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龍華教到佛教---光復前台南德化堂的歷史

圓光佛學研究中心台灣佛教特藏室　王見川

圓光佛學學報
第五期(2000.12)
頁241-280

頁241

　　幾年前，在著名佛教學者江燦騰的推薦下，我接受台灣古老齋堂台南德化堂管理人員的委託，撰寫《台南德化堂的歷史》(1995)，對該堂成立至今的歷史，做了初步的探討。這本書可說是學界對台灣現存齋堂的歷史所做的第一本研究專書。由於德化堂歷史悠久，堂中人員參與不少佛教、齋教活動，堂中留存一些清代到日據時期的重要經卷、文獻。因此《台南德化堂史》一出版，即獲得學者的注意！

　　近來，在德化堂重修的整理過程中，堂方人員又發現龐大的光復前佛教資料與該堂的相關經卷文獻[1]。其中堂中所留存的台灣寺廟參加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聯絡寺廟名冊、德化堂皇民化運動中的活動日誌及幾箱清代木刻佛經、善書經板，頗具學術參考價值。本文即利用這些新出資料，對光復前(1945年)，台南德化堂的歷史做新的描述與詮釋。

1. 主要是由當時主任委員許三省發現，告知鄭水萍，再由鄭水萍通知筆者南下檢視並做初步整理，而經板部份則由我請楊永智開箱整理並寄藏奇美美術館，做進一步清理。

頁242

一、「德化堂」的成立與其在清代的發展

　　德化堂屬於龍華教。這個教派，崇奉羅、殷、姚三祖，以普字命名，守三皈五戒，吃長齋，可嫁娶，是明中葉出現的民間教派[2]。從目前資料來看，台灣之有龍華教，大概是在清乾隆年間。當時，來台的龍華教齋友，尚少，僅彰化、台中、台南、鹿港一帶，略見蹤跡。在日據初期「德化堂」太空盧普省手抄中寫著：

臺灣島臺南安平鎮效忠里海頭袓

化善堂齋友謝普爵　林普彩　盧普本

　　　　　張普瑞　胡普兩　陳普厚

　　　　　張藉心　江普周　張普福

　　　　　陳普智　李普定　伍普聚

　　　　　徐普彩　陳天飼

乾隆三十年二月十九日立設在李宅

家中號曰

化善堂[3]

由此可知，化善堂成立於乾隆30年（1765）2月19日。不過，當時的齋友恐怕並非 完全是上述諸人。如謝普爵其時尚未出生（詳後），又如何成為齋友呢？德化堂所藏的《普門墓誌》上記著：「李太公普順，安平化善堂開山，仙遊人氏。」[4]對照來看，可知化善堂原是設在李普順家。而盧普省手抄的這份名單有部份應是李普順等人後來吸收的門徒。

　　資料記載，其時，「化善堂」齋友，遵守法規，早晚誦經禮佛，勸化度眾，在台南一帶吸收不少信徙。據云，在嘉慶初年台南的龍華教齋友曾增設一「開化堂」[5]。

2.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台北南天書局，1996年）頁2-19、115-131。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德化堂管委會，1995年。

3. 盧普省抄本，無題名，內容包括序、愛國佛教會台南齋心社宗教聯合約束章程及小引。

4. 清末《普門墓誌》，抄本。

5. 李添春《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6年）頁81。

頁243

　　著名學者李添春在《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中說：「據連雅堂著「臺灣通史」宗教志說：『乾隆末年白蓮教作亂，蔓延四省，用兵數載，詔毀天下齋堂，時郡治（臺南）檨仔林有龍華之派，聚徒授經，乃改為培英書院。』白蓮教之創亂是乾隆58年（1793），故龍華教之傳來，當在乾隆58年以前。查龍華教臺南德化堂之手抄；乾隆30年（1765）2月19日，設齋堂於安平鎮效忠里海頭社李普通之家，稱為化善堂，此是龍華教之開始。又記原有開化堂被廢，並無其他說明，是否檨仔林之齋堂，無由推知。但由被廢兩字推想，當然不是自廢可比。連氏所舉之齋堂，是指開化堂無疑」[6]。

　　李添春認為連橫所提之檨仔林龍華派齋堂乃是開化堂。這個判斷，是對的，在民國86年德化堂古蹟維修時，當時主委許三省清理右殿閣樓時，發現十餘種經的經板，其中有一《觀音佛祖救治疫症神驗良方》，末刻有「檨仔林開化堂敬傳」[7]可為其証！另在德化堂新發現的抄本《普門墓誌》上寫著：「開化祖堂直東謝普爵修造」。由此可見，開化堂是在檨仔林曾出版醫方行世，而德化堂創設人謝普爵曾任開化堂的值東（當家）。資料記載，來自福建仙遊，號三叔的盧太（普本）是開化堂的開山住持[8]！而從漳洲城來台，住在台南府衙門後賣豆油維生的陳子龍（普貢），則是副住持！[9]

　　在開化堂被廢後，台南府內的龍華齋友在原址改立“培英書院”以敝人耳目活動。[10]

　　李添春在《台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中說：「據許林太空手抄；嘉慶2年（1797）福建省興化府仙遊縣漢陽堂副勅盧普濤來臺，在臺南駐錫八年，與其高足謝普爵創建德善堂，於臺南市廣慈庵街覆金鐤，此時是嘉慶19年（1814）。先是嘉慶4年（1799）李普順，謝普爵等捐緣建設化善堂。由此觀之，李普順，謝普爵等是龍華教徒中最初來臺教化之人。嘉慶9年（1804）普濤將其堂務交於普爵，自己歸省欲就漢陽堂副勅（本派最高指導者稱為總勅，次位稱為副敕，均是本派階級空空之地位），不幸中途病歿。於是其

6. 同前註。

7. 林朝成＜以台南德化堂為中心之台彎齋教研究──德化堂的成立史與宗教意識的認同＞頁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8年。該文後改換名稱在《成大中文學報》第7期發表，1999年。

8. 清末《普門墓誌》，抄本。

9. 同前註。

10. 見正文中引連雅堂的敍述。

頁244

高足普爵繼師之位，稱為空空。兼陞為副勅，總攬臺灣漢陽堂派之龍華教徒」。[11]

　　這樣的說法，不太正確。主因是許林隸屬壹是堂門下，並不熟悉漢陽堂派下事蹟。照日據初期德化堂、德善堂管理人盧普省手抄之資料，嘉慶2年（1797）漢陽堂派總勅盧普耀，派其弟普濤來台考察教務兼弘法開教。普濤駐錫府城多年，傳徒頗多，聲勢大盛，謝普爵是本地人較早入其門下的。嘉慶4年（1799）門徒李普順鳩集同教齋友，捐款壹千圓，遷建「化善堂」於海頭社（今安平效忠街）。嘉慶8年（1803），普濤將堂務交付謝普爵，返回大陸。[12]

　　根據《普門墓誌》，謝普爵謚志誠、諱光勳、普爵是其法號，生於乾隆丁酉（42,1777）年。他原籍泉州府惠安縣文筆山腳人。在其祖父時代，即渡台，居住於鳳山縣竹戶庄。謝普爵年輕時即來台南府城謀生。

　　由其簡歷可知，謝普爵是本地人，盧普濤將漢陽堂派在台領導權交由他負責，是該教派本土化的開始。

　　嘉慶19（1814）年，台南本地齋友黃丑（普時）鳩集齋友捐錢，在廣慈庵街覆鼎金境，建築「德善堂」，前後共計費金貳仟元[13]。資料記載，德善堂的核心人員如下：[14]

11. 李添春前引書，頁82。

12. 同註3。

13. 同註3。

14. 這是根據盧普省抄本、《普門墓誌》綜合所得的。

頁245

　　其中李英才是有功名是“例貢生”，亦是樂善齋人士[15]。根據德化堂保存的清代木刻經版題記，李英才在道光乙未年（15,1835）捐刻《六祖壇經》、道光16年後（1836）捐刻《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道光18年（1838），捐刻《三世因果真經》、《金剛經論》、《佛夢袓師因果錄》此外，尚刻捐一《大藏血盆經》。[16]

　　在《六袓壇經》末頁鑴刻經弟子名銜：

嘉邑北門內街貢生加軍功六品職員黃永淳

臺邑候補分府許朝錦

臺邑貢生李英才

嘉邑弟子杜有慶[17]

　　另在《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第六十九葉臚列印送姓名如下：

嘉邑北門內貢生軍功職員黃永淳、嘉邑總爺街弟子杜有慶、臺陽郡城內例貢生李英才、臺郡松雲軒府縣學佾生盧崇玉、嘉義太保庄軍功增廣生王朝肅、德化堂、德善堂、化善堂諸弟子信女[18]

　　對照二則刻經題記，可知嘉義、台南一帶的部份士紳，參與齋堂的印經活動！從人際網路來看，這些士紳極有可能是因李英才之關係捐貲刻經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士紳除了刻印佛經外，並未參與善書類經卷的捐刻。在現存道光18年的《三世因果真經》經版上寫著：

捐資刻經弟子，例貢生李英才捐銀番貳員文，歐陽友捐錢臺千參百文，方祿捐錢臺千文曾大海捐錢捌百文，黃普天、吳月德、潘

15. 德化堂藏清代松雲軒雕版《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註解》卷首＜心經序解＞及六十九葉。另見楊永智＜從台南德化堂珍藏的清代古書板談起＞頁12，《歷史文物》75期，1999年10月。

16. 這些經板現藏於德化堂，其內容見楊永智前揭文。

17. 另見楊永智前揭文，頁8。

18. 另見楊永智前揭文，頁12。

頁246

得陞各捐錢陸百文，蔡宗沛、歐陽立、慶粽、林寶官各捐錢四百文。

謝志誠、林坤光、黃新孫、黃光當、楊虎、蔡春榮、蘇依老、林道宣、陸天助、鄭副龍、洪兩老、張直講、方鵬喜、張採郎、陳燦、許鴻騰、陳水老、陳瑞氣，各捐錢二百文。

蘇泥生、蔡宗淋、洪涼老、楊橋、盧炎老、陳普臨、鄭祖楊，各捐錢壹百文。

文中的黃普天、陳普臨，從普字看很明顯是龍華教徒，而李英才、吳月德、歐陽立則是德善堂的核心成員。至於謝志誠就是台南龍華教漢陽派首領謝普爵，這時他正在籌建新的齋堂，故捐錢不多。據盧普省手抄：

德化堂齋友謝普爵、歐普義、黃土司、嚴海浪、李普定，道光拾七年謝普爵，鳩集本堂齋友捐綠建築先後計費金四千圓。[19]

　　對照德化堂沈普恩咸豊6年手抄資料[20]，謝普爵在道光17年，鳩集齋友建築齋堂德化堂，這是對的，但僅指德化堂開始興工之期並非德化堂完工落成之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德化堂在咸豊6年德化堂倡建題名登錄以前，就已完成。

　　為什麼謝普爵等要興建德化堂呢？＜倡建德化祖堂序＞提供一點線索：

蓋聞奉佛即所以存心，祀宗正重於報本。東瀛地僻海濱，其間持齋奉佛者固自不少，然襌林佛堂每在幽閒清淨之區、車馬不擾之地，是我同人等僉議鳩金，選擇倡建糖間埕瓦厝貳座。地頗幽靜，是以重為起蓋煥然一新，爰于大廳設立佛堂。東邊另建一座，祀立齋朋九玄七袓香位，及功德主長生祿位并脫化道友總牌。雖曰初置其基，猶願同志有人增益而擴充焉。而且訂以久遠，毋許同人孫子或反覆，齋朋嗣後議分議析。蓋香祀必期于勿替，而恭敬惟要于益新，是之謂勝緣美事。願我同人相傳於不朽耳，今將倡建德化堂捐題善信姓名逐一錄登緣簿，及至收緣銀俱登大簿以垂不朽，並將永遠條規開敘其略以列于後云爾。

時咸豐陸年歲次丙辰桂月　吉旦[21]

19. 同註3。

20. 沈普恩咸豊六年抄本，前題“恭紀德化堂勝跡”，第二頁題“倡建德化祖堂序”。

21. 同註20。

頁247

　　由此大概可知，德化堂的興建，是為了提供齋友清幽的修行環境和解決齋友往生的祭祀問題。以往，復信堂派齋友死亡，遺體不是運回大陸，就是葬在法華寺旁和南門新南壇的墓地等處[22]。齋友只在清明、中元、忌月等，才上墳祭拜，故堂中置有“普門墓誌”，供作祭拜參考！在德化堂設立七祖堂、功德堂後，堂中齋友去世後的拜祭，基本上在堂內舉行即可。另一方面，功德堂的設立，亦替德化堂開闢了財源和回饋捐建者。

　　除了以上這些設想外，謝普爵倡建德化堂，恐怕與其想“開山立堂”的心態有關。在此之前，他曾在安平化善堂活動一段時間，好不容易接任檨仔林開化堂的值東，但又碰上開化堂被官方所廢，謝普爵始終未有自己的根據地。這對一個教門的地區領導者而言，無疑是極大焦慮（壓力）！

　　故在其七十歲時，仍倡設德化堂。在德化堂設立後，他是頗為用心於堂務的，於其晚年還特請專人訂定堂規[23]。據沈普恩手抄，其堂規重點如下：

一道友先品行而後功夫，每遇供期潔整衣冠瞻仰佛像。談道尋宗、朗誦科教，勿謂至堂議論是非，罔談長短，甚至高聲嬉笑、惡語喧嘩，有沾清規，各宜勸勉。

一齋堂為習靜之所、樂善行仁，須宜溫良恭儉，遇供期拜佛，猶如見帝雍容揖遜，論品級而登堂……序年齒而排列……

一住堂……諸道友須宜體貼，每遇佛散供，各道友紛紛散坐或在庭中灶下，或與暉家人坐談。苦行之人捧供飯散分，如無請暈家人未免怠慢。倘有一二位道友失覺分無著者，致生怨恨。余思此碗供飯內含萬，象非同小可，必須珍重。若散供飯者，廳罄聲一響，諸友親至前天棹取領。如不來取領，難以怨恨，再廳罄聲二響者散供糍，又廳罄聲三響者散供菓，如前親領。女眾揀一二老成熟識到法船棹支領。凡眾凡用完，同向佛問訊，幸勿輕忽。[24]

從德化堂堂規中注重“供期”提及堂中誦“科教”及供飯中的象徵意義和“法船棹”都顯示德化堂濃厚的的龍華教性格，這一點亦可從當時德化堂所藏文物、經卷看出：

一三公椅叁塊。

一三公椅褥全付，此二條開化堂底。

22. 清抄本《普門墓誌》。

23. 同前註。

24. 同註20。

頁248

一五部白文臺部，方四爺置。

一五部經註解貳付。

一指月錄經拾本壹部。

一柴面金剛經卷參付。

一過褙柴面金剛經卷肆付，姚普恩置，寄天師壇。

一孝義經計五部。

一金剛註解四本。

一真修寶卷貳本，洪普地置。

一香山修行卷伍部。

一妙法蓮花經四本。

一香山度眾四部。

一雜號因果經拾貳本。

一上中下科教拾柒本。[25]

三公椅係象徵龍華教羅、殷、姚三位袓師，而五部白文，係指沒有註解的龍華教經典《五部六冊》，《孝義經》則是《明宗孝義寶卷》，而「上中下科教」則指龍華教儀式用書《彩門科教》。《香山度眾》則係講述龍華教二祖殷繼南事跡之經卷而《金剛註解》、《妙法蓮華經》等則是佛經。依此來看，清代的德化堂的宗教屬性說是內齋（龍華教）外佛應不為過！

　　咸豊6年10月7日，謝普爵去世，德化堂文物，堂產交由在樂街正順號歐普義管理，而漢陽堂派在台領導權則傳給李普極。此後的德化堂情況，由於資料缺欠，不知其詳，但從同治五年該堂獲得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丁曰健贈匾「惠普群生」一事來看[26]，其時的德化堂的人際網絡與社會教化應是頗佳，故能獲得官方的肯定。

光緒15年8月15日，德化堂舉辦「光場」法會。這是龍華教最重要的法會[27]，為期七天。從德化堂保留的資料來看，德化堂曾函請鹽水港善德堂、欉仔腳（朴子）心德堂、正心堂、嘉義城內太元堂、鉉德堂、外埔街正順堂、

25. 同註20。

26.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前附圖片頁2及正文，頁87。

27. 清光緒己丑(1889)年普揖抄《功德總式》。

頁249

本廳庄德和堂等堂參與盛會。由此可知，清末的德化堂已和嘉義、台南一帶的龍華齋堂，有所往來！

二、日據時期的“德化堂”

　　光緒21年（1895），馬關條約成立，台灣主權歸屬日本所有。不過，這一政權的轉變，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抗，除由巡撫唐景崧等官紳，組織“台灣民主國”對抗日人外，台灣各地亦出現不少抗日活動。日本政府為順利接收，派遣大軍至台灣，進行征伐。

　　在敉平紛爭的過程中，日本佛教中的淨土宗、曹洞宗、真宗本願寺派、臨濟宗等，亦循往例派遺僧侶當從軍佈教，隨軍活動。他們從事的工作，大致如下：

（一）訪問各兵營，傳達本山的意志，授與名號，寄贈書籍等。
（二）訪問醫院，對患者給與安慰等事。
（三）于適宜之所開教筵，對士兵與軍夫演說關於安心立命、及衛生風紀等事。
（四）處理死者的遺骸，或火葬、或埋葬等葬儀之事。
（五）舉行追弔法會之事。
（六）將死者的遺骸及遺物，送至本人鄉里。[28]

　　此外，傳教及考察台灣各地民情風俗及宗教狀況，作為傳教的評估，亦是從軍佈教使的主要活動。日本領台初期來台之從軍佈教使以日本曹洞宗佐佐木珍龍等人較為著名。根據《宗報》，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龍在1895年5月入台後，即奉曹洞宗大本山之命調查台灣的宗教。曹洞宗大本山後即根據他的報告，展開對台佈教。於明治29年（1896）2月日本曹洞宗大本山，特派本田韜光、足立普明、佐佐木珍龍、若生國榮、櫻井大典、鈴木雄秀等前往台灣，傳教及教化，慰問守備隊人員。同年五月，本田韜光因公回日，而櫻井大典亦於六月因病返回日本。1896年7月時，曹洞宗大本山，再派長田觀禪、陸銊嚴、芳川雄悟布教使來台，並於台北設置曹洞宗宗務支局，以陸鉞嚴為教務監督，佐佐木珍龍任宗務監督，並將台灣全島分為三教區，

28. 參見松金公正＜關於日據初期日本佛教從軍佈教使的活動──以淨土宗佈教使橋本定幢《再渡日誌》為例＞頁384-386，《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1999年。

頁250

陸鉞嚴、佐佐木珍龍、芳川雄悟在台北、足立普明、長田禪觀在台中、芳川雄悟、若生國榮在台南、負責周邊區域的傳教工作。[29]

　　根據總督府檔案，明治29年（1896）2月，本田韜光等曾向總督府投遞“來台意旨書”表達其來台之目的。其相關內容如下：

一、漸次歷訪臺灣摠督府民政局以迄兵站部等兵營病房慰問其中人員。

二、本島既歸我國版圖，爾來大政府為收治安成效，孜孜奮勵，而宗教扮演角色實亦不應忽視，故我大本山管長特命吾等速來臺教化人民，翼贊政治。於今吾等來臺教化人民，固應視病投藥，隨機應對，然其大要則先以附件第壹號為基準。

三、對於本島寺院之住持、僧侶，必須特別深加啟發，今略述其大要如附件第貳號。

四、支配人心固為宗教之本分，而以宗教事務為已任者，必熱心感化臺民之精神變為我國風貌而後止，此為必然，固不待多言也。

五、為感化臺民之精神變為我國風貌，先借用寺院或適當之民宅設立教場，教授簡易之日本國語及國文，或施行修身、佛教通俗教義等，灌入臺民之心靈，使其早日奉戴本朝之施政作為，以其報答聖恩。[30]

　　對於曹洞宗的建議，總督府雖然沒有贊成 ，但也未反對，於是這些曹洞宗布教使，遂按照原計畫在台開展傳教。資料記載，在短短的時間內，在台北縣已有艋舺龍山寺等十四間寺廟，簽約加盟為日本曹洞宗之末寺（分寺）[31]。明治29年6、7月，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龍在台北、若生國榮於台南、足立普明於彰化，各設有一所國語（日語）學校，教育本島人學習日語[32]。根據資料，若生國榮設立的學校是在萬福庵，這間寺廟在台南城內，此時已簽約加入日本曹洞宗，成為其末寺[33]。當時，曹洞宗在台南的大本營是設在大天后宮。若生國榮、芳川雄悟二人就是以此為根據地，在台南、鳳山一帶傳教，吸收不少寺院齋堂加入曹洞宗，德善堂、德化堂即是其中之二。在《台灣新報》記載其事

29. 釋慧嚴＜西來庵事件前後台灣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頁285-292，《中華佛學學報》10期，1997年。

30. 溫國良編譯《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28年10月至明治35年4月）頁25，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

31. 同前註，頁2-3。

32. 釋慧嚴前揭文，頁294、297、298。

33. 《宗報》8號，頁12。

頁251

云：

曹洞宗布教師若生國榮氏，久在台南努力於弘教，信依者漸多，頃東蒞臨，于本宗大會議信徒數百人為開祖道之宴，且托以獻呈開祖之物件，附之以文曰：台灣島台南城內德善齋堂、德化齋堂諸，頓首拜於永平寺貫首敕特賜性海慈船大禪師座下，總持寺貫首敕特賜法雲普蓋大禪師座下。蓋聞四河入海匯歸於一，萬步參禪，同歸於宗。地有南北之分而佛無你我之別。逢佈教師若生國榮傳教來台，顯結拜佛之盟，共行教化。今聞璇歸，特表微情於座下，謹呈歸掉裙二幅、香金若干圓奉申，明治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德善齋堂、德化齋堂信徒仝獻。[34]

由此可知，最晚在明治29年9月28日前，德化堂已簽約，加入日本曹洞宗。不久，安平化善堂齋友洪普朗、甘普降、王慶等亦代表“大日本本曹洞宗台南縣信徒“獻經于曹洞宗布教使芳川雄悟及台南縣知事。[35]

　　明治29年11月29日，曹洞宗佈教使陸鉞嚴巡迴台灣全島樞要之地，考察佈教狀況，沿途除在軍隊演講外，亦在新竹城隍廟、台南府德化堂內向本地人傳教。根據《宗報》，當時是由芳川雄悟陸銊巖陪同赴德化堂佈教的。[36]

　　明治30年（1897）1月，曹洞宗公布實施＜台灣島布教規則＞，將原來的三教區，細分為第一期布教區、第二期佈教區。其中「台北、宜蘭、基隆、淡水、新竹、台中、鹿港、彰化、雲林、苗栗、埔里、台南。安平、嘉義、鳳山、恆春、打狗、澎湖島。」是第一期布教區，優先佈教[37]。芳川雄悟即在此時轉任鳳山佈教，不久，若生國榮亦轉任新竹教區。其遺缺由陸鉞巖接任。

　　根據《宗報》記載，陸鉞巖是在明治30年3月抵達台南任職，隨即在曹洞宗支局內設立國語夜學校，努力傳播日語[38]，這是由於他有感於推廣教育，必有助於佈教，尤其是對台灣人佈教，學校教育事業更是不可或缺。因為他認為以台灣人的性情來看，雖一時皈依了曹洞宗，也決不是出自內心真

34. 《台灣新報》明治29年10月10日。

35. 《台灣新報》明治29年10月28日。

36. 《宗報》7號，頁10。

37. 釋慧嚴前揭文，頁293。

38. 《宗報》20號，頁14。

頁252

正的皈依，只不過是為了一時的方便而已的緣故[39]。陸鉞巖自述，自明治30年6月，其在台南的佈教活動大致是這樣：早上至曹洞宗國語學校授課、後從事佈教活動（如至監獄弘法、舉行讀經、講經活動、至聯絡寺院處理事情）。或替日軍官兵舉行葬儀、晚上則在夜學校授課。其中在6月12日，曾應德善堂之請與助手二人至該堂讀（誦）經，傳教，約有信徒七十餘人參與，7月1日，則訪問德化堂。[40]

　　資料記載，由於陸鉞巖熱心傳教及設立、推動國語學校的教育成效良好，於明治31年（1898）1月，得到大本山的獎勵同年中，陸鉞巖每月一次在德善堂、化善堂和德化堂對台灣人佈教[41]。這一年「德化堂」太空陳日三奉曹洞宗特派員陸銊嚴為導師，陳並被委任為曹宗說教員[42]，當時台南龍華齋堂多加入曹洞宗派下。盧普省手抄說：

我台南龍華派下，自帝國領台已認許為曹洞宗之信徒，凡有辦齋供佛之期，延請布教師來誦經說教。[43]

明治30年（1897）前後，台灣寺廟齋堂中簽署加入曹洞宗的，約一百餘九十間。主要是因日本佔領台灣之際，軍隊、政府人員佔用寺廟的情形，引起台灣僧侶或住持對己身寺院之命運，不能掌握，所以才求日本佛教曹洞宗之保護。[44]

　　當時的簽約內容，據總督府保留的抄本，是這樣的：

誓約書，當寺以禪宗之宗義創立，而傳承其法燈來者也。明治二十八年台灣全島為大日本帝國之版圖，故當寺亦為帝國禪宗曹洞宗大本山之末寺，永久遵守其宗義制度。今茲裁誓約書，以為憑據。[45]

由此可略窺，日本曹洞宗布教使是以禪宗法脈相同及政權轉移，來誘騙台灣的寺廟，成為其下屬末寺。不過，此一具強制性的簽約行為，在明

39. 釋慧嚴前揭文，頁298。

40. 《宗報》15號，頁17-18。

41. 前者見《宗報》27號，頁10，後者見《宗報》46號，頁13。

42. 民德寫真館編《紀元二千六百年記念台灣佛教名蹟寶鑑》（民德寫真館，1941年）「德化堂」部份。

43. 同註3。

44. 參看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台北南天書局，1996年)，頁140。

45. 溫國良編譯前引書，頁2。

頁253

治31年5月遭到總督的否決，不具效力。[46]

　　由於總督府公權力的介入，阻止了台灣寺廟淪為日本佛教末寺的趨勢，穩住了台灣寺院的主體性。在這樣的局面下，日本曹洞宗與簽約加盟的寺廟的關係由原先的本山──末寺上下隸屬轉變成地位平行的聯絡關係。也就是說，二者只在場地、人員等互相支援，而曹洞宗僧侶並無法干涉該寺廟儀式、人事和經濟（財產）。以德化堂為例，明治32年日本曹洞宗尚藉德化堂講經，然而，在德化堂明治34年（1901）的修繕過程，看不到日本曹洞宗的經費補助，反而是其他齋堂多所幫助。如先天 道報恩堂、金幢派西華堂都有捐款贊助！[47]

　　這種跨教派的互助，隱約顯示台南吃齋各教已突破原有的藩籬，朝向宗教合作的新思考！明治35（1902），台南廳當局編《南部台灣誌》，將吃齋的三個教派視為佛教中的“持齋宗”[48]，進一步使龍華、先天、金幢三教朝共同意識“齋教”的形成邁進。明治40年（1907），台灣舊慣調查報告書正式命名三者為“齋教”[49]。至此，官方已視龍華、先天、金幢三教派為共同體“齋教”。

　　大致在在家佛教“齋教”共同體的形成同時，台灣本土佛教，亦在明治末年有極大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表現是凝聚集體力量。這一點，無疑是受到日本佛教傳入台灣的新佛教風氣的感染，但其實際推動者則是善慧法師。[50]

　　資料記載，他俗姓江，名清俊，生於光緒7年（1881），是基隆人。明治29年，他在源齋堂，由張太空引進龍華派，法名普傑。其時，基隆地區鼓山湧泉寺僧妙密、善智、妙性、元精來基隆地區募款兼說法[51]。江善慧常去親近，明治35年由善智法師年攜同到湧泉寺出家、受戒，後返台籌建靈泉寺。明治40年（1907），善慧法師加入日本曹洞宗，並普山為靈泉寺住持。

46. 同前註，頁179。

47. 台南廳編《南部台灣誌》（1902年著）頁35-43，此處用的是成文出版社複印本。

48. 同前註，頁25。

49. 江燦騰《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據時期台灣新佛教運動的頓挫與轉型》頁83-85，台大史研所博士論文，2000年。

50. 王見川＜台灣近代佛教史四論＞頁166-167，《台灣文獻》51卷3期，2000年。

51. 同前註，頁165-166。

頁254

明治44年（1910），他赴日本東京請大藏經，並領受為日本曹洞宗布教使[52]。不久，善慧又赴中國考察佛教，返台後巡歷全台知寺院、齋堂：

宜蘭　振昌堂　募善堂

臺北　源信堂　觀音凌雲寺　善慶堂　靜修院　拱北堂　惟善堂

新竹　靜業院　善導堂　三聖宮

桃園　元化院

臺中　慎齋堂　壹善堂　曇花堂　德意堂　存德堂　善德堂

嘉義　朝天宮　奉天宮　慈德堂　龍德堂　義德堂

臺南　開元寺　法華寺　西華堂　慎德堂　德化堂　報恩堂

阿緱　慈鳳宮　崇光寺　等[53]

　　善慧法師之所以選定這些寺院齋堂作為拜訪對象，主要與它們曾經是日本曹洞宗的簽約寺廟有關！此行他並非單純的參訪，而是尋找具有相同新佛教理念的合作夥伴！《台灣日日新報》即記載說：

臺南大北門外開元寺，其住持永定上人，於二十日為先皇陛下虔修三旬佛事，恭安御座於正殿大集僧侶。臺灣月眉山靈泉寺善慧上人亦雲遊到此，將募集設立愛國佛教講習會。是早均在御座前虔誦佛經，仰祈冥福，而來賓參拜者，亦不乏人。[54]

　　由此可見，善慧法師全島巡歷寺院、齋堂目的是想成立“愛國佛教講習會”。此講習會是本島佛教徒最早主辦的佛教講習活動。在《靈泉寺沿革》(抄本)中有提及：

愛國佛教講習會

壬子之秋築講堂（木造）於天主殿左畔。善慧和尚，臺灣佛教教育之設，蓄諸衷懷已久，乘此特機即與大本山台灣別院長相議，擬設佛教講習會，定於八月二十日發會式，九月二十日閉會。其宗旨欲養成布教人材，令一般人民共發遵皇奉佛之精神名曰愛國佛教講習會。講師即與即支那會泉印月師、內地渡邊淳師、善慧……，會員即臺南、嘉義、阿緱、台中、新竹、臺北各諸方面及本寺住單四十餘人，成績頗優異。

52.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頁135。

53. 《靈泉寺沿寺》（抄本）。

54.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8月22日。

頁255

　　壬子年是大正元年（1912）。從中可知，愛國佛教講習是在大正元年8月20日舉行開會式，其宗旨「欲養成布教人材，令一般人民共發尊皇奉佛之精神」，故名“愛國佛教講習會”。需要說明的是，愛國佛教講習會舉行的時間並非在8月20日，而是在9月1日，而講師除中國會泉法師、日本渡邊講師外，尚有開元寺永定法師，《台灣日日新報》即云：

佛教講習會之開幕，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師，曩者邀同曹洞宗別院主門協探玄師等，就本島人布教事宜，認真考究。擬以開發本島僧侶，為其第一著手，經得全島寺院僧侶，及諸信徒贊成，特在靈泉寺，開設愛國佛教講習會，以為教育機關。於本月一日門協探玄師，臺南開元寺住持釋永定，支那僧釋會泉、渡邊講師，暨基隆臺南重要信徒等列席後，舉開會式。又該會講習科目，會佛教，漢籍、歷史、說教等講習者概係本島僧侶。約三十名云。[55]

其中的渡邊講師是曹洞宗布教使渡邊靈淳，支那僧釋會泉則是閩南名僧，後創辦閩南佛學院的會泉法師。當時，他擔任佛教科講師，講述《心經》、《金剛經》等經論，深受好評[56]。據心源法師的回憶，其時的學員有鹿港許林、台南陳耀文、洪池等人。[57]

　　從德化堂保存的文獻來看，洪池、陳耀文等台南齋堂份子，可能是以“齋心社”名義，參與“愛國佛教講習”。資料記載，“齋心社”是台南齋門（龍華、金幢、先天）三派，在大正元年（1912）成立的聯合組織。當時參加此一組織，共有七間齋堂：[58]

化善堂　　　　　　　　　　西華堂　　　　　　　　　　報恩堂

德善堂　　　　龍華派　　　　　　　金幢派　　　　　　　先天派

德化堂　　　　　　　　　　慎德堂　　　　　　　　　　崇德堂

　　每堂每年辦公供二次。其公供之期，各堂人眾齊集演說經教，並宣講聖諭及前賢處世治家格言。若非持齋之人，亦任其靜坐參聽。值東者午刻齋

55.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元年9月5日。

56. 李添春＜我與會泉大師的一段因緣＞頁145，收於《會泉大師二十週年紀念刊》，南洋佛學書局，1966年。

57. 賢頓＜回憶心影＞頁85，收於《會泉大師二十週年紀念刊》中。

58. 同註3。

頁256

粥一餐，午後五時素席，節儉表敬．不尚奢侈，其費係各值東者支理[59]。“齋心社”的聯合約束章程如下：

第 一 條：聯合會之主旨為保護宗教安寧之秩序，特設約束章程，以便會中人持守遵約奉行。

第 二 條：聯合會就各派齋堂共名齋心社，設立會長、總代、說教員而於稱呼可以仍循舊章，不用變更名義。聽各派或稱老板，或稱先生，或稱頭領，或稱護法，或稱掌教，或稱護教，均從其便。

第 三 條：約東之宗旨，首要遵守國法王章，賦稅早完，勉為良善，以盡人民之義務而符宗教之規程。

第 四 條：持身忠孝廉潔，兄弟友愛。朋友信義，訓妻教子。待人以恕，律己以嚴。財物交接取與分明。各勤職業，安分營生，以為宗教之完人。

第 五 條：凡我宗教人等，喜為佛門弟子，幸作聖世良民。三教原同一家，須當互相和睦。各派今既聯合，不得妄分歧視，以守教民之資格。

第 六 條：既入宗教，不可又去會盟。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結黨成群，奸淫賭盜。或藉神佛名號，誘騙愚民財物，以及行符咒水，戕賊人命。此為違背宗教之正道，立即逐出教外，稟官懲治。

第 七 條：或有蔑視官長，誹謗時政。炫異矜奇，捏造邪說，惑世誣民，以及分門別戶，滋生事端，不受誥誡者，亦即逐出。

第 八 條：各派齋堂如有徒眾，偶犯小過。掌教務須諄諄開示。彼既知過，當使其在佛前懺其前愆，觀其後。倘有頑梗之徒，知過不改，反爭為是，甚至誹謗師長，嫉妒同人。聽堂主知會各堂公同革出。

第 九 條：凡要引進入會之人，須擇其品行端方誠實篤信，才許其皈依。倘若素有蕩檢踰閑不正行為者。今既改悔從善，務宜暫寬，細詳查察其行為。果有改變，以引進人作保證，方許入會。若凶暴陰險之徒，決當拒絕。

第 十 條：各派齋堂，務須設置同人錄，男女各一本。內載入會者姓名、年歲。其會中人或有死亡，并及斥革退會，詳細登冊，以便稽查。

第十一條：以上章程，或有未周至妥洽，均可增刪。聽臨時開堂

59. 同註3。

頁257

酌議，盡善盡美，以便舉行。

第十二條：各教友如與教友交涉之事，聽各教堂公議和平了結。如與教外人交涉，各教堂概不干涉。[60]

　　這個“齋心社”是台灣齋教三派的首次聯合，雖僅限於台南地區，但已為未來齋教全島性聯合，奠定基礎。李添春認為，此佛教會之組織（指“齋心社”）當時，正所謂西來庵事件時代，余清芳等大起革命以藉神道設教，來號召全島民心，設本部於臺南市西來庵，出入全島齋堂，因此齋教信徒之中受累者不少。故有佛教會之設，以別邪正[61]。其實，這是個誤解。在＜愛國佛教會台南齋心社宗教聯合小引＞中說：

且夫宗教之設立，原為覺民而佐王化盡善之治也。無如人心不古，覺悟者少，迷昧者多。竟將至善法門，愈習愈紛，日趨日下而旁門異端，由是而生焉。甚至行符咒水，妄談禍福，謠言鼓眾，左道惑人，混稱齋眾，此實為宗教之罪人，善門之蟊賊也。我齋堂或有不辨誠偽，莫知良莠被混入，誠恐惹出違背政府治安之法，必遭無辜受累之愆。各教友亦難辭其咎耳。今者文明時代，豈容是輩，魚目混珠。我等有鑒於斯，爰是聯合各堂道眾共成團體，擴張教會，公訂章程以絕外患之來侵，而持宗教之秩序，各宜遵約整理，是所厚望焉。[62]

　　這個“齋心社”聯合小引是盧普省太空在大正3年（1914）手抄，呈給保安齋堂中高層人員閱覽的。隔一年，西來庵事件才爆發。資料記載，余清芳是西來庵鵉生，從扶鵉號召群眾反日並積極在全省齋堂出入、聯絡[63]。所以在西來庵事件發生後，台灣各地齋堂，頗受日警調查，騷擾。由於“齋心社”擁護政府及闢邪的立場鮮明，台南的齋友並未受到迫害。

　　大正4年（1915）8月，總督府鑒於西來庵事件中宗教的支配力量，開始進行全島性的宗教調查，意圖藉此澈底瞭解並掌握台灣各種宗教信仰的背景和生態，以防止類似“西來庵事件”的再發生。負責督導此次宗教調查事務的人是丸井圭治郎。大正8年（1919）總督府內務局設立「社寺課」管理台灣宗教事務，丸井圭治郎出任首任課長。

60.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37-40。

61. 李添春前引書，頁113。

62.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42。

63. 王見川、李世偉《台灣的宗教與文化》（台北博揚文化，1999年）頁315-321。

頁258

　　相對於官方的調查、管理動作，身處風暴圈的台南市齋教領袖陳耀文，為撇清嫌疑，乃與日本曹洞宗布教使，籌組佛教統一會，《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其事云：

佛教統一會之進行：本島佛教萎靡不振，而廟堂之中，又多迷信，漸失本來面目，是於社會上大有關係也。近者督府有約束寺廟之議，現已派員調查，於是臺南市報恩堂陳耀文居士，乃與曹洞宗今西、水尾兩禪師，籌設佛教統一會，以謀革新，現已成議，趕於大禮之時開設，以為紀念。聞其宗旨有二，其一宣布佛陀之真理，以超度眾生；其一仰體也仁慈之聖旨，以安心樂業。此會一成，其於精神之振與，當大有裨益也。[64]

　　在這次的佛教統一運動後，陸續有“佛教青年會”，“佛教道友會”的成立。這一連串的佛教組織活動，引起主管宗教事務的丸井圭治郎，思考建立台灣宗教界秩序及提昇佛教徒素質的必要性。因此促成「南瀛佛教會」的成立和「台灣佛教龍華會」的立案。

　　資料記載，台灣佛教龍華會濫觴於大正7年（1918）斗南龍虎堂主沈國珍、鹿港恩德堂主林普海、嘉義先王齋堂主方氏秀等的構想[65]。原先，他們只想聯合建立一永久寺院，作為布教之用。《台灣日日新報》上即說：

建立宗教寺院：本島在來之寺院齋堂，除大者二、三外，概不整理。所屬財產。徒以充管理人之私腹者，到處實不少其事，且其佛像亦多而雜。今回嘉義街，有先天、龍華、金幢各派堂主及地方篤志家為發起，欲建立一永久意義之寺院，以為布教場。協議之後，前月未既邀集關係者，選土地于該街南門，照內地本島折衷式，建一臨濟宗寺院，建築費按三萬餘圓，地方篤志家沈國（珍）、陳清秀、方氏秀以下廿二名，共釀一萬七千餘圓，所餘一萬餘圓則由地方有志者募集之，臺北既命東海開教師出張其地，以與官廳交涉，為諸般準備，開火山大仙岩廖炭者，實此事之中心人物，大有所盡力焉，顧此計畫實為他處所未嘗見，蓋本島人所有信教傾向，始有此現象，故官亦有意欲與以便宜云。[66]

由此可見，一、沈國珍、方氏秀等齋教三派人員合設的寺院是在嘉義街；二、這是一新設“內地本島折衷”式的寺院，隸屬於臨濟宗；三、當時，出面與官廳交涉的是東海宜誠，而大仙岩管理人廖炭是居中聯繫的關鍵

64.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10月19日。

65.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252。

66.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2月6日。

頁259

人物。

　　或許是在廖炭，東海宜誠的建議下，沈國珍等人的計畫有了改變，擴大聯合全省齋友，成立共同組織。同年三月，全省齋堂代表者一百二十名，齊集在斗南龍虎堂，商議聯合事宜。當時，他們鑑於「奸黠不逞之徒，利用佛法，鼓動無智之輩，觸犯官憲忌諱（即西來庵事件）和「齋教」三派孤立、墨守成規，喪失活動能力的現象，因此決議此一聯合組織，名叫“台灣佛教龍華會”並希由此改善齋教的體質[67]。為什麼叫“台灣佛教龍華會”呢？照《台灣日日新報》所言，這是因為佛教金幢•龍華•先天三派中，“就中龍華信徒最多，故名其大者焉。[68]

　　「臺灣佛教龍華會」是臺灣全島齋教徒首次聯合成立的組織。關於它成立的時間，現存資料記載三種不同時間：一是增田福太郎＜臺灣ソ寺廟メ巡歷ウサ一嘉義郡＞一文記錄的大正9年（1920）3月14日，一是《臺灣佛教大觀》及《臺灣省嘉義縣市寺廟大觀》記載的民國17年（1928）6月，另一是村野教顯＜在家佛教シウサソ齋教＞一文中提到的大正12（1923）[69]。參照「臺灣佛教龍華會」大正11年（1922）四月聘請朝天堂堂主林石（普多）為評議員的證書及大正9年（1920）、11年（1922）的收支計算書，可知「臺灣佛教龍華會」創立於大正9年的說法，較為可信[70]。當時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上即說：「台灣佛教龍華會，大正9年3月，始舉呱呱之聲」。[71]

　　根據記載，「臺灣佛教龍華會」，首任會長是廖炭，副會長是林普海，沈國珍，顧問有臨濟宗布教使東海宜誠[72]、嘉義郡守塚越。

　　其本部擬設在嘉義南門外的山子頂，並預備在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四州，設立二十八個支部。其成立的旨趣及會名的由來，在會內文獻＜齋教三派合同龍華會設立趣旨會＞中有所言及：

嘗夫本島文運與日月並進，人智同時勢爭趨，而物質上設施略備

67.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43-44。

68.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6月16日。

69.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45-146。

70. 同前註，頁146。

71.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6月29日。

72.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52。

頁260

矣。其政治上之效果，更進於自治制度之頒佈。吾人無不顧手稱慶，所可憾者唯精神上啟發，尚缺涵養。而島民雖浴我天皇階下之御，恩澤未能體一視同仁之深心。俗既未免，猶多墨守舊慣，不勝浩歎。然欲開島民心地，當以破邪顯正。得信大乘佛教之趣旨。開以自新之路，寔於吾教徒附與使命矣！竊謂從本來島人得信佛教，根底概雜，何以溯觀念於統一，必秘序團結圖振萎靡，否則不足為全島三百萬同胞提激也耶！是以齋教雖一，無如立派不同，則有龍華、先天、金幢者是也。吾人欲圖宗教之振興，必合其派而溯其源，互相聯絡庶幾眾志可以成城，同力自能舉鼎。因名曰龍華會，蓋取東來下生，彌勒三會咸歸於一致故也。同結龍天之綠，各修善後之果，必受學識階級指導。參酌日本佛教清規，權請金針撥醫，俾齋門內容，暫次改善，勿以捨近圖遠與支那本山舊習是沿。可決然與本國養成純粹宗風。讀其經而求其道。究其理而尋其源，知先覺而後覺人，斯可謂美矣！籍啟發島民心地，以資自治精神。涵養德性，共體佛陀平等，發大願力，施慈悲心，是以設立免囚保護及感化院等諸義舉，與夫社會相輝映。仗仰愛國護法之士，贊襄斯業，以期有成。惟願佛天加佑，好結般若之緣，共證菩提之果。善日積而日深，合屢推而屢廣，以違斯趣旨焉可。[73]

　　「臺灣佛教龍華會」趣旨，宣示的重點有三：第一是佛教龍華會名稱的由來。臺灣齋教三派，雖其崇奉的祖師並不相同。但在教義上，皆是信仰彌勒下生龍華三會。故以此共同信仰作為聯合會名。另一方面，它可能也反映會中龍華派佔優勢的事實。

　　第二是「臺灣佛教龍華會」，明白宣示學習日本佛教，斬斷與中國本山的關係，來淨化宗風，建立自己的本山。這個宣示，反映齋教徒主動配合形勢，積極日化的趨向。往後「臺灣佛教龍華會」，聘請臨濟宗僧侶東海宜誠，擔任顧問。歸隸日本臨濟宗派下，及建立「天龍堂」，作為齋教本山，即是這一宣示的具體實現。

　　第三是積極從事社會事業。對此，「臺灣佛教龍華會」標舉設立「免囚保護所」及感化院，作為其教化社會的首要工作。這種設立「免囚保護所」等類似機構，來收容受刑後重生者的作法，可能受當時宗（佛）教界從事釋放者保護工作風潮的影響。日本領臺初期，宗（佛）教界人士，雖已在監獄中從事教誨工作，但並無保護刑滿出獄重生者的觀念與作法。明治38年（

73.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47。

頁261

1905）佛教界人士成立「累功舍」，開始「免囚保護」工作。往後，全省各地陸續成立「免囚保護所」。「免囚保護」形成佛教界從事社會教化工作的要領。「臺灣佛教龍華會」，處於如此風潮下，選擇「免囚保護」作為社會教化的首要工作，也就不足為奇。

　　這個「免囚保護」的工作，是「臺灣佛教龍華會」的第一期事業。由於此事「事關公益」，得到地方當局的大力援助，提供監獄囚犯幫忙興工建築，該會設在嘉義監獄所旁之「免囚保護場」，終在大正11年（1922）6月28日第一期工事完工，並舉行開所式[74]。當日，和田法務部長親臨主持，並演述免囚保護之意義。[75]

　　嘉義免囚保護所完工，標示「臺灣佛教龍華會」社會教化事業的開始。除了「嘉義免囚保護所」外，「臺灣佛教龍華會」經過四次開會，議決未來的工作進程：第一期尚有改善宗教的法式，第二期事業在嘉義設立齋教三派本山「天龍堂」（意指先天、龍華、金堂（幢）），第三期事業在關仔嶺設感化院，第四期事業是在臺中州設立慈惠院。[76]

　　大正11年（1922）1月25日，「臺灣佛教龍華會」正式經總督府批準認可。該會設有十八條規則。「臺灣佛教龍華會」的規則，跟在它之前的「本島人宗教會」、「齋心社」等組織的章程規則相比較，宗旨、目的及組織較為明確。而與大約同時期成立的「南瀛佛教會」規則，略有異同。其中會費一項，「臺灣佛教龍華會」普通會員、正會員一時收費較「南瀛佛教會」為低。但「南瀛佛教會」可以分年付款，每年只要二圓即可成為普通會員。因此，「南瀛佛教會」招收會員較容易。加上「南瀛佛教會」的招收對象是全島宗教徒，而「臺灣佛教龍華會」主要以齋教徒為重點。

　　在大正11年1月「臺灣佛教龍華會」正式立案不久，「臺灣佛教龍華會」，即在斗南龍虎堂召開會議，商議成立支部，招募會員，以及進行「免囚保護」事業等事情。當時「德化堂」人員石學文，葉超然，洪池三人赴會[77]。同年10月，台灣佛教龍華會又在台南白河塵火山巖，開催（舉辦）講

74.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1年7月1日。

75.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1年7月1日。

76.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49。

77.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44。

頁262

習會，丸井圭治郎蒞臨致辭，期勉會中幹部，注意徒弟的養成教育，以為將來教化島民之所需，此即的大仙岩會議[78]。大仙岩是臺南地區知名的古寺，此時的管理人是廖炭。由於「臺灣佛教龍華會」的本山「天龍堂」尚未興建完成，只好暫借會長的地方開會。這次會議決議事項達十七項，主要是針對會中人事、經費、法會儀式、佈教及本山「天龍堂」建築，作出具體方針。其中在宣教方面，會議決定設立佈教員二名，囑託佈教員若干，佈教主任一人，聘請許林擔任。另在推展會務方面，主要是聯各全省各齋堂加入「臺灣佛教龍華會」，及遵守會中的規則與約定，針對吸收新會員，大仙岩會議決議派遣會長廖炭、顧問東海宜誠、佈教主任許林、副會長黃普海，沈國珍及評議員林杜、蔡培東、林石等人，前往全島各地宣傳。[79]

　　照天龍寺保存的資料＜本會與地方齋堂庵院佛教團體聯絡規程＞，台灣佛教龍華會與地齋堂聯絡規程如下：

78. 同前註。

79.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52。

頁263

　　大正9年「臺灣佛教龍華會」成立之初，原定計畫創設二十八個支部，至大正12年已成立二十二個支部。

　　德化堂是其中之一。負責人是該堂管理人薛塗成。根據《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德化堂成為“台灣佛教龍華會”支部，是在大正12年（1923）5月23日[81]。根據德化堂所藏＜臺灣佛教龍華會臺南支部發會式舉行御案＞記載，“德化堂”負責人薛塗成、盧世澤、洪池等，向當時台南州知事吉岡荒造等地力行政，警察官員，總督府內務局社寺課長丸井圭治郎，臺南州著名齋堂西華堂，慎齋堂，慎德堂，西德堂，報恩堂，擇賢堂，崇德堂，化善堂（台南市），德和堂．太元堂（嘉義），善行堂，信和堂，慈德堂，善德堂，明德堂（台南縣），道隆堂，善誘堂，和善社天壇經文社、講善局寺院法華寺，開元寺，竹溪寺，超峰寺以及臺南新報，日日新報等傳播媒體，都發出邀請函。出席的知名來賓計有：

吉岡州知事 　　　　　　　　　　酒白宗教係長

丸井社寺課長　　　　　　　　　 荒卷市尹

赤崛警務課長　　　　　　　　　 田村高等警察課長

真言宗佈教師　　　　　　　　　 丸井日蓮宗佈教師

魏得圓和尚（開元寺代理住持） 　東海宜誠顧問

龔振宗（慎齋堂）　　　　　　　 蘇光顯（慎齋堂）

信者，齋友八十餘名[82]

　　從「臺灣佛教龍華會」臺南支部成立的出席名單，可知（一）「德化堂」

80.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38-139。

81.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5月25日。

82.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46-47。

頁264

在台南地區的政教關係不錯，（二）該堂與開元寺似有往來！

　　根據手抄資料「臺灣佛教龍華會」臺南支部成立的程序為：

一、開會武 　　　　　　　　　二、齋眾登堂

三、聖誕祝讚 　　　　　　　　四、禮佛

五、獻香 　　　　　　　　　　六、齋眾退堂

七、發會致辭 東海宜誠　　　　八、州知事致辭

九、總督府社寺課丸井圭治郎致辭

十、佛教各宗代表致辭 丸井日蓮宗

十一、來賓代表致辭 高島居士

十二、謝辭　　　盧世澤

十三、閉式　　洪池

紀念攝影　供齋[83]

　　「臺灣佛教龍華會」臺南支部成立流程中的宗教儀式，主要是慶祝佛誕而舉行的。在眾多來賓中，臺南州知事吉岡荒造致辭，希望「臺灣佛教龍華會」不要消極避世，獨善己身，應積極參與社會教化事業，兼善天下。[84]

　　德化堂除了參與台灣佛教龍華會的活動外，大約同時，亦參加總督府社寺課主導的“南瀛佛教會”。這個組織，是由該課課長丸井圭治郎邀集台北附近知名的僧侶江善慧、沈本圓籌設的，《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0年3月2日即云：

創立佛教會：基隆月眉山住職江善慧、臺北觀音山住職沈本圓，為本島僧侶鉅子。者番因丸井社寺警長慫湧，糾合僧侶及齋友，圖臺灣佛教之興隆，去二十六日下午一時，假萬華俱樂部，會合臺北附近之僧侶及齋友主要者，由丸井社寺課長，說示二時間滿，一致贊成，籌創佛教會，推薦江善慧、沈本圓、陳火、黃監四名為創立委員……

　　原先，丸井圭治郎之所以會慫恿善慧法和本圓法師籌組佛教會可能受到台灣佛教龍華會成立之刺激。如前所述，此會與臨濟宗關係密切，丸井圭

83. 同前註，頁47-48。

84. 同前註，頁49。

頁265

治郎亦是臨濟宗信徒，若能在北部籌組一佛教會，則南北佛教組織盡是受臨濟宗影響，對該宗在台發展，甚為有利！不過在與善慧等人晤談後，即朝統一全島佛教邁進。《台灣日日新報》即云：

島人宗教設立團體：本島從來為內地人之宗教團體，雖有臺灣佛教會，而本島人之宗教團體，固未見設立者番社寺課，欲期統一之。丸井社寺課長，冀已出張中南部地方，對本島人僧侶及齋友，披瀝本島人宗教團體設立之趣旨，各已贊成，近將設立本島人大宗教團體，自是彼等之迷信，當得一新而於本島精神界，必將有多少之貢獻。[85]

　　明顯可見，丸井圭治郎出面整合台灣本土佛教界，實有出於宗教監督之考量！所以，才勞駕丸井圭治郎南北奔波說服各地僧侶、齋友贊同。

　　資料記載，這一佛教會大正10年（1921）4月4日在艋舺俱樂部正式成立，取名為“南瀛佛教會”，首任會長由丸井圭治郎兼任[86]。為什麼此一組織不稱“台灣佛教會”呢？主要是當時台灣已有一台灣佛教會。這是由日本在台僧侶與信佛者共同組成的[87]。為免混淆，丸井等人故不取此名。至於命名南瀛佛教會，據說是為了與“東瀛佛教會”區別，故立此名[88]。在該會機關刊物《南瀛佛教會會報》上寫著，此會之成立旨趣：

南瀛佛教會旨書：改隸至今已二十六載，這期間中在制度文物方面有許多改革，尤其是在物質設施上，更可謂是已臻完善之地步。

在精神設施方面與前項物質設施相較之下，則幾可謂之尚未就緒。島民多未脫舊習，迷信邪說雜然行之；加之歐洲因戰亂餘波未平，致使世界思想變調，波瀾迭起失其常軌。其風今席捲東洋，被及台灣。然而台灣正沈迷於物質主義，置享樂為第一。吾等應以一視同仁之宏觀，為島民同化之前途而努力。

然而，教化之道極為繁複難以單一，關於宗教之改善與振興之大業，以及思想之善導等，更是宗教迫在眉睫之時代使命。

觀請本島宗教界之實務，本島人之僧侶齋友等不論智識或社會地位皆甚為低下，小乘得勢，未能得大乘之真髓，僅僅祈求冥福，而未負起指導民眾之重責。

85. 《台灣日日新報》大正10年3月14日。

86. 《南瀛佛教會會報》2卷1期，頁23。

87. 江燦騰前文博士論文，頁104-105已有提及，我在《台灣日日新報》中，亦發現多處“日本各宗派合同「台灣佛教會」”的報導。

88. 釋道成《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1881-1963)》頁37，圓光佛研所畢業論文，1999年。

頁266

今以母國及本島共同釋尊之教法為共通點，圖謀整合內地佛教，藉佈教者之智德與涵養來傳授佈教宣導之法，則不但可振興改革本島向來之宗教，在提得其社會地位之同時，亦可為其思想善化之原動力，進而更有助於島民同化之目標。此乃吾南瀛佛教會設立之目的，並力圖得以增進島民之福利。[89]

　　德化堂早在“南瀛佛教會”成立前，於開元寺舉行的之籌備會“台南州創會協議會”，即派管理人盧震亨（普省）太空，前去參加，並擔任創立委員[90]。不過，在“南瀛佛教會”成立時，該堂並未有人當選理事或幹事，直至大正12年，德化堂洪池才當選為該會理事[91]。南瀛佛教會是當時台灣本土佛教界最重要的團體，該會理事是按州分配，也就是說全台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州，每州最有實力的寺院或齋堂的住持或堂主，方可能被選為理事。大正12年9月，南瀛佛教會共有十五個理事，台南州有五位，分別是王煌、開元寺住持鄭成圓、台灣佛教龍華會會長廖炭、台南慎德堂龔宗、德化堂洪池[92]。由此可見，德化堂已是台南州著名的佛教寺院。

　　根據《南瀛佛教會會報》（後改稱《南瀛佛教》），德化堂在大正12年以後的活動是這樣：

一、 大正14年4月11日，「南瀛佛教會」開第五回總會，洪池出席。（《南瀛佛教會會報》3卷3期，頁27，1925年5月。）

二、 德化堂於昭和3年4月參與臨濟宗妙心寺派「佛教慈濟團」慈善托缽活動。（《南瀛佛教》6卷2號，頁85，昭和3年4月。）

三、 「南瀛佛教會」於昭和3年5月開「全島佛教講演會」，洪池出任台南州管內委員。（《南瀛佛教》6卷3號，頁27，昭和3年5月。）

四、 昭和3年，洪池參加由「南瀛佛教會」在台南水仙宮主辦之「御大典紀念講演會」，並發表演講，（《南瀛佛教》6卷6號，頁71，昭和3年11月。）

五、 昭和7年3月，洪池參加在開元寺舉行之「南瀛佛教會」第十二回講習會。（《南瀛佛教》，10卷3號，頁2，昭和7年3月。）

六、 昭和7年4月8日，洪池參加「南瀛佛教會」在台南舉行之「釋迦降誕紀念講演會」。（《南瀛佛教》10卷4號，頁58，昭和7年5月。）

89. 《南瀛佛教》11卷3號，頁41-42。

90.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49。

91. 《南瀛佛教會會報》1卷2期，頁32。

92. 《南瀛佛教會會報》1卷2期，頁32。

頁267

七、 昭和9年4月，德化堂洪池參加「南瀛佛教會」主辦之「屏東市釋尊降誕花祭會並屏東講演會」，並發表〈佛教出世之動機〉之演講。（《南瀛佛教》12卷5號，頁37，昭和9年4月。）

八、 昭和9年11月，「南瀛佛教會」在台南市報恩堂，舉行講習會，德化堂洪池發表〈食菜與佛教〉之演講。（《南瀛佛教》12卷12號，頁36，昭和9年12月。）

九、 昭和9年舊曆9月16日，洪池撰寫〈弔辭〉，懷念林秋梧。（《南瀛佛教》12卷12號，頁37-38，昭和9月12日。）

十、 昭和10年4月，洪池參加屏東東山寺落成大會並主持開會式。（《南瀛佛教》13卷4號，頁48，昭和10年4月。）

十一、昭和10年11月5日，洪池參加「台灣佛教徒大會」。（《南瀛佛教》13卷12號，昭和10年11月。）

十二、昭和11年1月2日，德化堂主辦「南部寺院齋堂聯合會第四回懇親會」。（《南瀛佛教》14卷2號，頁40，昭和11年3月。）

十三、昭和11年4月8日，洪池參加「台南釋尊降誕紀念演講」，發表〈佛教的真精神〉演講。（《南瀛佛教》14卷5號，頁45，昭和11年4月。）

十四、昭和11年5月4日，「台南佛教聯合會懇親會」於安平化善堂舉行，德化堂洪池、胡有義參加。（《南瀛佛教》14卷6號，頁60，昭和11年5月。）

十五、昭和11年5月3日，開元寺主辦「台南佛教婦人會」，洪池參加並發表閉會辭。（《南瀛佛教》14卷6號，頁60，昭和11年6月，）

十六、昭和11年11月13日，「台南佛教聯合會」在報恩堂，舉行第一回講習會，洪池在會上講「佛教宇宙哲學與人生觀」。（《南瀛佛教》15卷1號，頁75，昭和12年1月。）

十七、昭和12年4月，臨濟宗南部教務所，開辦「臨濟宗教師養成所」，洪池應邀發表〈般若心經〉之講演。（《南瀛佛教》15卷5號，頁41，昭和12年5月。）

十八、昭和12年4月8日，「台南內台佛教聯合會」主辦釋尊佛誕講演會，在德化堂舉行。（《南瀛佛教》15卷5號，頁44，昭和12年5月。）

十九、昭和13年5月，德化堂設「國語講習會」，用日文讀佛經。（《南瀛佛教》16卷5號，頁41，昭和13年5月。）

　　從上舉的活動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幾項事實：一、德化堂經常參加南瀛佛教會舉辦的活動。二、德化堂與開元寺關係不錯，在林秋梧去世後，洪池還撰寫弔辭悼念。三、德化堂積極參與日本臨濟宗在台灣南部的寺院聯合活動。

頁268

　　原先，德化堂隸屬於日本曹洞宗，參與該宗派下主辦的相關活動。後由於參加“台灣佛教龍華會”，得識臨濟宗開教使東海宜誠，在其拉攏之下，該堂遂由曹洞宗轉向親近臨濟宗妙心寺派。

　　然而，德化堂似未加入臨濟宗妙心寺派，成為其正式的聯絡寺廟。這可從該堂保存的當時臨濟宗聯絡寺廟各冊中[93]中看出：

93. 這份文件，現藏於德化堂中。

頁269

頁270

由此可見，德化堂確未成為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聯絡寺廟！不過，德化堂確與臨濟宗妙心寺派開教使東海宜誠及其聯絡寺廟，維持密切的往來（或不錯的關係）！所以，德化堂才會主辦該派講習會，而洪池則頻頻參加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南部舉辦的活動。

　　如昭和11年（1936）2月15日，德化堂洪池參加臨濟宗妙心寺派舉行之「高雄州下巡迴演講」，擔任講師：

此次由於東海宜誠開教使的邀請，我（代表臺南開元寺）和（代表臺南德化堂的）洪池氏二人，擔任臨濟宗聯絡寺廟南部教務所主辦的南部巡教講師，自（1935年）二月十五日起，一連六天，以高雄州為中心，進行巡迴演講。[94]

　　引文中代表開元寺的“我”是高執德。高執德畢業於日本駒澤大學佛學科，在林秋梧去世後，依魏得圓披剃，在開元寺出家。他與林秋梧都是具改革理念的新佛教人物[95]。昭和11年10月3日，洪池與高執德應妙果法師邀請，在圓光寺傳戒中，擔任講師[96]。由此可見，洪池和高執德是很親近的。這種親密關係並非來自法緣，而是由於彼此理念相近。也就是說，洪池是一具新佛教理念人物，所以才會與林秋梧、高執德交好！那麼，其佛教理念為何呢？《南瀛佛教》上一篇文章，露出一點端倪：

一般人士看佛教的根本主旨在什麼所在？所信仰是什麼條件？而佛教對吾人與社會，有什麼關係？而佛教本身是怎樣一件事呢？這個問題，我感覺非常有討論的必要。我看臺灣一般人士對於佛教的看法和信仰，大部分是認識對反的樣子。換句話說，是看差錯的，是看不見佛教本來面目的，是認不著佛教根本精神的。非只一般平常人這樣，而專門佛教徒的僧侶與齋友，亦多數這樣呢！何以家有菩薩，戶有彌陀，而未能普及佛法否。用一句話說，自開臺以來似乎佛教未出世的樣子。嚴格地說起來，臺灣無佛教。怎樣臺灣無佛教呢？自命為佛教本身的寺院和齋堂，尚且不知道什麼是佛，什麼是神，而奉祀註生娘啦、山神土地啦以外算不了的多神與幻神之類，而未嘗設立覺悟的教化。而自命為佛教徒者，常以婆婆媽媽的言語，迷惑愚失愚婦，以妄引妄，相引入迷妄的黑

94. 《南瀛佛教》14卷4號，頁25。

95. 參見江燦騰前引博士論文，頁558。

96. 王見川、釋道成《台灣北部佛教道場中壢圓光寺誌》頁20，圓光禪寺，1999年試刊版。

頁271

暗生活。設有立志欲學佛法者，亦無處求學，所致一般人們，雖知有佛教的名，而不知道佛法要素。所有小數的學佛者，亦未盡是純粹的佛理，怎樣？佛教流傳二千外年之久，經過時代既長，容易受時代思想與學說混化。傳自印度，遠至全球，又容易受各地宗教和風俗同化，譬如入中國，中國在來有三大思想學派，懦道墨中間百七八拾名的諸子思想，和多神主義的風俗，一般人們，各帶各的學說與習慣，直入佛門，不分皂白，蚶參柑濫亂做一團，或唱三教原來共一門。所以，現在人們要學純然真正佛法很難很難，總而將前的寺院齋堂，小聞有傳佛之教埋，和行佛之法行，至最近十餘年來，方漸設立佛教團體，如本會年年開催佛教講習會，及月報，或開催佛教講演會等。這樣看來，似乎臺灣佛教初誕生的樣子，但看近來月報的內容漸漸豐富起來，貢獻吾臺的佛光漸普現出來，這也是一項可慶賀的現象。總而未能長足道進的，吾感覺雖講演會之催，一地方一年間平均無一回的宣傳，而講師中常有帶混什麼想，或消極主義，或佛陀所認為外道的口氣，帶了這樣的色彩，使學者無將摘從呢。照上面所談的，很難覓出佛教根本方針，想欲尋出這條法子，我以謂必先研究佛教出現的動機和由來，及佛陀一世言說與行為，方纔會討得根本意義出來，我的研究結果的看法，佛教根本主旨是人生哲學。[97]

　　明顯可見，洪池認為一、台灣自最近十幾年因有佛教團體的設立，尤其是南瀛佛教會成立後，舉辦各種講習活動和演講，方才有點佛教誕生的樣子，以前的寺院，齋堂根本不能代表佛教。二、混雜思想、消極主義都非佛教的特性。

　　除此之外，不重僧俗，唯重研究佛陀之真理，亦是他的佛教看法。昭和年間他在東山禪寺的演講即說：

今日之佛教，主張將食菜之僧尼、齋友、齋姑變為自由化、普遍化、通俗化、在家化、大眾化之佛教，不著注食於葷素，不著僧俗，唯重研究佛陀之真理。實行現世當為之實益主義，開發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並進之兩輪云，以此意義宣傳，得人共存同榮之精華，在乎人勞力共創圖謀全人類之幸福，纔能實現人立地成佛之真意義也。[98]

　　洪池出身齋教龍華派，卻公開主張齋友可不用完全食素，只要研究佛陀根本精神，利益眾生，就算是佛教徒的言論，經由屏東豔僧的引申＜我觀

97. 《南瀛佛教》11卷7號，頁67。

98. 《南瀛佛教》12卷9號，頁26。

頁272

佛教與食肉帶妻問題＞投書《南瀛佛教》引起齋友不小的反彈，如斗南沈普源即撰＜正告偽僧逆理－關於持齋反對問題＞[99]反駁。不過，他得到的回響，也很大。尤其是德化堂的胡有義亦為文反駁沈普源的言論[100]，可見洪池的的看法，已影響到德化堂齋友。

　　循此來看，昭和7年10月徐壽編《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收錄全島知名寺院齋堂的沿革和現況。其中介紹「德化堂」的信仰，是佛教的信仰是頗能反映當時德化堂的信仰內涵，它具有下列特色：

一、理智的信仰：佛以啟悟為一大事業，究其理之真而生智慧，則正信立。

二、非迷信的信仰：不知而信之曰迷信。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尚過於謗佛。佛教以轉迷為第一要務。本派五部經中，破迷轉覺，信真除假不化金銀紙。

三、入世的非厭世的：佛者莊嚴地獄之工人也，將此人人叫苦之世，改造為極樂勝景。不移寸步直至西方，常安常樂，非厭此世界而另求空想之天國與樂園。

四、活人之佛教：人人得之，人人立地成佛。家家用之，家家幸福圓滿。社會行之則共榮共存，非為死人超度而誦之佛教。

五、自我的信仰：佛示人于無我中而會真我。我即是佛，則此自我之佛力，不假他力。能自立自強，人人得之，則世無弱者矣。

六、自由：解粘棄縛，無執無著，獨行自在。

七、平等：人人皆有佛性，不以賢而增，不以愚而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諸佛菩薩一體同觀。本來無男女，男女則一如，佛法平等，無有高下，無階級之差別，一體同仁。

八、安樂：認識本然，常安不變。一切諸苦，悉皆是幻，化幻歸真，常住永樂。

99. 《南瀛佛教》13卷2號，頁28-29。

100. 《南瀛佛教》13卷3號，頁26-28。

頁273

九、大乘：真諦精神修養，俗諦社會事業。真俗二諦圓融，即兼善而非獨善。

十、無限：法界無邊，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故生命永活。

十一、世界的：山河大地我全身。山河大地皆露法王身，處處皆是佛地。人人本具佛性，佛（按當時採訪者誤地藏菩薩為佛）云：一人未成佛，我不願成佛。佛以世界全體成佛為前提。

十二、精極的而非消極：精進悲智勇，勇敢直前為全人類求幸福，完成這地球實現極樂世界，非深山獨善。[101]

從中可知，「德化堂」齋友的佛教化傾向。這裡，要指出的是，「德化堂」的佛教化是認同理智，入世活人，積極的佛教，而非經懺佛教和山林佛教。其理念頗近似太虛大師的「人間（生）佛教」。但若結合前述來看，德化堂洪池不論葷素、不著僧俗的觀念，又明顯與太虛不同，反而與林秋梧的佛教理念[102]相近。昭和九年中，林秋梧去世，在其告別式，洪池即發表弔辭云：

嗚呼我最親愛之秋梧君，你真死也耶……天果欲滅我臺嶋佛教也，古來凡有學識知慧才能果敢者必早死。嗚呼果如是理耶，天之折有為佛子，夭損我同志，是欲滅我臺嶋佛教， 使我黨同人抱怨終身……嗚呼秋梧君，你果從此與世長辭，興我黨永別一去，渺如黃鶴耶，你文學業已成，胸懷把握，正當為佛教努力改革舊來文弊，打破有虛無實之制度，建設新時代之佛教，奈何一病不起，功猶未半半途挫折，竟與吾黨同人永別嗚呼，惜哉嗚呼痛哉。[103]

　　昭和12年（1937）7月中日戰爭，台灣進入非常時期，總督府逐漸推「皇民化」的工作。面封這一趨勢，「德化堂有較積極的回應。同年中，即在堂內標舉國旗，並教導信眾齋友使用日語讀誦佛經。[104]

　　同年10月3日，台南佛教聯合會，為表示戰爭後的忠誠，特別捐獻托缽所得，德化堂亦參與其中。

101.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51-53。

102. 江燦騰《台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85-1995)》，頁188-194。

103. 《南瀛佛教》12卷12期，頁38，昭和9年。

104. 王見川《台南德化堂的歷史》頁53。

頁274

　　昭和13年（1938），戰局緊繃，府為徹底使台灣人日本化，展開「皇民化運動」。這項運動的內容，可概分為五部份：一、宗教的改革與整理，二、社會生活風俗的改革，三、國語運動，四、改姓名，五、志願兵制度。[105]

　　就其在宗教上的最終目標是以日本國家神道取代台灣固有的宗教信仰。為達到此目標，總督府一方面提倡日本神道，強制民眾到神社參拜、奉祀「神宮大麻」與「家庭正廳改善」。而另一方面則是壓抑台灣固有的宗教信仰，其主要政策為「寺廟的整理與廢合」運動[106]。誠如蔡錦堂所說：基本上「正廳改善」運動跟「寺廟整理」運動，總督府採取沈默的態度，也可以說是暖昧的態度。總督府沒有把態度表現出來，等於是放任地方去做，讓地方去處理。所以「正廳改善」運動也好，「寺廟整理」運動也好，每一個地方有每一個地方各式各樣的形成，非常混亂。總督府對「正廳改善」運動跟「寺廟整理」運動的態度，是採取沒有方針的「方針」。[107]

　　由於總督府在皇民化早期對此運動未明確表態，各地方政府的態度就成了實際上的政策。據當時報紙報導，在皇民化前期（1938），各地方政府明顯執行（一）廢除焚燒金銀紙（二）停止或減少祭祀活動的政策。至於固有寺廟，地方政府基於(1)財政(2)妨礙皇民化(3)崇拜中國神明等因素，在戰爭初期陸續實施「寺廟的整理與廢合」。各地情況大致如下：

　

地區	處理情況	備註
嘉義市	神佛廟統一、合併
台東廳	寺廟整理，將舊式廟 宇改為內地式
高雄市	廢除布內祠廟	財產變成教化基金
中壢郡	寺廟整理｜街庄｜廟	財產充當教育、教化用途
屏東部	寺廟廢除，只留國姓爺廟及孔廟
基隆市	寺廟整理，各寺廟併入慶安宮
新竹市	寺廟整理

105. 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頁124，《新史學》5卷2期，1994年。

106. 同前註頁124-125。

107. 參見江燦騰、王見川《雲林縣發展史──宗教與社會篇》頁9，1997年。

頁275

　　所謂的「寺廟整理」，係指地方行政區內的中國式或道教祠廟遭廢除或併入大廟中，並不包括佛寺。至於齋堂有的地區視為佛寺，末予整理，有的則對齋堂有所處置。台南市為例，在昭和13年（1938）5月8日，當局在郡守會議中提出“寺廟整理”方策[108]，至6月22日，決議將市中的寺廟、齋堂整理，估計可得財產四百萬元，將充作育英、教化事業之用[109]。後經評估，在7月16日宣佈齋堂只要撤去所奉“邪神”即可存留。至8月13日，寺廟整理具體案確定，民間信仰只保留大廟如大天后宮等、孔廟和佛寺、齋堂[110]。大約在寺廟整理運動興起之際，德化堂設即「國語講習會」，教導信眾用日文讀佛經也推動小朋友學習日文及忠君愛國觀念。現今德化堂仍保存當時“國語講習會”的日誌：昭和14年月5月－昭和16年3月19日、昭和18年3月22日－昭和19年7月13日。[111]

　　根據《日誌》，德化堂國語講習會（所）是由盧世澤當會長、洪池、陳日三等人為理事。該會聘有郭東松、吳某為講師，負責授課，課程主要是讀法、日語、會話、算術、修身、課外活動另適時加入唱歌、登山、遠足等課。每週上課六天。每天２－３小時。就學學生，昭和14年5月1日是三十一人，後逐漸增加至四十餘人，最高人數曾達五十四人。

　　至於課程內容，初期係以一般國語教材，以後即配合時勢發展，編選教材，如唱歌在昭和14年6月16日唱“太平洋行進曲”，昭和15年9月16日唱“國民進軍歌”，昭和18年5月20日唱“日本海海戰”，會話教材則有昭和14年10月3日“社社參拜”昭和15年1月18日“軍國之母”。

一、昭和14年5月15日：德化堂出借開山町派出所，作為賣金場所。

108.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5月8日。

109.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6月22日。

110. 《台灣日日新報》昭和13年8月13日。

111. 此《日誌》抄本，現存德化堂中。

頁276

二、昭和14年6月27日：市役所社會市視學西田豊明來所視察。

三、“支那事變”二周年，講習會由吳講師率二學生至憲兵隊損全所捐獻之國際獻金拾伍圓參拾伍分。（1939.7.6）

四、台南救世軍小隊長，台北工業學校教諭大尉立門武夫來訪。（1939.7.27）。

五、救世界台灣大隊長大澤氏、小隊長失野氏來所參觀。（1939.8.1）

六、開山町派出所管內保甲會議在德化堂舉行。（1939.8.12）

七、救世軍大尉台北本部駐在廖述寅及矢野氏來所參觀授課。（1939.8.15）

八、高等特務大久保勝二氏為調查寺院來所。（1939.8.22）

九、高等特務大久、保勝二氏為調查寺院來所參觀。（1939.9.30）

十、岡山郡社會視學井上兆太郎來所參觀。（1939.11.9）

十一、被服厚生研究會坪田等受聘來所教授毛織物類洗濯方式。（1939.11.24）

十二、後滕良賢師視察島內佛教來所參觀。（1939.12.11）

十三、共勵、德化、高砂國語講習所在奎樓書院，舉行聯合學藝會。（1940.2.10）

十四、開山町派出所借德化堂，作為管內種痘場所。（1940.3.6）

十五、台南市全市米節約實行宣傳，開山町派出所借德化堂教室作為場地。（1940.4.1）

十六、關廟講習所莊講鶳來所參觀。（1940.7.19）

十七、昭和15年國勢調查四五六監視區詰所借德化堂場地。（1940.9.21）

十八、本日舊歷四月八日釋尊降誕日課外特別講話。（1939.5.26）

十九、洪池理事在課外講話〈心即是佛〉。（1939.8.3）

二十、舊歲盆祭（盂蘭盆節）多人缺課。（1939.8.29）

頁277

廿一、德化堂本日舉行盆祭（孟蘭盆節）。（1939.9.12）

廿二、德化堂舉行祭典。（1940.1.16）

廿三、德化堂舉行開堂百四年紀念，陳日三在席上講話。（1940.2.15）

廿四、德化堂舉辦該堂始祖誕長慶典。（1940.3.6）

廿五、開元寺曾復妙師到堂內，幫同學上課外演講〈才經講義〉。（1940.3.8）

廿六、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4.10）

廿七、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4.12）

廿八、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4.15）

廿九、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4.19）

三十、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4.22）

卅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4.26）

卅二、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心經。（1940.5.3）

卅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5.6）

卅四、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5.10）

卅五、德化堂舉行釋尊降誕祝賀式，洪池及開元寺曾復妙演講釋尊盛德，來賓數十名參與。（1940.5.14）

卅六、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5.17）

卅七、台南市寺院每月月例會在德化堂舉行，寺院會員數十名來所參加，警察署社寺係大久保氏蒞臨觀禮。（1940.5.24）

卅八、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5.27）

卅九、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迴向文。（1940.5.31）

四○、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6.3）

四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6.7）

四二、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6.17）

頁278

四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佛經。（1940.6.27）

四四、講習所學生在德化堂橫庭作奉仕作業，會長盧世澤、理事陳日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教祖教迴向。（1940.7.1）

四五、本日觀音延生日，學生多數參集。（1940.7.23）

四六、講習所學生在德化堂橫庭奉仕作業。（1940.8.1）

四七、因應新體制，學生在興亞奉公日要至神社參拜及在德化堂橫庭奉仕作業。（1940.2.1）

四八、因應新體制，順若皇民化運動潮流，德化堂招聘開元寺曾復妙、張微隆師來堂教導流事及誦經順序。1940.11.4）

四九、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1.8）

五○、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1.11）

五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1.15）

五二、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1.18）

五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1.22）

五四、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1.25）

五五、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2.2）

五六、雲林虎尾街齋堂二名齋友來德化堂訪問。（1940.12.4）

五七、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0.12.16）

五八、張玄達先生蒞臨本所做佛教講話。（1941.1.8）

五九、開元寺張微隆來所講演佛學。（1941.1.13）

六○、張玄達先生來所做佛教演講。（1941.1.16）

六一、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1.1.17）

六二、張玄達先生來訪。（1941.1.23）

六三、開元寺曾復妙來所講經。（1941.1.27）

六四、德化堂信徒和講習會人員，參加早上十一時半舉行之內地式釋尊聖誕法會。（1943.5.3）

頁279

六五、開元寺曾復妙來所做特別演講。（1943.9.10）

　　從德化堂這六五則紀事，可以看出一些事實：一、德化堂在皇民化中期曾被地方警察機關視為很好的公共空間，故常借其場地宣傳政令或召開會議。二、在皇民化中期，日本政府曾派高等特務調查台灣的寺院、齋堂。三、台南市的寺院在皇民化中期，仍固定舉行月會聯誼，不過，會有警察署社寺係人員蒞臨指導！四、地方政府主管宗教事務的“社寺係”，在皇民化中期，歸隸警察署。五、德化堂在皇民化中期，依然按照農曆，舉行佛教祀祭典與堂內祖師獻典。六、在昭和15年11月，皇民化運動加強，德化堂始聘開元寺僧侶來堂教導內地式法事及誦經的儀式。七、德化堂透過講習所“課外活動”課程，常請開元寺法師來講演佛經。八、德化堂在皇民化時期，仍與開元寺維持不錯的關係，常請該寺僧侶來講習所講經。

　　在皇民化運動前期，南瀛佛教會基本上是希望本島佛教徒們：

一、請常說國（日）語。

二、請穿著改良服。

三、打破舊慣陋習，進行改革運動。

四、請採日本內地佛教儀式，並用日語誦經。

五、請體察大乘佛教的精神，走上街頭，服務社會。

六、盡忠報國，深切體認時勢，為天皇子民的任務而奮鬥！[112]

　　對於這些呼籲，參昭前述紀事，德化堂僅作到第一點，而第四點在皇民化運動加強時，才勉強採用。由此可見，在高壓情況下，德化堂雖在表面上積極呼應當局要求，但實際上仍維持相當的自主性。

　　昭和16年5月，南瀛佛教會」改成「台灣佛教會」，台灣本島的佛教被納入組織，形成「台灣佛教奉公會」，因應時局。昭和19年，局勢日緊，美軍時來空襲，敗戰謠言四處可聞，於是日本政府改變方針，開始以本島人安撫本島人的作法，而特別訓練一批以佛教人士為主的人來安撫本島人。此即「台灣佛教會鍊（練）成所」之設立緣由。之所以會叫“鍊成所”和以青年僧侶為對象，則受到當時政令之影響。資料記載，為配合戰局所需，日本

112. 轉引自江燦騰前引博士論文，頁563。

頁280

政府在昭和19年4月，公佈“台灣青年特別鍊成令”，設置青年特別鍊成所二七所，訓練台籍青年身心，以備將來軍務之需。另昭和19年1月，總督府公佈“皇民鍊成所規則”針對沒有國民學校畢業之男女青年，將其鍜鍊成貝備國民之資質。[113]

　　由此可見，“台灣佛教會鍊成所”，是台灣佛教會在此風潮下應運而成立的組織。

　　這個組織，北部是設在圓光寺，南部是設在開元寺，根據現存照片，圓光寺承辦的“台灣佛教會北部鍊成所“在昭和19年（1944）7月5日，舉行開所式，當時有官員、法師多人參加[114]。由此可確知，設在開元寺內的台灣佛教會南部鍊成行應也是昭和19年7月5日開所。從現存資料來看，南部鍊成所的教務主任應是開元寺住持高執德，講師有王進瑞等人[115]，而所長應與北部鍊成所類似是由具有爵位的日本高官擔任。

　　照當時學生所留照片，“台灣佛教會北部鍊成所”第一回第一部生，在昭和20年（1945）4月5日畢業[116]。南部鍊成所大致亦相同時間結業。

　　由親身參與之法師回憶，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日本政府想利用台灣人來安撫台灣人，所以指使台灣佛教會辦鍊成所，訓練了一批宗教師，利用宗教師的身份來安定當時不安的人心。從上述德化堂與開元寺的密切交往來看，洪池等德化堂人員，似有可能參與其事的！

113. 王見川＜台灣近代佛教史四論＞頁172-173。

114. 王見川、釋道成前引書前所附照片。

115. 學慈＜台南佛教大觀＞頁24，《覺生月刊》55期，1955年。

116. 同註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