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避難行狀考

方廣錩

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頁145~174
中華佛學研究所發行


頁145

 

提要

  道安的一生有很長時間在避難流浪中度過,各種史料對他避難行狀的記載互有不同,甚至同一種史料的記載也自相矛盾。本文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設立道安行狀之時空基本座標的基礎上,對道安避難流浪的行狀進行新的考證,基本理清了道安的這一段歷史。

 

關鍵詞:1.中國佛教 2.道安 3.避難行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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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二千年來的中國佛教史上,高僧大德燦若群星。其中,道安是一位真正的劃時代的人物。道安用自己的一生,對佛教從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以來的將近四百年的歷史作了一個總結,並為佛教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道路。道安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佛教初傳期的結束。而道安死後,鳩摩羅什到長安,則標誌著中國佛教迅猛發展期的開始。因此,對道安的研究,歷來是中國佛教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為學術界、佛教界所重視。

  由於道安的一生有很長時間都在顛沛流浪中度過,各種史料對他生平的記載互有不同,甚至同一種史料的記載也自相矛盾。這給研究道安的歷史與思想帶來很大的困難。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道安避難流浪的行狀作一番考證。

  道安生活在西晉末年與東晉十六國時代,當時諸國分立,諸朝代各有年號。道安本人又先後在西晉、匈奴漢、後趙、冉魏、前燕、東晉、前秦等各國活動。為敘述方便,本文行文一般採用公元紀年,而視情況需要將各有關朝代紀年附注在其後的括號中。附注時,道安在哪個國家的範圍內活動,則附注那個國家的紀年,並視需要加注其他國家的相關紀年。但在引用史料原文時,還是按照慣例將公元紀年括注在朝代紀年之後。至於月、日,因係中國農曆,為避免換算之煩瑣,一律採用中文數字,以示與公曆的區別。

  在此先將《高僧傳》的有關記敘摘引如下。

  《高僧傳》卷5〈道安本傳〉在記敘道安師從佛圖澄並外出遊方問道後,這樣記載:

後避難濩澤。太陽[1] 竺法濟、并州支曇講[2] 《陰持入經》,安後從之受業。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息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己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安後於太行琱s創立寺塔,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歆聞安清秀,使沙門敏見苦邀之。安辭不獲免,乃受情開講。名實既符,道俗欣慕。

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3] ,住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時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襲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將危,乃西適牽口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素,安乃謂其眾曰:「今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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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眾入王屋女休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4] 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5] 逼陸渾,遂南投襄陽。[6]

  為敘述方便起見,本文的考證主要圍繞上述記敘進行。除《高僧傳》外,《出三藏記集》、《世說新語》等典藉中也有一些關於道安避難的記載。關於這些資料,將隨文引述評說。

  在考證前,有必要對當時的形勢先作一個簡單的敘述。

  349年(後趙建武十五年,東晉永和五年),石虎去世。石世嗣立。在石虎去世前後,石世的母系親屬及輔助者,為了石世能夠掌握大權,謀殺了石虎兒子石斌;逼走了石虎的另一個兒子彭城王石遵。此時,石遵發兵鄴都,廢石世為譙王,後來又把石世殺了。石世才當了33天皇帝。

  石遵當政,局勢並沒有平穩,兄弟間為了最高統治權繼續相互殘殺。先是石沖起兵,被石遵打敗。石遵坑殺石沖士卒三萬餘人。其後石遵又為石鑒所殺,在位只有183天。但石鑒在位只有103天,350年(東晉永和六年)又被冉閔所殺。

  冉閔,又名石閔,魏郡內黃(今河南北部,衛河上遊)人。本來是漢族人。他的父親冉瞻12歲時被石勒所虜。石勒令石虎將冉瞻收為養子,所以改姓石。石瞻驍猛善戰,被封西華侯。生子石閔,自幼果銳,石虎待之如孫。在隨石氏東征西討的戰爭中,石閔建立了許多戰功。石遵與石世爭奪皇位,石閔出力不小,所以石遵曾經許願說:「大事如成,我將立你為太子。」但石遵奪取皇位後,卻立石斌的兒子石衍為太子,石閔因此怨望。後來與石遵的矛盾日益激化,便積極籌劃,參與了廢石遵、立石鑒的活動。但石鑒奪取政權後,擔心石閔勢力太大,不好控制,便派人暗殺石閔。事不成,又鼓勵孫伏都等結羯士三千誅殺石閔,但反而被石閔所殺。後來,石閔殺石鑒,奪取了政權。

  從石勒起,後趙一直採取羯漢分治的政策。數十萬羯人進入中原地區,羯族的貴族騎在漢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的頭上,壓榨、虐殺甚至公開劫掠漢族及其他民族的人民,對於這些暴行,後趙政權聽之任之,毫不過問。因此,在後趙統治的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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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漢族及其他民族人民與羯人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激烈。石閔從石虎諸子中奪得政權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便謀圖借助漢族的力量。為此,他捨掉石姓,恢復冉姓,公開宣布自己是漢人。他打開鄴都大門,宣布:「凡是與我同心的人就住在城裡,凡不與我同心的人隨便你們到哪裡去。」命令一下,城內羯人恐慌萬分,紛紛出城,把城門堵得水泄不通。而百里內的漢人聽到這個消息,紛紛搬往城裡。冉閔由此認為羯人都不可信任,下令在境內大殺羯人。能夠送一個胡人首級到風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結果造成漢羯民族大仇殺。羯人不分貴賤男女老少,統統被殺,死者二十餘萬。史載,不少人只因為鼻子高一點、鬍子多一點,就被當作羯人殺掉了。應該說,後趙政權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固然是一種犯罪行為,但冉閔為了一己的私利,煽動民族仇殺,對中華民族同樣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

  冉閔奪取政權後,於350年自稱皇帝,建國號「大魏」,改元稱「永興」,仍然以鄴都為首都。石虎的兒子石祗則在襄國即位稱帝。冉閔派遣使者到東晉,希望東晉派兵,聯手消滅石祗。但因為冉閔已經自己稱帝,這是東晉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東晉沒有理睬冉閔的要求。這以後,後趙殘餘勢力石琨、石祗繼續與冉閔征戰,逐鹿中原。並引來鮮卑前燕慕容雋。冉閔雖然打敗了後趙的殘餘勢力,但自己也已經精疲力盡。352年(大魏永興三年,前燕元璽元年,東晉永和八年),冉閔被前燕軍隊俘虜,大魏滅亡。由鮮卑族建立的前燕開始統治中原大地。

  從349年石虎去世,到352年冉閔被俘。數年之間,中原大亂。史載:「羌胡相攻,無月不戰。」哀嘆:「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因戰爭、避難,引起當時諸民族大遷移,「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相互掠殺,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7] 社會生活遭到極大破壞,整個社會陷入大動蕩,人民遭受的苦難,真是罄竹難書。

  鮮卑族在東漢末年開始興起。原分三部,東部宇文氏、中部慕容氏、西部拓跋氏。慕容氏曹魏初年居遼西,魏晉之際遷於遼東北。337年稱燕王。343年打敗後趙石虎的進攻,遷都龍城(今遼寧朝陽)。後東破夫餘與高句麗,並攻滅宇文氏,聲勢日盛,成為遼西地區唯一的武裝勢力,為其後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礎。352年,燕王慕容雋趁冉閔精疲力盡之際,進一步南下攻略,執殺冉閔。並於當年正式即皇帝位,建元「元璽」。其後,前燕通過軍事與政治手段進一步統一了中原。360年,慕容雋病死,其子慕容暐即位,改元「建熙」。

  這時崛起的,與前燕、東晉鼎立的第三支力量是由原石虎部下氐族苻健建立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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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氐族原來居住在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縣東南)一帶。在西晉末年的混亂中,也發展成為一個較大的軍事集團,由部落首領苻洪率領。333年,石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到關東,這支力量被安置在枋頭(今河南浚縣西南)。石虎死後,苻洪曾一度投降東晉。在冉閔挑起民族仇殺時,關隴流民相率西歸,不少人路過枋頭時歸附苻洪,使得他的力量大增。苻洪後被石虎舊將麻秋毒死,其子苻健繼承。苻健帶領眾人從枋頭西歸,關中的氐族人紛紛起事響應,於是佔有關隴,於351年自稱大秦天王,建元「皇始」。352年即皇帝位,國號「秦」。史稱「前秦」。

  除了上述三支主要力量外,當時還有一些潛在的勢力。比如原為石虎手下的羌族首領姚弋仲,帶領本族人馬,在後趙敗亡後也努力爭取自成一統,因而一直在上述三種勢力的夾縫中周旋,一度曾投降前秦以窺測機會。這股勢力後終於趁前秦在淝水之戰中失敗的機會,成立了後秦王朝。

  鑒於當時北方局勢混亂,東晉也曾經有意出兵統一中國。但囿於封建正統觀念,東晉王朝不可能與冉閔合作。慕容雋勢力還沒有壯大時,表面上擁護東晉,所以東晉坐視他消滅冉閔。但慕容雋一旦消滅冉閔,立即稱帝,並力圖拼湊150萬大軍消滅東晉與前秦,統一中國。使東晉大失所望。當時東晉內部殷浩與桓溫矛盾甚深,都以北伐統一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因此,雖然也有北伐的舉動,但沒有多少實際效果。

  此外,當時一些地方軍閥,為了一己的利益,或結屯割據,或在上述三種政治勢力間叛附無常。由此引發許多局部的戰爭。

  所以,在這十幾年中,各種政治勢力相互鬥爭,互決雄雌,大大小小的戰爭連續不斷,整個社會在激烈地動蕩。道安正生活在爭鬥漩渦的中心─中原地區,自然只好四處顛沛流浪。

  在正式考證道安這些年的行狀之前,必須先落實在考證時需要涉及的幾個基本事實的具體年代以及具體地點,以為考證的基本坐標。

  先考察年代;

  (一) 312年,道安出生。約335年後,即24歲後,至鄴都,入中寺,初見佛圖澄。

  (二)348年,佛圖澄逝世。時道安37歲。

  (三) 349年,石虎逝世。同年石遵殺石世自立。同年石遵被石鑒所殺。所以石遵邀請道安入華林園也應該    在這一年,時道安38歲。

  (四) 350年,冉閔殺石鑒。時道安39歲。

  (五)352年,冉閔被前燕執殺,時道安41歲。

  (六) 354年,慧遠於太行琱s拜道安為師。時道安4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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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高僧傳》卷6稱;釋慧遠「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道。值石虎己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琱s,弘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8]

又依據《高僧傳》記載,慧遠於416年(東晉義熙十二年)逝世,享年83歲。則慧遠應該生於334年(後趙延熙二年、東晉咸和九年),故慧遠21歲拜師時應為354年(前燕元璽三年、東晉永和十年、前秦皇始四年)。

  (七)356年,道安復還冀部。時年45歲。

  (八)360年,前燕慕容雋逝世。同年其子慕容暐即位改元「建熙」。時道安49歲。

  (九)365年,前燕軍隊攻略河南南部。道安率眾自陸渾來到襄陽。時年54歲。

按:在《世說新語》中也有道安因前燕軍隊的逼近而自陸渾逃奔襄陽的記載,如《世說新語》卷6注引《安和上傳》云;

釋道安者,……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9]

又如《世說新語》卷8注引車頻《秦書》云:

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10]

  史料記載,364年,慕容暐派兵攻拔許昌、汝南、陳郡。此後又派兵攻打洛陽,東晉守將陳祐率眾棄陸渾,接著又逃難新城。365年,前燕軍隊攻克洛陽,至此,盡取河南諸城壘。[11] 所以,365年道安因前燕軍隊的逼迫而逃奔襄陽這一點是可信的。

  再考察地點:

  (一)濩澤,在今山西陽城西。

  (二)飛龍山,在今河北石家莊西南,亦即獲鹿(今鹿泉)、元氏之間。

  按:飛龍山,一名封龍山,《佛光大辭典》據《讀史方輿紀要直隸真定府元氏縣》,認為該山在今河北獲鹿、元氏間。謂山勢如臥龍欲飛舉狀,峰巒錯列,林泉幽奇。歷來為高士隱居之所。據說這裡還留有道安隱居時居住的寺廟。[12] 宇井伯壽提到湖北麻城縣北三十里有個飛龍山,但他又認為這個飛龍山距離王屋山太遠,恐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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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安隱居的地方。主張道安隱居的飛龍山應該在山西境內。[13]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提出該山在今山西省北部渾源縣西南,距今琱s不遠。我認為還是《讀史方輿紀要》所載較為正確。

  《晉書》卷一百四,《石勒載記》記敘石勒309年攻略河北時稱:石勒「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14] 常山是道安的家鄉,在今河北正定一帶,中山為今河北定縣,博陵為今河北安平,高陽為今河北高陽。王浚當時是幽洲(今北京)刺史,既然是王浚派遣大軍討伐石勒,則決戰應該在石勒佔領區一帶進行。不可能在湖北麻城,也不會跑到山西渾源。《讀史方輿記要》所述的地望比較合適。另外,《隋書》卷30,《地理志》「琱s郡」條載有:「石邑,舊縣。後齊

改曰井陘,開皇六年改焉。十六年析置鹿泉縣,大業初併入。有封龍山,抱犢山。」[15]

隋之石邑,即在今石家莊西南,亦即獲鹿(今鹿泉)、元氏之間,與《讀史方輿記要》所述正相吻合。

  (三)太行山琱s,今河北阜平北部。

  按:這裡所講的太行琱s,不是我們現在熟悉的位於山西北部渾源縣附近的琱s,而是位於今河北阜平北部,因屬太行山脈,故稱。該琱s為我國古代五嶽中的北嶽,在《尚書.禹貢》中便有記載,因琱籉荓o名。雖然歷代曾經因為避帝王之諱而改過不同的名稱,但從漢代直至明代,我國祭祀琱s時,所祭祀的始終是這座山。只是到了清順治中才改祀今山西渾源縣附近的琱s。太行琱s在飛龍山北面約一百公里左右,不算很遠。

  (四)武邑,今河北武邑縣。

  (五)冀部,即鄴都。

  歷史上無「冀部」這個地名。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主張:冀部,當指冀州治所。按:冀州在三國魏時治在信都(今河北冀縣),晉移治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石虎時改治鄴。所以道安的「復還冀部」,應該是回到鄴都。[16] 這兒的冀部應當指鄴都,應該沒有問題。除了《中國佛教史》的上述分析外,也可能是因字形相近而致誤。

  (六)牽口山,在鄴都西北。

  按: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引《水經注.濁漳水篇》「白渠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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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口山」,認為牽口山即該欽口山,在鄴都西北。[17] 任繼愈《中國佛教史》同意這一觀點。其他研究著作末涉及這個地名。今亦採用這一說法。

  (七)王屋女休山,在今山西陽城西南。

  按:王屋山,在今山西陽城西南。至於女休山,各種不同版本的《高僧傳》寫法不同。《高麗藏》作「女休山」,《思溪藏》、《普寧藏》、《嘉興藏》與金陵刻經處本作「女林山」,《趙城金藏》、《日本弘教藏》作「女A山」,《可洪音義》則記作「女(牛+木)山」。此外,《出三藏記集》作「女機山」。大抵為字型訛變所成。其中,女機山位於現河南宜陽西90里處,與王屋山方位不合。其餘的幾個均無查。所以,這個女休山到底在哪裡,現在很難確指。我認為,它既然與王屋山連稱,應該是屬於王屋山中的一個地方,就好比「太行琱s」這樣的稱呼一樣。名稱的歧異與無查,說明這是王屋山中一個不起眼的小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濩澤在今山西陽城西,與王屋山相同。道安在濩澤期間寫的經序稱自己「潛遁晉山」,可見濩澤也屬山地。也就是說,濩澤本身就應該是王屋山中的一個地名。該地在鄴都西面約100公里左右。

  王屋山地處晉南,在黃河北岸。陸渾在它南面100公里左右。道安從王屋山渡黃河到陸渾,地望正確。

  (八)陸渾,在今河南西南部之嵩縣。今有陸渾水厙。

  (九)襄陽,今湖北襄樊。

  (十)新野,今河南新野。

  按:諸種記載稱道安從陸渾到襄陽途中曾在新野分張徒眾。新野在今河南新野,位於今河南嵩縣與湖北襄樊之間。地望亦正確。

  現在再來考察《高僧傳》的上述記載。

  按照《高僧傳》上述記敘次序,則道安在師從佛圖澄,遊學問道的過程中曾經在濩澤避難;然後從濩澤來到飛龍山;接著來到太行琱s;在太行琱s期間曾經應邀到武邑講經;45歲回鄴都;受石遵請住華林園;石氏之末到牽口山;冉閔之亂到王屋女休山;然後渡黃河到陸渾;最後因前燕軍隊逼迫而到襄陽。

  我們可以依據前面已經確定的時間坐標為上述道安行狀列一張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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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事  件

年  代

道安歲數

 1 道安初見佛圖澄

 2 避難濩澤

 3 避居飛龍山

 4 在太行琱s行道

 5 武邑講經

 6 回鄴都

 7 入住華林園

 8 到牽口山

 9 冉閔之亂到王屋女休山

10 陸渾被逼

11 到達襄陽

約為335年以後

不清

不清

354年前後

應為354年∼356年之間

356年

349年

349年

350年∼352年

365年

365年

24歲後

不清

不清

43歲前後

43歲∼45歲之間

45歲

38歲

38歲

39歲∼41歲

54歲

54歲

 

  從表一可知,《高僧傳》的上述記敘有如下幾點錯誤:

  第一、按照《高僧傳》的說法,道安在師從佛圖澄期間曾有一度在濩澤、飛龍山、太行琱s等地避難。但道安在飛龍山的具體時間,有《高僧傳》中「釋僧先」的本傳作參考,可以肯定是佛圖澄逝世以後的事;道安在太行琱s的具體時間,有慧遠拜師為參照,也可以肯定是道安43歲時的事。從有關記載可以看出,道安在飛龍山與到太行琱s兩件事前後相連,都發生在佛圖澄逝世之後。但《高僧傳》將它們誤置在佛圖澄逝世之前。

  至於道安何時在濩澤避難,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道安的確曾經在濩澤避過難,這有道安自己寫的多篇經序為證。但《高僧傳》將此事安排在道安師從佛圖澄期間又是錯誤的。這種觀點歷來不為學術界與佛教界所認可。道安師從佛圖澄期間,中原屬石氏後趙統治,雖然戰爭不斷,但由於有一個統一的強勢政權,局勢並未糜爛。由於局勢相對平穩,客觀上沒有產生避難的需要。《高僧傳》說他此時曾經避難,想必是與他的遊學,或與此後的避難搞混淆了。

  於是研究者只能另闢蹊徑來解決這個問題。有的研究者認為道安避難濩澤等地,大約是他20歲受具足戒之後,24歲投師佛圖澄之前,他的第一位老師允許他四出遊學期間發生的事。[18] 然而,從各種資料可以知道,在濩澤期間,道安在社會上已經頗有聲名,不少人慕名來投。在此期間,道安研究了好幾部經典,撰寫注疏,有好幾篇經序流傳至今。不能想像,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能夠有這樣高的佛教義理水平與社會聲望。所以,認為濩澤避難發生在師從佛圖澄之前的觀點在學術界很少有人信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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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學術界、佛教界的通行說法是此事發生在石氏之亂後,道安避難的初期。[19] 但這種說法畢竟只是推測,沒有經過認真的考證,所以湯用彤先生曾公開表示懷疑。[20] 這個問題下面再討論。

  第二、從上表的年代排比可知,第7、8、9三項事件年代錯位,應該前移到第1項與第4項之間。那麼,它們與第2、3兩項的次序應如何排定呢?如前所述,道安在飛龍山與到太行琱s是兩個相連的事件,所以第7、8、9項應該排在第3項前面。這樣就剩下一個本來就有疑問的濩澤了。

  現在讓我們按照上述思路排除《高僧傳》中道安行狀的年代錯位,看看如何。為了簡明起見,我們先把成問題的濩澤刪略不列。

 

表二

事  件

年  代

道安歲數

 1 道安初見佛圖澄

 2 入住華林園

 3 到牽口山

 4 冉閔之亂到王屋女休山

 5 避居飛龍山

 6 在太行琱s行道

 7 武邑講經

 8 回鄴都

 9 陸渾被逼

10 到達襄陽

約為335年以後

349年

349年

350年∼352年

不清

354年前後

應為354年∼356年之間

356年

365年

365年

24歲後

38歲

38歲

39歲∼41歲

不清

43歲前後

43歲∼45歲之間

45歲

54歲

54歲

 

  重新排列後,表二在年代順序及道安的年齡上是沒有矛盾了,但出現一個新的問題:道安第二次離開鄴都時,是經由哪條路線從鄴都到陸渾,最後到襄陽的?如前所述,按照《高僧傳》的原來記載,道安經由王屋女休山渡河到陸渾,這在地望上是正確的。但現在既然把王屋女休山移到前面,則道安是經由哪條路線到陸渾呢?另外,如前所述,王屋女休山與濩澤的地望相同。如果把王屋女休山條移到新的位置,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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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道安避難之初還是到過濩澤。事實是否這樣呢?

  重新排列後,表二順帶出現的其他問題是:道安於356年回鄴都後,是什麼時候離開鄴都的?從356到365年這九、十年中,他都在哪裡生活?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再考察一下地理問題。

  首先,依據前述已經考證清楚的地理座標羅列《高僧傳》所述道安行狀的地理位置。

 

表三

事  件

地  點

今地點

 1 道安初見佛圖澄

 2 避難濩澤

 3 避居飛龍山

 4 在太行琱s行道

 5 武邑講經

 6 回鄴都

 7 入住華林園

 8 到牽口山

 9 冉閔之亂到王屋女休山

10 陸渾被逼

11 到達襄陽

鄴都

濩澤

飛龍山

太行琱s

武邑

鄴都

鄴都

牽口山

王屋女休山

陸渾

襄陽

河北安陽一帶

山西陽城西南

河北獲鹿、元氏間

河北阜平北部

河北武邑

河北安陽一帶

河北安陽一帶

河北安陽西北

山西陽城西南

河南嵩縣

湖北襄樊

 

  表三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道安早期活動除避難濩澤外,均在河北。所以這個避難濩澤放在這裡顯得十分不自然。

  第二、由於濩澤就在王屋山,也就是說,道安在這十餘年中曾經兩入王屋山。歷史上似乎沒有看到過有這樣的記載,這實在有點蹊蹺。

  我們再仿照把表一改造成表二的同樣方法,把表三改造成表四。

 

表四

事  件

地  點

今地點

 1 道安初見佛圖澄

 2 入住華林園

 3 到牽口山

 4 冉閔之亂到王屋女休山

 5 避居飛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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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太行琱s行道

 7 武邑講經

 8 回鄴都

 9 陸渾被逼

10 到達襄陽

鄴都

鄴都

牽口山

王屋女休山

飛龍山

太行琱s

 

 

 

武邑

鄴都

陸渾

襄陽

河北安陽一帶

河北安陽西北

約河北安陽

山西陽城西南

河北獲鹿、元氏間

河北阜平北部

 

 

 

河北武邑

河北安陽一帶

河南嵩縣

湖北襄樊

 

  由於濩澤與王屋山地望相同,按照表四現在的排法,表三的第一個問題仍然存在。由於把王屋女休山提前,表三中本來不成問題的從鄴都到陸渾的路線,現在成了問題。如果說道安走的仍是從河北到山西南部這一條路線,則仍然是兩入王屋山,與將表一改造為表二的情況一樣。

  綜上所述,《高僧傳》關於道安的行狀的記敘有年代錯位問題,還有一個可疑的濩澤問題。改正了年代錯位以後,問題的癥結就在濩澤及與濩澤相關的王屋女休山。

  這裡,湯用彤先生的一段話給了我極大的啟發。他在敘述道安到王屋女休山時這樣講:

(王屋女休山)應在王屋附近。又按:濩澤與王屋甚近。《僧傳》述安公自濩澤,北至飛龍山,最後又至王屋。事雖可能,但依地望言之,則似由濩澤至王屋為較合。今無確證,僅列石虎死事於前,餘均依《僧傳》所述次序。[21]

如前所述,湯用彤先生已經懷疑道安避難初期先到濩澤的說法。在這裡,他又提出這樣一種可能,即道安是從濩澤到王屋女休山,進而渡河到陸渾的。由於沒有可靠的證據,湯先生只是提出這樣一種可能性,以供參考。在他的著作中,他只是將《高僧傳》中的明顯年代錯位加以改正,其他仍然按照《高僧傳》的次序敘述。

  那麼,按照湯先生的提示,這裡是否有這樣的可能,即道安初期避難實際並沒有到過濩澤。而是45歲重回鄴都,再次外出避難時來到濩澤。這樣,表二的遺留問題,表三、表四的問題就全部解決了。

 

表五

事  件

年  代

道安歲數

 1 道安初見佛圖澄

 2 入住華林園

 3 到牽口山

 

頁157

 

4 冉閔之亂避居飛龍山

 5 在太行琱s行道

 6 武邑講經

 7 回鄴都

 8 避難到濩澤

 9 到王屋女休山

10 陸渾被逼

11 到達襄陽

約為335年以後

349年

349年

 

 

 

350年∼352年

354年前後

應為354年∼356年之間

356年

不清

不清

365年

365年

24歲後

38歲

38歲

 

 

 

39歲∼41歲

43歲前後

43歲∼45歲之間

45歲

不清

不清

54歲

54歲

 

表六

事  件

地  點

今地點

 1 道安初見佛圖澄

 2 入住華林園

 3 到牽口山

 4 冉閔之亂避居飛龍山

 5 在太行琱s行道

 6 武邑講經

 7 回鄴都

 8 避難到濩澤

 9 到王屋女休山

10 陸渾被逼

11 到達襄陽

鄴都

鄴都

牽口山

飛龍山

太行琱s

武邑

鄴都

濩澤

王屋女休山

陸渾

襄陽

今河北安陽一帶

同上

約今河北安陽

河北獲鹿、元氏間

今河北阜平北部

今河北武邑

同上

今山西陽城西

今山西陽城西南

今河南嵩縣

今湖北襄樊

 

表五、表六把到濩澤與到王屋女休山分做相連的兩個事件,還有點屈從《高僧傳》的記載,因為它們有可能本來就是同一件事情的兩種不同表述法。亦即一以地命名,一以山命名,實際是一回事。

  《高僧傳》由慧皎所撰,慧皎生於497年,死於554年。在慧皎之前,僧祐(445∼518)所撰的《出三藏記集》的道安本傳中,在記敘道安投師佛圖澄後,敘述了他注疏經典、編撰經錄的事跡,然後這樣說:

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及石氏之亂,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眾入王屋女機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棲[22] 木食修學。俄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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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23]

根本沒有提到道安曾經在濩澤避難的事情,而只提及道安曾入王屋女休山。當然,僧祐的上述記敘,也沒有提到飛龍山、太行琱s。他還把慧遠之投師放在道安避難前敘述,同樣存在著年代錯位。文中又錯將竺法汰當作是道安的弟子。由於當時道安顛沛流離,僧祐限於所得資料,記載有所誤失,這是可以理解的。

  那麼,《高僧傳》的記載可信度如何呢?從《高僧傳》對將竺法汰錯當成道安弟子提出批評可知,慧皎撰寫《高僧傳》時參考過《出三藏記集》。比較《高僧傳》與《出三藏記集》對道安行狀的敘述,可以肯定,慧皎是在僧祐的基礎上,加上自己收集的若干新材料,撰寫成《高僧傳》中的道安本傳。所以,《高僧傳》承襲了《出三藏記集》對道安行狀的年代錯位。而慧皎增加的有關新資料,我們現在都可以找到出處。如濩澤出於「道安經序」;飛龍山出於「僧先傳」;太行琱s出於「慧遠傳」。但由於慧皎沒有能夠解決《出三藏記集》中的年代錯誤,所以把新資料放錯位置,以致亂上添亂。

  說濩澤就是王屋女休山,除地望相同、道安無兩入晉南的可能外,還可以竺僧輔的事跡為證。

  竺僧輔,鄴都人。道安在《道地經序》中提到,當道安在濩澤時,竺僧輔與支曇講「冒險遠至」,[24] 與道安一起研習經論。《高僧傳》也中有竺僧輔的傳記,稱:

竺僧輔,鄴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晉饑亂,輔與釋道安等隱於濩澤,研精辯析,洞盡幽微。後息荊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禮懺翹勤,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時琅琊王忱為荊州剌史,籍輔貞素,請為戒師,一門宗奉。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於臨終,妙香滿室,梵晌相繫。道俗奔波來數萬。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為起塔。[25]

文內說「值西晉饑亂」又是一個明顯的時代錯誤,因為西晉敗亡時道安只是一個4、5歲的孩子,因此對這句話可以置而不論。由於竺僧輔是鄴都人,佛圖澄長期在鄴都活動,因此,竺僧輔很可能也是佛圖澄的弟子,因而姓竺。道安原本也跟從姓竺,所以有的史籍稱他為「竺道安」。或許正因為是師兄弟,所以竺僧輔「冒險遠至」濩澤。《道地經序》的敘述清楚反映,竺僧輔不是隨著道安一起從鄴都來到濩澤的,而是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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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冒險遠至」的。值得注意的是《高僧傳》稱他「誓生兜率,仰瞻慈氏」,並後到荊州上明寺。

  我們知道,道安也信仰彌勒淨土,在襄陽時,曾經與法遇等八人立誓要投生兜率天。因此,竺僧輔很可能就是八人中的一個。也就是說,竺僧輔從濩澤起,一直跟隨道安,一起來到襄陽。

  《高僧傳》稱竺僧輔在荊州上明寺時,王忱任刺史。東晉十六國時,荊州治所曾多次變動。根據《晉書》卷75「王忱傳」,王忱於太元(376∼396)中出為荊州刺史。治所在今湖北江陵。該荊州又稱「上明」,此即「上明寺」命名的由來。王忱任荊州刺史已是苻堅拔襄陽之後的事。我們知道,後苻丕攻打囊陽,道安再次分張徒眾,竺僧輔大概就是這時南下來到東晉荊州的新冶所。

  按照上述分析,竺僧輔乃隨著道安僧團,從濩澤來到襄陽。而《高僧傳》、《出三藏記集》又稱道安僧團是從王屋女休山迤邐到襄陽。由此證明濩澤實際就在王屋女休山。

  下面,我們按照表五、表六的次序,考察道安在避難流浪的行狀,並對其中若干問題作進一步的補充考證,從而使第五、第六兩表更加細密完善。

  如上所述,石虎死於349年,同年石遵殺石世自立為帝。這一年道安38歲。《高僧傳》載;「時石虎死,彭城玉石遵墓襲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請安入華林園,廣修房舍。」[26]

  華林園是石虎所建的皇家園林。據說當時有一個名叫吳進的僧人對石虎說:「胡運將衰,晉將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於是石虎「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朁騜韞_,廣長數十里。」[27] 石遵請道安居住的就是這個華林苑。從這條資料可以說明,349年石遵執政時,道安正在鄴都。石遵在位一共只有183天,就曾經派遣專人請道安入居華林園,並為他廣修房舍,這說明石遵很重視道安。想必這時道安己因自己的道德、學識、人品而無可置疑地成為佛圖澄弟子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新星。正因為這樣,石遵才招請道安入居皇家的華林園。當年佛圖澄曾經是後趙政權的軍政顧問與精神領袖,石遵延招道安,毫無疑問是想讓道安也擔當這樣的角色。

  如前所述,《高僧傳》在敘述石遵延請之前,有這樣一段話:「至年四十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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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冀部,住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28] 從而產生年代錯位。致誤的原因,也許是把348年道安外出遊方時,因得知佛圖澄逝世而趕回鄴都的事與356年道安45歲時再次回鄴都的事搞混淆了。

  道安雖然應邀入居華林園,但當時的後趙政權危機四伏,大亂在即,越是被統治者重視,便越是處於漩渦的中心。關於這一點,聰明如道安,當然看得清清楚楚。按照《高僧傳》的說法,即道安在「石氏之末」,已看到「國運將危」。所以,道安進入華林園不久,很可能在石遵被殺之前,便帶領部分師兄弟離開鄴都,從此開始他長達十餘年的隱居、流浪生涯。

  按照《高僧傳》記載,道安首先「西適牽口山」。《出三藏記集》沒有提及這個地名,而說他直接到王屋女休山,這是不對的。

  如前所述,牽口山,又名欽口山,在鄴都西北,離鄴都不遠。從349年石氏之末到352年冉閔敗亡,道安一直在這裡居住,約有三、四個年頭。道安開始避難,並沒有走得很遠,這是符合邏輯的。因為一開始,誰也不可能知道形勢將怎樣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常人的一般想法,都是暫時避避風,所以不會走得很遠。從這個角度來考察道安避難初期即入濩澤說,即到王屋女休山說,可以發現它們均不甚合乎情理。留在離鄴都不遠的牽口山,或者還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任何人都不可能吸風餐露過日子,只有衣、食、住、藥四緣具足,才能安心行道。道安師從佛圖澄後,已經以鄴都為中心生活了十餘年,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來說不會輕易離開這個地區。

  但萬不得已的日子終於來到。《高僧傳》載:

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素,安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眾入王屋女休山。[29]

《出三藏記集》的相應段落為:

及石氏之亂,乃謂其眾曰:「今天災旱蝗,寇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眾入王屋女機山。[30]

兩條資料都說道安此時即到王屋女休山,另外學術界傳統認為道安此時到濩澤,這些觀點都是錯誤的,上文已經考證過。有若干補充意見,下文再說。我的意見道安此時所到乃是飛龍山。但上面兩條資料提到的道安不得不離開牽口山的背景原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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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蕭素」、「天災旱蝗」─是正確的,可以與正史資料相互印證。它還幫助我們確定了道安離開牽口山到飛龍山的確切時間。

  《高僧傳》所稱:「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素」,我認為它的背景很可能是指冉閔在進攻石祗時受到的一次重大損失。如前所述,道安停留在鄴都附近的牽口山,一個重要的原因大約是經濟問題。也就是說,道安在牽口山時期,想必得到當地世家大族的經濟支持。而所謂「人情蕭素」,很可能是這種經濟支持的被撤消。根據《晉史》,冉閔即位不久,便大力招攬人才。他舉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於是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31] 然後他舉兵攻打石祗。但受到石琨、慕容雋、姚襄聯軍的合力攻擊,大敗逃奔。趁這個機會,本來就對冉閔煽動民族仇殺不滿的:

降胡粟康特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於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郁、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千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32]

一大批優秀人才慘遭殺害。在當時人心惶惶的情況下,大概無人有暇顧及道安教團。

這不免使道安教團感到「人情蕭素」。

  《出三藏記集》與《高僧傳》所載道安說的「天災旱蝗」也可以在《晉史》中找到依據。352年(永和八年),冉閔被前燕慕容雋所殺。是歲「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33] 由此可以推知,道安率眾離開牽口山的具體時間應該是352年末或353年初青黃不接之時,時道安41歲或42歲。

  飛龍山,地望如前所述,在今河北石家莊西南,獲鹿、元氏之間。為什麼說他這時必然到飛龍山而不是到濩澤呢?

  說他這時必然到飛龍山,理由有兩條:

  第一、道安率眾離開牽口山的時間是352年末或353年初青黃不接之時,時道安41歲或42歲。慧遠到太行琱s投師為354年,時道安年43歲。由於在慧遠聞名而來以前,道安已經在太行琱s創立寺塔,所以道安應該在慧遠到來之前,亦即353年,42時就已到達太行琱s。學術界公認,道安在飛龍山與僧先討論格義之事,發生在他到太行琱s之前。既然他353年就已到達太行琱s,則他352年末或353年初離開牽口山後,只能直接到飛龍山,中間不可能再有到其他地方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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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安離開牽口山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旱蝗,生活無著。雖說「聚則不立」,但這裡更重要的是「散則不可」。要能聚而不散,當務之急是要解決生活問題。道安少年時代認識的朋友僧先,此時正因避石氏之亂而在飛龍山修持。《高僧傳》的「僧先傳」稱道安到飛龍山是「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34] 所謂「後復從之」,顯然是指僧先已經在這裡站住腳,道安前來投靠。所謂「昔誓始從」,則是指當初兩人曾經相約「若俱長大,勿忘同遊」,而今天僧先果然實踐諾言,支持了正在困難中的道安。所以,有僧先在飛龍山,應該是道安遷移到飛龍山的重要原因。另外,打開地圖便可以知道,飛龍山的位置離道安的家鄉常山非常近。在道安時代,家族關係始終是人的最主要的社會關係之一。當人們遇到困難,希求家族的幫助可說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或者也是道安考慮的因素之一。

  凡此種種,道安離開牽口山後,飛龍山顯然是首選的地點。

  說這時所到的地方肯定不是濩澤,理由也有二條:

  第一、時間太短。

  《高僧傳》主張道安到飛龍山之前先避居濩澤。但可能也發現時間太倉促,不夠用,便提出道安在濩澤停留的時間很短:「後避難潛於濩澤,……頃之,與同學竺法汰俱息飛龍山。」[35] 其實,道安在濩澤研習與注疏了多種經典,撰寫了多篇經序,決不是「頃之」能夠辦到的。

  第二、道安與道護兩次見面的先後順序。

  道安在飛龍山除與沙門釋僧先相遇外,還與沙門竺道護相見。僧先與道安,在兩人的青年時代曾經在旅途中相遇,相互傾慕,約定「若俱長大,勿忘同遊」。《高僧傳》這樣記載他們在飛龍山的再次相遇:「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36] 但在同一篇文章中,《高僧傳》這樣記載道護與道安的相見:「又有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37] 兩相比較,一個是再次相遇,一個是初次見面,不是清清楚楚嗎?然而就是這個道護,在濩澤與道安也有一段因緣,他曾特意從東垣界將自己得到《大十二門經》送到濩澤。道安《大十二門經序》這樣記敘這件事:「比丘竺道護於東垣界賢者經中得之,送詣濩澤,乃得流布。得經之後,俄而其家遇火,護若不睹,為灰炭矣。」[38] 如果像傳統所說,道安到濩澤在前,到飛龍山在後,則他與道護也是再次相見,何以《高僧傳》的記載與僧先比較反差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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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事實的真相應該是,道安到飛龍山在前,到濩澤在後。正因為道護有在飛龍山與道安相識的因緣,對道安的學識、人品深有了解。所以後來在東垣界得到《大十二門經》,又得知道安正在濩澤,於是特意把該經送去,供道安研究。

  綜上所述,傳統認為道安此時避難到濩澤的說法是錯誤的,此時所到實際為飛龍山。

  與道安同行到飛龍山的竺法汰(320∼387)也是中國佛教史上有名的僧人之一。他原為東莞(今山東莒縣)人,也曾經投師佛圖澄,故與道安是同學。據說他雖然沒有道安那麼博才善辯,但相貌堂堂,長相比道安強。他對道安的學識人品十分佩服,終生與道安保持著親密的友誼。竺法汰是否與道安同在牽口山居住,史無明載。但根據各種史料,他隨同道安共居飛龍山後,雖曾一度與僧先南遊晉平,但基本上一直追隨道安,直到道安在新野分張徒眾,他才按照道安的吩咐到荊州、健康等地傳教,但仍然與道安保持書信往還,請教學問,交流信息,介紹道侶。在佛學思想方面,他與道安也基本相同。因此,我認為,很可能從349年離開鄴都起,竺法汰就一直與道安在一起。關於他,下文還要介紹。

  前面已經提到,道安等人到飛龍山之前,「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情。」[39] 僧先是冀州(今河北冀縣)人,他「性純素,有貞操」,[40] 是一個很樸實方正的人。受具足戒之後,「勵行精苦,學通經論。」[41] 《高僧傳》並稱他:「遊想岩壑,得志禪慧。」[42] 可見在禪學方面頗有修養。這與中國北方佛教比較重視禪學這一總的傾向也是一致的。《高僧傳.習禪篇》結尾曾專門提及一個叫僧光的沙門,稱:

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逾喜樂,外折妖祥,摒鬼魅於重岩,睹神僧於絕石。[43]

有的版本上述「僧光」作「僧先」。不知是否就是這個僧先,還是另有僧光,因字形相近而誤作「僧先」。少年道安曾與少年僧先相遇,雙方都留下深刻印象;十餘年後,雙方都學有所成,有緣再次見面,自然都十分欣喜。

  道安在飛龍山期間主要是與竺法汰、僧先、竺道護等人一起研習佛教經典,探討佛教理論。居留的時間不長,還不足一年。原因可能是與僧先在「格義」問題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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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發生爭執。《高僧傳》載:道安與僧先、竺法汰、道護等在飛龍山共同研習經典:「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44] 明確提出格義這種方式不能準確解釋佛教的教理。僧先當即不同意道安的這種看法,反駁說:「且當分析[45] 逍遙,何容是非先達!」[46] 「逍遙」應指莊子的《逍遙論》,這是當時佛教般若學者與玄學家清談時經常涉及的題目,可見於《世說新語》的諸多記載。僧先的意思是要維護前輩的聲譽,不能隨便對前輩進行批評。僧先的這種態度,可能與他樸實方正的性格有關。但道安認為:「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嗚,何先何後!」[47] 意思是說,「傳播佛教一定要把佛教的理論搞正確,不能謬種流傳。在弘揚佛教正法這一方面,每個佛弟子都有責任爭先恐後地去做,講什麼前輩、後輩呢?」反映出道安在學術問題上不迷信權威,敢於創新的良好品格。正是這種「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及「吾師道也」的精神,激勵中國的知識分子一代又一代地為追求真理而奮發努力,使得中國文化得以不斷地發揚光大。《高僧傳》在記載道安與僧先的上述爭論後,緊接著說:「先乃與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48] 似乎反映了在「格義」問題上,道安曾經與僧先、竺法汰產生嚴重的矛盾,以至僧先等人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而離開道安,南遊晉平。竺法汰後來回到道安身邊;僧先後來則來到襄陽,並在襄陽病逝。晉平,地望不詳。湯用形先生認為或是「晉土」之誤。我認為這完全可能。它可能是指東晉,也可能是指山西某地。如果是後一種,則「南遊晉土」就可能是到山西南部的王屋山一帶。或者竺法汰的這次南遊晉土,埋下異日道安遁居濩澤的種子。

  飛龍山爭論的歷史真相究竟如何,由於沒有更多的資料,我們無法作進一步的考證。或許當時大家的確因為產生分歧而各奔東西,這說明道安宣傳他的新觀點時曾經遇到多麼大的困難。不過由於竺法汰最終還是回到道安身邊,也說明最後他還是贊同了道安的觀點。但也有可能這只是一次正常的分道弘化,與關於格義的爭論無關。《高僧傳》載,道安等在飛龍山居住一段時間之後,大家商議:

「居靖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輟軫。宜各隨力所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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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佛恩。」眾僉曰善,遂各行化。[49]

就是說,當時的佛教僧人都有一種應該努力四出傳播佛教的使命感,認為不應該長期停留在一處。於是道安等人按照這種思維模式離開飛龍山,分頭行化。當然,具體到飛龍山的當時實際情況,也許這次的「遂各行化」正是解決矛盾的一種方式。

  道安提出格義具有不能準確解釋佛教原意,從而使學習者無法準確掌握佛教理論這樣一個重大的缺陷。這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那麼,道安用什麼方法來糾正格義的這一不足呢?各種史料都沒有正面記載這一問題。不過,《高僧傳》中「慧遠傳」的一段記載為我們解開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慧遠「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50] 354年,他21歲時在太行琱s拜道安為師,24歲時已經能夠獨立講經。有一次,慧遠講經時,座中有一聽講的來客就「實相」的問題向慧遠提出疑問。無論慧遠怎樣反覆解釋,這個人不但不明白,反而似乎更加糊塗。於是慧遠就援用《莊子》的理論來作比喻,這下聽客豁然大悟。經過這件事情之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51] 這說明道安發現了格義的缺陷後,最初採取的辦法就是從此除了佛經之外,不准弟子們再讀世俗的其他一切書籍,這當然是指中國傳統的六經、《老》、《莊》之類。他以為這樣一來,弟子們就可以不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完全按照佛教經典來理解佛教。這種想法,實際上當然是不現實的。

  道安等離開飛龍山後,來到太行琱s創立寺塔。

  太行琱s位於今河北阜平北部,在飛龍山北面約一百公里左右。《高僧傳》載,道安離開飛龍山,便到太行琱s「創立寺塔」。既然是創立寺塔,就不是一天、兩天的工夫。而慧遠於354年投師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琱s,弘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52] 亦即道安創立的寺塔已有相當規模且聲名遠揚。所以我認為道安離開飛龍山的當年,亦即353年便到太行琱s,時道安42歲。

  這時的道安已經是一個成熟的佛教領袖了。他以太行琱s為依托,廣泛進行傳教活動。他的名聲越來越大,不少人投入他的門下。其中有的如前述慧遠,以俗人身份投入道安門下;也有的已經拜師出家,這時改而投入道安門下。比如《高僧傳》說:廬山西林寺釋慧永:「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接著又說:「素與遠(指慧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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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嶺。」[53] 可見他投入道安門下的時間也在道安在太行琱s創立寺塔的時期。據說道安傳教成果之大,「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54] 亦即河北地區的佛教僧人,有將近半數大都以他為師。《出三藏記集》則稱:「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55] 如前所述,竺法汰是道安的師弟,但一直跟從道安。說竺法汰是道安的弟子,那是錯誤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個教團能夠達到有五百餘人的規模,應該說是相當可觀的了。

  在太行琱s時期,道安及其教團的生活與修習狀況如何,《高僧傳》的〈道安傳〉中缺乏詳細的記載。不過,我們可以從《高僧傳》對慧遠活動的記敘中了解到一些情況。

  慧遠本姓賈,是雁門婁煩(今山西崞縣東部)人。他自幼好學,13歲時便跟從舅父遊學許昌、洛陽。《高僧傳》稱他「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覽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56]  如前所述,慧遠21歲時來到太行琱s,與道安一見面,就大為敬服,認為自己真的找到了良師。但慧遠並沒有立刻出家,而是以白衣的身份,參與道安教團的一些活動。「後聞道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乃嘆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57] 《波若經》,即《般若經》。慧遠本來對儒家經典、《老子》、《莊子》特別有研究,但聽道安講解《般若經》的理論後,認為儒家、道家都不能與佛教相比,才正式出家當了僧人。這說明道安的教團當時成分比較複雜,既有僧人,也有若干俗人。道安經常舉行講經活動,以此普及佛教知識,教育弟子。

  《高僧傳》接著說:

(慧遠)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縕纊常闕。而昆弟恪恭,始終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58]

這個曇翼,也就是前述道安還在佛圖澄門下就已經跟從道安出家的那個僧人。看來在道安教團中,成員的基本生活由集體負責解決,但個人的一些特殊需求仍由個人自行設法。可能因為這個曇翼在道安教團的時間較長,資格較老,執掌著教團的經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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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所以可以給新入門的慧遠兄弟以若干照顧。

  還應該指出的是,道安既然能夠在這樣的亂世中在太行琱s創立寺塔,一定得到有力外護的支持。可惜史籍失載,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或這些外護是誰。

  由於道安的名氣越來越大,所以當時任武邑(今河北武邑縣)太守的盧歆曾經派沙門敏見到太行琱s,苦苦地邀請道安到武邑為僧俗講經。道安反覆推辭,但終於推卻不過盧歆的盛情,於是特意來到武邑。《高僧傳》載,他的講經「名實既符,道俗欣慕。」[59] 也就是說,慕名來聽講的僧俗人等,都覺得道安講得實在好,不愧這麼高的名氣,都十分佩服。這大概是355年(前燕元璽四年)的事。

  《高僧傳》載:道安「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60] 如前所述,文中「冀部」應為「鄴都」。這時鄴都已經被前燕作為首都。道安45歲,時為356年(前燕元璽五年)。已經是率領數百人大教團的著名佛教領袖。

  前燕自從352年建立入主中原之後,經過幾年征討,中原地區大抵歸前燕統治。從史書上看,354年、355年、356年基本沒有大的戰爭。所以,想必此時中原地區有了相對穩定的政權,局面也相對平穩。於是道安回到有著佛圖澄塋、寺院的鄴都。後來道安71歲高齡,還曾特意從長安到鄴都祭掃佛圖澄的寺院,可見他對老師懷有深厚的感情。

  前燕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吸收漢族的優秀文化,漢化的程度比較深。如《晉書》載:

雋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餘,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61]

這對於改變中原人民對前燕的態度應該起一定的作用。前燕統治初期,人民對鮮卑族統治者還有不少疑慮。例如355年初,慕容雋來到薊州,幽燕一帶的人民以為要將他們東遷,引起大恐慌,處處結屯自保。而356年大司馬慕容恪進攻廣固(今山東青州),因為政策得當,「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62] 群眾的這種態度,或者對道安也不無影響。

  道安教團這次在鄴都大約生活了四年左右。前面提到慧遠24歲時曾與人論「實相義」,此年當357年,道安教團正在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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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道安並沒有能夠在鄴都一直居住下去,不得不再次出走,顛沛流浪。道安這次是什麼時候,又是因為什麼原因再次離開鄴都到濩澤?史書中沒有任何記載,我們只能根據有關資料作一些猜測。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認為可能是在360年離開鄴都,原因是因慕容雋之死引起的騷動。我認為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

  由於前燕實力的增強,慕容雋便企圖征伐東晉,統一全國。358年,他下令全國每戶僅留一丁,其他人全部徵發當兵,擬拼湊150萬大軍。359年底,所徵集的軍隊都集中到鄴都。360年正月,慕容雋檢閱軍隊,但隨即逝世。此後其子慕容暐即位,改元「建熙」。這時,宮廷發生內訌,顧命大臣慕輿根因鼓動陰謀而被殺。史稱:

是時新遭大喪,誅夷浪籍,內外洶懼。……(慕容雋)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63]

對於曾經經歷過石虎死後天下大亂的道安來說,自然會擔心是否會再次出現石虎死後的那種局面。更何況他這時率領著這麼大的一個教團,要為這個教團的安全與前途負責。大概就在這一年,他帶領教團再次離開鄴都。

  如前所述,道安這次來到了王屋女休山,具體地點大約就是濩澤,在鄴都以西100多公里。之所以瀝走到濩澤,或者與在飛龍山時期竺法汰南遊晉土時曾經到過這裡有關。

  在濩澤期間,道安潛心研習經論,撰寫了一些著作。我們至今可以從現存的若干篇章窺見道安當時的情況。

  在道安於這段時間所寫的經序中有兩段感懷自己身世的話,對我們了解道安的生平與他隱居濩澤時的思想頗有助益。在《道地經序》的末尾,他說:

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玁狁滑夏,山左蕩沒。避難濩澤,師殞友折,周爰咨謀,顧靡所詢。[64]

玁狁是當時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蔑稱。道安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生下來就沒有遇到好時候,恰巧碰到皇朝顛覆。少數民族橫行,太行山以東都被他們統治。我們知道,道安生於312年,西晉王朝在316年覆滅。當道安避難濩澤時,太行山以東都為少數民族佔領。道安的這段話正是對當時形勢的簡明概括。道安居住濩澤期間,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前燕與東晉基本是以黃河為界。濩澤在黃河北岸,雖一度因河內郡(今河南沁陽)呂護的叛前燕附東晉(詳下),也可能曾屬東晉,但從總體來說,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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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前燕。但在前面提到的諸多經序中,道安多次使用「晉」這一國號,這表明道安仍奉東晉正朔的態度。在《陰持入經序》的末尾,他說;

安來近積罪,[65] 生逢百罹,戎狄孔棘,世乏聖導。潛遁晉山,孤居離眾,幽處窮壑。[66]

意思與上面所述基本相同,把少數民族的統治稱為「孔棘」,為這種統治給人民及自己造成的「百罹」,為自己不得不在山西的小山溝裡避難而嘆息。從上述文字,我們可以感受到道安那強烈的民族感情。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脫離他所生活的時代。道安出生於一個漢族的世家大族,從小接受儒家的正統教育。其後,他生活在東晉十六國這一民族動亂的時代,尤其生活在漢民族飽受少數民族壓迫北方,親眼目睹了種種民族壓迫的事實,因此,儘管他已經出家,成為方外之人,但不能不受當時整個社會思潮的影響,從而表現出上述強烈的民族情緒。尤其在因民族動亂而造成自己不得不顛沛流離時,這種情緒會更加強烈,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現存道安的所有著作中,類似的情緒化的表述非常罕見,實際上,現在能夠找到的也只有上面這一些。從實際行動看,儘管道安完全有條件像當時的其他僧人一樣,離開北方,南下東晉,但道安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長期堅持在北方。後來實在因生活無著,才率眾來到東晉的襄陽。到了襄陽以後,雖然東晉的統治者視他為至寶,予以種種優待,但道安自己卻總是注意與統治者保持一定的距離,並沒有直接在政治上表示效忠。當然,他採取這種態度與東晉的政治形勢有關,這一點將在下文敘述。他的這種態度,對弟子慧遠有著直接的影響。後來苻堅把道安迎到長安。雖然到長安並非出於道安的本意,但他也沒有任何一點不合作表示。相反,我們可以從下文看到,他與苻秦統治者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相對而言,要比與東晉統治者的關係密切得多。在長安時期所寫的經序,也都採用「秦」這一國號,不再奉晉正朔。凡此種種,說明道安雖然的確有一定的民族情緒,但我們不應該過高地估計與強調這種民族情緒在道安身上的作用。應該說,他基本上還是按照佛教要求的「眾生平等」的信條行事。這種態度,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應該說是符合民族大融合的總形勢的,也是有益於社會進步的。我們說,佛教在當時民族大融合的情況下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那麼道安就是例證之一。如果我們把道安的這種態度與宋代僧人面對民族壓迫,疾呼忠君報國的態度的加以比較研究,或者可以總結出某些規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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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但這不屬於本書擬論述的範圍,在此從略。當然,道安努力與少數民族統治者搞好關係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使佛教能夠更加順利的傳播,這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

  道安在《道地經》的經序中還對「師殞友折,周爰咨謀,顧靡所詢」表示十分的沉痛。這兒的「師」,應該指佛圖澄。因為《道地經》是講述佛教禪觀的,而佛圖澄在禪觀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所以道安在學習《道地經》時,自然會想到如果佛圖澄還健在,自己可以在禪觀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導,從而為良師的殞落而無限痛惜。道安對佛圖澄終身抱有深厚的感情。以繼承佛圖澄的事業自任。他在上述《道地經序》中還這樣說:

先哲既逝,來聖未至,進退狼跋,咨嗟涕洟。故作章句,申己赤丹,冀諸神通,照我顒顒,必枉靈趾,燭謬正闕也。[67]

意思是說;老師佛圖澄已經逝世,新的高僧還沒有來到,我缺乏明師指點,實在進退狼狽,傷感流淚。我現在誠心誠意地希望老師能夠降靈顯神通,來匡正我的謬誤。382年,道安以71歲高齡,還曾經特意到鄴都拜省佛圖澄的寺廟。384年十二月,也就是道安逝世前二個多月,他在《僧伽羅剎經序》中回顧384年一年來,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翻譯經典的過程時說:

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擊柝中,而出斯一百五卷。[68] 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f乎?[69]

表現出自己一生以佛圖澄為榜樣,一生作為對得起老師的寬慰心情。

  有的研究者認為《道地經序》中提到的「師」是指道安早期的導師,亦即前述道安剛出家時,曾經讓道安學習《辯意經》與《成具光明經》的那一位。但那位導師的情況史籍失載,是否也精通禪觀,不得而知。從《道地經序》的具體內容及書寫背景看,應該說該「師」指佛圖澄更合情理。

  序文中提到的「友」,不清楚具體指誰。但一定是一個有相當佛教造詣的優秀僧人,曾經與道安切磋學問,甚為相契。如前所述,當時戰亂遍地,人命如草,在統治階級為一己私利相互殘殺中,許多一時之選的優秀人物無辜被牽連喪命,乃至史籍驚呼「人物殲矣」。因此,一批優秀佛教僧人由於種種原因而在這動蕩的年代中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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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使人感到意外。

  《高僧傳》稱道安等在濩澤的時間不長,「頃之」,便到飛龍山。《出三藏記集》也稱道安等在王屋女休山的時間不長,「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實際上,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道安在濩澤,或稱王屋女休山地區停留的時間還是比較長的,否則,他不可能完成這麼多的工作。

  那麼,他是什麼時候離開王屋女休山地區,渡過黃河,來到陸渾的呢?

  道安離開鄴都是想找一塊安靜、安全的地方,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認認真真地修持。可是,在那國家分裂、混戰的年代,這點最起碼的要求卻顯得那樣奢侈。

  361年(前燕建熙二年、東晉升平五年)二、三月間,前燕河內太守呂護率士附降東晉,並欲引晉兵攻襲鄴都。河內,在今河南沁陽,距道安隱居的王屋女休山只有幾十公里。前燕慕容恪、皇甫真率兵六萬前來討伐。築長圍,將河內郡首府野王(今河南沁陽)團團圍住。七、八月間,前燕攻破野王,呂護渡河奔東晉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九、十月間,呂護又投降前燕。362年(前燕建熙三年、東晉隆和元年)二月,前燕呂護引軍攻打東晉洛陽,河南南部一時成為前燕、東晉爭鬥的焦點。東晉甚至有過遷都洛陽的議論。七月,呂護中流矢死亡,燕軍渡河退回野王。363年(前燕建熙四年、東晉興寧元年)四月,前燕慕容忠攻滎陽,東晉滎陽太守逃到魯陽(今河南魯山)。如果說,上面的幾場戰爭是前燕經略河南前哨戰,那麼,從364年(前燕建熙五年、東晉興寧二年)起,前燕正式大舉進攻河南。二月,前燕李洪開始略地河南,四月,前燕攻許昌、汝南、陳郡,東晉官員或死或逃。前燕徙上述三地萬餘戶於幽州,遣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這表明前燕決心拿下河南南部。七月,太宰慕容恪親自領兵攻打洛陽。他先派人招降當地人士,「遠近諸塢皆歸之。」[70] 東晉洛陽守軍先逃陸渾,又逃新城。365年(前燕建熙六年、東晉興寧三年)三月,前燕攻克洛陽。河南南部全境歸前燕。

  從上述歷史事件可知,道安到王屋女休山後,雖然他所處的濩澤沒有戰爭,但幾年來,戰爭始終在離他很近的地方殘酷地進行著,而且前燕的勢力越來越大,有馬上席捲河南南部全境的趨勢。想必在這種情況下,大約在364年左右,道安等離開王屋女休山,渡河南下,先來到陸渾。

  道安在濩澤,交通不便,周圍戰爭頻仍,生活條件就十分艱苦。上述情況在道安於濩澤時期所寫的幾篇經序中也有反映。例如在《道地經序》中,他稱支曇講與竺僧輔是「冒險遠至」,[71] 在《陰持入經序》中,他說自己「潛遁晉山,孤居離眾,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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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窮壑。」稱竺法濟、支曇講是「陟岨冒寇,重爾遠集。」[72] 到陸渾,生活就更加困難了,以致到「山棲木食」的地步,就是沒有地方住,沒有飯吃。道安多年顛沛流離,但還沒有這麼狼狽過。這時,前燕的軍隊又攻克洛陽,即將席捲整個河南南部。客觀形勢促使道安下決心南投東晉。這大概是365年三月,洛陽陷落前後的事情。

  365年三月,前燕慕容恪攻下洛陽,前燕勢力席捲河南南部,在這前後,道安一行從陸渾出發,迤邐南行。他先南下來到南陽(今河南南陽),在這裡停留了一段時間。在南陽時他收到東晉襄陽名士習鑿齒於365年四月五日在囊陽寫的一封邀請信,邀請他到襄陽去。想必這封信堅定了他南投東晉的決心。於是帶領慧遠等人,來到新野(今河南新野)。這也就是三國時劉備曾經屯兵的地方。在新野,道安在傳教理論上作出一個重大決策─「依國主以傳法」;隨之在具體行動上也有一個重大的決定─分張徒眾。《出三藏記集》是這樣記敘這一事件的:

行至新野,復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閒。」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渡河。[73]

  《高僧傳》記載全同,只是說道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大概在慧皎看來,道安教團一共五百餘人,竺法汰、法和各自帶走若干,不會再有五百餘人。於是改為四百餘人。

  在新野分張徒眾之後,道安帶領慧遠等弟子繼續南下。據說他們渡過白河,一次夜裡兼程趕路。正遇到雷雨,前不巴村,後不巴店,只好就著天上霍霍的閃電辨路前行。正在這時,看見前面有一戶人家,門前有兩棵烏柳,柳間懸掛著一個鳥兜,大約能裝一斛麥子的樣子。道安便大聲喊起來:「林百升!林百升!」這家的主人果然叫林百升,出門一看,是些遠道來的僧人。他一個也不認識,可這些僧人竟然能夠叫出自己名字,很吃驚,以為是神人,便殷勤地招待他們。事後弟子們問道安,怎麼知道這家主人叫林百升。道安回答:「兩木為林,兜可容百升。所以他叫林百升。」

  這個故事在《出三藏記集》與《高僧傳》中都有記載。

  不管道安本人是否真有神通,上述故事說明,當時的一些人在觀念上認為世界上有神通,而道安是有神通的。

  經過艱苦跋涉,道安一行終於來到襄陽,這時大概已經到了365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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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結束上述考證之前,我們依據上述研究,把道安在這段時間中顛沛流離的經歷再表列如下。

 

表七

時間

道安年齡

事件

今地點

 1 349年

38歲

應石遵請住華林園

河北安陽一帶

 2 349年

38歲

避石氏亂至牽口山

河北安陽西北

 3 352年末或

  353年初

41歲或42歲

避天災到飛龍山

河北獲鹿、元氏間

 4 353年

42歲

分頭行化到太行琱s

河北阜平北部

 5 354年

43歲

慧遠太行琱s投師

河北阜平北部

 6 355年

44歲

應邀到武邑講經

河北武邑

 7 356年

45歲

回鄴都

河北安陽一帶

 8 357年

46歲

慧遠講「實相」義

河北安陽一帶

 9 360年

49歲

避難到王屋女休山(濩澤)

山西陽城西南

10 364年

53歲

避難到陸渾

河南嵩縣

11 365年三月

54歲

避難南到南陽

河南南陽

12 365年

54歲

南下到新野

河南新野

13 365年

54歲

分張徒眾

河南新野

14 365年

54歲

南下抵襄陽

湖北襄樊

 

1998年4月修訂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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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ans Life as a Refugee: A Study

Fang Guangchang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Tao-an spent a long period of his lifetime as a refugee and wanderer.  Historical records differ on the course of his journey and sometimes the same record contains contradictory dat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verification of Tao-ans track, based on the times and places established by earlier research.

 

Key words: 1. Chinese Buddhism  2. Tao-an  3. refugee's track

 


註解

[1]     「太陽」應為「大陽」之後,詳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有關敘述。

[2]     「支曇講」,并州雁門人。「講」下漏一動詞。

[3]     「冀部」應為「鄴都」之誤。詳見下文。

[4]     「棲」,原本無,據校記補。

[5]     「慕容俊」為「慕容雋」之誤。以下引《世說新語箋疏》之「慕容俊」、「慕容晉」均為「慕容雋」之誤,不一一指出。其實這時慕容雋己死,其兒子慕容暐在位。詳見下文。

[6]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9。

[7]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795、頁2797。

[8]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11。

[9]     《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372。

[10]     《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8月,頁481。

[11]     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1月,頁159。

[12]     參見《佛光大辭典》,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本,頁3775。

[13]     參見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岩波書店,1979年2月,頁14。

[14]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711。

[15]     《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8月,頁856。

[16]     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卷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1月,頁158。

[17]     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3月,頁139。

[18]     參見宇井伯壽,《釋道安研究》第一章第二節,岩波書店,1979年2月第二版,頁6。

[19]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卷2:「大約就在石遵被殺前後,道安預見到『國運將危』,離鄴出走。不久沿鄴之西南方向避難至濩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1月,頁155。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冊2:「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335),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濩澤去住。」知識出版社,1982年8月,頁20。

[20]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道安)年三十七,石遵請入居華林園。其後避難,疑先居濩澤,後北往飛龍山。」中華書局,1983年3月,頁139。

[21]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3月,頁139∼頁140。

[22]     「棲」,原本無,據校記補。

[23]     《出三藏記集》,版本同前,頁562。

[24]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368。

[25]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196。

[26]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6。

[27]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782。

[28]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6。

[29]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9。

[30]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562。

[31]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794。

[32]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795。

[33]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797。

[34]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35]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8。

[36]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37]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38]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254。

[39]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8。

[40]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4。

[41]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42]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43]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426。

[44]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45]     「析」,底本作「折」,據校記所引《金陵》本改。參見《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46]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47]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48]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95。

[49]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59。

[50]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11。

[51]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12。

[52]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11。

[53]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32。

[54]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8。

[55]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562。

[56]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11。

[57]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11。

[58]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211。

[59]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8。

[60]     《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10月,頁176。

[61]     《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842。

[62]     《資治通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頁672上。

[63]     《資治通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頁676下。

[64]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368。

[65]     「安來近積罪」,《高麗藏》、《思溪藏》、《嘉興藏》作「安未近積罪」,則似乎道安在發牢騷;「我並沒有做什麼壞事,為什麼要讓我生在這樣的亂世?」這不符合佛教高僧的思想。此據《磧珍藏》、《普寧藏》改。

[66]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249。

[67]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368。

[68]     據上文,應為「一百六」卷。

[69]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374。

[70]     《資治通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頁679。

[71]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368。

[72]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249。

[73]     《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95年11月,頁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