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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六記載：
（普陀山觀音）大士，以三十二應身入諸國土。現八萬四千手臂目接引眾生，與五台之文殊、峨眉之普賢，為天下三大道場。
觀音菩薩奉祀於浙江舟山群島的普陀山，文殊菩薩奉祀於山西的五台山，普賢菩薩奉祀於四川的峨眉山，同為天下佛教的三大道場。又《普陀洛迦新志》卷四＜檀施篇＞提到：「普陀為海內四大名山之一。」所謂「四大名山」，該書卷十一記載：
文殊示應於五台，普賢示應於峨嵋，觀音、地藏示應於普陀、九華也。世以地水火風，分配四大名山者。
如上所述三大道場之外，加上奉祀地藏菩薩的安徽九華山。該書又說明：
九華地介江表，五台、峨嵋雖遠，亦在內地，計程可到，獨普陀孤懸海外，可謂遠且險矣。且歷朝來，無論貴賤善信男女，緇流羽衣，遠近纍纍，無不函經捧香，頓顙繭足，梯山航海，雲合雷奔，來朝大士。方之嵋峨、五台、九華，殆有加焉。
說明普陀山孤懸於海外，如要參拜，不僅路途遙遠且帶危險，然而參拜普陀山的人據說是最多的。同書卷四＜檀施．釋性統演戒序＞又說：
于天下名山巨剎，而普陀居其首，于是建壇。歷年設放三壇，祝無疆聖壽，永昌歷祚。
指稱普陀山為天下第一道場。總合上述記載得知，普陀山乃觀音之靈驗道場。該書卷首＜古莘印光釋聖量序＞云：
普陀為觀音大士聖道場地，中外景仰。
也就是說，普陀山是以觀音道場來吸收海內外的信仰者，一直到現在，普陀山仍是觀音信仰者景仰的靈感道場，但觀音的靈感道場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同書釋印光撰＜石印普陀山志序＞云：
菩薩大慈大悲，普為法界眾生恃怙，由茲舉國人民，各皆信奉，故有家家觀世音之常談。其應化道場，固非一處，如陝西南五台山、大香山、浙江天竺山等，皆感應昭著，香火肸蠁，唯南海普陀山，最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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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陝西之南五台山、大香山、浙江天竺山，都是天下首屈一指的觀音道場。特別是宋代以後，天竺山是僅次於普陀山的有名觀音道場。
在此必需加以注意、說明的是，普陀山、天竺山等這些有名的觀音靈感道場，都是在唐末五代(近世紀)以來才開基的。三國時代到唐末這中世紀時期，佛教就已非常興盛，很多有名道場，都在這時候開基。何以奉祀觀音菩薩的道場，要到近世紀初期才開始發展，其原因何在，是本文主要探討的目的。
二、中世紀的觀音信仰
想要了解近世紀中國的觀音信仰真相，不能不知道觀音信仰的起源與沿革。
不用說，觀音信仰是依據《法華經觀音普門品》中的教義而來。觀音信仰，起源於印度，而傳播到各地。有關觀音的語義、觀音信仰起源於印度及六朝時代的觀音信仰等問題，可參考松本文三郎博士的《有關觀音的語義和古代印度，在中國信仰問題》、本田義英博士的《觀音譯語考》和佐藤泰舜的《六朝時代的觀音信仰》，這些文章都刊載在寧樂特的《觀音の研究》，從這裡可了解觀音信仰發展軌迹的一些概況。
在佛、菩薩之中，觀音是最被廣泛而永久信仰的。觀音信仰大約是在西曆紀元後不久，起源於印度，而逐漸遍及整個亞洲地區。不用說，東邊是中國、朝鮮、日本等，北邊從尼泊爾傳到西藏，尤其西藏，觀音的信仰極為興盛，拉薩即有「觀音的淨土」之意，達賴喇嘛更被視為觀音的化身而信仰著。回鶻、土耳其、蒙古等地的觀音信仰，可說是受西藏的影響很大，西夏、女真、契丹也有觀音的信仰者，如此觀音信仰可說是廣泛地在亞洲地區傳播、流行。
中國的觀音信仰，似乎是在西晉的竺法護譯出《正法華經》後不久才開始。《法苑珠林》卷二十三就記載西晉元康年間（二九一∼二九九），有洛陽竺長舒，因誦《觀音經》而避過火災之厄的傳說。姚秦．鳩摩羅什再譯《妙法蓮華經》之後，觀音信仰才漸漸地興盛起來。東晉末年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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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音的造像被供奉信仰。伴隨著觀音信仰的普及流行，而有《高王觀音經》、《觀世音菩薩救苦經》等諸經著述產生。另一方面，也有觀音靈驗記的書籍出現，如晉．謝敷的《觀世音應驗傳》、宋臨川王劉義慶的《宣驗說》以及塚本博士介紹，現藏於京都青蓮院的齊．陸杲所寫《繫觀世音應驗記》和劉宋．張演寫的《續光世音應驗記》等都是。（見《古逸六朝觀世音應驗記的出現》，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廿五周年紀念論文集。）
可是《觀音經》是翻譯《悲華經》的北涼．曇無讖，越過蒽嶺來到河西時，看到沮渠蒙遜得重病，曇無讖認為觀音菩薩與此地有緣，便勸蒙遜誦念《普門品》，而得脫離病苦，據說此後該經(《普門品》)便單獨流布，這可說是觀音信仰逐漸興盛的一個開端。到了智者大師以幽玄的哲理奠定了觀音信仰的基礎，在開啟天台宗之後，觀音信仰便趨於普及。造像方面，也比釋迦、彌陀、彌勒驟然增加許多，尤其唐朝密教盛行，特別重視禮懺、儀軌、造像、作壇等儀式，這些觀音崇拜的實際表現，使觀音信仰得以深入於一般民眾的精神生活而廣泛普及。在以往觀音的靈驗案例中，儘是與貴族或僧侶有關，唐朝之後，一般民眾的靈驗傳說就不少。《太平廣記》卷一＜雲花寺觀音＞就記載屈巖這個人，蒙長安雲花寺觀音的感應，而有肉瘡快癒的傳說。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云：
天下寺立觀音像，蓋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臂不開者，帝以為異，因焚香祝之，乃開，即見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栗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觀音像。（《佛祖統紀》卷五十四「持誦功深」略同）
由唐文宗敕令天下寺院必須安置觀音像這一事情，可說為觀音信仰流通普及帶來極大的助益。
總之，唐末觀音信仰已有相當廣泛傳佈，同時也在民間信仰著是可以確定的事實。
三、觀音信仰的普及（一）
自宋代以後，除禪宗外，佛教可說是呈衰退狀態。但觀音信仰卻是繼唐朝流行之後，更加興盛而植入於各各階層。《夷堅志景》卷三＜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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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贊＞云：
臨川王瓘瑩夫和甫左丞曾孫也。平生不以仕官屑意，於文筆甚高，晚學禪釋，洒然有所悟解，嘗作＜入定＞、＜水月觀音＞二贊。＜入定贊＞云：「大士法身，猶虛空，寧有動靜可以形容。」云云。
又《佛祖統紀》卷四十五記載：
仁宗天聖元年，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
說明宋仁宗曾在頭頂玉冠上雕刻觀音像，好讓天下百官也禮敬觀音，可見仁宗對觀音信仰的崇敬有多深。又《夷堅丙志》卷九＜上竺觀音＞云：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談誼，與鄉友士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
描寫南宋初期，科舉考試時，進士向天竺觀音祈願，觀音托夢而預知科舉合格。同樣也見於《清稗類鈔》卷七十四有「梁兆榜甲名定於夢中」。另有《水東日記》卷三十七＜虞臺嶺觀音堂記＞記載：
觀音大士，有救水火刀毒八難之願，雖在介胄，亦為敬禮，嘗建堂兩楹道榜。
傳說元代武將信仰觀音而建立堂祠，尤其近世，安置觀音像於自家而每朝禮拜似乎也流行。《夷堅志》三十八＜觀音救溺＞云：
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雞鳴而起，炷香持誦，不以寒暑易節，而瞻觀音，尤極誠敬。
表示徐熙載的母親程氏，每天早晨起床都禮拜觀音。又同書卷一＜觀音偈＞云：
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曰持觀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
說淮甸地方有一農夫罹患足疾，據說每天都誦念觀音名號而得感應。又袁枚《子不語》卷十九＜觀音作別＞云：
方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餘性通脫，不加禮，亦不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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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早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倛（俱？）掃除之役。
可見下婢也是每朝禮拜觀音。又《清稗類鈔》卷三十四＜觀音一日呼千徧＞云：
光緒時，有梅谷者，其婦垂好佛，自晨至夕，必口誦觀世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
說明光緒年間，儒者梅谷之妻每日誦念觀音千遍，梅谷制止，仍誦念不從，可見其信仰之熱忱。又《夷堅志》卷三十九＜觀音救目疾＞，描述羅某因木災，和婢女寄宿王家，婢女不幸失明，幸虧托王家供奉的觀音慈悲，得恢復眼力，王氏之母表示：「這是吾家觀音，吾家一家人都敬奉。如有懷疑者可行卜筊，決定有應聲。」於是羅某叫婢女到佛堂，齋戒拜謝佛恩。除此之外，《夷堅志》卷五＜安國寺觀音＞云：
饒州安國寺方丈中，有觀音塑像一龕，民俗祈請，多有神應。
表示饒州安國寺的觀音很有靈驗，同時也有生產時祈求獲平安的事實記載。又《梅溪叢話》卷上＜請雨＞記載：
杭人請雨祈請，則全仗觀音力。
說明杭州乞雨及祈求天晴，傳聞都依靠觀音之靈驗。又《梅鹽縣圖經》卷三＜人福業院＞云：
福業教院，釋氏所謂觀世音大士道場也。故號華嚴庵，紹興五年，僧善孚開山住持，請今額，縣之旱潦，則禱於斯，疾癘則禱於斯，合妃繼似則禱於斯。
描寫海塩縣若有旱災、火災及疾病等事件時，都向觀音祈願的情形。
綜合上述可知，宋以後的近世社會，觀音信仰已滲透流行到所有階層，與一般民眾的生活有極深的關聯是非常明顯，近代中國所有寺院都供奉觀音就足以證明。
四、觀音信仰之普及（二）
隨著觀音信仰的流行，觀音像也同時流通普徧。《夷堅志補》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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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賀觀音＞云：
海州朐山賀氏，世畫觀音像，全家不茹葷，每一本之直，率五六十千，而又經涉歲時，方可得，蓋精巧費日致然。
海州賀氏世代以畫觀音像為生，全家都吃素、齋戒，花了整年時間專作畫，每一幅畫的價錢可以賣到五六千貫，如此高價的觀音像，可能是富豪家買來參拜。而代代有畫家來畫觀音像，就表示社會有需要，由此推測觀音流行的情形，一般百姓恐怕只能買印刷的觀音像來供奉，在家中做禮拜。五代後晉．開運四年開板的觀音印佛（摺？）及敦煌出土的印佛圖版，在大屋德城氏＜有關觀音菩薩之印佛及摺佛＞（《觀音の研究》）裡均有記載。又近世供奉觀音的寺院也建造了不少。《咸淳臨安志》卷八十＜觀音妙智院＞云：
開寶間，張彥捨宅為寺，舊名報國觀音，紹興間，改今額。
表示宋初，張彥將自己的家宅布施做為寺院，並供奉觀音。《嘉泰會稽志》卷七＜圓通妙智教院＞云：
開寶八年，少卿皮文粲，捨地建，號觀音院。
說明皮文粲於宋初，捐地建立觀音院。《嘉泰吳興志》卷十三云：
布金院在縣（烏程）東北七十里，湖上喬漊，廣順十年，錢氏建，名觀音院。
描述吳興的布金院，原稱為觀音院，五代時因錢氏建立才改名。而且從宋代至清朝的地方志「寺觀」篇裡也印證了供奉觀音的寺院不少，或舊有寺院供奉起觀音，甚至有寺院改稱為觀音寺、觀音院的例子，從而觀音像的建造頻頻可見。《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三＜寺觀類觀音像＞云：
政和間，清涼院僧宗頻，為木觀音像。
同書＜石觀音＞亦云：
僧廣惠于尊勝堂後，得異石，因琢為之。
不用說供奉觀音的寺院或觀音像的建立，無不以觀音信仰的興盛為背景，而且在一般民眾間觀音信仰流行的證明也處處可見。《清稗類鈔》卷七十三＜南㦙之巫多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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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有札仙、看仙、師娘、神婆、關亡婆、看鬼娘之名。或稱觀音護身，或稱楊爺護身，或稱雙瞳，一入病家，則手執炷香，周視室隅，或言城隍神在戶，或言螣蛇在床，或言北陰五聖喪尸諸鬼，種種作祟，繼將病家祖宗名字，與其一切陰事，及病勢之如何凶險，災星之如何禳解，鬼祟之如何驅遣，歷歷言之，病家詫為神異，至垂涕泣而求之，於是，量其家之貧富，與議酬金，巫得以恣其欲矣。
也就是說南匯女巫的法術中，有一項是觀音護身，女巫以此法術到病家拔除禍人的鬼神，並以病家貧富來索求酬金。巫術借用觀音之名，行使拔除鬼神治病的行為也許是民間觀音信仰流行所導致的吧。同書卷三十七＜在裏教＞云：
願入（在裏）教者，於擺齋日，攜錢二百文，從介紹人入門，五體投地，以拜老師父，……老師父舉手作勢，反覆辯難，然後許可，傳授在裏祕訣。……如敢洩漏，霹靂碎身，末後始言五字，則觀世音菩薩也，而此五字為教所最重者，雖以死迫之，不敢出口。
連祕密結社的在裏教也重視觀音，反映觀音信仰的流行。人的外號以觀音來稱號，在近世也很普遍，如：《野獲編》卷二十九＜妖人劉天緒＞云：
天緒又自號龍華帝主，岳氏為觀音，僣封為后。
妖人劉天緒自稱為龍華帝主，其妻岳氏稱為觀音。《能改齋漫錄》卷十二＜吳觀音＞云：
吳侍郎待問建安人，其父曰長者，平生惟訓童穉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目為吳觀音。
吳侍郎待問建安人，其父曰長者，鄉人以其為人厚道而尊稱為吳觀音。《夷堅志已》卷二＜余觀音＞云：
泉州客商……余客者常時持誦救苦觀音菩薩，飲食坐臥，聲不絕口，人稱為余觀音。
泉州的客商，看到余某行住坐臥都在誦念救苦觀音菩薩，所以稱他為余觀音。以觀音取名者，《遼史》卷十四、六十五、七十一裡也有記載。不僅人以觀音稱呼，甚至植物或器物也被以觀音冠名，如：觀音菊（《類書纂要》卷二十七黃佛頂）、觀音蓮（同書卷二十七伏銏羅花）、觀音柳（同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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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異＞名錄卷三十一）、觀音草（《清稗類鈔》卷八十七）、觀音竹（同書卷八十七）、觀音尊（同書卷八十九）、觀音籐（同書卷八十六蛢、聽雨軒筆記卷一蛢蛇）、觀音面（《類書纂要》卷二十七）、觀音篦、觀音燭（《棗林雜俎》卷下）、觀音泉（《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七＜壽聖接待寺＞）等。值得注意的是觀音信仰自印度興起來到中國後，產生出以中國命名的觀音，如：楊柳觀音、龍頭觀音、持經觀音、遊戲觀音、蓮臥觀音、瀧見觀音、施藥觀音、魚籃觀音、德王觀音、水月觀音、一葉觀音、感德觀音、延命觀音、岩戶觀音、蛤蜊觀音、馬郎婦觀音、合掌觀音、持蓮觀音、灑水觀音等無數的觀音。這些以觀音為名的往往都是受到尊崇的，因此自唐代以後，特別是近世中國，以觀音三十二身之說為基礎，結合了民間世俗信仰，而成立諸多觀音信仰。
正因近世觀音信仰普及於一般民眾，所以觀音靈驗道場的香客總是絡繹不絕。《清嘉錄》卷二＜觀音生日＞云：
（二月）十九日為觀音誕辰，士女駢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長明燈油，以保安康，或供長旙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兒，則於觀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長壽，僧尼建觀音會莊嚴道場，香花供養，婦女自二月朔，持齋至是日，止呼觀音，素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之。
二月十九日是觀音誕辰日，善男信女獻香燈，行各種祈願。同書＜觀音山香市＞又記載：
（蘇州）府志云：「府西二十五里，有支硎山，以山之東趾，有觀音寺，故名觀音山，長元吳志皆云，二月十九日為觀音誕，支硎山士女連袂進香，徐崧、張大純百城烟水云，支硎山俗稱觀音山，三春香市最盛，黃省曾吳風錄云，二三月，郡中士女，渾聚至支硎觀音殿，供香不絕，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二月，到支硎大士，焚香開寶座，小姑連袂鬥芳軒，放鶴半亭。」
蘇州西邊支硎山觀音寺，到了二三月時善男信女參詣不斷。又《子不語》卷七＜狐仙昌充觀音三年＞記有「（蘇州）上方山庵觀音，極著靈異。……香燭極盛。」蘇州上方山的觀音，傳說香客也不斷，都是描寫觀音誕時善男信女虔誠到觀音道場進香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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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竺山觀音
前節探討了近世觀音信仰，已深入普及到一般民眾的狀況，對於普陀山觀音及天竺山觀音的信仰熱誠，也是同樣情形。天竺山觀音的起源，依據《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上天竺靈感觀音寺＞記載：
後晉天福四年，僧道翊結廬山中，夜有光，就視得奇木，命孔仁謙，刻觀音像，會僧勳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因納之頂間，妙相具足，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寤，乃即其地創佛廬，號天竺看經院，咸平初，郡守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禱，即曰雨，自是遇水旱，必謁焉。
指出後晉天福四年（九三九年）僧道翊，得到奇木刻成觀音像，不久吳越王錢氏創建佛寺，自此開始，天竺觀音像在各種靈驗感應，如：旱期適時下雨，冶癒民眾的疾病、保佑科舉生及格、無子嗣者得子等，而獲得民眾的信仰。特別是宋代南渡，在臨安（杭州）設都以來，天竺山因靠近都市之故而增加許多都市信仰者，尤其是宋、金對峙趨烈，國難緊迫時，朝廷官僚更加崇信。《佛祖統紀》卷五十二＜祈禱災異＞云：
金虜入杭，上（高宗）親上竺大士殿恭禱，為戰沒者，信水陸供，有夢戰死者相慶得生善趣。
表示金軍侵占杭州時，高宗親上天竺觀音參拜祈禱，自此南宋天子經常去天竺山參拜，天竺山與朝廷便產生了密切的關係。《佛祖統紀》卷四云：
（紹興五年）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應如，奏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牒銀幣之類。
天竺山獲得朝廷賜予的米、度牒、御書及各種特權。同書卷四十八記載：
（景定）六年，紹建經、鐘二樓於上天竺。
又同書卷四十七云：
（紹興）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為御前道場，特免科敷等事。
這是賜與寺院建築物的例子。又同書卷四十八云：
景定四年，詔祖印法師，住上天竺，補右街鋻義，退歸旌德教寺，復詔妙銛法師，住上天竺，補左右街僧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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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上天竺住持同時為左右街僧錄的重要僧職。以上所述，不過是個小例子，由於天竺山靠近南宋首都，又是風景殊勝的靈地，朝廷及都市人士的崇信，政權與財力的結合，使天竺山成為美侖美奐的寺院，廣受民眾注目，不虧是天下之靈驗道場。明代郎瑛的《七修類藁》卷四十七＜天竺觀音＞對天竺觀音之起源及沿革繼續描敍：
其廣大靈感之號，皆宋世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士民樂施，龍章、鳳輦、珠貝、金玉，設硃紅一小殿厨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珊瑚樹大小二株，玻瓈瓶盞各一，瑤冠一頂，聞舊尚有玉觀音、玉鐘諸異寶，乃成化間，為奸人王臣取去，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由此可見天竺觀音獲得歷代朝野崇信、賜與、奉獻之多，所以香火不絕是理所當然。有關清代天竺觀音被虔誠篤信的事迹，亦可參考《清稗類鈔》卷七十四＜齊息園有三夢＞一文。
六、普陀山觀音
在觀音靈驗道場中最受大眾崇信的當屬普陀山觀音了。其起源《佛祖統紀》卷四十三，唐大中十二年記載：
日本國沙門慧鍔（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作慧萼是也）禮五台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眾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鍔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側有新羅礁）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今人或稱五台寺，又稱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其製刻之，扃戶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置補陀山。
也就是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五）時，日本僧人慧萼在五台山得到觀音像後，擬帶回日本供奉，然而船隻來到暗礁處時卻無法前進，於是慧萼禱告說：「如果尊像認為到日本機緣尚未成熟，懇請留在此山。」禱告一完船隻開始前進，慧萼哀慕不忍心回日本，便在普陀山蓋芧篷供奉觀音像，鄞縣人聽到後將觀音像移去開元寺供奉，後有異僧模仿原來觀音供奉在普陀山，這是普陀山開基的開始。然而元朝丘茲．盛熙明《補陀洛迦傳》＜興建沿革品第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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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貞明二年（九一六）日本僧惠鍔首創觀音院，在梅岑山之陰。
說惠鍔開基普陀山是梁貞明二年，距大中十二年已六十年之後了，伹慧萼是在文宗開成四年（八三九年承和六年）來唐，到貞明二年有六十年滯留在中國是不合理的。如果普陀山是由慧萼開基來推算，大中十二年之說應較合理。（橋本進吉編「慧萼和尚年譜」大日本佛教全書遊方傳叢書第四所收）又有關普陀山觀音信仰問題，《延祐四明志》卷十六＜寶陀寺＞記載：
唐大中間，有西域僧來燔盡十指，頂禮洞前，親感菩薩現大人（士？）相，為說妙法，授以七色寶石，神通變化。
描述唐大中年間，西域僧來普陀山潮音洞，親自體會到觀音說法而感動之傳說。隨著海上交通的發達，普陀山又位處交通險要要點，觀音向以救護菩薩被景仰，因此唐末時已於普陀山供奉觀音，頗受崇信是確實的事。
普陀山觀音信仰興盛，似乎是自宋朝開始。《普陀洛迦新志》卷四＜檀施門＞云：
（宋）太祖乾德丁卯，遣內侍王貴，齎香、旙詣山。（舊志命使）。
說明宋太祖時已經派內侍帶香、旙到普陀山參拜。天子都崇拜，可見一般民眾應也是興盛的。宋．張邦基的《黑莊漫錄》卷五云：
予在四明市舶局日，同官司戶王操粹昭，郡檄往昌國縣普陀山觀音洞禱雨。……有一寺，僧五六十人。
指出旱災時，四明官吏到普陀山參拜乞雨，當時寺裡有五六十人出家僧人，可以看出已是相當大的寺院了。但普陀山的發展與海上貿易的發達有很深的關聯，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二云：
補陀屼懸海上，去縣二百里，而遙外諸夷貢舶孔道也。
表示普陀山是屼立於航海要道的靈地。《墨莊漫錄》卷五記載：
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所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彩者。
表明船隻行駛到普陀山都會祈禱，寺院有鐘磬之物，都是新羅商人供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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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唐代以來新羅人（五代時為高麗所滅）在海上活動的情況很興盛，普陀山亦被外國商人所信仰。《普陀洛迦新志》卷三云：
宋神宗元豐三年，內殿承旨王舜封，使三韓，陡遇風濤，大龜負舟危甚，舜封惶怖，望洞叩禱，忽覩金色晃耀，大士現滿月相，珠瓔燦然，出自巖洞，龜沒舟行，洎還，以事上聞，遂賜名寶陀觀音寺，自是，海東諸夷，如三韓、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數百國，雄商巨舶，由此取道放洋，凡遇風波寇盜，望山歸命，即得消散。（舊志盛傳）
宋神宗元豊三年（一０八０）派使臣到三韓（今韓國），回程途中遭遇颱風，蒙普陀山觀音顯靈得安全回國，於是天子賜予寶陀觀音寺匾額。日本、三韓等船隻都要從普陀山出海，遭遇大風、海盜時都會向普陀山祈願保佑，「念了觀音力即可免遭海難、盜難之災」，是觀音普門品中所說的。圓仁等入唐時，在海上遇到颱風而誦念觀音的事蹟，可見於《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裡。普陀山是海上航道，因此海商或漁民的信仰特別篤厚。《普陀洛迦新志》卷三記云：
廣東洋商麥燦宇，自東洋回，忽夢巨人索其舟載一大骨，商怖而醒，時值夜半，黑風大起，舟欲沈，眾呼號下止，忽轉風，舟行如駛，黎明達岸，至普陀矣，大喜，入寺禮大士，見一天王足墜像前，與夢無異，瞻拜驚歎，遂施金新像焉。
描述廣東洋商麥燦宇，由日本迫國途中遭暴風，船將遇難時，得普陀山觀音之加護而消災免難，隨即到普陀山參拜，寄贈金身天王像。又同書也記載，乾隆三年，普陀山鼓樓遭大火燒毀，預備改建的情形，並繼續說：
閩之漁船數百艘，踴躍樂施。
福建漁船數百隻自動奉贈，可見漁民對普陀出信仰是多麽虔誠。同書卷十述及普陀山之盛衰：「及萬曆中，為極盛。」表明普陀山在明代萬曆時，香火達到極盛，這時期以蘇州為中心的絹織物等輕工業發達，葡萄牙、伊斯巴尼亞等歐洲商人或日本商人都到這些地方沿岸做祕密買賣的巔峯時期，普陀山的發展可以說與這些祕密買賣商人過海做生意有密切關係。如此普陀山的興盛仰賴航海船隻的發達較大，因此普陀山的名聲愈高，自然帶動一般民眾的信仰。《普陀洛迦新志》卷三記載：
頁436
臨江丁兆僖，服賈於蜀，……癸卯，酬宿願，進香普陀。
說明臨江商人丁兆僖，在四川做生意，為報宿願去普陀山進香。又同書云：
江西布客某者，乘便進香。
表示江西的布商遙遠的來到普陀山進香。又同書云：
光緒二十四年春，有台州黃巖三甲地方，民船一艘，裝客數十人，赴普陀進香。
以上不過列舉幾個例子說明普陀山進香絡繹不絕的情形。該書卷十二又記載：
九華、峨嵋、五台與普陀，同為諸佛法道場，然三者皆為內地，惟普陀遙隔重洋，迥殊塵境，而四方梯山航海，函香膜拜者，較他處尤盛。
天下四大名山中，普陀山雖遠隔大海，但因是遠離世俗喧鬧的靈地，所以進香傳聞是最多的。如此，對於普陀山受一般民眾的信仰普及同時，歷朝的崇信也就更加篤厚。《寶慶四明志》卷二提到神宗元豊三年，敕賜普陀山「寶陀觀音寺」匾額，且「許歲度一人……嘉定七年……給降緡錢一萬，俾新祠宇常住田五百六十七畝，山一千六百七畝。」又理宗淳祐八年（一二四八）時，詔建接待所，免除租稅徭役。至元代敕修殿宇與賜田等物（大德昌國圖志卷七．延祐四明志卷十六），到了明代《普陀洛迦新志》卷四云：
崇禎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方艱，物多疵庽，命國戚田弘遇，捧御香，祈福普陀大士。
說明明末滿州族入侵淚激烈時，崇禎帝特地派國田弘遇到普陀山祈願的情形。由此可推測明代朝廷對於普陀山尊崇之程度。至清朝對民眾是一種政策上的考量，對普陀山的尊崇愈重視。當時是嚴禁輸出米、石之物到海外，但康熙帝考慮到普陀山有僧六百六十六人，每年特准輸出三千三百九十七石的米糧（普陀洛迦新志卷四），又同書記載：
雍正九年三月，准浙江總督李衛奏請，賜帑金七萬兩，重建前後二寺殿宇，命蘇州巡撫，原任戶部左侍郎王璣，監督工程。
頁437
說明雍正帝依李衛的報告，准予撥國幣七萬兩重建普陀山殿堂。又同書記載：
隔海有隩 山田四十六頃餘，奉諭旨，蠲免稅糧。
即免除普陀山所有四十六頃土地的糧稅。
以上列舉數例在說明歷朝對於普陀山的崇信和保護是很大的。普陀山發展與政權的結合這一事實是不可抹殺的，又近世紀以來海陸交通發達，出外旅行又方便，亦應列入考慮。然而其背景歸納起來是一般民眾對普陀山有深厚的崇信才是最大的原因。
七、結論
觀音信仰在近世紀一般民眾間特別流行普及，以這種現象為背景，對天下三大靈場之一的普陀山在近世紀初開基以來到現在的事情做考察，觀音信仰早在六朝時代已相當興盛，卻在近世紀佛教衰退情況下，仍然普及流行於一般民眾間，究竟是什麽原因？主要是唐朝中期以來，商人逐漸快速掘起，商業興隆，加上《觀音普門品》的福報思想被強調、宣揚，滿足民眾致富的欲望（或希望），《敦煌變文》卷五＜妙法蓮華經講經文＞就記載：
禮拜觀音福最強，靈山會上佛稱揚。天龍聞了稱希有，菩薩聽時讚吉祥。恭敬便生千種福，受持還兌（免）百般殃。世尊所以殷勤說，功德須知不可量。禮拜了又虔虔，利益還添百萬般，佛把諸修底行，校量多少唱看看。
說明禮拜觀音所受的福報是最大的，這是強調福報思想，雖然變文的年代並不清楚，但以其前後關係推測應是唐末時期作品。又《普陀洛迦新志》卷三云：
嘉定馮生，貧而好善，一日進香南海，中流風發舟覆，恍見甲士，引至龍王前，諭曰，子寫方救人，善心誠切，達於水府，特遣救汝，與汝祕方十二，行之可以致富，取方授之，命甲士送歸，倏忽到岸，方在袖中，心知大士暗中調護也，後依方行濟，成富室焉。（勸戒類鈔）
頁438
意思是說嘉定有位馮生，雖貧窮但好善行，曾在前往普陀山進香途中遭遇大風，船隻遇難，得觀音救助，並授祕方而致富的故事。中世紀時，不曾聽聞因信仰觀音而致富的記載，到近世紀才有此傳聞，這應是社會的變遷，加上觀音性格本身具有現世利益的福報思想被強調的結果。正如武神──毘沙門天及關公到了近世，性格的轉變，被民眾信仰為福神，應該是同樣的現象。近世觀音信仰趨向興盛，又近世開基的普陀山被列為佛教三大靈驗道之一，天竺山為天下的名寺，而受民眾景仰，想必是這個理由吧。我國東京的淺草觀音在近世特別興盛，應該也是同樣道理吧。
（本文譯自佐伯富＜近世中國における觀音信仰＞，《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頁372-389，昭和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