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現存旦期洞窟的年代問題

 宿白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第20卷（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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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莫高窟第268（包括267、269、270、271四個禪窟）、272（ 包括273和另一個未編號的小龕）、275三窟左右毗連，是大家公認莫高窟現存最早的一組洞窟。因為敦煌處於河西走廊的西端，西鄰古代西域，適當佛教東傳的要道，所以這裏現存的最早洞窟對我國早期佛教石窟的編年分具有重要意義。遺憾的是，這組洞窟本身沒有紀年 銘記，和他們接近的其他莫高窟早期洞窟也沒有紀年銘記。因此， 探討這組洞窟的年代問題，一直為研究我國石窟遺跡的學人所關注。

 這組洞窟年代的擬定，始於四十年代初的張大千先生。張先生擬 第274（張氏編號234）、275（張編號233）兩窟時代為北魏，第268 （張編235及其耳洞）窟時代為隋。（註1）敦煌研究所最初沿用張說 ，（註2）後來將第268窟也改訂為北魏。（註3）七十年代末，敦煌 研究所提出了這組洞窟可以早到公元421年至439年左右的北涼時期。 （註4）我們認為這個新說，在目前還沒有發現更多的新資料的情況 下，是值得商榷的。

五十年代，我們探討莫高窟這組洞窟的年代問題時，曾因《魏書 •釋老志》：「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 」的記載，估計他們有可能和今新疆地區某些石窟接近，但經過七十 年代後期以來，開展多次對新疆石窟較全面的調查工作之後，（註5） 逐漸認識到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與自成體系的新疆石窟的關係，雖在 繪畫技法方面有某些相似處，但從石窟全部內涵上考察，則遠不如與 中原北方石窟關係密切；莫高窟儘管地接西域，但仍然屬於中原北方石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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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參看謝稚柳《敦煌藝術敘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11月，頁301-312。

註2 參看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文物參考資料》，第2卷第五期，1951年5月，頁229-230。

註3 參看陳明達等《敦煌石窟勘察報告》，《文物參考資料》， 1955年2期，1955年2月，頁39-70。

註4 參看樊錦詩等《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該文收在《中 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頁 177-189。段文傑近撰《八十年代的敦煌石窟研究》云：「大家 公認268、272、273一組是最早洞窟....經過調查研究和論證， 初步確定這一組洞窟屬於北涼時代，現已基本上得到國內外學 者承認並引用，但不同意見仍然存在。」段文刊《中國文物報 》，第40期，1988年10月7日，第3版。

 註5 參看《中國石窟•キジル石窟》，1至3卷，東京：平凡社， 1983年12月至1985年3月；《中國石窟•クムトラ石窟》，東 京：平凡社，198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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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北方早期石窟主要有兩個中心：一是北涼都姑臧以後（公元 412年至460年。）〈註六〉的北涼領域內及其附近諸遺跡；一是從公元460年開 始開鑿的平城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前者主要遺跡發 現甚少，就已知的跡象與莫高窟這組最早洞窟差異較大，而後者遺跡 豐富，與莫高窟相似之處遠較北涼遺跡為多。

我們先概觀一下北涼時期涼州及其附近的有關遺跡。現在所知可 靠的有關實物，主要有三項：一，甘肅武威天梯山第1窟和第2窟， 兩窟都具有中心柱的塔廟窟，殘存形象多以圓顏細目為顯著特點，邊飾 花紋有化生忍冬（註7）；二、酒泉、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北涼石塔 ，皆作突出覆缽和相輪的西方形制，石塔上的主要造像是七佛與交腳 菩薩的組合，石塔上還雕有與黃老道術有關的八卦和北斗七星（註8） ；三、與北涼大約同時的西秦永靖炳靈寺造像，或就崖罅處塑立佛如 炳靈寺第1窟，或就天然岩洞中建淺龕如炳靈寺第169窟第6龕；佛的 面相也都突出了細長的雙目（註9）。以上所列情況，幾乎都不見於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我們認為這些不見於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的絕大部分，可能都是更早的時代特徵。至於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與北涼石榙、 ,炳靈寺壁畫中有某些類似的形象造型，如U字形體態的飛天和男女供養 人服飾等（註10），並不能作為早於雲岡的證據，因為這些類似的內容，是包括雲岡在內的五世紀末期以前中原北方窟龕所共有的因素。

我們認為可以和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進行比較，並有較明確 年代的石窟，是雲岡石窟。雲岡石窟一般分三期：第一期即公元460 年間開鑿的曇曜五窟（雲岡第16窟至第20窟），位於雲岡石窟群的西 部；雲岡中部和東部的主要石窟，即第7、8窟，第9、10窟，第11、 12、13窟，第1、2窟，第3窟，屬第二期，年代約在北魏孝文帝都於 平城的時期，即公元471年至494年；第三期石窟開鑿於遷洛（公元 494年）以後，其主要窟龕分布在最西部，也有不少窟龕散布在前兩 期石窟之間（註11）。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的許多特徵都和雲岡 第二期石窟相似（註12），現擇其較顯著者分三項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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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 460年是沮渠安周為柔然擊潰之年，《北史•西域•高昌傳》： 「[沮渠]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為蠕蠕所拜。」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10月，頁3213。

註7 參看史岩《涼州天梯山石窟現存狀況和保存問題》，《文物參 考資料》，1955年第2期，1955年2月，頁76-96。天梯山北涼壁畫及其摹本現 分藏甘肅省博物館和敦煌研究所。

註8 參看王毅《北涼石塔》，《文物資料叢刊》一，1977年12月。 頁179-188；及拙著《涼州石窟遺跡和「涼州模式」》，《考 古學報》，1986年第4期，1986年10月，頁435-446。

註9 參看《中國石窟•炳靈寺石窟》，東京：平凡社，1986年6月 ，圖版21、36。

註10 參看《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頁178。

註11 參看拙著《雲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第1 期，1978年1月，頁25-38。 註12 關於莫高窟資料，參看注4。雲岡資料參看日人水野清一、長 廣敏雄《雲岡石窟》，1至15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 究所，1952-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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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窟室形制

平面

莫高窟第275窟平面長方形。第272窟平面方形。第268窟平面長方形，兩側各附兩個方形小禪窟。三座窟都是窟內空間較寬敝的佛殿窟（圖一）。這種窟室規整而又寬敞的長方形、方形佛殿窟，不見於雲岡第一期窟；始見於雲第二期的第7、8窟禾第9、10窟。第7、8 窟前後皆作長方形（後室為橫長方形），第9、10窟後室作方形。第1 、2和第5窟都是雕出中心柱的塔廟窟，平面作長方形。只具一方形或 長方形窟室的佛殿窟，更是雲岡第三期流行的窟式。

窟頂結構

莫高窟第272窟和第268窟及其附窟，窟頂皆作出抹角疊砌，即有些專家所謂的斗四方形的藻井或平□(基，基字下的土改為水)（圖一）。這類窟頂都表現了對木結構的摹仿，或是部分摹仿木結構。同樣情況，在雲岡開始出現第二期的第7、8窟，又見於第9、10等窟。

二、造像題材

主像

莫高窟第275窟主像是交腳菩薩（圖二），第272窟是倚坐 佛像（圖三），第268窟是交腳佛像（圖四）。以交腳菩薩作主像， 在雲岡第一期僅見於第17窟；第二期窟即成為常見的形象，如第10窟 、第13窟和第1窟以及第3窟的上層窟室。倚坐佛像為主像在雲岡第一 期僅見於較晚的第19窟的東�葫}；多見於第二期壁龕，如第7、8窟後 室左右壁龕、第10窟前室後壁龕和第12窟前室右壁龕。作為主像則始於第9窟。雲岡不見以交腳佛像為主像的石窟，他的形象最早見於第二期第7、第8窟後室左右壁龕，又見於第九窟和雲岡關係較 近的遼寧義縣萬佛堂西區第6窟主像為交腳佛像（註13），他是中原 北方石窟除莫高窟外，唯一以交腳佛像為主像的實例，其時代大約相 當於雲岡第三期之初。

其他龕像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龕中有交腳菩薩龕（圖五）、 思惟像龕（圖六）。第272窟現窟口外兩側各有一禪僧龕（註14）。 以上三種龕像，在雲岡都始見於第二期窟。交腳菩薩龕見於自第9、 10窟以上諸窟。思惟像見於自第7、8窟以下諸窟。禪僧像見於第7、8 窟、第12窟和第5、6諸窟，其位置多在明窗左右側壁，與莫高窟第 272窟安排的方位頗為類似。

千佛壁面

莫高窟第272、268窟左右壁滿壁繪千佛（圖三、 四），第272千佛之下原繪供養人行列，已為宋畫所掩蓋。雲岡第一 期窟的千佛所佔面積尚小，即使是時代已晚的16窟，千佛也僅限於壁面龕像的上方。滿壁雕千佛始於第二期的第7、8窟，但該兩窟又僅限於前室的一側壁（即第7窟前室右壁、第8窟前室左壁）。值得注意的是第 11窟內的兩處龕像：左壁上方邑善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 □(上為厂，下為苗)（廟）形像龕，該龕主龕兩側各雕千佛十一列，其下雕供養人行列；前壁上方 交腳菩薩龕，主龕兩側各雕千佛四列。前一龕中部下沿有太和七年（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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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 參看閰文儒《遼西義縣萬佛堂石窟調查及其研究》，《文物參考資料》，第2卷第9期，1951年10月，頁135-190。

註14 莫高窟第272窟現窟口外北側的第273窟係一淺龕，內塑一禪僧像；窟口南側只存空龕，龕內塑像已佚，該龕未編號。

圖一  莫高窟第268-275窟平面、仰視、剖面(採自《文勿參考資料》，1955年第2期，頁58)

圖二  第275窟主像(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11)

圖三  第272窟主像，側壁繪千佛(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7)

圖四  第268窟主像，側壁繪千佛(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6)

圖五  第275窟側壁上欄交腳菩薩和高闕行龕；下蘭繪本生，本生畫面中附有長條框式榜題；

上下欄間有單葉波狀忍冬文邊飾(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18)

圖六  第275窟側壁上欄思惟像龕(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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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註15）。這兩座龕主龕兩側的位置與洞窟兩側壁類似。因此，前龕的紀年銘可以作為考慮這類千佛布局出現的年代的參考。 

三、壁面布局 

分欄分段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上下分欄布局：上欄塑列龕； 下欄分段繪本生或佛傳，本生、佛傳畫面中附有長條框式的榜題（文 字已漫漶）（圖五），畫面下部畫供養人像一列，再下為三角垂飾。 分欄布局在雲岡始見於第二期的第7、8窟前後室左右壁；與莫高窟第 275窟類似的是雲岡第9、10窟前室壁面和第1、2窟、第6窟左右前壁 面。第9、10窟前室壁面和第6窟左右前壁面都是上部雕兩欄列龕，下 部雕一欄分段的本生和佛傳，本生、佛傳中也雕出長條框式的榜題（ 文字亦漫漶）（註16），本生、佛傳欄之下供養人列像，再下雕邊飾 。雲岡第1、2窟左右前壁面與前三窟布局相同，唯一的差異是壁面上 部只雕一欄列龕，這個差異，恰好同於莫高窟第275窟。又第275窟左 右壁上下欄之間，隔以各種圖案邊飾，其中單葉波狀忍冬文（圖五） ，據敦煌研究所統計，為莫高窟「第一期洞窟所特有，第二期及以後 各期所不見。」（註17）上下欄間雕飾邊飾，在雲岡也始於第二期的 第7、8窟的前後室壁面，但與上述相同的單葉波狀忍冬，則以出現在 第9、10窟後室前壁的下欄列龕欄與佛傳欄之間者為最早。 

漢式建築裝飾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上欄影塑出附有子闕的高 闕，下欄壁畫中繪出漢式建築庭院。無論高闕或庭院建築，都施有鴟 尾、瓦壟、橫枋、細長的簷柱，簷柱間的方窗和簷下繪出多種形式的 斗拱。斗拱的樣式有一斗二升與叉手、一斗二升與直斗、一斗三升與 叉手、一斗三升與直斗等組合形式（圖七）。漢式建築出現在雲岡， 以第二期的第7、8窟前室側壁為最早，但僅具有雕出鴟尾的漢式屋頂 ；自第9、10窟前室壁面才開始雕出有一斗三升、叉手、橫枋、長柱 等具有更鮮明的漢式建築特點的殿堂式佛龕。雲岡開鑿的漢式建築與 莫高窟第275窟的塑繪相比，顯然簡略得多。可以進一步與莫高窟塑 繪細部比較的資料有：傳山西出土的太和二十三年（499）比丘僧欣 造像背雕和出土地不詳的景明三年（502）劉未等造像背雕雕出的一 斗二升與叉手的斗拱組合（註18）；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南壁自下第 二層大龕之間孝明帝時（516-528）補雕的殿堂龕簷下刻出的一斗二 升重栱與直斗的斗栱組合（註19）；寧夏固原北魏墓所出約屬太和十 年（492）左右的漆棺畫像中繪出的一斗三升與直斗的斗栱組合（註 20）；附有子闕的高闕曾見於遷洛後雕造的石棺欄板（註21）；方 窗既見於上述固原漆棺畫 ──────────────────────────────

註15 參看長廣敏雄《千佛構成》，該文收在《大同石佛藝術論》， 日本：高桐書院，1946年11月，頁73-92。

註16 畫面上附有長條框式的榜題，是沿襲東漢以來的傳統，為墓葬壁畫和畫像石所習見，北朝的石棺圖像和造像碑尚承此制。 

註17 參看注4。敦煌研究所謂的北朝第一期窟，即指第275、272、 268這組洞窟。 

註18 參看D.Siren，La Sculpture Chinoise du Ve au XIVe  Siecle， London，1925，圖版119、121。 

註19 參看《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東京：平凡社，1987年12月 。圖版148。 

註20 參看固原縣文物工作站《寧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簡報》，1984年 第6期，1984年6月，頁46-56。 

註21 參看黃明蘭《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 版社，1987年2月，圖版90。 

圖七  第275窟側壁上欄的漢式建築(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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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註22），又見於遷洛以後的石棺壁板（註23）（附表） 

通過上面的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到：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和 雲岡相比的，不是雲岡第一期窟，最早只能對比到第二期的第7、8窟 ；比較合適的應是第二期的第9、10窟和第11、12、13窟、即雲岡中 部偏西俗稱「五花洞」的五個石窟。如果考慮到莫高窟第272窟的方 形窟室和第275窟塑繪中的漢式建築細部，似乎與雲岡第二期窟再晚一些的資料相比更為恰當。這裏說的比較，只是說他們相似或接近，並 不能把對比雙方的年代簡單地直接等同起來，因為其間還有一個誰影 響誰的問題。受到影響的當然要比施以影響的時代要晚些。 

如何判斷誰影響誰呢？這要考慮雙方的歷史背景。 

雲岡，北魏時位於首都平城西郊。遷洛以前，平城作為魏都已近 百年（398-494），當時平城及其附近集中了大量的財富和接近百萬 的人口，其中包含有來自中原北方各地的各種人

附表 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與雲岡石窟的比較

石窟窟號

對比內容

 莫高 雲岡 附註
275 272 268 一期 二期 三期
雲窟三期只列情況，不注窟號
20 19 18 17 16 7 8 9 10 13 12 11 1 2 5 6 3
窟形形制 平面長方形（縱） ˇ   ˇ           ♁ ♁     ♁ ♁   ˇ ˇ     ♁ ˇ♁ 框○者為橫長方形
平面方形   ˇ ˇ附窟                      ˇ ˇ      ˇ       ˇ   ˇ  
窟頂仿木結構 ˇ ˇ ˇ附窟              ˇ ˇ ˇ ˇ                 ˇ  
造像(後期補入者未列)

　

 主像交腳菩薩 ˇ              ˇ         ˇ ˇ     ˇ       ˇ ˇ  
主像倚坐佛   ˇ      ˇ附窟       ♁ ♁ ˇ ♁   ♁             ˇ♁ 框○非主像
主像交腳佛     ˇ           ♁ ♁ ♁ ♁   ♁               框○非主像
交腳菩薩龕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思惟像龕  ˇ           ♁   ♁ ♁ ♁ ♁ ♁ ♁ ♁     ♁ ♁   ♁
禪僧像   ˇ             ˇ         ˇ             ˇ 框○者非龕像，位於 腳菩薩兩側 
千佛壁面 ˇ ˇ   ♁   ♁ ♁ ♁ ♁         ♁           ˇ♁  
壁面佈局 分欄分段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框○者非全部壁面
榜 題  ˇ                   ˇ ˇ       ˇ ˇ          
漢式建築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者不具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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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2 參看注20。 

註23 參看注21，圖版30，此石棺壁板傳出元謐墓。元謐葬於正光 五年（524），見《元謐墓志》，參看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 誌集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專刊乙種第二號，北京： 科學出版社，1956年1月，圖版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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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北魏皇室權貴在雲岡興鑿石窟之初，平城內外的佛寺修建已繼續 進行了半個多世紀（註24），儘管其間經歷了六、七年的滅佛階段。 因此，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平城的佛教藝術已具有一定的基礎。如果說 ，我們對復法不久開鑿的雲岡第一期石窟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抱有 疑慮的話（註25），那麼，大批興建的第二期石窟工程已完成「雲岡 模式」，應該說是沒有什麼問題。遷洛以後，雲岡窟龕的雕造並未衰 歇，大約到了公元515年孝明帝即位後，洛陽才大事興修佛寺，中原 北方地區才又出現一個新的佛教建置的典型所在（註26）。以上是在說 明，從公元460年以後到六世紀初，出現可以作為東方石窟模式的地 點，雲岡最具條件；六世紀初以後，才又增加了一個洛陽。 

至於敦煌地處綠州，物產人口均受限制，經濟發展多賴商業，五 涼之初尚稱繁榮。公元405年北涼李暠曾移西遷敦煌的外地人戶於酒 泉。公元421年北涼且渠蒙遜攻佔敦煌後，又「屠其城」（註27）。 公元442年北魏下敦煌，且渠「無諱自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 。」（註28）此後，北魏為了經營西域和防禦柔然，在敦煌設置軍鎮 接著就是公元446至452年太武帝毀佛廢法。廢法結束，正值柔然勢盛 。所以，公元474年魏廷曾有放棄敦煌東就涼州之議。公元487年柔然敗於高車，公元492年魏又大破柔然，柔然從此衰微，敦煌才漸趨安寧 （註29）。因此，自北涼據敦煌迄北魏破柔然期間，敦煌所重在於軍 事，很難想像這樣一處人力財富並不富裕，且忙於軍備之不暇的地點 ，還能在佛教建置上創出甚麼可以影響內地的新成就。 根據上述歷史背景的考察，平城、敦煌兩地在石窟方面的相似或 接近，我們認為只能是雲岡影響了莫高，都城影響了地方，而不可能 是相反。其實雲岡向西影響敦煌並不突然，陝北、隴東和河西東部、 中部地區遷洛前後開鑿的洞窟，幾乎都可發現雲岡因素（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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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4 參看拙著《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 該文收入《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東京：平凡社，1989年 4月，頁170-199。 

註25 過去曾根據《魏書•釋老志》：「太延中[435-439]，涼州平 ，徒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6月，頁3032）和慧皎《高僧傳•玄高傳》 ：「時河西國[即北涼]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 稱，偽太傅脹潭服膺師禮」（金陵：金陵刻經處，清光緒十年 [1884]刻本，卷十二，頁十-上）的記載，懷疑雲岡第一期曇 曜五窟多存涼制，甚至可屬「涼州橫式」。經過對現存北涼遺 跡的清理和對曇曜五窟全面考察之後，現在我們認為曇曜五窟 的確曾受涼州的某些影響，但在本身亦是當時創新的石窟類型 。參看注24。 

註26 參看拙著《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考察》，該文收在《中國石窟 •龍門石窟》一，1987年12月，頁216-234。 

註27 見《晉書•李士業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 2271。 

註28 見《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 頁2417。 

註29 參看拙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敦煌兩千年>之一 》，該文收在《絲路訪古》，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月，頁15-38。 

註30 關於雲岡石窟的影響問題，我們將另文討論。雲岡影響表現在 山西以西各地的資料，可參看靳之林《對<延安地區的石窟寺> 一文的訂正》，《文物》，1984年第12期，頁25-28。甘肅省 文物工作隊《隴東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 頁1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石窟》，北京：文物出版 社，1987年10月，圖版150、151；《中國石窟•麥積山石窟》 ，東京：平凡社，1987年5月，圖版2-6、33；《中國石窟•炳 靈寺石窟》，東京：平凡社，1987年5月，圖版2-633；《中國 石窟•炳靈寺石窟》；東京：平凡社，1986年6月，圖版8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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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可以判斷施以影響的是雲岡，那麼，即可根據雲岡有關石窟 的年代推測窟這組現存早期洞窟的具體年代了。雲岡第二期最早的石 窟是第7、8窟，大約開鑿於孝文帝初期（471-483？）。第9、10窟晚 於第7、8窟，其年代依照《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記載 ，可推測為「大代太和八年[484]建，十三年[489]畢。」第11、12、 13窟開鑿的時間接近第9、10窟或略早。第1、2窟較第9、12窟晚。第 二期的第5窟和第3窟上層的交腳菩薩窟室大約都完工於遷洛（493） 前不久（註31）。由此，大體可以估計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的年 代；其上限可能接近於雲岡第9、10窟開鑿的太和八年，下限則或許 要推遲到遷洛前後。因為還要考慮從中原北方地區影響到河西西端的 敦煌，需要一段時間，例如莫高窟第285窟北壁有大統四年（538）比丘□化發願文的迦葉佛說法圖和有大統五年（539）滑黑奴發願文的 無量壽佛說法圖，兩圖中的佛像及其□(左為月，右為劦)侍菩薩尚是雲岡第三期（公元 494-524）流行的褒衣博帶秀骨清像（註32）。而當時洛陽地區比大 統四年或五年至少要早十多年的鞏縣大力山石窟第1窟已盛行服飾簡 潔體態豐壯的造型了（註33）。這種簡潔豐壯的造像出現在莫高窟， 已晚到一般公認的北周時期（註34）。以此類推，把這組莫高窟現存 早期洞窟年代的下限，安排在遷洛之後不久，可能較為穩妥。這樣， 第275窟左右壁出現的某些漢式建築裝飾細部與遷洛後遺物上的刻畫 有相似之處，就容易理解了。 

1965年，敦煌研究所在莫高窟第125窟與第126窟之間崖體裂縫中 的沙土內發現□□十一年廣陽王發願文的殘繡一件（註35），研究所 認為這件秀品「應該是平城一帶人帶到敦煌來的」；並認為「十一年 」之前的缺文應是太和和紀元。以上推斷都是正確的。在作出上述推 論之前，研究所曾將殘繡與莫高窟其他北魏洞窟作了比較：「刺繡為 一佛二菩薩式的說法圖，佛結跏、露腳、坐覆蓮，菩薩侍立、跣腳、 踩覆蓮、裏長裙，與敦煌251、260等窟的小型說法圖相似，特別是藝 術風格、表現手法基本相同」；「[刺繡]花邊中的聯珠龜背紋與忍冬 紋套疊的形式，在莫高窟259窟、248窟可以找到同類型的紋樣」；「 女供養人衣服上的桃形忍冬紋，在莫高窟251、260窟可以看到類似的 紋樣。」 

除此之外，我們認為繡品中殘存的部分人物還可與莫高窟現存這 組最早的洞窟相比較：

一、繡品下部殘存的男女供養人戴高帽，著窄袖襦襖（男供養人 襦襖部分已破損），這種 ────────────────────────────── 

註31 參看注10。 

註32 參看注4及拙著《參觀敦煌第285號窟札記》，《文物參考資料 》，1956年第2期，1956年2月，頁16-21。 

註33 參看《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東京：平凡社，1983年6月 圖版38-42、103。鞏縣第1、3兩窟的年代，約在孝明帝時期（ 515-528），參看注26。

 註34 參看注4。北魏晚期流行的簡潔豐壯形象之所以遲遲才傳入敦 煌，當與其時局勢動亂，交通組塞有關。 

註35 參看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發現的北魏刺繡》，《文物》1972年 第2期1972年2月，頁54-60。以下有關引文皆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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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即是太和十八年（494）革禁的胡服（註36）。莫高窟現存洞窟 內著胡服供養人像，僅見於這組最早的洞窟：第275窟最為清晰；第 272和第268供養人行列皆為宋畫所掩，第268窟宋畫之下似有胡服與 非胡服兩式並存的跡象。

二、殘存的坐佛下部所表現的大衣，自腿以下尚未折出衣文。這 種作法，在莫高窟只與第275窟和272窟的交腳菩薩像裙子下部未折出 衣文的情況相似，而莫高窟自第259窟始（註37），坐像和交腳像下 部衣文的處理，就不是這樣簡潔了。 

三、殘存的夾侍菩薩下部所表現的緊裏雙腿的長裙，腿兩側的外 撇裙邊尚不顯著；繞臂垂下的帔端尚折成三角狀。這些作法都見於第 272、268兩窟下部裙邊顯靈外撇的供養菩薩形像也不多見（註38）， 但自第259窟以後，裙邊不外撇和帔帛下端折作三角狀的作法，即從 少見趨向於消失。 

上面的比較，除給其莫高窟受到平影響增添了實物證據之外，也 給討論莫高窟現存這組最早洞的年代，提供了新資料。當然，繡品發 願文中的太和十一年，也應如前述根據雲岡諸窟的年代擬定與之接近 的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年代的情況，即只能作為他們年代上的參考。 以上我們擬定莫高窟現存這組最早洞窟年代的下限是：從接近太 和八年（484）和太和十一年（487）起，至太和十八年（494）遷都 洛陽以後不久。 

大約在接近此上限年代，敦煌鎮升格設置了都大將，第一任敦煌 鎮都大將很可能就是太和九年以前從平城西來的北魏勛貴長樂王穆亮 （註40）。太和十一年侵擾北邊的柔然開始衰弱，敦煌漸趨安定（註 41），西方商路因得重新開通。太和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都曾有 中亞粟特使者來平城朝獻（註42），之後不久就出現了景明正始間（ 500-507）蔥嶺東西、波斯、印度等數十 ──────────────────────────────

 註36 《魏書•高祖紀下》：「[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 制。」（頁176）《通鑑•齊紀五》：「[建武元年即北魏太和 十八年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 不悅。」（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2月，頁4370）《魏書• 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太和十九年五月]高祖還洛 ，引見公卿。....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 小襦襖者（《通鑑•齊紀六》作：「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 」，頁4387），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 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 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歎？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 佐于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群婦女輩奇事 ，當更詮簡耳。....』於是留守群臣遂免冠謝罪。」（頁469-470 ）可見改革一般民庶胡服在太和十八年以後。 

註37 莫高窟第275窟菩薩裙邊外撇不顯著者居多。亦有少數外撇較 顯著者，但自第259窟以後裙邊外撇似成定制。 

註38 敦煌研究所認為從第259窟起，即屬北朝第二期；第275、272、 268三窟為北朝第一期。參看注4。 

註39 帔端下垂折作三角狀，偶見於莫高窟第295、254、251等窟。 

註40 參看注29。 

註41 穆亮任敦煌鎮都大將的時間，文獻無徵。「太和九年以前」， 係據《魏書•穆亮傳》所記亮後任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表請納宕昌王梁彌機 元子彌承，因拜彌承為其國王的時間推測。 

註42 《魏書•高祖紀上》（頁139）和《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貫 二》（香港：中華書局，19960年6月，影印明刻初印本，卷九百六十九，頁七上七下[總頁11390]）俱記：悉萬斤國遣使朝獻。 按悉萬斤即康國，康國在粟特諸國中最稱富盛。該國都城在今 蘇聯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撇馬爾罕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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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和地區遣使東來的盛況（註43）。于闐附近捍□大寺所懸太和十 九年（495）、景明二年（501）魏國綵幡（註44）和1981年大同小站 村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所出獵豬文薩珊鎏金銀盤（註45），當 是這時期中西交往的物證。此後，絲路暢通。所以，孝明時期「自蔥 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 （註46）也就在敦煌趨向於平靜時，北魏才能較多的向敦煌謫譴重要 犯人，其中有來自盛行佛教、多聚名僧的徐州附近的下邳太守張攀父 子（太和十五年前不久）（註47），有來自洛都宗室東陽王丕諸庶子 （太和二十一年）（註48）。宣武之初，又詔徒寵侍趙修「敦煌為兵 」（景明四年）（註49）。敦煌的豐歉，這時也引起了統治者的重視 。正始四年（507）曾因「敦煌民飢」，詔「開倉賑恤」（註50）。 看來，在我們擬定的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年代的上下限期間內，敦煌 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局勢：既迎來了商業的繁榮，又與東方佛教興隆 的地點，特別是和盛鑿石窟的新舊兩都加強了密切的聯繫。因此，受 到內地影響的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出現於此時，接著這裏又開鑿了一 批內地因素更多的洞窟（註51）。這些現象，很明顯都是和當時敦煌 歷史情況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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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3 《魏書•世宗紀》：「[景明三年]秋七月癸酉，于闡國遣使朝 獻。....是歲，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萇、阿喻陀、羅婆、 不崙、陀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耆奚那太、羅槃、 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陀、撥斤、厭味、朱沴洛、南天 竺、持沙那斯頭諸國並遣使朝貢。」（頁194-195）「[四年夏 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頁196）「[正始]四年 ....三月丙子，疊伏羅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悉萬斤諸國 並遣使朝獻。....[六月]丁末，社蘭達那羅、舍彌、比羅直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諸國遣使朝鮮。冬十月丁已....悉萬斤、可流伽、 比沙，疏勒、于闡等諸國共遣使朝獻。....戊辰，疏勒國遣使 朝貢。....辛未，□(左為口右為厭)噠、波斯、渴槃陀、渴文提不那使忸杖提 諸國，並遣使朝獻。....[十一月]己酉， 阿與陀、呵羅槃、陀 跋吐羅諸國並遣使朝獻。....[十二月]辛酉，那杖提莎缽離阿 失勒摩致缽諸國遣使朝貢。....丁丑，缽崙、波利伏佛胄善， 乾達諸國遣杖朝貢。」（頁204-205）以上諸國和地區考知今 地者：于闡、疏勒、朱居槃、阿槃□(左為陳的部首，右為拖的右邊)等在蔥嶺東，今新疆西部 ；陀跋、厭噠、悉萬斤等在蔥嶺西，今中亞地區；烏萇、賓不崙（缽崙）、婆羅捺、阿喻陀，南天竺等在巴基斯坦和印度 。參看馮承鈞著《西域地名（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0年2月，頁51、45、44、94、90、26、81、98、46、16、 101、8。 

註44 見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6月 ，卷五，頁97。 

註45 參看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馬玉基《大同 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兩文俱刊《文物》， 1983年第8期，1983年8月，夏文頁5-7，馬文頁1-4。 

註46 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三，頁67。 

註47 見《魏書•薛虎子傳》，頁998。 

註48 見《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傳•東陽王丕傳》，頁361。 

註49 見《魏書•恩倖•趙修傳》，頁1999。《通鑑•梁紀一》繫此 事於天監二年即北魏景明四年，並記：「促之[修]上道，出城 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知修並未 抵敦煌。 

註50 見《魏書•世宗紀》，頁204。 

註51 即敦煌文物研究所認為屬於北朝第二期洞窟，共八座，其順序 是：第259、254、251、257、263、260、487、265窟。參看注 4。我們認為其中的第259、257、254、251等四窟時間略早。 此四俱屬塔廟窟，他們與第275、272、268三窟的關係，只是 時間早晚的問題呢？還是尚有不同類型的題呢？值得進一步仔 細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