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從祖葛玄，字孝元，好神仙修煉之術，學通古今，博覽經傳子史，好彈琴、誦老莊、懂醫術，常行奇技仙術於世，有神驗。有弟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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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人，鄭隱為其入室弟子之一。吳人稱之為「葛仙公」或「太極左仙翁」。^[5]

　　葛洪之父葛悌，「以孝友聞，行為世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6]

仕吳，歷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等職。入晉後，歷位大中 正、肥鄉令、遷邵陵太守，卒於官。為官清正，廉潔無私，「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7]　因此，從其祖父至其父之事跡可知，除了葛玄外餘者均好儒學，且在仕途上皆有顯赫之跡。

(二)葛洪的時代背景

　　魏晉時期，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特色。首先在經濟上出現了士族豪強領主經濟，江南兼併之風更盛，大批農民流為士族豪強的佃客和部曲。《宋書．武帝本紀》：

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兼併，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

隨著士族豪強社會勢力的強大，皇帝也與士族豪強們相競爭與妥協，形成社會上的腐敗之風。^[8]

　　在文化風尚方面，漢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自漢末以來已名不符實，^[9]　弊端叢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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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10]　的局面。選舉官吏的權力都被宦官、外戚、士族和朋黨把持，儒家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因此，到了魏晉時期，清談之風興起，形成以玄學為代表的士族文化；也有對當時傳來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方術產生興趣的，而不再走漢代「純儒」、「經師」的路，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11]

　　葛洪所處的時代，政治的崩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君王昏庸，大臣橫暴，上下驕奢，朝綱不振，君臣倫理的原則幾乎全部被破壞。葛洪從出生到卒世期間，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12]　這一世態的迅速變化，對其一生的影響應是不小的。

　　魏晉時，士族操縱朝廷用人之權，官位高卑皆視家族的背景，有權勢的門閥士族和依附他們的門生故吏私為君臣。當時國家不斷發生易君禪代的政治變亂，而士族的社會地位卻不變，仍享有許多政治特權。實際上，魏晉社會就是漢末腐朽社會的延續，尤其是兩晉之際。^[13]

　　晉代以後，養生服藥的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神仙道教在上層士族社會中更是傳播迅速。當時道教在魏晉社會的發展特徵，據胡孚琛的分析有四點：一是道教的組織渙散，無統一的領導。二是天師道較具代表性且擴展到上層士族。三是早期道教產生分化和上層神仙道教逐步形成。四是道教發展的重要的過渡期，葛洪正處道教的過渡期，加上祖、父輩為儒官，從祖好神仙之學的家世淵源，故其兼收二家之精要，並為道教哲學作了關鍵性的貢獻。^[14]

(三)葛洪的一生際遇

　　《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葛洪將自己的一生交待得非常詳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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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也作了許多的考證與論述，^[15]　本文茲引用陳飛龍教授一篇考證極為詳究的文章：《葛洪年譜》，^[16]　作為以下敘述的主要依據，並從葛洪的成長歷程、學習歷程、為官過程及歸隱山林等四方面作介紹。^[17]

　　葛洪的成長歷程可從晉武帝太康4年（283）到惠帝太安元年（302），計二十年的歲月中去了解。《抱朴子．外篇．自敘》云：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不早見督以書史。^[18]

又云：

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博，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鬥雞騖，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自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19]

由是見之，葛洪的童年生活應是受寵而不甚好讀書的，又自認為性情愚鈍內向，手腳不靈活，不好與同伴玩。

　　葛洪十三歲父亡，故其生活與學習歷程遂陷於饑寒困頓之境，不得已而躬執耕稼。又多次遭遇兵火戰亂，先輩傳下的書籍蕩然無存。「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代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20]　足見在父亡後其獨立而艱辛的自學奮發的歷程，只是此時沒有就教的對象，而自認「貧乏無以遠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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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21]

　　據陳氏考證，葛洪當於十五歲時拜鄭隱為師，學神仙導養之術。鄭隱明五經，知仙道等天文知識。至二十歲這五年間，洪兼學儒道，一心兩用，致有「意志不專」之嘆。時始作詩、賦、雜文，自以為甚佳，欲精治五經，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文儒，且無意於仕途，故每覽名人歸隱之傳，常仰慕其人而心嚮往之。此時也因欲鍛鍊身體、禦寇避劫、獵取鳥獸而習武，這點對其以後的際遇亦頗具助益。

　　二十歲以前的葛洪，徘徊於儒、道之間，為求學、習作的階段，更為以後的創作與方向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葛洪一生中為官數次，首次即在二十一歲時任將兵都尉，大破石冰之軍，又被封為伏波將軍。^[22]　石冰事平，洪投戈釋甲，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以廣見聞，但受到戰亂所阻。^[23]　欲返故里，又因陳敏據江東作亂而致周旋於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二十四歲時，因廣州友人嵇含上表推薦洪為參軍。洪至廣州未幾，嵇含即遭人暗殺而亡，致洪滯留廣州數年，絕意仕途，屢檄不就。

　　晉懷帝永嘉6年，葛洪三十歲隱居羅浮山，始與南海太守鮑靚相善，拜靚為師，受石室三皇文，且娶其女為妻。三十二歲返故里，閑居，州郡及車騎大將軍禮辟，皆不就。^[24]　後一年，勉受辟為府掾。^[25]　又二年，受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洪上書固辭但未見許。

　　考葛洪於十六歲已立志撰一子書；二十歲著手草創；至三十五歲始撰成《抱朴子》一書。至其四十五歲時，洪因生活所迫，逢王導召其為補州主簿（史官），洪乃受職不辭。旋轉司徒掾，又遷諮議參軍，皆屬「顧問」「諮議」性質。此應為洪最後一次為官，因其至六十一歲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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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職皆辭不就。^[26]

　　葛洪素有隱居山林之志，《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自度性懶而才短。以篤懶而御才短，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亡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27]

迨郭文死時，因敬仰其人有「未卜先知」之術，而為其作傳贊頌之餘，慨嘆人生無常，因而有隱居蘭風山，從事修道之舉。^[28]　洪五十歲時，聞交趾產丹，請為句漏令。至廣州，為刺史鄧嶽強留，乃止於羅浮山，從事煉丹。其在山數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一日，洪予廣州刺史鄧嶽書，云：「當遠行尋師、藥，剋期便發。」嶽得書，心知有異，往見之，而洪已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入棺，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也。

(四)小結──葛洪的人格特質

　　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可以發現其特有的人格特質，而這種人格特質往往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包括了其本身的性格、成長的環境、學習的內容、人生的際遇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今就以上所言，略作分析如下：

　　葛洪自小性格內向，在語言和交際上也顯得木訥寡言，使其在長大後變得內斂沉著，遇事喜歡獨立思考，也較有自己的見解，在社會活動中也堅持不肯隨波逐流。在《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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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覆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恥焉。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29]

　　在待人處世上，由於其「抱朴」之個性，故不會主動拜訪長官，也不計毀譽。結交朋友也在審慎觀察，詳細了解後才往來。因是之故，非常討厭淺近之人，「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度不可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30]

　　其亦痛恨邪惡不義之人，也具有口不論人是非、不妄意評價人物的性格，認為「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評定之耶！」

　　由於有這樣的個性，因此對於世俗的萎糜作風及政治的腐敗甚為不滿，常有所批評及有自己的看法，倡「道內以治身，外以為國」、「道本儒末」的思想；但他受儒學漬染頗深，故其修持是以道為法，治世則以儒為本的。

　　又，葛洪認為富貴只可以逐漸獲得，而不能立即便得到，且當富貴離開時也挽留不住，「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31]　「樂天知命，何憂何慮？安時處順，何怨何尤？」^[32]　「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33]　這種安貧知足的人生態度，乃至最後隱遁山林，筆者認為應是在見識與經歷了許多變故後，內心經過一番的掙扎和調整而漸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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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曾對葛洪的思想作以下結論：

葛洪這個飄零沒落的士族分子，他的前後思想變遷的脈絡，大體就是從入世而遁世，從儒家而至皈依神仙道教。但也始終沒有忘懷儒家和道。這是與他的階級出身、所處時代和個人遭遇息息相關的。^[34]

　　葛洪的人格特質是獨特而多面的，從其人生際遇與思想變遷來看，既有知識份子的積極關心社會動脈的入世精神；又有因社會的過度動亂與腐敗，以及因自己的建樹沒有機會發揮，進而選擇隱遁山林，不再為官問世事的消極心理。因此，葛洪的一生，其實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面對與經歷了社會的變化萬千的心歷路程的明顯寫照。^[35]

三、葛洪入世與出世思想

(一)思想形成的因素

　　人在現世的生命活動，往往與其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而在參與的過程中也會有自己的「世間哲學」；但人的生命活動不只限於現世中，人亦有超現世的嚮往，即是人的出世的生命活動表現。^[36]　葛洪在這兩方面的思想，可從其代表著作《抱朴子》之外篇中明顯的看出來。

　　「葛洪的抱朴、保守性格具現於外篇，就是延續並轉化漢人舊學，其中含攝儒、墨、道、法、兵諸家，而歸本於儒家，他以之論人間的得失、世事的臧否，常因應時勢，因事制宜。所以論出處去就之道，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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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多故的政局，多倡逍遙隱遯，知止任命的道家思想；論君道臣節之道，感於晉世紛亂的政治，提倡君尊臣卑之說，君主修德，又能分官任賢，則權臣不再跋扈、能臣能有出身，近於外法內儒的思想。論譏俗救生之法，激於魏晉士風的頹廢，因而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與省煩去侈的墨家，而反對俗儒的仁政、道家的迂闊。」^[37]

　　依李氏之見，只是外篇就含攝了不只一家之言，大扺因其生處兩晉之交，有感於權臣的跋扈和君勢的微弱是致亂的主因，故也主張法家的刑以輔德之說。同時也含蓋了入世與出世的思想，這與葛洪身處魏晉時期儒道的合同、離異交雜的時代因素密切相關。

　　如前所言，魏晉之際，世變紛紜，又逢北方大族南下，紛據要津，形成新的政治集團，使南方舊族沒落。葛洪出生南方士族世家，受儒學的浸濡頗深，因此對北方士族的放蕩、好變、奢華極為厭惡，故其在外篇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以維護禮教的理由予以痛斥。因此，時代環境的更迭、多變成為其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據林氏的分析，葛洪在十五歲從鄭隱習道時，由於同時兼學經書，一心兩用，意志不專，以致績效不佳；既不能為純儒，又無法證道，故在為官的過程中，內心經歷了一番矛盾與掙扎。加上又經歷了石冰之亂、八王之亂、陳敏之亂、永嘉之亂等變故，因而對自己身世的多難及友人嵇含的突遭暗殺深為感慨，認為富貴如華，難以長存，而寧可選擇寄情於山林、修道以養天年。^[38]　此為其思想轉折之二。

　　另外，師友對他的影響也不小。首先跟隨鄭隱學道，雖自言所學不專，也沒有隨之歸隱，但因博覽儒道二書，所以也為其將來的思想與著述奠下了深厚的基礎。鮑氏則是葛洪在仕途游盪多年後，主動向之學習的，當時的葛洪已從仕途趨向歸隱絕仕之路了。再者郭文的「未卜先知」而亡，遂令洪羡慕其學道有成，而更刺激了他入山林專志神仙之學的心情。這一切皆對葛洪產生頗大的影響，令其在見仕途無所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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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道成仙成了他晚年認為唯一可以做、可能實現的理想，尤其在「生命之有限、人間榮華如朝露」的人生感慨下，覺得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才是唯一可以慰藉心靈的方式。此為思想轉變之三。

　　綜觀葛洪從對社會政治及風尚等的積極關注、治世理想的提出，漸漸走向歸隱山林修道之過程及轉變，雖稍能理解或分析出一部份的原因，但這畢竟是複雜而深刻的心路歷程，實非外人所能盡見的。唯筆者從其一生的際遇與轉變中，發現環境對葛洪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葛洪最終選擇隱遁山林修道，或許如其所言的好神仙之學所致，但如果在環境許可下，足以讓他發揮自己所規劃的治世理想，宣揚其入世之哲學理念，那他又將會對入世與出世作何抉擇與取捨呢？還會一本初衷地以出世為唯一的選擇嗎？選擇修道成仙也就可能並不只是實現人生理想那般單純了。

(二)思想內容與特色

1.在政治及社會風俗文化上

　　魏晉時代，上層道教的社會政治屬性越來越強，葛洪是這個時期神仙道教代表性的人物，但他除了能接受有黃老道家淵源的養生論外，對士族名士的逍遙和縱慾兩派都有所批評，提出以道為本的思想。他一方面推崇隱逸思想，鼓勵知識份子脫離朝政，鼓吹神仙道教，他的代表著作《抱朴子內篇》更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又主張山林中的隱士可以「論世務」、「議政事」。《抱朴子．外篇》即是此一思想的代表著作。^[39]

　　外篇多為入世思想，對魏晉的禪讓廢立的政權交替方式大加申斥。《抱朴子．外篇．良規》有言：

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王，惡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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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父亦可易也。^[40]

故其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確立君威，方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僭越。但，又提出君王必須修德、尚賢任能，任賢時須量才為用；也提出了若干察舉的原則和方法，並以刑輔德等等的政治理想，^[41]　表達了他力圖割除時弊，挽救政局的願望。

　　在社會風俗文化方面，葛洪一方面主張禮法省煩，以改禮學家煩瑣之弊；但一方面又強調禮數，以改玄學家的放誕之習。提酒誡，明學問與教化的重要，企圖以此挽救世俗的流弊，想以漢儒治學的精神及自己的新文學來變革傳統觀念。^[42]

　　綜觀以上之思想內容，葛洪的政治等主張兼用了儒、道、法等的治世思想，是相當的積極、入世的，也頗能展現其為儒學世家的魄力與精神，一改過去修道者不問世事之態度，強調了隱士也要關心時局的觀念。

2.個人修養方面

　　在個人修養上，葛洪也不是「純儒」或「純道」的，而是主張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內篇．釋滯》言：

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43]

又《抱朴子．內篇．微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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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長生者，必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44]

《抱朴子．內篇．對俗》又言：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45]

由上觀之，葛洪的修道是以儒輔道的，且若無修德的功夫是修不成仙的。至於他的道的境界，依林氏言，「承襲老莊的宇宙觀，以道──或其作用的神秘而稱之為『玄』──為宇宙的本體，凡人修道體玄之後，不止能使精神長王，而且形體不衰，可達『長生久視』的神人境界，出乎無上，入乎無下，遨遊天地之間，逍遙恍惚之中，為人生慾求的最高滿足和享受。」^[46]

　　葛洪之所以想到達這樣的境界，乃源於其對生命苦短的人生態度：

百年之壽，三萬餘耷，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除數十年，而險益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也！^[47]

　　因是之故，葛洪嚮往神仙的長生不老的境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學的隱逸修道出世思想，並提出了稟賦、立志、明師、勤求以及積善修德等的修道條件用以實踐其神仙理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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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葛洪的出世修道思想，固然其明顯的是承襲了道教養生成仙的觀念。另一方面，讓他真正完全的捨棄世間的一切，全心投入修道煉丹的原因，仍可從其一生的際遇變化中感受得到，特別是其在仕途及人生際遇上的不盡如意，內心對世間的紊亂深感欲振乏力之下，所產生出來的無力感與幻滅感下的選擇。因此，筆者認為：葛洪的隱逸出世思想應是在被動、無奈、消極的時空環境下形成的，而且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在那樣的大洪流下，無法避免的命運。

(三)綜述

　　「人性」本身就橫跨了「身」「心」二界，「入世」與「出世」的思想是可以視為「身入世心出世」的。二者之間可以是衝突，也可以是調合無礙的。^[49]　但人畢竟是生活在大環境中，生活的智慧是靠生命長期的歷練與長期的如理思惟而得的，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且能在其中悠遊自在無所罣礙，其實不是一般人所能為的。

　　回顧葛洪的一生，從其父亡至其終老，較長的時間是在出世與入世間徘徊的。縱然其一再強調為官是迫不得已、非其本志，然其內外篇字裡行間也一再透露出不滿時事、對世事有所建言之態；再看其官職，除了首次為官的將兵都尉外，餘者多為「諮議」「顧問」性質的無實權的小官，根本無法發揮其為政處事之理想。這對於一個儒學世家，以著一部子書立名後世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內心那種欲入世奉獻心力卻生不逢時的煎熬與掙扎是不小的。乃至最後一再親眼見到世間的頹廢與腐敗，內心那股欲出仕提振風尚的熱情是會一再被澆熄的。因此，其晚年選擇以隱遁山林、不問世事、專心煉丹的生活方式，並且傳其「預知時至」的化仙而去的結束不甚如意的一生，這樣的結局似乎也是順於時勢及其性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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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葛洪生在儒學世家，祖輩世代為官，自小受到儒學思想的熏習，雖自言少受督勤學經書，卻多少受到其父為官清廉無私的影響，而對為官者的要求及當政者的祈望與建議，多採儒家等諸家的治世之道。又其一生遭逢多劫災難，顛沛流離於數州之間，親見社會風尚之頹糜與腐敗，加上仕途之不順心及故友之變等際遇，促其治世思想漸趨淡薄，轉而專志於其一直以來所嚮往的神仙修道思想。

　　葛洪努力了一生，著述了《抱朴子》內、外篇以表其治身與治世之道，但終究扺不過大環境的洪流，無法真正做到其認為修道的最高境界──「身入世而心出世」。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多受儒家影響，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世事多變難料，若生不逢時，再大的理想也扺不過環境的大洪流。知識份子除消極的遁世或隨波逐流，少有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的超然態度。縱然如葛洪般努力一生，並著書以明志，終也只被視作道學之重要人物，而少言其治世之理念，使其求以「文儒」留名後世的願望終難實現。

　　從葛洪早期立志著書與接受官職的事實來看，他對世間的關懷曾經是積極的。然而在經過了中年的流離生涯後，由於親眼見到、接觸到仕族子弟的萎靡奢濫，以及政治生態的無可救藥，又因沒有機會參與政事，內心那股對世俗不滿的情緒，使其對世間從積極的關懷轉變為消極的絕望與放棄，最終選擇走入山林，終了一生。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分化原因，除了是性情上不合於世之外，整個魏晉時期的大環境，其實是主要而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也是當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所難以避免的命運。

【參考文獻】

一、書籍資料

1.     晉葛洪著，天道館主編校，《抱朴子》，臺中：創譯出版社，1981年6月。

2.    《晉書》卷72〈葛洪傳〉。

3.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

4.     王仲犖著，《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12月。

5.    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年12月。

6.     湯一介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出版社，1988。

7.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8.    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扑子內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9.    馮達文著，《回歸自然──道家的主調與變奏》，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0.寧稼雨著，《魏晉風度》，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年9月。

11.劉精誠著，《中國道教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

12.李中華注釋，《新譯抱朴子》，臺北：三民書局，1996。

13.王利器著，《葛洪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14.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1，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

15.《中國道教大辭典》，臺北：東久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7月。

16.《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冊1，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中華文化基金會印行，1989年10月。

二、期刊論文資料

1.    林麗雪著，〈葛洪事蹟與著述考──葛洪研究之一〉，《國立編譯館館刊》6:2，1977。

2.    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國立編譯館館刊》7:2，1978。

3.    林麗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第28期，1979。

4.     陳飛龍著，〈葛洪年譜〉，《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41期，1980。

5.    王宗昱著，〈評葛洪論儒道關係〉，《孔孟月刊》31:5，1993。

6.     王淳美著，〈魏晉之政治思想〉，《南臺工商專校學報》第20期，1994。

7.     陳飛龍著，〈抱朴子修撰過程考論〉，《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第1期，1994年5月。

8.     李軍著，〈玄儒佛道教育哲學比較研究〉，《孔孟學報》第70期，1995年9月。

9.     詹哲裕著，〈漢末魏晉時期老莊學說對儒家禮法思想的衝擊〉，《復興崗學報》57期，1996年6月。

10.李杜著，〈從哲學的了解去說宗教的入世說與出世說〉，《哲學與文化》23：7，1996年7月。

11.巨克毅著，〈論宗教的入世精神與社會正義〉，《宗教哲學》2:3，1996年7月。

12.鄔昆如著，〈入世與出世的衝突與調和〉，《宗教哲學》2：4，1996年10月。

13.李剛著，〈漢魏兩晉道教生命哲學的發生形成〉，《宗教哲學》2：4，1996年10月。

14.李軍著，〈中國宗教教史上的一座豐碑──葛洪《抱朴子》道教教育理論探析〉，《哲學與文化》24：2，1997年2月。

15.呂武志著，〈《文心雕龍》與《抱朴子》文論〉，國立師範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43（1），1998。

16.饒宗頤著，〈審慎精細博洽──評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明報月刊》，1998年5月。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