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經濟之管窺

葉受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9 冊
大乘文化基金會出版
1980年10月初版
頁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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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朝以迄於隋唐，中國佛教遇著牠的開花期。緊密深
        遠教理之組織化，盡華麗莊嚴之美地寺塔佛像具之製作，幾
        多高僧之輩出等等，可謂為前代所無，後代難及。

            可是佛教也限定為一種社會的存在，沒有無條件地能遂
        達其自然生長的道理。從而佛教之盛行，與其他社會現象一
        樣，當然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這事是可以推想的。

            寺院經濟的膨脹，南北朝時代已開始增大。寺院不獨從
        一般細民手裏收買土地，當時權力階級盛行施贈公私田地，
        廣大寺產因以成立。

            這裏可以注意的是後魏和平初年 (四六○) 平齊結果，
        領土擴大，沙門曇曜奏請，天下各地設僧祇戶，國家收穀六
        十斛，備饑年之用，其管理權完全委之於僧寺。

            既然這樣，佃戶從來都在寺院手裏，國家權力介在二者
        的中間，以宗教的名義徵發田租，這是有興味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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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僧祇戶逐漸只存留一個形式，寺院既經國家委以徵發
        權，僧祇戶事實上就純粹變成了寺產。

            那樣不久，當永平四年 (五一一) 間，身任管理者的寺
        院，忘卻了救濟事業，而汲汲於自己的利益。對於年貢的徵
        發，不稍假借，貪圖重利，盛行改竄貸借證書等等﹔因此平
        民申訴苦狀，國家乃有直接管理之意。

            假借宗教與社會事業的名義，利用寺院的勢力，到底還
        是使寺座膨脹起來的原因。

            其外，視為寺產的，就是作為寺院的勞動力的婢奴。

            在北魏時，為著寺院的清掃以及耕作，就已經設置了寺
        戶。主要的是以重罪犯人和官奴來充當。中國南部的寺院也
        有婢奴，一般在戶籍上沒有登記的婢奴也很多。

            依於耕作地與農奴二者，寺院的財富因以激增。其外得
        國家與貴族豪族等等的庇護，也頗不少。

            照這樣的寺院的數量並不少，在北魏有三萬，南朝約有
        二千。

            寺院享有免役的特權，從而依於戰亂饑饉的原因，好多
        的平民就投奔到寺院裏來。權貴富豪的子弟，也因討厭服役
        而多入於僧籍。僧人在南朝約有五萬，北魏二百萬，這樣的
        統計，數字正確與否，固然未可一味置信，然而僧口的激增
        ，是具有可以推想的端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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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多的僧尼，從發生的事情上推想起來，決非只是為
        著信仰。大多數為著逃避國家的誅求，在寺院中求一塊清靜
        地，那大概是不錯的。還有，就是寺院也不能給全體僧侶以
        滿足。所以有些變為無所就食的遊僧，有些還不免和奸徒勾
        結做些壞事。我們一想到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宗的廢佛，常
        視為單單反對佛的理論的問題。我們要不注意到前述寺產僧
        口國家與民眾與寺院之間的經濟基礎的關係，無論如何是難
        以把握著這問題的真相。

            依上述，南北朝時代寺院經濟發展，僧口激增，是很明
        白的事。其為招致國家壓迫的原因也不難推斷。在所謂廢佛
        過程中，僧口問題還有加以綿密分析的必要。

            普通人要取得僧侶的資格，非經過設戒壇授戒律的手續
        不可。這叫做「度」。

            中國「度」的起源，在南朝梁代。經官家許可的稱為「
        公度」。公度之外也有「私度」。私度本來盛行於當時的闊
        人要人間，可是一般民眾不久也跟著學。這樣一來國家的財
        政招致很重大的破綻。

            不獨此也，從佛教的見地上看，僧侶的質素也一天一天
        地變為低劣。對于這事，國家不得不發動它的權力了﹔消極
        地在年齡與學行上加以限制，積極地在就厲行廢佛運動。

            廢佛雖然行了一次兩次，依然還不能阻止民眾暗自跑進
        寺院。到了隋代創行策經， (就是想做僧侶的不單要授戒，
        另外還要考他幾樣課目，譬如背誦經文等等。) 及格的才發
        給隸屬僧籍的正式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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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進而來探討唐代的寺院經濟：

            到了唐代行均田制度，寺僧也授以田地三十畝。均田制
        度一行，土地占有熱的貴紳豪右們，更加以寺院為中心，把
        莊宅捐納給寺院，藉以託庇。隨之，水陸莊田宅地園林等，
        數量激增。據唐武宗時的統計，寺田達到數千萬頃之多。關
        於寺院的統計，有五千三百餘或者四萬四千三百餘，那樣大
        的數目。建立一寺要花了千萬多的錢財，造像過多要耗費大
        量的銅。後來為補充通貨，就禁止造像，甚而毀壞已經鑄成
        了的像。唐敬宗寶曆元年 (八二五) 時，河南尹地王起奏請
        ，銷錢鑄佛像者以盜鑄錢論罪。到了文宗太和三年 (八二九
        ) 令以鉛錫土木造佛像，盜鑄者處以死刑。再次武宗會昌五
        年 (八四五) 下令廢佛。彼時沒收金銀像，具以鐵改鑄之，
        銷銅像鐘磬使還為錢。這些事件，都是值得注目的。

            和這相似的，是後周世宗顯德二年 (九五五) 時的廢佛
        運動 。民間銅器佛像，令下五十日內悉以送官，備價收買
        之。若逾限而不送交者，五斤以上處死。當時就用銷毀了的
        像去鑄錢。

            照以上的事例，關于唐代寺產的鉅大，從因造像致使貨
        幣缺乏的關係上，是可以顯明地看到的。

            復次，寺院為經營農業，一如從前要使用多數的奴婢。
        奴婢的數目，當武宗時達到十五萬人。一方面在寺院中設碾
        磑，使穀類的生產力變為非常的優越。又設倉庫收納錢穀布
        匹等等，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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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做資本，經營質貸，於是商人高利貸的財富，得以蓄成
        。其他依租借碾磑以及店舖而致富的，也都隨之而生。

            這樣，寺院擁有廣大土地，發展牠的商業機能，到了唐
        代顯著地增大。這種蓄積起來的複利的剩餘，有時也用在社
        會救濟的方面，但是這未必使一般寺僧的生活程度降低。

            然而，唐代通常寺僧的生活費究竟是好多﹖關于這事知
        道的很少，不無遺憾。不過從南北朝以至隋唐，寺僧從國家
        貴紳支給僧俸的事是有的。前述唐初對寺僧發予口分田，通
        常比起來，算得是很豐厚的。

            另外，寺院以及寺僧，自南北朝以來就享有的免丁權，
        到了唐代還依舊繼承著。

            如此生活安定，以及特權享受，不免令人垂涎，富豪子
        弟及一般庶民加入僧籍的，就激增起來。因而發生僧籍買賣
        的事。

            本來合所有的寺院也沒有能完全容納廣大的僧口的可能
        。所屬不明的遊僧及養於私家的家僧為數也很多。至於前代
        的所謂「私度僧」，也是僧口增加的一個原因。

            照這樣的寺產膨脹，僧口激增，國家財政受了重大的打
        擊。加之，發生了貴紳豪族官僚等等的寺院佔有，流民盜賊
        等等的寺院潛伏之流弊，國家必然地對于寺院不得不採取壓
        抑政策。那即是對于寺產用課稅，對於僧口用度牒的制度去
        加以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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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考一考寺院課稅，我們就知道向寺產本身課稅，與
        向僧尼徵稅，是有分別的。

            關於前者，從憲宗元和六年 (八一一) ，京城諸僧請求
        莊園碾磑的免稅的事，就可以想像而得了。

            關於向僧尼課稅與度牒問題是有密切關係的，因此把二
        者合併進而加以探考，是有必要的。

            所謂度牒的，具有對於僧尼免許狀的意味。這在唐玄宗
        天寶六年 (七四七) 制定的，用繁複的形式來阻止公度僧以
        及私度僧，目的在挽救僧人質素的低劣化。

            天寶大亂以後，作為國家及地方軍閥的財源，這種免許
        狀變成奇斂誅求的工具，而被盛行販賣。尤其軍閥之出賣給
        私度以普遍的抑制。

            然而一般私度僧數目並不減少，文宗太和四年 (八三○
        ) 私度僧的數目達到七十萬人。

            度牒買賣既然普遍地實行，要想隸入僧籍，不問公度私
        度總得要拿出一筆錢。這麼一來，窮人們到「極樂之門」的
        去路就被截斷了。在這裏我們不禁想起那德宗建中六年 (七
        八○) 制定兩稅法的楊炎的話。他說：

            「凡富人丁多者率為官為僧，雜役藉此以免。貧人則無
        所歸。」

            從這裏看來，入僧籍的都具有租稅負擔力，國家因而就
        課他們以租稅。

            同這例相似的，代宗大曆十三年 (七七八) 依彭偃的計
        劃，使僧尼輸絹，其尚堪任雜役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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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還俗，這事也值得注意。

            另外，對於僧尼的限制，與前代同樣，行僧尼試驗制，
        也發生相當的效力。

            這種向寺院經濟的清算，小則寺院一部分的還俗，大則
        藉國家的權力向寺院經濟施行破壞。武宗會昌五年 (八四五
        ) 之毀佛，不獨沒收寺產，使僧尼及寺院婢奴還俗的達三十
        餘萬。這些還俗的人就以他們充當兩稅戶。這樣，國家以外
        的權力，可算完全被加以破壞。

            廢佛運動在武宗時不過風行了八個月，次代宣宗又轉而
        復佛。但是到了後周世宗復行破壞寺院，佛教經了幾次的厄
        運，它的發展受了不小的打擊。

            宋代以後寺院異常頹廢化無力化，因為唐末五代以來就
        早自遇著牠的日暮途窮的命運了。
唐代寺院經濟之管窺

葉受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9 冊 大乘文化基金會出版 1980年10月初版 頁33-39

葉受祺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9 冊
大乘文化基金會出版
1980年10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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