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國家圖書館所藏三件金藏佛經

　　此文披露台北國家圖書館所藏三件四卷趙城金藏。並透過文本校勘與文獻考證，增補有關金藏的補雕與流傳。

　　The article discloses three hitherto unknown Buddhist scriptures (in four scrolls) of Jin Tripitaka (made in 1149-1173) preserved in National Libr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Taipei. Through the textual comparison with their correspondent texts in the Gaoli Tripitaka and the examination of literary documentations,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some unknown knowledge about the transmission, the block printing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Tripitaka in the Yuan Dynasty.

關鍵詞：金藏、弘法藏、高麗藏、趙城廣勝寺、大寶集寺、國家圖書館

中國佛教近年來重大的發現之一，為1933年範成和尚在山西趙城縣所發現的金藏。此藏的發現，一方面釐清先前佛教界和學術界對金藏的雕印許多不正確的傳說和看法，如把雕印者崔法珍視為明朝人，或懷疑金藏的存在。[1]一方面大規模的重現漢文第一個刻本開寶藏的風華，蓋此藏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開寶藏的覆刻本。日本於1924年進行大正藏編輯時，從未考慮過金藏的存在。因此它的出現，震動日本佛教界。[2]

此藏的研究首推蔣唯心於1934年前往趙城縣所做的調查，並於該年年底發表〈金藏雕印始末考〉於國風雜誌。[3]由於現在金藏散落嚴重，當時蔣氏的調查，變成今日不可獲缺的文獻。1959年中共在西藏薩迦寺發現31種555卷漢文藏經，[4]皆與為趙城金藏同一版式，所差者僅為裱裝為大集慶寺，宿白遂撰〈趙城金藏與弘法藏〉，[5]進一步考證金藏與元弘法藏之間的關係。其他學者不過復述上述兩人研究的成果。

＊送審日期：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五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1] 蔡運辰，《金藏目錄校釋》，台北：新文豐，1976，頁2-3。

[2] 日本佛教界當時紛紛撰文介紹此事。1935年常盤大定，〈金藏の發現について〉，《宗教研究》，新12卷2號；橫超慧日，〈新出金版藏經を見て〉，東京：《東方學報》，第五冊續編；1936年，塚本善隆，〈金刻大藏經の發見とその刊行〉，《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v.1，1936.08，167-191。

[3] 此文最早出版於當年12月的《國風雜誌》，第二年，由金陵刻經院出版單行本。本文據此單行本，參考蔣氏的意見。

[4] 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二）〉，《文物》，1960,八、九期合刊。

[5] 此文刊載於《現代佛學》，1964年第二期，頁13-22。我從《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台北：大乘文化，1977，291-313）轉用此文。

在蔣氏前往調查前，金藏已經被人偷竊。蔣氏調查之後，金藏又被人偷盜一百多卷，在北平古玩店流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山西為中共所控制，此藏落入中共手中。1949年4月30日轉運到北平，經過長時間的修補，1982年竣工，此藏成為中共的國寶。[6]1984年起中共以金藏為底本編《中華大藏經》。

中國大陸在編印《中華大藏經》時，曾對對大陸與台灣各地保存的金藏作了一個普查。根據普查，包含南港中央研究院少量所藏，流通在北京以外的趙城金藏，共有33卷。對照蔣唯心當年所見的金藏，現在只存有4813卷，144卷遺失了。[7]

去年年初我偶然翻閱《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1986年)，發現國家圖書館藏有三件著錄「金皇統至大定間解州天寧寺刊大藏經」金代刻印的佛經。經當時盧主任慨予以調閱，證實我心中的懷疑，它們果然屬於趙城金藏的一部分。此三件佛經不但不為國圖所知，也全然不為中國大陸所知。我再和《中華大藏經》對照，發現國圖這三件佛經應該是大陸以為已不知去向的144卷中的四卷；因此中國大陸在編纂《中華大藏經》時，以大寶集寺本與高麗本補這三件所缺的佛經。去年底承新任善本室顧主任惠予重新調閱並和大集慶寺本與高麗本相互校勘後，進一步發現國圖這三件佛經在金藏佛經版本傳承上有特殊的意義，它們可以補充並更正相關文獻的記載，遂撰此文，以供方家指正。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存一卷一卷唐釋玄奘譯金皇統至大定間解州天寧寺刊大藏經卷子本存卷五百七十二（頁六八四）

付法因緣傳存一卷一卷元魏釋吉迦夜、曇曜仝譯金皇統至大定間解州天寧寺刊大藏經卷子本存卷二（頁六九０）

[6] 從展握金藏到發行金藏的過程，參見下面兩文：李萬里，〈趙城金藏八百年滄桑記〉，《法音》，1988年12月，32-38. 李憑,〈救護趙城金藏的策劃者力空法師行略〉,《文獻》，n.2，1995.02，109-132。

[7] 童瑋，《趙城金藏與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2。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存二卷二卷唐釋彥悰編金皇統至大定間解州天寧寺刊大藏經卷子本存卷三、卷六（頁七０六）

經與原刊本對照，《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五百七十二為全卷，為珍字號共24張，卷子，無軸。文字雕印地蒼勁有力。在第一張上，有長5.3cm，寬4.9cm朱紅方印，上有「興國院大藏經」六字。下有篆刻「溥泉」二字朱紅方印一方。紙質黃褐色、略硬，為蠟黃紙。第二張上有墨書「一頂」二字。（見圖版一和二）

《付法因緣傳》卷二缺第一張，為飛字號，第二張至卷尾第十七張。卷子，無軸。此卷如同《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五百七十二，第一張與卷首釋迦說法圖與全卷分離，不知去向。文字雕工同《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蒼勁有力。第二張右上有「張繼」方印。紙質黃褐色、略硬，也與《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同，為蠟黃紙。（見圖版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三、卷六為兩全卷，右字號。卷三有二十二張，卷六有十九張。黃裱赤軸，兩卷卷首皆裱有釋迦說法圖。右題「趙城廣勝寺」。刻工不佳，每張版面大小不一。紙質略白，較軟，為白桑皮紙。卷三末蓋有朱紅楷書蓮花方印，長約12公分，寬約3.3公分，上有「印藏經會首僧祖美」六字。（見圖版四和五）卷六亦有此長方形印記，但字跡漫渙。

三件佛經皆是每行14字，每頁23行。經名、卷號、千字文號置於卷首第一行，第二行刻上譯者或編纂者。第二頁起加註張數於千字文號下。卷末空一行，再刻以經名、卷號。《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和《付法因緣傳》紙寬皆為31.5公分，長約為47.5公分。《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紙寬 29.3公分，長約48 公分；比前兩個佛經略窄。三者版面寬約22公分，長47公分，但《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有若干版面如卷三第六張可窄到寬21公分。從外表的紙張大小，紙張的材質與刻工的水平，即可判斷三件佛經並非出於同時、同地或同一版雕印，它們可分為兩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和《付法因緣傳》為一組，《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為另一組。

就刻印的形式、紙張的質料與章記均可說明這是1933年在山西趙城縣所發現的經藏。但我認為國圖把《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刻印的時間與地點登錄為「金皇統至大定間解州天寧寺刊大藏經」並不正確。[8]它應是元朝對金藏的補刻本。

國圖的登錄者顯然受了周叔迦影響。周叔迦在〈大藏經雕印源流紀略〉首先把趙城金藏訂為「金皇統至大定間解州天寧寺刊大藏經」。周氏此說簡化蔣唯心的考訂，他雖然在文中提到補雕問題，但是沒有深論。[9]國圖的登錄進一步簡化周氏之說，結果產生三個弊病。第一、若不是熟於佛經刻本，無人知道這三件佛經是趙城金藏的一部份；第二、從佛經的刻印源流上說，趙城金藏最為複雜，此三件佛經恰好反映了這複雜性，如此登錄不能反映此複雜性。

根據蔣氏的研究，這批佛經共存有4957卷，四分之三屬於金代所刻，其他四分之一為元代所補刻，還有一小部分為明、清兩代補刻的佛經。從金朝所刻的佛經的題記裡，可以斷定這是以山西解州天寧寺為核心，四周鄉邑人出資所刻。刻經的發起人為一女子崔法珍。時間大約於1149年至1173年。因取多數刻印經本刻印的時間，蔣唯心說：「今正其名為金藏可也。」今天我們習慣上稱它為「趙城金藏」，是指它發現的地點，而不是刻經的地點；此外，說它是金藏，是指它大部分的佛經為金代所刻。[10]

但是何以解州所刻印的佛經會出現在趙城的廣勝寺？為何又混了元刻的佛經？這就涉及了金藏的流傳。我們可以綜合蔣唯心和宿白的研究做如下敘述。

金熙宗天德元年（1149）崔法珍發心刻印大藏經。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3）年，全藏刻印完成後，由崔法珍上呈金世宗，因而受封為弘教大師。

[8] 國圖早期把這三件佛經登錄為金平水刊卷子本,見《台灣公藏善本書目書名索引》,1971年,頁79,369,1294。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金元本圖錄》,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1961, 13-14。

[9] 轉引自《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台北：大乘文化，1977，67-92。

[10] 蔣氏其實也犯了一錯誤，以為金藏全依《開寶藏》。今天我們知道，這批藏經還包含北宋新入藏的佛經以及約四十卷遼刻佛經。見童瑋，前引文，1-2。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經版達京師，置於弘法寺。兩年後，經版指定放在弘法寺的西側。大定二十九年（1189）濟州普照寺住寺照公前往北京弘法寺印經以建立經輪。[11]金章宗大安元年（1206年），睢城考城縣太平興國禪院從弘法寺也請印佛經一大藏。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弘法寺的佛經成為北方、高麗諸地佛藏的來源。[12]

1234年，蒙古滅金。蔣氏與宿白以為經版在蒙古滅金的戰爭中，毀壞了許多。因此從金亡兩年後，即元太宗八年（1236）起，由耶律楚材主事，大規模地補刻大藏經。補刻的時間大概長達二十年。但這不是官刻，而是由各地方官（主要在北方中書行省下的州縣）提倡、募資，在各地方由地方刻工完成。補刻完的佛經乃成為元朝的弘法藏。湊巧廣勝寺有若干佛經同時有原刻本與補刻本，蔣唯心兩相比較後，認為元代所刻的佛經，刻工不佳。

補刻完的弘法藏再度成為北方佛藏的來源。1256年張從錄為大寶集寺[13]向弘法寺請印佛藏。中統三年（1263），廣勝寺在元世祖統治時成立了一個印經會，印經會首之一，即《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朱色長方形印中的僧祖美，向北京弘法寺請印全藏，[14]把請印來的佛經散本，在廣勝寺裱裝成卷子，加上釋迦說法圖，註明「趙城廣勝寺」字樣，說明為廣勝寺所藏。若印來時有缺頁，廣勝寺僧就用原寺藏的舊經本補寫。

此後，元世祖再添了一些北宋以來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新譯未入藏的佛經兩百五十六卷，並以它作底本，從至元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1287）夏和西藏大藏經對勘，校勘所得的新經錄即是《至元法寶勘同錄》。[15]而《至元錄》晚到1306年才刊行。

在研究國圖的三件佛經時，我對延續金藏的元弘法藏可再提出兩點補

[11] 蔣氏從《金文最》111卷引碑銘證之。但我手上的版本，應在56卷，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蘇州書局1895年版，頁584。

[12] 守其曾「遍聚北宋官版….丹本」（〈大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緣起〉，《法寶總目錄》，第二冊，439下）校勘高麗續藏經，一定包含了金藏，因金藏覆刻北宋官藏。

[13] 見薩迦寺發現的漢譯佛經卷末題記：「蒙古蒙哥皇帝福蔭裏，燕京南盧龍坊居住奉佛弟子權府張從錄、妻王從惠、自女張氏，感如來之附囑，賀聖朝之弘恩，發心施財，命工印造釋迦遺法三乘等施財印造大藏經。貝葉靈文一大藏，成一黃卷，貯以琅函，安置在京大寶集寺，祈斯聖教永遠 … 丙辰（1256）年六月朔。」

[14] 蔣氏在文中誤題「印經會首祖美」，參照他所附的圖片，與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實物，可斷定他漏寫了「僧」字。

[15] 但是我們也不能認為《至元錄》的所收宋以前的佛經與金藏相同，元世祖編《至元錄》時，若干宋金刻本的佛經已經遺失了。見蔡運辰，前引書，頁10-19。這些佛經大概在元滅金的戰火中殄滅。

充。（1）元代寺廟向弘法寺請印藏經時，所得到的佛經應都是散本。請印的寺廟再把這些散本帶回寺中，裱裝成卷子。加上卷扉的圖像，以大寶集寺為例，是護法神圖，並註明「大寶集寺」字樣，以說明為大寶集寺所藏。一如廣勝寺改以釋迦說法圖並註明「趙城廣勝寺」。這可從佛經上雕工姓名的註明可知。蔣唯心在調查補雕的金藏時，註明若干此類佛經上有雕工的姓名，如《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珍帙卷五七九第二十六紙記「本寺王普慈刁」。在大寶集寺本，此卷佛經上的同一地方也見此雕工名，[16]證明廣勝寺的佛經與大寶集寺的佛經出於同源，即弘法寺的經版。（2）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載元世祖（1260-1293在位）時「弘法寺藏經板歷年久遠，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鼎新嚴飾，補足以傳無窮。」[17]並且「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標芳號，遍布天下。」[18]念常對補雕與佛經再分類兩事發生的時間記載的太籠統。我們可以從廣勝寺請印佛經一事以及比較金藏目錄和《至元錄》的內容可以斷定，北宋初期所譯的佛經已經收入金藏，補雕的佛經必定在元世祖即位之初，即1260-62，已經完成。[19]收入《至元錄》的佛經乃是元代1262-1285年之間新譯的佛經；數量不多。所謂「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標芳號，遍布天下」是指《至元錄》對傳統經錄分類的原則作了調整，以三藏為綱，再分大小乘；而不是先前《開元錄》的傳統，以大小乘為綱，再下分三藏。

根據前人的研究，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三件佛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和《付法因緣傳》必定為金藏原刻本，其中《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為1206年睢城考城縣太平興國禪院從弘法寺請印而來的遺物。《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為元代補刻之佛經，補刻的地點不詳。

至於何以興國院的藏經會流入趙城廣勝寺，蔣氏根據寺內所留延佑六年（1319）〈重修明應王殿碑〉：「泉之北古建大剎精藍，揭名曰廣勝，不虛譽耳…世祖薛禪皇帝御容，佛之舍利，恩賜藏經在焉。」以為全藏既是寺內僧侶請印而來，元世祖賜與廣勝寺的佛經必定是興國院的遺物。宿白對此說懷疑，因弘法寺的經版補刻完成，皇帝無須再用舊物賜廣勝寺。[20]我個人懷疑，廣勝寺的主持在元初向弘法寺請經之前，曾經收購興國院所藏佛經，但興國院

[16] 《中華大藏經》，卷六，784下。

[17] 《佛祖歷代通載》，T49, no. 2036, p. 724, b14~16。

[18] 同上註，T49, no. 2036, p. 724, b26~27。

[19] 蔣唯心對金藏的價值只說對了一部份，他說此藏為開寶藏的覆刻本，此為確論，但他忽視了《開寶藏》以後宋代所翻譯的佛經也包含在金藏中。

藏經不全，遂有請印全藏之舉。請印來的佛經若是有缺頁，廣勝寺僧侶可用舊本補鈔，舊本大概是興國院舊物。此外請印來的藏經部分應為「恩賜」。至於興國院，不應為顯赫之寺廟。今查民初所編的河南考城縣地方志，興國院全然不提，此寺已是昨日黃花，不復留在人們記憶中。

三

當1984年，中國大陸亟想建立《中華大藏經》之權威地位以與日本《大正藏》抗衡，[21]遂以金藏為底本，蓋金藏為《開寶藏》的覆刻本，此為蔣氏闡明，眾人所公認。《開寶藏》為刻本佛經之祖，且刻工精美，校勘精良，但是現在幾乎無存於世，[22]金藏遂成為希世珍品。以金藏為底本重編大藏經有溯本正源之勢。《中華大藏經》又以多過《大正藏》各種刻本藏經校勘，有集各刻本佛經文本之大成之勢。但以大寶集寺本補《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第五七二卷，以高麗藏本補《付法因緣傳》卷二、《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三與卷六，不思請求向國圖調用，遂成此藏經編輯上的小疵。

我拿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卷子與之對勘，發現兩件有趣的事情，一可補只以文獻記載研究金藏之不足，一可說明《大正藏》的底本《高麗藏》（1236-1252年續雕），在校勘上遠比同時期的元朝補刻本高明。

我先把校勘的結果，作表如下。「大本」為大寶集寺本的簡稱；「廣本」，廣勝寺本的簡稱；「麗本」，高麗藏的簡稱。校勘中若某一版本缺對應的字，用「X」表之。「張」下的數字指原卷的某一張數；「行」只該張數的某一行數。

[21] 據慧敏法師所言，中國大陸方面曾與他接觸，希望CBETA以《中華大藏經》為電子藏經的底本，其意圖顯而易見。

[22] 李富華，〈開寶藏研究〉，《普門學報》，13期，2003，頁181-206。

根據此卷後的校勘記，所有刻本佛經皆作「一」和「疑惑」。顯然，元代補雕相當馬虎。若以國圖的藏本為底本，必定沒有此校勘上的問題。

此外，仔細對照兩本經文之雕刻，文字字形、刻法、排列，甚至歪斜角度都一致，惟有若干字在大寶集寺本中較細。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大寶集寺本仍用舊經版。只是舊經版超過了五十年，有若干處，因其他原因，如被蛀蝕，而有損害，因此需要補雕。方法是，刮除文字不清的地方，補雕若干字，再粘回舊版上。因此文字變得較細。

除上述六例外，麗本與廣本合。再和校勘記比較，麗本必定以《開寶藏》為底本，再參照華南系的藏經更動若干字，但《萬壽崇寧藏》以下華南系的藏經，與北方《開寶藏》系的藏經，從校勘上，充分反映出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前面說過，《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三與卷六是元代的補雕本。元代在補雕金藏的同時，高麗藏也同時開雕，彼此沒有互相參照，這是為何麗本與廣勝寺本在此兩卷上文本有如此大的差異。仔細閱讀，《麗藏》守其的校讀頗為正確。若依前兩個佛經的例子，《麗藏》踵隨《開寶》藏恐怕更勝於元朝補雕本。

綜攝上述校勘的結果，我們可得到下列的結論。（1）元代補雕金藏，原因恐不只是如蔣唯心與宿白所言，經版被毀而已。舊經版也因刷印多次而模糊不清，需要補刻。因此補雕包括就舊經版本身加以修補，或重新開雕新版。（2）補雕散在各地進行，缺乏集中管理，因此刻工不佳，校勘也不良，水平不能與《高麗藏》比。

最後，讓我們就國圖這三件佛經的收藏作點探討。從《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和《付法因緣傳》卷本上有張繼印章來看，此兩件佛經必定原是張繼之舊藏遺物。蔣唯心在1934年九月調查趙城金藏時，金藏已經遺失不少，在《金藏雕印始末考》後附有一個簡目，對國家圖書館所存的三件佛經，當時是「（天─柰）大般若經六百卷下有「存三百五十九卷（內重出一卷）抄二十四卷」，「（飛）付法因緣傳等十一部十七卷，「存九部十二卷」，換言之，《大般若經》和《付法因緣傳》已有部分流出，我們不知道張繼所藏的這件佛經是否早在蔣氏調查之前已經流出。張繼（1882-1947）號溥泉，河北滄州人，為老國民黨員，同盟會創會會員之一。民初任眾議院議長，後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主任委員，國史館館長。善書法，喜收藏古書、金石拓片。我閱讀他日記，見他常提到到何處看碑文、何人送拓片給他，到某人處看古代刻本書籍。以他對古書版本認識的深刻，此兩件佛經果然是精品。民國51年（1962年），中

央圖書館（國圖的前身）向他後人買進善本書75種、345冊，[23]此兩件佛經當是那時所購入。

但對《集沙門不應拜俗事等》一書，蔣氏註明「（右）集沙門不應拜俗事等二部九卷，全存。」換言之，當蔣氏檢閱時，《集沙門不應拜俗事等》應該是個全本。現在卷三、卷六流入國家圖書館，《中華大藏經》中此經只有卷四是趙城藏本，其他五卷都以高麗本補，顯然在1934年後，金藏仍不斷流失中。蔣氏在文末言：「今之藏經，分帙整理，間有錯亂，但已在政府詳細登記，責守有人，或不致更添遺佚乎？」現在看來，當時看守有失。

過去大陸一直有趙城藏的零本被發現，[24]不意一年前發現台灣竟也有三件保存極佳的寶貝，而且價值不斐，豈不令人喜出望外。揭露之餘，若能對金藏增添認識之功，抑不亦快哉？

[23] 封思毅，〈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今昔（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1卷，第二期，1989, 頁26。

[24] 張秀蘭，〈記趙城藏零本〉，《文物》，12期，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