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佛學學報
第十五期（2002.07）
頁141-153

©2002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灣　臺北

Summary

提要

        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新疆石窟研究得較多，而對佛教寺院遺址很少觸及。近年來，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不僅對已知佛教遺址，如于闐縣喀孜納克佛寺、喀拉墩遺址附近的佛殿和民豐縣尼雅遺址的93A35S佛寺遺址進行了發掘；還發現並發掘了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的西大寺；又調查了交河故城內的佛教建築遺址。在和田地區調查並發現幾座佛寺，如和田市布蓋烏于來克、洛甫縣朗如、墨玉縣庫木拉巴特、皮山縣布勒斯特佛寺遺址，並尋覓到了著名的牛頭山寺遺跡。由於北庭西大寺和交河故城佛教建築遺址已發表了報告，[1] 故這裡只簡要敘述其他幾個遺址。

關鍵詞：1.新疆佛寺研究　2.佛寺遺址

【目次】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年。拙文〈交河故城佛教建築遺址調查報告〉，載《交河故城保護和維修》，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一、最近發掘的佛教遺址

（一）尼雅93A35S佛寺遺址

        著名的尼雅遺址在距尼雅縣城約100餘公里的沙漠腹地（圖一）。斯坦因曾對這裡作過考察，其編號為 N‧V。但他僅挖掘了其中的一部分，並未揭示整個寺院遺址的全貌；且發表在《古代和田》中的平面圖還搞錯了方向。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日本有關機構合作組成的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從1988年以來對尼雅遺址進行了多次考察。1995年，對遺址北部的佛殿（FS）遺址進行了發掘；翌年，又發掘了佛殿周圍編號為93A35FA、FB、FC、FD的遺址。報告中，把這兩次發掘的遺址割裂開來，認為前者（FS）是佛寺，其餘的是「一處與官方活動有關的活動場所」。但是事實表明：這是一處較完整的佛教寺院遺址。它向人們展現了魏晉時期精絕佛教寺院、佛教藝術和佛教發展的狀況和特點，使尼雅遺址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 這座佛寺遺址位於靠近尼雅幹河床左岸的一處臺地上。河床由西經北面向東繞過臺地兩側，臺地東、南兩面散佈著許多枯死的楊、柳和果樹。整座寺院的地勢高敞，寺院的門（FA）開在東面；其南面有佛殿（FS）。西端是僧房和講經堂（FD）；北面有一組帶前廊的房址，其中一間較寬闊（FC）；佛殿西面有一低凹處（FB），據發掘者說可能是冰窖；寺院中央有一面積約500平方米的廣場；東部和南部圍一道用紅柳枝編成的籬笆牆。這是由五組單元建築成的一座完整佛教寺院。布局規整，組合有序，河水環繞，綠樹成蔭。

        寺院的主體建築──佛殿構築在高於寺院其他房址的臺地上。牆體採用「木骨泥牆法」[3] 修建，平面呈方形，東西長5.3、進深5.2米，門向東南。佛殿中現存邊長2米的正方形臺基以木構築：四隅各有一木柱礎，上面卯口內立著木柱，側面固定木板，內填土而成。四周是供右旋的行道。在行道東北角的地面上，發現了一些坍塌成碎片的壁畫，經加固處理揭出佛和菩薩像各一尊。佛像（圖二）僅存上半身，體型健壯，雙肩寬闊有力，嘴上留有八字小髭，造型粗獷端莊，充滿現實人的生活氣息，與

2. 中日共同尼雅遺迹學術考察隊 《中日共同尼雅遺迹學術調查報告書》卷2，中村印刷株式會社，1999年；張鐵男、王宗磊〈95年尼雅遺址93A35佛教寺院發掘簡報〉、〈1996年尼雅93A35號遺址中FA、FB、FC、FD發掘簡報〉，分別載於《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1999年第2期。

3. 「木骨泥牆」，塔里木南緣牆體的一般構築法，現仍可在一些偏遠地區見到。方法是：先架設四根地樑成方形或長方形木框，四隅用木柱以榫卯法連接成立體形的框架。再在地樑上鑿出等距離孔洞，內也插木柱。然後用草繩將蘆葦、紅柳枝等捆紮在小木柱內外側。最後在兩側抹草拌泥，即形成牆壁。

米蘭壁畫相近。但雙目微閉而俯視，一副超塵脫俗的表情，具有能最終修成佛陀的標準品格，比米蘭壁畫更向前邁進了一步。

        遺址北面的一處房址（FC）被分隔成東、西兩組，前（南）面有用籬笆牆圍築的平臺。西面的西間面積較大，出土了不少遺物，有玻璃器碎片、緊繩器、木紡輪等，特別是佉盧文和漢文木簡牘的出土說明，這裡是寺院的的辦公場所。同時也表明，這是精絕國的一座重要寺院，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確鑿證據。

        西面的房址（FD）可分為北、中、南三個單元。其中中間的房址（Ⅲ）平面呈長方形，面積較大。北、東、南三面築牆，東面用木料以榫卯結構法修築精巧別致的欄杆，地面以黃土鋪墊，堅硬平整。該房址內出土了大量的木柱、柱礎及木構件等建築遺物；在木柱周圍發現了四件木雕天人像。顯然，這是一處供僧徒進行誦經、集會等活動的場所，或稱為經堂。其餘南、北兩處均為僧房。講經堂出土四件雕像（圖三），浮雕在木板的正背兩面，人物呈站立狀，用黑色線條勾畫出五官、手指及衣服上的褶襞。形象與龜茲壁畫中的梵天相似，當為天人。

        關於尼雅93A35S佛寺的時代。其北面大型房址中出土的5件佉盧文木牘和9件漢文木簡。漢文木簡有兩件可粘接，每件上有3～6字，其內容大都牽涉到國家詔書、政令。斯坦因在此曾拿走佉盧文木簡牘250件、漢文木簡50餘件，內容與此大致相似，其中一件墨書：「泰始五年十月戍午朔廿日丁丑敦煌太守都□」。「泰始」為西晉年號，「五年」相當於西元269年，說明該寺院在西元三世紀中葉時仍很繁盛。再結合出土佛像的特點看，該佛殿遺址的修建時代，應晚於米蘭Ⅲ號塔的壁畫（「佛與六個弟子」），早於龜茲現存壁畫的年代，約為西元三世紀。

（二）喀拉墩遺址附近的61、62號佛殿

        喀拉墩遺址在今于闐縣城北面約220多公里的沙漠中。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考察過這裡。199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法國科研中心135所合作發現並發掘了喀拉墩附近的兩座佛殿遺址，編號為N61、N62。[4]

        這兩座佛殿都掩埋在沙漠中，地表只露出一些木建築構件。N61佛殿在喀拉墩東部稍偏南處，牆壁用「木骨泥牆法」構築，有兩層殿牆：裏面一層主殿，地面中央有一邊長2米的正方形臺基，四周是行道；其外圍繞的一層殿牆，邊長8.5米；兩層殿牆間相距約為2米。佛殿整體平面呈「 回」字形。N62佛寺位於喀拉墩南部（圖四），其形制與N61相同。法國科研中心135所在其舉辦的展覽中，對該兩處佛殿進

4. Keriya menoires dunfleuve, Archeologie et civilization des oasis du Talamakan, 2001; vs 中法聯合克里雅河考古隊〈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考察概述〉，《考古》，1999年第7期。

行了復原，他們認為佛殿中央殘存的基座原應為中心柱，與龜茲石窟形制相同。在佛殿靠近臺座的行道上，堆積著許多坍榻下來的牆壁碎片，其中有的還描繪著壁畫。

        現存壁畫內容主要是佛像（圖五），有立佛和坐佛。立佛佈局在佛殿側壁，赤腳立於蓮花上。頭兩側各有一身坐佛，上端為一排排的坐佛像。有的坐佛兩腿相交坐在蓮花上，兩手手指交叉置腹前；有的呈禪定，身披的通肩袈裟以雙線勾出褶襞。用黑線勾勒面部、袈裟的輪廓和蓮瓣等，用土紅線描繪五官等細部。線條簡潔流暢，富有動感。

        發掘者認為，這兩座佛殿「很可能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中國佛教遺存之一」。C14測定N61號佛殿為距今1910±250、1193±86年；N62號為1800±40年，大約在魏晉時期。這個時代應當是寺院建築的年代；但從壁畫內容和繪畫風格來看，似乎具有八、九世紀晚唐風格，極待進一步研究。

（三）喀孜納克佛寺遺址

        喀孜納克佛寺位於今于闐縣羊場南5公里的沙漠邊緣，附近有大面積的古代文化遺存。1983年底清理發掘了一座小型佛殿遺址。該佛殿也有兩層殿牆，平面呈「回」字形，外牆南北長11、東西寬8.4米，殘高0.6米，門開在南面。主殿地面殘存方形臺基；四面形成行道。外殿東、北、西三側壁前築臺座。主殿東側牆壁殘存壁畫有：垂帳紋、蓮花座和二方連續的麥穗圖案等。大大的佛腳踏在蓮座上。畫面以線條勾勒輪廓，平塗法著色。殿內出土了幾個泥塑小佛像，但身、首已經分離，頭形長圓，豐頤，黑髮，肉髻較大，眼微閉，嘴小，唇厚（圖六）。發掘者根據泥塑形象、壁畫風格和出土錢幣分析認為，應是南北朝時期，即西元五、六世紀的殘存。

二、最近發現和考察的佛寺遺址

（一）庫木拉巴特佛寺遺址

        該遺址位於墨玉縣紮瓦鄕西北約1.5公里的沙漠中，黃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稱其為「庫馬提」，說附近「瓦礫甚多，禿垣遍野」。該遺址南面有被居民稱為「圓老鼠」的地方。從其地望、遺址規模和傳說看，這裡可能是古于闐傳說中的「鼠壤墳」，玄奘《大唐西域記》中記載的「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祭祀，以求福佑」的佛教聖地。

        1989年發現了三處佛寺遺址和一處墓葬群。其中一座佛殿長17、進深9米，殘垣高約0.8～1米。佛殿平面呈「回」字形，考察時見到的壁畫有千佛、彌勒像、動物畫和供養人像等。出土遺物較多，其中一批小立佛像紅色袈裟上的襞褶隨身圓轉，

透過袈裟顯出寬肩、細腰、兩腿修長的優美體型。其中有一座佛殿的殿牆較薄，正面（主殿）可能為泥塑大型立佛像，出土了佛像身光中的小化佛，背面（外殿內側壁）彩繪禪定千佛像。在這裡還採集有泥塑像頭。看來，這處佛寺延用的時間很長，可能一直延續到佛教在于闐終結。

（二）布蓋烏于來克佛寺遺址

        這是1982年發現的一座佛教寺院遺址，位於和田縣城北面約40多公里的沙漠中。遺址東西長200米，南北寬100米，地表散佈著許多石膏模制殘件和建築構件。寺內偏東處有一座殿堂，邊長約20米，牆殘高1米。牆壁上繪著與真人等高的大型立佛像，僅存小腿和腳。其中一幅：佛身著紅色袈裟， 兩腳呈八字形分別站在兩朵蓮花上，佛腳長0.48米，兩腳相距1.5米。中間跪著一身合掌致敬的女性，頭後放射出數十條波浪狀光芒，表明這位供養者是神，應是《金光明經·堅牢地神品》。另一幅相同的畫面，佛腳下面的供養者為世俗女性，是研究古代于闐婦女形像和衣冠服飾的珍貴資料。和田地區文物保護管理所在這裡收集到泥塑貼壁飛天等遺物。

（三）牛頭山寺和朗如佛寺遺址

        牛頭山寺是古于闐境內著名的佛教聖地，佛經、漢文古籍、敦煌遺書和敦煌壁畫中常常提到，學者們一致認為在庫馬爾山，雖曾多次考察，但僅見石室，不見寺迹。2000年，我們在喀拉喀什河畔的庫馬爾山崖間尋覓到了牛頭山寺的遺迹。寺基鑿在斷崖上，中間梯道和兩側的行道清晰可辨。和田文管所在庫馬爾山石室西北1.5公里處發現了一座佛寺遺址。該遺址殘存寺牆遺迹，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100米，面臨喀拉喀什河，文化層約在20釐米以上。採集到的遺物有蓮花紋石膏陶範、模製石膏裝飾件等，在附近收集到一件泥塑飛天貼壁。這裏的出土遺物雖然不多，但因它距牛頭山很近，引起了學者的重視，對照敦煌遺書可能是傳說中虛空藏菩薩所住之西玉河薩伽耶仙寺。

        此外，還有布特列克佛寺遺址。布特列克，維吾爾語意為有佛陀的地方，也就是黃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所說的「徒諾克」廢寺遺址。遺址在今皮山縣城東藏桂鄕北約7公里的沙漠邊緣，面積近一平方公里。和田文管所曾在此採集到陶片、石膏圖案雕塑殘塊、石紡輪、開元通寶等，其中一件飛天泥塑像比較完整，但未見到佛殿遺跡。從地望和遺址規模看，正如黃文弼先生指出：這裡應是玄奘所記的勃伽夷城。[5]

5. 有關上述幾座寺院遺址的資料，請參看：新疆文物局編《新疆文物古迹大觀》，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年；李吟屏《于闐史話》，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三、近年來新疆佛寺研究的狀況

        隨著文物普查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和上述佛教寺院遺址的發掘，我們發現在崑崙山以北、直至沙漠腹地的一些古遺址都散佈著許多佛教建築遺址；同時，在這一地區的遺址中，經常可以發現佛教文物和藝術品。這一現象已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新疆佛寺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一）佛教寺院的建築

        通過考古發掘和普查，特別對尼雅93A35S佛寺遺址的發掘和交河故城佛教建築遺址的調查，可以看出現存的佛教建築遺址，包括佛塔、寺院、佛堂和佛壇四種建築。一座城市的中心必有座佛塔，樓蘭、尼雅、交河故城都如此。有的在其附近修建寺院。尼雅遺址中心的佛塔周圍未經發掘，93A35S佛寺在其南2.9公里處。交河故城的佈局最為明顯（圖七）：東門對面和中心大道的兩端都修建有塔。在中心大道盡頭聳立著的一座大塔是全城的中心，全城最大的佛寺就緊靠該塔的北面（後面）。每座佛教寺院都有寺門、佛殿、法堂、僧房、生活區和水井。其中佛殿必須高於其他建築。《摩訶僧祗律》卷33規定：

起僧伽藍時，先預度好地作塔處。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應在西、若南作僧房。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七，談到佛寺的繪畫時曾提到，寺有門，內有佛殿、講堂處、食堂處、庫門處、安水堂處、浴室火堂、瞻病堂、大小行處和房內，並且「作沐浴之室，……安磚應為水竇」。交河故城內具備這些設施的，除大佛寺、東北和西北佛寺外，現僅知寺廟區有5處，西城區4座，東城區4處，官署區2處，最少共有近20餘處。北庭西大寺雖然僅發掘了一部分，已可看出佈局與上述規定相符。尼雅93A35S佛寺遺址也如此：佛殿在東，又高於寺院其它建築；西有僧房和講經堂；北面為客堂；發掘者認為的「冰窖」，可能是水井的遺跡；東、南面有牆垣，西、北面是陡坡。這些佈局與形制與中亞貴霜時期的寺院十分相似。

        尼雅這座寺院北面的客房中出土了一批漢文和佉盧文木簡牘，內容大都牽涉到國家詔書、政令等，與國家政治生活相關。這不僅表明該房址是「一處與官方活動有關的活動場所」，而且說明精絕佛教與國家政治生活休戚相關。如玄奘在龜茲看到的一樣，尼雅也有「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佈」的制度。看來，這是古精

絕境內一座最重要的佛教寺院。這種制度在龜茲、尼雅盛行，很可能也在新疆其他地區流行。[6]

        城市中除有數座佛塔和佛寺外，還有佛堂。佛堂是位於縱橫道路的交叉處，扼交通要衝，而又獨立於其他建築群的高臺上的佛教建築。《佛說長阿含經·遊行經》敍述佛的葬法時說，「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懸繒，使諸行人皆見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生天。」法顯曾在師子國王城中見到「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佛教傳入中國，當然要適合中國的習俗。我國古代稱「殿者，屋之高嚴」，「堂者，四方而高的建築」，唐代時，把里坊鄕村群眾公共所立奉佛之所叫做佛堂，如開元15（727）年，中宗「令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看來，這種位於四衢道頭、坊里間，僅有安置佛像的殿堂而周圍沒有其他佛教建築的，古代時可能稱為「佛堂」。

        這種建築我們在壁畫中常常可以看到，交河故城現存這種佛堂20餘處。此外，有的家庭庭院中築有供佛處，其形制與寺院中的佛殿相似，我們稱其為佛壇。交河故城現僅存3處，也很可能是佛寺內僧院的佛壇。所有這些佛教建築大都修築在高高的臺地上，尼雅93A35S遺址位於尼雅河床一處四周低平、中部高敞的臺島上；交河故城55座佛教遺址幾乎座座都修建在高於周圍遺址的臺地上，塔不必說，就是寺院一般高出地面3米左右，最高可達5米以上。只有家庭佛壇較低，但就家庭庭院來講也是位於最高處。

（二）和田地區的佛教藝術

        近年來，在崑崙以北和田地區的佛寺遺址中發現了一批雕塑和壁畫；在達磨溝和杜瓦收集到一些雕塑和造像的石膏模具。從中可以看出，古于闐佛教造像內容以佛和菩薩像為最多，故事圖如佛本生、因緣、佛傳圖等很少，或是至今我們還沒有發現。而流傳於民間的神話傳說往往表現在壁畫中，如「公主傳絲」、「鼠王圖」，還有毗沙門天王等。

        和田地區收集的佛和菩薩像，大多屬於佛身、背光中的化佛、化菩薩像，與中亞地區的「舍衛城神變」相似，也與《華嚴經》在于闐地區廣泛流行的記載相符。布蓋烏于來克佛寺遺址發現的一女子跪於佛腳下，雙手托佛腳的畫面，過去在巴拉瓦斯特佛寺遺址也有發現。這一畫面可能表現的是《金光明經·堅牢地神品》。經中說大地神之女名堅牢，向世尊發願曰：若有人演說或弘揚該經，「隨是經典所流布處，是地分中敷獅子座令說法者宣說。我當在中，常在宿衛，隱蔽其身，於法座下頂戴其

6. 參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1「屈支國」。

足」，當然也包括那些弘揚該經的國王們。這一畫面影響了龜茲和敦煌。

        和田出土的雕塑和壁畫中，無論是立佛、坐佛，還是化佛大都披通肩袈裟，較少袒右。袈裟上的褶襞，上身從左斜向右，兩腿中間呈「U」字形平行，雙側縱向平行，與龜茲那種從上到下全為「U」式平行線顯然有所區別。菩薩和天人的裝飾也沒有龜茲那樣華麗，頭冠較多為單髻珠，卷髮垂肩，但有自己的特點，如冠側的繒帛螵在雙肩旁。巴拉瓦斯特跪於佛右側的一身天人，戴金頭箍，飄帶垂於肩後。這些都是于闐現實存在的反映。

四、幾點思考

        新疆是我國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區，也是佛教從印度向東傳播的橋梁。對新疆佛教寺院遺址的研究，無疑是對佛教及其藝術東傳、發展和新疆歷史、文化和民族等研究的重要一環。但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卻重視得很不夠。

        首先，對新疆佛教寺院遺址的研究論著很少。雖然從二十世紀初，德、法等國的「探險」、「考古」家對於蘇巴什（Subash）、杜爾杜爾－烏庫爾（Douldur-Aqur）、圖木休克（Tumushuk）和高昌故城等佛寺遺址的挖掘已經經歷了一個世紀，但對其寺院佈局、形制、建築方式、出土遺物及其文化內涵等研究卻很不夠；對它們與印度、中亞等地城市和山地寺院存在的異同處、相互影響及其本身的特點等瞭解得甚少。而目前，原來這些雄偉壯觀的佛教建築遺址群僅剩下蘇巴什和哈密白楊溝遺址的一些殘垣斷壁了。

        其次，關於平面呈「回」字形佛殿的來源和發展問題。和田地區發掘和發現寺院中的佛殿，大部分有兩層殿牆，主要地面中央築臺基，四周有行道；主殿外也有左、右、後三行道，如喀拉墩第N61、N62號佛寺、庫木拉巴特佛寺。這種形制後來又出現在回鶻時期的石窟和寺院中，如柏孜克里克第15、20窟等、交河故城和七個星寺院。同時，在中亞地區也有發現，有的學者提出是受拜火教建築的影響，時間在七、八世紀間。但是，新疆境內的這些洞窟和寺院佛殿最早可到三～五世紀。那麽，這種形制的寺院起源於何時、何處，是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再次，壁畫內容與佛教思想之間的聯繫問題。儘管學者對壁畫內容作了很多研究，但對其反映的佛教思想仍然涉及得很少；何況這種思想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甚至同一時代，不同寺院、不同洞窟所宣揚的思想也不盡相同。所有這些變化不僅是宗教思想的變遷，也反映了社會文化的發展。這個問題對於佛教史、新疆社會歷史的研究來講，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目前，關於新疆佛教寺院遺址的研究僅僅是個開始，我們相信，隨著新疆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這一研究將會得到進一步的深入。

圖一　民豐縣尼雅遺址內寺院中的佛殿遺址　1995年攝

圖二　佛像（壁畫）　上述佛殿遺址出土　1995年出土

圖三　木雕天人像　1996年上述寺院內經堂遺址出土

圖四　于闐縣喀拉墩62號佛殿遺址　1993年攝

圖五　佛像（壁畫）　上述62號佛殿遺址出土　1993年出土

圖六　交河故城內佛寺遺址之一　1994年攝

圖七　泥型佛頭像　于闐縣喀孜納克佛寺遺址出土　1983年出土

A General Report on Archeological Research
of Buddhist Sites in Xinjiang

JIA Yingyi
Researcher,
Xinjiang Museum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15 (2002.07)
pp. 141-153

The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Taipei, Taiwan

Summa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to the present,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Buddhist caves in Xinjiang, but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Xinjiang. In recent years, not only have archeologists from the Xinjiang Bureau of Artifacts and Archeology carried out surveys of well-known Buddhist sites, such as the site of the Buddhist monastery Kazinake in Tian District, the Buddha Hall near the Kaladun site, and Buddhist Monastic Site 93A35S in Niya, Minfeng District; they have also discovered and excavated the Xida Monastery in the old city of Beiting in Jimusaer District; and surveyed the remains of Buddhist buildings in the old city of Jiaohe. In the Hetian region, they have conducted a survey and discovered the sites of several Buddhist monasteries, including Bugaiuyulaike in Hetian city, Kemulabate in Heiyu District, and the Buddhist monastery Buleste in Pishan District. They have also located the site of the famous Niutoushan Monastery. As reports have already been published on Xida Monastery in Beijing and the Buddhist buildings in the old city of Jiaoh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ther s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