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千禧年世紀交替的時刻，人們決定把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這個榮耀追加給愛因斯坦時，我不禁聯想到20世紀最傑出的中國佛教思想家這個榮譽，無疑地應該頒給印順導師。在西方哲學界，康德曾經為人類的知識掀起了哥白尼革命；在印度佛教史上，穆帝（T. R. V. Murti）曾認定龍樹乃是東方的康德；而就中國佛教而言，站在相同的劃時代思想革命之意義來看，印公或可稱得上是中國的康德或龍樹。

　　回顧過去一個世紀，印公在佛學研究這一條路上默默耕耘，竭盡心智，締造出極為卓越的成就。個人以為，印公至少為中國佛教乃至台灣佛教創下了如下幾個第一的紀錄：第一位突破中國傳統宗派的舊思維而以印度佛教之發展史為佛法全體，第一位幼年輟學、自學成功而在學術界獨領風騷的學僧，第一位融貫全體佛教而有系統地寫下具創發力之等身著作的中國學者，第一位取得日本博士學位的華人比丘，第一位提出「人間佛教」而為現今台灣佛教界推動人間淨土的精神導師。面對這些印公所寫下的第一紀錄，筆者除了讚歎，更希望能夠從中尋求印公曾為佛教所樹立的學風——一個過去曾寫下歷史、未來能啟發後學的學風，而它深具著振衰起弊的劃時代意義。以下是個人對這個學風所嘗試的探討。

　　信仰與理性一直是宗教人所面臨的兩個重要課題，缺乏理性的信仰固然陷於獨斷論，可是缺乏信仰的理性也難免遭致懷疑論。如何取得兩者的平衡，中世紀哲學家曾試圖調和希伯來神學與希臘哲學，康德則提出「論盡知識俾便保留信仰之路」的至理名言。就此，印公站在佛教的立場，強調佛教徒應以正見為先導，其理路幾與西方哲人一致。印公認為：「深信三寶應從正見中來，依正見而起正信，乃能引發正行而向於佛道，自利利人，護持正法。」

　　「正見」，古來即居於八正道之首，原非印公先發之孤明。可是在中國佛教，正見久已淪為泛泛之論，而不是嚴謹的理性思辨。受中國簡易素樸學風的影響，正見往往被歸約為一經一論，祖庭訓示，一咒一名，乃至三藏十二教是魔是梵，正見必離言教，須在言語道斷中得。如此的正見發展到最後，使佛教流於極端世俗化，佛教只剩下香火道場，經懺應赴。印公不滿於現實的佛教與經論中的佛教差距太遠，於是激發他遍求典籍、深入經藏以探求純正佛法之決心。印公深入經藏中的爬梳，奠定他從事佛學研究的深厚根基，也確立了佛法的如實知見，此一佛法正見引導他一生的修持，依教奉行。

　　在以樹立正見為前提下，印公無疑是以理性為優位的。印公重理性思辨的學風，在其著作中到處可見，對於歷來佛教法義之疑義或是學界對某問題之爭論，印公每能依於經教及其洞見，直指問題核心，釐清問題所在。其對教義之見解，佛法之宗旨，可謂已達任運自如，不擇地皆可出之功力。我們或可說，印公此一重「見聞薰習」的學風，可以直追「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

　　每一個宗教，很少不和神秘經驗有所結合。西方對宗教（religion）的定義，則直接指為神與人之間的連繫，東方的宗教也很少不具有神教的色彩。佛教固然不具神權崇拜，可是作為一個宗教，佛教在修行的過程中也離不開神秘經驗。經典中所提到的神通，可視為佛教的神秘經驗。

　　然而神秘經驗不是佛教所獨有，世上每個宗教在修行過程中總伴隨著幾分神秘經驗。印公認為，在修行中所經驗到的並不一定是佛法，因為外道也有神通，重要的是要看其人之修行與佛法的根本義理是否相符，以及其行為表現是什麼樣子。印公以釋尊的教化為例，指出釋尊的教化有所謂「神通輪、教誡輪、記心輪」，其中佛法的重點是教誡輪。佛證悟後所表現出來的，主要就是用教誡來引導眾生，使人向上，而不是用那些怪模怪樣的——寒山式、濟公式等索隱行怪的方式來教導大眾。從佛陀數十年諄諄教誨、遊化人間的行跡來看，佛法的確是以教誡論為主要的。否則，如果盡以索隱行怪為榜樣，捨佛法而侈談神通，從神通來建立佛教，那麼佛教就和外道一樣了。

　　印公從釋尊的教誡輪體會到修行的平淡正常。佛是人，是教師，而不是神棍，因此佛弟子應以佛為模範，也要教導人正常。從印公數十年之著書與弘法來看，印公所表現的正是這種平凡無奇的弘化風格。印公畢生之著作，旨在探求純正之佛法，以釐清佛法根本與外道末流之分際。其一生之弘化，無不勸人依教奉行，做一個平淡而正常的人。誠如其所寫之自傳——《平凡的一生》，印公自認是一個平凡的人，一生平淡自處，亦以平淡教人。而印公此種平凡無奇的弘化風格，又何嘗不是直承自世尊呢？

　　從印度佛教史來看，佛教因反吠陀而興起，可是最終卻也因融吠陀而衰滅，這在印公所著《印度之佛教》中有詳細解說。印公將印度佛教之演變取喻人之一生分為五期：(1)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誕生期）(2)傾向菩薩之聲聞分流（童年期）(3)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少壯期）(4)傾向如來之菩薩分流（漸衰期）(5)如來為本之梵佛一體（老死期）。簡言之，佛教原來是以無我解脫來反對婆羅門的梵我一如，演變到最後，由於梵文化的興盛，佛教為了融攝外道以方便適應，反卻失去了佛法本色，變成了一味求天樂的梵佛一體。

　　佛教傳到漢、藏等地，不僅秘密乘的天化嚴重，如修六天、天色身、天慢等之「天佛一如」，而且漢地所傳之佛教，竟發展到只重視超度亡靈之經懺佛事。太虛大師針對這種專重死與鬼的佛教，曾提出「人生佛教」以為對治，力圖革除佛教徒重死不重生的弊病。印公則進一步提出，佛法以人為本，不僅不應鬼化，也不應天化、神化；換言之，佛教不是鬼教，也不是（天）神教，而是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間佛教」。印公「人間佛教」的主張，可以溯至阿含經文，如《增含》〈等見品〉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四意斷品〉說：「我（釋迦）今亦是人數。」阿含是佛法的根本，因此印公的「人間佛教」，乃在呈顯反天神化，回歸以人為本的佛法本色。

　　佛教在部派分化之前，是和合一味的佛法。佛住世時，即勸佛弟子「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佛教分化後，部派間之論義容或有差異，尚能相承世尊此一教誡。乃至大乘佛教興起，從龍樹倡言之「自知不隨他」，猶能見證佛教「自依止、法依止」之傳承。

　　佛教傳至中國，從早期佛法的相承到後來的宗派始祖出現，「宗」的觀念乃在中國佛教中確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中，或許受中國本有的家族、宗族意識的影響，「宗派分立」逐漸形成中國佛教的特色。所謂大乘八宗，無不各以「自家祖承」銜接「天竺法脈」，以為佛法正統。各家多半眨小揚大，各擁經典以為圓頓，久之形成門戶之見，或以自宗為究竟，或以祖訓凌駕佛說。印公身為中國僧侶的一份子，從佛教源流的探尋中，發現佛法並不是這個樣子。印公自許其研究佛學，一向以探求佛法的真實為依循，從不受民族情感所拘蔽，所以不但尊重中國佛教，更且重視印度佛教。印公以為，中國人不一定要信中國祖師的教理，而是要信仰真正的佛法；換言之，其信仰的判準是佛法，而不是宗派之見。印公雖普遍涉獵過各宗言論，可是從不認為自己屬於什麼宗，因為他以為「宗」乃是佛法為適應時代及特殊文化思想而發展形成的，不能代表佛法的根本大義。因此，其修學佛法，旨在從流傳的佛典中去探求真正的佛法，而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子孫。

　　印公自認缺少祖師精神，所以不僅不屬於宗派徒裔，也無意自立門戶而成為宗派祖師。相對於現今佛教界普遍地各擁山頭、門徒旺盛之現象，印公是顯得有點孤獨的，不免有不適宜當今中國佛教之歎。然而從另一方面而言，印公超越宗派的宏觀視野，直探和合一味的佛法，其所彰顯的風格，乃是世尊「自依止、法依止」的教誡。

　　東晉廬山慧遠，曾提出「沙門不敬王者論」，為僧侶和世俗禮教之間區劃出方內與方外的分際，樹立了中國僧侶的超俗形象與尊嚴。然而隨著佛教的流傳，情形有了改變，佛教為了自身的發展而有附和權貴的趨向，或者過於隨順世俗，求取利養，而有奉承護法信眾的行為。於是僧俗之間的分際出現了模糊，僧人的超塵形象也受到了影響。

　　印公對於此一教界流風有深刻的觀察與警惕，他認為出家人如果對佛法不大留心，而對軍政名流，護法居士，卻一味奉承逢迎，按時送禮請齋，這不但顯示自己無知，而且更助長了在家居士的我慢及輕視出家人的風氣。因此，印公從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也從不恭維奉承護法居士，以免他們陷於輕僧、毀僧，連學佛的基礎——歸依三寶功德都不能具足。印公曾自承其生性內向，不會應酬，彷彿道出其不會逢迎名流居士乃是個性使然。可是，如果我們綜觀印公畢生以究竟佛法為重，真正做到「正法以為身，淨慧以為命」，則其對僧伽尊嚴之維護，實不只是個性使然，而是堅踰丹石的出塵之志之朗現。

　　綜上所述，印公的學風可以歸納如下：(1)在佛法的修學上以理智為本(2)在佛法的弘化上以人性為本(3)在究竟佛法上以性空為本(4)在住持佛法上以僧伽為本。簡言之，印公的學風可以稱為「智本、人本、空本、僧本」的四本主義。而與這個學風相反的，幾乎是數百年來之佛教乃至當代佛教之真實寫照，面對此一佛教實況，印公以其隻筆，鍼砭佛教長期以來之積非成是，其間所遭遇的橫逆與險阻，直如「兩岸猿啼、「萬山奔溪」。

　　然而，今日海內外佛教學界對印公思想的研究熱潮，正方興未艾，足見印公的學風已對當代佛教產生影響力。值此印公九五嵩壽之際，筆者一方面祝福印公法體安康，一方面衷心期待未來的佛法，能夠在印公學風的啟發下，從「天上成佛」回歸到「人間成佛」，從「非因緣有」回歸到「因緣所生」，從「真常大我」回歸到「無我」，從「欲樂中成佛」回歸到「離欲梵行得解脫」，從「即身成佛」回歸到「菩薩無量億劫在生死中利益眾生」。

　　《法華經》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佛法的方便與究竟之間如何取捨，睽諸印公在過去一個世紀為聖教為三寶所樹立的劃時代學風，答案顯已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