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東亞佛教的復興情況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教授 黃心川
中華佛學學報
第13期卷上•中文篇 (2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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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佛教日益成為東亞諸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的推動力量。日本、韓國的佛教為了適應戰後的變化都作了自我的調整，提出了「世俗化（人間化）、現代化和科學化（理性化）」的道路，並從教義、組織、儀式和宗教行事等方面，都作了一系列的、深入的改革，以適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改革。外蒙、俄屬亞伯利亞地區的喇嘛教在擺脫冷戰影響後，迅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大批寺院已恢復或重新建立起來，佛教的歷史文物也由國家博物館歸返寺院，佛教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表現出十分活躍，湧現出了不少佛教的政黨和社會團體，佛教的意識形態正在指導著人民的精神活動。
總之，佛教在東亞地區的職能已由原來的宗教或個人精神解脫日益深入到社會、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與政治經濟結下了不解之緣，佛教的道德、倫理正在轉變成為社會公德或職業道德。東亞的佛教徒正在為世界和平、經濟繁榮、實現民族權利和人民民主、改善生態環境等等，作出不懈的努力。
關鍵詞：1. 復興 2. 人間化 3. 普渡 4. 喇嘛教 5. 扎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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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毗鄰我國的日本、韓國、蒙古等盛行佛教的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日本自1955年起，國民生產總值已僅次於美國而佔世界第二位；韓國在過去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133倍，人均產值增加了6.3倍，當前國內生產總值已佔居世界第三位，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殖民地變成了一個高技術和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圓滿地完成了三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取得了的成就，世界刮目相看。人們不禁要問，東亞經濟的發展究竟與它的歷史文化背景有著什麼關係？有人認為在冷戰以後，亞洲的民族宗教意識或者宗教文明正在作為國家或民族之間關係的準則，日益起著重要的作用，東亞的價值觀、倫理思想形成了使東亞社會實現經濟繁榮、進步，公民關係和諧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礎。東亞最重要的文化傳統是起源於印度，繁榮於中國、日本、韓國的佛教；和起源於中國，發展於東亞和東南亞諸國的儒教。在東亞地區進入近代以後，佛教文化與儒教文化雖然不能說完全融合了起來，但已形成混合的基礎，這些融合在中、日、韓流行的很多佛教宗派和儒家的某些思想體系中可以清晰地見到。例如：天台宗是我國最早誕生的一個佛教宗派，具有我國的民族特徵，這個宗派把印度佛教的中觀哲學和儒家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儒道的心性論，特別是以道德為根本的善惡人性論與佛教的輪迴業報思想撮合在一起，鼓吹具有泛神論的「無性有情說」，重視中國傳統的直覺思維方式與條理清晰、通俗易懂的注釋方法等等。禪宗在堅持佛教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竭力將儒家的心性學說和老莊的自然主義融入到禪學體系中去。從菩提達磨的「與道冥符」到神秀的「觀心看淨」都可以看到儒、道的影響。
一
眾所周知，日本佛教是在古代通過韓國傳入的，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直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制度。戰後日本佛教對在二戰中追隨軍國主義的錯誤行動作了懺悔，從而回到了正常的道路上去。五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日本佛教也適應戰後資本主義的需要而急遽發展，提出了要成為「為社會活動著人們的佛教」，也就是「人間的佛教」。為此，他們首先改革了盛行幾百年的「本末制度」（本山──末寺的隸屬關係），突破了舊時宗派的束縛，很多宗派紛紛脫離原有的隸屬關係宣布獨立。如四天王寺、聖護院、淺草寺等宣布脫離天台宗，另創很多新宗；淨土宗總本山知恩院宣布脫離本宗，創淨土宗本派；真言宗的120所寺院自己獨立，創空海宗，這些改變雖然喪失了戰前的「公認地位」，但是也改變了傳統的寺院經濟模式，以適應戰後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需要，與此同時，還打破了過去單一經營法事活動的方式，向多種經營方式轉變，不少寺院創辦了非宗教性的賓館、飯店等事業，甚至向企業入股投資或出租土地等，以增加經濟收入；其次為了適應戰後民主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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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發展，成立了教派內部或教派聯盟形式的種種改革組織，如「佛教社會主義同盟」、「宗教革新全國同盟」、「民主大同盟」、「全國佛教革新聯盟」等等，這些「佛教教團革新的核心是改變以『家』為本位的舊有體制，使之成為真正基於個人的信仰。具體內容是：廢除宗教代表者與行政負責人的一元制……；加強寺院與信徒的聯繫，擴大信徒對教團事務的發言權；吸收信徒參加宗務管理機關，實行僧俗一體化的管理機制，注重社會實踐，開展多樣化的傳道活動」。[1]
日本佛教在戰前僅有13宗56派，戰後有13宗270個教團，至80年代已發展至157個教派，其中天台系20個，真言系47個，淨土系47個，禪宗系22個、日蓮宗系38個，奈良佛教系6個。[2] 根據1991年日本文部省文化廳在《宗教年鑒》中發表的統計數字，佛教徒總數為84,005,633人，佛教團體為85,318個，佛教寺院為74,736座。這些教派中很多積極參加日本國內外的政治和社會文化活動，有的還組織了政黨（如「公明黨」）和政治團體，參與議會的選舉和國家行政的事務，與政治結成了不解之緣。近年來，不少信徒積極參與禁止核武器、保衛世界和平、反對安保條約等和平運動和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界的活動等。佛教團體還與教派神道、新興宗教團體、基督教等發動了聲勢浩大、連續不斷的反對靖國神社國有化和復活軍國主義的鬥爭，此外，在開展增進各國佛教徒之間的友誼、中日友好交往活動等方面也作出了值得稱讚的貢獻。
佛教文化是日本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對日本的社會、文化生活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目前日本佛教各宗派舉辦的教育設施遍及日本的都、道、府、縣，也深入到大中小學及幼兒園等各個層次。據不完整的統計，有佛教大學31所，大學院17所，短期大學51所，高等學院113所（高中），這些學校不僅傳授佛教的專業理論知識和修行實踐，培養佛教的精神和情操，而且也講授一般的文化知識。在不少佛教團體中還建立了自己的音樂團體，利用佛教節日、集會商社會活動中開展活動。佛教在日本的建築、雕塑、造像工藝等等方面也有相當影響。此外，在佛學研究方面一直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每年要出版數以千計的經書、學術專著和刊物，供人們閱讀。
佛教在日本戰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不僅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也提供了一種指導意識的形態和服務精神。佛教的奉獻精神有著深遠的理論和歷史淵源。大乘佛教最主要的思想是「普渡眾生」，即「他人不度，我不得度」，這種思想傳入日本後一直被繼承下來並發揚光大。日蓮聖人在創立他的宗派時，就認為《法華經》是一部教導
[1] 卡崇道主編《戰後日本哲學思想概論》，頁284，王守華撰文，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2] 上書頁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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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勞、服務的經典，要佛教徒認真學習。日本佛教的奠基人之一行基（668∼743）在一首詩中說：「我得《法華經》者捆薪、摘菜、汲水、服務」，[3] 因之勤勞、服務一直是日本佛教的根本精神，也是佛教留給日本人民珍貴的精神遺產，這種精神在日本戰後經濟建設中無疑地起著重要的作用。
韓國佛教連綿至今已有1500餘年的歷史，它是韓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組成部份之－，在政治社會生活中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韓國的佛教是由中國傳入的，從歷史上看，韓國佛教在其總的發展趨勢上都受到了中國佛教的影響。中國隋唐時期的佛教促成了新羅佛教的廣泛流傳，宋明佛教的教禪合一、儒釋道三者的合流使高麗、朝鮮佛教出現了各教會通的情況，以後禪宗在中國成為佛教的主流，在韓國也出現同樣的情況，當然，佛教傳入韓國後，與韓國民族文化相結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例如韓國把佛教的「世俗五戒」解釋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親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臨陣無退；五曰殺生有擇」，這和印度、中國的解釋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護國主義成了韓國佛教的根本精神，忠孝成為道德倫理準則。戰後，韓國佛教在清除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後，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據最近的統計，韓國的佛教徒約佔全國總人口的35％，佔宗教徒總數的50％，達1300餘萬人，宗派有27個。[4]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國古代早已湮沒的宗派如三論宗、法相宗等卻在韓國名義上還保存著。韓國現有一般佛教團體60個，青年佛教會46個，大學生佛教團體30個，佛教初高中學生會66個，兒童會10個。韓國佛教各宗團開辦的大專院校有76所，初高中22所以及大批小學和幼兒園等。另外，還有超宗派的全國性組織「韓國佛教宗團協議會」，這個協議會的主要職責是：弘布佛法，推行教化，進行教義學術研究，發展佛教文化和弘揚民族精神，推進佛教福祉和社會救護，發展國際佛教交流等等。另外，由於實行了軍僧、警僧制，在韓國的軍隊中設有一定數量的從軍法師和警僧。韓國佛教徒近年來在「三化」（實行人類福祉化、佛教生活化、佛國淨土化）方針的指導下，積極參與了國家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建設工作。佛教提供的很多道德倫理軌範和戒律。如對國家、社區和家庭的忠誠及團結；對其他宗教的寬容；對他人的慈悲、體恤及平等；對勞動的熱愛和勤勉等等，已成為韓國人民的內在價值觀和職業道德。例如在韓國第四共和時期，極為強調用忠孝觀念來促進國家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和企業、事業的
[3]
轉引自中村元《日本佛教的服務精神》，見中國社科院世宗所編《中日佛教研究》頁4，中國社科出版
社，1989年。
[4] 據韓國佛教宗團協議會公佈的宗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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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這種活動不是純然為了實現私人的利益，而是對國家公共利益忠貞的表現，大乘佛教的利他主義在這裡得到了活生生的體現。韓國就是依靠了這些精神而使經濟騰飛的。
三
近年來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蒙和俄屬西伯利亞地區出現了大規模佛教復興的現象。蒙古的喇嘛教是在十三世紀中葉時由西藏傳入的。1911年清朝政府被推翻後，外蒙一度成為封建神權君主國家。到了1920年，全外蒙有喇嘛寺廟2,560座，喇嘛105,500人，1924年神權國家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共和國，實行政教分商。1934年外蒙政府頒布了新的宗教改革方案，對喇嘛效寺院封建主採取限制的政策，嗣後在全國掀起了沒收喇嘛教寺院的財產運動，其結果除幾個主要寺廟被保留外，其餘全都被關閉了。1940年蒙古新憲法公開宣布全部喇嘛寺院封建主已被消滅，從此喇嘛教也就名存實亡了。隨著冷戰結束，前蘇聯解體後，外蒙也開始了民主化的過程，1988年2月，蒙古人民黨舉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作出決議，對過去被無端迫害的喇嘛和教徒進行平反並恢復名譽。1990年3月舉行的八中全會上決定蒙古實行多黨選舉並聯合執政。同年10月國家頒布了《關於協調國家與寺廟關係的法令》，該法令宣稱：「政權（機關）和寺廟奉行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恢復傳統文化和習俗。」「在更新和恢復寺廟的道場活動時，要把古代的傳統和現在的需要結合起來，用先進的制度發展宗教」等等。[5] 1992年外蒙頒佈了歷史上第四個憲法，憲法重申：國家尊重宗教，宗教崇尚國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與不信仰的自由。從此，「國家與宗教達成了歷史的和解」，走上了「共存共榮」的道路。[6] 在國家法律和政府的保證下，外蒙的佛教在政治生活和社會活動中都表現得很活躍，湧現出幾個宗教性的政黨，如蒙古真正信教者聯盟、蒙古宗教民主黨、蒙古人民黨、蒙古民主黨，甚至還醞釀建立蒙古佛教黨等等，這些政黨擁有大批教徒、神職人員。他們共同高舉佛教的旗幟，要求恢復喇嘛教的傳統和佛教的文化，實現徹底的信仰自由和重建佛教與政府之間的傳統關係，要求恢復和興建廟宇、歸還佛教原有的文物等。有的政黨（蒙古人民黨）甚至公開要求實行政教合一的國家制度，以佛教的中觀哲學作者指導的意識形態，用佛教的宇宙觀解釋世界等等，此外，他們還積極參與國際佛教徒的活動。例如1970年蒙古的佛教組織聯合亞洲15個國家的佛教組織，在烏蘭巴托成立了亞洲佛教徒促進和平
[5] 摘自蒙古《真理報》1990年12月24日，孫承平同志譯文。
[6] 蒙古甘丹寺負責人嘎登院長談話，轉引自宗教研究中心編《世界宗教總覽》頁525，東方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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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嗣後又改名為亞洲佛教和平會，這個組織的宗旨和任務是：聯合亞洲佛教徒爭取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促進以和平、和諧及社會公正為最高理想的佛教學說的傳播和實施，徹底禁止核武器和其他殺傷武器，支持各國人民的爭取獨立和自由，保護人的權利和尊嚴等等，[7] 此外，參加了聯合國召開的裁軍會議和世界和平大會等等。
四
俄羅斯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十七至十八世紀初，沙皇彼得大帝打通了從中亞到印度的通道，佔領了西伯利亞廣大地區，隨後我國蒙藏地區的喇嘛教也就傳入了西伯利亞。十七世紀三○年代，蒙古的佛教首先傳入卡爾梅克，爾後又傳入圖瓦（烏梁海地區）、布利亞持、伊爾庫茨克等地，逐漸流傳開來並得到迅速的發展。到十月革命勝利前，在布利亞持有寺廟46座，喇嘛約5000人，圖瓦有寺廟33座，喇嘛約4000人，赤塔洲有寺廟8座，喇嘛約2000人。此外，在彼得堡還有一座專供喇嘛教徒朝覲沙皇的富麗堂皇的喇嘛寺。[8] 在沙俄時代，俄國對佛學的研究在歐洲是首屈一指的，出現過很多著名佛學家，俄國科學院曾出版《佛教文庫》大型叢書。十月革命後，特別是在三○年代，俄國的喇嘛教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所有寺廟遭關閉，不少僧侶和信徒受迫害，大量佛教文物遭破壞或被轉移到了其它地方，藏醫研究被勒令停止，佛教文化幾乎蕩然無存，直到二戰後的1946年，當局才恢復了於十九世紀改建的阿嗄扎倉（寺廟），1950年由布利亞特首府烏蘭烏德的佛教徒集資興建了伊沃爾扎倉，在前蘇聯最後統治時期，只有上述兩座扎倉在活動。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喇嘛教獲得了新生，很多地區的喇嘛教寺廟重新被恢復並新蓋了一批寺廟。到1992年底，僅在西伯利亞地區就新建並舉行開光的寺院有10座。沙俄和前蘇聯時代喇嘛廟中保存的一些文物和藝術品也陸續歸還原主。例如，彼得堡的彼得堡大帝人類學博物館與民族博物館向阿嗄扎倉歸還了2000件物品，布利亞特藝術基金會也向中央佛教徒宗教管理局轉交了數千件文物，但這只是過去的一小部分。隨著寺院的恢復與新建，喇嘛教徒的數量也直線上升。據俄羅斯目睹者巴拉維雅夫最近的報告，在布利亞特的總人口130萬人口中有75萬左右是佛教徒，卡爾梅克的33萬人中有20萬是佛教徒，圖瓦的29萬人中有20萬是佛教徒，此外，在赤塔、雅庫特、阿爾泰等地區也有很多的佛教徒，在歐化的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及立陶宛人中也有一批皈依佛教的人。卡爾梅克還鄭重宣布自已是佛教自治共和國。1970年全俄有佛教團體19個，分
[7] 摘自《佛教辭典》31頁，英斯科1992年，鄭天星譯。
[8] 關於俄國及蘇聯的喇嘛教情況參見拙著《沙俄利用宗教侵華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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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設在莫斯科、彼得堡、海參威、烏蘭烏德等主要地區。1991年5月在彼得堡產生了佛教徒聯合組織「國際協調中心」，這個中心主要協調俄羅斯聯盟各國佛教組織和佛教徒之間的關係，加強信息的交流。佛教徒目前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宗教活動和社會文化活動。1991年7月在布利亞特首府召開了慶祝俄羅斯正式承認佛教250周年的紀念會，1992年5月在莫斯科舉行了慶祝佛誕的大型活動，參與這個活動的有來自亞洲和部分歐洲十多個國家的代表。俄羅斯還和外蒙共同發起了「亞洲佛教徒和平會議」，俄國佛教徒正在為世界和平、禁止核武器、改善生態環境、爭取民族平等和人民權利等而努力。此外，他們還創辦了佛學院、藏醫研究機構，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書籍和刊物。如《佛教》（莫斯科）、《迦樓羅》（彼得堡）、《曼荼羅》《香波拉》（卡爾梅克）等等。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俄國的佛教正在跨著巨大的步伐前進。
五
二戰後，東北亞的中國、韓國、朝鮮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走上了獨立自主的道路，進行了大規模和現代化的建設，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日本在戰後擺脫軍國主義的統治後也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恢復與建設工作，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為了適應上述國家政治、經濟的急劇變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沖擊，也作了自我的整合，提出了「世俗化（或人間化）、現代化和科學化（或理性化）」的道路，並從教義、組織、儀式和宗教行事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深入的改革，從而有效地為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文化措施等等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外蒙、俄羅斯西伯利亞地區的喇嘛教在擺脫過去的束縛，在與國家的關係取得「歷史的和解」後，正在走上欣欣向榮的坦途。總之，東亞佛教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復興的時期，這次復興不僅表現在佛教徒數量的急遽增加、教派組織的日益繁多，而且也表現在佛教正在向民族化、普世化發展。目前佛教徒約佔世界總人口的6％，流行在92個國家和地區，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徒從上一個世紀從亞洲走出後，目前已遍布世界各個地區。佛教的信仰、哲學、倫理和修持方法愈來愈為當地的人民所接受。佛教的職能已由原來的宗教或個人精神解脫日益深入到社會、文化生活等等各個方面，與政治經濟結下了不解之緣，佛教的道德倫理正在轉變成為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為此東亞佛教徒正在為世界和平、經濟繁榮、實現民族權利和人民民主、改善生態環境、禁止核武器等等而努力。另外，佛教文化作為東亞各國傳統文化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載體正在得到發揚光大。因此我們可以說，廿世紀後半葉是東亞佛教另一次復興時期，在即將到來的廿一世紀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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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val of Buddhism in Present Day East Asia
and Its Influence on Society and Economy
Huang,
Xinchuan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Asia Pacific,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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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uddhism has been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sperity in East Asia. The Buddhism in Japan and Korea, for adapting the change after the war, has made self-adjustment and suggested the road of “secular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It also made a serial in-depth reform in the fields of doctrine, organization, ritual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order to adapt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form. Ridding of the cold war influence, the Lamaism in Outer Mongolia and Russian Siberia has restored and developed rapidly. Lot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have been renovated or rebuilt. The historical articles of Buddhism have been returned to monasteries by national museums. Buddhism has performed very actively in politics and social life. Many Buddhist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have emerged. The Buddhist ideology is guiding people’s spiritual activities.
In short, the role of Buddhism in East Asia has penetrated deeply the society, culture, people’s lifestyle and other areas, not only the traditional religion or individual spiritual liberation. It has made an undissolved connection with politics and economy. The Buddhist morality and ethics have been transforming to become social public morality and professional morality. The Buddhists of East Asia are making untiring effort to work for world peace, economical prosperity, national rights, people’s democracy,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tc.
Key words: 1. restoration 2. secularization 3. universal relief 4. Lamaism
5. Tza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