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 5 月 21 日陪日本立正安国会、立正大学赠送《日莲大圣人御真迹》代表团参观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时，发现一件日本奈良时代圣武天皇天平十二年（ 740 年）光明皇后书写的抄经记。回家后凭记忆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此抄件在日本早有记录。
为了更好地了解此件文书的价值，先将当时的历史背景稍作说明。
天平五年（733 年）圣武天皇敕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留学，并寻访高僧赴日传授戒律。经他们的邀请，洛阳福先寺道璇在天平八年（736 年）到达日本奈良。此后鉴真一行经过六次东渡，终于在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已进入公元 754 年）到达日本，将中国戒律之学完整地传入日本。
天平七年（735 年）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与留学僧玄昉回国。吉备回国进献《大衍历》。玄昉在唐从玄奘的再传弟子智周学法相宗，带回佛经 5000 余卷。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据《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书写的大藏经，全部大小乘经律论的数字应为 1076 部 5048 卷。此经后来放在奈良兴福寺，供人抄写和校对。玄昉受到圣武天皇的崇信，任僧正，并且与吉备真备一起协助取替藤原氏的橘诸兄（684-757）参与朝政。
天平十二年（740 年）圣武天皇发愿，天平十五年（743 年）开始动工兴建奈良东大寺并卢舍那大佛像。天平十三年（741 年）圣武天皇下诏在全国各地都城建造国分寺，并建七重塔奉藏《金光明经》、《法华经》，配备僧尼按时读诵《金光明经》等，为皇室和国民祈福。在此兴隆佛教的过程中，圣武天皇的皇后－－光明皇后曾发挥重大作用。他对圣武天皇的兴佛事业予以协助。
光明皇后，姓藤原，名光明子，是右大臣藤原不比等的二女，她的女儿后来继承圣武天皇为孝谦天皇。藤原不比等（650-711）是日本大化革新的功臣藤原镰足（原名中臣镰足）之子，官至右大臣（相当中国的右宰相），死后赠正一位太政大臣，此即抄件中的”太政大臣府君”。母亲是县犬养橘三千代，即抄件中的〞橘氏太夫人〞。先后任右大臣、左大臣的橘诸兄，是县犬养橘三千代之子，应是光明皇后的异父兄。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所藏光明皇后的抄经题记，在日本应存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据《东大寺要录》卷一记载，天平十二年庚辰五月一日，光明皇后在抄写的《大爱道比丘尼经》二卷之后写了如下的题记：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毕。伏愿凭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圣朝，恒延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愿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
此文亦载《古经题跋》卷上。（此转引自日本堀一郎编，《上代日本佛教文化史》上册第六章）
可见，光明皇后命人抄写佛教一切经的目的是为了死去的父亲－－前右大臣、死赠〞正一位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和母亲－－死赠〞从一位〞县犬养橘三千代，祈祷菩提（觉悟）和冥福，并祝愿朝廷长祚，臣僚宫女尽忠，自己早日达到觉悟解脱，佛法永世弘传，众生皆得超度。
公元 538 年（或作 552 年）佛教传入日本，到日本奈良时代已经相当兴盛。圣武天皇在位期间，积极扶持佛教发展，在京城建东大寺，在各地建国分寺，派人到中国邀请高僧赴日传律，下令抄写佛经等等。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以佛教为载体的大陆先进文化也同时大量传入日本。在圣武天皇兴隆佛法的过程中，光明皇后与参与朝政的留学生吉备真备、留学僧玄昉等人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从上引光明皇后这一题记，可以看到她以及天皇、皇室乃至贵族信奉佛教的思想动机，并可借此窥见日本当时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
题记中所说的〞一切经论及律〞，可以解释为玄昉刚从唐朝带回日本的大藏经的抄本，应有 5000 多卷。这在日本佛教史和文化上都是重大的事件。
日本最早记录这一抄件的是观严编于 1106 年（日本平安后期，嘉承元年）的《东大寺要录》。现载于《续续群书类从》。
此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给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如果北京图书馆的抄件是真的，那么，本应收藏在日本东大寺中的原件，是何时并通过什么途径转移到北京图书馆的？
二、除此抄件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类似珍贵抄件？
对此，希望北京图书馆的学者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予指教。
1998 年 5 月 25 日
1998 年 5 月 21 日陪日本立正安國會、立正大學贈送《日蓮大聖人御真迹》代表團參觀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時，發現一件日本奈良時代聖武天皇天平十二年（740 年）光明皇后書寫的抄經記。回家後憑記憶查閱相關資料，發現此抄件在日本早有記錄。
爲了更好地瞭解此件文書的價值，先將當時的歷史背景稍作說明。
天平五年（733 年）聖武天皇敕僧榮睿、普照隨遣唐使入唐留學，並尋訪高僧赴日傳授戒律。經他們的邀請，洛陽福先寺道璿在天平八年（736 年）到達日本奈良。此後鑒真一行經過六次東渡，終於在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已進入西元 754 年）到達日本，將中國戒律之學完整地傳入日本。
天平七年（735 年）入唐留學生吉備真備與留學僧玄昉回國。吉備回國進獻《大衍曆》。玄昉在唐從玄奘的再傳弟子智周學法相宗，帶回佛經 5000 餘卷。學術界一般認爲這是據《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書寫的大藏經，全部大小乘經律論的數位應爲 1076 部 5048 卷。此經後來放在奈良興福寺，供人抄寫和校對。玄昉受到聖武天皇的崇信，任僧正，並且與吉備真備一起協助取替藤原氏的橘諸兄（684-757）參與朝政。
天平十二年（740 年）聖武天皇發願，天平十五年（743 年）開始動工興建奈良東大寺並盧舍那大佛像。天平十三年（741 年）聖武天皇下詔在全國各地都城建造國分寺，並建七重塔奉藏《金光明經》、《法華經》，配備僧尼按時讀誦《金光明經》等，爲皇室和國民祈福。在此興隆佛教的過程中，聖武天皇的皇后－－光明皇后曾發揮重大作用。他對聖武天皇的興佛事業予以協助。
光明皇后，姓藤原，名光明子，是右大臣藤原不比等的二女，她的女兒後來繼承聖武天皇爲孝謙天皇。藤原不比等（650-711）是日本大化革新的功臣藤原鐮足（原名中臣鐮足）之子，官至右大臣（相當中國的右宰相），死後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此即抄件中的〞太政大臣府君〞。母親是縣犬養橘三千代，即抄件中的〞橘氏太夫人〞。先後任右大臣、左大臣的橘諸兄，是縣犬養橘三千代之子，應是光明皇后的異父兄。
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所藏光明皇后的抄經題記，在日本應存於奈良東大寺正倉院。據《東大寺要錄》卷一記載，天平十二年庚辰五月一日，光明皇后在抄寫的《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之後寫了如下的題記：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爲尊考贈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妣贈從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寫一切經論及律，莊嚴既畢。伏願憑斯勝因，奉資冥助，永庇菩提之樹，長遊般若之津；又願上奉聖朝，恒延福壽，下及寮采，共盡忠節；又光明子自發願言，弘濟沈淪，勤除煩障，妙窮諸法，早契菩提，乃至傳燈無窮，流布天下，聞名持卷，獲福消災，一切迷方，會歸覺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記。
此文亦載《古經題跋》卷上。（此轉引自日本堀一郎編，《上代日本佛教文化史》上冊第六章）
可見，光明皇后命人抄寫佛教一切經的目的是爲了死去的父親－－前右大臣、死贈〞正一位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和母親－－死贈〞從一位〞縣犬養橘三千代，祈禱菩提（覺悟）和冥福，並祝願朝廷長祚，臣僚宮女盡忠，自己早日達到覺悟解脫，佛法永世弘傳，衆生皆得超度。
西元 538 年（或作 552 年）佛教傳入日本，到日本奈良時代已經相當興盛。聖武天皇在位期間，積極扶持佛教發展，在京城建東大寺，在各地建國分寺，派人到中國邀請高僧赴日傳律，下令抄寫佛經等等。隨著佛教的迅速傳播，以佛教爲載體的大陸先進文化也同時大量傳入日本。在聖武天皇興隆佛法的過程中，光明皇后與參與朝政的留學生吉備真備、留學僧玄昉等人起到極大的推進作用。從上引光明皇后這一題記，可以看到她以及天皇、皇室乃至貴族信奉佛教的思想動機，並可借此窺見日本當時上層社會的精神世界的一個側面。
題記中所說的〞一切經論及律〞，可以解釋爲玄昉剛從唐朝帶回日本的大藏經的抄本，應有 5000 多卷。這在日本佛教史和文化上都是重大的事件。
日本最早記錄這一抄件的是觀嚴編於 1106 年（日本平安後期，嘉承元年）的《東大寺要錄》。現載于《續續群書類從》。
此件在北京圖書館發現，給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一、如果北京圖書館的抄件是真的，那麽，本應收藏在日本東大寺中的原件，是何時並通過什麽途徑轉移到北京圖書館的？
二、除此抄件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類似珍貴抄件？
對此，希望北京圖書館的學者和其他對此感興趣的學者作進一步的研究，並予指教。
1998 年 5 月 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