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天台教籍重歸中土的史實

沈海波

中華佛學研究
第四期 (2000.03)
頁18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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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北宋初年,天台教籍由海外重歸中土,天台宗亦由此復興。天台教籍自何處求回?長期以來學者們對這一段史實往往疏於考證,並且因循《佛祖統紀.諦觀傳》的記載,認為得自高麗。本文從天台宗在高麗和日本的傳播情況入手,[金*勾]稽各種史料,指出了舊說的錯謬之處,並詳細論證了天台教籍得自日本的有關史實。

關鍵詞:1. 天台宗 2.義寂 3.諦觀 4.高麗 5.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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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引

  天台宗智者大師學術精深,破斥南北,禪義均弘。其一生著述極為宏富。灌頂《智者大師別傳》曰:「智者弘法三十餘年,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為著文。奉飲間m淨名經疏》,至〈佛道品〉,為二十八卷;《覺意三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門》三百科,始著六十科為三卷;《小止觀》一卷;《法華三昧行法》一卷。」此外出自智者口述而為門人追記的還有很多。但是,智者大師的著作迭經法難的摧殘和戰亂的洗劫,至五代末已是殘存無幾。

  有釋義寂者,造天台山研尋止觀,乃有慨於編簡之零斷也。宋贊寧曰:

先是智者教[這-言+亦],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其學?寂思鳩集也,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1]

此可見天台宗於其時已極凋零,故智者大師之著述亦僅可尋得《淨名經疏》一種而已。於是義寂發願於海外求書,終使智者大師的遺著能夠得以完璧歸趙,天台宗亦由此得以復興。

  智者大師的著述從何處復歸中土?學術界對此問題一直有不同的觀點。

 

二、學術界的一些觀點

  根據宋人志磐所撰〈義寂傳〉的記載,天台宗的教籍是從日本求得的。其文曰:

吳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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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講,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為建寺螺溪,匾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2]

 

但是,志磐在〈諦觀傳〉中卻又說天台宗教籍是諦觀從高麗帶來的。其文曰:

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3]

兩傳的說法截然不同。有學者權衡二者後取〈諦觀傳〉之說。如蔣維喬曰:

蓋吳越王據《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於海外,此天台書籍之所以得再傳於中國之故也。但遣使日本之說,於日本歷史無徵,恐係遣使高麗,而誤書日本也。證之《統紀》(指《佛祖統紀》──筆者注)〈諦觀傳〉而益信。[4]

錢俶遣使日本之說雖於日本歷史無徵,但錢俶遣使高麗之說同樣也於朝鮮歷史無徵,我們如何可以僅據〈諦觀傳〉而否定〈義寂傳〉的記載呢?所以,蔣氏的分析失諸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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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磐在撰《佛祖統紀》時,其〈義寂傳〉係據《宋高僧傳.義寂傳》,他當然也注意到了此傳與〈諦觀傳〉之間的不同。所以,他在〈義寂傳〉中加案語云:

案二師口義云,吳越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國令諦觀來奉諸部,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不復至。據此,則知海外兩國皆曾遣使。若論教文復還中國之寶,則必以高麗諦觀來奉教卷為正。[5]

這種解釋從表面上看頗能調和記載上的不同之處,所以,學術界咸據以立說。如日本鐮田茂雄說:

天台宗的螺溪義寂得到吳越王錢弘俶的賞識,他奏請尋求因戰亂廢佛而散失的天台宗論疏,吳越王便派遣使者到高麗及日本去尋求。因而高麗派了《天台四教儀》的作者諦觀帶來諸部論疏到螺溪。[6]

杜繼文也說:

為了尋找國內散佚殆盡的天台宗論疏,義寂奏請向各處搜求,錢俶乃遣使往高麗、日本等國。其後高麗僧諦觀攜帶大量天台諸部論疏來華,使天台宗在宋初時呈現「中興」之象。[7]

郭朋也說:

自唐安史之禍,特別是武宗滅佛、五代離亂之後,佛教各宗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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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資料,大都喪失殆盡。宋初,在吳越王錢俶的贊助之下,從朝鮮、日本等地尋回了一批佛教文獻。其中,屬於天台宗者為數尤多。[8]

諸家之說大同小異,皆以志磐之論為本。

  然而,〈義寂傳〉明云:「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並未提及高麗。所以,志磐試圖調合日本和高麗兩說的觀點,似缺乏有力的證據。雖說大部分學者採用高麗說,但也有少部分學者採用日本說。如湯用彤即云:「宋初天台求經於日本。」[9] 那麼,五代末天台宗教籍究竟是從日本還是從高麗,抑或是從兩地同時求取的呢?此一問題不僅關係天台宗的歷史,而且也牽涉到中國與日本和朝鮮半島的文化交流史。所以,筆者不揣淺陋,對此段史實略作考證。

 

三、〈諦觀傳〉質疑

  諦觀不見於《宋高僧傳》,志磐撰《佛祖統紀》始為其立傳。觀其傳文,不僅於其生平語焉不詳,而且對其攜教籍至中土一事的敘述,亦多有使人生疑之處。茲列舉如次。

  第一,高麗國既命諦觀來奉教籍,又為何「不令傳」《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和《五百門》等書呢?這恐怕是針對這幾部書在北宋初年時仍然散逸在海外的情況,而衍生出來的話。

  第二,高麗國既命諦觀到中國求師問道,卻又規定他「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這是極不合情理的。唐宋時期,高麗國同日本一樣,經常遣使到中土遊學問道、求取經籍。如宋太宗端拱2年(公元989年),高麗成宗王遣僧如可L書來請大藏經,太宗即命賜予,並賜如可紫衣。[10] 又如淳化元年(公元990年),高麗又遣使韓彥恭來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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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佛經,得到新印的大藏經一部,翌年4月L歸。[11] 高麗求法僧為了能求取經籍,還經常主動帶來一些中土佚籍,以示友好。如義天在宋哲宗時入宋求法,就將中土久佚的智儼《搜玄記》、《孔目章》,法藏《起信論義記》、《探玄記》,澄觀《華嚴經疏》等奉贈慧因寺。可見當時高麗對於中土文化一直是懷著求法的心態的,諦觀怎麼可能會有「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的倨傲態度呢?

  第三,〈諦觀傳〉稱「觀師既至,聞螺溪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義寂因為天台教籍散佚,無法弘揚教義,所以才有志於搜求佚籍。而諦觀既能睹天台教籍之全貌,識見必廣,怎麼會「一見心服」,甚至要拜其為師呢?

  志磐所撰《佛祖統紀》,於史實往往多有錯謬之處,向為學者所詬病。〈諦觀傳〉短短數百言,其所敘即頗多牴牾,可見其史料價值是我們需要謹慎對待的。

 

四、義寂求書的史實

  《佛祖統紀》中的〈義寂傳〉係據《宋高僧傳.義寂傳》而成,但是增益之處甚多,亦有令人生疑者。如智者大師的《妙玄》既然逸在海外,義寂又是怎麼知道「同除四住」之語是出自其中呢?〈諦觀傳〉中也有相同的記載,其文曰:

法師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義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12]

志磐對文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也有所覺察,但仍然試圖為其圓通。他在傳中加案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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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玄》既散失不存,未審何緣知之?必寂師先曾見殘編耳。[13]

傳文中既云「今不復存於是」,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殘編」。所以,志磐的解釋也是牽強的。

  義寂求取教籍的記載,最早見之於《宋高僧傳》。贊寧曰:

釋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既通律義,乃造天台山研尋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照也。……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為家寶歟?遂於佛隴道場、國清寺相繼講訓,今許王錢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光大師并紫方袍,辭讓不卻,受而不稱。及興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14]

此傳所敘較為平實,亦可糾正《佛祖統紀》記載中的失實之處。據此傳可知,義寂從日本獲取教籍後才能「博聞多識」,錢俶亦因此延請開講,天台宗由此得以復興。有文獻記載:

智者大師位登諸地,f示四依,得總持門,獲無鴾巫G,所述教法盈數百卷。淨光大師義寂傳而講之。……[15]

又有澄彧所撰義寂塔銘曰:

師諱羲寂。……昔智者師迄湛然師,燈燈相續,遍布寰宇。自唐武宗焚毀,微言暫污,傳持中廢,而能苦心研味,在處宣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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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文,誨人無倦。……[16]

此皆頌義寂興教之功。正是由於義寂求得了佚失的教籍,並且苦心研味,才使得四方僧侶慕名而至。因此,諦觀之師事義寂,當在義寂求取教籍之後。《佛祖統紀.諦觀傳》稱諦觀「既至,聞螺溪善講授」,亦可證在義寂開演講訓、聲譽日隆之時,諦觀才禮其為師。其時義寂已經得到了智者的佚籍,諦觀怎麼還會來奉教籍呢?即使諦觀師事義寂時也曾帶來過教籍,但至少有一點已經可以肯定了,那就是義寂為中興天台宗而求取的教籍並非從高麗得求。

  那麼,天台宗的教籍究竟是從何處獲取的呢?《宋高僧傳》中說得很清楚,是從日本。宋人宗曉為義寂所撰傳略也說:

後時忠懿王以教相咨問德韶國師,師指授尊者,因是奏王,請出金門建講,欽若敬奉,為之造寺,今螺溪定慧院是也。王又遣十人往日本國,取天台教藏迴。賜師以淨光大師之號。[17]

此與《宋高僧傳》的記載完全符合。

  在義寂求取天台教籍的過程中,吳越王錢俶起過重要的作用。志磐在為錢俶作傳時說:

(錢俶)又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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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寂是一介僧侶,當然無法到海外去求書,但是將求書的功勞全部歸到錢氏的名下,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錢俶雖然虔心向佛,但將天台教籍得以復見的原因,說成是他「以典籍不全,慨遣使」,顯然是將義寂的作用給抹煞了。《宋高僧傳.義寂傳》稱「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說明是義寂通過國師德韶,請錢俶出面派人到海外去求書的。

  值得注意的是,志磐在錢俶的傳中再次沿用了同時到高麗和日本兩地去求書的說法。此說的根本目的,在於維護其〈諦觀傳〉中所謂「諦觀來奉教乘」的敘述。天台教籍得自高麗的說法,在宋代是頗為流行的:

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19]

這說明在宋代的佛學界中,確有很多人認為天台教籍是從高麗得來的。這也是高麗說一直很有影響的原因所在。

  但是,各種求書於高麗的記載,不僅出現的時間較晚(沒有早於《宋高僧傳》者),而且牴牾之處也很多,所以我們是不能將其視作信史的。筆者茲更從唐宋時期天台宗在高麗和日本的流傳情況入手,再進行一些分析。

 

五、高麗與天台宗

  天台宗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比較早,唐代新羅的法融、理應、純英曾師事天台宗的六祖湛然,後回國傳播天台宗,但傳承不明。天台宗在高麗國的傳播和弘揚,還是在五代末至北宋初年這一時期。

  後唐清泰2年(公元935年),四明僧人子麟曾往高麗和日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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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授天台宗。對於這段史實,有的學者是如此敘述的:

中國在唐武宗毀滅佛教及唐末五代戰亂之後,佛教典籍頗多散佚,而高麗國保存中國典籍甚多。四明沙門子麟於後唐清泰2年(935)往高麗、百濟等國求天台教籍,受到高麗國的接待,並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20]

這段話受到了從高麗求書說的影響,所以對史實進行了虛構。有關子麟的史料記載: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2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21]

據此可知,子麟到高麗和日本等地是去傳授天台宗,而不是去求書的。

  子麟在高麗傳授天台宗的影響如何,現在已不可得知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天台宗在高麗的弘揚,是高麗僧人至中土求法的結果。五代末至宋初,高麗國有很多僧人到吳越地區學習天台宗。除了諦觀外,還有非常著名的寶雲法師。宗曉敘其行狀曰:

石晉天福中,有通公法師來自高麗,南參螺谿,盡得天台一宗之道。復欲杭海,大帥錢公固留之。遂傳洪於明之寶雲,法席大開,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曰法智師,一曰慈雲師。[22]

寶雲本是高麗王室子弟,他在求得天台教義後,準備回國弘揚,不意因錢惟治的挽留,竟成為中土天台宗的一代宗師。宗曉序〈寶雲振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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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寶雲法師本高麗君族,樂道厭世,從佛薙落。首傳華嚴《起信》,眾已悅隨,洎壯越滄溟來中國。初訪雲居,契悟南宗。重念台衡教觀經五代離亂,僅存一線,遂挺志造螺谿寂公之室,頓受其傳,具體之學聲聞四方。已而誓返本國敷揚法化,因挈錫附舶四明。偶郡守淮海大王錢公請問心要,辟為戒師,自是緇白傾嚮固留演法。[23]

寶雲在得到螺谿義寂的親傳之後,立誓要回國弘揚。這能夠清楚地表明,五代末至宋初,高麗國試圖向中土學習天台宗,並輸回本國。

  諦觀和寶雲最後都留在了中土,真正將天台宗傳回高麗並加以弘揚的,是高麗王室子弟義天。高麗比丘白玄天龍說:

義天姓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之子也,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華而上表,請傳賢首教。迺隻茖ㄢ\,肇往四明,事智師慈辨,而受天台教觀。趨至靈芝,拜大智元照,而學律藏。從晉水淨源,而聞賢首宗乘。亦遭圓照宗本律師,而問宗義大旨,曲如僧傳等。厥雷聲震於支那動三韓矣。[24]

義天在中土學習各宗教義,廣求經疏。他特別傾力於天台宗,並且造訪天台山,拜智顗祖師塔,述發願文。義天回國時帶著所請得的經書一千餘卷。回國後,宣宗仿中國天台山國清寺為義天在杜山西南麓建寺,也稱作國清寺。義天在高麗大弘賢首、天台的教法,並奏請將所攜歸的經書悉數刊行。由此天台宗在高麗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從五代末至宋初天台宗傳輸至高麗國的史實分析,高麗不但積極從中土學習並輸入天台宗,而且還大量請取經疏,所以不可能出現高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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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大量輸出經疏的情況,[25] 更不可能出現如〈諦觀傳〉中所說高麗王故意留下幾部經疏,甚至還準備掂量一下天台宗僧人水平的情況。

 

六、日本與天台宗

  對於天台宗傳入日本的史實,古人曾有過一些錯誤的認識。宋晁說之曰: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谿。荊谿後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法融傳理應,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26]

他認為日本的天台宗是從新羅傳去的。這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相對於朝鮮半島而言,天台宗傳入日本的時間要早很多。自唐代開始,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就從中土學習天台宗教義,並且廣泛搜集天台教籍。

  唐貞元年間,日僧最澄入唐求法,他在台州臨海縣龍興寺淨土院抄取「天台智者大師所釋大乘經等,并所說教f,及第二、第五、第六祖等傳記,并別家抄等」,總計一百二十部,三百四十五卷。[27] 最澄此行得到了台州刺史的襄助。五台山華嚴寺天台座主志遠和尚曾向入唐求法的圓仁說:

日本最澄三藏貞元廿年入天台求法,台州剌史陸公自出紙及書手,寫數百卷與澄三藏。三藏得疏卻歸本國。[28]

所以,最澄的收穫頗多,不僅求得了大量的天台教f,還有很多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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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回國後上表曰:

圓教難說,演其義者天台;妙法難傳,暢其道者聖帝。……最澄奉使求法,遠尋靈蹤,往登台嶺,躬寫教f,所獲經并疏及記等,總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且見進經一十卷(名曰金字《妙法蓮華經》七卷、金字《金剛般若經》一卷、金字《菩薩經》一卷、金字《觀無量壽經》一卷),及天台智者大師靈應圖一張、天台大師禪鎮一頭、天台山香爐峰送檉及柏木文釋四枚、說法白角如意一柄。謹遣弟子藏經奉進。[29]

比最澄稍晚些時候入唐的空海,也請得了天台宗若干種教籍,如智者《法華玄義》、《法華文句疏》、《四教義》及湛然《法華記》、清索《法華贊》、良賁《仁王經疏》等。[30]

  唐開成3年(公元838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圓仁入唐訪求天台聖f與經籍。他帶來日本比叡山延曆寺東決天台教義三十條,先後向揚州、五台山、長安等地的高僧求法請益,受學天台《止觀》和《遮那》。此外,他還大量抄寫經卷。圓仁自述至五台山華嚴寺後:

引涅槃院安置閣下一房,此則講《法華經》座主玄亮上人房。座主因講,權居閣院。遠和尚及文鑒座主院,天台教f及文書備足。

廿三日,始寫天台文書日本國未有者。[31]

圓仁此次入唐的收穫更多,其自述曰:

長安五台山及揚州等處,所求經論念誦法門,及章疏傳記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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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五百八十四部,八百二卷,胎藏金剛界兩部大曼陀羅,及諸尊壇像、舍利并高僧真影等,都計五十種。[32]

其中在長安求得四百二十二部五百五十九卷,在五台山求得三十四部七十三卷,在揚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

  此後,日本延曆寺比丘圓珍入唐求法,也求得了大量的天台宗的經疏。圓珍自述曰:

兩京兩浙嶺南福建道等巡遊,傳得大小二乘經律論傳記,并大總持教曼荼羅楨天台圓頓教文,及諸家章疏抄記、雜碎經論、梵夾目錄等,前後總計肆佰肆拾壹本壹仟卷,道具法物等,都計壹拾陸事。[33]

其他入唐求法僧所請得的天台宗經疏還有很多,在此不贅述。

  日本僧人刻意搜求天台教籍,同日本國內天台宗的盛行有著密切的關係。而日本天台宗的盛行,又同唐代盛傳的聖德太子為南岳大師所託生的傳說有關。圓仁與志遠和尚交談時曰:

(志遠和尚)便問日本天台興隆之事。粗陳南岳大師生日本之事,大眾歡喜不少。遠座主聽說南岳大師生日本弘法之事極喜。[34]

南岳大師是天台始祖智顗之師。這一傳說也是推動中日間佛學交流的助因。

  經過日本天台宗僧人的不懈努力,中土天台宗的主要經籍已被網羅無遺。景德3年(公元1006年)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入貢時,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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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釋氏論及疏鈔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35] 這就為日後天台教籍重歸中土奠定了基礎。

 

七、宋初日本向中土輸出漢籍的史實

  唐代,日本從中土求取經籍的同時,也曾將若干經籍帶回中土。如圓珍入唐時即帶來經疏五十二卷。[36] 兩宋時期,日本雖然不再派出遣唐使,但是隨著海上交通的發達,中日間僧侶和客商的往來則還是非常頻繁的。而且,日本從大量向中土輸入經籍,開始轉變為同時向中土輸出經籍。

  宋太平興國8年(公元983年),日本東大寺高僧T然搭乘吳越商人陳仁爽、徐仁滿的商舶入宋,並向宋太宗獻書:

雍熙元年,日本國僧T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其國多有中國典籍,T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鏤紅羅T,水晶為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之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37]

T然回國後,還曾派弟子奉表來獻佛經等物。

  北宋時期海上交通較為發達,而中日兩國間的文化交流也多靠從事海上貿易的商船。如日本永延元年(公元987年),惠心僧都源信雲遊博多時,邂逅宋商朱仁聰及同船的杭州水心寺僧齊隱,遂託其將自著《往生要集》攜往中土。後《往生要集》還通過宋商周文德傳入了天台國清寺。又如淳化2年(公元991年)9月,天台知禮送經教於源信,次年源信即託宋商楊仁紹回贈自著《因明論疏四明違略注釋》。不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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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如此,中國與朝鮮半島間的交往亦是如此: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語歸。[38]

正是由於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商人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才使海外的逸籍的復歸有了可能。

  隨著中日間文化交流的加深,在北宋時期,日本不斷有天台宗的有關經籍傳入中土,這其中既有日本天台宗僧人的著作,也有中土久佚的天台教籍。日本長保5年(公元1003年),源信遣弟子寂照攜《天台宗疑問二十七條》向知禮求教。寂照此行帶來了很多經籍,分贈各處。寂照入宋後致書源信曰:

《往生要集》現在國清寺弘之,教主宗翌相逢示之。又遣雙林行辿和尚一封,慥付便李送了。又《義目》一卷,逢天台有識令決了,追可獻。又遣法相宗《因明》等,從五台山罷歸,相訪其人,可傳付之。[39]

他帶來最多的是天台教籍,其中就有中土久佚的南岳大師所著《大乘止觀》。此書不久又告佚失。《天台霞標》在「天台典散亡數目」中列《大乘止觀》二卷,注云:「宋咸平六年,日本禪師嘗持入中國,今復亡去不存。」

  宋熙寧5年(公元1072年),日本大雲寺僧成尋攜弟子七人,搭乘宋人的商船入華巡禮,並攜帶了更大宗的天台教籍和法器。據《參天台五台山記》所載,成尋此行帶來的天台真言經書有六百餘卷。

  以上所舉僅是北宋時期較為著名的兩例,至於通過商人交流的經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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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難計其數。可見在北宋時期,日本輸出到中土的天台教籍,其數量是相當可觀的。義寂求取教籍的行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這種背景,也使得義寂能夠獲得大宗的佚籍,並且復興天台宗。這同時也可讓我們理解,為什麼義寂是從日本而不是從高麗求取教籍的。

 

八、天台教籍得自日本的確鑿證據

  天台教籍得自日本而非高麗,這一史實不但在有關義寂的早期傳略中有記載,符合天台宗在高麗和日本傳播的實際情況,更可以得到大量文獻資料的強有力的證明。

  《楊文公談苑》中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佐證材料。據楊億所述:

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王,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40]

這條記載正可與《宋高僧傳.義寂傳》所敘相印證,表明錢俶確實是從日本將天台宗的教籍取回的。楊億與四明尊者知禮的關係相當密切,現在還保存有兩人往返書啟十多通。[41] 而且,楊億對日本的歷史及中日間的交往情況也很熟悉。他自述說:

予在史局閱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記》一卷及T然表啟一卷,因得脩其國史,傳其詳。……案日本,倭之別種也,……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歸。[42]

 

 

頁204

 

景德年間日本天台宗僧人寂照入貢,楊億時知銀台通進司,因此與其有所往來。楊億自述曰:

景德3年,予知銀台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筆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身名寂照……。」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寂照東游,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43]

可見,楊億不僅與天台宗僧人來往密切,而且對於當時中日間佛學界交往的故事也相當瞭解。正是由於這一層關係,所以《楊文公談苑》中關於錢俶從日本取回天台宗教籍的記載,就顯得史料價值頗高了。

  義寂求取的教籍並非完璧,還有若干種重要的經疏逸在海外,所以志磐在《佛祖統紀.諦觀傳》中便演義出了高麗國王故意留下幾部經疏的故事。其實那是因為義寂得到的教籍中摻雜了偽書的緣故。偽書中包括了《仁王經疏》。義寂身後,天台宗僧人一直努力到日本訪求真本《仁王經疏》:

有宋之初,台教乃漸杭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眾咸斥其偽。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鼉之怒,遽投斯流,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所,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於日本國矣。[44]

雖然歷經曲折,知禮還是未能如願求得《仁王經疏》。至元豐年間,《仁王經疏》

 

 

頁205

 

終由商賈自日本攜歸。通過《仁王經疏》的求取過程,可以說明天台教籍自始至終都是從日本獲得的。

  〈諦觀傳〉說高麗王遣諦觀來奉教籍時,將《仁王經疏》等幾部經籍留下。筆者之所以認定這是志磐的演義,關鍵還在於高麗的《仁王經疏》還是從中土傳入的。義天至中土求法回國後,曾耗費二十年時間搜求佛典,著成《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其書卷1著錄《仁王經疏》一卷,並注云:

近從日本國流通云。是天台所說,待勘。[45]

這條注雖然簡短,但卻為我們提供了重要而可信的史料。說明高麗國的這部《仁王經疏》不但得自中土,而且還可遠溯自日本。這就完全推翻了《佛祖統紀.諦觀傳》的記載,證明所謂「諦觀來奉教籍」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九、小結

  根據上面的考證和分析,現在可以清楚,義寂求取的教籍應是從日本求得,而非歷來學者所認為的來自高麗。同時,通過對這一史實的探討,我們對北宋初期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高麗間的佛學交流情況,也可以有更為深入的瞭解。

 

 

註釋:


[1]    《宋高僧傳》卷7〈義寂傳〉頁162,中華書局,1987年。

[2]    《佛祖統紀》卷8,《大正藏》冊49,頁190∼191。

[3]    《佛祖統紀》卷10,《大正藏》冊49,頁206。

[4]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卷3,頁20,上海書店,1989年,頁20。

[5]    《佛祖統紀》卷8,《大正藏》冊49,頁191。

[6]    鐮田茂雄《簡明中國佛教史》,頁256,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

[7]    杜繼文《佛教史》,頁33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8]    郭朋《中國佛教簡史》,頁305,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9]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頁295,中華書局,1982年。

[10]     《宋史》卷487。

[11]     《高麗傳》卷3。此與端拱2年之求書,疑係同一事。

[12]     《佛祖統紀》卷10,《大正藏》冊49,頁206。

[13]     《佛祖統紀》卷10,《大正藏》冊49,頁206。

[14]     《宋高僧傳》卷7〈義寂傳〉,頁162,中華書局,1987年。

[15]     〈建傳教院碑銘〉,載於《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螺谿振祖集〉。《大正藏》冊46,頁925。

[16]     〈淨光大師塔銘〉,載於《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螺谿振祖集〉。《大正藏》冊46,頁927。

[17]     〈台州螺溪淨光法師傳〉,《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大正藏》冊46,頁929。

[18]     《佛祖統紀》卷10〈吳越忠懿王傳〉。《大正藏》冊49,頁206。

[19]     《五燈會元》卷10〈天台德韶國師〉,中華書局,1984年,頁567。

[20]     高觀如〈中朝佛教關係〉,《中國佛教》第一輯,頁206,東方出版中心,1980年。

[21]     《佛祖統紀》卷22〈子麟傳〉。《大正藏》冊49,頁246。

[22]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1,《大正藏》冊46,頁856。

[23]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7,《大正藏》冊46,頁928。

[24]     〈新編教藏總錄流衍序〉,《大正藏》冊55,頁1165。

[25]     高麗僧人也常帶來一些書,但數量往往很少,而且其目的是為了求取更多的經疏。

[26]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27]     《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大正藏》冊55,頁1057。

[28]     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頁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9]     《傳教大師將來台州錄》,《大正藏》冊55,頁1055。

[30]     《請御來目錄》,《大正藏》冊55,頁1064。

[31]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3,頁124∼1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2]     《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大正藏》冊55,頁1078。

[33]     《智證大師請來目錄》,《大正藏》冊55,頁1102。

[34]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頁1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5]     《楊文公談苑》,頁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6]     《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大正藏》冊55,頁1092。

[37]     《宋史.日本傳》。

[38]     《五燈會元》卷18〈高麗坦然法師〉,中華書局,1984年,頁1224。

[39]     轉引自王勇〈唐宋時代日本漢籍西漸史考〉,載於《中日漢籍交流史論》頁117∼118,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

[40]     《楊文公談苑》頁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1]     載《四明尊者教行錄》卷5,《大正藏》冊46,頁898∼902。

[42]     《楊文公談苑》頁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3]     《楊文公談苑》頁10∼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4]     《四明尊者教行錄》卷6〈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大正藏》冊46,頁916。

[45]     《大正藏》冊55,頁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