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僧人釋熙仲和他的佛教編年史《釋氏資鑑》

曹仕邦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華佛學學報     第十六期（2003.09） 頁133-146

©2003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灣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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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3

[English Abstract]

 

提要

　公元1279年，元世祖（1264∼1294在位）擊敗了南宋（1127∼1279）最後一支抗戰武力而征服整個中國之後，華人首次嚐到國土全部於異族蒙古人的痛苦凡九十七年（1279∼1368）。

　到了公元1336，蒙元治下的華僧釋熙仲撰成佛教編年史《釋氏資鑑》十二卷，此書極力奉承蒙元征服者，以至誇頌蒙古帝國有「寸地尺天，皆入版圖」的強大（事實上蒙古人絕未征服整個世界）。

　雖然蒙元帝王歷來對華夏佛寺賞賜甚優渥，熙仲即使有感恩的心，但其言論顯示他不過一介凡夫僧而已！

　不過，作者注意到熙仲在他著作的開頭處敘述了華夏傳說中「三皇五帝」和真正出現於歷史舞台上的夏、商、周三個遠古的朝代的簡史，這些朝代的存在遠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凡千年。而且，書中也言中國歷代的帝王多數跟「五帝」有點血緣。經過作者的一番研究，知道熙仲有意提醒他的讀者們中國本來有久遠的獨立國傳統，現今被異族統治，不過一時的困厄而已！

　更有進者，這部編年史本來極力避開描述異族入侵中國的史事，但卻正面描述了南宋滅亡的經過，更說明了熙仲其實是一位愛國的僧人，他著書是為了暗中鼓吹民族主義以圖復國，前面所述刻意奉承蒙古帝國的言論，不過為了掩飾自己的真正目的而已。

　本文對熙仲的史學方法，亦加以論及。

 

關鍵詞：1.愛國僧人　2.凡夫僧　3.喚醒讀者　4.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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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北宋司馬光（1019∼1986）編著了中國的編年史鉅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而後，華夏僧徒大受影響而在南宋（1127∼1279）以降紛紛從事中國佛教本身的編年史。這些南宋時所撰的編年史計有釋祖琇（約1163∼1164時人）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三十卷，[1]　 釋宗鑑（約1237時人）的《釋門正統》[2]　卷4〈興衰志〉一卷，釋志磐（約1258∼1271時人）的《佛祖統紀》[3]　 卷34∼48底〈法運通塞志〉十五卷和釋本覺（約1265∼1274時人）的《釋氏通鑑》[4]　 十二卷。

　及至蒙古人先征服了在黃河流域的金朝（1115∼1234）再攻滅了在長江流域的南宋，在禹域建立了元朝（1279∼1368統治華夏）；漢人首次遇到國土全部淪亡的劫難之後，最先出現的佛教編年史，闕為元釋熙仲（約1336時人）所撰的《釋氏資鑑（以下簡稱「資鑑」）》[5]　 十二卷。其書卷1略云：

 

三界之中，惟佛至尊。法演西乾，教流東震。玉軸金文（指佛經），人人諷誦，廣利眾生。聊纂斯文，明佛祖之垂慈，彰王臣之皈仰。結為歷朝釋氏資鑑（頁1正面）。

 

同書卷12略云：

 

皇元一統，佛法關繫。宿德與王臣機語契合，對辯唱詶。去華取實，筆而萃之，至元丙子（3年）書成，目曰歷朝釋氏資鑑（頁121正面下）。

　

據上引兩史文，知道熙仲著書目的，跟其他佛教編年史一樣；也是為了用編年方式記錄歷代佛教在華的發展，以見本教自西竺傳入後其基礎建立的不易。成書之年，則在元順帝（1331∼1368在華夏御宇，之後遁回漠北）至元3年（1336）。至於其書的起迄，《資鑑》卷1略云：

 

釋迦如來入涅槃，至今大元至元2年丙子，歷計二千二百八十五載（頁6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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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周）昭王24年4月8日，摩耶夫人游毗藍園內無憂榭下，右脇生太子（頁6背面）。

 

同書卷12略云：

 

自堯甲辰即位，至大元元統2年（1334）歲甲戍，凡三千六百九十二年，計六十二周甲子（頁120背面上）。

 

據此，知道《資鑑》始於周昭王24年[6]　 佛陀降生，以迄元順帝元統2年。

　也許緣於久已臣服於蒙古，書中對「大元」極力奉承，《資鑑》卷12略云：

 

大元肇興，間世英武，席捲八方，囊括四海。東至日出之暘谷，西至日昧之虞淵，寸地尺天，皆入版圖。人心歸之，天命歸之，九流樂業，萬國謳歌，自開（天）闢（地）以來，實未之有也。得一混一三千大世界而統御金輪，大元至元百億萬億年華而延洪寶曆（頁120背面上）。

 

可謂讀來教人肉麻。大抵也緣於處身異族統治之下的寫作環境，熙仲在書中遇上北方異族揮軍南侵，都往輕描淡寫地約略提及，今舉兩例以見：

　《資鑑》卷3略云：

 

甲子，宋文帝（劉）義隆（424∼453在位）8月即位，改元永嘉（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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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昭王24年」無法比對屬公元前那一年的原因：「周昭王24年」相當於公元前哪一年？仕邦曾尋檢董師彥堂（作賓，1895∼1963）院士所著的《中國年歷總譜》（以下簡稱「總譜」。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60），據其計算，周昭王在位僅有十八年（公元前1041∼1024，見頁125∼127），則這位君主不能有「二十四年」這一年份。 《總譜》在年代計算上的問題：《總譜》的年代是從「黃帝元年」算起，緣於司馬遷（公元前145？∼90？）《史記》（臺北：藝文映印武英殿刊本，約民48年至49年出版，以下引用二十五史均據同一版本）卷1〈五帝本紀〉的「黃帝崩」句下有則宋裴駰《集解》，略云：「皇甫謐曰：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也」（頁29下）。董彥堂師相信此說，於是自「黃帝元年」下推至「黃帝一百年（公元前2674年∼2575年，見頁1∼7）」。既然要製造黃帝有百年天下的中西曆對照表，於是只好縮減以後朝代君主在位的年數。而《史記》卷4〈周本紀〉略云：「（周）康王卒子昭王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狩不返，卒於江上」（頁77上），未有片言述及周昭王在位的年數，因此彥堂師便將昭王在位計算為「十八年」，用以配合已製造「黃帝在位百年」所佔用的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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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燾（424∼451在位）即位，改元光始。魏來攻宋，文帝遣蕭斌禦之。先鋒王元（玄）謨（約438∼466時人）不閑撫馭，士卒畏縮，未戰^輙遁。（蕭）斌怒，將斬謨，會王慶之諫曰：魏虜威震天下，豈謨能當？未陣而斬副將以自弱，非策也。斌悟，即貸其死（頁23正面上）。

 

按，魏太武帝軍侵劉宋在元嘉22年（445），此提前敘述。然而自這一頁之後直到同卷頁26正面述魏太武帝被弒為止，再無片言提到北魏南侵的事。同書卷10略云：

 

丙子歲，（趙宋）欽宗（1126∼1127在位）即位，改元靖康（1126）。正月，金人幹離不，元帥粘罕犯京闕，請上相見。上如青城，二夜而還宮。再請上皇（徽宗，1101∼1125在位）與帝俱往，不復還京，皇族三千餘人俱北狩。康王（宋高宗，1127∼1162在位）即位南京，改元建炎（頁100背面下）。

 

自這一頁之後的頁101正面上以迄頁107背面上，都是雜述佛教史事，再無有關二帝北狩或金兵活動事跡。同書11略云：

 

丁末（1127），高宗改元建炎，幸維揭，詔佛果禪師克勤（1063∼1135），詣行在引對（頁107背面下）。

 

這裡的「幸維揭」指宋室南渡，建立中央政權於臨安（今杭州）。但自這一頁以後直到頁108背面下述「癸末，孝宗（1163∼1189在位）改元隆興（1163）」，也無片言述及金只於建炎3年（1129）渡江進攻南宋，高宗倉惶逃亡海上避兵的極端危急險惡底情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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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高宗海上避金兵的危急險惡情況：南宋李心傳（1165∼1243）編著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七二〈編年類〉）卷30略云：「建炎3年（1129）10月2日己丑，上（高宗）幸定海縣，御樓^舩（頁325∼405上）」。同書卷31略云：「建炎4年（1130），春正月，甲辰（初1日）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初2日），北風稍勁，晚泊臺州港口，是日午，西風忽起，敵（金兵）乘之，侵明州（頁325∼458下）」。同書同卷略云：「丙寅（23日），御舟移之館頭。先是金人自明州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絕洋至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碕頭，風雨大作，和州防禦使張公裕引大舶擊散之，敵乃去。上聞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與金人纔隔一日（頁325∼463下）」。據上所引，知道金兵南侵而高宗君臣避難海上二十三日的狼狽與險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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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述《資鑑》對北魏南侵與金國越江來犯兩個輕描淡寫的例子，可見熙仲極不願觸及異族大舉入侵華夏的忌諱，以免得罪「寸地尺天，皆入版圖」的強大蒙古帝國。

　

如此看來，熙仲是個沒骨頭的；只知奉承異族統治者的下賤凡夫僧而已。按，元世祖（1264∼1294在位）征服了整個中國之後，知道黃河流域的金國民眾與長江流域的南宋民眾都普遍信 奉佛教，因此這位薛禪汗便想到利用征服中國前的蒙古帝國早已奉為國教底喇嘛教去管治華夏佛教，再通過中國沙門來「勸誘」華人效忠於大元。[8]　 職是之故，元代歷朝皇帝都對華夏寺院非常厚待。據周叔迦先生（1899∼1970）《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以下簡稱《佛學論集》）上集[9]　 第七章第十九節〈元代的佛教（1206∼1368）〉所考略云：

 

（元）文宗（1328∼1331在位）立大承天護聖寺，以荊襄提舉司所領河南、湖廣田土為大承天護聖寺常住，益都般陽、寧河間田四十六萬二千九十頃為大承天護聖寺永業。至順2年（1331），以晉邸部民劉元良等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為永業戶（頁264）。

 

舉此一例，已見元代君主對禹域沙門的奉養何等豐厚！夫如是，華僧在元代自視為生於樂邦，於是有熙仲之類的出家人歌功頌德，亦不為奇！

　

然而倘使如此表面化地觀察熙仲的為人，我們便犯了大錯！因為《資鑑》自周昭王二十四年佛陀降生講起，原本無需述及中國上古的歷史，然而其書卷1開頭處有〈三皇表〉、〈五帝表〉和〈三代表〉（頁2正面∼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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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特此也，在這三個〈表〉的後面有一節說明文字，略云：

歷代帝王多出於黃帝：夏禹出於顓頊，商湯出於契，周出於棄皆帝嚳之子也。秦祖伯益亦顓頊之子也。漢以劉氏承堯運，堯黃帝之玄孫。魏曹氏，曹叔振鐸之後，晉司馬氏出於重黎，亦顓頊之後。宋劉氏，漢楚元王應之後，亦堯之裔。齊、梁蕭氏，出於春秋蕭，蕭，子姓，乃商之後。陳，舜之後。隋楊氏出顓頊，唐李氏出顓頊之子皐陶。梁朱氏本春秋邾，邾姬姓，周之後。周郭氏出周郭叔，皆帝嚳之後。宋趙氏出於顓頊之子伯益（頁2背面上）。

 

極力強調中國漢族帝王皆屬黃帝的後代。熙仲為何有此措施？以管見窺之，這是有意提醒他當時的讀者們雖然身在蒙古異族統治之下，我們華夏之人本來屬於久遠的獨立自主底國家，目前處境，不過一時困厄而已！是以他在著作中羼入有關佛教成立以前的中國古代史，暗中鼓動漢人的復國之念。

　

至此，我們纔^愰然於前面引述熙仲奉承「大元」的諛詞；不敢描述異族大舉南犯的畏縮表現，完全是一種掩飾手段。也為了同一目的，仲公在《資鑑》卷1的頁3背面立了一個「釋迦如來宗派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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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表示貧僧不獨替中國的「三皇五帝」和「三代」立表，同時也替佛陀的家世和傳授立表，用以掩飾自己的真正企圖。由是，我們知道熙仲並非人格卑下的凡夫僧，而是一位鐵錚錚的出家好漢！一位愛民族愛國家的僧人！

　熙仲何以有此作為？這便要從他的居地講起了。《資鑑》每卷開頭之處，都明誌「閩扆峰沙門熙仲集」字樣，知道他是一位閩僧。而一般「中國通史」一類著作都有提到元朝把中國境內的民眾分作四等：第一是國人（蒙古人），第二是色目人（西域人），第三是漢人（被征服的金國民眾，不論漢族、契丹族和女真族都屬「漢人」），第四等是南人（被征服的南宋民眾），地位以「南人」最為低下。而閩地民眾，恰好屬「南人」範圍，因此熙仲雖然是出家眾，內心是深感不平的。

　更有進者，閩人對趙宋的滅亡，心中多少有點內疚。何以言之？《資鑑》卷11略云：

 

乙亥（1275），宋幼主顯，度宗子，即位，改德祐元年。明年丙子（1276）正月，（蒙古）大兵至臨安，謝太后垂簾，舉國歸附。大元封（幼主顯）為瀛國公。弟廣、益二王入閩。丙子冬，大兵攻福建，廣王至碙川而崩。益王駐崖山。己卯（1279），大兵攻崖山，陸秀夫（1236∼1279）抱王赴海而死（頁111正面下）。

 

上引史料中所述及的「幼主顯」，即南宋帝（1275∼1276在位），「廣王」即南宋端宗（1276∼1278在位），「益王」即南宋帝昺（1278∼1279在位）。大抵熙仲不願觸犯「大元」的忌諱，故不提及三位君主在南宋的帝號或廟號吧！

　南宋的滅亡，作為編年史的《資鑑》是要提及的。然而從前面引述的史料，知道熙仲敘述史事之時擅長於對某些事件避而不提，或輕輕帶過，何以如今他特別正面地提到「陸秀夫抱王（帝昺）赴海而死」這一壯烈殉國的行為呢？因此，仕邦察覺出這代表了閩人對趙宋滅亡發自深心的內疚！

　何以言之？原來趙宋最後一支抗元武力，是由張世傑（卒於1279）所率領的千艘戰船組成的艦隊。緣於張氏戰略錯誤，被元軍舟師封鎖於今廣東省新會縣的^厓山灣內，終被殲滅，[10]　 以至隨軍抗元的南宋丞相陸秀夫背負帝昺蹈海殉國。[11]　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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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世傑的戰略錯誤與軍覆：元脫脫（1314∼1355）《宋史》卷451〈忠義傳．張世傑傳〉略云：「（德祐）2年（1276）4月，（張世傑）從（廣、益）二王入福州。5月，與陳宜中奉（趙）昰（端宗）為主。（元）大軍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而自將陳弔眼，許夫人諸翼兵攻蒲壽庚（於泉州），不下。因徙碙州。至元14年（1277）世傑以碙州不可居，徙（益）王（帝昺）新會之^厓山。明年（1278），（元）元帥張弘範（1235∼1279）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寨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上，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木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己而弘範兵據海口，樵汲絕，（宋）兵茹乾糧十日餘，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鹹，飲即漚泄，兵大困。2月，弘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以十餘艦奪港去。世傑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頁5460∼5461下）。張世傑的戰略錯誤，首先是進攻泉州市舶司使蒲壽庚，欲奪其屬下海舶以加強自己實力，因而導致蒲氏為了復仇而以其海軍助元兵來攻^厓山。其次是^厓山是個深入內陸的大海灣，張世傑不聽他人意見先據海灣出口，認為自己屬下海軍早有離心，故寧可在深灣內結隊死守，結果為扼守^厓山灣出海口的元軍大敗。他雖能率少數艦隻突圍，亦終以遇颶風而覆舟溺死。    蒲壽庚因被攻而跟張世傑結怨：關於此事，請參日本桑原^隲藏博士撰、陳裕青先生譯的《蒲壽庚考》（以下簡稱《陳譯》。北平：中華書局出版，1957）頁152。又參桑原博士同一著作，而由馮承鈞先生譯的《中國阿刺伯海上交通史》（以下簡稱《馮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民74年）頁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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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崛起於漠北，一向無海戰經驗，加上在滅宋的軍事進行期間，根本無暇訓練海軍，何以^厓山之役能有舟師進行海戰？

　

卻原來，長期在閩地泉州擔任提舉市舶司使[12]　 的阿刺伯人滿壽庾（約1250∼1284時人）[13]　在南宋帝德祐2年（1276）降元之後，挾本身擁有的大量海舶與戰士助元軍南征，於是大敗張世傑艦隊的元軍舟師，其主力便是蒲壽庚麾下的眾多有擊敗海盜的海戰經驗底海員。

　

滅宋的最後一戰底元軍主力是蒲壽庚手下以閩人水手為主所組成的艦隊，是以閩地居民，尤其包括熙仲在內的知識份子，心裡多少有點本地人帶來國土全部淪亡的內疚。而熙仲著書於元順帝至元3年（1336），在此十多年前的元泰定帝（1324∼1328在位）泰定2年（1325）6月，已有息州人趙丑廝、郭菩薩在宣傳彌勒佛將要下凡來治理天下，[14]　 這雖然是下層民眾在當時流行的彌勒信仰之下；不滿現實生活中長久被蒙古人色目人壓榨而作的謠言，但也給予人們以「變天」的新希望。到了《資鑑》成書的同年，又有陳州人 捧胡借彌勒降生為口號而在汝寧府信陽聚眾起事，打下歸德府鹿邑，燒了陳州，[15]　 更說明了變天造反非不可能。在此天下皆有反抗元朝之心的大環境之下，熙仲雖屬出家人，亦不免受到感染而在所著之中暗地提倡民族主義，用以刺激大家反抗胡元，作為閩人對亡國的內疚作出一點救贖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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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2

 

到了元順帝至正11年（1351），也就是《資鑑》成書的十一年後，奉信彌勒佛的明教徒到處聚眾起義，起義軍竟然將大元帝國在華夏的領土截作兩段，南北隔絕不能相救，[16]　 終而導致蒙古勢力退出中國，漢人再建立自己當家作主的明朝（1368∼1661）。然則熙仲的史著，或對大明帝國的建立貢獻過輕微的助力！

　

《資鑑》的作意已交代過了，緣於這是一部編年史，也讓我們研究一下熙仲的史學。限於篇幅，今僅舉一些例證如下。《資鑑》卷7略云：

 

庚寅，（天寶）9年（750），洛陽有巨蛇出芒山下，長百餘丈，觸其氣即死。有詔不空^呪之，不空驚曰：將洛陽為瀦也！呪三日而斃舊史五行志（頁63正面下∼背面上）。

 

熙仲稱這史事的出處是「舊史五行志」，當指後晉劉昫（888∼947）主編的《舊唐書．五行志》，仕邦因檢劉昫書，其卷37〈五行志〉略云：

 

天寶中，洛陽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於芒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歎曰：此欲決水注洛城，[17]　 即以天竺法咒之，數日蛇死。（安）祿山（卒於757）陷洛之兆也（頁700下）。

 

據此，知道熙仲的確言之有據。只是《舊唐書．五行志》稱用咒語殺蛇的是「胡僧無畏」，這是指天竺密京僧人善無畏（Subhakarasimha, 637∼735），而《資鑑》的改作「不空」，則恐怕亦有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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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原來，善無畏與同屬天竺密宗僧人的不空（Amoghavajra, 705∼774）同樣有咒死洛陽邙山上具有神通能力巨蛇的故事，[18]　 熙仲改劉昫書中的「胡僧無畏」作「不空」，一者可能是筆誤，另一可能是善無畏名氣難比不空，故改為由不空咒死巨蛇，更能吸引他當時的讀者。按，善無畏咒死巨蛇的故事亦見北宋釋贊寧（919∼1001）所撰《宋高僧傳》，[19]　 熙仲不採它而採《舊唐書．五行志》，足見懂得選用較早史料。《資鑑》卷11略云：

 

癸未，（南宋）孝宗（1163∼1189在位）改元隆興（元年，1163）。明年（1164），給僧牒一萬貫，付都督府分（頒）下諸路。又給二萬道付諸路出鬻。陳良翰上言：昨者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聚而不為，無益。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方行者已十餘萬，與舊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戶不得休息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今三四十萬戶不得息肩，又且暗損戶口，侵擾齋民，奚止十萬？其為害豈淺淺哉（頁108背面下∼109正面上）！

 

上所引是陳良翰向孝宗痛言賣度牒之害。所謂「賣度牒」是什麼？事緣唐玄宗即位後立法，凡有意出家的人，要向政府申請，而政府給予蓋了官印的，稱為「度牒」的證件，方被承認為合法的沙門。[20]　 到了安史之亂（755∼763）末期，唐中央政府為了籌募進剿叛軍的軍費，向民間出售「空名度牒」。[21]　 所謂「空名度牒」，就是已蓋上官印；但什麼也未填寫的度牒。買了度牒的俗人，只要隨時願意出家，找到一家寺院接納，給予披剃，並且在度牒上填寫一切資料，寫上出家後的法號，這人便屬正式出家人。民眾手邊有錢的願意購入空名度牒，因為若遇上政府徵兵，或叛軍捉人充軍旅之時，馬上出家，便可免於從軍，更在日後免得繳稅。

　本來這是募款的權宜之計，政府賣出一份度牒，便得準備失去一位盡納稅當兵義務的公民，可謂「飲鴆止濁」的行為。然而到了宋代，緣於財政一直處於入不敷出的情況，因此北宋便經常出售空名度牒來應財務之急。[22]　 到了南宋，國庫更形困乏，因此更飲鴆止渴地依賴大量出售空名度牒來應急，[23]　 是以陳良翰向孝宗痛論此舉之非，指出這是「暗損戶口」，減少納稅服役人口的自招損失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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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4

 

 

　熙仲身屬沙門，而他肯在所著揭出上述史事，足見他是一位有眼光的史學家。他知道如此開放大量出家的方便之門，不特動搖國本，使積弱的南宋更為貧弱；而且也使出家人的質素繼續下降（因為不問良莠，只要持有買入的度牒便可隨時出家逃避賦役），對佛教同樣有害無益，是以持反對態度而加以揭示！《資鑑》卷6略云：

 

丙戍，武德9年（626）6月庚申，秦王李世民（後來的唐太宗，627∼649在位）弒太子建成（卒於626）、齊王元吉（卒於626）。（同月）癸亥，立秦王為太子。8月甲子，（唐）高祖（618∼626在位）遜位於太子，稱太上皇（頁48正面下）。

 

上引是唐代著名的為了爭奪將來帝位繼承權而生的兄弟相殘底「玄武門之變」故事。[24]　 秦王後來成了唐朝最重要的皇帝唐太宗，故歷來史書對這兄弟相殘的史事未加貶斥，然而如今熙仲因太子李建成是兄，秦王李世民是弟，認為此役屬以下犯上而用上貶斥性的「弒」字，這是仕邦第一次見到史書對唐太宗奪嫡行為的譴責！熙仲所以視秦王所為是「弒兄」，這反映了南宋理學思想的瀰漫，在理學家們的「正統」與「道統」思想籠罩之下，連和尚亦受到感染而認為「弒兄」是一種罪過，因此施以儒家的所謂「一字褒貶」！

　關於熙仲的史學，值得探討者尚多，限於篇幅，加上本書的主題非在探討這些佛教編年史作者的史學修養，故於此打住，不再繼續討論了。

 

 

─本文屬仕邦於民國86年∼88年度繳交給本研究所的研究專題《危機感與中國佛教編年史的發展》中的第八章，如今稍作修改，先提出以應本學報的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