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
釋慧嚴
玄奘大學副教授
中華佛學學報 第十六期（2003.09） 頁169-210
©2003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灣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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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筆者曾先後就〈日治時代的臺灣佛教教育〉為提，發表於《臺灣佛學院所教育年鑑》頁15∼19，及口頭發表於第十二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華梵大學，2002年7月7日）。不過隨著研究歲月，新資料的發現，感到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所從事的教育事業，有必要再作檢視，以求完整。此拙文想將之分為兩大類，即佛教教育及社會教育。佛教教育方面，將探討佛教寺院團體就僧侶培育所從事的教育情況，而社會教育方面則以臺灣佛教中學林、臺南家政女學院為主作研究。藉此兩大類教育事業的始末，來省思今日臺灣佛教界經營的佛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希望能從中得到些許經驗和啟示。
關鍵詞：1.臺南家政女學院 2.臺南商業學院 3.臺北中學 4.鎮南學林 5.法雲寺南溟佛教學院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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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臺灣佛教界的佛學教育事業 （一）講習會 （二）佛學院 1.月眉山靈泉寺佛學院 2.法雲寺南溟佛教學院 3.法華寺內的振南佛學院 4.大仙寺佛教專修學院 5.大岡山佛教學院 二、臺灣佛教界的社會教育事業 （一）臺南商業學院 （二）臺南家政女學院 （三）由鎮南學寮到鎮南學林 （四）臺灣佛教中學林的成立及其沿革 三、結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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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史料臺灣佛教界投入教育事業，是始自日治的時代，而其動力則是日本佛教的傳入，及日本來臺宗派配合政府的政策，和自己宗派在臺永續發展的需要。受此影響，臺灣本土的佛教寺院，也興起辦學的風氣，如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苗栗大湖法雲寺、臺南開元寺、法華寺、關子嶺大仙寺、及高雄大岡山超峰寺等，然而這些寺院所從事的教育事業，因時間不長成果是有限，相較於此，日本來臺佛教宗派所興辦的教育事業，如臨濟宗的鎮南學林、曹洞宗的臺灣佛教中學林，淨土宗的臺南商業學院及淨土真宗的臺南家政女學院，經營的歲月較長，因此有些成果，只是這些學院較偏重社會教育。除了以上列舉的教育事業外，當時臺灣佛教界所舉辦的講習會也不少，如南瀛佛教會所主導的南瀛佛教講習會，對當時臺灣佛教僧侶素養的提昇，也應有些幫助，將之視為教育事業，當是不為過。故此拙文想將以上所述的教育事業分為二大類，即佛學教育及社會教育來作介紹，想藉研究此二大類的教育事業始末，來省思今日臺灣佛教界經營的佛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希望能獲得一些參考。
日本治臺五十年，臺灣佛學教育推動的狀況如何呢？在此先來看曾達虛師在〈臺灣佛教的一瞥〉中的說法，他說：
今有數十年歷史的教育機構，只有曹洞宗所辦的曹洞宗中學林一個所，此學林注重社會學其學徒亦多是在家人。由此卒業者（畢業者）而做僧侶生活的人，好像鳳毛麟角的少，僅的千分之一、二而已。於昭和9年間（1934）臺北臨濟宗亦創設一個專修道場，還繼續苦心經營，聽說不太完善。其餘像數年前月眉山靈泉寺、大湖法雲寺、火山大仙岩、臺南開元寺等都有創設過佛學院。但是因經濟的不許，數個月間就斷命了。現在像南瀛佛教會的講習會，每年都有開過一兩回的講習，教徒因此也有可以得到一些法味，可算很稀有的。[1]
以上達虛師的回顧，是以昭和10年（1935）為界，如以此為依據的話，可將當時臺灣佛教界所經營的佛教教育事業，分為佛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兩大類，而佛學教育可再細分為講習會和佛學院，至於社會教育這方面，除了曹洞宗的中學林外，實尚有
[1] 《南瀛佛教》卷13之4，頁17。昭和1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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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的臺南商業學院及臺南市彌陀寺興辦的臺南家政女學院。[2] 今依此二大類來做介紹，首先佛學教育部分，依講習會、佛學院的分類來敘述。
時 間： 明治45年（即大正元年，1912）9月1日起至25日止。
地 點：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
主 辦 單 位： 日本在臺曹洞宗及月眉山靈泉寺。
目 的： 當時的院主門脅探玄師等，早就臺灣人佈教事宜而考慮，認為此佈教事宜的首要事業，是有必要先啟發臺灣人僧侶的知識，也就是說要先教育臺灣人僧侶。
學 生： 來自臺北、臺中、臺南、新竹、北港、中壢各地等三十多名，大都是僧侶，其中也有少數在家人。成績良好者，有臺中的林普樹、基隆的釋德純、北港的林茂成（即林德林師）、臺南的蔡超然、新竹的林維相等。
講師及科目： 江善慧師講《心影集》，釋會泉師（廈門虎溪寺住持）講《金剛經》，渡邊靈淳師（該寺佈教師）講、德融師（曹洞宗留學生）翻譯：修證義、說教組織、三國佛教歷史，蔡桂林講授漢文、課外說明世界各國情勢。
上 課 時 間：每日午前七時至午後四時，夜間七時起開始輪講，星期日有四小時。
開幕式參列者： 院主門脅探玄師、臺南開元寺住持永定師、廈門虎溪寺住持釋會泉師、曹洞宗佈教師渡邊靈淳師，及基隆、臺南主要信徒。[3]
靈泉寺自大正3年（1914）9月30日至10月27日為期二十七天，由善慧師、大石堅童、松山宏堂、渡邊靈淳等諸師，於該寺講堂講習，講習會會員有三十餘人。[4]
南瀛佛教會成立於大正10年（1921）4月是丸井圭次郎整合臺灣全島的僧侶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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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佛教信徒而成。該會除了發行《南瀛佛教》月刊外，也舉辦佛教講習會。此講習會始自大正10年（1921）7月3日至23日，為期二十天，其詳細情況如下：
時 間：大正10年7月3日至23日
地 點： 開幕在成淵學校，上課則在臺灣佛教中學林。
講 習 生： 二十三名。是由會員中，選拔出將來對佛教有望者，兼特別智識優等者，其姓名如下：
臺南州北門郡 法名普觀（陳調養）
同 法名詮淨（陳拋受）
臺南州嘉義郡 鄭羅漢
臺南市三分子 法名慎淨（黃潤嘴）
臺南市福住町 法名萬發（王 煌）
臺北州基隆街 法名普欣（吳 釵）
臺北州新莊郡 法名智妙（陳金英）
臺北州大稻埕 蔡嬰
臺北州大稻埕 法名德嚴（胡 番）
新竹州竹南郡 黃光榮
新竹州苗栗郡 法名達玄（劉火春）
新竹州大湖郡 法名達精（余阿榮）
新竹州中壢郡 劉金標
臺中州彰化郡 郭嘉恩
臺中州東勢庄 法名普安（陳鼎盛）
臺中州鹿港街 法名普尊（沈 欽）
高雄州鳳山街 法名普覺（蔡 遇）
同 王兆麟
高雄州東港街 法名世謙（潘 六）
高雄州鳳山街 王兆燕
同 法名淳仁（陳 豆）
講師及科目：許林師 金剛經大意
江善慧師 普門品
沈本圓師 阿彌陀經大意
伊藤俊道師 原人論
天田策堂師 十牛圖
吉原元明師 淨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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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教道師 法華經大意
片山賢乘師 佈教法
丸井社寺課長 臺灣佛教[5]
誠如上述，此次講習會的講習生，是會員中較優秀者，此中值得注目的人物，有詮淨、慎淨、鄭羅漢、王兆麟諸氏。而南瀛佛教講習會，自此以後，至昭和8年（1933）為界的話，共舉辦了十五次。送出的講習員有二百八十七位，他們散在各地，熱心的從事佈教傳道。[6] 此十五次的講習會中，值得一提的，除了第一次外，二次為女眾所舉辦的講習會，即大正14年（1925）4月15日起，於新竹州香山一善堂，舉辦為期六個月，首次的女子講習會，[7] 及昭和3年（1928）11月20日起，為期十天，於臺南市東門町彌陀寺，舉辦的女子講習會，其講師及開設的科目，是督府杵淵義彥的「婦人及社會事業」、真宗本派口羽義教講「佛教概論」、臺灣中學林長江善慧講「觀音經大意」、真宗本派許林的「阿彌陀經大意」、彌陀寺王兆麟說「淨土教概論」、開元寺魏得圓則講「自力與他力教」。[8] 還有昭和7年（1932）2月14日起，為期二週，於臺南市開元寺，舉行的第12次佛教講習會，此次的講習會請來當時日本禪學的權威、駒澤大學校長文學博士忽滑谷快天師及該大學教授保坂玉泉師，特別是忽滑谷快天師的「真心直說」[9] 在佛教界更是引起了巨響，產生莫大的影響。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為本島有名的叢林，其住持趁中學林暑假之機，特開佛教研究會於寺中，邀請名人講演，已定者如下：曹洞宗禪伊藤臺北別院長、臺灣宗教丸井社寺課長、東洋佛教史鵜林中學校教頭（副校長）、臺灣歷史連雅堂氏、金剛經三經指南江善慧氏、佈教方法沈德融氏，自上月（七月）二十三日起，凡百日間每日午前後各講一回，如去二十九日伊藤六枝七界，連諸氏均到場講演，聽者大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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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時 間：大正15年（1926）10月12日起至11月1日止，為期三週。
地 點：圓山臨濟寺
目 的：特為本島宗教佈道教職員使攻究臨濟宗宗旨的精要，修得佈教上必備的學識。
講習員：由本島僧侶齋友之中，選拔學識辯才品行優秀者，在全島計四十六名，外有內地人開教師十七名。
講 師：該宗大本山囑宗務顧問棲梧寶嶽老師、該宗開教師伊東大器、生野交通總長、木下內務局長、宇野法院長、
濱島連隊長、三好檢察官長、橋本軍醫部長。
註：開期中，每早五時起，在本堂大殿坐禪，夜間有二十五名，各依時宜，分團赴淡水、北投、新莊、板橋、桃園、大稻埕、萬華、基隆、松山等附近地方，出張講演，又講習會員將使視察仁濟院、成德學院等社會事業，參觀聯隊，刑務所臺日社其他重要學校等，社會一般施設，以咨智識之涵養。[11]
B. 時 間：昭和9年（1934）3月1日起至10日止。
地 點：圓山臨濟寺
講習生：臺灣臨濟宗聯絡寺廟的長老居多。
講 師：皆各界一流的善知識（林秋梧包含在內）。[12]
臺南開元禪寺有鑑及此，自數年來屢次開設講習會、或研討會，留意於養成佈教人員，成績相當可見，而本年度（昭和9年，1934）特請林秋梧氏（即證峰師）為教授師，擔當學務一切。現在每月至少亦有十日間的講義，科目有禪學、佛學、老子、四書、作詩、講演實習，會員係全部常住大眾，頗見熱心研究云云。[13] 但實際上，林秋梧氏在開元寺向住眾講授佛學是自昭和6年（1931）元月就開始，他於該寺集賢堂，每夜二個鐘頭教授佛學、國語（日本語）、哲學三科目。[14] 又順便一提的，是林秋梧氏於昭和9年（1934）10月12日往生之後，得圓師隨即延攬高執德（即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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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至開元寺為教授師，每夜向住眾教授日本語一小時，講解佛學禪理一、二小時。[15]
臺南赤坎禪學研究會之興，丙子（即昭和11年、1936）浴佛之日始結成。筆者想根據如下相關詩偈，來看此會的成員。
開元教師報恩主，德化理事三議名；有儒有道有釋子，吏士工商等群英。
濟濟多士初三十，將來無邊眾向傾；開會即談玄哲學，宇宙真理細論評。
復有諄諄坐禪說，歡然鼓掌一堂盈；無知會中一份子，最初發心戒問盲。
廿四星霜學無德，今從管見作歌星；作歌星 告忠誠，本來原是無腔笛。
自昔般般假弄聲，假弄聲 隱尊榮；只因無為難覺了，我佛再示有為程。
有為程 博究精，三六十八由參悟；八萬四千任信行，任信行 學堅貞；
時來外道亂正法，早從慧劍破魔城。
莫謂佛學即哲學，人原之論有暗明；莫謂玄法即佛法，人體之視有重輕。
莫謂真理即佛理，毫厘千里差可驚；有為坐禪拘身體，無為坐禪任直橫。
無為法 至簡平，屏息諸緣一切情；急切直心須急放，當前我佛破顏迎。
閱明本報盡金章，普及一般法會揚；無知今說無知話，莫向無知生論爭。
佛降誕二九六三年丙子歲夏五月癸未日。[16]
由以上詩偈，可知此會會員開始時有三十位，包含儒釋道三教的人士，而且是從事佈教、政治、工商。此詩偈內容的特色，似是強調佛教與儒道二教是不同，不可畫上等號，而這也是林秋梧（證峰師）等留學駒澤大學的人所共同的主張。
昭和11年4月8日成立，基於會則第二條，積極致力於各宗派的聯絡協調，振興普及佛教，涵養國民精神，打破迷信，改善陋習，共進寄與社會教化的伸展，所舉辦的佛教講習會。[17]
《南瀛佛教》卷14之8，頁44，〈南瀛詩壇〉。昭和11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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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12年（1937）4月5日成立，依會則第二條，基於大乘佛教的真精神，致力於國民精神的涵養，以舉內臺一如之實，寄與國宣光揚為目的，故會則第三條，就有舉辦研究會、講習會及演講會的規定。[18]
昭和12年財團法人臺灣佛教龍華會成立，以推廣佛教教義及佛典的研究。[19]
時 間：昭和12年4月12日起至6月17日止，為期17天。
地 點：臺南市開元寺
講 習 員：講習員： 三十名，接受來自各地方的寺院、佈教所、寺廟的推薦，具有公小學畢業懂日本語，年齡二十歲以
上，平素有相當佛學素養，言行端正者。
講師講題：高林玄寶 禪ソ要關
東海宜誠 安心三綱領
東海宗達 佈教法（社會教化應用）
高 執德 國民精神要義
長倉秀一 佛教概要
則竹玄敬 法式經典指導
張 妙禪 唯識論
洪 池 般若心經
鄭 羅漢 唯識論
尚有於課外講師中，聘請各界名士，講說與教化事業、社會事業等相關事宜，而有助於社會常識的提昇，講習期間也參觀市內的社會事業，特別是關於現時（指當時）臺灣社會成為問題的舊慣葬儀的改善儀式的研究，也進行實地檢討。[20]
以上就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所舉辦的講習會及研究會作介紹，當然它們並非是此一時代，臺灣佛教界所辦的講習會及研究會的全部。事實上，曹洞宗臺灣佛教青年會、臨濟宗臺灣佛教道友會，自大正5年（1916）成立以來，亦不斷地舉辦講習會。而此中南瀛佛教會舉辦的講習會，年代持續最久，規模也最大，有全島性的，也有地
《南瀛佛教》卷15之5，頁40。昭和1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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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的。其次談到研究會，即寺院教學方面，稍有成就者是開元寺，其原因是住持得圓師善用人才。如上述林秋梧在昭和6年（1931）4月回國之後，從翌年1月起就在開元寺集賢堂，開設佛教講會，利用每天晚上兩個小時的時間，向寺內住眾講授佛學、哲學、日本語。而在他往生之後（昭和9年、1934年10月12日），得圓師隨即延攬高執德（證光師）至開元寺為教授師。高執德到開元寺後，亦如林秋梧，每夜向住眾教授日本語一小時，講解佛學禪理一、二小時。此時開元寺內，除了有高執德外，尚有書記師鄭羅漢卓雲在教學上給予輔助。[21] 到了昭和16年（1941）由於王進瑞留日回國，[22] 隨即加入教育僧伽的陣容，擔任每日講座《八宗綱要》的課程，他與高執德（證光師）於民國37年（1948）於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繼續從事培育僧伽人才的工作。[23]
又值得注目的，是昭和12年（1937）中日戰爭爆發，以後的講習會，在整個政府政策，即強化皇民思想的運動下，政府對臺灣固有的宗教信仰，正著手加以整頓，所以講習會主辦者在講習中，加強破除迷信，改善風俗的宣導。
談到佛學院的興辦，如達虛師說的靈泉寺、法雲寺、關子嶺大仙寺、開元寺先後都辦過外，尚有大岡山佛教學院，而其興學情況如何呢？在此我們可來作回顧。
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1923）5月19日，〈設佛教專門學院〉云：
靈泉寺方丈善慧禪師，熱心經營佛教，近漸進步；每念佛教不能發展之由，實因本島僧侶，魯魚莫辦，焉能了解佛理，而宣導於眾生呼？故於去舊曆3月19日設佛學院於該寺內，欲養成純然佈教人才，分座甲科（一個年畢業）、乙科（三個年畢業）。現在該寺比丘僧、優婆塞之生徒二十餘人，將欲聯絡中南佛教各僧侶職員來就學。該學院院長善慧師自任之，漢學部則聘林凌霜氏主任，佛學部即以中學林柿沼文明，及臺中佛教會館林德林兼任，內定特延支那道學高僧主任佛學，其他又請二、三臨時講師，來週定加設日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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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學校於該寺大講堂，有此計畫，其前途之發展，可拭目而待之。
二、《南瀛佛教》卷2之6，頁30，大正13年12月23日，〈基隆靈泉寺佛學院行開院式〉：
且佛學院胡為設立哉，無非善慧和尚熱心宗教，以期培養佈道人才起見，故歷年不惜缽資，行此無上法門之事，猗歟休哉，殊令人欣羨不已，緣於11月11日（即舊曆10月15日），在本寺講堂行開院式。……本月12日（即舊曆10月16日），率諸生入院肄業。由此觀之，將來佛教必有一番新氣象，當燕心香而祝之耳。[24]
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5年（1926）3月2日，〈靈泉寺刊月報〉：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職江善慧，提倡佛學，素稱熱抌，近揪合同志，創見靈泉月報社，每月一次出版，定4月8日發行，俾佛陀普及。聞編者係中華大佛學家恆漸梅夫二氏，該報出刊後，必有使中外學者耳目一新。其簡章如次。……。七、投寄之稿，無論載與否，概不退還，八、本報編輯處臺灣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佛學院。
四、《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元月13日，〈佛教振興之氣象〉：
月眉山靈泉寺佛學院院長江善慧和尚，於夏曆本月13日起至15日止，親試驗三天，評定甲乙，揭曉給賞文具，立行休學式。……[25]
由以上諸史料來作分析，可以知道善慧師興辦的佛學院，稱之為月眉山靈泉寺佛學院，它被籌設於大正12年5月，當時學生人數約有三十餘人。而增田福太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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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寺廟採訪記》作25人。[26] 不過正式創院儀式的舉行，是在大正13年11月11日。時院長是善慧師，漢學部主任林凌霜，佛學教師有柿沼文明、林德林及來自中國的茂峰、普明二師。又從大正13年10月26日起至11月13日止。《臺灣日日新報》連載了，來自浙江南海普陀山志圓師於靈泉寺講《般若心經》的講稿來看，志圓師可能也是臨時的講師吧！又此佛學院可能存續到大正15年，因為靈泉寺刊月報是創刊於大正15年4月8日，而編輯處是月眉山靈泉寺佛學院的緣故。
在靈泉寺善慧師興辦佛學院之際，大湖法雲寺覺力師也著手於佛學院的經營，首先將相關史料列之於下：
一、《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7月25日，〈南溟佛學院設立〉：
於大湖郡法雲禪寺，今回理應建設南溟佛學院，目的是致力於教界的發展、地方民心的善導。可是最初以女子部收容二年級八十名（公學校畢業，即小學），修業年限是二年。經費以三千圓，法雲禪寺經營。科目是佛學、修身、國語、漢文、地理、歷史等，而教師是同寺有名的住職林復願以下的僧侶，可是於來年度，理應在臺北龍寺內也設學院的男子部（自譯）。
二、《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0月15日，〈法雲寺設佛學院〉：
法雲寺住持覺力師，素倡臺島佛教及開發僧侶智慧，雖欲開佛學院而以教員乏人為憾，今適妙吉、達玄二師自華歸臺，妙吉師係畢業武昌佛學院，達玄師卒業安徽佛學院。本月集諸檀越及關係執事，建議開佛學院於大禪堂，已得大同贊成，且候新建房室及禪堂修理完竣，即行開學云。
三、《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5年3月23日，〈尼僧教養機關、神學院設置〉：
大湖郡法雲寺，在覺力和尚發起下，以設置神學院，教養尼僧的目的，以距法雲寺數丁為用地，當下同地的僧侶都出坡，開始整地，可是經費是約三千圓（自譯）。
[26] 增田福太郎，《民族信仰メウサ──東亞法秩序序說》，頁222。南天書局，1996年8月臺北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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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瀛佛教》卷8之7，頁20∼21，昭和5年8月1日，彭瑞卓〈遊法雲寺記〉：
……翌晨，諸禪師邀予遊研究院，即由禪堂後面傍古木而行，峰迴路轉，即為諸女人修行之研究院在焉。外視之，則宛若盧，草葺竹蓋，登其堂，則書畫滿室，幽雅莫名，內外盤桓，不減蓬萊勝境，花香鳥語，隱然四面皆山，聞此即為法雲寺所屬之寺院，而為諸女人修行之別一洞天也。
從以上四種史料來看，法雲寺的南溟佛學院，覺力師籌設於大正13年（1924）7月，在羅妙吉、劉達玄二師，於大正14年（1925）10月學成歸國後，慶得師資。因是女子佛學院的緣故，遂於法雲寺領內另撥地興建房舍，說待房舍興建完工之後，再行開學。結果如何？由於欠缺相關史料的佐證，實不得知此佛學院於何時正式開學。但根據彭瑞章〈遊法雲寺記〉的話，此女子佛學院在昭和5年（1930）確是存在，而且禪慧師《覺力禪師年譜》民國14年（大正14年）乙丑，公元1925年，禪師四十五歲條云：
覺公當年，即已預知比丘尼在未來佛教發展上，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故對尼眾之教育甚為重視，在法雲寺本山，設有「女眾研究院」，專門培植女眾弟子，公按時前往說法，當時就學於「研究院」者有達智、達慧、真修、如德、如賢、妙瑞、真果、妙學、達源、達振等十一人，每人每月生活費米二斗、油一斤，自行負責（頁148∼149）。[27]
如此看來，直到昭和5年為止，覺力師籌設的南溟佛學院似是仍存在，但是彭氏及禪慧師說的法雲寺研究院，是否就是覺力師欲設立的南溟佛學院，筆者是存有疑問的。因為從覺力師屬意的妙吉、達真師於大正14年（1925）回臺後，[28] 曾作全臺巡迴佈教，[29] 於大正15年11月被推為法雲寺副住持，[30] 之後，成立臺灣阿彌陀佛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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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內容中，有設立佛學研究社一項，[31] 而此佛學研究社，當是臺灣佛學社吧！此佛學社訂該年昭和2年（1927）舊曆正月24日開學，聘請支那茂峰法師及該寺曾真常、劉達玄二師，任各科教師，但當時還在招生中，[32] 是何結果呢？或許從如下《亞光新報》第2年第6號〈法雲寺設女子研究院〉來看，可窺知。
新竹州大湖郡法雲寺開山住職林圓通大和尚（覺力師），欲佛理普及全島起見，去年（昭和2年）在該寺設立女子專門研究社，社員數十名，於一年修業後，或東渡日本、對岸廈門上海各學校留學，本年再設立女子專門研究院，內課分為漢文部、哲學部、佛學部、語學部、定於本年夏期開學，四方有志女士，欲入社研究，請速前往，恐無席位矣（頁29）。[33]
由此「法雲寺設立女子研究社」相關報導來看，可能是彭瑞卓氏與禪慧師所說的女眾研究院，如果此推斷無誤的話，它是成立於昭和2年，但它應不是大正13年覺力師所欲籌設的南溟佛學院。或許可以說，覺力師欲興辦的女眾佛學院，是一直到昭和2年才實現吧！由此可以知道覺力師致力於女眾教育堅毅不拔的意志，根據史料，他是日治時代，對女眾教育最為關心的一代大師。除上述法雲寺的女眾研究院外，他要求南瀛佛教會應為女子開設講習會，在他的建議下，該會終於在大正14年4月15日起，於新竹州香山一善堂，舉辦為期六個月的特別講習會。[34] 又於大正15年，向總督府申請設立臺灣女子佛教研究會館，[35] 由此就可知道。
《中華佛學學報》第11期，頁146，拙文〈日本曹洞宗與臺灣佛教僧侶的互動〉。民國87年7月。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3月28日〈佛教女眾部講習〉：「新竹護法鄭肇基氏所提倡之香山一善堂內南瀛佛教會，推戴木下內內務部長為會長，為欲使佛教普及於女界目的，乃置女眾部講習會。講習會長為龍山法雲住持覺力師，講師則吳氏妙圓、許氏達慧、吳氏達智、羅氏達懷等，講習生定員二十名，外旁聽者不加制限，講習期間二年，分做四期，每六個月，則與以修業證書，開會式訂來月十五日，希望者可進前提出履歷書及入學願，以便決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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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創立振南佛學院南部寺院齋堂諸有志發起〉：
臺南高雄兩州下之寺院齋堂，如法華、竹溪、開元、彌陀、超峰各寺，其他赤山龍湖庵、舊城興隆寺並寺內齋堂，諸住職堂主有志等，以欲振興佛教並養成人才為目的。者番互相連絡，組織佛教團並創立振南佛學院，院址假於臺南法華寺內，現生徒二十餘名，悉上記諸寺堂所派遣，教授黃普實、翁啟霖、陳任水諸氏等，院長乃臺灣佛教中學林林長江善慧氏兼任，授以國語、漢文、佛學之三科目，生徒皆熱心聽課，真可為我臺灣佛教前途慶也。[36]
由上文可知，振南佛學院的創立，象徵著南部諸大道場的團結，而它成立的時間，從現在（指2001年）仍掛在法華寺內鐵製的雲板上標署「戊辰冬月」（昭和3年、1928）及上述發起文是登載於昭和3年3月1日出版的《南瀛佛教》卷6之3來推算，應是昭和3年（1928）1、2月之間，院址在法華寺內，學生有二十多名，都是上述各大道場出身的，師資陣容有黃普實、翁啟霖、陳任水等諸位先生，授課內容有日本語、漢文、佛學等。不過依上述達虛文，及善慧師在昭和8年（1933）4月離臺赴日，轉赴閩南、東南亞，[37] 直到昭和13年（1938），才首度回臺[38] 來看，振南佛學院至遲在昭和8年4月就已停辦了。
依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5年4月14、15日的報導：
一、 昭和5年4月14日〈中南部佛教徒謀設學院〉：
臺中、臺南、高雄三州下，臨濟宗聯絡寺廟關係者，預設佛學院於中部臺灣大叢林關子嶺大仙岩。來十五日關係信徒，欲往該寺協議一切，同宗總本部東海執事長，開元寺魏得丹（圓）住職，大岡山林永定師，其他咸擬臨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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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昭和5年4月15日〈佛教專修學院設於大仙岩並開春季大祭〉：
新營郡關子嶺大仙岩，由主事廖炭氏盡力，殿堂伽藍，漸次完備。前月石塚總督南巡途次，曾詣剎禮佛，盛稱靈境可親。近來臺南州下各地青年團，時假此自然靈境，開催心身修養之會。近又將為本島青年僧侶齋友，開設佛教專修學院，俾成教化道場。來十六日，將開春季大祭，招邀州郡地方重要官民，檀越信徒四百餘名興祭云。
在東海宜誠斡旋下，大岡山佛教學院於昭和14年（1939）4月成立於超峰寺。[39] 其詳細的規劃如下：
關於岡山郡大岡山上的臨濟宗妙心寺派佛教學院的設立，2月11日午前11時半頃，東海師邀關係者商量的結果，決定於4月中開校的計畫如下：
一、大岡山佛教專修道場。
二、講堂 三十坪二階建（二層樓建築）。
三、宿舍 豫定七十坪約（或？）百坪。
四、樣式 禪宗專門道場，也可充座禪的自修室，約收容六十名。
五、工事費由超峰寺分攤約四千圓的負擔。
六、授業料（學費）一年十八圓，一期給六圓。（自譯）[40]
以上大仙寺與超峰寺的佛學院，均由臨濟宗妙心寺派東海宜誠師主導，其結果是否有成？因欠缺可資佐證的史料，無法下判斷。又從其相關內容來看，此類佛學院的性質，是屬專修道場，可見是以培養僧侶齋友為目的。設立如此類的專修道場，可能是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欲作的重要教育事業，這從以下史料來作思考，就可明白。
前年本會同人，為振興本島教界，教導教徒起見，主唱設立專修道場，但因種種都合，尚未成功。但於前年中（指昭和8年），在圓山臨濟寺為其先鋒，設立專門道場，現今修業者十餘名，其中有本島僧侶數名熱心受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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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道場之於將來，頗為教界囑望。[41] （《南瀛佛教》卷12之3，頁32〈臨濟寺專修道場〉）
臺北市圓山町護國禪寺內之佛教專修道場，於4月15日午後二時，在其禪堂開掛單式，是日參式者，本會理事加村政治氏，並各宗代表者，富氏二十餘名，而初年度之應募學徒，既達三十餘名云。[42] （《南瀛佛教》卷12之5，頁37〈專修道場開場式〉）
由此可知，臨濟寺致力於專修道場的經營，當然這是日本佛教各宗所持的態度，何況臨濟宗在臺灣首辦的教育事業，
即鎮南學林於大正11年（1922）關閉了，相對於此，曹洞宗的臺灣佛教中學林，隨著時代社會的演變，卻能調整經營
方針，而存續到今天，雖然它原本也是佛教專修道場，而現在是一般的社會教育機構。談到一般的社會教育機構，在日
治時代佛教界所經營的事業，如依《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的記載，可介紹如下（頁202∼204）：
創立年代 校名
大正5年 私立鎮南學校（臨濟宗）
大正6年 私立曹洞宗學林（曹洞宗）
大正7年 私立臺南商業學院（淨土宗）
昭和4年 臺南家政裁縫講習所（爾後的臺南家政女學院）（淨土真宗）[43]
在此先來看私立臺南商業學院，根據《淨土宗海外開教ソやフノ》云：
大正5年10月，臺南教會所主任秋田貫融，計畫設立以臺灣人為對象的僧侶養成機關，著手設立私立高砂佛教中學校，可是物價高漲等，以致於沒能實現。但是到了大正7年5月，開設了以教育臺灣人的兒童為目的的二年教育機構臺南學堂。秋田被任命為臺南學堂創立主任，世良義成是主任事務代理，鈴木正恩、鈴木徹為教授，擔當授業。大正10年，世良義成就任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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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校長），6月鈴木正恩退職（退休），村田正衍就任為教授，同13年石橋慧空再將之編為商業學校，學校名稱改為臺南商業學院。（頁67，自譯）[44]
又《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一》云：
淨土宗本年4月於臺南開設臺南學堂，而嘗試對臺灣僧侶施與宗教教育。（頁75、自譯）[45]
又《南瀛佛教》卷6之3〈世良養成師正念往生〉中云：
淨土宗臺灣開教區長臺北別院院主權僧正世良義成師曩染病治療中，藥石無效。遂於去5月15日午前10時正念往生。……氏明治19年4月生，二歲父背，七歲而入佛門。明治43年以優等成績畢於宗教大學，大正6年10月依宗命來臺，自此專務於開教，現臺南宗立臺灣商業學院，及師之創立者，門下生亦多。（頁61，昭和3年5月）
從以上三種史料，可以知道來臺淨土宗於大正7年（1918）5月，在臺南創立了臺南學堂，而此學堂的創立者是秋田貫融。本為教育臺灣人僧侶的學堂，大正10年世良義成1886.4∼1928.5.15）任學長（校長），之後的學長是石橋慧空，他於13年（1924），將之改為商業學校，校名是臺南商業學院，但昭和13年稱之為臺灣商業學院，院長是石橋慧空，爾後的經營狀況如何呢？則是有待日後的查證，不過從昭和9年臺灣教育會頒發補助金的學校有臺南商業學院（《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2月11日）及《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元旦賀年廣告中，有此學院來看，至少直至昭和13年此學院仍然在運作著。
臺南家政女學院的前身，是臺南家政裁縫講習所，它是日本龍谷大學畢業的王兆麟，[46] 於大正15年（1926）元月任職於臺南市彌陀寺住持[47] 之後，努力經營的社
《南瀛佛教》卷8之3，頁40〈彌陀寺住職辭任敘禮〉。昭和5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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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教育事業。又由於王兆麟是臺北本願寺的佈教師的緣故，該學院自然也成為日本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的在臺教育事業。因而《真宗本派本願寺開教史》，對該學院的沿革，作了如下的介紹：
由於大稻埕佈教所的關閉，佈教使王兆麟氏歸南（鄉里鳳山），其後難棄嘗經驗的教育事業，而且彼經營大稻埕佈教所附屬的大正義塾之際（大正13年秋），管長事務取扱的大谷尊由渡臺而得陪伴大谷尊由視察市中時，感謝大谷尊由要教育女子的勸誘。歸南後入彌陀寺為緣，大正15年1月10日興辦了精神社。然鑑於當時南部本島人女子向學心的趨勢和本島人家庭的情況，遂立憑藉宗教信念上對女子施與教育，對將來本島人培育真正的信仰，構築移風淨化之基的願望，猶痛感身為本島人，三年修業的實科女學校是較適當（普通女學校年限過長）。幸受臺南第一中學校校長為首，臺南第一、第二兩高等女學校校長的贊助，即使首先承租了現有建物彌陀寺而準備，無奈對創業之事來說，也難得到作為學校的認可，所以昭和4年4月17日，以臺灣開教總長事務取扱芝原玄超氏（輪番）為設立者，政府允許設置臺南家政裁縫講習所，同年5月15日開所。（頁203∼204，自譯）
又，王兆麟在〈彌陀寺住職辭任敘禮〉云：
大正14年受京都本願寺命，擔當南部佈教，乃於各製糖會社及鐵道街庄學校，從事佈教傳道，其中且蒙彌陀寺管理人黃欣氏等之好意，大正15年1月聘為彌陀寺住職，遂欣然就任。爾來致力於該寺之復興，幸東洋大日本臺灣各製糖會社，並各位援助，爰於昭和3年末，完成修繕之功，翌年12月落成。今小職鑑於寺院之使命，與現代社會之趨勢，以宗教教育為急務。昨年4月蒙州當局之指導，黃欣氏之諒解，乃有家政裁縫講習所之設也。不圖，黃欣氏等之反對，許以（寺內）九個月之使用，不許再延……。茲承篤志家許贊生氏之好意，移轉於東門町二丁目許氏家屋繼續，亦不幸中之幸也。以予之所思，僅有寺院之殘骸而無何等之設施，實埋沒宗教家之使命，恥熟甚焉。今小職之於宗教教育，為欲貫徹其實現，遂決意以辭住職，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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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者各位多情之愛顧有所遺憾，但祈體諒焉。今小職之於彌陀寺已無何等關係，望群眾諒解，倍加援助。昭和5年2月20日，臺南市東門町二丁目八七番地，本派本願寺佈教使王兆麟合掌。[48]
從以上史料，可以知道臺南家政裁縫講習所成立於昭和4年（1929）4月，所址是臺南寺東門町彌陀寺，它是王兆麟身為彌陀寺住持之後，認為是該寺應負的宗教教育使命，而且鑑於當時南部本島人女子向學心的趨勢及現實的家庭狀況，因此規劃以教育一般女子，使培養正確的宗教信仰以達構築移風易俗淨化社會的基礎，修業時間是三年。沒料到受到管理人黃欣的反對，希望使用彌陀寺場地的時間，在九個月之後就得遷出，對此王兆麟不惜以辭住持職以明其志。之後黃欣氏可能就此有所讓步，而王兆麟續當彌陀寺住持，臺南家政裁縫講習所也繼續使用該寺的場地吧，這從以下史料可得到證明。
一、《臺灣日日新報》昭和6年12月24日〈會事〉：
臺南市東門町彌陀寺住職王兆麟師，訂本25日適大正天皇祭，以午後二時，於該寺招集開元、法華、竹溪等寺僧侶，並西華、慎德、報恩、德化各堂齋友，追悼出征滿洲陣亡軍人云。
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7年4月13日〈會事〉：
臺南市東門町彌陀寺家政裁縫學院，去十朝九時，在該寺廣場舉昭和7年新生入學式。先合唱國歌舉式，次王院長誨告，次介紹，後讚佛歌終式。本期入學生，內地人六、本島人四十四名。
以上二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告訴我們王兆麟在昭和6年（1931）12月24日，以彌陀寺住持的身份，召集臺南市的寺院齋堂的僧侶齋友，在該寺舉行大正天皇祭。又昭和7年（1932）4月10日，臺南家政裁縫學校的開學典禮在彌陀寺的廣場舉行，由此可證明筆者說法。又此家政裁縫學院的實績，得到當局的許可，在同年4月30日改稱為臺南家政女學院，並於5月15日舉行開院儀式。[49] 王兆麟為了畢業
《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263∼264，昭和10年5月18日，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
《南瀛佛教》卷10之5，頁42，〈王兆麟氏經營之家政女學院已經認可〉。昭和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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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出路，與日本京都裁縫女學院交涉聯絡，該學院的畢業生畢業之後，可入該校專攻科再攻讀一年，就可得到京都政府專教員免許資格（執照）。[50] 又於臺南市的竹園町購置新校舍用地五千多坪，於昭和11年（1936）5月建築完成八間暫時的教室，而且於該月15日舉行第七屆開學典禮並舉行本校舍的奠基儀式。[51] 昭和12年（1937）8月在州當局壓力下，決定改組為財團法人，而改組的理由是值得注目的。今將相關史料譯述於下：
關於以臺南市會議員王兆麟為校長的私立家政女學院的經營狀態，因為從來就傳著這樣的謠言，說非常危險地有使陷入教育精神的憂慮觀點。所以州當局決定提出改善，積極地促進教育的指導精神，同時使同女學院的經營，離開一私人之手，組織財團法人，移轉到法人的經營，充實州當局的指導監督的方針。目前在州教育課正製作關於財團法人組織的具體案，但最近是等待立案而使實現的階段。[52] （自譯）
由此史料，可知當時王兆麟所經營的家政女學院，在教育上，對當局正如火如荼地推行的皇民化教育不甚配合的樣子，以致於受到當局的注意，並有強迫使組財團法人的意願，使得臺南家政女學院成為財團法人制。之後，王兆麟經營該學院似乎又面臨了困難，而這困難的狀況，可看如下報導：
既報若槻會長、櫻井副會長等有力的後援者，和模範教員的相繼離校，與同校的財政拮据，及王兆麟校長被某事件所糾纏，而私立臺南家政女學院，目前是被非難的聲音所包圍，其動向備受關心。但其後更見一部分有力的後援者辭任，其前途愈來愈擴大其暗翳的情況。果然臺南市民的輿論，逐漸的強硬起來，20日午後8時，在市內末廣町沈榮法律事務所，府議陳鴻鳴外，市議員十名參集，就同校的經營，作種種協議。對同校的改革愈來愈積極的提出。但最近進行第二次會合，決定有效的方策，藉糾合身居要位的全市民、父兄，要求同校的改善方案，同時徹底地登上同校改革運動的舞臺。[53] （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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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昭和4年創校，歷經九年之後，到底私立臺南家政女學院需要改革的是什麼呢？從此史料看來，應是人事財政上的問題，或許與改組為財團法人有關？也與王兆麟自身有關，但眼前欠缺相關資料的佐證，筆者也不敢妄下斷言，僅能作為一課題，待日後再探討。在此先將直至昭和10年為止該學院的經營情況介紹於下：
一、創 立：昭和4年5月15日
二、設 立 者：臺灣開教總長芝原玄超
三、位 置：臺南州臺南市東門町二丁目
四、校 舍：使用右彌陀寺建物全部並境內及一切附屬土地
五、學則摘要：（本則第二章、第四章、第八章及其他數條省略）
第一章 目的、修業年限、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間數
第一條、本學院對女子施與需要的實務教育，以養成適於教育敕語的趣旨，淑貞有用的女子為目的。
第二條、本學院修業年限為三年。
第三條、本學院學科科目是為修身、國語、數學、家事、裁縫及手藝、圖書、音樂、體操。
第四條、本學院學科課程及每週教授時間數如下：（略）
第五條、暑假前後四週，每週上課時間減至二十四小時。
第三章 學生人數及編制
第十一條、本學院規定人數為三百人以內。
第十二條、學級以同學年的學生為編制，學級數是為六年級以內，一年級的學生人數，大致為五十人。
第五章 入學者的資格、入學、退學及賞罰
第十八條、第一學年可入學者，年齡滿十二歲以上而平常小學畢業或畢業修業年限六學年的公學校者，又擁
有與此同等以上學力者。
第六章 學費及入學考試費
第二十九條、學費是一學年為參拾參圓，每學期如左；定期徵收之。
第一學期拾貳圓，第二學期拾貳圓，第三學期九圓。
有特別事情被承認者，可允許每月給參圓，分期繳納。
第三十三條、入學考試費為壹圓。一旦繳納考試費不再歸還。
第七章 寄宿舍及寄宿舍費
（中略）
一、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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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王兆麟
教務主任：王秀男
教 員：田北保子、平峰芳子、田島澄子、張氏怨
書 記：謝家禎
二、學生
一年級：三十五名
二年級：三十四名
三年級：十 二 名
總計八十一名，通學三十六名（徒步十五名、火車或巴士廿一名）、寄宿四十五名（學院內）
一、畢業生
畢業三屆 總計三十九名
內學校教員又家庭教師等八名，內地進學者二名，就業者五名。
一、經濟
主以學費，可是在隨之擴大又是內容充實時，必在於教師的優遇，優良教師的招聘。所幸近來自各方面承認該院的成績，特別是後援會（會長荒卷氏、會員百四十八名），以昭和8年2月11日為始，受自臺灣教育會總裁每年贈與補助金。又同年度以來獲得來自本山百圓，臺灣開教區教學財團百二十圓等的補助。[54] （自譯）
這份臺南家政女學院的資料，可能是昭和9年編寫的，因為這份資料談及該學院已有三屆畢業的緣故。又依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9年2月11日及昭和12年2月11日的報導，臺南家政女學院確實獲得臺灣教育會的補助金，風評也不錯，但為何昭和13年會受州當局的注意及社會輿論的批評，實有令人不解之處。且昭和14年（1939）王兆麟辭院長職，4月杉浦亮嚴接辦，同年10月更改校名為私立和敬女學校，又昭和19年（1944）校名改稱和敬商業實踐女學校。1946年被臺南市政府接收，下令組董事會，並改校名為私立光華女子中學，1955年7月增設高中部（光華女中校史）。
筆者曾在《中華佛教學報》第11期，發表了拙文〈日本曹洞宗與臺灣佛教僧侶
[54]
《真宗本派本院寺臺灣開教史》，頁39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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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依據此拙文，可以知道日本治臺初期，可以說自明治28年（1895）以來，開元寺就與曹洞宗締結本末關係，不過此關係在傳芳師任住持的年代，即1913年至1919年之間發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的徵兆在大正5年（1916）就已出現。在《臺灣日日新報》大正6年3月27日（諸禪師餞別會）的報導中云：
圓山臨濟寺長谷慈圓禪師，將與觀音山凌雲寺的本圓禪師及臺南開元寺傳芳、成圓兩禪師，巡錫福州鼓山及興化、泉州、漳州、廣東、上海等大叢林，乃赴內地之京都妙心寺，請藏經歸臺。去25日午後6時，臨濟宗道友會諸同人，開素筵餞別於鐵道旅館。……次長谷慈圓禪師為代表答禮，敘此番巡錫之動機。以為前年赴臺南開元寺，會晤傳芳師，談及內地各宗本山情事，即勸傳芳師同渡祖國，一觀本山，傳芳師甚為欣慕，此次之旅行，乃兌現前言者。至於支那之巡錫，則為前日新設鎮南學林於圓山，自福州、興化二處叢林，皆派學徒而來，爰思支那叢林既欲敦交誼，彼處情況如何，亦不可不知，乃變更旅程，歷遊各處，以察其教況，後轉赴內地。傳芳、本圓二師曾居鼓山，彼為嚮導，可無意外難事。佛教之來，自印度而支那，而日本，我國佛教，既由支那，則有流派關係，人言支那佛教就衰，自有扶持之必要，日支親善，吾宗教家亦有責，信此行當不虛行也，云云。於是共祝健康，至8時餘散會，又各禪師近將出發云。
由上述長谷慈圓師的答謝辭中「以為前年赴臺南開元寺，會晤傳芳師，談及內地各宗本山情事，即勸傳芳師同渡祖國，一觀本山，傳芳師甚為欣慕，此次之旅行，乃兌現前言者。」由此可以知道，在大正5年（1916）臨濟宗在臺佈教師，已經與傳芳師、本圓師有了接觸。而開啟此接觸的因緣，應是大正4年（1915）的西來庵事件，及大正5年4、5月總督府所舉辦的臺灣勸業共進會。此共進會結束後，曹洞宗臺灣別院先後有臺灣佛教青年會、臺灣佛教中學林的成立，但是臨濟寺早在臺灣佛教中學林成立之前就已創辦了鎮南學寮，此學寮的開寮式是在大正5年10月31日。[55] 時寮主是長谷慈圓師，學生有十二名，包含來自中國福建省福州、興化來的留學生在內。從該學寮的開寮式紀念照片，上有傳芳、本圓在列，以及長谷慈圓師向總本山提出的〈鎮南學寮設立陳情書〉中談及：
[55]
《正法輪》第373號〈長谷慈圓師プベ〉，大正5年12月1日。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11月2日〈鎮南學寮開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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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臺灣歸我有二十年，雖形而下的文明進步頗顯著，反之形而上的文明遲遲未進，小納等私以為憾。論者或云：以斯現象於任何殖民地，均為不得已的情勢，可是小納等苟以精神的啟發為任者，不宜袖手旁觀也。於是乎小納不顧不敏，敢欲補此缺陷乃教養臺灣僧侶及其子弟，為使彼等感皇恩仰佛德，企劃了鎮南學寮的創設。熟見臺灣宗教界，臺灣人數凡三百萬，大抵奉儒釋道三教混合成的宗教，就其中奉基督教者約三萬五千人，而為我佛教徒者（在內地佈教師座下者），未足以千數。回顧領臺以後我佛教僧侶渡臺者其人數絕非少數，然其所教化者全止於內地人，只僅曹洞宗及其真宗本願寺派，稍將指頭染向臺灣人佈教外，尚未試著教化之，不見致力於臺灣人的誘導啟發，外間或非難吾徒，而有批評「彼等即使對既信者內地人說法，可是對未信者臺灣人未宣揚佈教，彼等是說法者而非開教師」者。小納等苦無辯解之辭，小納等實鑑於歐人宣教師等的行動，感覺冷汗夾背，這是小納所以企劃建設鎮南學寮的第一個理由也。
轉眼見基督教的現狀，其內地人基督教從事經營活動，以本山各位既悉所知，故不絮說之，今見其外國人從事經營者，彼等傳道日既久，如天主教及長老教會，其根底頗鞏固而不僅有三萬有餘的堅實信徒，而且彼等先對臺灣人試著大舉傳道，其準備將欲完成耶。時因恰值歐洲戰亂爆發，招致傳道費的削減，即使今姑且不見峻烈的活動，彼等待戰亂終熄而欲席捲臺灣人的信仰界，私下等待其時機的事，吾等尤值刮目所也，今實吾徒宜奮然蹶起之秋也，而是小納所以企劃鎮南學寮建設理由二也。
由來臺灣人不僅其迷信頗盛，而且今日佛教全失其本意，亦無由探尋教義的如何？其信徒幾乎全數作為治病招財的對象外，非持有任何思想，特別作為支那民族的特徵，是混同迷信與政治的弊端很多，古來土寇內亂的興起，其匪首必利用迷信，以煽動愚民為常。臺灣之地，禍亂屢屢興起，無辜生民受塗炭之苦者，多是緣由於此，實吾徒不可輕易地忽略過去，小納等傳述佛教的真髓者，宜破其迷啟蒙，以對臺灣的安寧幸福不可不效力，此是小納所以企劃建設鎮南學寮的第三個理由。
察當下的情勢，對臺灣人而擴張我宗派的勢力，一日也不可疏忽。而實行之者，首先沒有比創設學校，收容臺灣僧侶的徒弟，使我宗派掌握臺灣寺院為急迫。說起臺灣佛寺來，大抵以支那福建省鼓山為本山，但是今日其僧侶逐漸地從舊來的迷夢醒來，而斷絕與鼓山的關係，乃至想依我內地本山的上策，也就是臺灣寺院中佔最高地位的臺南開元寺，其他主要寺院相率自動來投我，請求迅速地設立學校，教養徒弟，實使臺灣佛教我佛教化，尚且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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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臨濟派下的末徒（末寺子弟），可謂遭逢千載難逢的好機運，此是小衲所以企劃建設鎮南學寮的第四
個理由。
臺灣的佛寺，大抵屬禪宗，即使其僧侶分為臨濟曹洞兩派，但屬我臨濟系統者，居十之六、七。然而曹洞宗對臺灣佛教著力，日子較久，其既屬臨濟系而被其收入掌中者不少，宗祖應決不許小納等貪圖惰眠，此是小納所以企劃建設鎮南學寮的第五個理由。
近來總督府有大大用意於宗教，盛大鼓吹真的宗教而致力於迷信的啟發之趣向，實為吾徒成事的好時機，加之，就是於弊寺檀信徒，亦也眾議一決，贊成奮力建設鎮南學寮及宗勢擴張，尚幸得本山的補助，就是以小納的不德，庶幾成就斯舉，因得有所貢獻於國家，報謝佛恩，此是小納所以企劃建設鎮南學寮的第六個理由。
要之，今鎮南學寮的建設，是迫於時勢的要求，同時遭遇尤易成功的好機會也，謹具陳事情。[56] （自譯）
上述是長谷慈圓師，為創建鎮南學寮而具陳六項理由。此六項理由是：1.將佈教陣線伸展到臺灣人，使臺灣佛教徒能感皇恩仰佛德。2.把握因歐戰的緣故，致使基督教及天主教缺乏外援的時機。3.破除迷信。4.臺南開元寺等相關寺院僧籍，脫離曹洞宗改屬臨濟宗。5.欲與曹洞宗宗勢競爭。6.掌握總督府欲利用宗教以輔導政策的機會。由此中第四項理由，可證實了臺南開元寺等相關寺院與臨濟宗結盟，是在鎮南學寮創立之前就已經有了跡象，不過真正加入臨濟宗則是在稍後的時候，關於這一點留待後述，先就鎮南學寮的存亡作介紹。
鎮南學寮的創立如前述，是在大正5年（1916）10月31日，設立的主要目的，實際上與臺灣佛教中學林的成立大抵是一致的，如前述就是教育臺灣人僧侶及齋友，使涵養尊皇奉佛的精神，俾完成佈教師及一寺住持的人格。從《臺灣日日新報》大正7年10月31日載〈鎮南學林開校紀念召開祝賀會〉的內容來看，知道這一天乃鎮南學林創校第二週年的紀念日，而實際上，如後述大正6年3月7日該學寮以學林得到總督府許可因而4月1日正式開校。同時也知道長谷慈圓師已經在臨濟寺內完成了鎮南學林的校舍宿舍的建設。事實上，該學林成立之後，長谷慈圓師力爭本山經濟的支援，這從該山第十四次宗議會上，有關臺灣佈教的事宜，有如下的討論可知。
如新領土北海道臺灣的佈教費，有種種要求的緣故，是就另項預算列入補助
[56] 《正法輪》第378號，頁9∼11。大正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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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情形，可是關於詳細項目，致上說明。然如臺灣現存有許多舊臨濟宗的僧侶，此等支那僧現今躊躇於為臨濟的子孫？抑或曹洞的子孫？如曹洞宗支出多額的經費，而注全力於臺灣佈教，還有現今有來自臺灣佈教監督長長谷慈圓師六項條件，這又應質問致言，大致說來，如聚集支那僧而佈教，已使成為臨濟宗子孫的支那僧，因為如不注入全力教育，置於放任時，必轉向他宗，所以說無論如何？欲作臨濟宗子孫，以此為諒，是列入另項預算的情形。[57] （自譯）
又說：
列入新領土佈教費是如昨日辨明的，如臺灣的特別佈教費，說是以二年為限，其後不再請求，那是就向土人僧傳教有六項理由，想設立鎮南學寮。因詳述太冗長的緣故，簡單地說，在臺灣的耶穌教徒也有三萬八千而熱心傾注於佈教傳道，其皆對土人佈教，然佛教徒以內地人為對象，不涉及土人的情形。因為就是在今日土人中，都像一個打一個似的，相當野蠻的土人，向他們傳教，首先要引進土人僧而佈教，如開元寺土地龐大，因為教育土人僧，二位教師是必要的緣故，是列入八百餘圓。如鎮南學寮，是支出二萬八千餘圓而設立。臨濟寺住職是勿論，如總督府及中川小十郎，因為親筆提出依賴狀，可是非常遺憾，對二萬餘圓，僅列入五百圓而取得議會的贊同的情形。[58] （自譯）
由以上有關補助鎮南學寮的經費事，雖經討論，也僅得五百圓的補助，這與曹洞宗的臺灣佈教費作比較，當然是差距很大，所幸該寮的建設得到當時臺灣銀行副總裁中川小十郎的外護，投下工程費二萬圓五，才得以實現。[59] 又如前述鎮南學寮成立之後，翌年即大正6年（1917），改名為鎮南學林，當時鎮南學林的經營狀況，可從如下史料來窺視。
鎮南學林以去年10月31日舉行開林式，爾來屬臨濟宗的本島寺院，東西相呼應，送其子弟入學者頗多，又有來自可稱改隸以前本島寺院總本山的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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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湧泉寺及福建興化寺等，也送子弟來留學，由於學生只是逐漸地增加，到底不許維持現況，所以臨濟寺住職長谷慈圓師，與同寺信徒總代星野政敏、小川中十郎、木村匡、木村泰治、吳昌才、王慶忠諸氏為首、臺南臨濟宗開元寺、岡山超峰寺、竹溪寺、赤山岩（龍湖巖）、嘉義火山岩（大仙寺）、臺北觀音山凌雲寺等諸山相謀，準據私立學校令，向總督府提出申請，接著已於七日之期（指3月）完成了認可的手續，終於從4月1日新學期就應開始。首先預定將既收容學生優秀者，使進入本科一年級，其他新入生入學於豫科，而今見其內容，本林的特色在培養本島僧侶及齋友子弟是不用說，進而又有促進支那佛教界的革新，將其教澤想擴大到南清地方的大抱負。其學科目，令其通曉佛教教理外，國語、漢文、地理歷史、數學等而將之分為豫科、本科、研究科，本林畢業年限就是三年。為了無入學資格者，特設豫科一年，授與公學校程度的知識，又為了畢業後尚欲研究者，設了研究科一年。然而以本林校舍尚未完備，目前使用借用的教場，近投入工程費二萬餘圓，而於同寺境內可建築校堂，已由建築公司完成設計，日內應開工，說就是遲，在本年終可落成移轉。前見佛教中學林的出現，今又見鎮南學林的新設，實可云本島佛教界的福音。[60] （自譯）
由上述史料，證實了大正6年4月鎮南學寮已成為與臺灣佛教中學林同性質的學校，校名改稱為鎮南學林，學科的安排，兩學林大都一樣，學生也都來自本島僧侶及齋友子弟，可是由史料顯示出鎮南學林的學生，主要是來自南部，與開元寺系統有關的道場，及來自對岸的福建，這與佛教中學林的學生來自中北部及太虛的弟子，有些相異。但值得注目的，是鎮南學林欲將教線擴及到中國的閩南，這是佛教中學林所沒有的，而這點正與妙心寺派在臺灣興建臨濟寺的最初動機，則是符合。可是談到總本山給予的經費補助，就大有不同，臨濟宗妙心寺只給了五百圓，相對於此，曹洞宗本山給佛教中學林就有三千元之多了，而且往後每年也都有補助。雖是如此，長谷慈圓師如期在大正7年，在臨濟寺境內完成了學林校舍宿舍的建築，且延聘了紀州（和歌山縣）西牢婁那和深村上品寺的龜田萬耕師、歧阜縣山縣郡櫻尾村德林寺的岩田宜純師於該年9月15日，從神戶搭乘亞米利加號來臺任教，二師均是臨濟大學畢業，[61] （此大學應是日本京都臨濟宗花園大學的前身），總計有八名教師，其學級制度定為
《正法輪》第388號，頁16上。大正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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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科一年、本科四年、研究科二年，現在招收豫科生一年級和本科一年級生。學生人數本科一年級二十五名、豫科生四十六名，幾乎大多是公學校（小學畢業生），而皆臺灣的僧侶和信徒的子弟。[62] 如此，所招收的學生對象是限於僧侶和齋友的子弟，反而使該學林的學生招收遇到了瓶頸，同樣的問題不用說也發生在臺灣佛教中學林身上，因為僧侶及齋友子弟的人數畢竟是有限的，所以如前述臺灣佛教中學林在大正7年就調整了招收對象，就是非僧侶及齋友子弟也可入學，或許是如此改變，臺灣佛教中學林得以存續至今。可是鎮南學林，卻在大正11年（1922）年被合併於臺灣佛教中學林，[63] 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如江木生氏在〈佛教各宗ソ臺灣傳來シ變遷及現勢〉[64] 中所說的：
爾來對本島人用心佈教，二世長谷慈圓師為該寺住職，鑑於本島的特殊事情，廣與本島在來的寺廟，齋堂取得聯絡，或再興佛教道友會（現在財團法人），與各寺廟提攜，而於大正5年，以道友會為主體，創立鎮南學林，著手於教育事業。此與臺灣中學林相對，為本島佛教界的二大教育機關，不少人期待著未來的發展。可是不幸因經營主體的佛教道友會經濟不如意，僅送出三屆的畢業生，遂與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合併，以至於不得已廢校（時為大正11年），就此當時的校長前內務局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氏，當廢校時對所有學生們給予令人感動的、戲劇性的訓話，關係者是記憶猶新。在此之前，由於長谷慈圓師的圓寂，以至於同宗的各種事業，於事業上招來頓挫，幾乎無再起的希望。……[65] （自譯）
根據上述江木生氏的敘述，鎮南學林在大正11年（1922）被合併於臺灣中學林（即臺灣佛教中學林），是因為長谷慈圓師的圓寂，以致使臨濟宗在臺事業受到挫折的緣故。談到長谷慈圓師（1880∼1918.12.4），是日本大分縣人，佛教大學畢業，也完成導師的修業，大正3年（1914）5月任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住持，該年秋天，舉行晉山典禮。[66] 爾來，在臺灣四年多，於大正7年（1918）12月4日病逝於臺北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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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67] 繼他之後，為鎮南學林長者，是丸井圭次郎（1870∼1934.1.14），時間是大正8年（1919）3月2日，時丸井氏任總督府社寺課課長。[68] 丸井氏任學林長之後，專心經營，其他的教師，大多無給職或微薄的薪水，獻身於教職，大正9年（1920）4月1日送出了第一屆畢業生，當時的學生人數有四十多名。[69] 大正10年（1921）時，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人數有五十多名。[70] 但是學生的學雜費全免，只收寄宿費，[71] 加上主要經費，是依賴道友會的會員及其他信徒的寄附，[72] 在如此的情況下，一但募款不容易，學林的維持當然就出現問題了。但是鎮南學林廢校的問題，好像不僅僅是財務拮据而已，在此先看以下資料：
圓山鎮南學林是大正6年1月創設，而培養著未來本島人僧侶子弟，可是近來在學生的思想產生了變化，有的轉到他校，或往企業方面就職，持堅實希望的在學者減少了，且經費也不充裕的緣故，令認真學生轉學到曹洞宗別院的中學林，想是申請廢校的當中。[73] （自譯）
由以上史料，可以知道鎮南學林的廢校原因，除了財務不充裕外，學生因轉校或往企業發展，導致人數的遞減而到了不得不廢校的地步。相對於此，臺灣佛教中學林在這一年送出了第三屆畢業生，於3月22日舉行畢業典禮，其典禮的盛況及其實際狀況如下：
臺灣佛教中學林如所豫報，去21日午前10時，在該林新築校舍樓上，舉行第三回卒業證書授與式，及二年一年修了證書授與式。席定後，生徒合唱君代歌，次曹洞宗別院院主伊藤師讀教育敕語，次江善慧師以林長資格，授與各證書及賞品，並為簡單訓示。次伊藤師以曹洞宗關係，起為演說，次臨濟寺住持天田師為來賓述祝辭。次全校生合唱螢之光，次卒業生答辭，次卒業學生唱歌，於是式終，一同攝影紀念，並於別室饗來賓以茶果。該新築校舍，全部磚造，監牢宏敞，四面竹木環繞，極有清趣，可容約三百名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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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經濟所許，擬改為四年制，與他中學一樣云。[74]
依上述史料，臺灣佛教中學林在這一年完成了新校舍的興建，而且此校舍可容納約三百位學生，還計畫改為四年制（應該是五年制）的中學，由此可知臺灣佛教中學林學生人數不斷地增加，經費也似是沒問題。但事實上，如前述臺灣佛教中學林自大正7年起，招生對象已擴大到一般人，不再侷限於僧侶及齋友的子弟，而且學生不一定住校，學費也提高，不再是免費授教，當然募款及總本山的補助也是經費的來源，因此臺灣佛教中學林才能渡過經營的危機。
鎮南學林廢校之後，亦嘗試復校，但其經營方針，似乎是不離日本佛教總本山培育宗門子弟的模式，關於此事，可看以下史料：
為多年將待解決的問題，在臺北市圓山公園臨濟護國禪寺內的臺灣佛教道友會，終於已於11月12日（大正13年），獲得財團法人組織的認可，使其基礎鞏固的是會長中川小十郎氏、副會長是林熊徵氏及木村泰治氏，今後要做的事，是愈來愈具體的事業，接著揭舉其計畫的概要：
一、鎮南臨濟護國禪寺的維持
二、鎮南學林復興鎮南專門道場開設
三、本島僧侶的內地（指日本）留學
四、講演會開催（舉辦）
五、雜誌刊行
六、萬靈塔的祭祀
七、對臨濟宗聯絡寺廟的施設
八、觀音禪院的建立
九、其他新設人事相談所痼疾者慈惠院，著手於不良少年的感化免因保護事業。[75] （自譯）
以上臺灣佛教道友會所企劃的事業，不用說就是臨濟宗妙心寺派在臺灣的事業，在此可先看，為了鎮南學林的復校，所設立的鎮南專門道場。從「專門道場」四字，就可知那是屬於培育僧伽的教育設施，類似於眾所皆知的佛學院，而此專門道場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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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是在昭和4年（1929），[76] 時佈教監督是坂上鈍外師，今將相關史料譯述於下：
缺額的臺灣監督臨濟寺住職，最近大德末（指大德寺末寺）江州土山永雲寺住職坂上鈍外師，被認命為同佈教監督及臨濟寺住職，同師事虎溪小擔雪軒的會下。[77] （自譯）
新任臺灣佈教監督坂上鈍外師，與本山負責人等在本山完成就任出發的茶禮，5月4日出發，同7日到任。同師今後的方針，是對島人佈教作更進一步的努力，收容中學畢業程度的子弟二、三十人，從語學開始教養。因為明治36年(1903)梅山玄老師獲得同派及臨濟各派公認而開設的僧堂是中斷著的緣故，這一回存著復興此專門道場，作為教務發展的希望。[78] （自譯）
坂上鈍外師是繼吉田萬籟師之後，為鎮南山臨濟寺住持，實際上臨濟寺在開山梅山玄秀師於大正3年（1914）移錫至堺市大德寺派南宗寺後，繼任的長谷慈圓師盡力於教學，不幸在大正7年12月4日遷化。後山崎大耕師於大正8年（1919）5月就任，大正10年（1921）6月天田策堂師、同12年平松亮卿師、該年5月天田策堂師再任住職，自昭和2年（1927）4月之後是吉田島籟師。如此臨濟寺的住持更迭頻繁，而在交迭之間，即使有名義而無住持的情況也是有的事。[79] 事雖如此，坂上師上任時，仍滿懷抱負，在此就鎮南專門道場來說，坂上師想將它復興，預定招收二、三十位中學校畢業的本島人子弟，以作為發展教務的基礎，不過效果似是不彰。筆者之所以如此猜測，是因為繼坂上師之後，為臨濟寺住持的是高林玄寶師即乾嶺玄寶（日本歧阜縣羽島市出身，1875.1.15∼1971.6.3），他在昭和7年（1932）4月上任，同時兼任佈教監督，一上任就改稱向來有名無實的鎮南專門道場，為佛教專修道場，專致力於聯絡寺廟的本島人子弟的教養。[80] 由此可以知道，臺灣佛教道友會企劃鎮南學林的復興，事實上是失敗的。
臺灣佛教中學林成立於大石堅童師任臺灣別院院主的時代，是曹洞宗在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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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此教育機構的成立，是大石堅童師鑑於勸業共進會期間，臺灣佛教青年會佈教的成果，認為此機不可失，因此先與黃玉階、江善慧、沈本圓相謀，計畫設置佛教中學林，並且將此訊息，通告全臺灣的寺院齋堂，得其贊襄。[81] 同時向總本山提出設校的申請，時曹洞宗在日本擁有一個大學四個中學林，而臺灣別院希望在臺灣能有一個中學林。從大正5年的宗議會議案第九號臺灣佛教中學林設立費補助金支出案，可以知道其設立的目的，是在於懷柔教育臺灣人僧侶齋友，進而把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再去感化教育臺灣人，也就是教育臺灣人僧侶及齋友，使涵養尊皇奉佛的精神，俾完成佈教師及一寺住持的人格，所以此學林不是普通日本人的學校。這也是始政二十年來，總督府有感於對本島人的教育，並沒有發揮多大效果的考慮下，允許曹洞宗臺北別院成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原因。[82] 而總本山在宗議會上經歷充分討論之後，同意別院成立臺灣佛教中學林，並給與經費的補助。但是別院之所以設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原因，除了上述理由外，實際上也是受到臨濟寺的影響，請看以下的史料：
近頃臨濟宗佈教師，運動而計畫將本島寺院作為臨濟寺的末寺，遂有成功之處。將此狀態拋棄而放置的話，本島寺院將是成為他宗的末寺吧！因此之故，為了將接受過曹洞宗教育的臺灣人僧侶，分配到各寺院故，設立了佛教中學林。[83]
上述史料，說明了當時同屬禪宗的臨濟、曹洞二宗競爭激烈的情形，此時的臨濟寺已將目標鎖定在凌雲禪寺及開元寺，加上臨濟寺已在大正5年（1916）11月創辦了鎮南學寮，招收臺灣人僧侶齋友，這種情形對曹洞宗來說，可是一大警訊，但相關事件，已如前述。
曹洞宗別院為規劃設立中學林，因此於大正5年（1916）9月18日向總督府提出設校申請，而於11月4日獲得安東貞美總督指令一二三七七號的設校許可，[84] 開始招收學生。當時別院是將中學林，定位於「純然為本島人子弟之宗教學林」，設有本科和研究科二種。本科係修業年限是三年，研究科是一年。凡是公學校（即臺灣人就讀的小學）四年級課程修完者，或是具有同等學歷者都可申請入學，課程設有宗乘（曹洞宗教義）、餘乘（曹洞宗以外，其他宗派的教義）及普通學（國語、日文、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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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歷史地理等）。[85] 第一年招收到三十三位於4月10日舉行設校開學典禮，當時管長代理忽滑谷快天師前來主持。午後二時，各就各位後，合唱君代歌（日本國歌），進行讀誦經典供佛儀式，創辦人大石堅童師致詞，大本山管長代理忽滑谷快天作簡明的訓示，其訓辭如下：
宗教家負有維持社會教育一部分的重任，也就是為社會精神的指導者，而且宗教家的向上或墮落，對於其社會的發展或滅亡，有 很大關係。 [86]
忽滑谷快天接著列舉朝鮮歐美的例子，來論述他的說法。基於這個意義，他祝福中學林的設立，同時期待中學林能堅實的發展，忽滑谷快天於4月4日初次來臺，但來臺之前，已是未演先轟動，直到他離臺為止，講經的行程已是排的滿滿，且日後在臺灣佛教界活躍的人物如高執德、曾景來、李添春、林德林等，都是崇拜他的學生。在此有關忽滑谷快天對其臺灣子弟思想的啟迪，請參閱拙作《臺灣佛教史論文集》。
第一學年度順利招生的佛教中學林，在進入第二學年度時，招生計畫已作了調整，即學生並不一定侷限於僧侶齋友，而是開放給一般人。又一律住校的規定，也改為只要臺北市內有監護者，就不一定住校。這一年度，也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87] 這位留學生，就是太虛大師的剃度弟子乘戒師，可惜他只讀了一學期，就回中國去了。大正9年（1920）3月，佛教中學林舉行了第一屆畢業典禮，送出了陳湖流等九名畢業生，其中有四位留學日本，進入山口縣三田尻町曹洞宗第四中學林。此時，佛教中學林已計畫，開放招生來自日本人的子弟入學了，而且這一年，也是創辦人大石堅童師辭院主職，轉任仙臺市昌傳庵的住持，於3月8日離臺。[88] 繼任的是院主伊藤俊道師，而中學林的林長則是善慧師。善慧師正式升任為林長，是在大正10年（1921）元月31日，正式就任則在2月25日，時院主伊藤俊道師為該林的監督，[89] 學生入學資格比較往年嚴格，須具有公學校（即小學）六年畢業，或同等程度的學力。凡該學林畢業的學生，可以免試編入日本曹洞宗第四學林四年級就讀，畢業後經由考試進入高等學校，專門學校或東京曹洞大學（即駒澤大學就讀）。如前述第一屆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0年2月25日，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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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九名，留學日本的有四位，在臺灣就職於臺北地方法院者有一名，臺北州一名，商工銀行一名，公學教員一名，從事實業二名，總計十名。[90] 第二屆畢業生有七名，在大正10年（1921）2月1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載，中學林的招生廣告中，有值得吾人注目的地方，那即是「世人有誤解，入該中學林，畢業後要為僧侶，其實不然耳」。這則廣告與第二屆招生對象放寬給一般人，是說明了中學林的辦學方針，在隨著實際的時空環境作調整，而且澄清了一般社會對中學林呆板的印象，也就是僧侶的學校。希望藉由澄清而擴大學生的來源，這對已有辦學經驗的日本僧侶來說，可能認為是應該的，但是對臺灣本島的僧侶，特別是最初參與創校的人來說，恐怕是難以接受的，事實上，別院在創立中學林時，原案係照日本曹洞宗所設中學林辦法，是為五年制中學，但是當時相關機關，以對臺灣本島人的教育，尚無官設完全中學教育為由，不允許，不得已別院才改為三年制，而獲得總督府的許可。雖是如此別院仍以權巧的方法，即中學林畢業之後，成績優秀者可免試赴日本，編入曹洞宗第四中學林四年級繼續就讀，俾完成五年制中學教育。之後，再經由入學考試，進入高等學校，專門學校或曹洞宗駒澤大學繼續深造。[91] 如高執德、曾景來、李添春、莊名桂就是例子，因為如此，在中學林第四屆，即大正10年7月，三年級的學生人數，多達八十名，校舍宿舍也不敷使用，必須增建，學校經常人事費的支出，也有了困難。雖有總本山每年經費補助，提高學費及募款，還是有不足，這不足的款項，自然落在林長善慧師的肩膀上，因為這是日本人經營學校的慣例，即一校之長，必須負責為學校找財源。談到善慧師為佛教中學林籌措財源一事，有一段往事，可能需要在此，作個分析，加以了解，以還歷史原貌。在一峰師的〈心源老和尚與臺灣佛教中學林〉一文中，引心源師（俗姓孫）口述，說：
到了民國9年（1920）3月，送出了第一屆畢業生，其間每年維持經費為三千元左右。因為這是為了培養本省佛教人材，又是自己師父（指大石堅童）負責經營，所以心源和尚就不辭任何勞苦，奔波於各地，全心全力從事募款運動，而勉強渡過了一屆三年。其間應該一提的是基隆的月眉山靈泉寺大護法顏雲年居士捐出一筆可觀五千元校舍建築費，及其他捐出合計八千五百餘元，作為臨時校舍建築費，擬在觀音禪堂前面興建一作二樓校舍。但創辦人兼第一屆林長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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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因在臺任期六年業已屆滿，本山要調回日本，大石禪師就把校舍建築及林長任務交由善慧和尚負責辦理，他就回到日本去了。善慧和尚接任了林長之後，非常興奮（因為當時本省人而能當校長者，不論官私立，唯有他一人），認為每年靠募捐來維持經費，也不是長久之計，他就計畫以經營事業，來維持學校經費，即與曹洞宗別院（東和寺原來名稱）大殿籌建基金管理人洽商，由其基金借出三千元，在基隆市開設一個肥料公司，預定每月要賺三百元，來維持經費。但事與願異，經營不如理想，不到一年就關門大吉了。從此學校經營陷於極端的困難，興建中的校舍工事也不得不停工了。[92]
相對於心源師的口述，《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0年7月1日版載云：
又該學校教舍，由江善慧師勸捐，得顏雲年氏寄附金五千圓，以外，寄附亦約五千圓，早（就）興工建築。時值歐洲戰亂，物價暴騰，工貲亦昂，工事及半，經費已空，又財界變動，勸捐極難，束手無策，遂將半成之教舍，停工至今，無力完成，四壁空存，屋蓋未葺，雨淋日炙，苔侵蟲蝕，行將付諸腐朽，大為可惜，甚負當時寄附者好意。熱心教育者世不乏人，若知此學林教旨，與現時狀態，其進而寄附者，當不乏人。又現學林長江善慧師，自去年冬接任，與曹洞宗本山交涉，更得本山補助金一千圓，合計三千圓，以充經營，每月尚不足金二百二十餘圓，皆善慧師支出，殊行拮据云。
由此看來，中學林校舍建築的事，心源師的口述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出入很大。這筆建築校舍的經費是心源師說的八千五百餘元也好，或《臺灣日日新報》說一萬餘元也好，應該就是中學林設立的經費約壹萬元，五仟元是總本山豫定的補助金，它分年度給與。[93] 當然在此金額數字並不是很重要，重點是校舍中途停工的原因，是心源師說的善慧師挪用基金三千元開肥料公司，因經營不善造成血本無歸，還是如《臺灣日日新報》說的，因歐戰爆發，物價暴騰，工貲昂貴所致。如果從大正9年（1920）3月19日返日的大石堅童師因別院大殿的重建，即使已經募了三千餘元，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1914∼1918），預算膨脹，不得已延期，致使任內無法完成此工程而感到遺憾來看，[94] 可能是如《臺灣日日新報》所說的才對吧！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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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經營佛教中學林的善慧師，面臨經營的拮据，每個月總要張羅二百二十餘元，應該是很辛苦的。雖然在大石堅童師返日時，善慧師與之同行，並且順道參訪了朝鮮、滿洲。到了日本，在大石堅童師的支持下，爭取到總本山每年一千元的經費補助。關於此經費補助的經緯，可從如下資料，獲得證實。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3月17日，日文版〈大石堅童師〉云：
19日搭乘備後丸出發，視察朝鮮滿洲的佈教情況後，可在4月中旬赴仙臺就任。還有基隆靈泉寺住職也與大石師同行，踏上朝鮮滿洲參訪之途。
又同報大正10年7月1日，漢文版〈中學林父兄會〉：
按該中學林之創立，係前年江善慧師遊錫內地，至曹洞宗本山與管長議創。時曹洞宗臺灣別院住持大石堅童師極力贊成，本山許每年撥放二千元，以補助經費。
由上述二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證實大石師卸任返日，順道視察朝鮮滿洲的佈教情況之旅，善慧師同行，抵達日本之後，向總本山反映佛教中學林經營的情況，並爭取經費的補助，只是大正10年7月1日的報導，說「中學林之創立，係前年（大正9年）江善慧師遊錫內地，至曹洞宗本山與管長議創」，這與事實不相符，因為大正9年（1920），佛教中學林已成立了三年，且也送出了第一屆畢業生十名的緣故，又爭取到的經費，依據《宗報》記載，是每年一千元。不過從這二則報導，可看出大石師與善慧師的交情，但可能也是善慧師繼任林長，必須向總本山報到應有的手續。總之，到了大正10年（1921）因為經濟的不景氣，佛教中學林的經營確是艱難，此時學林的監督是伊藤俊道，教頭（副校長）青龍虎法師，在同年6月29日的父兄會（家長會），就學林的維持經費及校舍建築費，磋商辦法，其結論，是學生學費加收二元，不足的部分由林長負責籌措，至於校舍建築費尚缺六千元，則就此成立募款委員會，鼓勵發心人及家長隨意寄附而結束家長會。[95]
到了大正11年（1922），私立學校令發布，此即大正11年2月6日臺灣教育令（敕令第20號）。其中，有關私立學校的部分，有如下的規定：
1. 關於私立學校，準於內地（日本本土）的制度。[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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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十二條：除本令規定外，關於私立學校，作特殊教育的學校，其他教育設施，依臺灣總督所定。[97]
3. 大正11年6月27日私立學校規則（府令第138號）。[98]
佛教中學林基於此，改革學制，改稱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成為採取佛教精神的高等普通教育機關。這一年，合併了臨濟宗的鎮南學林。大正13年（1924），受臺北州廳的委託，收容國學院的學生，[99] 當時的別院院主、學林的監督是水上興基師。昭和4年（1929）11月15日，曹洞宗臺灣佈教法發布實施，院主改稱為佈教管理。[100] 昭和6年（1931）的佈教管理、學林監督是大野鳳洲。[101] 隨著大野鳳洲於昭和8年（1933）7月26日示寂於別院之後，島田弘舟繼任為佈教管理、學林監督，同年12月15日善慧師卸任林長之職，島田弘舟以學林監督兼任林長。[102] 之後，於昭和9年（1934）中學林就準備陞格為五年制的私立中學，且其名稱，已向當局申請，欲改為南瀛中學云。[103] 但昭和10年（1935）元月，中學林向當局提出的申請，校名是改為臺北中學。[104] 此申請，在昭和10年（1936）3月16日得到總督府的認可，這請看下列史料：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1年12月29日（國民中學募集資金，臺北中學物色校地，兩校各準備受文部省認可）：
臺北州明年度將於臺北市內設立第三中學，工業學校增置採礦冶金科，一面
《宗報》第649號，頁11。大正13元月1日。
大野鳳洲〈1864∼1933〉，自明治41年〈1908〉來臺，之後在臺灣佛教界從事佈教活動，長達二十八年的歲月。其間，歷任臺南、嘉義、臺中各佈教所的主任，昭和5年〈1930〉7月被選為曹洞宗臺灣別院佈教管理及中學林監督，昭和8年〈1933〉7月26日示寂於別院。（《南瀛》卷11之9，頁44，昭和8年9月1日。同卷11之7，頁96，昭和8年7月1日。同卷12之4，頁53∼54，昭和9年4月1日）。
大野鳳洲明治元年〈1864〉出身於日本鳥取縣東伯郡上中山村，十四歲出家。明治25年〈1892〉任鳥取縣洞禪寺住持，之後歷任正觀寺、寶泉寺、大昌寺等的住持。同35年〈1902〉被任命為曹洞宗兩本山巡迴講師，同41年〈1908〉奉命來臺。
《南瀛》卷12之1，頁54。昭和9年元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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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助成私設學校，屢如前報。今夏，州知事曾通牒於私立國民中學及私立臺北中學，令其準備，三年內得受文部省認可，兩校目下極力籌備中。私立臺北中學因曹洞宗於基隆有土地，可值二、三十萬圓，欲割一部分寄附於臺北中學以為基金，而該受昨年亦受當局許可，欲募集基金五萬圓，現已得一萬餘圓，因欲準備將來擴張至二十班級，已託州當局物色地址，欲建新校舍，三年內當得受認定……。
《宗報》第928號，昭和10年12月1日，〈豫算案附帶第11號，臺北中學校舍增築費補助ソ件〉說明：
臺灣中學林以註上本年3月16日，得到來自臺灣總督府校名改稱的許，而將從來的三年制，改為五年制，改善內容，又計畫校舍的增築，本年9月20日動工，目下將是竣工之期，而今內容外觀皆面目一新，就臺灣本宗教線上，期待一大躍進。臺灣中學林係大正6年創立，大正11年準私立學校令而改革學制，致力於臺灣本島人的教化，將本宗的教義，鼓吹注入於學生身上，而獲得相當效果。而且畢業生是本宗的信念，活動於教界或企業社會，直接間接地，盡瘁於宗風的宣揚。……（頁25∼26）
一、名稱改為私立臺北中學。
二、廢從來的三學年制，編成五學年制。
三、準公立中學校，增加教授時間數。
四、將定員三學年級百五十人，重新增加五學年制至二百五十名。
五、令節日、祭日的儀式等嚴肅。
六、將學費年額二十四圓，漲價到三十六圓。
從來單是一宗教教育機構的學校，更生為充分適合考量國民精神暨其他的時勢的學校，一面應可得到緩和入學難的效果。（自譯）
彙整以上三種史料，可以明白臺灣中學林雖是一般社會教育的學校，但實際上是一所宗教色彩很濃厚的中學，如前揭《宗報》第928號中說：「將本宗的教義，鼓吹注入於學生身上，而獲得相當效果。而且畢業生是以本宗的信念，活動於教界或企業社會，直接間接地，盡瘁於宗風的宣揚」。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5年3月2日〈五年制度ズスペ曹洞宗中學林〉中云：「該中學林每朝約有二十分鐘的水上院主的法語講演」，但畢竟它是存在於現實的社會，必須納入制度內，也不能忽視國家的要求。因此昭和10年（1935）3月16日，獲得當局的許可，可昇格為五年制的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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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也改為臺北中學，班級數增加20班，為此原來在臺北別院旁的校舍不敷使用，故正覓地，欲興建新校舍，準備遷校，而經費大都由別院在本島籌措，部分由總本山編預算贊助。基於此，總本山方面也非常重視，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1年3月8日〈私立臺北中學得文部省認可，著著準備〉中云：
私立臺北中學，客年三月改稱校名，及改正學則以來，內容一新。今回曹洞宗東京宗務院，特派遣教學部奧村洞麟，及宗務會議長高田良三兩氏，七日便輪來臺，視察同中學改正後事情，顧教學部，對將來臺北中學，大加考慮，欲傾注全力經營，擬申請文部省認可，現著著準備中。又同中學自昇校一年級後，內外已漸充實，自新學期起，學生制服，擬改國防色，以期涵養國民精神，且同校基本金募集，組織財團法人，由同窗生奔走中，聞成績甚佳云。
昭和11年（1936）3月7日，東京宗務院特別派遣的奧村洞麟、高田良三兩氏來臺視察，看到昇格後的臺北中學，校舍的建築及課程的安排，學生的管理都很順利，而從學生制服改成國防色，期待學子能涵養國民精神，並且因該校的昇格為中學，緩和當時社會臺灣人子弟進入中學的難度來看，全力經營臺北中學，擬請日本文部省的認可，並且成立財團法人，廣募法人基金，成為二人考察臺北中學後的結論。同是《臺灣日日新報》11年4月7日〈臺北中學改革後擴張，學取取範二中〉云：
私立臺北中學，昨年名稱變更，且延長為五年制，目下五學級，生徒二百三十名，內七十名居於學寮，寮費每月十一圓以內，其教科皆取範於二中。自昨年改稱後，入學志願者漸增，昨年二百名中，內地人三十名，本年志願者約有三百名中，內地人五十名，去五日截止，七八兩日考試入學。……。同校乃曹洞宗係（系）統之學校，三年修業後，得與內地之文部省認定學校聯絡，轉入山口縣多多良中學、名古屋愛知中學、東京世田谷中學、仙臺栴檀中學等，又得入東京駒澤大學文科，有高等師範科，卒業後得為中學學校教員。又服裝自本年起，改為國防色，二著（件）五圓三十錢云。
按募五萬圓造成財團，準備申請認可：
同校自昨年即著手募集基金，已得二千圓。按五年間募集五萬圓，造成財團，充學校維持費。基隆有曹洞宗所在地，時價值三十萬圓，將來擴張至於相當程度，即欲申請文部省認可，而將該土地供於學校，俾達資金三十萬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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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史料，可知原本三年制的臺灣佛教中學林，為符合教育體制，於大正11年，將校名改為臺灣中學林，佛教兩字不得不拿掉，到了昭和10年昇格為五年制為止，為使學生具有中學畢業的資格，安排有此志願者赴日本山口縣多多良、名古屋愛知、東京世田谷、仙臺栴檀等中學林就讀，在取得中學生畢業的資格後，再繼續入駒澤大學文學部或高等師範科深造。如第一屆畢業的曾景來（普信師），於昭和3年（1928），以《阿含ソ佛陀觀》的論文，畢業於駒澤大學佛教學科，[105] 昭和4年（1929）李添春亦畢業餘該大學佛教學科，[106] 而莊名桂於昭和3年才進了該大學文學部的佛教學科一年級，[107] 至於高執德（證光師），是於昭和5年（1930）畢業。但雖有如此的升學管道，畢竟要越洋留學，不是一般人的經濟所能允許，因此中學林早在大正14年12月，在東京芝區的曹洞宗宗務院所召開的宗會議上，就決議改為五年制，並預定在大正16年實施。[108] 可是此案的實施，卻延至昭和10年（1935）。這與當時臺灣整個社會的需求有密切關係，如前述，中學林昇格為五年制，可緩和臺灣人進入中學的困難。時因臺灣整個社會，小學教育普及之後，臺灣人普遍要求更上一層樓的結果。臺灣中學林昇格為五年制的臺北中學後，學生人數增加，原位在臺北市東門臺北別院境內的校舍不敷使用，故於昭和12年（1937）租用士林公地興建校舍，翌年（1938）4月校舍落成，遂由東門遷入士林新址，即今士林區福林路240號，同年9月達成了自昭和11年（1936）來就積極籌劃的財團法人組織。昭和19年（1944）3月於東門校址新設立女生部，定名為修德商業實踐女學校，並於3月26日刊出招生廣告。[109] 民國36年（1947）2月，更名為臺北市私立泰北中學，修德商業女學校轉為分部，[110] 直至今日。
大正5年臨濟宗鎮南學寮的成立，同6年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出現，此二中學林創校之初，均是以培養臺灣人僧侶齋友子弟，使其能尊皇奉佛為目的。但是大正11年鎮南學寮即鎮南學林，因故廢校，被併入臺灣佛教中學林，而臺灣佛教中學林也因為教育法規，校名更為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是一所佛教色彩濃厚的教育機關，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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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視為宗教學校，可是學生的對象是以臺灣人為主，但不限於僧侶齋友的子弟，當然三年畢業後，他們也不必要成為僧侶。關於這一點，臺灣本土的佛教界人士是難以認同，所以靈泉寺、法雲寺、南部傳統道場如法華寺、大仙寺、超峰寺均有創辦佛學院或計劃辦佛學院的經驗，但都成效不彰。說理由是經費不足，但筆者認為師資的欠缺，學生來源的不足，佛教界本身缺乏經營人材才是重點。以學生來源來看，臺南家政女學院、臺南商業學院，因其學生對象是一般人子弟，所以不成問題。而臺灣佛教中學林在創校翌年就開放給一般臺灣人子弟，就是經營者正視學生來源的問題，畢竟僧侶在社會群中只是極少數而已，而教育出的子弟，如果大多成為僧侶的話，筆者想這樣的學校可能也維持不下去，而這也是臺灣中學林極欲擺脫宗教色彩的原因吧！雖是如此，在芸芸學子中，能有極少數的優秀人才出家為僧侶，應也是值得評價的，更何況尊皇奉佛的目的，直至二次大戰結束，該中學的經營者一直固守著。而我們回顧該中學林成立以來，歷任的校長是為大石堅童（1917∼1920.3）、善慧師（1921.2∼1933.12.15）、島田弘舟（1934∼1938）、高田良三（1938∼1938）、木村雄山（1938∼1945）、莊名桂（1945∼1954）、鄭松溪（1954∼1955）、莊名桂（1955∼1964）、李添春（1964∼1965）、彭榮傑（1965∼1969）等。
以上諸位校長，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界，戰前的諸位校長均是僧侶身份，而且是有實際宗務經驗者，而且其上尚有別院院主在監督，至於戰後的諸位校長，均是校友且是駒澤大學佛教學科畢業者，相信學校在如此人材的經營下，校務蒸蒸日上是可預見，雖然今日的泰北中學與臺灣佛教界人士的關係，幾乎是零，但聽說與日本曹洞宗系統的高等中學，仍然是持有姊妹校的關係，每年都有互訪的活動。走筆至此，回顧臺灣佛教界曾從事過的教育事業，再比較現今日本佛教界的教育事業，與凝視當前吾臺灣佛教界所從事的教育事業，深深感受到吾教育界對僧侶教學的師資，經營人材的培育，應視為重要課題，加以重視，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使我們的教育事業永續存在。
2003年2月21日完稿於鳳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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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Huiy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Religion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With regard to Taiwan Buddhist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 author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Educational Yearbook of Taiwan Buddhist Colleges and Institute, and given an oral presentation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ddhist Education and Culture sponsored by Huafan University on July 7, 2002. However, as time goes by, new material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re is a need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al works undertaken by Taiwan’s Buddhist commun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wo topics, namely Buddhist educ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On the topic of Buddhist education, I will investigate the saṅgha training programs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organizations. On the topic of secular education, I will focus on the Buddhist middle schools and Tainan Girls’ College of Home Economics. From t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 will reflect on current Buddhist and secula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perated by Buddhist organizations, and I hope that from this, some new understandings and insights may be gained.
Keywords: 1. Tainan Girls’ College of Home Economics
2.Tainan Business College
3.Taipei High School
4.Wang Zhaolin
5.Nanming Buddhist College at Fayun Monast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