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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禪宗史上幾個問題的考證

楊曾文

國學研究
第六卷 (1999)
頁 475－490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中國　北京

在我對唐代禪宗史實進行考察和研究的過程中，感到對某些問題有作進一步考證的必要。現在把我對其中幾個問題的考證結果介紹給諸位學者，敬請不吝賜教。

一、神會主持度僧和死後入葬洛陽問題

（一）神會主持度僧的地點不在洛陽

神會（684－758）在遭到貶逐，流徙各地的時候，爆發了〞安史之亂〞。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8 世紀中期），是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時期。政治日益腐敗，社會危機四伏，中央集權削弱，藩鎮割據勢力相繼而起。天寶十四載（755）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胡族將領安祿山（？－757）以討伐楊國忠爲名，率部在范陽起兵叛亂，擊敗唐軍，南下攻入洛陽。次年稱帝，並遣兵攻入長安，同時命其部將史思明（？－761）佔領河北十三郡。玄宗逃至四川，肅宗在靈武（在今寧夏）即位。肅宗至德二載（757）安慶緒在洛陽殺其父安祿山稱帝，退守鄴郡（治今河南安陽），史思明降唐。唐將郭子儀等於當年九月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于魏州稱燕王複反，殺安慶緒，並其衆，九月再度攻入洛陽，二年後被其子史朝義所殺。寶應元年（762）代宗即位，借助回紇的軍隊收復洛陽。廣德元年（763）史朝義自殺，唐軍最後平定叛亂。

在平定〞安史之亂〞中，軍需糧草供應困難。唐朝政府不惜通過賣官鬻爵

和納錢度僧尼、道士的方法來增加財政收入，以供軍需。先是〞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得錢百萬〞（《舊唐書》卷四八＜食貨上＞）；肅宗即位後，至德元載（756）十月〞彭原郡（按，在今甘肅鎮遠之東）以軍興用度不足，權賣官爵及度僧尼〞（《舊唐書》卷十＜肅宗紀＞）。不久，朝廷把這種方法推廣到各地。據史書記載，翌年，御史崔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出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複。〞（《新唐書》卷五一＜食貨上＞）正式把納錢度僧尼作爲朝廷解決財經困難的重要措施之一。神會當時被放逐在荊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開元寺。以其名望，也被請出來主持度僧尼之事。《宋高僧傳》＜神會傳＞記述：

〞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按，即′飛芻粟〞，指運送糧草）索然，用右仆射裴冕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

初洛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弈爲賊所戮，群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設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按，時爲廣平王，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

關於納錢度僧之事，《佛祖統紀》卷四十說：

〞帝在靈武，以軍需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度牒，謂之香水錢。〞

《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于丁酉（至德二載，西元 757）年記載：

〞敕五嶽各建寺廟，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爲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與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 。進納自此而始。〞

這裏先把其中幾個歷史事實交待清楚。據《舊唐書》有關記傳，天寶十五載（756）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至德二載（757）三月以左相韋見素、平章事裴冕爲左右仆射；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兼副元帥；九月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

胡適《神會和尚遺集》（上海亞東圖書館 1930 年版及臺灣胡適紀念館 1968 年新版）的《荷澤大師神會傳》認爲神會被官府請出來主持度僧尼是在洛陽進行的。此甚可疑。從當時形勢考察，神會可能兩度主持度僧尼，不僅在收復洛陽以前不可能在洛陽度僧尼，在收復洛陽後他也未必回到洛陽。元代曇噩《新修科分六學僧傳》卷四＜神會傳＞謂：〞…會由是獲主洛陽事，其所輸入尤多。〞地點也有問題。神會主持戒壇度僧尼，一次可能是在洛陽收復之前於外地的某個場所開始進行的。當時並非只有神會一個人主持度僧尼，在五嶽、各個大的州府所在地也設戒壇請〞高行大德〞主持度僧尼、道士。但很可能由於神會的名望，在朝廷的直接管轄下主持一個較大的地區乃至全國範圍的度僧尼的事務。在至德二年第一次收復洛陽以後，由於朝廷又令〞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神會可能又被請出來主持度僧尼事務，以神會的年齡，不太可能從荊州趕回洛陽度僧。

所謂〞納錢度僧尼、道士〞就是向受度爲僧尼、道士者賣度牒。唐代僧尼出家必須由尚書省的祠部發給度牒（也稱〞祠部牒〞），作爲得到政府允許出家的合法證明。《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天寶五載（746）丙戌五月：

〞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牒者，自此而始也。〞

僧尼憑此戒牒可以免除徭役。在戰亂尚未結束之際，官府委託各地高僧出面主持度僧尼、道士，賣度牒，竟有那麽多的人甘願受度出家，花錢買度牒，說明當時有許多人是強烈要求擺脫繁重的徭役的。當然，其中也有很多人確實真心希望出家修行。

神會以其巨大的聲望在度僧鬻牒當中表現突出，立了大功，受到朝廷的嘉獎。《宋高僧傳》＜神會傳＞載：

〞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敕將作大匠（按，將作監的官員，掌宮殿宗廟等的建築，從三品）並功齊力，爲造禪宇於荷澤寺中也。〞

元代曇噩《新修科分六學僧傳》卷四＜神會傳＞說：〞肅宗朝屢入內廷供養。〞這種情況對於南宗的傳播是十分有利的。從至德二載（757）十月唐軍收復洛陽到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再叛攻陷洛陽，在近兩年的時間內皇帝只在長安沒到洛陽。由此可以斷定神會到死（西元 758）爲止，應詔入的是長安的

內宮，也許一直未能回到洛陽。然而這並不妨礙朝廷命將作大匠在洛陽荷澤寺內爲他建造禪室。

（二）神會入葬洛陽與嗣虢王李巨

神會在乾元元年（758）的五月十三日死於荊州開元寺，年七十五歲（此據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神會傳＞和《神會塔銘》）。

《神會塔銘》，全稱是《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于龍門寶應寺龍崗腹建身塔銘並序》，神會的弟子慧空撰，是 1983 年於洛陽龍門西北的寶應寺遺址神會墓內出土的塔銘[1]。 此塔銘與宗密《圓覺經大疏鈔》＜神會傳＞所載神會的卒年、壽年一致。據此可以推出神會生於唐嗣聖元年（684）。

《神會塔銘》記載：

〞有廟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顔於龍門，別有挺主功臣高輔成、趙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願。〞

〞廟堂李公嗣虢王〞[2]，即皇族李巨。據《舊唐書》卷一一二、《新唐書》卷七九＜高祖諸子＞中的＜李巨傳＞，李巨的曾祖父是唐高祖的第十四子李鳳，李鳳之孫名李邕，封嗣虢王，李巨是李邕的第二子，開元年間爲嗣虢王。肅宗至德二載（757）唐軍先後收復長安、洛陽。李巨在乾元元年（758）四月受任〞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直到乾元二年二月因〞苛政〞被貶爲遂州刺史，在洛陽約有十個月的時間。乾元元年五月神會死於荊州開元寺，李巨正任東京留守不久。大概李巨在神會生前曾與他有交往，或其他什麽原因，第二年由他出面主持把神會的遺體迎歸洛陽安葬。然而實際上在他任期內僅對神會遺體作了初步的安葬，雖置塔所，寺尚未建。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叛軍又攻陷洛陽，到寶應元年（762）十月唐軍再次收復洛陽，兩軍之間多次交戰，洛陽及其周圍一帶的宮殿、寺院、民宅遭到很大的破壞。在這個非常時期，對神會遺體的安葬之事只有中止。寶應二年（是年七月改元廣德，西元 763）才在神會的塔所建寶應寺（《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神會傳＞）。《神會塔銘》最後所書的年代是永泰元年（765）十一月十五日。此當是正式安葬完畢的時間。銘文中的〞挺主高輔成〞，其中的〞挺〞字疑誤，

高輔成確有其人。他在平定安史叛軍和收復洛陽等地的戰爭中立有大功，在收復洛陽時任北庭朔方兵馬使，翌年任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兵馬使（見《舊唐書》卷一二一＜仆固懷恩傳＞）。據前引塔銘，建寶應寺和爲寺置僧是經他與趙令珍的奏請才實現的。

《神會塔銘》記載：

〞粵自佛法東流，傳乎達摩，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能傳神會，宗承七葉，永播千秋。說般若之真乘，直指見性；談如來之法印，唯了佛心。〞

由此可見，慧能在禪宗中的六祖地位和神會的七祖地位，在神會信徒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確的。

《宋高僧傳》＜神會傳＞記載，皇帝賜神會以〞真宗大師〞諡號，〞般若〞塔號。據《圓覺經大疏鈔》＜神會傳＞，唐德宗大曆五年（770）敕賜祖堂額，號〞真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賜〞般若大師之塔〞。宗密《禪門師資承襲圖》載：

〞德宗皇帝貞元十二年（按，西元 796），敕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搜求傳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澤大師爲第七祖，內神龍寺見在銘記。又御製七代祖師贊文，見行於世。〞（另見《圓覺經大疏鈔》＜神會傳＞，文字稍略）

皇帝詔敕立神會爲七祖，在內宮神龍寺作銘記，又御撰從達摩到慧能、神會的七代祖師贊文。此時距神會去世有三十九年。這實際表明朝廷承認南宗是禪門的正統，慧能爲六祖，神會爲直承慧能之後的七祖。

在中國封建社會，帝王的支援是佛教發展的重要條件。神會進入北宗盛行的北方地區旗幟鮮明地宣傳南宗禪法，批評北宗〞師承是傍，法門是漸〞，雖歷經挫折，但最後因爲在平定〞安史之亂〞當中立功，得到朝廷的尊崇和支援，終於使南宗取得正統地位，爲南宗的迅速擴展提供了極爲有利的條件。

二、馬祖所在的洪州及其外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

馬祖（709－788）大概在開元十年（722 年）以後離開南嶽。過了將近二十年，在開元、天寶之際，他先到建陽（在今福建省）佛跡嶺聚徒傳法。建陽人志賢、廬江人道通都是在天寶初年（742 年）來此地拜馬祖爲師的。此外，馬祖弟子中的明覺也在佛跡嶺歸依馬祖。權德輿《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全唐文》卷五０一）記載，〞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於虔（按，原誤作′處′）之龔公山〞。參考《宋高僧傳》卷十＜道一傳＞和有關弟子傳記，馬祖攜弟子離開建陽，先到撫州臨川（在今江西）的西裏山（又名犀牛山）傳法，有虔州人智藏、丹陽人道岸前來歸依。此後到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贛縣）南康的龔公山（今名寶華山）傳法。此山經常有野獸出沒，人跡罕至。馬祖與弟子在此辟地建寺，逐漸成爲一個遠近知名的傳法中心。海門郡的齊安、福州人懷海、吳興人自在、尉氏人無等等人前來投奔受法。虔州刺史屬河東裴姓（當即裴胥，《舊唐書》卷一二六有傳，代宗時出任虔州及饒、廬、亳州刺史，德宗貞元五年任河南尹），家世奉佛法，敬信馬祖，〞躬勤咨稟〞。（《宋高僧傳》＜道一傳＞）後來這位裴姓刺史轉任廬江（在廬州）、壽春（在壽州），繼續信奉佛法。馬祖在虔州傳法期間，唐朝經歷了〞安史之亂〞（755－763 年），在社會各個方面都留下深刻的影響。

虔州在唐朝屬於江南西道。開元二十一年（733 年）在全國設立十五道，江南西道是其中之一，簡稱〞江西〞，所領範圍包括現在的江西、湖南大部和安徽部分地區，設都督府於洪州（也曾稱豫章），治所在鍾陵（今南昌）。洪州貫通南北、東西，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唐初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並稱〞四傑〞的王勃（649－676）所著《滕王閣序》描述洪州的形勢是：〞南昌故郡，洪州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鬥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按，東漢豫章太守陳蕃器重隱士徐稚，特爲設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洪州的行政長官原稱採訪使，至德（756－757 年）之後因中原常用兵，地方長官皆掌軍權，有防禦使、團

練使等名，在重要地區設置節度使。（《舊唐書》卷一一＜地理志一＞）江西西道軍政長官稱〞都團練觀察使〞，後來只稱〞觀察使〞，一般兼洪州刺使。據新、舊《唐書》的＜代宗紀＞、＜德宗紀＞和有關傳記，從大曆六年（771 年）至貞元七年（791 年）歷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以及他們的任期是：

就在他們的任期內，馬祖在洪州傳法，造就衆多弟子，形成獨具特色的洪州宗。對馬祖在洪州傳法給予支援較大的是路嗣恭、鮑防和李兼。

路嗣恭（712－782），大曆八年（773 年）奉命平定嶺南哥舒晃之反，兼任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封翼國公，大曆十三年（778 年）入京任兵部尚書。（《舊唐書》卷一二二＜路嗣恭傳＞、卷一一＜代宗紀＞）在任期間，特迎請馬祖從虔州到洪州開元寺。《宋高僧傳》＜道一傳＞載：〞連率路公，聆風景慕。〞可見路嗣恭對馬祖的傳法是積極支援的。鮑防（722－790），御史大夫，歷任福建、江西觀察使，後入朝官至工部尚書。（《舊唐書》卷一四六＜鮑防傳＞）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間，〞有詔僧如所隸，將歸舊壤〞，按規定馬祖應被遣返原籍所隸屬的地方寺院。但鮑防（〞元戎鮑公〞）〞密留不遣〞（《宋高僧傳》＜道一傳＞），從而使馬祖與其弟子能繼續留在開元寺傳法。李兼是隴右成紀（在今甘肅秦安北）人，官兼御史大夫，《宋高僧傳》稱之爲〞亞相（按，即御史大夫）、觀察使隴西李公〞，說他對馬祖〞素所欽承〞；《道一禪師塔銘》說：〞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按，′司憲′即御史大夫），臨長是邦，勒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都說他對馬祖十分欽敬，對馬祖及其弟子給予保護和支援，馬祖就是在他的任期內去世的。

這些官員與馬祖保持密切的關係，也向馬祖問法。例如《景德傳燈錄》卷六＜馬祖傳＞記載：有位洪州刺史（從馬祖稱他爲〞御史中丞〞來看，當是杜亞）問馬祖：〞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按照佛教戒律規定，在家居士應遵守五戒，其中一戒是〞不飲酒〞，另外，不僅應〞不殺生〞，而且提倡吃葷。馬祖對此問沒有明確答覆，只是說：〞若吃是中丞祿，不吃是中丞福。〞在

這種場合，〞祿〞與〞福〞同義，祿也就是福，而不是〞俸祿〞的〞祿〞。馬祖的意思是吃酒肉是他有福的表現，不吃酒肉也是一種福德，意爲信奉佛法並不要求改變人們日常的生活。這是馬祖對士大夫靈活傳法的一個例子。

三、關於唐枝與《西堂大覺禪師碑》

智藏（735－814）是馬祖弟子中的一位享有崇高聲譽的禪僧，駐守江西的高級官員對他也十分崇敬。唐枝《西堂大覺禪師塔碑銘》把智藏與在京城傳法的馬祖的另一位弟子興善寺惟寬齊名，比之爲當年的〞南能北秀〞。碑文記載：〞太守李公舟，天下名士也，事師精誠，如事孔、顔。〞李舟，德宗建中（780－783）年間曾任金部員外郎（《新唐書》卷二二四＜梁崇義傳＞），很可能是在此後出任虔州刺史的。據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李舟曾撰《能大師傳》，記述慧能傳記。《宋高僧傳》＜智藏傳＞記載：〞時亞相李公兼，國相齊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傾心順教。〞這裏提到的李兼，兼御史大夫（所謂′亞相′），從貞元元年至貞元七年（785－791 年）擔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史，對馬祖信敬，曾支援經辦馬祖的喪禮。齊映（748－795），在貞元二年（786 年）與劉滋、崔造同拜平章事（相當國相），從貞元八年至貞元十一年（792－795 年）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死於任內。[4] 中郎裴通，很可能是在觀察使下面的武職官員。智藏死於元和九年（814 年），享年八十。

《宋高僧傳》本傳所說：〞諫議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圖經；太守李渤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諡大覺禪師〞，是稍後的事情。韋綬，《舊唐書》卷一六二有傳，在憲宗元和十年（815 年）爲太子侍讀，再遷諫議大夫，後因〞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乃出爲虔州刺史。此時智藏已死，可能是出於對智藏的敬仰，才向其弟子或他人詢問他生前的言行，然後編入某種〞圖經〞。當穆宗即位（820 年正月）之後，被召回京任尚書右丞兼集賢院學士。李渤（773－831），《舊唐書》卷一七一有傳，穆宗即位後任考功員外郎，年底因直言得罪權臣，大概在長慶元年（821 年）被排斥出京任虔州刺史（〞太守〞），在職不到一年即遷江州刺史。他在任虔州刺史時爲智藏〞請旌表〞（請賜諡號及塔額）及

寫碑文，同年朝廷諡智藏〞大覺禪師〞之號、塔曰〞大寶光〞。但智藏的塔，是在薛放任江西觀察使時建成。（參《西堂大覺禪師碑銘》）。薛放，《碑銘》誤作〞薛倣〞，《舊唐書》卷一五五有傳，是在敬宗寶曆元年（825 年）死於任內的，故智藏塔應建於長慶（821－824 年）年間。從《宋高僧傳》＜智藏傳＞所引文字來看，此傳當是據韋綬、李渤的文字撰寫，應當說是最可信的，缺點是記述過於簡略。

唐枝，或作唐技，出身並州唐氏望族，曾任考試官、刑部郎中。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卷下記載，唐宣宗大中九年（855 年）正月因與〞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主持考試有失〞公當〞，被貶官虔州刺史。但《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記爲大中九年三月，〞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枝出爲虔州（原誤作′處州′）刺史〞。據《西堂大覺禪師碑銘》，智藏的塔在唐武宗〞會昌滅佛〞（845 年）中被毀，〞後八年，當大中七年（按，853 年）十月九日今皇帝（按，宣宗）複詔立焉〞，仍用舊額〞大寶光〞之號。唐枝來此州時，智藏的上足弟子國縱在洪州開元寺，國縱的弟子法通已將智藏的塔複建完畢，帶著抄錄原來李渤所撰碑文，請唐枝參照重撰《塔碑銘》。唐枝因爲剛來此州，未便立即答應，但過了五十日，〞奉制授尚書左曹正郎〞，便應請撰寫此碑銘。由於此碑是據傳抄的李渤的碑文而寫，並且現存者又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贛州府志》刊印本所載，其中難免有誤，例如將智藏的卒年作元和十二年，但卻說〞後八年〞穆宗皇帝詔諡〞大覺禪師〞…穆宗在位僅四年，從元和十二年（817 年）到穆宗去世（824 年正月）不足八年，而如果按《宋高僧傳》的記載，智藏卒於元和九年（814 年），敕諡號是長慶元年（821 年），首尾正八年。可見，《宋高僧傳》＜智藏傳＞所記智藏的卒年是可信的，此與《景德傳燈錄》的記載也一致。

日本鈴木哲雄《唐五代的禪宗》（大東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第二章第三節對此有較詳考證，筆者參考了這一部分。但鈴木對如下兩個事實未能確認，並作出欠妥的理解：一、唐枝出任虔州刺史的時間是大中九年（855 年），而鈴木相信歐陽輔《集古求真續編》卷五對此碑的考證，認爲《東觀奏記》所載〞大中〞二字是〞鹹通〞之誤；二、唐枝在虔州不到兩個月便受命入朝爲官，雖寫

好碑銘文字，但尚未看到碑刻完成和立碑，因此最後的〞鹹通五年八月八日建〞自然是後人所加，但鈴木誤認爲這是原碑文具有的，且認爲年數有誤。這樣，便對現存碑銘文中的兩處作出不當的解釋和修改：一、認爲碑銘中武宗滅佛廢塔〞後八年，當大中七年十月九日今皇帝複詔立焉〞，表示的僅是宣宗下詔立塔的時間，而重建塔是在以後，而對法通在唐枝到任之前已經複塔的記載未作適當解釋；二、既然唐枝是在鹹通九年（868 年）出任虔州刺史，那麽碑銘最後的〞鹹通五年八月八日建〞就不成立，時間應是〞鹹通十五年〞。筆者推斷，這是因爲對《東觀奏記》的唐枝出任虔州刺史時間的記載未能得到《舊唐書》＜宣宗紀＞的旁證，故不敢斷定唐枝出任虔州確是大中九年。

四、黃檗與裴休

黃檗希運（？－855）[5]，福州（在今福建）人，幼年在本州黃檗山（在今福清縣內）出家。後遊方，到過天臺山，遊歷京都時受一位當年曾從南陽慧忠禪師受法的女老居士的啓發，到洪州參訪馬祖的弟子百丈懷海，受到懷海的賞識，領受馬祖〞大機大用〞禪法。從懷海嗣法後來到洪州高安縣的黃檗山（又稱靈鷲峰，在今江西宜豐縣）寺傳法，寺中禪僧常達四五百人。他還曾至洪州大安寺居住傳法，慕名前來參學者很多。史書對希運去世的時間記載不一致，《宋高僧傳》卷二十、《景德傳燈錄》卷九的＜希運傳＞皆說他於大中（847－860）年間去世，《佛祖統紀》卷四二說死於大中九年（855 年），今從之。敕諡〞斷際禪師〞之號，塔額〞廣業〞。[6]

裴休（約 791－864），河內濟源（在今河南省）人，出身官宦之家。家世奉佛，他對佛教義理也深有研究。唐文宗太和（827－836）年間官至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撰修、中書舍人等職，期間敬信華嚴宗兼禪宗學僧宗密，從受禪法，他爲宗密所寫的許多著作寫序。唐武宗會昌元年（841 年）出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會昌三年以後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曾向懷海另一弟子潙山靈咨問禪法；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遷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從大中四年（850 年）回京歷任禮部尚書、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禮

部尚書，大中六年（852 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在相位五年。[7] 裴休與希運相識並保持密切往來是在他在洪州、宣州任職的時候。

會昌二年（842 年）裴休聽聞希運的名望，特地迎請他到洪州的治所南昌的龍興寺，〞旦夕問道〞。裴休對希運十分敬仰，特撰詩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
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章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
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8]

〞大士〞是尊希運爲菩薩，〞傳心印〞是傳禪法；《祖堂集》＜黃檗和尚傳＞說他的長相是〞身長七尺，額有肉珠〞；〞蜀水〞，指高安縣，漢代爲建成縣，《漢書》＜地理志＞說建成縣有蜀水；〞浮杯〞是船渡，〞章濱〞是章水，據《水經注》卷三九，章水即豫章水、贛水，〞章濱〞即指鍾陵（南昌）；〞一千龍象〞比喻希運的衆多高足弟子。此詩大意是表達作者懷著對希運的景仰之情，邀請他離開隱棲十年之久的黃檗山，渡過章水到鍾陵傳法，衷心希望拜他爲師，從受心法。

唐武宗滅佛時，希運與弟子隱棲山林（《景德傳燈錄》卷十二＜楚南傳＞）。唐宣宗即位，恢復佛法，他才出來傳法。大中二年（848 年）裴休轉任宣州刺史至宣州時，又迎請希運到宣州治所宣城（在今安徽，漢稱宛陵）的開元寺，傳授禪法。裴休將他前後從希運所受的禪法加以整理，〞十得一二〞，大中十一年（857 年）題爲《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並寫序，授於希運的門人大舟、法建，請他們帶回〞舊山之廣唐寺〞，向希運原來的長老弟子徵求：〞與往日常所親聞，同異如何〞。[9] 此寺當即在高安黃檗山下的寺院。

五、關於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和《禪藏》

宗密（780－841）有沒有撰寫《禪藏》，《禪源諸詮集都序》是部怎樣的書？這也是一個饒在趣味的問題。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 年）慶成節（文宗生日，十月十日），宗密應詔入京城內殿說法，受賜紫袈裟，敕號〞大德〞。前後住京城三年，歸草堂寺的時間當在太和四年（830 年）底，正值白居易剛任河南尹之時。

白居易在太和二年（828 年）任刑部侍郎，太和四年十二月任河南尹。（《舊唐書》＜文宗紀＞）劉禹錫先後任主客郎中、禮部郎中。白居易贈宗密的詩《贈草堂宗密上人》（《白氏文集》卷六四），其中有曰：〞吾師道與佛相應，念念無爲法法能，口藏宣傳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燈。〞將宗密博通佛教經論，教、禪並重雙修的情況形象地描繪出來。宗密在離京回草堂寺之際，劉禹錫作詩《送宗密上人歸草堂寺因謁河南尹白侍郎》（《劉夢得文集》卷七），詩中說：〞自從七祖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經相對翻〞，其中的〞七祖〞自然是指宗密尊崇的荷澤神會，〞便門〞是指方便的解脫之門，是指南宗無念禪法；〞河南尹白侍郎〞是新受命任河南尹的白居易。劉禹錫在長安尚能見到他，說明他尚未赴任。宗密大概在年底歸山。[10]

在此前後，宗密應裴休之請著《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大約在太和七年（833 年）以後，集編《禪源諸詮集》，撰《禪源諸詮集都序》。

關於編錄《禪源諸詮集》和寫《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具體時間，《禪源諸詮集都序》載：〞舍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自注：〞雲前後者，中間被敕追入內，住城三年，方卻表請歸山也。〞（《大正藏》卷 48 第 399 頁下）此後才著手編書和寫《都序》。據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一之下，宗密於長慶元年（821 年）退至南山草堂寺，〞絕迹息緣，養神煉智〞。此即所謂〞舍衆入山〞。此後在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828－830 年）應敕入京。從長慶元年至太和七年（821－833 年）除去在京三年，約十年是在草堂寺度過的。故他編《禪源諸詮集》與寫《禪源諸詮集都序》應在太和七年以後。參考鐮田茂雄著，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5 年出版《宗密教學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章第 68 頁。但鐮田據朝鮮本《禪源諸詮集都序》，將宗密〞住城三年〞作〞二年〞。

《禪源諸詮集都序》，也簡稱《禪源諸詮》，二卷，或分爲四卷。《宋史》卷二０五＜藝文志＞載：僧宗密《禪源諸詮》二卷。從《都序》有關內容來看，此爲宗密對所纂集的《禪源諸詮集》（亦名《禪那理行諸詮集》，裴休《禪源諸

詮集都序敘》稱之爲《禪藏》）所作的總序。

關於宗密有無纂集《禪源諸詮集》，現有兩種說法，加拿大華裔學者冉雲華、中國學者方廣 昌認爲宗密曾編過此書，但早已佚失[11]，而鐮田茂雄在《禪的語錄 9 －禪源諸詮集都序》書後的＜解說＞中認爲：〞恐怕是宗密雖有過撰述《禪源諸詮集》百卷的打算，但實際並沒有寫。〞筆者細讀《都序》有關文字，認爲宗密確實寫過《禪源諸詮集》，然而篇幅絕不會達百卷之多。《都序》中的諸如：

〞禪源諸詮集者，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以貽後代〞；
〞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奔蕩難依，就機即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問：…今覽所集諸家禪述，多是隨問反質，旋立旋破，無斯綸緒…〞
〞問：既重得意，不貴專文，即何必纂集此諸句偈？〞
〞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宗義別者，猶將十室。〞
〞緣達摩一宗是佛法通體，諸家所述又各不同，今集爲一藏，都成理事具足。〞[12]

其中所說〞寫錄〞、〞集〞、〞纂集〞和〞今覽所集〞等都表明宗密確實已經將《禪源諸詮集》或《禪藏》之類的禪教資料彙編完成。他在《都序》中甚至把自己對此書的編錄結構層次的想法都合盤托出，最後確定的編錄程式是：

〞先錄達摩一宗，次編諸家雜述，後寫印一宗聖教。聖教居後者，如世上官司文案 ，曹判爲先，尊官判後也（唯寫文克的者十餘卷也）。就當宗之中，以尊卑昭穆展轉綸緒而爲次第，其中頓漸相間，理行相參，遞相解縛，自然心無住（…）。悟修之道既備，解行於是圓通。次旁覽諸家，以廣聞見。然後捧讀聖教，以印始終。〞[13]

參照前面所說，全書編錄結構和內容是：一、達摩宗，即禪宗，從傳說的迦葉…到菩提達摩…慧能以來的歷代祖師及他們的嗣法弟子，按照傳承正、傍

和前後輩數，既有略傳，也收錄他們的禪法語錄、偈頌，內容或主頓，或主漸，或講禪理，或講修行，大概重點是北宗、南宗、荷澤宗、洪州宗、牛頭宗等；二、諸家雜述，收錄求那跋陀羅、慧稠（僧稠）、臥輪、志公（寶志）、傅大士（傅翕）、王梵志、廬山慧遠等的禪理著述；三、聖教，指佛教經論，僅選能與禪法密切印證者，約十餘卷。

關於《禪源諸詮集》的卷數，《祖堂集》＜草堂和尚傳＞謂：〞制數本大乘經論疏鈔、《禪詮》百卷、禮懺等〞，這個〞百卷〞未必單指《禪詮》。《景德傳燈錄》＜宗密傳＞小注曰：〞或雲一百卷〞，表明作者並沒有看到此書；《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載：宗密《禪源諸詮集》一０一卷。裴休《圭峰禪師碑銘》在諸傳記資料中最爲可信，其中說宗密著《圓覺經》等佛教經論的〞疏鈔〞及〞法義類例…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敘之，並酬答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是說全部著述有九十多卷。在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有曰：〞問：上來所敘三種教、三宗禪…何必更讀藏經及集諸禪偈，數過百卷？〞這裏的〞百卷〞是包括讀經與集禪偈的總數，不是單指《禪藏》。臺灣中央圖書館藏編號 133 的敦煌本《禪源諸詮集都序》上所載的這句話有漏字，竟成：〞何必更集《禪詮》，數過百卷？〞[14] 是不足憑信的。那麽，到底有多少卷呢？如宗密所說，禪宗句（語錄）、偈（偈頌）是〞撮略〞的，數量不會太大。從本世紀敦煌發現的禪籍來看，這一說法是正確的。禪宗如此，〞諸家雜述〞的數量也不會很大，所選錄的〞聖教〞經論才十多卷。參照中國譯經史，歷代翻譯的通行的〞禪經〞加在一起也不過五六十卷，所謂《禪藏》或《禪源諸詮集》估計在二三十卷以內。

《禪源諸詮集》編寫較晚，很可能宗密將以前所撰寫的某些禪宗著作也吸收在內。《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的〞第八修證門〞中介紹禪宗及達摩門下七家、頓漸等，後面說此門疏文〞多依清涼大師（按，澄觀）奉敕所制《新華嚴經懸談》十門中＜修證淺深門＞〞，然而在《圓覺經略疏鈔》卷四的〞第八修證門〞對禪宗及七家作了扼要介紹，後面則說：〞多依清涼大師奉敕所制《新華嚴經懸談》十門中＜修證淺深門＞及《諸宗禪門諸經禪要》而敘之。〞這部《諸宗禪門諸經禪要》也許是宗密所撰寫的禪宗著作之一，當被收編到《禪源

諸詮集》之中。

注　釋：

[1.] 此塔銘最早在《世界宗教研究》 1984 年第二期所載溫玉成《記新出土的荷澤大師神會塔銘》文章附錄發表， 1992 年《文物》第三期發表洛陽文物工作隊的《洛陽唐神會和尚身塔塔基清理》的報告中附有新校錄的塔銘，並載李學勤《禪宗早期文物的重要發現》。

[2.] 溫玉成、洛陽文物工作隊所錄的神會塔銘，皆把〞嗣虢王〞誤讀書寫成爲〞嗣號王〞。這可能是因爲原塔銘的文字已經模糊不清，而繁體字的〞號〞與〞虢〞形體相似的緣故。嗣虢王李巨，可從《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的〞時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得到印證。請參考冉雲華《＜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考》，載臺灣中華佛學研究所《中華佛學學報》 1994 年第 7 期；楊曾文《關於＜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的補充說明》，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報》 1995 年第 4 期。

[3.] 主要見《舊唐書》的＜代宗紀＞、＜德宗紀＞和卷一一＜路嗣恭傳＞、卷一四六＜杜亞傳＞、＜鮑防傳＞、卷一四八＜權德輿傳＞等。

[4.] 李兼，見《舊唐書》卷十二＜德宗紀上＞、卷四八＜食貨上＞、卷四八＜權德輿傳》；齊映，《舊唐書》卷三六有傳，另見＜德宗紀下＞。

[5.] 關於希運的卒年記載不一，此據《佛祖通載》卷四二。

[6.] 關於黃檗希運，見《宋高僧傳》卷二十、《祖堂集》卷十六、《景德傳燈錄》卷九的＜黃檗傳＞並裴休《傳心法要》、《宛陵錄》的有關部分。《景德傳燈錄》中的洪州大安寺當即《傳心法要》序中〞洪州高安縣黃檗山鷲峰下〞的寺院。裴休此序寫于大中十一年（857 年），所說將所記希運的禪錄：〞授門下僧大舟、法建，歸舊山之廣唐寺，問長老法衆…〞這個廣唐寺也許就是原來大安寺的改名。

[7.] 裴休，《舊唐書》卷一七七、《新唐書》卷一二八有傳，另參見《舊唐書》的＜武宗紀＞、＜宣宗紀＞。日本吉川忠夫《裴休傳》（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2 年《東方學報》第 64 冊），對裴休生平及與宗密、希運、靈的關係作了詳細考察，可以參考。

[8.] 《景德傳燈錄》卷九＜希運傳＞，《大正藏》卷 51 第 266 頁中。

[9.] 裴休《傳心法要》序及《景德傳燈錄》＜希運傳＞。

[10.] 請參見裴休《圭峰禪師碑銘並序》，載《全唐文》卷七三四與《金石萃編》卷一０四，及《宋高僧傳》卷六、《景德傳燈錄》卷十三本傳、清續法《法界宗五祖略記》等。

[11.] 冉雲華的論文沒有見到，請參考鐮田茂雄《宗密教學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章及注 3 。方廣昌《關於＜禪藏＞與敦煌禪籍的若干問題》，載 1992 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藏外

文獻》第一輯。

[12.] 《大正藏》卷 48 第 399 頁上下、400 頁、408 頁上。

[13.] 《大正藏》卷 48 第 413 頁上。

[14.] 此間接引自方廣昌《關於＜禪藏＞與敦煌禪籍的若干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Chan Buddhism
during the Tang

Yang Zengwen

Summar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cussions by the scholars of China and Japan, this paper does new approach to some important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an Buddhism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at Hushi says the place of "duseng" (the rite of ordaining Buddhist monk) directed by Shenghui during "the Anshi rebellion" is Luoyang is wrong and it is Li Ju being in charge of the funeral rite of Shenghui.

2. Researching on the local officers who were the "Waihu" (supporter) when Mazu did missionary work in Jiangxi.

3. 855 A.D. is the time when Tangzhi took up the post of Chishi of Qianzhou.

4. investigating the time of and relation between Pei Xiu and Huangpo.

5. Zongmi compiled indeed the Zen Zang which consisted of only 20 - 30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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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禅宗史上几个问题的考证

杨曾文

国学研究
第六卷 (1999)
页 475－490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　北京

在我对唐代禅宗史实进行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感到对某些问题有作进一步考证的必要。现在把我对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结果介绍给诸位学者，敬请不吝赐教。

一、神会主持度僧和死后入葬洛阳问题

（一）神会主持度僧的地点不在洛阳

神会（684－758）在遭到贬逐，流徙各地的时候，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8 世纪中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危机四伏，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继而起。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族将领安禄山（？－757）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部在范阳起兵叛乱，击败唐军，南下攻入洛阳。次年称帝，并遣兵攻入长安，同时命其部将史思明（？－761）占领河北十三郡。玄宗逃至四川，肃宗在灵武（在今宁夏）即位。肃宗至德二载（757）安庆绪在洛阳杀其父安禄山称帝，退守邺郡（治今河南安阳），史思明降唐。唐将郭子仪等于当年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于魏州称燕王复反，杀安庆绪，并其众，九月再度攻入洛阳，二年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宝应元年（762）代宗即位，借助回纥的军队收复洛阳。广德元年（763）史朝义自杀，唐军最后平定叛乱。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军需粮草供应困难。唐朝政府不惜通过卖官鬻爵

和纳钱度僧尼、道士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军需。先是〞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肃宗即位后，至德元载（756）十月〞彭原郡（按，在今甘肃镇远之东）以军兴用度不足，权卖官爵及度僧尼〞（《旧唐书》卷十＜肃宗纪＞）。不久，朝廷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各地。据史书记载，翌年，御史崔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出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上＞）正式把纳钱度僧尼作为朝廷解决财经困难的重要措施之一。神会当时被放逐在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开元寺。以其名望，也被请出来主持度僧尼之事。《宋高僧传》＜神会传＞记述：

〞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按，即′飞刍粟〞，指运送粮草）索然，用右仆射裴冕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

初洛阳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弈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设一院，悉资苫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按，时为广平王，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

关于纳钱度僧之事，《佛祖统纪》卷四十说：

〞帝在灵武，以军需不足，宰相裴冕请鬻僧、道度牒，谓之香水钱。〞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于丁酉（至德二载，公元 757）年记载：

 〞敕五岳各建寺庙，选高行沙门主之，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及两京平，又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 。进纳自此而始。〞

这里先把其中几个历史事实交待清楚。据《旧唐书》有关记传，天宝十五载（756）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至德二载（757）三月以左相韦见素、平章事裴冕为左右仆射；四月以郭子仪为司空兼副元帅；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

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 1930 年版及台湾胡适纪念馆 1968 年新版）的《荷泽大师神会传》认为神会被官府请出来主持度僧尼是在洛阳进行的。此甚可疑。从当时形势考察，神会可能两度主持度僧尼，不仅在收复洛阳以前不可能在洛阳度僧尼，在收复洛阳后他也未必回到洛阳。元代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四＜神会传＞谓：〞…会由是获主洛阳事，其所输入尤多。〞地点也有问题。神会主持戒坛度僧尼，一次可能是在洛阳收复之前于外地的某个场所开始进行的。当时并非只有神会一个人主持度僧尼，在五岳、各个大的州府所在地也设戒坛请〞高行大德〞主持度僧尼、道士。但很可能由于神会的名望，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主持一个较大的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度僧尼的事务。在至德二年第一次收复洛阳以后，由于朝廷又令〞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神会可能又被请出来主持度僧尼事务，以神会的年龄，不太可能从荆州赶回洛阳度僧。

所谓〞纳钱度僧尼、道士〞就是向受度为僧尼、道士者卖度牒。唐代僧尼出家必须由尚书省的祠部发给度牒（也称〞祠部牒〞），作为得到政府允许出家的合法证明。《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天宝五载（746）丙戌五月：

〞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今谓之祠部牒者，自此而始也。〞

僧尼凭此戒牒可以免除徭役。在战乱尚未结束之际，官府委托各地高僧出面主持度僧尼、道士，卖度牒，竟有那么多的人甘愿受度出家，花钱买度牒，说明当时有许多人是强烈要求摆脱繁重的徭役的。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人确实真心希望出家修行。

神会以其巨大的声望在度僧鬻牒当中表现突出，立了大功，受到朝廷的嘉奖。《宋高僧传》＜神会传＞载：

〞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按，将作监的官员，掌宫殿宗庙等的建筑，从三品）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也。〞

元代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四＜神会传＞说：〞肃宗朝屡入内廷供养。〞这种情况对于南宗的传播是十分有利的。从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收复洛阳到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再叛攻陷洛阳，在近两年的时间内皇帝只在长安没到洛阳。由此可以断定神会到死（公元 758）为止，应诏入的是长安的

内宫，也许一直未能回到洛阳。然而这并不妨碍朝廷命将作大匠在洛阳荷泽寺内为他建造禅室。

（二）神会入葬洛阳与嗣虢王李巨

神会在乾元元年（758）的五月十三日死于荆州开元寺，年七十五岁（此据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神会传＞和《神会塔铭》）。

《神会塔铭》，全称是《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神会的弟子慧空撰，是 1983 年于洛阳龙门西北的宝应寺遗址神会墓内出土的塔铭(1)。 此塔铭与宗密《圆觉经大疏钞》＜神会传＞所载神会的卒年、寿年一致。据此可以推出神会生于唐嗣圣元年（684）。

《神会塔铭》记载：

〞有庙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颜于龙门，别有挺主功臣高辅成、赵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愿。〞

〞庙堂李公嗣虢王〞(2)，即皇族李巨。据《旧唐书》卷一一二、《新唐书》卷七九＜高祖诸子＞中的＜李巨传＞，李巨的曾祖父是唐高祖的第十四子李凤，李凤之孙名李邕，封嗣虢王，李巨是李邕的第二子，开元年间为嗣虢王。肃宗至德二载（757）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李巨在乾元元年（758）四月受任〞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充东畿采访等使〞，直到乾元二年二月因〞苛政〞被贬为遂州刺史，在洛阳约有十个月的时间。乾元元年五月神会死于荆州开元寺，李巨正任东京留守不久。大概李巨在神会生前曾与他有交往，或其他什么原因，第二年由他出面主持把神会的遗体迎归洛阳安葬。然而实际上在他任期内仅对神会遗体作了初步的安葬，虽置塔所，寺尚未建。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叛军又攻陷洛阳，到宝应元年（762）十月唐军再次收复洛阳，两军之间多次交战，洛阳及其周围一带的宫殿、寺院、民宅遭到很大的破坏。在这个非常时期，对神会遗体的安葬之事只有中止。宝应二年（是年七月改元广德，公元 763）才在神会的塔所建宝应寺（《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神会传＞）。《神会塔铭》最后所书的年代是永泰元年（765）十一月十五日。此当是正式安葬完毕的时间。铭文中的〞挺主高辅成〞，其中的〞挺〞字疑误，

高辅成确有其人。他在平定安史叛军和收复洛阳等地的战争中立有大功，在收复洛阳时任北庭朔方兵马使，翌年任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兵马使（见《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据前引塔铭，建宝应寺和为寺置僧是经他与赵令珍的奏请才实现的。

《神会塔铭》记载：

〞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惠能，能传神会，宗承七叶，永播千秋。说般若之真乘，直指见性；谈如来之法印，唯了佛心。〞

由此可见，慧能在禅宗中的六祖地位和神会的七祖地位，在神会信徒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

《宋高僧传》＜神会传＞记载，皇帝赐神会以〞真宗大师〞谥号，〞般若〞塔号。据《圆觉经大疏钞》＜神会传＞，唐德宗大历五年（770）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赐〞般若大师之塔〞。宗密《禅门师资承袭图》载：

〞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按，公元 796），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在铭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另见《圆觉经大疏钞》＜神会传＞，文字稍略）

皇帝诏敕立神会为七祖，在内宫神龙寺作铭记，又御撰从达摩到慧能、神会的七代祖师赞文。此时距神会去世有三十九年。这实际表明朝廷承认南宗是禅门的正统，慧能为六祖，神会为直承慧能之后的七祖。

在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的支持是佛教发展的重要条件。神会进入北宗盛行的北方地区旗帜鲜明地宣传南宗禅法，批评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虽历经挫折，但最后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当中立功，得到朝廷的尊崇和支持，终于使南宗取得正统地位，为南宗的迅速扩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马祖所在的洪州及其外护－－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

马祖（709－788）大概在开元十年（722 年）以后离开南岳。过了将近二十年，在开元、天宝之际，他先到建阳（在今福建省）佛迹岭聚徒传法。建阳人志贤、庐江人道通都是在天宝初年（742 年）来此地拜马祖为师的。此外，马祖弟子中的明觉也在佛迹岭归依马祖。权德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全唐文》卷五０一）记载，〞尝禅诵于抚之西里山，又南至于虔（按，原误作′处′）之龚公山〞。参考《宋高僧传》卷十＜道一传＞和有关弟子传记，马祖携弟子离开建阳，先到抚州临川（在今江西）的西里山（又名犀牛山）传法，有虔州人智藏、丹阳人道岸前来归依。此后到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县）南康的龚公山（今名宝华山）传法。此山经常有野兽出没，人迹罕至。马祖与弟子在此辟地建寺，逐渐成为一个远近知名的传法中心。海门郡的齐安、福州人怀海、吴兴人自在、尉氏人无等等人前来投奔受法。虔州刺史属河东裴姓（当即裴 胥，《旧唐书》卷一二六有传，代宗时出任虔州及饶、庐、亳州刺史，德宗贞元五年任河南尹），家世奉佛法，敬信马祖，〞躬勤咨禀〞。（《宋高僧传》＜道一传＞）后来这位裴姓刺史转任庐江（在庐州）、寿春（在寿州），继续信奉佛法。马祖在虔州传法期间，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755－763 年），在社会各个方面都留下深刻的影响。

虔州在唐朝属于江南西道。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在全国设立十五道，江南西道是其中之一，简称〞江西〞，所领范围包括现在的江西、湖南大部和安徽部分地区，设都督府于洪州（也曾称豫章），治所在钟陵（今南昌）。洪州贯通南北、东西，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唐初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四杰〞的王勃（649－676）所著《滕王阁序》描述洪州的形势是：〞南昌故郡，洪州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按，东汉豫章太守陈蕃器重隐士徐稚，特为设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洪州的行政长官原称采访使，至德（756－757 年）之后因中原常用兵，地方长官皆掌军权，有防御使、团

练使等名，在重要地区设置节度使。（《旧唐书》卷一一＜地理志一＞）江西西道军政长官称〞都团练观察使〞，后来只称〞观察使〞，一般兼洪州刺使。据新、旧《唐书》的＜代宗纪＞、＜德宗纪＞和有关传记，从大历六年（771 年）至贞元七年（791 年）历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以及他们的任期是：

就在他们的任期内，马祖在洪州传法，造就众多弟子，形成独具特色的洪州宗。对马祖在洪州传法给予支持较大的是路嗣恭、鲍防和李兼。

路嗣恭（712－782），大历八年（773 年）奉命平定岭南哥舒晃之反，兼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封翼国公，大历十三年（778 年）入京任兵部尚书。（《旧唐书》卷一二二＜路嗣恭传＞、卷一一＜代宗纪＞）在任期间，特迎请马祖从虔州到洪州开元寺。《宋高僧传》＜道一传＞载：〞连率路公，聆风景慕。〞可见路嗣恭对马祖的传法是积极支持的。鲍防（722－790），御史大夫，历任福建、江西观察使，后入朝官至工部尚书。（《旧唐书》卷一四六＜鲍防传＞）唐德宗建中（780-783）年间，〞有诏僧如所隶，将归旧壤〞，按规定马祖应被遣返原籍所隶属的地方寺院。但鲍防（〞元戎鲍公〞）〞密留不遣〞（《宋高僧传》＜道一传＞），从而使马祖与其弟子能继续留在开元寺传法。李兼是陇右成纪（在今甘肃秦安北）人，官兼御史大夫，《宋高僧传》称之为〞亚相（按，即御史大夫）、观察使陇西李公〞，说他对马祖〞素所钦承〞；《道一禅师塔铭》说：〞成纪李公以侍极司宪（按，′司宪′即御史大夫），临长是邦，勒护法之诚，承最后之说〞，都说他对马祖十分钦敬，对马祖及其弟子给予保护和支持，马祖就是在他的任期内去世的。

这些官员与马祖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向马祖问法。例如《景德传灯录》卷六＜马祖传＞记载：有位洪州刺史（从马祖称他为〞御史中丞〞来看，当是杜亚）问马祖：〞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按照佛教戒律规定，在家居士应遵守五戒，其中一戒是〞不饮酒〞，另外，不仅应〞不杀生〞，而且提倡吃荤。马祖对此问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在

这种场合，〞禄〞与〞福〞同义，禄也就是福，而不是〞俸禄〞的〞禄〞。马祖的意思是吃酒肉是他有福的表现，不吃酒肉也是一种福德，意为信奉佛法并不要求改变人们日常的生活。这是马祖对士大夫灵活传法的一个例子。

三、关于唐枝与《西堂大觉禅师碑》

智藏（735－814）是马祖弟子中的一位享有崇高声誉的禅僧，驻守江西的高级官员对他也十分崇敬。唐枝《西堂大觉禅师塔碑铭》把智藏与在京城传法的马祖的另一位弟子兴善寺惟宽齐名，比之为当年的〞南能北秀〞。碑文记载：〞太守李公舟，天下名士也，事师精诚，如事孔、颜。〞李舟，德宗建中（780－783）年间曾任金部员外郎（《新唐书》卷二二四＜梁崇义传＞），很可能是在此后出任虔州刺史的。据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李舟曾撰《能大师传》，记述慧能传记。《宋高僧传》＜智藏传＞记载：〞时亚相李公兼，国相齐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倾心顺教。〞这里提到的李兼，兼御史大夫（所谓′亚相′），从贞元元年至贞元七年（785－791 年）担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史，对马祖信敬，曾支持经办马祖的丧礼。齐映（748－795），在贞元二年（786 年）与刘滋、崔造同拜平章事（相当国相），从贞元八年至贞元十一年（792－795 年）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死于任内。(4) 中郎裴通，很可能是在观察使下面的武职官员。智藏死于元和九年（814 年），享年八十。

《宋高僧传》本传所说：〞谏议大夫韦绶追问藏言行，编入图经；太守李渤请旌表，至长庆元年谥大觉禅师〞，是稍后的事情。韦绶，《旧唐书》卷一六二有传，在宪宗元和十年（815 年）为太子侍读，再迁谏议大夫，后因〞以人间鄙说戏言以取悦太子〞，乃出为虔州刺史。此时智藏已死，可能是出于对智藏的敬仰，才向其弟子或他人询问他生前的言行，然后编入某种〞图经〞。当穆宗即位（820 年正月）之后，被召回京任尚书右丞兼集贤院学士。李渤（773－831），《旧唐书》卷一七一有传，穆宗即位后任考功员外郎，年底因直言得罪权臣，大概在长庆元年（821 年）被排斥出京任虔州刺史（〞太守〞），在职不到一年即迁江州刺史。他在任虔州刺史时为智藏〞请旌表〞（请赐谥号及塔额）及

写碑文，同年朝廷谥智藏〞大觉禅师〞之号、塔曰〞大宝光〞。但智藏的塔，是在薛放任江西观察使时建成。（参《西堂大觉禅师碑铭》）。薛放，《碑铭》误作〞薛倣〞，《旧唐书》卷一五五有传，是在敬宗宝历元年（825 年）死于任内的，故智藏塔应建于长庆（821－824 年）年间。从《宋高僧传》＜智藏传＞所引文字来看，此传当是据韦绶、李渤的文字撰写，应当说是最可信的，缺点是记述过于简略。

唐枝，或作唐技，出身并州唐氏望族，曾任考试官、刑部郎中。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记载，唐宣宗大中九年（855 年）正月因与〞守尚书职方员外郎裴〞主持考试有失〞公当〞，被贬官虔州刺史。但《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记为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侍郎裴谂改国子祭酒〞，〞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虔州（原误作′处州′）刺史〞。据《西堂大觉禅师碑铭》，智藏的塔在唐武宗〞会昌灭佛〞（845 年）中被毁，〞后八年，当大中七年（按，853 年）十月九日今皇帝（按，宣宗）复诏立焉〞，仍用旧额〞大宝光〞之号。唐枝来此州时，智藏的上足弟子国纵在洪州开元寺，国纵的弟子法通已将智藏的塔复建完毕，带着抄录原来李渤所撰碑文，请唐枝参照重撰《塔碑铭》。唐枝因为刚来此州，未便立即答应，但过了五十日，〞奉制授尚书左曹正郎〞，便应请撰写此碑铭。由于此碑是据传抄的李渤的碑文而写，并且现存者又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赣州府志》刊印本所载，其中难免有误，例如将智藏的卒年作元和十二年，但却说〞后八年〞穆宗皇帝诏谥〞大觉禅师〞…穆宗在位仅四年，从元和十二年（817 年）到穆宗去世（824 年正月）不足八年，而如果按《宋高僧传》的记载，智藏卒于元和九年（814 年），敕谥号是长庆元年（821 年），首尾正八年。可见，《宋高僧传》＜智藏传＞所记智藏的卒年是可信的，此与《景德传灯录》的记载也一致。

日本铃木哲雄《唐五代的禅宗》（大东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第二章第三节对此有较详考证，笔者参考了这一部分。但铃木对如下两个事实未能确认，并作出欠妥的理解：一、唐枝出任虔州刺史的时间是大中九年（855 年），而铃木相信欧阳辅《集古求真续编》卷五对此碑的考证，认为《东观奏记》所载〞大中〞二字是〞咸通〞之误；二、唐枝在虔州不到两个月便受命入朝为官，虽写

好碑铭文字，但尚未看到碑刻完成和立碑，因此最后的〞咸通五年八月八日建〞自然是后人所加，但铃木误认为这是原碑文具有的，且认为年数有误。这样，便对现存碑铭文中的两处作出不当的解释和修改：一、认为碑铭中武宗灭佛废塔〞后八年，当大中七年十月九日今皇帝复诏立焉〞，表示的仅是宣宗下诏立塔的时间，而重建塔是在以后，而对法通在唐枝到任之前已经复塔的记载未作适当解释；二、既然唐枝是在咸通九年（868 年）出任虔州刺史，那么碑铭最后的〞咸通五年八月八日建〞就不成立，时间应是〞咸通十五年〞。笔者推断，这是因为对《东观奏记》的唐枝出任虔州刺史时间的记载未能得到《旧唐书》＜宣宗纪＞的旁证，故不敢断定唐枝出任虔州确是大中九年。

四、黄檗与裴休

黄檗希运（？－855）(5)，福州（在今福建）人，幼年在本州黄檗山（在今福清县内）出家。后游方，到过天台山，游历京都时受一位当年曾从南阳慧忠禅师受法的女老居士的启发，到洪州参访马祖的弟子百丈怀海，受到怀海的赏识，领受马祖〞大机大用〞禅法。从怀海嗣法后来到洪州高安县的黄檗山（又称灵鹫峰，在今江西宜丰县）寺传法，寺中禅僧常达四五百人。他还曾至洪州大安寺居住传法，慕名前来参学者很多。史书对希运去世的时间记载不一致，《宋高僧传》卷二十、《景德传灯录》卷九的＜希运传＞皆说他于大中（847－860）年间去世，《佛祖统纪》卷四二说死于大中九年（855 年），今从之。敕谥〞断际禅师〞之号，塔额〞广业〞。(6)

裴休（约 791－864），河内济源（在今河南省）人，出身官宦之家。家世奉佛，他对佛教义理也深有研究。唐文宗太和（827－836）年间官至监察御史、右补阙、史馆撰修、中书舍人等职，期间敬信华严宗兼禅宗学僧宗密，从受禅法，他为宗密所写的许多著作写序。唐武宗会昌元年（841 年）出任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会昌三年以后改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曾向怀海另一弟子沩山灵咨问禅法；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迁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从大中四年（850 年）回京历任礼部尚书、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礼

部尚书，大中六年（852 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在相位五年。(7) 裴休与希运相识并保持密切往来是在他在洪州、宣州任职的时候。

会昌二年（842 年）裴休听闻希运的名望，特地迎请他到洪州的治所南昌的龙兴寺，〞旦夕问道〞。裴休对希运十分敬仰，特撰诗曰：

〞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
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章滨。
一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华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8)

〞大士〞是尊希运为菩萨，〞传心印〞是传禅法；《祖堂集》＜黄檗和尚传＞说他的长相是〞身长七尺，额有肉珠〞；〞蜀水〞，指高安县，汉代为建成县，《汉书》＜地理志＞说建成县有蜀水；〞浮杯〞是船渡，〞章滨〞是章水，据《水经注》卷三九，章水即豫章水、赣水，〞章滨〞即指钟陵（南昌）；〞一千龙象〞比喻希运的众多高足弟子。此诗大意是表达作者怀着对希运的景仰之情，邀请他离开隐栖十年之久的黄檗山，渡过章水到钟陵传法，衷心希望拜他为师，从受心法。

唐武宗灭佛时，希运与弟子隐栖山林（《景德传灯录》卷十二＜楚南传＞）。唐宣宗即位，恢复佛法，他才出来传法。大中二年（848 年）裴休转任宣州刺史至宣州时，又迎请希运到宣州治所宣城（在今安徽，汉称宛陵）的开元寺，传授禅法。裴休将他前后从希运所受的禅法加以整理，〞十得一二〞，大中十一年（857 年）题为《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并写序，授于希运的门人大舟、法建，请他们带回〞旧山之广唐寺〞，向希运原来的长老弟子征求：〞与往日常所亲闻，同异如何〞。(9) 此寺当即在高安黄檗山下的寺院。

五、关于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和《禅藏》

宗密（780－841）有没有撰写《禅藏》，《禅源诸诠集都序》是部怎样的书？这也是一个饶在趣味的问题。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 年）庆成节（文宗生日，十月十日），宗密应诏入京城内殿说法，受赐紫袈裟，敕号〞大德〞。前后住京城三年，归草堂寺的时间当在太和四年（830 年）底，正值白居易刚任河南尹之时。

白居易在太和二年（828 年）任刑部侍郎，太和四年十二月任河南尹。（《旧唐书》＜文宗纪＞）刘禹锡先后任主客郎中、礼部郎中。白居易赠宗密的诗《赠草堂宗密上人》（《白氏文集》卷六四），其中有曰：〞吾师道与佛相应，念念无为法法能，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将宗密博通佛教经论，教、禅并重双修的情况形象地描绘出来。宗密在离京回草堂寺之际，刘禹锡作诗《送宗密上人归草堂寺因谒河南尹白侍郎》（《刘梦得文集》卷七），诗中说：〞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其中的〞七祖〞自然是指宗密尊崇的荷泽神会，〞便门〞是指方便的解脱之门，是指南宗无念禅法；〞河南尹白侍郎〞是新受命任河南尹的白居易。刘禹锡在长安尚能见到他，说明他尚未赴任。宗密大概在年底归山。(10)

在此前后，宗密应裴休之请著《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大约在太和七年（833 年）以后，集编《禅源诸诠集》，撰《禅源诸诠集都序》。

关于编录《禅源诸诠集》和写《禅源诸诠集都序》的具体时间，《禅源诸诠集都序》载：〞舍众入山，习定均慧，前后息虑相继十年〞，自注：〞云前后者，中间被敕追入内，住城三年，方却表请归山也。〞（《大正藏》卷 48 第 399 页下）此后才着手编书和写《都序》。据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一之下，宗密于长庆元年（821 年）退至南山草堂寺，〞绝迹息缘，养神炼智〞。此即所谓〞舍众入山〞。此后在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828－830 年）应敕入京。从长庆元年至太和七年（821－833 年）除去在京三年，约十年是在草堂寺度过的。故他编《禅源诸诠集》与写《禅源诸诠集都序》应在太和七年以后。参考镰田茂雄著，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5 年出版《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章第 68 页。但镰田据朝鲜本《禅源诸诠集都序》，将宗密〞住城三年〞作〞二年〞。

《禅源诸诠集都序》，也简称《禅源诸诠》，二卷，或分为四卷。《宋史》卷二０五＜艺文志＞载：僧宗密《禅源诸诠》二卷。从《都序》有关内容来看，此为宗密对所纂集的《禅源诸诠集》（亦名《禅那理行诸诠集》，裴休《禅源诸

诠集都序叙》称之为《禅藏》）所作的总序。

关于宗密有无纂集《禅源诸诠集》，现有两种说法，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中国学者方广昌认为宗密曾编过此书，但早已佚失(11)，而镰田茂雄在《禅的语录 9－禅源诸诠集都序》书后的＜解说＞中认为：〞恐怕是宗密虽有过撰述《禅源诸诠集》百卷的打算，但实际并没有写。〞笔者细读《都序》有关文字，认为宗密确实写过《禅源诸诠集》，然而篇幅绝不会达百卷之多。《都序》中的诸如：

〞禅源诸诠集者，写录诸家所述，诠表禅门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为一藏，以贻后代〞；
〞教也者，诸佛菩萨所留经论也；禅也者，诸善知识所述句偈也。但佛经开张，罗大千八部之众；禅偈撮略，就此方一类之机。罗众则奔荡难依，就机即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问：…今览所集诸家禅述，多是随问反质，旋立旋破，无斯纶绪…〞
〞问：既重得意，不贵专文，即何必纂集此诸句偈？〞
〞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宗义别者，犹将十室。〞
〞缘达摩一宗是佛法通体，诸家所述又各不同，今集为一藏，都成理事具足。〞(12)

其中所说〞写录〞、〞集〞、〞纂集〞和〞今览所集〞等都表明宗密确实已经将《禅源诸诠集》或《禅藏》之类的禅教资料汇编完成。他在《都序》中甚至把自己对此书的编录结构层次的想法都合盘托出，最后确定的编录程序是：

〞先录达摩一宗，次编诸家杂述，后写印一宗圣教。圣教居后者，如世上官司文案 ，曹判为先，尊官判后也（唯写文克的者十余卷也）。就当宗之中，以尊卑昭穆展转纶绪而为次第，其中顿渐相间，理行相参，递相解缚，自然心无住（…）。悟修之道既备，解行于是圆通。次旁览诸家，以广闻见。然后捧读圣教，以印始
终。〞(13)

参照前面所说，全书编录结构和内容是：一、达摩宗，即禅宗，从传说的迦叶…到菩提达摩…慧能以来的历代祖师及他们的嗣法弟子，按照传承正、傍

和前后辈数，既有略传，也收录他们的禅法语录、偈颂，内容或主顿，或主渐，或讲禅理，或讲修行，大概重点是北宗、南宗、荷泽宗、洪州宗、牛头宗等；二、诸家杂述，收录求那跋陀罗、慧稠（僧稠）、卧轮、志公（宝志）、傅大士（傅翕）、王梵志、庐山慧远等的禅理著述；三、圣教，指佛教经论，仅选能与禅法密切印证者，约十余卷。

关于《禅源诸诠集》的卷数，《祖堂集》＜草堂和尚传＞谓：〞制数本大乘经论疏钞、《禅诠》百卷、礼忏等〞，这个〞百卷〞未必单指《禅诠》。《景德传灯录》＜宗密传＞小注曰：〞或云一百卷〞，表明作者并没有看到此书；《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载：宗密《禅源诸诠集》一０一卷。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在诸传记资料中最为可信，其中说宗密著《圆觉经》等佛教经论的〞疏钞〞及〞法义类例…纂略〞、〞又集诸宗禅言为《禅藏》，总而叙之，并酬答书偈议论等，凡九十余卷〞。是说全部著述有九十多卷。在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有曰：〞问：上来所叙三种教、三宗禅…何必更读藏经及集诸禅偈，数过百卷？〞这里的〞百卷〞是包括读经与集禅偈的总数，不是单指《禅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藏编号 133 的敦煌本《禅源诸诠集都序》上所载的这句话有漏字，竟成：〞何必更集《禅诠》，数过百卷？〞(14) 是不足凭信的。那么，到底有多少卷呢？如宗密所说，禅宗句（语录）、偈（偈颂）是〞撮略〞的，数量不会太大。从本世纪敦煌发现的禅籍来看，这一说法是正确的。禅宗如此，〞诸家杂述〞的数量也不会很大，所选录的〞圣教〞经论才十多卷。参照中国译经史，历代翻译的通行的〞禅经〞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十卷，所谓《禅藏》或《禅源诸诠集》估计在二三十卷以内。

《禅源诸诠集》编写较晚，很可能宗密将以前所撰写的某些禅宗著作也吸收在内。《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的〞第八修证门〞中介绍禅宗及达摩门下七家、顿渐等，后面说此门疏文〞多依清凉大师（按，澄观）奉敕所制《新华严经悬谈》十门中＜修证浅深门＞〞，然而在《圆觉经略疏钞》卷四的〞第八修证门〞对禅宗及七家作了扼要介绍，后面则说：〞多依清凉大师奉敕所制《新华严经悬谈》十门中＜修证浅深门＞及《诸宗禅门诸经禅要》而叙之。〞这部《诸宗禅门诸经禅要》也许是宗密所撰写的禅宗著作之一，当被收编到《禅源

诸诠集》之中。

注　释：

1. 此塔铭最早在《世界宗教研究》1984 年第二期所载温玉成《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文章附录发表，1992 年《文物》第三期发表洛阳文物工作队的《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的报告中附有新校录的塔铭，并载李学勤《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

2. 温玉成、洛阳文物工作队所录的神会塔铭，皆把〞嗣虢王〞误读书写成为〞嗣号王〞。这可能是因为原塔铭的文字已经模糊不清，而繁体字的〞号〞与〞虢〞形体相似的缘故。嗣虢王李巨，可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的〞时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得到印证。请参考冉云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考》，载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中华佛学学报》1994 年第 7 期；杨曾文《关于＜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的补充说明》，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1995 年第 4 期。

3. 主要见《旧唐书》的＜代宗纪＞、＜德宗纪＞和卷一一＜路嗣恭传＞、卷一四六＜杜亚传＞、＜鲍防传＞、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等。

4. 李兼，见《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卷四八＜食货上＞、卷四八＜权德舆传》；齐映，《旧唐书》卷三六有传，另见＜德宗纪下＞。

5. 关于希运的卒年记载不一，此据《佛祖通载》卷四二。

6. 关于黄檗希运，见《宋高僧传》卷二十、《祖堂集》卷十六、《景德传灯录》卷九的＜黄檗传＞并裴休《传心法要》、《宛陵录》的有关部分。《景德传灯录》中的洪州大安寺当即《传心法要》序中〞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鹫峰下〞的寺院。裴休此序写于大中十一年（857 年），所说将所记希运的禅录：〞授门下僧大舟、法建，归旧山之广唐寺，问长老法众…〞这个广唐寺也许就是原来大安寺的改名。

7. 裴休，《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一二八有传，另参见《旧唐书》的＜武宗纪＞、＜宣宗纪＞。日本吉川忠夫《裴休传》（载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2 年《东方学报》第 64 册），对裴休生平及与宗密、希运、灵的关系作了详细考察，可以参考。

8. 《景德传灯录》卷九＜希运传＞，《大正藏》卷 51 第 266 页中。

9. 裴休《传心法要》序及《景德传灯录》＜希运传＞。

10. 请参见裴休《圭峰禅师碑铭并序》，载《全唐文》卷七三四与《金石萃编》卷一０四，及《宋高僧传》卷六、《景德传灯录》卷十三本传、清续法《法界宗五祖略记》等。

11. 冉云华的论文没有见到，请参考镰田茂雄《宗密教学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章及注 3 。方广昌《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载 1992 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藏外文献》第一辑。

12. 《大正藏》卷 48 第 399 页上下、400 页、408 页上。

13. 《大正藏》卷 48 第 413 页上。

14. 此间接引自方广昌《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