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葛洪一生的際遇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

彭慧嫻

中華佛學研究
第四期 (2000.03)
頁16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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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葛洪為魏晉時期道教主要的代表人物。葛洪生在儒、道世家,年幼喪父,多次遭遇兵火戰亂仍奮發自學。後拜師學五經、神仙導養之術等知識,並立志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但又慕仰歸隱之士。其一生為官數次,卻大都只是諮詢性質的小官。由於葛洪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政治腐敗、仕族萎糜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加上其性格之不好附會、奉迎,堅持不肯隨波逐流等因素,形成其刑以輔德、君王修德、尚賢任能等的政治理想。這點從其代表作《抱朴子》外篇中即可明顯得知。另外,當時社會亦崇尚道教養生之術,從葛洪一生中常入山歸隱修道的行為,乃至晚年選擇以修煉養生終了一生,又可發現其人生的理想。

  入世與出世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道家人物。本文擬從葛洪的家世背景、時代背景及其一生的際遇中,探討在這一大環境中,葛洪之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內容與特色。進而發現,雖然葛洪以「身入世而心出世」為修道的最高境界,也以其一生嘗試去實現此一理想,但最後卻選擇歸隱山林的出世行為,而捨棄世間的治世理想,其實是與其身處魏晉時期,整個大環境的限制密切相關。

關鍵詞:1.葛洪 2.《抱朴子》 3.入世 4.出世 5.道教  6.魏晉南北朝 7.鄭隱 8.鮑靚 9.治世 10.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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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希望建立一個和諧美滿、理想正義的生存社會,並努力提出改善社會的因應之道,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窮盡一生思索、反省並批判社會的現象,提出各種可能的意見與方法,也努力地去實踐之。然而,當社會已處在極度腐敗、混亂,而且這種現象竟已成為一種風尚時,知識份子在對時局的欲振乏力的極度失望與無助下,大多會消極的隱遁山林、超然修道或清談玄義、不問世事以度餘生。這種入世與出世的思想觀念的形成顯然與環境的變遷有關,而且二者似乎截然劃分、互不相攝,成為不是積極入世就是消極出世的兩種不同的選擇。

  東漢自桓靈以後,在宦官、外戚輪值當政下,黨錮之禍頻生,累及士子,使得許多讀書人諱言政治,深感儒學不能予以安身立命的憑藉,而棄儒崇道。到了魏晉時期,更是中國社會由短暫統一又走向分裂的時代,也是社會最動盪、政治最黑暗、民族災難最深重的時期之一。當時的人生觀約略可分為三派:[1] 一是要求順情通性,得到自由自在的滿足的逍遙論,如向秀、郭象的莊子注;一是要求調情感、除物誘、排智巧以期終老天年的養生論,如嵇康的養生論與答難養生論;一是求肆情縱慾,以享受人生的縱慾論,如列子楊篇。

  葛洪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進入社會、參與政治活動,乃至最後隱遁山林渡餘生,加上他的家庭背景與教育環境的熏陶,使他一方面有抱朴守質、淡泊名利的個性,篤志神仙之學的出世思想;另一方面又重視禮節與道德,甚至提倡德行與性命雙修,強調修德是求仙的重要途徑,以此來匡正流俗萎糜的弊病,更提出了各種為政之道,希望藉以對治當時的腐敗之風的入世思想。

  入世與出世的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以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好神仙之學的道家人物,甚少視為儒者。令筆者好奇的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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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具有這兩種不同的思想特質真正的原因為何?是積極的世間關懷(入世),還是只是一種對世俗不滿的批判?是積極的人生追求(成仙),還是消極的對世間的絕望與放棄下唯一的選擇(出世)?因此,筆者欲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特質與關聯性,希望能藉此深入葛洪的思想內涵,進一步了解其在入世與出世的選擇上的分化與融合關鍵之處。

 

二、葛洪生平簡述

(一)葛洪的家世背景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晉丹陽郡句容縣人(今屬江蘇省)。出生約晉武帝太康4年(283),卒約建元元年(343),享年六十一。[2] 葛洪生於江南著名的士族家庭,祖輩世代為官。

  洪祖父葛系(一作奚)曾仕吳,歷任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宰,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等要職。[3] 如《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言:

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才。[4]

  其從祖葛玄,字孝元,好神仙修煉之術,學通古今,博覽經傳子史,好彈琴、誦老莊、懂醫術,常行奇技仙術於世,有神驗。有弟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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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人,鄭隱為其入室弟子之一。吳人稱之為「葛仙公」或「太極左仙翁」。[5]

  葛洪之父葛悌,「以孝友聞,行為世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6]

仕吳,歷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等職。入晉後,歷位大中 正、肥鄉令、遷邵陵太守,卒於官。為官清正,廉潔無私,「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7] 因此,從其祖父至其父之事跡可知,除了葛玄外餘者均好儒學,且在仕途上皆有顯赫之跡。

 

(二)葛洪的時代背景

  魏晉時期,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特色。首先在經濟上出現了士族豪強領主經濟,江南兼併之風更盛,大批農民流為士族豪強的佃客和部曲。《宋書.武帝本紀》:

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兼併,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

隨著士族豪強社會勢力的強大,皇帝也與士族豪強們相競爭與妥協,形成社會上的腐敗之風。[8]

  在文化風尚方面,漢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自漢末以來已名不符實,[9] 弊端叢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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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10] 的局面。選舉官吏的權力都被宦官、外戚、士族和朋黨把持,儒家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因此,到了魏晉時期,清談之風興起,形成以玄學為代表的士族文化;也有對當時傳來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方術產生興趣的,而不再走漢代「純儒」、「經師」的路,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11]

  葛洪所處的時代,政治的崩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君王昏庸,大臣橫暴,上下驕奢,朝綱不振,君臣倫理的原則幾乎全部被破壞。葛洪從出生到卒世期間,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12] 這一世態的迅速變化,對其一生的影響應是不小的。

  魏晉時,士族操縱朝廷用人之權,官位高卑皆視家族的背景,有權勢的門閥士族和依附他們的門生故吏私為君臣。當時國家不斷發生易君禪代的政治變亂,而士族的社會地位卻不變,仍享有許多政治特權。實際上,魏晉社會就是漢末腐朽社會的延續,尤其是兩晉之際。[13]

  晉代以後,養生服藥的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神仙道教在上層士族社會中更是傳播迅速。當時道教在魏晉社會的發展特徵,據胡孚琛的分析有四點:一是道教的組織渙散,無統一的領導。二是天師道較具代表性且擴展到上層士族。三是早期道教產生分化和上層神仙道教逐步形成。四是道教發展的重要的過渡期,葛洪正處道教的過渡期,加上祖、父輩為儒官,從祖好神仙之學的家世淵源,故其兼收二家之精要,並為道教哲學作了關鍵性的貢獻。[14]

 

(三)葛洪的一生際遇

  《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葛洪將自己的一生交待得非常詳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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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也作了許多的考證與論述,[15] 本文茲引用陳飛龍教授一篇考證極為詳究的文章:《葛洪年譜》,[16] 作為以下敘述的主要依據,並從葛洪的成長歷程、學習歷程、為官過程及歸隱山林等四方面作介紹。[17]

  葛洪的成長歷程可從晉武帝太康4年(283)到惠帝太安元年(302),計二十年的歲月中去了解。《抱朴子.外篇.自敘》云: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不早見督以書史。[18]

又云:

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博,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鬥雞騖,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自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19]

由是見之,葛洪的童年生活應是受寵而不甚好讀書的,又自認為性情愚鈍內向,手腳不靈活,不好與同伴玩。

  葛洪十三歲父亡,故其生活與學習歷程遂陷於饑寒困頓之境,不得已而躬執耕稼。又多次遭遇兵火戰亂,先輩傳下的書籍蕩然無存。「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代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20] 足見在父亡後其獨立而艱辛的自學奮發的歷程,只是此時沒有就教的對象,而自認「貧乏無以遠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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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21]

  據陳氏考證,葛洪當於十五歲時拜鄭隱為師,學神仙導養之術。鄭隱明五經,知仙道等天文知識。至二十歲這五年間,洪兼學儒道,一心兩用,致有「意志不專」之嘆。時始作詩、賦、雜文,自以為甚佳,欲精治五經,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文儒,且無意於仕途,故每覽名人歸隱之傳,常仰慕其人而心嚮往之。此時也因欲鍛鍊身體、禦寇避劫、獵取鳥獸而習武,這點對其以後的際遇亦頗具助益。

  二十歲以前的葛洪,徘徊於儒、道之間,為求學、習作的階段,更為以後的創作與方向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葛洪一生中為官數次,首次即在二十一歲時任將兵都尉,大破石冰之軍,又被封為伏波將軍。[22] 石冰事平,洪投戈釋甲,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以廣見聞,但受到戰亂所阻。[23] 欲返故里,又因陳敏據江東作亂而致周旋於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二十四歲時,因廣州友人嵇含上表推薦洪為參軍。洪至廣州未幾,嵇含即遭人暗殺而亡,致洪滯留廣州數年,絕意仕途,屢檄不就。

  晉懷帝永嘉6年,葛洪三十歲隱居羅浮山,始與南海太守鮑靚相善,拜靚為師,受石室三皇文,且娶其女為妻。三十二歲返故里,閑居,州郡及車騎大將軍禮辟,皆不就。[24] 後一年,勉受辟為府掾。[25] 又二年,受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洪上書固辭但未見許。

  考葛洪於十六歲已立志撰一子書;二十歲著手草創;至三十五歲始撰成《抱朴子》一書。至其四十五歲時,洪因生活所迫,逢王導召其為補州主簿(史官),洪乃受職不辭。旋轉司徒掾,又遷諮議參軍,皆屬「顧問」「諮議」性質。此應為洪最後一次為官,因其至六十一歲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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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職皆辭不就。[26]

  葛洪素有隱居山林之志,《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自度性懶而才短。以篤懶而御才短,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亡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27]

迨郭文死時,因敬仰其人有「未卜先知」之術,而為其作傳贊頌之餘,慨嘆人生無常,因而有隱居蘭風山,從事修道之舉。[28] 洪五十歲時,聞交趾產丹,請為句漏令。至廣州,為刺史鄧嶽強留,乃止於羅浮山,從事煉丹。其在山數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一日,洪予廣州刺史鄧嶽書,云:「當遠行尋師、藥,剋期便發。」嶽得書,心知有異,往見之,而洪已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入棺,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也。

 

(四)小結──葛洪的人格特質

  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可以發現其特有的人格特質,而這種人格特質往往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包括了其本身的性格、成長的環境、學習的內容、人生的際遇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今就以上所言,略作分析如下:

  葛洪自小性格內向,在語言和交際上也顯得木訥寡言,使其在長大後變得內斂沉著,遇事喜歡獨立思考,也較有自己的見解,在社會活動中也堅持不肯隨波逐流。在《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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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覆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恥焉。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29]

  在待人處世上,由於其「抱朴」之個性,故不會主動拜訪長官,也不計毀譽。結交朋友也在審慎觀察,詳細了解後才往來。因是之故,非常討厭淺近之人,「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度不可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30]

  其亦痛恨邪惡不義之人,也具有口不論人是非、不妄意評價人物的性格,認為「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評定之耶!」

  由於有這樣的個性,因此對於世俗的萎糜作風及政治的腐敗甚為不滿,常有所批評及有自己的看法,倡「道內以治身,外以為國」、「道本儒末」的思想;但他受儒學漬染頗深,故其修持是以道為法,治世則以儒為本的。

  又,葛洪認為富貴只可以逐漸獲得,而不能立即便得到,且當富貴離開時也挽留不住,「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31] 「樂天知命,何憂何慮?安時處順,何怨何尤?」[32] 「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33] 這種安貧知足的人生態度,乃至最後隱遁山林,筆者認為應是在見識與經歷了許多變故後,內心經過一番的掙扎和調整而漸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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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曾對葛洪的思想作以下結論:

葛洪這個飄零沒落的士族分子,他的前後思想變遷的脈絡,大體就是從入世而遁世,從儒家而至皈依神仙道教。但也始終沒有忘懷儒家和道。這是與他的階級出身、所處時代和個人遭遇息息相關的。[34]

  葛洪的人格特質是獨特而多面的,從其人生際遇與思想變遷來看,既有知識份子的積極關心社會動脈的入世精神;又有因社會的過度動亂與腐敗,以及因自己的建樹沒有機會發揮,進而選擇隱遁山林,不再為官問世事的消極心理。因此,葛洪的一生,其實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面對與經歷了社會的變化萬千的心歷路程的明顯寫照。[35]

 

三、葛洪入世與出世思想

(一)思想形成的因素

  人在現世的生命活動,往往與其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而在參與的過程中也會有自己的「世間哲學」;但人的生命活動不只限於現世中,人亦有超現世的嚮往,即是人的出世的生命活動表現。[36] 葛洪在這兩方面的思想,可從其代表著作《抱朴子》之外篇中明顯的看出來。

  「葛洪的抱朴、保守性格具現於外篇,就是延續並轉化漢人舊學,其中含攝儒、墨、道、法、兵諸家,而歸本於儒家,他以之論人間的得失、世事的臧否,常因應時勢,因事制宜。所以論出處去就之道,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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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多故的政局,多倡逍遙隱遯,知止任命的道家思想;論君道臣節之道,感於晉世紛亂的政治,提倡君尊臣卑之說,君主修德,又能分官任賢,則權臣不再跋扈、能臣能有出身,近於外法內儒的思想。論譏俗救生之法,激於魏晉士風的頹廢,因而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與省煩去侈的墨家,而反對俗儒的仁政、道家的迂闊。」[37]

  依李氏之見,只是外篇就含攝了不只一家之言,大扺因其生處兩晉之交,有感於權臣的跋扈和君勢的微弱是致亂的主因,故也主張法家的刑以輔德之說。同時也含蓋了入世與出世的思想,這與葛洪身處魏晉時期儒道的合同、離異交雜的時代因素密切相關。

  如前所言,魏晉之際,世變紛紜,又逢北方大族南下,紛據要津,形成新的政治集團,使南方舊族沒落。葛洪出生南方士族世家,受儒學的浸濡頗深,因此對北方士族的放蕩、好變、奢華極為厭惡,故其在外篇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以維護禮教的理由予以痛斥。因此,時代環境的更迭、多變成為其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據林氏的分析,葛洪在十五歲從鄭隱習道時,由於同時兼學經書,一心兩用,意志不專,以致績效不佳;既不能為純儒,又無法證道,故在為官的過程中,內心經歷了一番矛盾與掙扎。加上又經歷了石冰之亂、八王之亂、陳敏之亂、永嘉之亂等變故,因而對自己身世的多難及友人嵇含的突遭暗殺深為感慨,認為富貴如華,難以長存,而寧可選擇寄情於山林、修道以養天年。[38] 此為其思想轉折之二。

  另外,師友對他的影響也不小。首先跟隨鄭隱學道,雖自言所學不專,也沒有隨之歸隱,但因博覽儒道二書,所以也為其將來的思想與著述奠下了深厚的基礎。鮑氏則是葛洪在仕途游盪多年後,主動向之學習的,當時的葛洪已從仕途趨向歸隱絕仕之路了。再者郭文的「未卜先知」而亡,遂令洪羡慕其學道有成,而更刺激了他入山林專志神仙之學的心情。這一切皆對葛洪產生頗大的影響,令其在見仕途無所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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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道成仙成了他晚年認為唯一可以做、可能實現的理想,尤其在「生命之有限、人間榮華如朝露」的人生感慨下,覺得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才是唯一可以慰藉心靈的方式。此為思想轉變之三。

  綜觀葛洪從對社會政治及風尚等的積極關注、治世理想的提出,漸漸走向歸隱山林修道之過程及轉變,雖稍能理解或分析出一部份的原因,但這畢竟是複雜而深刻的心路歷程,實非外人所能盡見的。唯筆者從其一生的際遇與轉變中,發現環境對葛洪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葛洪最終選擇隱遁山林修道,或許如其所言的好神仙之學所致,但如果在環境許可下,足以讓他發揮自己所規劃的治世理想,宣揚其入世之哲學理念,那他又將會對入世與出世作何抉擇與取捨呢?還會一本初衷地以出世為唯一的選擇嗎?選擇修道成仙也就可能並不只是實現人生理想那般單純了。

 

(二)思想內容與特色

1.在政治及社會風俗文化上

  魏晉時代,上層道教的社會政治屬性越來越強,葛洪是這個時期神仙道教代表性的人物,但他除了能接受有黃老道家淵源的養生論外,對士族名士的逍遙和縱慾兩派都有所批評,提出以道為本的思想。他一方面推崇隱逸思想,鼓勵知識份子脫離朝政,鼓吹神仙道教,他的代表著作《抱朴子內篇》更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又主張山林中的隱士可以「論世務」、「議政事」。《抱朴子.外篇》即是此一思想的代表著作。[39]

  外篇多為入世思想,對魏晉的禪讓廢立的政權交替方式大加申斥。《抱朴子.外篇.良規》有言:

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王,惡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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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父亦可易也。[40]

故其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確立君威,方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僭越。但,又提出君王必須修德、尚賢任能,任賢時須量才為用;也提出了若干察舉的原則和方法,並以刑輔德等等的政治理想,[41] 表達了他力圖割除時弊,挽救政局的願望。

  在社會風俗文化方面,葛洪一方面主張禮法省煩,以改禮學家煩瑣之弊;但一方面又強調禮數,以改玄學家的放誕之習。提酒誡,明學問與教化的重要,企圖以此挽救世俗的流弊,想以漢儒治學的精神及自己的新文學來變革傳統觀念。[42]

  綜觀以上之思想內容,葛洪的政治等主張兼用了儒、道、法等的治世思想,是相當的積極、入世的,也頗能展現其為儒學世家的魄力與精神,一改過去修道者不問世事之態度,強調了隱士也要關心時局的觀念。

 

2.個人修養方面

  在個人修養上,葛洪也不是「純儒」或「純道」的,而是主張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內篇.釋滯》言:

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43]

又《抱朴子.內篇.微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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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長生者,必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44]

《抱朴子.內篇.對俗》又言: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45]

由上觀之,葛洪的修道是以儒輔道的,且若無修德的功夫是修不成仙的。至於他的道的境界,依林氏言,「承襲老莊的宇宙觀,以道──或其作用的神秘而稱之為『玄』──為宇宙的本體,凡人修道體玄之後,不止能使精神長王,而且形體不衰,可達『長生久視』的神人境界,出乎無上,入乎無下,遨遊天地之間,逍遙恍惚之中,為人生慾求的最高滿足和享受。」[46]

  葛洪之所以想到達這樣的境界,乃源於其對生命苦短的人生態度:

百年之壽,三萬餘耷,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除數十年,而險益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也![47]

  因是之故,葛洪嚮往神仙的長生不老的境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學的隱逸修道出世思想,並提出了稟賦、立志、明師、勤求以及積善修德等的修道條件用以實踐其神仙理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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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葛洪的出世修道思想,固然其明顯的是承襲了道教養生成仙的觀念。另一方面,讓他真正完全的捨棄世間的一切,全心投入修道煉丹的原因,仍可從其一生的際遇變化中感受得到,特別是其在仕途及人生際遇上的不盡如意,內心對世間的紊亂深感欲振乏力之下,所產生出來的無力感與幻滅感下的選擇。因此,筆者認為:葛洪的隱逸出世思想應是在被動、無奈、消極的時空環境下形成的,而且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在那樣的大洪流下,無法避免的命運。

(三)綜述

  「人性」本身就橫跨了「身」「心」二界,「入世」與「出世」的思想是可以視為「身入世心出世」的。二者之間可以是衝突,也可以是調合無礙的。[49] 但人畢竟是生活在大環境中,生活的智慧是靠生命長期的歷練與長期的如理思惟而得的,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且能在其中悠遊自在無所罣礙,其實不是一般人所能為的。

  回顧葛洪的一生,從其父亡至其終老,較長的時間是在出世與入世間徘徊的。縱然其一再強調為官是迫不得已、非其本志,然其內外篇字裡行間也一再透露出不滿時事、對世事有所建言之態;再看其官職,除了首次為官的將兵都尉外,餘者多為「諮議」「顧問」性質的無實權的小官,根本無法發揮其為政處事之理想。這對於一個儒學世家,以著一部子書立名後世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內心那種欲入世奉獻心力卻生不逢時的煎熬與掙扎是不小的。乃至最後一再親眼見到世間的頹廢與腐敗,內心那股欲出仕提振風尚的熱情是會一再被澆熄的。因此,其晚年選擇以隱遁山林、不問世事、專心煉丹的生活方式,並且傳其「預知時至」的化仙而去的結束不甚如意的一生,這樣的結局似乎也是順於時勢及其性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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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葛洪生在儒學世家,祖輩世代為官,自小受到儒學思想的熏習,雖自言少受督勤學經書,卻多少受到其父為官清廉無私的影響,而對為官者的要求及當政者的祈望與建議,多採儒家等諸家的治世之道。又其一生遭逢多劫災難,顛沛流離於數州之間,親見社會風尚之頹糜與腐敗,加上仕途之不順心及故友之變等際遇,促其治世思想漸趨淡薄,轉而專志於其一直以來所嚮往的神仙修道思想。

  葛洪努力了一生,著述了《抱朴子》內、外篇以表其治身與治世之道,但終究扺不過大環境的洪流,無法真正做到其認為修道的最高境界──「身入世而心出世」。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多受儒家影響,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世事多變難料,若生不逢時,再大的理想也扺不過環境的大洪流。知識份子除消極的遁世或隨波逐流,少有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的超然態度。縱然如葛洪般努力一生,並著書以明志,終也只被視作道學之重要人物,而少言其治世之理念,使其求以「文儒」留名後世的願望終難實現。

  從葛洪早期立志著書與接受官職的事實來看,他對世間的關懷曾經是積極的。然而在經過了中年的流離生涯後,由於親眼見到、接觸到仕族子弟的萎靡奢濫,以及政治生態的無可救藥,又因沒有機會參與政事,內心那股對世俗不滿的情緒,使其對世間從積極的關懷轉變為消極的絕望與放棄,最終選擇走入山林,終了一生。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分化原因,除了是性情上不合於世之外,整個魏晉時期的大環境,其實是主要而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也是當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所難以避免的命運。


【參考文獻】

一、書籍資料

1.     晉葛洪著,天道館主編校,《抱朴子》,臺中:創譯出版社,1981年6月。

2.    《晉書》卷72〈葛洪傳〉。

3.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

4.     王仲犖著,《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12月。

5.    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年12月。

6.     湯一介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出版社,1988。

7.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8.    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扑子內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9.    馮達文著,《回歸自然──道家的主調與變奏》,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0.寧稼雨著,《魏晉風度》,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年9月。

11.劉精誠著,《中國道教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

12.李中華注釋,《新譯抱朴子》,臺北:三民書局,1996。

13.王利器著,《葛洪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14.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1,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

15.《中國道教大辭典》,臺北:東久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7月。

16.《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冊1,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中華文化基金會印行,1989年10月。

二、期刊論文資料

1.    林麗雪著,〈葛洪事蹟與著述考──葛洪研究之一〉,《國立編譯館館刊》6:2,1977。

2.    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國立編譯館館刊》7:2,1978。

3.    林麗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第28期,1979。

4.     陳飛龍著,〈葛洪年譜〉,《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41期,1980。

5.    王宗昱著,〈評葛洪論儒道關係〉,《孔孟月刊》31:5,1993。

6.     王淳美著,〈魏晉之政治思想〉,《南臺工商專校學報》第20期,1994。

7.     陳飛龍著,〈抱朴子修撰過程考論〉,《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第1期,1994年5月。

8.     李軍著,〈玄儒佛道教育哲學比較研究〉,《孔孟學報》第70期,1995年9月。

9.     詹哲裕著,〈漢末魏晉時期老莊學說對儒家禮法思想的衝擊〉,《復興崗學報》57期,1996年6月。

10.李杜著,〈從哲學的了解去說宗教的入世說與出世說〉,《哲學與文化》23:7,1996年7月。

11.巨克毅著,〈論宗教的入世精神與社會正義〉,《宗教哲學》2:3,1996年7月。

12.鄔昆如著,〈入世與出世的衝突與調和〉,《宗教哲學》2:4,1996年10月。

13.李剛著,〈漢魏兩晉道教生命哲學的發生形成〉,《宗教哲學》2:4,1996年10月。

14.李軍著,〈中國宗教教史上的一座豐碑──葛洪《抱朴子》道教教育理論探析〉,《哲學與文化》24:2,1997年2月。

15.呂武志著,〈《文心雕龍》與《抱朴子》文論〉,國立師範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43(1),1998。

16.饒宗頤著,〈審慎精細博洽──評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明報月刊》,1998年5月。

 

註釋:


[1]    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臺北:《國立編譯館館刊》7:2,1978年,頁40。

[2]    關於葛洪的生卒年有各種說法,可參考陳飛龍著的〈葛洪年譜〉《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41期,1980年)、胡孚琛著的《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之附錄〈葛洪年譜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錢穆著的〈葛洪年譜〉(《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冊3,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年)等,此採陳飛龍之看法。

[3]    參考葛洪著《抱朴子》,天道館主編校,臺中:創譯出版社,1981年6月,頁265。

[4]    同上注。

[5]    見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78。

[6]    同注3。

[7]    同注3。

[8]    同注5,頁36∼37。

[9]    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據作者分析,儒學的衰微有內外在的因素:內在的因素是指儒學思想的墮落和經學的支離破碎;外在的因素則為政治的紊亂和民生的疾苦。詳見頁39∼40。

[10]     見葛洪著《抱朴子.外篇.審舉》,頁171。

[11]     參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37∼38。

[12]     見王仲犖著《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大事年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12月,頁1058∼1060。

[13]     同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39∼40。

[14]     詳析參見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46∼47。

[15]     如注2。

[16]     陳飛龍著〈葛洪年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41期,1970年,頁149∼182。

[17]     略為參考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內的分類方式,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年12月,頁29∼52。

[18]     《抱朴子》,頁265。

[19]     《抱朴子》,頁270。

[20]     《抱朴子》,頁265。

[21]     《抱朴子》,頁266。

[22]     葛洪本不欲為官,此次則以「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以「畏軍法,不敢任志」之由勉強為之。

[23]     時值八王之亂未平,四處皆為亂事,道路受阻不得前進。

[24]     《晉書》卷72之葛洪傳:「後還鄉里,禮辟皆不就。」

[25]     時司馬睿大事招延人才,多辟掾屬。「掾」,屬「顧問」、「咨議」性質的官職。

[26]     可參見《晉書》卷72〈葛洪傳〉、《太平御覽》卷664.〈晉中興書〉所敘。

[27]     《抱朴子》,頁269∼270。

[28]     此事晉書未記載,據陳氏考證為實,參注16,頁174∼175。

[29]     見《抱朴子》,頁266。

[30]     見《抱朴子》,頁267。

[31]     見《抱朴子》,頁269。

[32]     見《抱朴子.外篇.名實》,頁269。

[33]     見《抱朴子.外篇.知止》,頁260。

[34]     本段因無法找到確切的出處,故引自胡氏(注5,頁96)之引文。

[35]     關於葛洪的心理與人格特質,胡氏的著述(注5,頁82∼99)中分析得甚為詳細,值得參考。

[36]     參考李杜著〈從哲學的了解去說宗教的入世說與出世說〉,《哲學與文化》23:7,1996年7月,頁1764∼1765。

[37]     引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年12月,頁111。

[38]     同注1,頁41。

[39]     參考詹哲裕著〈漢末魏晉時期老莊學說對儒家禮法思想的衝擊〉,《復興崗學報》第57期,1996年6月,頁134。

[40]     見《抱朴子》,頁160。

[41]     詳細內容可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28期,1979年。

[42]     可從《抱朴子.外篇》之疾謬、譏惑、名實、清鑒、行品、酒誡、弭訟、勗學、崇教、博喻等篇中得知此一理想。

[43]     見《抱朴子》,頁42。

[44]     見《抱朴子》,頁35。

[45]     見《抱朴子》,頁15。

[46]     同注1,頁66。

[47]     《抱朴子.內篇.勤求》,頁79。

[48]     詳細內容可參考注1,頁51∼56。

[49]     參考鄔昆如著〈入世與出世的衝突與調和〉,《宗教哲學》2:4,1996年10月,頁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