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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僧是佛教的具體示範，因此歷代僧團大都編撰《高僧傳》，以砥礪後學，而在家居士亦編有《居士傳》，作為居士典範。這些著作的出現，說明佛教界體認到人材是佛教得以維繫、傳佈的重要因素。
其實，高僧傳或居士傳對一般人而言，是了解那個時代佛教文化的很好切入點。可惜的是，現今學界或教界，對“台灣佛教人物”的研究或介紹不多，值得參考、利用的作品更少[1]。筆者在研究台灣佛教史的過程中，深受其苦。因此，在三、四年前，即著手收集此方面資料，本文是初步的整理成果，供同道參考！
二、許林(1877-1933)
許林是日治時代知名的齋教人士，其聲望與同時代的佛教名人靈泉寺江善慧(善慧法師)、觀音山凌雲禪寺沈本圓(本圓法師)、法雲寺林覺力(覺力法師)不分軒輊。他是彰化鹿港許士能的次男，生於明治十年（1877）八月二日[2]。根據許林去世後友人常諦之弔辭，他於明治23年（光緒16年）畢業於“泉州漢學書房”[3]。
日本領臺後的第6年（1901），許林投身警察界，作刑事（士），職務為“台中縣巡查補”。因其間盡忠職守，表現傑出，數度獲得官廳的表揚。據彰化地區的齋教人士描述，許林個性粗暴，皈依齋教龍華派後，性情才慢慢變為溫和謙厚，特別同情貧窮孤苦癈疾者。明治四十三年（1910）在鹿港創設「博濟社」救濟孤貧[4]。大正元年（1912），許林辭
1.這裏所指的，主要是以學術角度、格式來撰寫的作品，法師回憶錄或年譜不算在內。符合此一條件的學者，以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台北南天書局，1996年）及其一系列相關佛教人物之探討，和闞正宗《台灣高僧》（台北菩提長青出版社，1996年）最具參考價值。至於于凌波先生撰有不少台灣佛教人物的介紹，因其未標明根據或出處，以至參考價值減低，殊為可惜！
2.松尾歌太郎，《臺灣美事善行錄》（大分日日新聞社臺灣分社，1934年），頁69。
3.常諦〈許林先生弔辭〉，《台南新報》昭和7年5月6日。
4.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61，台北南天書局，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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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警察職務，專心研究宗教（佛教）[5]。
許林皈依齋教龍華派的時間，因資料缺乏尚不得其詳。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1895-1912年這一段期間，許林已是龍華教徒。據資料記載，他曾拜一林姓，人稱「豆油海」的人為師。他的法名是普樹[6]，常在鹿港的慎齋堂、恩德堂活動[7]。鹿港的慎齋堂直轄於臺中的慎齋堂[8]，同隸屬於龍華齋教中的「壹是堂派」。臺灣的龍華齋教有二支，一支是普相派下，另一支是普宵派下[9]。其中普宵派下，分為三派：壹是堂派、漢陽堂派、復信堂派[10]。這三派皆以「普」字派名，崇奉的祖師[11]，誦讀的經典相同[12]，修持的心法亦是一樣，不同的是各派傳承的系譜和「祖堂」。許林隸屬的「壹是堂派」，祖堂在福建福清縣觀音埔[13]。
照龍華齋教壹是堂派的規定，齋徒要由清虛晉至「太空」階級，一定要到祖堂接受總勅（空空，即教主）的點授[14]，方受到齋友的承認。大正三年（1914）二月，許林與鹿港慎齋堂堂主施炮，彰化曇花堂堂主林柱（法名普能）一同前往大陸領受「太空」（傳燈）[15]。他們一行人先
5.同註2。
6.卓神保，《鹿港寺廟大全》，頁148-49，鹿港文教基金會，1990年再版。又許林法名，見王見川前引書，頁161。
7.彰化郡《寺廟臺帳》鹿港街「慎齋堂」，「恩德堂」部份。
8.彰化郡《寺廟臺帳》鹿港街「慎齋堂」。
9.以往，學者認為臺灣龍華齋教皆是普宵派下，如李添春，《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齋教龍華派部份，即是持這種看法。最近，賴鵬舉醫師提供一份日治時期龍華齋教徒的皈依文單，顯示臺灣龍華齋教除普宵派下外，另有一些齋堂是普相派下。
10.李添春，《臺灣會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頁81-87。關於壹(一)是堂派、漢陽堂派、復信堂派三派的由來，參見周益民．林美容．王見川撰述，《高雄縣教派宗教》（高縣政府，1997年）龍華派齋教部份。 11.羅孟鴻（羅祖）、應繼南祖師、姚文宇祖師。 12.《五部六冊》、《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明宗孝義達本寶卷》及《大乘正教科儀》。 13.李添春，前引書，頁85。彰化郡《寺廟臺帳》彰化街「曇花堂」部份及鹿港街「莊德堂」部份。關於壹是堂的現址，顏施普空先生在開放探親後，曾到福清縣尋找。透過當地政府的幫助，終於找到壹是堂。根據顏施普空詢問壹是堂內的齋友，得知壹是堂建於康熙年間，宣統二年(1910)重修，民國三十四年(1945)毀壞，1960年成為村裏公所。臺灣最後到壹是堂領傳燈，昇太空位是在1940年。 14.李添春，前引書，頁83。 15.許林，施炮去壹是堂之事，見彰化郡《寺廟臺帳》鹿港街「慎齋堂」部份。林柱也一同去，是其子林大賡1993年7月9日接受筆者訪談所言。常諦〈許林先生弔辭〉則說此事是在大正三年6月5日。 頁308 到浙江寧波天童寺參訪圓英（瑛？）法師及福安大師，問學佛法。隨後至福州府福清縣西門外觀音埔壹是堂，晉見總勅普梅[16]。經過一些時間的考察、經典研習，許林等人由普梅口傳密語心法，授為傳燈，列太空位。
許林等人另代理鹿港施普春等人領受傳燈，並從壹是堂抄錄一份法脈系譜[17]。照壹是堂的慣例，蒙授傳燈者，領有「續祖傳燈」牌，並須手抄一套《五部六冊》。如此一來，他們就擁有替清虛（熙）以下齋友晉階的權力。可以說，在龍華齋教中位為傳燈太空，皆是一方傳道領袖。
大正四年（1915）許林與施炮，成為日本佛教曹洞宗的佈教補助囑託[18]。他們以莊德堂為中心，創立“鹿港資益會”。依照其＜創立旨趣＞，此會目的有三：“一者研究佛教真理，二者改善齋友心性，三者整頓齋門模範，互相資籍，互相教益”。可以說，“資益會”是鹿港地區齋友研習佛教的聯誼組織。其會名則意涵“會員互相資益”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該會會員互相研議的活動則以“愛國佛教講習”為主旨，其教材則是曹洞宗的《曹洞修證要義》。大正五年（1916）四月，「臺灣總督府」新廳舍（今總統府）建築落成。為紀念這次勝事，總督府開摧（召開）「臺灣共進會」以示慶祝。因受會中基督教演說之刺激，臺灣佛教界名僧江善慧、沈本圓及齋教名人黃玉階、陳火、林學周，在會場中設立「佛教大演講會」，宣揚佛法[19]，並與基督教別苗頭。許林亦北上聲授[20]，從此，許林與江善慧等人，逐漸建立關係。
大正九年（1920）臺灣齋教三派：龍華派、金幢派、先天派，首次聯合成立「臺灣佛教龍華會」，其本部設在嘉義「天龍堂」。該會以提昇齋友素質，積極從事社會事業為主要宗旨。大正十一年（1922）許林被聘為「臺灣佛教龍華會」中的佈教主任，也是會中唯一專職教師，常住
16.彰化郡《寺廟臺帳》鹿港街「慎齋堂」部份。 17.許林抄回去的法派系譜，見李添春，前引書，頁86-87。 18.同註16。 19.林德林，〈臺灣佛教新運動之先驅〉，頁77-83。關於「佛教大演講會」的設辦，見林普易《臺灣宗教沿革誌》（臺北：臺灣佛教月刊社，1950年12月），頁2-3。 20.林德林，〈臺灣佛教新運動之先驅〉，頁79。此文收入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之八：臺灣佛教篇》（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10月），頁75-95。 頁309
天龍堂。大正十年（1921）丸井圭治郎聯合北部著名佛教、齋教人士江善慧、沈本圓、陳火、黃監等人，籌設「南瀛佛教會」[21]。許林參加同年三月四日下午一時，在臺中後壠子「慎齋堂」召開的臺中州籌設協議會[22]。
大正十一年（1922）四月四日，「南瀛佛教會」正式成立。許林由會員推選為「南瀛佛教會」的理事兼幹事、講師[23]。根據真宗本願寺派的資料，他同時並接受曹洞宗中學林的邀請，就任中學林講師。不過，照＜許林先生弔辭＞記載，他是於大正6年才就任新成立的曹洞宗中學林講師[24]。之後，「南瀛佛教會」舉辦講習會，許林必定參與，是會中少數講述佛學的齋教人士[25]。許林此時的聲望達於頂點，儼然是全臺齋徒的代言人。另據常諦弔辭，許林於大正十二年任“臺灣佛教龍華會”副會長。
與此同時，許林接任臺中刑務所囑託，擔任教誨工作[26]。這個工作是許林早年經歷與宗教信仰結合的具體實踐。大正十二年（1923）許林成為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全省佈教師囑託，及彰化、員林、豐原三郡社會教化的囑託。對於這些教化事業，許林東奔西走，日夜不懈，極為投入其中。當時大分日日新聞社記者松尾歌太郎，形容他是以耕作水田所培養的勤樸質素風範，從事思想善導的宣傳[27]。許林積極從事社會教化工作的事蹟，得到總督府的肯定。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三十一日，總督伊澤多喜男在「始政三十周年紀念」會上賞賜許林木杯一組[28]。
大正十四年（1925）十一月一日至三日，日本佛教界於東京芝區公
21.李添春，前引書，頁116-17。 22.李添春，前引書，頁117。 23.《南瀛佛教會會報》，卷1號1，頁24，25，30，另見《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510，台北台灣別院，1935年。 24.《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51O。 25.《南瀛佛教會會報》，卷1號1，頁24，25，29，31。卷1號2，頁27。另見《重修臺灣省通志》，卷3，〈住民志宗教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4月）頁120-21。 26.同註24。 27.松尾歌太郎，前引書，頁70。 28.同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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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增上寺，召開「東亞佛教大會」[29]。由於許林在聲望、經歷、學養等方面，皆是臺灣齋教徒之上選，於是由總督府推荐（指派）他與本圓法師，代表臺灣佛教（出家、在家）出席大席。可是在實際上，却有許林、沈本圓、林覺力同為臺灣代表，連同通譯江木生，出席會議[30]。據報紙報導，這是因為覺力法師堅決請求之故（《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0月26日）。「東亞佛教大會」會議的議程分為四部分：教義研究部、教義宣傳部、教育事業部、社會事業部，每日分配一部研討[31]。許林於十一月二日午後一時，參加教育事業部的討論，並在會中宣讀＜宗教與教育之關係＞的論文[32]，十一月三日上午九時，許林和覺力法師一同參加社會事業部的研討。在會中，許林發表＜佛教與社會之關係＞的演說，記錄者是時在駒澤大學唸書的李添春。許林演說的主旨在呼籲佛教界應重視社會事業的推廣，如孤兒院等機構的設立，並注重教育事業，另提出設立中國人留日佛教徒宿舍的要求，以照顧言語不通的中國留學生[33]。
「東亞佛教大會」結束後，許林到京都本願參詣，得度為寺僧。從此篤信真宗教義[34]。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許林與沈本圓、江木生乘扶桑丸（輪）返臺，受到熱烈的歡迎[35]。據報紙報導，當時與許林一同返臺的尚有彰化曇花堂堂主林柱。他們一回到彰化，即受到儒教團體崇文社之款待。在席間許林致辭說“大乘教旨，正與孔道相合”。（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許林返臺後，以其獨特雄辯能力，鼓吹真宗信仰[36]，一時風靡整個大稻埕。隨後在故鄉彰化鹿港、員林附近，大力宣揚真宗信仰。大正十五（1926）員林知識份子林有志邀請許林籌設「雙林寺」[37]。昭和二年（1927）六月動工興建，昭和三、四年得
29.《南瀛佛教會會報》，卷4號2，頁7。關於「東亞佛教大會」的召開，參見江燦騰，《太虛大師前傳（1890-1927）》（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頁208-14。
30.《南瀛佛教會會報》，卷4號2，頁7-8。
31.《南瀛佛教會會報》，卷4號2，頁8。
32.《南瀛佛教會會報》，卷4號2，頁38。
33.《南瀛佛教會會報》，卷4號2，頁39。李添春（普現）記錄許林之演說，見《南瀛佛教會會報》，卷4號1，頁10。
34.《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510。
35.《南瀛佛教會會報》，卷4號1，頁34。
36.《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212。
37.《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509。雙林寺後由許林的女婿陳萬姜繼任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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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願寺本山認可為「員林布教所」。昭和五年（1930）「雙林寺」所築工事完成[38]，許林以此為基地積極佈教傳道並投入員林郡下的「免囚保護」工作，成立“員林釋放者保護會”（《南瀛佛教》十卷二號，昭和二年十二月），對教化民風，善導民眾很有貢獻，除受到本願寺本山的奬勵外，亦於昭和七年（1932）接受臺中州知事太田的表彰。同年四月十六日，許林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五歲[39]。據當時文獻報導，許林的告別式於昭和七年五月在員林雙林寺舉行，有法務課長代理、刑務所長、員林郡守、員林街長、本願寺佈教監督等官紳、齋友僧侶三百餘人參加，可謂風光[40]。至於其一生對臺灣佛教的貢獻，同時代的人認為主要在教化與社會事業‚刑務所教誨ƒ鐵道布教„免囚保護等四方面[41]。
附錄：鹿港資益會創立趣旨
明生明死、僊家劈頭一大關念也、但生死中有佛理在、得佛理者無生死、不得佛理者有生死、苟能明生死者、雖死猶生、不能明生死者、雖生猶死、會得生死即涅槃、所謂無生死之可厭、無涅槃之可欣、今吾人若要離去生死之地位、須究盡此一大關念、盖吾人幸生今世、幸逢佛法、倘冥頑罔覺、與世浮沈、不善助此生、並虛負此身矣。無此身者、安得遇茲佛法。天生萬物、人身最貴、亦唯人身最靈、若虛度悠悠歲月、不知修養、一旦寂滅、悔何及焉。况身非常有光陰易逝、英雄賢聖、轉瞬杳無踪跡、鑒既往須懲將來也、無常忽到、則王候將相、子女玉帛、隨之而盡、挽留不得、救濟不能滿目蓬蒿而已。吾人在世、須知因果、須明業報、一念不淨、邪魔外侵矣。因果道理、歷然無私、造惡者墜、修善者陞、毫釐不爽也。善惡之報有遲速、善惡之生皆自心、能修心明性、則化惡為善。古云三點如星象，橫鈞似月鈄、披毛由此起、作佛也任他。三味斯語、可恍然悟矣。我鹿齋友、計數百人、能知妙道者、百無一二。爰有同志、創立本會、名謂資益會、一者研究佛教真理、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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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齋友心性、三者整頓齋門模範、互相資籍、互相教益。一切平等、貧富無分、即楊氏所謂無我、墨氏所謂兼愛之意也。
發起人謹識
附立會規十欵於後：
本會以愛國佛教講習並會員互相資益為主旨。
一、凡我入會人員當先懺悔滅罪，次則受戒入位三發願，利生四行持報恩。各發犧牲之心，實行精進之意。會員半年不到講習者，眾議退會。
二、會員許普樹寄付金壹百圓，充作斯會基本，交值年掌教之人生息、補助。將來減少會員之數，其掌教之人當持出借用證及自已之抵當品付資益會為胎。
三、會員中西皈出殯之日，會友每名各持金貳拾錢以上為奠儀。富者限三天，貧者限五天。過限不取出，則視為不敬，須依眾議退會。
四、會員凡遇喪事紅白布，必自備送至墓地，方准歸家。送葬之日男眾會員中，有事外出者，當以親族代理四回不到者，依眾議退會，但女眾會員聽其自由。
五、會員西皈定作隨身超度一次、誦經三名、苦行一名。每人無紅白，由喪家備出慰勞金三十錢。
六、會員西皈以後，與子孫無關係。奠儀金免再納出，即將其氏名依果位登入九品牌，受後學之人禮拜。
七、開會以後，如有人再入會者，當通知掌教、護教及苦工，一齊承諾設法定規，方能入會。既入會諸新舊會員，如有品行不端及外藉持齋為名而內無持齋實心，或欲藉此齋門資益會，利益其身後事，臨時加入者，一經看出眾議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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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每年眾議，公訂一次大會。一切會員共同參考，研究品行道理苦工因果等件。有實行精進者，眾舉加增果位。就本日恭供天地君親師及三寶。每會員各隨其意賽錢多少，扣開福食以外，所剩之金，當如眾議，買置葬式儀器。若不敷者，資益會負擔。
九、每年辨（辦？）供之日，會員共同投票選舉。多票者為掌教，其次為護教再次者為苦工。公訂掌護教二名、苦工八名。苦工者奠儀金免出。
十、會員富家者不敢收眾人之奠儀金，可將該金額，聽喪家主裁。或用喪家名義，發出不論何處施方，救恤貧苦。其功德勝過超度百倍矣。
三、廖炭（－1938）
「臺灣佛教龍華會」首任會長廖炭，是嘉南地區知名的齋教人士，也是當地士紳，有的資料說他是龍華派的「太空」[42]。關於廖炭的生年不詳，只知他生於臺南州新營郡後壁莊（今後壁鄉）下茄苳的名望家庭[43]。
廖炭自幼就文武二學，尤精於武術[44]，一般稱他為炭獅（師）或炭司，而當地人士多叫他「廖仔炭」[45]。廖炭家有妻妾，中年持齋，在地方素有德望[46]。大正元年（1912）繼林家珍為修建大仙岩的主事者[47]。關於廖炭成為大仙岩重建負責人的緣由，大正六年十月三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有所報導。其文如下：
大仙岩沿革（續）
…大正二年菊秋。懇當地吳順安、朱保羅二保正聯己三人。向官許可修茸。捐金四千圓，亦蒙允準。但未能實跡其方。稽至
42.村野孝顯，〈在家佛教
としての齋教〉，頁10，《南瀛佛教》13卷8號。43.《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頁91，台南國清寫真館，1932年。
44.同註43。
45.陳柳堂，〈碧雲寺誌〉，頁29，《南瀛佛教》，卷2，3、4合期，1955年6月。
46.同註45。
47.洪波浪．吳新榮主修，《臺南縣志稿》，卷2，〈人民志〉（臺南：臺南縣文獻委員會，1957年），頁154。大仙寺藏本〈大仙岩沿革三字經〉，頁26，《南瀛文獻》，卷2，3．4合期（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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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二月。當局支廳恐許可之歸無用，集安、羅、家珍等五六輩，促其行事。安等力不勝支。轉乞支廳長為鼎力。支廳長默然綢繆，乃電招下茄苳北堡下茄苳庄廖炭來。要其出首經理，廖未諾之。至四月間鄰附保正人等數十輩，又為聯名公請，廖氏不能辭。勞苦風塵，是年六月念六日住持僧林家珍圓寂，召王登芳等二三眾來住。王於除日忽遁去，時妙儀鄒傳承其戶主。廖氏集金修茸佛殿廂廊，怡然悅目。秋九月，有基隆靈泉寺徒弟充布教師補沈德融氏並林德林等數僧來遊。目擊廖氏奮發，乃為幫忙。臘冬朔日，廖氏大休僧眾。問誰肯為住持，然無一副望云。乙卯端月望後一日，廳內大宴紳商。提議欲廣僧剎，更拓宏基，闢十方叢林。眾咸諾之，於是大為捐助。是日醵至四千餘圓，即日興工。是歲桐月沈教師補出屆寄留戶主，並兼寺職，林德林副之。諸事煥然，遐邇參詣絡繹。丙辰暮春，德融、德林、德文、德圓等，因赴青年會，聯車北上。融遂有志於北，更張手腕大闢學林。大正五年陽六月上浣十日飄然北去。是冬臘月十九日棟梁告就，即午舉行上棟式，官民濟濟。丁己正朔，林德林駕赴中學林。廖氏臥薪嘗贍，落成有望。春間，島內僧眾志遊禹域，船迴日東有島北長谷臨濟寺院長，導詣東京妙心寺。談敘之餘，蒙圓山派管長慈雲一片，念本山經創之誠，下賜千百四十餘年古佛。並御賜之萬歲金牌。茲謹以中秋團圓嘉節，奉歸崇拜。[48]
由此可知，廖炭在大正年間重修大仙岩，費盡心思，勞心勞力。其間他先請曹洞宗之靈泉寺僧侶幫忙，後與日本佛教臨濟宗妙心寺派建立關係。大正七年秋天，大仙岩重修工事略具規模，即將完工，突然遇到颱風襲擊，殿宇傾頹，前功盡廢[49]。不過，大仙岩的重建失敗，並沒有動搖廖炭修復古寺的宗教虔信。他再接再勵，到處募捐，得金八萬圓，大正八年（1919）再次投入修建大仙岩的工作，而泉州承天寺會泉法師此時雲遊來台。欲使大仙岩，成為興佛策源地，培養戒行之僧[50]。大正九年（1920）雲嘉地區齋教人士，聯合全島齋徒，在斗南龍虎堂倡立「臺灣佛教龍華會」，廖炭榮登首任會長。廖炭就任會長後，積極籌設「臺灣佛教龍華會」本山「天龍堂」及推展「免囚保護」事業，屢受總督府表
48.另見王見川〈日據時期台灣佛教史二論〉，頁201，楊惠南、釋宏印編《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佛教青年會，1996年。
49.《臺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9月11日。
50.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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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授與紳章[51]。
大正十一年（1922）丸井圭治郎等人籌設「南瀛佛教會」，廖炭參加同年三月六日，在臺南開元寺舉行的「臺南州開摧協議會」[52]。四月四日「南瀛佛教會」成立，廖炭當選為幹事[53]。往後，廖炭積極參與會務，成為「南瀛佛教會」的講習會員及理事[54]。除了積極從事全島性組織「南瀛佛教會」、「臺灣佛教龍華會」的活動外，廖炭對地方的宗教事務亦是關切。他在大正十一年後兼任大仙岩及其附近名寺「碧雲寺」的管理的人。昭和二年（1927）將碧雲寺交由番社陳向義庄長管理[55]，昭和七年由其子接管大仙岩。至於「台灣佛教龍華會」會長一職，因財務、性格等問題，於昭和5年去職。昭和十三年（1938）廖炭去世[56]。
四、陳登元(1885-?)
陳登元是「臺灣佛教龍華會」第二任會長，也是最後一任，長期居住於「臺灣佛教龍華會」本部「天龍堂」。他是臺灣嘉義市人，為陳如璧之長男，生於光緒十年（1884）[57]。
陳登元六歲時入書房學習漢文，十二歲進入公學校就讀，十七歲就讀於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任“臺灣公學校訓導”、“嘉義廳通譯”、“嘉義廳第三回街庄行政事務講習所講師”、“嘉義廳誌編纂委員會錄書”等公職。後一度任民雄庄長。據資料記載，他曾在總督府內務局任職，大正十四年一月離職，赴板橋林家林祖壽之聘[58]。之後經商歷任多家會社社長。昭和五年（1930）接任「臺灣佛教龍華會」會長。陳登元接任會長後，積極推展會務，舉辦各項活動，如昭和十四年（1939）的「龍華佛教講習會」[59]，十七年（1942）的「在家佛教奉公團」[60]。此外，
51.同註43。
52.《南瀛佛教會會報》，卷1號1，頁21（大正十二年）。
53.《南瀛佛教會會報》，卷1號1，頁23。
54.《南瀛佛教會會報》，卷2號1，頁28（大正十三年）。
55.《台南縣志稿》，卷2，〈人民志〉，頁154，陳柳堂，〈碧雲寺誌〉，頁29-30。
56.〈大仙岩沿革三字經〉，頁26。
57.昭和9年《臺灣人士鑑》，頁135「陳登元」條。
58.《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月16日。
59.《南瀛佛教》，卷17號11，頁47。
60.《南瀛佛教》，卷20號12，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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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以「佛教龍華會」名義，加入「南瀛佛教會」[61]。根據其自述，他是龍華派齋友，係由鄭卓雲（羅漢，法名普淨）引進皈依的[62]。他在大正十一年負責創建大士亭（即民雄大士爺廟）。
光復後，臺灣地區佛教僧侶及齋教人士，成立「臺灣省佛教組織籌備會」。民國三十五年（1946）二月二十五日，「臺灣省佛教會」正式成立時，陳登元受大家公推任主席[63]。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二十一日，「臺灣省佛教會」舉行第一屆代表會，陳登元當選理事[64]。之後，多次參與「臺灣省佛教會」事務，並擔任要職[65]。
民國三十九年（1950）在天龍堂，結識來訪的佛教大德鍾石磐將軍，聽其建議，將在天龍堂改為天龍寺[66]。四十一年（1952）中國佛教會借臺南白河大仙寺，召開戰後臺灣第一次公開傳戒大會，陳登元擔任護戒委員，對會務出錢出力，貢獻良多。其法名慈至[67]，但以字號「能元」行世。
五、宗心法師(林錦東)
宗心法師是台中寶覺寺的住持，戰後台灣佛教界著名的法師。其一生行歷，在＜宗心大法師傳略＞有所言及，其文云：
臺灣省臺中市寶覺寺住持林錦東，法號宗心，生於民國十二年，
61.《南瀛佛教》，卷20號1，頁42。
62.鄭卓雲《心經講略，信心銘註解合訂本》，頁2，瑞成書局，1961年。
63.林普易，《臺灣宗教沿革誌》，頁29。
64.林普易，《臺灣宗教沿革誌》，頁31。
65.林普易，《臺灣宗教沿革誌》，頁32-33。
66.鍾石磐，《聖賢夢影》（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83年），頁35：「民國三十九年……我偕妻偶遊嘉市天龍堂，得識該堂主持陳登元。陳在日治時期的臺南師範出身，能通國語，因而互相交往，為其解決軍眷駐堂問題。陳登元居士為嘉義佛教會長，每次佈教邀我去演講。陳則翻譯臺語，但天龍堂又名三教堂，以龍華、先天，金堂之三教為其內容。正殿供奉觀世音菩薩，經典全是佛經，只有一本先天經，亦多沙襲佛經。我因建議改堂為寺，以完全成為佛教。陳商之全堂大眾，亦全表贊同，遂成為嘉布第一所大佛寺，而寺眾亦全剃度出家了。」
67.《臺南縣大仙寺冬期傳戒同戒錄》，頁5，台南大仙寺，1953年。
頁317
籍隸南投縣竹山鎮。世代信佛，幼具善根，卒業於竹山公學。時臨濟宗妙心寺派宗務總長高林玄寶禪師巡教四方，得緣而皈依其門下，旋被引進派往日本京都臨濟學院深造，接受禪學嚴格之薰育，閱六年，聰慧精進，造詣甚深，返臺後，受聘為臺中寶覺寺佛教專修道場任教師，經常演講佈教，宏揚佛法。民國三十四年，寶覺寺住持罡宗老和尚引退，師接任住持．隨即興建寮房、餐廳、廚房、大悲講堂等建築以壯寺容。是年秋，臺灣光復，師受全省佛教界諸山長老緇素大德之敦促，發起組織臺灣省佛教會，克盡艱辛，終抵於成，膺選歷屆理監事，並推動本省各縣市成立佛教支會，將各縣市鄉佛教寺院，均納入組織，省佛教會暨各縣市佛教支會遂具規模，教會基礎乃漸趨穩固。經此數年，師之足跡，蹈遍全省每一角落，見日本人墳墓屍骨，散亂悽慘，心生悲憫，一一予以收容，為深體我偉大總統蔣公，對日本以德報怨之寬大精神，乃發心收集日本人遺骨一萬四千餘具，經奉准在寶覺寺內興建「日本人遺骨安置所」一座……日本國朝野因之大受感動，來臺祭祀祖先，親屬之日本各階層人士，每年組團來寶覺寺參拜者在兩萬人以上。
民國四十二年，師膺選臺中市第五屆佛教支會理事長，擬為佛教前程開闢坦途，奔行全省各地，構（溝？）通各方意見，輔導發展教務，組團宏揚佛法。促進四衆團結，深獲各方稱讚，咸稱師為佛門「跑長」，此一美譽，其深得人心之情形，聲譽日隆，備受各方之愛戴。翌年，師為專心教務，寶覺寺住持一職，禮聘佛門大德智性老和尚晉任，從此更可發揮跑長精神，民國四十四年獲佛教會一致之推崇，膺任第四、五兩屆臺灣省佛教會理事長，任內僕僕風塵，遍訪各地寺院，督導各縣市支會加強教務之推行，如護持寺院財產、鼓勵興學及慈善育幼事業等。並首先創立「成功」、「同朋」兩托兒所及臺中佛學書院，舉辦全省性佈教講習會，每年領團作環島宏法，敦請章嘉大師、甘珠活佛，以及海外學者名流隨團演講，成績斐然，因此而穩定佛教在臺灣之宏法機運，進而為未來之發展奠定良好之基礎，誠為中日戰後，復興臺灣佛教之最大功臣。……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六日，以心臟病，猝然圓寂[68]。
這份傳略收在《宗心大師紀念專輯》中，可說是來自家屬及後學的整理，頗具參考價值。不過，宗心法師仍有一些事蹟，＜傳略＞中未曾言及。其中最重要的事蹟有二：
頁318
（一）戰後初期迎請上海大同法師創辦「佛教（學）研究院」，（二）支持《覺群》、《覺生》等刊物。茲分述如下：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陷於“國共內戰”，局勢不安。隨著共產黨的節節勝利，大陸的佛寺受到頗大的破壞，僧侶外逃者不少。民國三十七年底，已有一些僧侶來臺。不過，這些僧侶不具或其知名度，未引起臺灣佛教界的重視。
1949年3月，臺中寶覺寺住持宗心法師，為“革新佛教及發揚佛學真理”，特請有“小太虛”之稱的大同法師在寺主辦“臺灣佛學研究院”、“佛教弘法社”等弘法工作[69]。這是繼中壢圓光寺聘請慈航法師來臺辦“臺灣佛學院”之後，臺灣佛教界的大事。尤其這是由到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受過訓練的宗心法師來進行，更顯意義非凡。
大同法師是何許人呢？資料記載，他是江蘇人，十二歲即入佛門，歷任中國宗教徒和平建國大同盟中央執行委員，中國宗教徒聯 會上海市分會籌備委員，中國佛教會社會服務團秘書，中國佛教會上海市分會弘法講師，上海福慧寺監院等職，著有《人生點滴》、《宗教學》、《老子哲學》、《佛教之根本主義》、《中國宜以佛教為國教》等書[70]。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佛教研究院”開始招生，分住院班、走讀班函授班、星期班，預計招收一千名學生。參加者學費全免，而住院班，寶覺寺還提供食宿[71]。由於尚未發現相關資料，此一“佛教研究院”成效如何，無法評估。但從現存的該院初級用課本《佛學教科書》，可知（１）其函授班是與“佛教弘法社”結合的，（２）該院與台中地區報紙《民聲》、《民風》等報紙合作，闢有“佛教周報”園地，供學生發表學佛心得。（３）該院與慈航法師有所往來[72]。
頁319
據當時報導，在台北的東初法師（曾任焦山佛學院院長）亦受邀蒞臨「佛學研究院」之成立大會[73]。
其實，早在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三日，大同法師和雲定即就任寶覺寺監院，成為該寺第二號人物[74]。由此可見，宗心法師不僅請大同法師來辦學、弘法，更給予實際領導權！這在當時的臺灣佛教界，是非常難得的。
大同法師在寶覺寺期間（1949.2~1949.11）[75]，得到宗心法師全力的支持，除創設“（臺灣）佛學研究院”、“佛教弘法社”、幫助“佛教圖書館”[76]外，另一重要事蹟是將《覺群》遷至臺灣發行。資料記載，《覺群》原在大陸上海編輯、出版，是份弘揚太虛大師理念的刊物[77]，主編就是大同法師。
在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大同法師到臺中時，《覺群》編輯部亦遷至寶覺寺[78]。這份刊物，是戰後臺灣佛教界辦的第二份刊物（第一份是《臺灣佛教》），也是第一份在臺宣揚太虛大師理念的刊物。《覺群》每月出版一次，社長是大同法師，星雲、廣慈曾擔任過編輯[79]，發行至77期民國三十九年四月，朱斐編輯時，因星雲法師一篇投書，宣告停刊。（詳本文朱斐部份）其出版經費亦是宗心法師支授贊助，所以他擔任該刊之發行人[80]。
73.同註69。
74.同註70。
75.大同法師因1949年夏慈航法師等僧侶，遭政府當局拘捕，害怕受池魚之殃，走避香港，見朱斐〈我對歷任台中市佛教會理事長的認知〉，頁162，收在氏著《朱斐居士文集》，台北慧炬出版社，1992年。
76.台中寶覺寺的“佛教圖書館”是由玠宗法師於1946年8月3日創立的，見其自編《年譜》（手稿）“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三日”條。
77.《覺群》77期，頁12，1950年4月。
78.同註69。
79.同註77。
80.《覺群》76期，頁16，1950年3月。
頁320
六、朱斐
朱斐是戰後初期臺灣佛教界著名人士，其一生最受矚目的活動有二：（一）與李炳南合作積極宣揚淨土思想，並創立「台中蓮社」。（二）參與不少光復後佛教刊物的編輯。
關於其一生大略，于凌波曾描述如下：
朱斐字時英，江蘇省蘇州市人，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出生。青年時期曾東渡日本，於長崎高等商校攻讀，故擅長日本語文。返國後曾皈依靈岩山印光大師，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加入佛教青年會，一九四八年到臺灣，任省立臺中圖書館總務主任。四九年三月，在迎接慈航法師蒞臺中弘法的歡迎會上，與同皈依於印光大師的李炳南老居士相遇。時臺中寶覺寺的《覺群》雜誌，因主編乏人將要停刊，慈師鼓勵時英接編，由慈師與李炳南老為之寫稿，此為時英獻身佛教雜誌之始。
後來《覺群》因故停刊，一九五二年時英辭去公職，另行創辦《菩提樹》月刊，李炳南居士任社長，時英為發行人兼主編，他是臺灣第一個辦佛教雜誌的專業人員。那時佛教刊物寥寥可數，菩提樹一枝獨秀，讀者遍及臺灣及東南亞。時英有一分執著的敬業精神，佛教各種活動他都參加，採訪攝影。以至後來佛教團體出國開會、訪問，都少不了他這個專業記者。樹刊作者陣容堅強，早期的緇素大德，都以樹刊為發表文章的園地，所以樹刊一直維持相當水準，深為佛門四眾所歡迎，樹刊也為臺灣佛教的發展作出相當大的貢獻[81]。
于凌波的描述，頗值得參考！不過，因受篇幅及資料所限，朱斐來台（1948）初期的佛教活動，于文描述過於簡單或未涉及。
先談他當《覺群》主編一事！于文說這是在1949年3月時，由慈航法師鼓勵促成的。朱斐當《覺群》主編是由慈航法師促成的，這是對的，朱斐曾對此事留有回憶。他說：
慈航法師是我卅七年來臺後，於農曆十二月初八日在中壢圓光寺皈依的第三位師父。因為他的臺中之行，而促成我與佛教文化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事情是這樣的，當時寶覺寺有一位上海來的大同法師，帶來一分「覺群」月刊在臺復刊，但不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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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師離臺赴港捨戒還俗去了，覺群就此停刊。由於慈老的來中，與寶覺寺住持林錦東（宗心）居士談起，深感覺刊仍有繼續出版的必要，就商於我，希望我在公餘擔負起覺群的編務，雖然我對編輯工作一無所知，可以說完全是外行，但在慈老的鼓勵下，就勉强答應下來了[82]。
不過，朱斐開始當《覺群》主編不是在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因為在《覺群》77期（1950年4月），提到他在1949年12月(《覺群》73期)才開始當主編。迄隔年4月，他編完《覺群》77期出版後，即離開《覺群》，與李炳南，在宗心法師支持下，同創《覺生》雜誌。
資料記載，《覺生》的社址是在台中寶覺寺，發行人是林宗心[83]（即宗心法師）。既然如此，為何朱斐要離開《覺群》，新創立《覺生》呢？這是由星雲法師的一封投書（1950.3.18）引起[84]的：
朱斐居士：每次從朋友和同學那裏都會讀到覺群報，讀到近兩期，宗旨和內容都轉了一個大方向，我心頭隱隱在發痛，熱情鼓勵著我寫這封信，雖然我是冒昧的和居士還不相識哩。說起覺群報來，自從它第一期間世以來，差不多每期我都和它見過面。覺群的創辦經過，宗旨及言論作風，我都非常清楚。第七十二期，就是我這個不甚知名的正在讀書的一個比丘僧和廣慈君編輯的（因為居士有信給自立法師，說沒有聽說過我們的名字）那時因為悟因兄（大同）赴港的關係，我在編輯的時候，每每想到這是大聖□太虛菩薩創辦的，歷年來的編輯都是學優德高的法師主編的，我，算一個什麽呢？所以在編輯的時候，深恐力不勝任，有負愛護這法苗的讀者，因此請宗心法師另請賢能。居士的負責編輯，我是早就知道了，你不畏佛教辦刊物的困難，你勇敢的接受，使我非常歡喜和欽佩！但是到了現在，覺群已不是從前的覺群了。這點我不能不感到居士改革的作風太驚人，你沒有摸著覺群的歷史，你不知道當初虛公大師和很多大德創辦的用心，你更不知道今日新佛教是需要的一種什麽出版物！唉！覺群報如果是佛教裡一枝鮮花的話，那麽居士你現在已經把這花兒的根都掘翻了，它怎麽能活下去呢？說到你個人信仰的佛教，信仰淨土宗，信仰印光大師，決對不會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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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你的，但是你把一本綜合性的刊物，為了個人當編輯，不顧及廣大的讀者，忽的拖向你的志趣方便去，你如果敬仰ｘ大師的道德，學問，人格而要想紀念他的話，你可以自己來辦個刊物，或是把什麽「弘化月刊」帶到臺灣來出版，而不該拿大衆的金錢，大衆的精神食糧，來做你的祭禮！你如為了要登載ｘ大師的言錄，以廣宣傳。你可以替他翻印幾千冊ｘｘ文鈔來轉送人，不要拿貧弱的佛教出版界的寶貴的刊物開玩笑！我不是說得過火，委實你居士對於今日新佛教的趨勢和要求太不知道了！我不是反對淨土宗，你居士可不要誤會。我們的早晚課頌都是念的南無阿彌陀佛，和彌陀經，不過我是說的佛教精深的真理，慈悲的主義，救人的精神，在刊物上宣傳起來，使民衆比『阿彌陀佛』來得容易接受。既大家知道了佛教的好處，念佛修行，他當然視為分內之事，而且今日的佛教是到一個什麽時候了？內憂外患層出不窮，我們希望的今日佛教輿論界，對外是抵抗外侮，和灌輸他們的佛學知識，對內要像警世的鐘聲，喊醒一般自私頑固的佛教徒，不要像一盤散沙，不要醉生夢死，為佛教，為大衆共為新潮流下的新佛教努力。我想這樣才能代表了一般讀者的要求，輿論方面也才算盡了責任，也才合乎當初創辦覺群的旨趣，居士以為然否？今天匆匆的來寫這封信，並不知道和居士有過不去的地方，我純是為了『依法不依人』的老調兒來說的，希望有以教正，不勝盼禱歡迎！通訊址：『中壢圓光寺交』敬頌 編安 星雲合十 三月十八日[85]。
朱斐拜讀之餘，並將此信刊在《覺群》77期（1950年4月）「致讀者、作者」中，並作按語：
星雲法師是中壢佛學院的一位學僧，青年有為，後生可畏，編者在拜讀之餘，感佩投地！自然，他的來信，完全是一番好意！慈航法師說的：善意的批評我們應該接受。是的我們決定遵照星雲法師的指示，自下個月起暫將覺群停刊，讓我們自己來辦個刊物。至於翻印大師文鈔的事，我相信也不是一件難事，祇要法緣成熟我們也會遵照星雲法師的指示，在不久的將來辦到的！這樣，編者如獲恩赦，把許多罪名可以告卸了！無罪一身輕，讓我們好好地致力於我們自己手植的一枝幼苗的發展吧！
最後編者希望作者，讀者以愛護覺群之熱忱來愛護新刊！仍乞 惠賜協助為禱！
朱斐和南 三九、四、一五[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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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星雲法師的這一封投書，不止讓《覺群》停刊，亦促成《覺生》的誕生，往後台中蓮社的形成及其相關活動趨向，亦深受此影塬（刺激）。《覺生》有試刊號，而其創刊號是在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87]。李炳南在＜創刊辭＞中提到，該刊是同時提倡“建設人間佛教”，（即世間求菩提）與“淨土法門”[88]。而其工作步驟從“除妄崇真”做起，因此《覺生》自創刊號起設有“佛學問答”一門[89]。另有“新聞網”（後改為“一月新聞”）報導當月的佛教動態[90]，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其內容時涉及其他宗教信仰，如其＜創刊號＞登載二則消息：
贊化堂鸞壇 改立淨土場
（臺中市訊）本市霧峯路舊有贊化鸞壇，神通設教，勸人為善。自法華靈山等寺長期講經以來，該壇主事人員，時往聽講，生大歡喜。托人轉請李炳南老居士慈悲，到壇講經，不到兩月，其中智識份子，頓悟迷事神鬼毫無實際，紛紛棄去，皈依聖法。近來由其正副壇主毅然改為淨土道場，領衆念佛。聞者咸贊該壇人員夙根深厚，智慧明達，昔大目犍連諸聖，初皆修習外道，聞法以後，均能捨邪歸正，取得聖果，該壇修衆頗相類似！但臺中尚有不少鸞壇，不知能聞風警惕興起否耶？[91]
邪說一貫道 後果判徒刑
（轉載中央日報臺灣社訊）曾在內地盛行一時，專藉邪說歛財之「一貫道」，近年來潛來臺灣傳播邪說，廣收教徒，遺害社會秩序非淺。事為保安司令部得悉，頃已將其首領劉長端（河北人）、呂樹根（臺中縣人）暨黨徒郭振聲等拘獲解部審辦，因劉長根等犯有妨害秩序，業徑（經？）軍法處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及二年云。[92]
對資料缺乏的光復前初期台灣宗教信仰情況，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除了編《覺生》外，朱斐當時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佛教活動是：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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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舉行“佛化婚禮”的先驅。民間四十年二月，他與鄧明香小姐（原是贊化堂鸞生，本省人），在台中市西區後龍里的慎齋堂舉行“佛化婚禮”，由李炳南證婚，引起轟動[93]！這也是戰後本省、外省通婚的早期例證！
七、結語
透過上述幾位佛教人物生平的介紹，我們可以得知台灣佛教史上的二個大脈絡：
（１）日據時期台灣的佛教，“在家佛教──齋教”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在大正九年後組織“台灣佛教龍華會”，傳佈佛教，與出家僧侶、日本佛教宗派法師，都維持平等合作的關係。其活動一直延續到戰後，才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中逐漸被含攝。
（２）戰後初期的台中市是台灣佛教界接納大陸佛教人士的重要地區。其中以寶覺寺、慎齋堂最為熱心。不過，要說明的是，台中地區寺院接納的大陸佛教，是以上海地區的佛教為主。二次戰後在南京舉行中國佛教會大會，台灣佛教界由開元寺證光法師（高執德）代表出席，即是由慎齋堂主張月珠等人，透過上海的林子青的協助，促成的。
93.《覺生》7、8合期，頁24，195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