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魯考

A Study on Xilu (西魯)

隋皓昀    Sui Hao-yun

法光學壇  Dharma Light Lyceum

第七期 （ 2003 年 )    頁數119-143

法光雜誌社  台北市

p119

摘要

        天地會起源的諸問題，經學者的努力，真象逐漸澄清，但對西魯的考察，卻似乎仍在「神話的背影」中如虛似幻。本文從同時代的著作裡，探索「魯」的痕跡，運用聲韻資料，論證魯＝虜背後所蘊含的時代風尚，并探察西魯在歷史上的原型及其在會書中與清朝的關係。
















關鍵詞：西魯、衛拉特、天地會、避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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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various scholar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origin of the Tiandihui have been gradually clarified. However, research on “xilu”still seems vague and caught in“the mythical background.”The present paper looks for traces of the character“lu”in works of the relevant period and demonstrates by way of phonological data that it was customary use at that time to employ 魯 in the sense of its homophone 虜.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西魯 and the way the literature of the
Tiandihui brought it into connection with the Manchu court.



Keywords: Xilu, Oirat, Tiandihui, ta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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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來天地會的研究大有興盛之勢，各家分別運用天地會會書、清宮檔案以及實地的調查，獲致了前人所未有的成就。天地會起源的真象似已在西魯傳說中的「神話的背影[1] 」裡逐漸浮現，然而目前學界對會書的探究，多自天地會創始者萬雲龍或萬提喜以下論起[2] ，對於會書之首的「西魯」卻少見提及，「西魯」始終未獲得應有的重視地位，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本文就清廷檔案及民間載籍中所反映出的歷史現象，嘗試對「西魯」一詞提出淺見，不足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一、魯之原義

        西魯之難解，在於清代中國的周邊民族中無有以此為專名者。是以溫雄飛先生斷言，「況當史學昌明之世，西魯於何地，何時入寇中國，史無明文，虛擬可知。[3] 」另一方面學界早年在探討天地會起源時，襲用當時索隱式的史學方法，將少林僧征西魯一事傅會清初史實[4] ，這種「影射推求[5] 」的論證模式在新出史料以及學者詬病下，逐步受到質疑而被擱置，但學界的這番影射推求，對西魯一詞的解決，

[1]　 蕭一山，〈天地會起源考〉，收錄於氏編《近代秘密社會史料》，頁6（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1年。）

[2]　目前天地會的起源研究，主要分為康熙說與乾隆說。對於西魯傳說的真偽，兩派各有不同的立旨。乾隆說論旨有三：一、傳說形成與流傳的時間不早於乾嘉之際。二、主要事件的發生時間隨意變動，顯見西魯入侵，出於虛構。三、傳說中的內容是逐漸繁衍而成，持是說者有秦寶琦、戴玄之、莊吉發等人。康熙說徵引嘉慶、道光年間的清代檔案，說明西魯故事起自久遠，並透過史籍加以比附研究，提出「西魯」即「西虜」，持是說者有胡珠生、赫志清。本文即在此一基礎下，進一步論述。

[3]　 溫雄飛，《南洋華僑通史》，頁108（上海，東方印書館，民國18年。）另見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頁1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3年。）

[4]　 少林征西魯的指涉，時人的意見可分為以下三種：　溫雄飛認為是鄭芝龍與清兵。見氏著，《南洋華僑通史》，頁108-109（上海，東方印書館，民國18年）。蕭一山大體贊成此說，惟對個別人物的指證略有差異，見氏著，〈天地會起源考〉，頁15。　周貽白認為是指林興珠征羅剎。見周貽白，〈洪門起源考〉，《東方雜誌》第43卷第16號，頁48-49，1947年。　衛聚賢以為是林興珠所率的殘餘籐牌兵征準噶爾。見氏著，《中國幫會青紅漢留》，頁18。轉引自莊吉發，前揭書，頁28。

[5]　見溫雄飛所語，「按其神話事跡考證，……如確為事實，自當用考史之法證之；若為神話，則不能不向其背景及影射之處推求。」見氏著，前揭書，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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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開啟了另一扇窗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貽白先生，他在〈洪門起源考〉中提出「西魯或即西羅之音轉[6] 」，西羅即指處於西伯利亞的羅剎（俄羅斯），周氏的論證，雖無助於西魯的倡明，卻點出解決西魯意涵的重要方式，即西魯這個詞的組合方式：西魯＝西＋魯，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天地會研究》一書中，將西魯翻譯成額魯特（Eleuths）[7] ，不能不被視作有識的見解。目前大陸學界利用魯、虜聲韻上的關連，佐以史實而加論述者，有胡珠生先生與赫治清先生二人；赫治清認為「所謂西魯番亦即西虜[8] 」，其所徵引的資料，明確地點出西魯應在今日中國的西部，胡珠生則提出「西魯番應為西虜番的音訛[9] 」，認為西魯是指甘肅和蒙古、新疆一帶少數民族的反清力量[10] 。在當時中國的這片廣大的地域裡，包括許許多多的部族，籠統地泛指，無助於問題的澄清。但赫、胡兩氏踏襲著周貽白氏的餘緒，利用魯、虜音同的方式解讀西魯，更從史籍中論證西魯的存在，實功不可沒。可是西魯果係西虜的音訛？
        這個謎題的解答，有賴於清室雍正、乾隆兩位皇帝的發現，吾人可從他們的論述中略窺究竟。
        胤禛的看法：
        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彝、以虜為鹵之類，殊不可解。揣其意蓋為本朝忌諱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不敬之甚者也。……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為錯謬。漢書注曰，生得曰虜。謂生得其人，

[6]　周貽白，前引文，頁48。

[7]　Gustave Schlegel，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 Batavia：Lange & Co. p.7。這些額魯特人分布於黃河、西海與天山之間，見Schlegel，opit，p7。另J. S. M. Ward ＆ W. G. Stirling在其所著The Hung Society 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一書中，也將西魯指稱為額魯特，並稱其居地位於阿爾泰山與黃河之間。Ibid，p30。London：The Baskerville Press, 1925是以Dian H. Murray指出西魯的確切源流是不可知，但在西方的翻譯常與「衛拉特」或「額魯特」有關。見Dian H. Murray ＆ Qin Baoqi ，The origin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94 。

[8]　赫治清，《天地會起源研究》，頁8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

[9]　胡珠生，《清代洪門史》，頁54（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　胡珠生，〈洪門會書的綜合研究〉，《清史論叢》1993年，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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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索貫而拘之。敵國分隔，互相訿詆，北人以南為島夷，南人以北為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於不能臣服之國，指之為虜；我滿洲居東海之濱，若言東夷之人則可。今普天之下，率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11] 
        弘曆的見解：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日批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為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為非理，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諳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12] （標號為引者所加）
        這兩份資料清楚地點明，清代前期漢人為規避胡虜夷狄等對中原周邊後進民族的賤稱，遂型塑出特有的避諱文化現象。胤禛所言之「以虜為鹵」的歷史現象在清初的著作中不時可見[13] ，然清初文人諱寫虜字的方式，並不限於鹵，尚有魯及羅兩字。試以清室檔案、官書及民間載籍分別徵現：
（一）清室檔案：
        〔大同〕陽和兵備道所轄東至平遠堡起，西至靖魯堡止。[14] 
        竊照河西五道……惟肅鎮遠界西陲，……東接甘州四百七十里、南距祁連八十里、西距嘉峪關七十里、北面三十里與諸魯接壤。……思及去冬魯搆釁，擁眾擾害。[15] 

[11]　《清實錄》第八冊，卷130，頁696，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三冊，第460號，頁28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上諭與實錄所載的文字略有出入。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第八冊，第2190號，頁822上（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

[13]　相關的著作可見查繼佐，《罪惟錄》，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321-323冊，康熙抄本；毛奇齡，《後鑒錄》，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432冊，康熙刻本。其中不乏有「以鹵代虜」者。

[14]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國柱在順治三年十二月的題本，刊布於張存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第5冊第85號，頁244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5年。）

[15]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王世功在順治五年四月的題本，刊於前揭書，第8冊第52號，頁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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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鎮海彝魯，市口往來，出沒無常，非得重兵彈壓，難保無虞。竇五龍……不能請兵預防，直待彝魯入境搶掠。[16] 
        朝藏回來喇嘛，并帶大古什娘子、計囊、乞慶黃台吉、打賴把都ㄦ、尒迭泥歹秤，各共差彝使，……據魯使筆寫氣開報赴京進貢馬匹人數，……據此看得海彝進貢，凡我清朝臣子自宜深加撫慰。[17] 
        河西各將報彝魯麥力幹等有收拾兵馬入內過邊情形。[18] 
（二）清代官書：
        昔都御史侯翁慮其獨處一隅，孤而難支。會題遇有警，河州參將應援西寧，兵馬有犄角之勢，番魯無異視之心，宏謀巨猷，狀矣哉！[19] 
        西夷職貢，北魯潛形，屬番歸心，軍民樂業，過化存神之功效，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漪歟盛哉！[20] 
        陳善……歷任寧鎮副將，時有大魯犯境，發數矢，連喝數聲，魯退。[21] 
        值西彝狂逞，……海魯恣睢，令將軍率師敗之。總督莫公疏表其功，陞洪水營參將，洪水逼近魯巢，至是不敢窺視。[22] 
        又舊志永樂初置平虜城，嘉靖二十年改設平虜守禦千戶所，明代有虜警，設兵禦寇，故曰平虜，殆靖虜、鎮虜意，今改平羅。[23] 

[16]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許弘祚在順治四年八月的題本，刊於前揭書，第6冊第80號，頁3049。

[17]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王世功在順治五年的題本，刊於前揭書，第7冊第80號，頁3667。

[18]　靖逆侯張勇在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的題本，刊布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丁編第九本，頁858（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民國61年。）

[19]　靖逆侯張勇在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的題本，刊布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丁編第九本，頁858（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員工福利委員會，民國61年。）

[20]　楊春茂，《重刊甘鎮志》，〈建置志(第一公署〉順治丁酉刊本，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48冊，頁320上。

[21]　石文焯等撰，《重修靖遠衛志》，康熙四十八年抄本，卷四，頁396（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影印。

[22]　王熙，〈奮勇將軍忠勇王公墓誌銘〉見石文焯等撰，《重修靖遠衛志》，卷六，〈文藝志(誌銘〉，頁814-815。

[23]　徐保字，《平羅記略》，道光九年刊本，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51冊，頁211（中國：蘭州，1990年。）又《大清一統志》〈寧夏府〉所載「明永樂初築平虜城，嘉靖三十年置平虜千戶所，屬寧夏衛，本朝初曰平羅所，雍正二年改置平羅縣。」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8冊，頁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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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載籍：
        賊來到經西魯與之市馬，既得其馬，仍奪其金。西人痛恨，鉤連東清，同總兵吳三桂連兵入討。……更以逆賊所據之勢言之，其所據北直、陝西、山西、河南諸處，……三面距魯，魯知賊劫聚甚多，無一日忘賊之心。賊若南下，魯必出大眾以搗其巢。[24] 
        方今國勢危如累卵，闖掠重貲而歸秦，魯盜義聲以取燕，胡馬南嘶，賊氛東犯，刻刻可憂。[25] 
        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報可憑。人傳李賊在于北殺魯，雖不足信，尚待卿同督臣再有奏到，才好告廟宣捷。[26] 
        初靖魯伯鄭鴻逵邂逅王京師，相識。至鴻逵移軍還閩，道浙河，王方至。……安南伯鄭芝龍、靖魯伯鄭鴻逵……諸臣自南都來者，皆素服待罪，旨弗問。[27] 
        余又憶姚安公言，田丈耕野西征時，遣平魯路守備李虎，偕二千總將三百兵出游徼，[11]遇額魯特自間道來。[28] 
另外吾人亦可參考〈表一〉，明瞭清初漢人魯、鹵混用的情形。〈表一〉各版本《讀史方輿紀要》有關魯、鹵地名的記載[29] ：

[24]　陳璧，〈論賊必滅有八〉，收於計六奇著《明季南略》第20條，頁37（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校者認為魯即虜之諧音，頁38。

[25]　李沾，〈大臣去留甚重疏〉，收於計六奇著，《明季南略》第23條，頁44。

[26]　軼名，《思文大紀》，卷四，頁十二。收錄於《中國野史集成》第34冊，頁157（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27]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上海：上海書局，1982年，頁148-149。而江日昇則有另外的記載，「於閏六月十五日，共奉唐藩即位福州，改元隆武。....以鄭芝龍為平鹵侯、鄭鴻逵為定鹵侯。」見氏著，陳碧笙校點，《台灣外記》頁57-58（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日人收錄的中國文件中載有「平虜侯鄭芝龍」、「定虜侯鄭鴻逵」等字樣。見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卷一（東京，東方書店，昭和56年），頁19

[28]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續錄五〉，嘉慶五年盛時彥刊本，卷二十三，頁3769，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廿八編第六冊，（台北，新興書局，民國68年。）據紀昀自謂，「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乃連綴成書，命曰灤陽續錄。....嘉慶戊子（次行有言，『嘉慶戊午五月，余扈從灤陽』戊子疑為戊午之訛，即1798年）七月後三日，觀奕道人於禮部直廬。」見〈灤陽續錄〉卷一，頁3689。

[29]　甲本為康熙三十五年顧祖禹手訂重修本；乙本為嘉慶十六年仿刊聚珍板；丙本為光緒五年四川桐 華書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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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漢人的撰述中，虜、鹵、魯彼此互易的情形，誠如同胤禛所言，透過「改易形聲」的方式；他們的目的在趨避可知的禍患。若參閱《康熙字典》，赫然可見三者在音韻聯繫上的密切。
虜：唐韻，郎古切。集韻、韻會，籠五切。音魯。[30] 
鹵：唐韻、正韻，郎古切。集韻、韻會，籠五切。音魯。[31]
魯：廣韻、正韻，郎古切。集韻、韻會，籠五切。音虜。[32]
至於羅，與虜、鹵、魯三字音相近。羅：廣韻，魯何切。集韻、韻會，良何切。正韻，郎何切。音蘿。[33] 

[30]　王熙，《御製康熙字典》卷26，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1冊，頁67。

[31]　王熙，前揭書，卷36，頁558。

[32]　王熙，前揭書，卷35，頁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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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魯之原型：

        吾人現已知曉，魯、虜的混用及音韻上的關連，那麼魯、虜在字義與用法又有何區別？虜的字義，《洪武正韻》的記載：「獲也、掠也。服也。酋虜也。[34] 」這個酋虜的涵義並不明確；明代萬曆年間刊行的《字彙》：「掠也、獲也。漢書晉灼注，生得曰虜，斬首曰獲。又服也。又酋虜也，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35] 」嗣後毛奇齡認為「獲也，生得曰虜。又服也。凡臣伏者，皆稱臣虜。又敵國謂之虜，……虜中，吾指皆以對敵言。今稱外國為虜，非也。[36] 」是以虜被視為賤稱，以其習尚，原是漢人的我族中心主義[37] 作祟的結果。至於「魯」的字義，我們引明末的《正字通》，「鈍也。國名。釋名：國多山木，民性樸魯也。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等處是也。又姓。……凡物之息以鼻，魚鼻孔最小，氣不能遽通，以腮為呼吸，人心窒塞，魯鈍者如之。[38] 」又明末的《韻鑰》：「鈍詞也，愚也。國名。又姓。……通作鹵。[39] 」就字義的關連性而言，魯虜兩者並不相及，因此西虜並不能直接轉寫為西魯，由此可以反證西魯確實為西虜的避諱形態。引文中所提及的「北狄曰虜」，可堪玩味是否只有北方的周鄰民族，始稱做「虜」，抑或別的方位也有同樣的稱法。現在透過《明經世文編》中所收錄的明人撰著，用以檢測虜

[33]　王熙，前揭書，卷23，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0冊，頁526。

[34]　樂韶鳳，《洪武正韻》卷8，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9冊，頁106。

[35]　梅膺祚，《字彙》申集，頁54，萬曆43年刻本，康熙27年靈隱寺重刻本。收錄於于玉安、孫豫仁主編，《字典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又呂維祺撰、呂維袺詮，《音韻日月燈‧同文鐸》卷14，頁22，崇禎六年楊文驄刻本，亦持相同意見。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第252冊，22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6]　 毛奇齡，《古今通韻》卷7，頁39，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2冊，第149頁。毛奇齡的見解與雍正帝在上諭中所點出的現象不謀而合。

[37]　 札奇斯欽，《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頁8-11（台北，正中書局，民國61年。）

[38]　 張自烈，《正字通》亥集中，頁4-5，康熙二十四年清畏堂刊本。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第235冊，頁770-77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另可參閱呂維祺撰、呂維袺詮，前引書，223頁。宋濂，《篇海類編》，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第235冊，頁770。毛奇齡，前引書，149頁。

[39]　呂維祺撰、呂維袺詮，《音韻日月燈‧韻鑰》卷12，522頁。

p128

的用法。
        近諜者言東虜日伺灤東西，虜或有東意；有備無患，夫非武之善經與！[40] 
        前獨石報西虜青把都東行，至今尚未見虜地的信。蓋虜賊欲大舉，必是東西相合，然後長驅，缺一則不敢也。[41] 
        自北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則無如朵顏三衛。[42] 
        其實明人對北境的大敵蒙古，大抵按京師（北京）之所在，將之區別為東、西，僅是方便說明現實，並不是說所指稱的對象，本身就一定是不同部族。但天地會會眾口中的西虜，又指為何？現透過〈表二〉一探究竟。

〈表二〉各版本中有關少林征西魯的相關記載：

[40]　汪道昆，〈邊務疏〉，收錄於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第五冊，頁3625（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41]　張佳胤，〈與部科論虜情書〉，前揭書，第五冊，頁3637。

[42]　王世貞，〈三衛志〉，前揭書，第五冊，頁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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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本的順序是按胡珠生的研究為排列的依歸[44]，添以徐珂與平山周所採集的資料。值得注意之處為發生時間、皇帝稱謂以及少林寺座落地。西魯的活動（除平山周本語意不確外），大抵皆記載於康熙時期，點明西魯至遲在康熙年間已成為清朝揮之不去的夢魘。各本在皇帝稱謂上幾乎表現出內在的聯繫性，均為尊稱。這一點似可深思目今學者指摘天地會傳說僅是神話，而所提出的例證；如會書中冠以康熙年號以及少林僧侶忘記民族血恨，主動為異族效力[45] 等事，吾人正可就會書中的種種細節，將西魯（西虜）、年號、稱謂以及退敵事宜予以聯繫，體現其內在理路的一致性。至於少林寺的座落地點，倘從各本記載中的差異，少林寺原在甘肅，後移福建，這一特殊現象，似乎可作為地望的指標。胡珠生曾指出，從語音來說，「姚本以閩南音為主，田本（西林楊家本-引者）帶贛南客語，守本、貴本及蕭書（指蕭一山在大英博物館所抄錄的本子-引者）諸本均夾雜乜、咁等粵語。[46] 」姚本、田本及守本均在廣西尋獲，各為不同的方言群所記錄，然少林寺的位置卻由甘肅省轉變為福建省，這一微妙的改變，或許正反映了會眾記憶的重組，這應點出的是西虜的相對地望，也就是說西虜最早的入侵地點可能在甘肅附近。[47] 
目今學界對西魯的推勘，曾有各式的擬測，對於西魯的比定，留

[43]　Schlegel原文為A monk of the convent Shao-lin, situated on one of the mountains of the Kiu-lian chain in the prefecture Fuh-chau, in the province of Fuh-kien, 見G. Schlegel，Opit，p.8。Kiu-lian chain ，應譯做九連，這是因為chain有連續的意思。是以薛澄清譯稱「鼓嶺」以及秦寶琦的譯名「九蓮山」，均有待商榷。見薛澄清譯，《天地會研究》，頁53（台北，古亭書屋，民國64年。）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在所編的《天地會》中收錄的秦寶琦譯，《天地會》，頁56（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

[44]　胡珠生，〈洪門會書的綜合研究〉，《清史論叢》1993年，頁129-131。秦寶琦及莊吉發均認為貴本應早於守本，見秦著，《清前期天地會研究》，頁6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莊著，前引書，頁23。但羅炤認為貴本才是原始會書，見氏著，〈天會地的兩個源頭〉，《清史論叢》1993年，頁174-176。

[45]　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頁29（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83年。）

[46]　胡珠生，〈洪門會書的綜合研究〉，《清史論叢》1993年，頁130。

[47]　田林楊家本所載，「康熙元年有兩魯番人作亂，攻入『甘肅』。朝中差來大將一員姓楊名飛龍，帶領二十萬雄兵，西魯大戰不卻，亡於戰前，番人同攻『西寧府』，....」見〈啟義根苗〉，收入於庾裕良、陳仁華等編，《廣西會黨資料彙編》，頁482（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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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豐厚的資訊，現僅就學界所述，一一判讀：
        【一】羅剎說：此說為周貽白所提出，周氏運用羅、魯音近，敷證林興珠率領籐牌軍附于朋春軍中往征俄羅斯一事。俄羅斯的哥薩克騎兵之入犯中國大東北，發生於大清順治年間，造成沿邊少數民族（如索倫、達斡爾）的不安與生活上的波動，但在康熙二、三十年間就獲得改善，這一軍事入侵行動本身不具對清朝在國防上長時期的壓力，就清朝轄境內的漢人而言也缺乏持續的壓迫。雖然當時東北地區也有不少的漢族流民，畢竟缺乏與關內廣大群眾的密切互動[48] 。俄羅斯說的「西虜入侵」是否可形成一代人心中的歷史基底，尚須吾人深入探討，多加研議。至於乾隆時期三閉俄羅斯的互市，逼使兩國一度劍拔弩張，終究和平解決。大體而言，清朝順康而後直至咸豐年間，兩國的關係保持平和的狀態。
        【二】準噶爾說：是說由衛聚賢、蕭一山等人所提出，認為林興珠所屬籐牌軍餘眾附于朋春軍隊抵禦準噶爾。就本文前述所探究出的看法論之，從時代而言，準噶爾對清之侵略始於康熙，終於乾隆。就地望言，準噶爾在甘肅的西北方。時代、地望兩項條件，就會書中所給予的線索似略為符合。但準噶爾與大清疆界並不相連，若要侵襲清國，就必須假道喀爾喀、內蒙古諸部以及和碩特，而且準噶爾汗國形成之初，重心放在西邊的俄國、哈薩克以及西南的葉爾羌汗國，直接對敵清國，已是噶爾丹在位之時。倘參照各本中明確的年代－楊家本（康熙元年）、守本（康熙十六年）以及西魯序等（康熙甲午年）等三個時間向度，表明西虜為患大清，似始於順治，盛於康熙，且終康熙一朝未能明確解決。準噶爾之侵略大清，明確始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49] ，而且之前兩造的往來，多是朝貢、貿易等活動，即使準

[48]　順治十年頒布「遼東招民開墾條例」，至康熙七年明令封禁。雖然嗣後的漢人在報備後仍得以出入，但遠不及清初時期關內各省際的互動。許淑明，〈清代東北地區土地開墾述略〉，收錄於馬汝珩、馬大正主編，《清代邊疆開發研究》，頁91-9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又見張杰，〈柳條邊、印票與清朝東北封禁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頁78-85。

[49]　 歐陽增樑，〈準噶爾與清朝的關係〉，頁7，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雖然準噶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於康熙十八年（1679）曾欲出擊青海和碩特，但終不成行。可參閱溫達等編，《親征平定朔漠方略》，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4冊，頁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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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爾遠在甘南的心腹[50] ，據目前的記載似不曾參與對清國邊民的掠奪行為。是以將準噶爾視為西魯，從歷史的角度觀察，並不充足。
        【三】西藏說：本說由徐珂、平山周提出，並未做出探討。明代的西番還是一個多頭並立的局面，到了明末，西藏地區逐步形成青海的綽克圖汗、康區的白利汗以及藏地的藏巴汗角逐的態勢，嗣後和碩特的部長古什汗自新疆南下，逐一收拾，初步統一青康藏高原。[51] 原西藏弱勢宗派—格魯派在和碩特人的支持下，登上西藏宗派之主的寶座。但兩者的干係，眾說紛紜，然就筆者所見，似接近隸屬關係，吾人可由五輩達賴喇嘛受邀往清邦前後事宜，古什汗在其間出了不少力[52] 。以及任何一次的對外作戰，總由和碩特人領軍[53] 等事蹟加以判斷，是以在十七、八世紀時期，西藏並不曾是一個完整的政治主體。
        【四】衛拉特說：本說由施列格、士多林所提及，未曾深究，只指出其地望。衛拉特，中國歷代各有不同譯稱[54] 。史籍上的衛拉特並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集團，而是由多個不相隸屬的部落構築而成[55 。明末清初時期衛拉特部發生重大變革，土爾扈特西遷伏爾迦河，和碩特南移青康藏高原，留居原衛拉特的綽羅斯家族則將當地的部落，逐步摶結為準噶爾汗國。留居中國西北的其他衛拉特餘部，便分別由和

[50]　　 梁份著，趙盛世等校注，《秦邊紀略》〈近疆西夷傳〉，頁401（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以及隋皓昀，〈青海和碩特發展史1637-1742〉，頁59註3，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五年。

[51]　 隋皓昀，前引文，頁16-17。

[52]　《清實錄》第三冊，卷2，頁35下-36上，崇德八年九月戊申條、卷62，頁484下，順治九年正月癸酉條、卷70，頁556下-557上，順治九年十二月壬戌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一次印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461、464號，頁228、229（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

[53]　噶都所征討的雲南麗江木土司，見隋皓昀，前引文，頁29-30。以及噶丹策旺對克什米爾的戰爭，見蕭金松〈十八世紀初期西藏當權者多羅郡王頗羅鼐〉刊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82），頁917。

[54]　漢譯有斡亦剌惕、瓦剌、歪剌、外剌、厄魯特以及額魯特等，其義按學界通說有二，聯盟者以及林中百姓。見《衛拉特蒙古簡史》編寫組，《衛拉特蒙古簡史》上冊，頁2（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55]　托忒文文獻《和鄂爾勒克史》曾言四衛拉特在不同時期的成員不同。《衛拉特蒙古簡史》編寫組，前揭書，頁4。另可參閱金鋒，〈論四衛拉特聯盟－（二）中期四衛拉特（1502-1637）〉，《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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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特與準噶爾當家作主。第三說中提及此時西藏隸屬於青海和碩特，因此和碩特與清國之疆連，遂遍佈於大清之甘、川、滇等處，此三邊皆易受青海的和碩特人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和碩特人只要有“入犯”的舉動，就容易為民間所記錄，成為社會中游談的引子。

三、西虜與清之關係

        衛拉特與清的關係，倘依天地會會書中所提供的線索而論，首先映人眼簾的字句是西魯的入侵活動，以及少林寺僧人應援出征。但字裏行間所隱藏的卻是社會中各層面所受的影響，關於西虜的軍事行動的用語是「作亂」、「犯界」、「造反」以及「寇邊」，其中「犯界」及「寇邊」的說法似表明這個西虜密邇清的疆界，誠如上述所言，衛拉特部之一的和碩特確實緊臨清朝，而遊牧民族仰賴農業世界物資的支援由來已久，一旦需求未能獲得滿足，便處於一觸即發的戰爭臨界，端賴中原皇朝的軍事實力予以遏阻。就大清國而言，此時（1644～1661年）正是初進山海關，與大順、大西及「南明」等政權角逐的重要階段，若從大格局的角度，清國實無力兩面作戰，所以對西虜僅能採取守勢，因此對於甘人以及履居其地的人眾而言，團結自保才是謀求自全之道。西虜入侵對於清初福建地區或許是個傳聞[56] ，但在當時中國西部邊區居民的心中，確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一）軍事： 
        探討衛拉特人與清的和戰關係之前，吾人應先釐清和碩特以及準噶爾在入侵清朝中所裝扮的角色，和碩特由於佔地利之便，始終扮演著先行者的戲份，本文就以和碩特為主，準噶爾為輔的處理模式加以論述。進入議題之前，我們先瞭解明末中國西北的局勢。明代中後期以來呼和浩特地區的土默特部日漸衰微，察哈爾的林丹汗為大金天聰汗所迫，西奔呼和浩特，取原土默特勢力而代之。與此相呼應的是喀爾喀部的綽克圖台吉南下擊敗土默特部的火落赤集團，據青海而稱

[56]　赫志清，前揭書，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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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但皇太極不願見林丹汗重振旗鼓，連續發動三次征伐，林丹汗走死大草灘，餘眾降附；綽克圖汗則在衛拉特集團古什汗所領導的盟軍下潰敗，當時的內蒙與甘青地區分別易幟，新興的大清與新造的和碩特終於相會[57] 。
        衛拉特人與清的和戰關係，就歷史的發生而言，依次分為清順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四個時段，本文僅探討康熙的部份，而以順治及雍正兩個時段作為頭尾的輔助說明。若只就會書所載的三個年代討論，不免有刻舟求劍之虞，是以吾人按衛拉特與清的矛盾，依不同的事件予以論述。和碩特人對清的威脅，自接觸之始，即無日無之，此一心腹大患，直至青海和碩特覆滅，暫告解除，[58] 是以會書中特揭的三個年代，理宜是創會群「根據自身鬥爭的需要編制成的[59] 」，似乎有特別隱喻在其中。首先“康熙元年”表明，中原一統，漢人抗清失敗；“康熙十六年”是指三藩戰爭中漢人的反抗力量再次挫敗[60] ；“康熙甲午年”則謂清廷雖以「盛世人丁永不加賦」為號召，其實暗藏禍心。就歷史的呈現面，和碩特在清康熙年間內戰外伐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將在下文中一一展現。
清國與和碩特的實質接觸，雖以兩方的茶馬互易為開始，但兩者緊密的結合，卻是順治五年的回變。和碩特人介入甘肅地區所發生的

[57]　早在清崇德二年，古什汗曾遣使交好於清。見《清實錄》第二冊，卷39，頁505下-506上，崇德二年十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而彼此的真正觸碰卻是大清入據陝西之後。見《清實錄》第三冊，卷22，頁193，順治二年十二月壬辰條。

[58]　吾人可參見青海和碩特覆滅後的次年，即「雍正三年，河西[地區]廳改為府，衛所改為州縣。」見許容監修，《甘肅通志》卷十九茶馬，頁六，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7冊，頁553。《清實錄》第七冊，卷33，頁502下，雍正三年六月丙子條。若不是青海和碩特已不構成威脅，清朝又何敢廢除地方上防禦的軍事構制。至於清軍與準噶爾的鬥爭，康熙以後多發生於外蒙古地帶，對「內地」少有觸及，「西魯」的威脅漸成傳聞。

[59]　赫志清認為編制者通過敷演少林寺僧幫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魯入侵而反遭陷害被迫結盟起會復仇的故事，說明結拜天地會之緣起在於反清復明。換言之，西魯故事實際上是清初社會現實鬥爭的反映。見氏著，〈論天地會的起源〉，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編，《清史論叢》第五輯，頁269（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60]　康熙十七年有兩個現象，足堪參照：一、本年正月，玄燁下詔徵「博學鴻儒」，以備著作顧問之用。見《清實錄》第四冊，卷71，頁910上，康熙十七年正月乙未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二、本年三月，吳三桂於衡州正式稱帝，時人認為稱帝以自娛。見劉健，《庭聞錄》卷五頁十三（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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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變，以輔助平定回變及招降西寧城而得到獎勵[61] ，吾人若思及回變本是明人抗清的一環，正可凸顯出當時清人力不從心的窘象，和碩特人遂得運用此一外部資源，逐步進逼。古什汗過逝之後，和碩特由於牧群分配不均，致使內部壓力加劇，轉而向外伸展，連遠在福建的鄭成功也略有所知，此際正是明清相爭關鍵性的一年[62] 。面臨和碩特的侵略，清廷無奈地發佈聲明，指出「分疆別界，各有定制」，痛斥和碩特「迺數年來，爾等頻犯內地，劫奪馬牛，拒敵官兵，率領番彝威脅搶掠[63] 」。面對和碩特人向屬番取貢之事，以申斥的口吻說出「當酌定人數，路由正口，先委頭目稟明守口各官，方行入邊取貢，毋得不委頭目、不由正口，零星闌入。至貿易處所，原有酌定市口，著從西寧地方鎮海堡、北川二口，洪水一口出入，不得任意往來取道他處[64] 」。康熙即位後，這種侵擾的局面仍未停止，久鎮甘肅的張勇甚至感慨地指出，「我朝定鼎以來，威加海內，勢如破竹，誰復有逆我顏行者，獨此厄魯特蒙古，叛服不常。[65] 」和碩特的強力擴張，迫使清朝重築明代防禦工事以求自處[66] 。康熙四年底的定羌廟一役，清軍雖暫時地舒緩了和碩特的進逼，但在清廷的退讓舉措[67] 之後，反而誘發和碩特人的另一波強力攻擊的慾望[68] ，幸而在五輩達賴喇嘛以及諸台

[61]　《清實錄》第三冊，卷46，頁370上，順治六年十月壬辰條。和碩特與清朝的往來關係，證據顯示，至遲在順治六年清已將和碩特視為盟邦，所以順治九年的頒諭「作朕屏輔」，只不過是進行確認。然而和碩特卻靈活地採用左右逢源的態度，一面交好清廷，一面收留回民以壯大自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檔案譯編》下冊，頁47，順治六年十月初七日條（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隋皓昀，前引文，頁29。

[62]　顧誠，〈順治十一年－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清史論叢》1993年，頁1。

[63]　《清實錄》第三冊，卷103，頁800下-801上，順治十三年八月壬辰條。

[64]　《清實錄》第三冊，卷122，頁944上，順治十五年十二月乙丑條。

[65]　張雲翼輯，《張襄壯奏疏》，卷二頁十五，康熙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題本，頁328。

[66]　孫思克於康熙五年修築西水關扁都口至嘉峪關一帶的工事，以備禦和碩特人的進襲。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二冊〈孫思克列傳〉，頁752（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67]　是役後，清廷除歸返所擄獲的牲畜，另罷去白如梅總督一職。見吳忠匡總校訂，《滿漢名臣傳》〈白如梅列傳〉，頁580（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及《清實錄》第四冊，卷20，頁281，康熙五年十月戊申條。

[68]　聲言分兵河州、西寧、涼州三路進擊。張雲翼輯，前揭書，卷二，頁328。《清史列傳》第二冊〈孫思克列傳〉，頁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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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共同協力下，消弭了這次的行動[69] 。
        清國西北境暫獲喘息之際，可是雲南地方卻逐漸發生震動。明季據有青海湖一帶的和碩特部長古什汗，為實行解救藏傳佛教之格魯派的聯盟目標，在藏曆兔年（1639）征討位於側翼的白利土司，由於衛拉特地區在龍年（1640）召開大邱爾幹，遂命其子伊勒都齊領兵追討而自行返回舊地[70] 。嗣後南方的戰事便由伊勒都齊之子噶都主控。順治十八年（1661）噶都與達賴喇嘛聯名要求在北勝州開市，這標誌著和碩特正式入駐康區，自此擾攘滇北的外敵，遂由「土番」一變為「蒙番」。康熙五年（1666）起噶都展開新攻勢，至康熙八年（1669）吳三桂割讓原納西土司木天王所屬之地而暫告結束。[71]
        康熙十三年（1674）中王輔臣投靠吳三桂，使得清朝的戰略佈局重組，急調陝甘駐軍消除此一隱患，遂形成邊防空虛。和碩特人藉機襲入，康熙十四年達爾加攻擊河州、臨洮，造成萬人出逃[72]。駐將張勇認為「回民性頗狡悍，今被海彝勾引關外，恐日久無倚，必將為其所用[73]」，所以盡力招回。同時墨爾根也進襲甘州，殘殺清朝的駐將[74]。幸在達賴黃台吉的壓制下，迫使兩人撤兵回牧[75]，履行和碩特對清朝的承諾[76]。康熙十六（1677）年受創南逃的另一支和碩特人曾發動短暫的入侵，這是為噶爾丹統一準噶爾影響所迫。逃難的和碩特人

[69]　阿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等譯，《五世達賴喇嘛傳》，頁626-62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

[70]　隋皓昀，前引文，頁17。

[71]　隋皓昀，前引文，頁30。中甸等地自此落於和碩特之手，敉平三藩事件後，清曾有意取回而不果，直至康熙五十八年始借討準之役，予以收歸。見倪蛻著，李埏校點，《滇雲歷年傳》，頁528、529、564-565（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

[72]　張雲翼輯，前揭書，卷二頁四十八，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題本，頁345。梁份著，趙盛世等校注，前揭書，頁37。和碩特在清周戰事裡所扮演的角色，牽動著清朝的戰略佈局。當張勇遣一偏將回師救援，和碩特人便撤離，可見和碩特與吳三桂並沒有聯合作戰的意圖。見隋皓昀，前引文，頁30。以及鄧銳齡，〈吳三桂叛清期間同第五輩達賴喇嘛通使始末〉，《中國藏學》1998年，第4期，頁23。

[73]　張雲翼輯，前揭書，卷三頁三十四，康熙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題本，頁364。

[74]　《清實錄》第四冊，卷54，頁704上，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條。王鍾翰點校，前揭書，頁752。

[75]　梁份著，趙盛世等校注，前揭書，頁404。

[76]　《清實錄》第四冊，卷54，頁704上，康熙十四年四月乙卯條。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518號，頁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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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海當地的同胞串連，兩者分別襲佔肅州境內以及甘涼近祁連山一帶，增強了清朝的國防壓力[77] ，而尾隨其後的噶爾丹又以「西海向係我祖與伊祖同奪取者，今伊等獨據之，欲往索取[78]」為由，意圖南征，後以準備不齊而放棄[79]，造成清室的一場虛驚。但衛拉特人的威脅在清廷控制三藩局勢後，仍未有降低，康熙廿二年（1683）達爾加再度侵襲河州[80]，且西套厄魯特諸人仍在清邊界地區遊蕩[81]，不時引起騷動[82]。
        康熙廿七年（1688）準噶爾部長噶爾丹藉著外蒙喀爾喀地區內鬨之際，大舉入侵，迫使喀爾喀三部或北逃至俄羅斯，或南下依附清朝，在此當下其姪策妄阿拉布坦卻率部眾，獨樹一幟，斷絕噶爾丹補給的後勤基地。噶爾丹為求解決糧食問題，在康熙廿九年（1690）五月侵入清朝的地界，造成清京的戒嚴[83]。清廷為謀消除外患，「當使〔其〕一人一騎不返[84]」，積極集結兵力，在七月於烏蘭布通（今內蒙克什克騰旗境內）一役，削弱噶爾丹進攻的銳氣。但噶爾丹依舊蕩遊清國北鄰，清人遂佈樁設計，在康熙卅五、六年先後三次征討噶爾丹，清除噶爾丹所造成的隱憂，並招撫和碩特諸台吉。[85]
        清君康熙征討噶爾丹之際，探知原五輩達賴喇嘛管下第巴桑結嘉錯「匿喪[86]」之事及其“唆使”噶爾丹作亂，曾恫嚇欲「發雲南、四

[77]    《清實錄》第四冊，卷70，頁903，康熙十六年十二月辛未條。

[78]　《清實錄》第四冊，卷83，頁1063，康熙十八年八月己丑條。

[79]　《清實錄》第四冊，卷76，頁971上，康熙十七年八月庚午條。梁份著，趙盛世等校注，前揭書，頁421。

[80]　梁份著，趙盛世等校注，前揭書，頁37。

[81]　雖然清廷在康熙廿五年曾欲指定地點，以供史稱的西套厄魯特人遊牧，但他們卻不時脫逃，直到噶爾丹敗滅後始進行編旗定牧。《清實錄》第五冊，卷127，頁352下，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癸巳條。俞益謨撰，李新達標點，〈孫思克行述〉，《清史資料》第二冊，頁42（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82]　清廷曾請噶爾丹加以收捕，西套厄魯特人的為患可見一斑。《清實錄》第五冊，卷103，頁43，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己卯條。

[83]　《衛拉特蒙古簡史》編寫組，前揭書，頁91-92。

[84]　清聖祖，〈御製親征朔漠紀略〉，頁38。轉引自歐陽增樑，前引文，頁7。

[85]　隋皓昀，前引文，頁63。

[86]　當戍守西藏的達延汗過逝，藏人曾有意匿喪，但以不符蒙古人風俗而作罷。見阿旺洛桑嘉措著，陳慶英等譯，《五世達賴喇嘛傳》，頁643（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是匿喪對於藏人而言，似為平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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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陝西等處大兵，如破噶爾丹之例[87]」討伐之。桑結嘉錯為降低與清廷的不諧，迅即讓覓獲的靈童倉央嘉措坐床，是為六輩達賴喇嘛，但桑結嘉錯先後干涉倉央嘉措的執政權以及日常生活，造成倉央嘉措退戒的舉動，大大影響了格魯派內部的和諧。桑結嘉錯為此而去位，可是主導格魯派運作之權依舊在桑結嘉錯之手，這就造成和碩特的達賴汗之子拉藏魯白勒的怨恨，雙方在木雞年（1705）爆發衝突後，以拉藏斬殺桑結嘉錯作為收尾。拉藏汗對倉央嘉措的脫序行徑深表痛惡，不滿哲蚌、甘丹、等三大寺召開法會後的結果，果斷地廢除倉央嘉措，另擇新轉世化身，嗣後此一新六輩達賴喇嘛得到班禪活佛的認可以及清朝的封號。可是倉央嘉措卒（1707）於遣行途中，埋下拉藏汗與格魯派三大寺僧侶不和的隱憂，以及青海方面的憎惡。[88]
        會書中所載的康熙甲午年（1714）西魯入侵一事，適與和碩特境內所發生的動盪略合符節，同年六輩達賴轉世佛噶桑嘉措為避免拉藏汗的武力確認，自裏塘移居德格後，受到青海方面的熱烈歡迎[89]。不少的青海有力台吉（如察罕丹津、羅卜藏丹津等）且欲憑武裝護送噶桑嘉措返藏坐床，另一部份的台吉則有不同的看法，希望能遵照清廷的意旨，將此一真偽難辨的化身佛送往西寧，但察罕丹津等又多有藉口，清康熙帝在不耐之下，發令在察罕丹津所居附近的松潘備兵，迫使化身佛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塔兒寺居住[90]，暫時化解西藏與青海的不安。窺伺一旁的準噶爾卻不失時機於同年兵發拉薩，宣言護送轉世活佛返藏，並於次年十一月佔領拉薩。康熙對於當時所流傳的訊息，多所疑惑，甚至有傳聞察罕丹津與準噶爾連兵合攻拉藏汗者，所以遲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五月始出兵救援，但因輕敵之故，旋於九月底全軍覆沒，造成朝野的震動，青海與北京瀰漫著一股悲觀失望的氣氛。康熙排除王公大臣的失敗情緒，任命胤禵為撫遠大將軍，

[87]　溫達等編，前揭書，卷28，頁250。

[88]　隋皓昀，前引文，頁71-72。

[89]　章嘉．若貝多杰著，蒲文成譯，《七世達賴喇嘛傳》，頁18-22（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90]　《清實錄》第六冊，卷268，頁628，康熙五十五年閏三月壬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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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青海諸台吉的力量，終於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月將準噶爾逐出西藏。可是在慶祝大典會場上不受尊重的青海諸台吉的心中，卻燃起了熊熊烈火，他們同謀反清，卻在雍正的分封賞賜下，喪失原來團結共抗的意願，領導者之一的羅卜藏丹津在討平內部的反側後，在雍正二年（1724）攻擊西寧與清朝邊防要地布隆吉爾，造成清朝西北近邊各城，如肅州、甘州、莊浪、河州等地的戒嚴以及四川松潘與雲南中甸的調兵嚴備。鎮海堡攻防一役後，青海的銳氣已失，同盟的諸台吉紛紛倒戈，支持清廷追亡逐北，青海和碩特慘遭屠夷，此後衛拉特集團再也無法對清朝內地造成實質傷害。
（二）社會
        清初社會所受到波及的層面，主要在於衛拉特人多次的入侵，威脅清朝沿邊社會的居民生活。早在順治初期衛拉特人已成為清朝沿邊的“亂源”，三藩戰爭的爆發，形成擬似於順治年間統一戰爭前的狀況，遂使沿邊諸居民再受迫害。康熙十四年曾發生在清軍的監視下，衛拉特人在河州和政驛將「所虜人畜，盡挈而去[91]」的慘況。類似的情況在康熙年間並不少見，加以平日蒙古人就有以抄略作為補充需求不足的手段，是以「西虜」的危害，已經形成一種難以磨滅的歷史傷痕。現就少林寺存否以及社會訊息的流通，這兩個面向探討之。
        1. 少林寺：
        天地會學界對火焚少林寺這一議題頗具爭議[92]，是以少林寺所在的探討，民國以來不乏其人，然而會書中的少林寺究竟何指，不得不令人有種撲朔迷離的感覺[93]。這種意識的形成歸因於少林寺的座落點，

[91]　王全臣纂修，《河州志》，康熙四十六年抄本，收錄於《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49冊，頁599。

[92]　 康熙說認為少林寺或即某座禪林的假託，見羅炤，前引文，169-173頁。乾隆說則認為會書中的少林寺焚燒，乃無稽之談。見莊吉發，〈天地會文件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大陸雜誌》第68卷第4期，頁185-186，1984年。

[93]　唐豪認為真少林是位於和林、長安、太原、洛陽、薊州、登封，以及假少林?福州、山東、台灣、泉州等十座。見氏著，〈少林拳術祕訣考證〉，收錄在無谷、劉志學編《少林寺資料集》，頁318-325（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但羅炤認為福建確有少林寺，已知有三個：福清少林寺、莆田嵩山少林寺以及泉州少林寺，見氏著，前引文，頁174。劉登翰考察莆田林泉院、泉州東禪寺、福清少林村三地後，認為「『南少林』這一稱謂，不出現在福建少林寺始建和鼎盛的唐五代及兩宋，卻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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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個版本中雖有“相當明確”的呈現，究其實卻不真切。事實上少林寺的真偽，影響及於兩個面向：一是天地會創始群的組成形態，一是天地會的起源地。關於前者，學界通說認為創始群是南明的殘餘官紳[94]，誠如駱寶善先生所指出「天地會的首領人物（不論是傳說或是實有的）許多是和尚。……他們制定的天地會的文獻，也不像各種邪教經卷那樣帶著濃厚的迷信色彩，而是一些詩歌體的文字，或是神祕色彩的組合文字。這正說明這些和尚大都是政治和尚，是時窮命蹇遁入空門的反清知識分子。[95]」當然會書中文字的粗鄙，也曾令許多學者做出寓意式的解釋，言其目的在掩人耳目。吾人倘從魯的型態以及西虜入侵的記載予以判別，會書的撰作以至創會群中若無知識分子的參與，似已不可行。關於後者，部份的學者以方言探索及實地調查的方式析理會書，找出原鄉的蛛絲馬跡，但始終未能覓獲“少林寺”。天地會的創會群宣言，他們是少林火劫後的英雄豪傑，點明了少林寺在時人心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96]。託言少林寺，正欲強調其武術正宗，足堪與清兵一戰[97]。少林寺在隋末助李世民平定王世充之亂以來，其武勇已為天下人所共知共見，明代時甚至參加抗擊倭寇的活動[98]。創建者采之，是作為激勵會眾之用。
        至於火燒少林寺一節，學界前輩認為「天地會的少林，實際即影射登封少林。[99]」但環觀清代並無焚毀嵩山少林之舉[100]。或許火焚少

於少林寺實際上已經不存了的清初以後，說明這一稱謂顯然不是用來確指具體的少林寺，而是泛指包括少林寺在內的一種更為廣泛的少林文化現象。」氏著《南少林之謎》頁236（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94]　胡珠生，《清代洪門史》，頁46。

[95]　駱寶善，〈論天地會的起源和性質〉收錄於中國會黨史研究會編，《會黨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年）頁69。

[96]　顧炎武著，黃汝城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卷29〈少林僧兵〉，頁1294-1296（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以及趙翼，《陔餘叢考》卷41〈少林寺僧兵〉，頁14（台北，世界書局，民國49年。）

[97]　張菼，〈台灣籐牌兵討俄研究及天地會僧兵征藏傳說的比較〉《台灣文獻》17卷3期，頁43，1966年。

[98]　趙寶俊，《少林寺》，頁94-9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99]　唐豪，前引文，頁318-319。莊吉發，前引書，頁30。

[100]　唐豪，〈紀少林被焚歲月〉，收錄在無谷、劉志學編，前引書，頁132-134。莊吉發，前引文，頁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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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寺傳說的來源，來自於顧炎武在康熙十八年的詩作：
        峨峨五乳峰，奕奕少林寺。海內昔橫流，立功自隋季。弘構類宸居，天衣照金織。清梵切雲霄，禪燈晃蒼翠。頗聞經律餘，多亦諳武藝。疆埸有艱虞，遣之扞王事。今者何寂寥，闃矣成蕪穢，壞壁出遊蜂，空庭雊荒雉，答言新令嚴，括田任污吏。增科及寺莊，不問前朝賜。山僧闕飧粥，住守無一二。百物有盛衰，回旋儻天意。豈無材傑人，發憤起頹廢，寄語惠瑒流，勉待秦王至。[101]
        河南登封縣的少林寺在康熙廿三年、卅五年均逢玄燁遣使致祭，平日也有地方官加以添修維護[102]，但依舊難挽頹勢，雍正十三年遂有地方官奏請維修之事[103]。吾人或可就登封縣的人口情況略窺一二，《登封縣志》載「明季舊額人丁三萬七千有四」，但康熙三十年編審時，「實在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五丁[104]」。中國一統後經過三十年，登封縣人口不及明末之半，少林寺衰敗沒落的現象，景然入目。
        2. 社會通路： 
        明末流寇倡亂以來，所過各地無不殘破。大順政權橫行中國華北，大西則流寓於四川盆地。大順、大西相繼覆滅後，殘存的大順軍、大西軍與捍衛殘明的軍旅合流，共抗大清。可是大清卻欲撫定中國，遂盡全力與南明諸將周旋，且不時抽調漢兵南下征伐，但千里為戰，迅捷居首，欲達其功，無馬不行[105]。然而此項需求，對於百戰久疲的清室，無異是雪上加霜。是以佔領陝甘後，清人便勤於招中茶馬。[106]但當時茶產於南方，還在明人手上。故清人嚴令私行販茶，可

[101]　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頁954-955（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02]　唐豪，前揭文，頁326-328。

[103]　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頁30-31。

[104]　張聖誥等撰，《登封縣志》卷二〈輿地〉，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14冊，頁305、306（台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105]　南征諸將如孔有德、吳三桂皆曾違律，私購馬匹；雲南北勝州也以馬匹購買為由，獲得開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十輯 〈順治年間茶馬之制〉第5、16號，頁14-15、43-49（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以及《明清史料》庚編第九本，頁804。

[106]　《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十輯 〈順治年間茶馬之制〉第3號，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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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茶馬貿易是當時清方恢復境內商業活動的重要舉動，除了戰馬的獲取外，民間亦可稍微提振經濟。明代因與蒙古作戰，需馬甚殷，遂與西番互易茶馬，初期以川茶為輸出樞紐，中期以後漸以陝茶為主[107]，清承明舊，順治初年陝西商旅購茶多遠至漢中、襄陽[108]，行銷範圍遍及當時清朝沿邊諸如西寧、甘州、河州以及寧夏鎮等處的少數民族聚居區[109]，在這塊地域裏陝晉商人汲汲奔波於道上，遂使大順軍以及大西軍得以收取敵情，身處雲貴的李定國便可將此一重要情報轉告其盟友鄭成功[110]，吾人當可理解《先王實錄》中所出現的「西虜入河州」以及「西虜悉有秦地」[111]記載之所在。
        當時中國內部的運銷城市，時人以為「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由此焉轉輸。……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為漢口耳。」[112]江西與福建僅一山之隔，現雖不知武夷山之茶[113]有否轉售於山陝，但雙方訊息之溝通或不甚難。明末許多畏避流寇、滿族的士民，紛紛流向南方，隨著清初地方戰亂的平復，攜家帶眷逃難的人群又逐步歸返家鄉，且康熙年間四川的招民政策[114]，鼓勵南方各地的民人湧入，當時徙入者以「湖廣之人首先濬至，於是江西、福建、廣

[107]　劉淼，〈明代茶課解運制及其實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頁79。

[10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前揭書，第8號，頁27。廖攀龍等輯，《歷朝茶馬奏議》，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第461冊，頁663。

[10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前揭書，第13號，頁38。第18號，頁51。

[110]　李定國與鄭成功曾互致信扎協力抗清。馬楚堅，〈鄭成功應李定國勤王愆期試探〉，《明清邊政與治亂》，頁23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鄭成功與永曆朝廷也曾於順治十年、順治十二年互通信使。吳德鐸標校，江日昇著，《台灣外記》，頁127、1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11]　楊英著，陳碧笙校注，《先王實錄校注》，頁100、108（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112]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頁193（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13]　清人有言，「山中土氣宜茶，環九曲之內，不下數百家，皆以種茶為業。歲所產數十萬斤，水浮陸轉，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於海內矣。」見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卷184〈山川典．武夷山部雜錄〉，頁806（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

[114]　各省移民大規模入川應該是在康熙二十年以後。劉正剛，《閩粵客家人在四川》，頁84（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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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繼之。[115]」事實上清初各地均有微量的移民存在，譬如清廷曾對吳耿降眾，做出分發至山東、河南、湖廣、江西的遷徙處分[116]，又如籐牌兵，清朝一度安插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墾荒。[117]甘肅與福建訊息來往的另一管道，或許是來自於甘人的任職福建，舉例而言，張勇之子張雲翼，他曾於康熙廿五年至卅五年間出任福建陸路提督[118]，雖說張勇在順治中葉移家北京，但其一生功業多在陝甘[119]，當地或有戚友屬將，此時西套厄魯特的眾首領正不斷地騷擾沿邊，吾人或可揣想張雲翼身邊應可形成一特殊的訊息網絡，有關「西虜」的點點滴滴應由此逐步傳射出去，[120]嗣後清廷數次大張旗鼓地征伐準噶爾[121]，也易使西虜之名流遍於清朝的各角落。

結語

「西虜」入侵以及圈地、遷海同為大清順治年間擾攘中國的苛政，遷海在康熙降服明鄭後解禁，圈地亦在康熙年間逐步停圈，唯獨「西虜」之侵略，縱康熙年間未能妥善解決。玄燁為討平三藩以及防禦衛拉特人的入犯，因之而生的頻繁戰事，使得社會難有復甦喘息的機會，也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民間不滿的情緒，久久不能消散[122]。天地會肇建者－當然是漢人，遂得以運用西虜入侵的歷史創傷做為藍本，習用當時人們所熟知的少林寺故事，杜撰出天地會流傳的會書，並藉口頭立說，組織會眾，建立天地會。是以天地會會書的流傳

[115]　光緒《新繁縣鄉土志》，卷5（人類門），轉引自劉正剛，前揭書，頁85。

[116]　《清實錄》第五冊，卷102，頁24上下，康熙21年4月丁亥條。 

[117]　蘇梅芳，〈論明鄭降清官兵與清初中俄戰役之關係－林興珠等與籐牌兵〉《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13號，頁344-346，1987年。

[118]　《清實錄》第五冊，卷125，頁333上下，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戊申條。卷174，頁883下，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壬子條。

[119]　張勇入清後，除順治十年至康熙元年間轉戰華南外，餘均在甘肅效力。《清史稿校註》卷262，頁8435-8437（台北縣，國史館，民國75年。）

[120]　陳鴻，《莆靖小記》，收錄於《清史資料》第一輯，頁112（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21]　袁森坡，《康雍乾經營與開發北疆》，頁89、96-9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122]　康熙年間流傳著「甲寅年」易致反亂的看法，類似於今日的「閏八月」迷思。劉獻廷，前揭書，卷一，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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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賴西虜入侵、少林寺威名以及反滿情緒三個條件，此正反映當時社會中瀰漫潛伏的共識，故一有談說，亦足以引起共鳴。
        本文透過歷史的素材，檢索魯字的蹤跡，其目的不在於釐清天地會的創會年代，而是欲對會書中所記載的西魯做一縱深性的歷史考察，檢證會書中史實的呈現是否其來有自。至於會書編纂學（原始會書是何人於何時編著）以及西魯傳說的初始發源地，均有待於學界多加探究。

附記：感謝王明蓀、莊吉發、唐屹老師對本文費心的校改，及中研院近史所的張玉法、張啟雄二位老師所提的寶貴意見，與陳健文、彭源海、楊慶平、陳文宏、楊為鼎、蔡米虹、鄭永昌、王俊中、郭維雄、洪健榮、董陽敏、彭嘉楨、蕭道中、陳怡如、李慧玲等多位學長姊提供許多看法以及協尋資料。又關注本文出版的藍美華教授及蕭金松教授表示感謝。當然，本文疏失不周之處，概由筆者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