，二者之間畢竟還是有所區別。人的素質是一個由多種因素組成的複雜系統，是一個整體，一般來講應包括知識水準、思想境界、道德規範、文化修養等各個方面。人的素質又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源的質量問題上，它直接取決於人的生理素質、心理素質、文化素質和思想素質，包括人的德力資源、智力資源和體力資源三個重要組成部分(過去中國大陸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德智體全面發展」)。我們看一個人的素質高低，不會只就其中一個方面來作標準，而是全面地、多方位地進行衡量，所謂「品學兼優」、「德才兼備」就是這個道理。另外，有關人的素質的各項標準之間也具有密切的聯繫，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若黃教授能夠對此加以進一步的發揮和闡述，恐怕更能說明問題。
二、關於人的素質的時代標準
各個時代對於人的素質都有各個時代的不同標準，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繼承和發揚。譬如傳統儒家所謂「克己復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信條，至今仍是人們所公認的一種道德典範；而封建社會岐視婦女，要求婦女遵循「三從四德」，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則遠遠落後於時代，理應受到人們的拋棄。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前進的，隨著高科技時代的來臨，不僅要求知識更新，各種價值觀念、道德觀點、行為規範也應隨之提昇。如今常常聽到人們慨嘆人的素質低落，據我理解，恐怕主要還是指道德規範和文化修養的下降，這也正是我們今天所要正視的問題。
黃教授大作具有鮮明的時代背景，正如他所說，這篇文章是在衡量後冷戰時代的人類處境後所構思出來的。當今時代的特點，除了由於蘇聯解體、東歐國家相繼放棄共產主義，導致世界格局發生重大改變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所形成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這一局面，例如前年下半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不久前巴西的貨幣貶值，對於整個世界影響之大，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事例。然而高科技的發展，又給人類帶來許多新的問題。譬如說，高新科技的不斷發展，為人類創造出難以駕馭、日益強大的物質力量，使得財富快速積累；但同時如果人類不顧後果地盲目利用科技的力量，濫用資源，以致破壞生態平衡、造成環境污染，最終人類很可能就會滅亡在自己手中。再如，隨著交通資訊的日益發達，人類居住的地球顯得越來越小，昔時關山迢遞，後會無期，如今人們要不了多少時間，便可橫跨太平洋，尤其是電子傳媒、internet的普及，人類之間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我們又發現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親情關係、鄰里關係較過去似乎要淡漠得多，或許他懂得依賴現代發達的電腦網絡和科技資訊，對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暸如指掌，但發生在他身邊的事卻可能一無所知，對於公益事業也無動於衷，更談不上關心和愛護；對一些明星軼事他可能津津樂道、如數家珍，但他的時事常識之貧乏又令人咋舌。當然，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地向前發展，人類所掌握的科學技術也在不斷地加以更新和提高，從這個角度來看，魯迅先生筆下的九斤老太指責一代不如一代是沒有甚麼道理的；但反過來說，如今年輕一代語文水平的低落、知識結構的單一以及文化修養的下降似乎又是不爭的事實。黃教授顯然已經注意到這一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矛盾，因而提出要發展出一種「均衡」或「衡定」(homeostasis)的宇宙觀：經濟的成長必須保持均衡，人口的增長必須保持均衡，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必須保持均衡，個人與其生活中的各個不同層面，也必須能夠保持均衡。除此之外，我以為個人修養以及文化素質的提高也應視為當務之急而引起整個社會的極大重視。
三、人的素質的培養與社會的關係
人的素質的形成(這裏不是指天賦，而主要是指後天的實踐，也正如黃教授文中所指出的「個人人格結構中可以由後天教育或自我鍛練而改進的幾個重要層面」)是有階段性的，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具有一個累積的、漸進的過程。同時，人的素質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是一個整體。雖然人的素質的培養主要依賴於人的主體意識，但它同樣也離不開家庭與學校的教育、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任何國家和政府對於重整社會道德都具有責無旁貸的重任。然而政府和社會應該採取甚麼措施才能收到成效，則是令人深思的問題。我是學歷史的，這裏想舉兩個例子，供關心這一問題的學者參考。
三十年代初，蔣介石目睹社會道德敗壞，社會風氣萎靡，決定倡導推行所謂「新生活運動」，企圖以此來掃除社會惡習，培養社會生機與正氣。蔣介石認為，「國家民族之復興不在武力強大，而在國民知識道德之高超」，而欲提高國民的知識道德，則需要國民從基本生活的改善著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行為的指標，使一切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都能合乎禮義廉恥的原則，而這一原則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正正當當的行為、清清白白的辨別、切切實實的覺悟」。其實蔣介石此時推行新生活運動還具有其深遠的政治含義，他是想利用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並效法德國的國家主義，向人民灌輸一種新的社會及政治意識，強調儉樸、愛國、守紀律、服從領袖等美德，從而完成剿共戰爭，並強化一黨專制的國家體制。儘管蔣介石等人曾不遺餘力地加以推行，他本人親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的總會長，並在全國先後設立了一千多個分支機構，但其收效卻並不顯著，甚至連蔣介石本人後來也承認，雖然到處都可以看到新生活運動的標語和機構，但卻很少看得到它的實效，「簡直可以說有退無進」，「這是很可痛心的，很可慚愧的」。
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對於傳統文化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掃蕩。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宣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結果舊的倒是破了，新的卻沒有立起來，大量傳統的古籍、文物遭到破壞，後果更為嚴重的是，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文明禮貌、道德風尚這些豐富的文化遺產遭到空前浩劫。文革之後，痛定思痛，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府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同時，為了重整被十年文革破壞的道德規範，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所謂「五講」，就是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是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三熱愛」則是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為了加強對這一活動的領導，中央和地方都先後設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並相繼開展了全民文明禮貌月，樹立了如張海迪、曲嘯等一批典型人物。這個活動風風火火搞了幾年，表面上看好像也取得一點成績，但實際效果並不顯著，至少可以說並未達到當局預定的目標，印象中沒過幾年，這個活動似乎就無聲無息了。
上述兩件事例雖然各自的背景及原因不盡相同，但其表現與結果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它們都是當局為了重整國人的道德規範而進行的一場波及全國的聲勢浩大的運動，主政者用心良苦，然而收效卻不盡人意，其中原因固然十分複雜，卻值得人們深思。因此如何培養、教育下一代，使他們既具備當今世界所需要的高新科技知識，又具有崇高的道德意識和豐富的文化修養，實在是當今社會應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
人的素質的高低將成為全球經濟競賽的決定性因素，而教育改革更是刻不容緩的系統工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鑒於此，特於1998年撥出50億元港幣，成立「優質教育基金」，資助學校和教育機構推行新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鼓勵進行多元化教育。儘管這一舉措暫時還未取得甚麼成效，教育界人士對此也存有一豕異議，但至少說明香港政府對於提高下一代青年人的素質已引起高度的重視，並已開始採取相應措施予以補救，希望這一行動能夠得到各界的支持，不斷加以改善，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效。
參考書目
曹日昌著：《普通心理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
(意)奧雷利奧•佩西著、薛榮久譯：《人類的素質》(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
袁貴仁著：《人的素質論》(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年)。
楊國樞、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楊國樞、黃光國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楊國樞編：《中國人的價值觀──社會科學觀點》(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