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維
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頁17~24
中華佛學研究所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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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對「四十二字門」的原意是為了幫助記憶和宣傳佛教教義的看法，大體上一致。但對於其來源，學者們則有：1.中亞說、2.西北印度說、3.印度本土說等三種看法。筆者認為﹕從語言的特點和佛教經典形成的過程來看，「四十二字門」最早形成於西北印度的可能性很大，但使用「字門」作為表達、誦讀、記憶經典的方法在印度本土或在梵文文獻中也早有傳統。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J. Brough首先發現﹕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講到「四十二字門」時，在每一條的開首，舉列不是「字」，而是「詞」。這在所有講到「四十二字門」的經典中，是最為特殊的，或者可以說絕無僅有。中國南北朝時代慧思曾有《四十二字門義》的著作，可惜這部書大概唐以後佚失了。此外，清代的《同文韻統》之「大藏經字母同異譜」，根據十三種佛經，排列出一個梵字的對照表，其中九種都是出自「四十二字門」。「四十二字門」與《悉曇章》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四十二字門」的四十二個梵字，既然一開始就被稱作「陀鄰尼目佉」，實際上成為一套咒語，不僅念誦，也可書寫，當然也就被認為是悉曇的一種。尤其是唐代，佛教的密宗和悉曇都盛行，二者互相結合，文人學士、士大夫等也常常以能書寫悉曇字為時尚。
關鍵詞﹕1.四十二字門 2.《普曜經》 3.悉曇 4.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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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中組織和宣傳佛教的學說，有種種不同的形式。其中一類，便是排列出一個梵字表，每一個梵字，代表一個或一組關鍵詞，通過這些關鍵詞，把佛教一些最基本的教義組織起來。每次誦讀，首先誦出一個梵字，然後誦出與這個梵字有關的一個或幾個詞，然後是完整的一句或幾句經文。這種形式，對於僧人們誦讀和記憶經典，自然會有極大的方便。這類方法，如果從大處分，主要有兩種，一種依五十字排列，另一種依四十二字排列。後者又稱為「四十二字門」。關於「五十字」，使用最典型的是《大般涅槃經》。[1] 而關於「四十二字門」，常見的則是在「般若」和「華嚴」兩類經典之中。「般若」類的經典中有：
西晉竺法護譯《光讚經》。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即一般所稱《大品》以及與此相關的《大智度論》。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華嚴」類的經典中則有：
東晉佛陀跋陀羅、唐實叉難陀以及般若分別翻譯的三種《大方廣佛華嚴經》。
唐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唐不空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二字觀門》，現今通行的《大正藏》本還有每個字的悉曇字寫法。
「般若」和「華嚴」類的經典，現在大多還有梵本可以作對照。其中幾種已經有近現代的學者的校勘本：
Watasahasrika ed. by p. Ghosha.
Pabcavijwati ed.
by N. Dutt.
Gandavyuha, ed. by D. T.
Suzuki and H. Idzumi.
根據梵本，很容易就可以對比出「四十二字門」的原字。
以上這些經典，雖然名稱不同，其中四十二字的漢譯字以及解釋的內容和方式也有大小不等的差異，但四十二個字和它們排列的次序則絕大部分是一致的。關於四十二字門的漢譯字，這裡不再抄出，過去早已有人將這四十二個梵字在不同的漢譯佛經中的譯音字排列成表，供人研究和參考。這裡只用拉丁體字母列出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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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
a ra pa ca na la da ba da sa va ta ya sta ka sa ma ga tha ja wva（cva） |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
dha wa kha ksa sta jba rtha（ha,
pha, ita） bha cha sma hva tsa（sta） gha tha na pha ska ysa wca ta dha（sta） |
但如果考慮到異本或字體上的「異讀」，上面四十二梵字中少數的幾個還可以作一些補充，這就是上面括號中列出的那幾個字。
這四十二個梵字，以最前面的五個字為標識，往往又被稱為「arapacana」或者「arapacana
syllabary」漢譯就是「阿羅波遮那」。四十二字，總起來又稱作「陀鄰尼目佉」，梵文則是dha-ra-ni-mu-kha。漢譯「字門」一名中的「門」字，就是從這裡來的。
以上是四十二字門在梵文及漢譯佛教經典中的情況。在此之外，這四十二字還有不少蹤跡可尋。與上面所引經典同時甚或更早的是以佉盧文字母刻劃在佛像底座或抄寫在木牘上的例子。
年代稍晚一些的是於闐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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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最晚的藏傳佛教的例子。
巴利文經典中沒有四十二字門。這一點，對探討四十二字門的來源不無意義。
完整的四十二字門，雖然是以梵字的形式組織而成，但其梵字排列的次序和梵字本身卻非常費解。首先，從語言和語音學的角度看，四十二個梵字的次序與正常的梵文字母表（varnamala）看不出有任何聯繫。在這一點上，它與「五十字」的情形完全不一樣。其次，這四十二字中，缺乏梵文的某些最基本的音字，卻有一些在一般的梵文文獻中很難見到或沒有過的音字。第三，這些少見的音字，指示出它們最早不大可能出自梵文或梵文經典。
四十二字門的這些奇異之處，早已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對於四十二字門的性質，就其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記憶和宣傳佛教教義而言，學者們沒有異議。但對於其來源，學者們則有不同的幾種意見。這些意見包括：
一、 中亞說。
二、 西北印度又稱犍陀羅或即佉盧文說。
三、印度本土或即梵文說。
我的看法，從語言的特點和佛教經典形成的過程來看，四十二字門最早形成於西北印度的可能性很大，但使用「字門」作為表達、誦讀、記憶經典的方法在印度本土或在梵文文獻中也早有傳統。類似的例子在佛經中其實不只限於四十二字門，而且也不限於「五十字」。例如傳為三國時康僧會所譯的《舊雜譬喻經》裏有一個故事，其中就使用一個梵字來表達一句話乃至一件事。故事本身非常風趣，幾乎近於文字遊戲。在佛教以外，也不乏類似的例子。
《普曜經》是佛傳一類的經典，其主體部分應該說形成得相當早。一般認為，《普曜經》屬於部派佛教時期或部派佛教的經典，依照較多的學者們的看法，具體地講，屬於說一切有部，現存的《普曜經》有三個版本（versions）。這三個版本是：
一、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
二、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
三、梵本的Lalita
Vistara，有德國學者S.
Lefmann的天成體字校勘本。依照Lefmann在導言中的說明，他的校勘本，主要依靠的是在尼泊爾發現的幾種梵文抄本。這些梵文抄本的年代，相對來講，都比較晚。
這三部所謂「同本異譯」的佛經，在相同的一個地方，即〈現書品〉一節，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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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字門，但內容上卻有大小不等的差別。第一、第二兩部經講的都是四十二字門。但《普曜經》講到四十二字門時，在每一條的開首，舉列不是「字」，而是「詞」。這在所有講到四十二字門的經典中，是最為特殊的，或者可以說絕無僅有。《方廣大莊嚴經》相應的一段在〈示書品〉，其四十二字的形式和內容與前面提到的經典中看到的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但Lalita
Vistara的情況卻又不一樣，舉列的不是四十二字，而是依照通常的梵文字母序列排列的四十六個梵字，除最末一字外，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梵文字母表。當然，這一點，也可以說明我們現在見到的這個梵本，在流傳抄寫的過程中，已經有了不小的改變，這是梵本定型較晚的證據之一。
《普曜經》講四十二字門，首先舉列的不是「字」，而是「詞」，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J. Brough首先發現這一問題，他由此還提出一個推想：竺法護在翻譯《普曜經》時，手中持有的原本──不管是梵文本還是其它語言的文本──其中關於四十二字門一節，原文中舉列的一定是「詞」，而不是「字」，因為同樣是竺法護翻譯的《光讚經》裏，同樣的四十二字門一節，譯文中舉列的是「字」，而不是「詞」。[2] Brough的這條推想，確實很有見地。而且，我的看法，竺法護翻譯的《普曜經》，保留的不僅是另一種四十二字門的表現形式，而且這種形式相對於常見的四十二字門的形式而言，可能出現得更早一些。
從《普曜經》中的四十二字門舉列的是「詞」而不是「字」這一點出發，Brough還有一個推想。他認為這四十二個「字」或「詞」最早來自某一部佛經或佛經中的某一段，也就是說，它們首先是一段經文的四十二個關鍵詞，然後進一步演變成四十二個「字」。考慮到《普曜經》本身在佛教經典形成史上的地位，竺法護翻譯《普曜經》的年代，以及他的本子可能的來源等各方面的情況，應該說Brough的這個設想也有一定的道理。
四十二字門通過經典的翻譯，傳入中國以後，曾經有過廣泛的影響，而且影響還不僅局限於佛教僧人之中。有關的事例很多，這裡只簡單地舉兩個例子作為說明。
一個例子是南北朝時代的僧人慧思。慧思是天台宗智顗的老師，後世被尊為天台宗的第二祖。慧思一生，著作不少，其中之一就是《四十二字門義》。可惜這部書大概唐以後在中國就佚失了。唐代到中國求法的日本僧人大多見過此書，而且不止一次把這部書帶回日本。以慧思在天台宗的地位，這部書對後來在日本天台宗的發展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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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應該有所影響。也許以後有一天在日本的寺廟藏書裏還能發現此書。
另一個例子是編成於清代的《同文鎅統》。[3] 《同文鎅統》的卷5收入了一份「大藏經字母同異譜」，根據十三種佛經，排列出一個梵字的對照表，其中九種都是出自四十二字門。《同文鎅統》一書，雖然編成很晚，基本上不屬於佛教書籍，而是文字、音鎅一類的工具書，但卻收入了這樣一個梵字表，說明梵字，其中即包括「四十二字門」，影響已超出於佛教之外。
以上兩件事例。一前一後，大致已經可以說明「四十二字門」在中國的影響。當然，這方面需要研究的問題也還有不少。
中國古代佛教僧人以及學者講的「悉曇」或「悉曇學」，其實應該作兩種理解，但過去極少有人作過認真的區分。
第一種理解，所謂悉曇，只是指梵文或梵字的拼寫以及有關的一套規則。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4「西方學法」章有一段講：
創學《悉曇章》，亦云《悉地羅窣堵》。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但以成就吉祥為目，本有四十九字，其相乘轉，成一十八章，總有一萬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句八字，總成三十二言。更有大頌小頌，不可具述。六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大自在天之所說也。[4]
就是指的這種情形。在古代印度，這是五明論之一的聲明論的一部分。而《悉曇章》中梵文或梵字的拼寫，自有一套明確的規則。「四十二字門」顯然與此沒有直接的聯繫。四十二字門中的四十二個梵字，排列的次序既與正常的梵字排列次序完全不同，列出的梵字大部分又不是所謂的「根本梵字」，其中有些字音，究竟是從哪裏來的，至今還不很清楚，但不是來自梵語，則是肯定的。這四十二個梵字，因此與這裡講的悉曇和悉曇章拉不上關係。
第二種理解，則是把悉曇字的念誦和書寫以及與此有關的佛教密宗的一些理論也稱作悉曇。四十二字門的四十二個梵字，既然一開始就被稱作「陀鄰尼目佉」，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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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為一套咒語，不僅念誦，也可書寫，當然也就被認為是悉曇的一種。尤其是唐代，佛教的密宗和悉曇都盛行，二者互相結合，文人學士、士大夫等也常常以能書寫悉曇字為時尚。四十二字門自然成為念誦書寫的內容之一。但這樣往往就引起一種誤解，以為這四十二個梵字就是梵文的「根本字母」。中國古代的僧人和學者，曾經很認真地討論過梵文究竟有多少個字母，常見的有五十二、五十一、五十、四十九、四十七、四十六以及四十二字等數種說法。前幾種說法，在不同的條件下，都可以成立，惟獨四十二字說實際上不能成立。[5] 我們看日本平安時期的僧人安然的《悉曇藏》以及其它講悉曇的著作，其中也有這樣的錯誤。再看上面講到的《同文鎅統》書中的「大藏經字母同異譜」，把不同性質的「五十字」和「四十二字」不加區別地排列在一起，而未加以說明，看來也是因為不清楚這其中的問題和差別。
這一誤解，如果更往前追究其原因，則還有一條，那就是漢譯《大智度論》卷48中的「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那句話。這句話顯然只能在某一種特定意義上去理解。但當時恐怕不是人人都明白這一點。
當然，如果只是從佛教修行包括念咒以獲得宗教功德的角度講，似乎也不必過多地去深究以上所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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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Bangw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Scholars agree that “the 42 (arapacana) Syllabary” was designed to assist memory and to help spread
Buddhism. However, there is disagreement as
to the source of this alphabet, assigning it to Central Asia, northwestern India, or India
proper. I believe that examination of its
linguistic properties and 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texts indicates northwestern India as
the most probably source. However, using “Syllabary (Letter Doors)” to express, recite, and remember texts has a
long tradition in India proper and in Sanskrit literature. Professor J. Brough of
Cambridge in England was the first to notice that when Zhufahu (Western Jin Dynasty,
239~316 A.D.) mentioned the 42 Syllabary in his translation of the Puyao Sutra,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ction he did not provide letters, but words. This is unique among all
texts concerning the 42 Syllabary. During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5th and 6th
centuries A.D.), Hui-shi wrote An Exposition on the
Meaning of the 42 Syllabary; unfortunately, this work was lost sometime after the T’ang Dynasty.
The Qing Dynasty Unified Rhymes (Tongwen Yuntong) includes charts comparing the
letters recorded in the Canon. These charts compare the letters listed in thirteen sutras;
nine of these alphabets are of 42 letters. However,
the 42 Syllabary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iddham
alphabet. Nonetheless, the 42 letters
begin with DHA-RA-NI-MU-KHA, which actually can function as a mantra, so the
letters may not only be recited, but also written, so of course they were considered a
type of Siddham. Especiall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when both Tantric and Siddham
practices flourished, they influenced each other, and the ability to write Siddham letters
was prized among the fashionable gentry.
Key
words: 1. 42 syllabary 2. Puyao Sutra 3. Siddham 4.
Sanskrit
[1]
「五十字」一節，在北本《大般涅槃經》的〈如來性品〉中，在南本中則被單獨分了出來，題作〈文字品〉。
[2]
J. Brough: The
Arapacana syllabary in the old Lalita-vistara, in BSOAS, XXXVIII, 3, 1975, pp.581∼585.
[3]
知道這部書，有些偶然。三天前因為同事的介紹，得以認識台灣的林光明先生。林先生對佛教咒語極有興趣，研究也很有成就。談話間我講到「四十二字門」以及梵字的翻譯問題，他於是告訴我《同文鎅統》中也有一些材料。林先生還立即用電話請求在台北的同事將有關的三頁傳真給我，供我參考，《同文鎅統》的全書，也正在從台北郵寄過來的途中。林先生古道熱腸，我由衷感激。
[4]
拙稿《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中華書局，1995年，頁189。
[5]
拙文〈玄奘的梵音「四十七言」和義淨的「四十九字」〉曾對四十七、四十九兩種說法作過一些初步的討論。拙文載於《周紹良先生欣九秩慶壽文集》，中華書局，1997年，頁225∼頁230。對五十字說，拙文〈謝靈運〈十四音訓敘〉輯考〉中亦曾有所涉及。拙文載於《國學研究》卷3，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75∼頁300，拙文修訂稿又載《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語言文獻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31∼頁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