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什前《維摩經》之流行與文獻再探

釋果樸撰
正觀雜誌第 1 期
1997年 6 月出版
84頁-112頁


. 84頁 【壹】從藏經資料看羅什前《維摩經》之流行與文獻再探 1.一、三國吳初譯 2.二、西晉北方重譯、合本 3.三、東晉江左辯講、講經、畫像 4.四、東晉時北方不重視《維摩》 【貳】 譯本的爭議 1.一、支愍度所見的譯本 2.二、道安所見的譯本 3.三、《祐錄》 4.四、隋、唐經錄 5.五、學界的意見 【參】由敦煌文書再撿視 1.一、支謙譯本與注疏 結論 85頁 【壹】從藏經資料看羅什前《維摩經》之流行與文獻再探   本文之所以名「再探」,是因為目前相關《維摩經》的資料可說 是相當地豐富,其中不乏涉及魏晉時《維摩經》流行狀況,但往往不 是就魏晉時期詳論(註1);文獻方面也是整體性地介紹。(註2)然 而羅什前魏晉的《維摩經》不管在流傳或文獻上仍有 ──────── 1.陸揚《論〈維摩詰經〉與東晉南朝文化之關係》一文以《維摩經》 與東晉南朝文化的融合探討佛教漢化。年代從東晉到隋,主線是討 論《維摩經》與「言意之辨」、「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不牽涉文 獻(載於李錚、蔣忠新主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文集》頁661 ∼671,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戴密微著.劉楚華譯《維摩詰在中國》頁243∼246,有處理魏晉《 維摩經》的流行, 呈現當時是玄學、清談的《維摩經》,可說是掌 握了《維摩經》在東晉江南流行的特色。(藍吉富主編《世界佛學 名著譯叢》第 47 冊,台北,華宇出版社,民國 76 年 5 月初版) 戴密微指出支愍度《合維摩詰經》「以玄學觀點為《般若》作新注 , 並因此而知名」,並說其與貴族交遊時,「專以玄學談佛理,尤 好引《般若》或《維摩》二經」, 不知其所據為何?因目前的文獻 (《世說新語》、《高僧傳》或合本的經序)都沒有這些記載。 不 知戴密微指的是否就是支愍度立《般若經》之「心無義」一事,但 此據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一文(頁 1 ∼ 8 ), 並沒有引用《 維摩經》之處(《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頁 13 〔台北, 大乘文化出 版社,民國 67 年 4 月初版〕)。戴氏又指支愍度之「同道支遁」 「也遊學於江左文士之間」, 據僧傳或陳寅恪所考,與支愍度同遊 的是「康僧淵」, 至於支遁有否與支愍度來往,或其他關係,目前 相關文獻都沒這方面的記載。 2.深浦正文《維摩詰所說經解題》一文中,對譯本、注疏、經文內容 作了整體性的介紹。 (《國譯一切經》第 29 冊,東京,大東出版 社,昭和 49 年〔 1974 〕 3 版)  Lamotte於其“THE TEACHING OF VIMALAKIRTI”一書的序論(郭忠  生譯為《維摩詰經序論》(簡稱《序論》)〔南投,諦觀雜誌社, 民國79年9月初版〕)有關譯本、譯文的處理大致略同深浦氏,但對 譯 86頁 相當的爭議尚未解決,所以本文將從藏經文獻來討論《維摩經》的流 行狀態,從中勾勒出魏晉時《維摩經》文獻問題,並應用敦煌文獻予 以修正或補充。 一、三國吳初譯   根據現存最早的經錄—東晉《道安錄》記載,或對此經譯出最早 提及,西晉支愍度所作的《合維摩經序》(290∼306年)序文中,認 為《維摩經》第一個譯本是三國南方吳支謙所作(222∼253年)。 (註3)此經在江南譯出後,是否廣為流傳,就支愍度的合本序文言「 舉世罕攬」(註4),可以得知這部經初譯時,沒有受到重視。支愍度 這話雖也包含西晉當時其他的兩個譯本—竺叔蘭與竺法護本(參最後 一節),不過吳的初譯與西晉重譯都不受重視的情況中仍有差異。   在支謙之後的康僧會(247∼280年)弘揚居士的學佛經典,是注 解漢靈帝時由安玄、嚴佛調譯出的《法鏡經》。(註5)康僧會 ──────── 本補充了經錄的原文,並對有疑異的部分作了考證。不過此書最具 特色的是以印度佛教思想、文獻、歷史為主,來探討這部《維摩經 》的根源。  劉楚華《各種漢譯〈維摩經〉之比較研究》一文,是以《維摩經》 的譯本研究為主,並將譯文、譯者、經錄,以及《維摩經》於中國 流行的文化背景也一併提及。(參香港,《內明》第208期,民國78 年 7月)高崎直道在《新國譯大藏經》有一最新的《〈維摩詰所說 經〉解題》,基礎架構多同於深浦正文,但補充了最新《維摩經》 研究的第二手資料。(《新國譯大藏經》「文殊經典部 2 」,東京 ,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93 年 5 月 20 日第一刷) 3.《大正》55,頁6下14、58中24∼25。 4.《大正》55,頁58中24。 5.《法鏡經序》:…睹其景化,可以拯塗炭之尤嶮,然義壅而不達,因 87頁 注釋《法鏡經》是出自師承(註 6 ),但其也注解了出自不同師門 支謙譯的《道樹經》。 (註 7 )就歷史背景,漢朝末年中原大亂, 支謙隨著上層社會人士因避難南下。 (註 8 )當時新學最盛的地方 是荊州和江東一帶,而以荊州一派最新。 (註 9 )孫權採納陸遜的 建議,延用荊州人士,荊州新思潮進入了吳國。(註 10 )但就整個 玄學的發展,只是濫觴,畢竟「吳地在東晉以前學風以土著士家為主 ,即以兩漢以來傳統儒家為主」(註 11 ),所以像《法鏡經》中居 士的處世態度,以清者為清,濁者為濁,視俗世生活為累,出世為珍 ,比較容易為人所理解、接受。就東晉道安記支謙本為「闕」來說( 註 12 ),可能初譯的《維摩經》是因此而乏人問津,所以流失。不 過此名為支謙譯的《維摩經》至今仍有,因此道安的記載能否採用, 最後一節討論。 二、西晉北方重譯、合本   到了西晉,竺叔蘭(291年)、竺法護(303年)北方二譯 ───────── 閑竭愚為之注義。《大正》55,頁46下8∼9。 6.《大正》55,頁46下9。 7.《大正》55,頁97上15;頁6下23「《私阿末經》一卷,…案,此 經即是《菩薩道樹經》」;頁16下19「菩薩道樹經一卷」 8.《大正》55,頁97中28∼29。 9.湯用彤著《魏晉玄學論稿》(簡稱《魏晉玄學》)頁134(台北, 廬山出版社,民國60年10月臺一版) 10.趙玲玲著《魏晉南北朝士人之價值取向與講學之風》(簡稱《魏晉 價值取向》)頁 86 ∼ 87。(未注明出版社、版本、時間,中華佛 研所贈藏書) 11.同上,頁121。 12.《大正》55,頁7上23∼24。 88頁 經家接踵重譯(註 13 ),接著支愍度亦在北方將上述三個譯本合為 一(晉惠帝 290 ∼ 306 年)(註 14 ),因此不管這部經西晉的支 愍度說是「舉世罕攬」,但僅就其十五年內就有兩個譯本一個合本, 可見這部經在當時北方的譯者心目中是多麼的重要。支愍度在其所作 的《合維摩詰經序》說明了為何《維摩經》是如此的重要: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弘道之宏標也。(《大正》 55,頁58中22) 因為《維摩經》是先聖的金科玉律,弘揚佛法最高的指標。支愍 度之所以說是「弘揚佛法最高的指標」,應是時代的因素所致。以曹 操曾舉軍南下, 帶領部分學者北歸,於是荊州名士再到洛下。 (註 15 )西晉時, 北地新學已種下深根,玄學著實地在北方發展(新學 通常就是所謂的玄學)。(註 16 )當時的名士在此一潮流下,一面 位祿功名,一面出世玄談,熔清高與卑污於一爐。(註 17 )因此像 維摩居士談論空理,方便地從容於世俗的生活,視穢土為淨土的經典 ,就備受譯者的重視,接連著重譯。 但為什麼不普及?支愍度認為是文字委婉以及道理深遠,不 ───────── 13.同上,頁9下11,頁7下1。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六(《大正》 49,頁63下9)乃最初記法護《維摩經》譯出時間「太安二年四月 ㄧ日」之經錄,即「西元303年5月3日」。 14.劉楚華在《各種漢譯〈維摩經〉之比較研究》一文認為:「後來 支愍度在渡江後編出『合本維摩詰經』,…」,其注釋<7>指出是 錄自《祐錄》的《合維摩經序》。但是《祐錄》卷二是記為在渡江 前(《大正》55,頁10上11∼14)。 15.湯用彤《魏晉玄學》頁132∼133。 16.同上。 17.趙玲玲《魏晉價值取向》頁50。 89頁 容易為人所理解:    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遠,可謂唱高合寡,故舉世罕攬。 (《大正》55,頁58 中23∼24)   再加上三種譯本所用辭句、用字、文體以及對經義的認識多少有 些出入,不便對照會通。因此支愍度將諸譯本合而為一,以便相互參 照,助於經義的了解。    …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 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子,分章斷句, 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讀此案彼。(《大正》55 ,頁58下2∼6)   從這段引文來看,支愍度是見過「三」種譯本,不過談到合本卻 僅指出「兩」—支恭明、竺叔蘭,有學者以為前後句的數字不一致, 是出自序文漏字,是否如此,最後一節再詳論。   事實上,重翻譯過來的經典,要廣為流傳,不單是靠翻譯、重譯 、編合本。(註18)因為這些工作是很專業與個別的,類似今日的編 譯工作,為少數的學術研究者所從事。 三、東晉江左辯講、講經、畫像   隨著西朝政權南移,支愍度在成帝(326∼342年)時渡江南下, 關於《維摩經》在江南備受歡迎是否因其南下所致,文獻上並沒有直 接證據,但根據他對這部經的重視以及與 ──────── 18.見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頁27「與今日語言學者之比較研究法 暗合」。 90頁 江南清談的名流交遊來看(註 19 ),多少應該有影響。(註 20 ) 稍後於支愍度的東晉江南名僧—支道林( 314 ∼ 366 ),對《維摩 經》大力闡揚、推廣,《維摩經》成為當時清談名士的喜愛: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再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 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忭舞。…(約 於西元 343 ∼ 344 年)(註 21 )(《四庫全書薈要.世說 新語》 278-127)道林時講《維摩詰經》。(《四庫全書薈要 .世說新語》278- ──────── 19.同上,頁1∼2。 20.在支愍度前未聞有注重此經者,支愍度後則有支遁,因此江左對 《維摩經》有興趣或始於支愍度,而至支遁時昌盛。 21.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冊二(以下簡稱鐮田氏《中佛史》),頁127  對支遁於何時講《維摩經》以為不可考。而林傳芳著《支遁傳考略》  頁46(《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3〔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67年4  月初版〕)。,認為辯論的地點在會稽王(司馬昱)的王府,所以林  氏從司馬昱在會稽的時間約在326∼344年之間來推斷,是在西元344年  前。但王曉毅的《支道林生平事蹟考》認為事情是發生在348年,因為  王氏考證支遁與王濛於會稽的衹洹寺再度相逢是345年,而345年以後  的司馬昱已經在「建康」,許詢去建康,僅是西元348這一年,所以王  氏認為辯論的地點在建康(參《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頁249∼251),  許詢一直居會稽,345年的時候捐會稽山陰之住宅為衹洹寺,此捐寺的  時間王氏是依許詢捨宅為寺的時後,許詢有起奏,而孝宗下詔來推斷,  孝宗是345年繼位。又王濛死於347年,所以王氏據此推斷支遁於會稽  山陰衹洹寺與王濛再度相逢是345∼346年,王氏因此取345年。(見王  氏一文,頁249)。此時間既定,王氏自然地推斷支遁在司馬昱府與許  詢辯講《維摩經》的地點是在建康,而不是僧傳所言的「山陰」,因  為司馬昱345年已不在會稽,而在建康。  其實支遁講《維摩經》,何必要限於與王濛在衹洹寺相逢後?難道支  遁342年在‥ 口、吳縣後,343∼345年間雖然沒有文獻可考,但支遁一  定不在山陰嗎?司馬昱326∼344年在會稽,許詢除了348年在建康,其  餘時間都是在會稽,支遁345年與王濛在會稽重逢,所以支 91頁    127)(註22) 假使支遁對《維摩經》經義沒有深入領會,要以辯論的方式開講《維 摩經》回應當時的學術思潮、書香門第恐怕很難。換個角度說,當時 與支遁來往的名士是如何的喜歡這部經,否則不會時常去聽。 東晉江南對《維摩經》的熱潮,並不限於聽跟講,甚至支遁立「 即色論」為般若經的要義時,也是受到《維摩經》的影響(註 23 ) ;又想要與支遁議論《小品般若經》而不得的清談家殷浩,也熟讀《 維摩經》( 354 年)(註 24 ); 並且與會稽文士有來往的畫家── 顧愷之, 亦以維摩作像( 364 年)(註 25 ),此一維摩像後來成 為瓦官寺三絕之一(註 26 );以及深受支遁影響,十分崇拜他的名 門郗超所寫《奉法要》一文( 373 年), 多處引用了《維摩經》立 ────── 遁與許詢辯論《維摩經》在會稽的可能c 當比在建康還要高,也就 是辯講的時間可能在343∼344年間。不一定如王氏所考此ㄧ辯講的 時間一定在許詢捨宅為寺之後?因為也可能許詢與支遁常接觸後, 許詢才於345年捨宅為寺。 22.此處是劉校標注引《高逸沙門傳》來說明支道林與許詢在司馬昱 會稽王府邸辯論《維摩》之事,所以林傳芳《支遁傳考略》頁46 ,引證支遁在會稽所講的是《維摩經》。 23.見湯用彤《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簡稱《魏R 佛史》)上冊,頁 259(台北,駱駝出版社,民國76年8月)。 24.見《四庫全書薈要.世說新語》278-126(《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 薈要》 278,台北,世界書局,民國76年),與鐮田茂雄《中國 佛教通史》(簡稱《中佛史》)冊二,頁40(高雄,佛光山出版 社,民國74年)。殷浩讀佛經年代,唐翼明著《魏R 清談》ㄧ書 於頁259考為西元354年(台北,東大圖書,民國81年10月)。 25.戴密微《維摩詰在中國》頁245。 26.見鐮田氏《中佛史》冊2,頁82、83。 92頁 義。(註 27 )上述這些流傳所用譯本,是那一種?支愍度在北方所 見以及其下江南應是用同一個《維摩》譯本;支遁、郗超與支愍度有 時代交集,研讀的譯本也不至於有別,就郗超引用的《維摩》經文即 是今日藏經的支謙譯本。(註 28 ) 《維摩經》所以在東晉備受歡迎,也有其背景,因玄學從西晉末 到東晉,談論的風氣愈演愈盛(註 29 )。經文除了可以與老、莊互 通之外,維摩居士的生活方式,與諸聲聞、菩薩和文殊菩薩問難、答 辯風采,可說是合乎當時清談名士的典範。   東晉時的江南的講說、闡述《維摩經》,甚至以《維摩經》輔助 《般若經》立論,類似今日的專題演講,或學堂上課,所接觸到的大 多是知識份子,但說明了這部經與時代開始有互°,只不過層面不廣 ;接著透過畫像傳達佛教人物的精神,這一方式普及的層面就不限於 知識界。 四、東晉時北方不重視《維摩》   東晉,北方為胡族所統治,當時佛教以佛圖澄、道安為導。有關 《維摩經》此時在北方的流傳,依藏經資料僅有梁寶唱的〈道馨尼傳 〉記載道馨尼誦《維摩》一則:    …沙彌時,常為眾使,口恆誦經;及年二十,誦《法華》、《 維摩》等經;具戒後,研求理味。住洛陽東寺,雅能清談,尤 善《小品》,貴在理通,不事辭辯,一州道學所共師宗,比 ───────── 27.同上,頁180∼181。E. Zy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1959, I, p. 172-175; 379-380. 28.同上。 29.見鐮田氏《中佛史》冊2,頁90。 93頁 丘尼講經,馨之始也。(《大正》50,頁936上29∼中4)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記其講經之年為東晉廢帝太和三年( 368 年 )。(註 30 )文中雖然只提到誦經,但依道馨尼有講經之記載,或 可推其有講所善之《小品》與常誦的《維摩》、《法華》。而且說其 「雅能清談」,可知新學雖特盛於江左,但北方仍有玄學。(註 31)   此外在藏經中就沒有東晉北方有關《維摩經》的任何資料,似乎 對此經不感興趣,與江南對《維摩經》的熱潮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 一冷一熱的現象,對互有影響、消息往來的南北佛教(註32),顯得 不合情理,因此最後一節就敦煌文書查證。 【貳】 譯本的爭議  這一節詳論上述提到支愍度、道安所記載《維摩經》的譯本問題。 這些問題學界都有提到,而提出的看法多根據經錄,但結果卻不一致。 撿視這些學者的處理問題的方法,少有就經錄出現矛盾的根源加以釐 清,所以本節針對此加以討論。 ──────── 30.《大正》54,頁239中。 31.湯用彤著《魏晉玄學》頁133:西R 以後,新學乃特盛於江左。但 也不因此說北方根本沒有新學。 32.釋道安者……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 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四庫全書薈要.世說》278-158) 。竺法汰於江南又常與道安書信往來,並向其請益(參《大正》50 ,頁355中25,冊55,頁40上4【答沙汰難,應是「答法汰難」】), 頁62下9,頁83下14,頁84下10, 27。 94頁 一、支愍度所見的譯本 第一節提到目前最早記錄《維摩經》諸譯本的資料,當屬支愍度 作的《合維摩詰經序》:    于時有優婆塞支恭明,逮及於晉有法護、叔蘭,……先後譯傳 ,別為三經。……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 則文煩難究,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 子,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令尋者瞻上、視下,讀彼案此, …(《大正》55,頁58下2∼6) 前文講譯本說是「三」,後文提合本卻為「兩」,這句話當如何理解 ?梁僧祐就在其所作的經錄—《祐錄》,記《合維摩鞊經》為「五卷: 合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維摩》三本,合為一部。(《大正》55, 頁10上7∼10)」,因僧祐沒有明指出序文前後不一致,而直接去修正 序文,所以不知道是僧祐當時所見的支愍度序文不同於今?還是婉轉、 技巧地採取了序文前段,提出修正的看法?或是其依照當時所見,而 作的實錄或是猜測?近代學者湯用彤對此沒有說明原由,就直接根據 《祐錄》認為支愍度《合維摩詰經序》的「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 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子」的「蘭」字下面漏掉了「護」。(註33)   其實湯氏已經意識到僧祐與支愍度對合本記載的矛盾,但他認為 問題出在支愍度,所以才提出修正支愍度序文的意見。這樣的修正,實 際上引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廣披其三,則文煩難 ───────── 33.見湯氏《魏晉佛史》一書,頁211。 95頁 就,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子」中的「兩」 字指的是經本「明」(支恭明)、「蘭」(竺叔蘭)?還是「本、子 」造注的形式?若是指經本,情形有二:支愍度僅是如序文所說,以 二譯本合之;或者,如湯氏所指正應為三本。不過假若是三本,湯氏 改得不夠徹底,應再往前把「以合兩令相附」修正為「以合三令相附 」。若「兩」是「本、子」,則「合兩」不必改為「合三」,可臆測 是後人傳抄時依當時所存的經本擅自更正,或遺漏了,所以當如湯氏 所言在「蘭」補「護」;但是不修正序文原文也可以講得通。   最直接的解決方法,就是不管僧祐如何說明,僅根據序文所言「 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是以合兩令相 附」來理解,很明顯地前後這些「一、三、兩」的數字指的是經本, 因為只有經本才需要合。至於「本、子」是所合的形式。序文的意思 簡單的說就是:讀一本則偏狹,讀三本太煩,所以把兩本合起來對讀 。 二、道安所見的譯本 道安的經錄是這樣記載: 支謙:《維摩詰經》,二卷,闕。(《大正》55.頁6下14) 竺叔蘭:《異維摩詰經》,三卷,…元康元年(291)譯出。 (頁 9 下 12 ∼ 15 ) 竺法護:《維摩鞊經》, 一卷,一本云《維摩鞊名解》(頁     7 下 1 )。 …今並有其經。(頁 8 下 10 ) 96頁  《刪維摩鞊經》,一卷,祐意謂:先出維摩煩重,護刪出逸偈 也。(頁8下…16)。今闕。(頁9中-3) 支謙的「闕」是道安根據其當時的情況所記,而竺法護譯本的「今闕 」、「今並有其經」,則是梁僧祐依其當時所見加以說明。所以道安 當時確實看到的是叔蘭及法護的兩個譯本共三種經本,「支謙」本《 道安錄》是有目無本。這與支愍度序文說有三個譯本不合,但相同的 是兩者都是看到三個經本。所以很有可能道安與支愍度所見到的經本 是一樣的,而支愍度不認為法護有兩種經本,因此支愍度自然認為三 個經本是不同的三個人所譯。換句話說就是支愍度把道安視為法護的 另一經本,判為支謙譯本。   《刪維摩》的經本道安當時所見是否真提名為《刪維摩》,根據 僧祐找到的一本《超日明經》,它是道安所見法護《超日明經》的刪 本,道安並未著錄。僧祐當時所見此經本的書名,並沒有題為《刪超 日明經》。(註 34 )假設道安有看到這個刪本,且加以著錄的話, 可能會題為《刪超日明經》,以區別未刪本之目。依據常情而推測, 道安當時所見的刪本? 面可能就是《維摩詰經》而已。之所以需要刪 定,一般是為了讓譯文更簡明、易讀。依照支愍度對支謙的翻譯風格 評為「辭最省便,又少胡音」(註 35 ),道安說其為「斲鑿之巧者 也」(「少事約刪,削復重事」)(註 36 ),所以這個刪本可能就 是支愍度認為的支謙本、僧祐所見的 ─────── 34.參《大正》55,頁8下15、頁8下5∼8。 35.《大正》55,頁49中6∼7。 36.道安形容竺叔蘭與支謙的翻譯風格同是「叉羅、支越斲鑿之巧也」。 97頁 法護本。因此僧祐時流失的法護本,可能就是沒有刪定的那本。   道安與支愍度對譯者的判斷有不同意見,也發生在支愍度所編的 另一個合本—《合首楞嚴》。(註 37 )這兩種合本記載有共同的特 色:就是《維摩經》和《首楞嚴》支愍度認為都有支謙本,而道安於 前者以為闕,後者認為支謙根本沒譯;道安認為這兩部經法護都有兩 個經本,不過法護《維摩經》的另一部不是重譯,為刪修或刪改;而 《首楞嚴》是重譯為《勇伏定》;但是支愍度認為這二部是不同譯者 的譯本。   但可怪的是,支愍度兩種的合本編法不同,《維摩經》是「合兩 」,形式是「本、子」;《首楞嚴》則以三本對照,形式為「本、子 、繫之」。二經支愍度所看到的都是三個譯本,為何編法有異?或許 是因為法護兩個《維摩》經本差異不大,因其中之一本祇是刪,而不 是重譯;但法護更出的《勇伏定》 ──────── 此「斲鑿之巧」可用道安另一處形容竺叔蘭的譯風「少事約刪, 削復重事」來補充說明。《大正》55,頁52下13、頁48上7∼8。 37.《合首楞嚴經序記第十》支愍度〔三經謝敷為合注共四卷〕   此經本有記云:「支讖所譯出」。凡所出經…貴尚實中、不存 文飾。 今之《小品》、《阿闍貰》、《屯真》、《般舟》悉讖 所出也。 又有支越,字恭明,…所出經凡數卷,自有《別傳》 記錄,亦云:「出此經,今不見復有異本也。 」…恐是越嫌讖 所譯者辭質多胡音, 異者刪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二 家各有記錄耳。 此一本於諸本中,辭最省便,又少胡音,遍行 於世,即越所定者也。 至大晉之初,有沙門支法護、白衣竺叔 蘭,並更譯此經,…。 今以越所定者為母,護所出為子,蘭所 譯者繫之,…。 《勇伏定記》曰:「…敦煌菩薩支法護手執胡 經, 口出《首楞嚴三昧》,聶承遠筆受,願令四輩攬綜奉宣, 觀異同意。」(《大正》 55,頁 49 中 1 ∼ 17 ) 98頁 則與其《首楞嚴》有較大的出入,所以才有不同的經名,才須三本編 在一起對讀。 三、《祐錄》   道安與支愍度雖然在譯者的認定上有不同的意見,但這些出 ─────────  也就是《首楞嚴三昧》這部經的題記說是支讖譯出,有一《別傳》 記載支謙譯過此經,不過除了支讖本,就沒有其他的譯本。支愍度 認為支讖與支謙是同一個譯本,是支謙修改了支讖本,而不是重譯 ,別人以為是個重譯本,就為其著錄。所以造成了兩種譯本的誤會 。支愍度作這樣判斷的理由是:一、有《別傳》記載支謙曾翻譯過 《首楞嚴》;二、支讖的譯風是「尚實中、不存文飾」;三、支 讖本的譯風是「辭最省便, 又少胡音」,而這個異本的譯風卻是符 合支謙的風格,所以他認為當時最流行的支讖本是支謙刪定支讖本 而成。到了西晉,則有竺叔蘭、和竺法護的《勇伏定》譯本,所以 支愍度當時所見的經本只有三種。就支愍度下的雙行夾注也是說為 三經。之後,道安所見的《首楞嚴》是:   《首楞嚴經》二卷: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出,今闕。 右十四部,…月支沙門支讖所譯出。 其《古品》以下至《內藏 百品》凡九經, 安公云:「似支讖出也」(《大正》 55,頁 6 中 11、16、25 ∼ 27 ) 「今闕」是僧祐所加,道安的時代仍存。道安不僅見過支讖的譯本 ,而且肯定這個經本不在「似支讖」的九部經內,也就是道安認定 是支讖所譯。並且說明了這部經的起句是: 《安公經錄》云:中平二年十二月八日,支讖所出。 其經首 略:「如是我聞」, 唯稱「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中」。 (《 大正》 55,頁 49 上 14 ∼ 15 ) 至於支愍度所說的支謙、竺叔蘭譯本,《道安錄》沒有記載, 是後 來僧祐據《別錄》、《舊錄》補入,《祐錄》: 支謙: 《首楞嚴經》二卷:《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 ( 《大正》 55,頁 7 上 17 )。 竺叔蘭:   《首楞嚴經》二卷:《別錄》所載,《安錄》先闕,《舊錄》 有叔蘭 99頁 入還是有對應、有道理可尋。使這些出入產生難以理解的混淆,則始 於僧祐對支愍度《合維摩經》的記載。僧祐對《維摩經》譯本的記載 ,基本上和道安一樣,記「支謙」本為闕,法護、叔蘭本存,不過這 二本的卷數與《道安錄》有異:    《維摩詰經》:支謙出《維摩詰》二卷,竺法護出《維摩詰經 》二卷,又出《刪維摩詰》一卷,竺叔蘭出《維摩詰》二卷, 鳩摩羅什出《新維摩詰經》三卷。右一經,四人異出。(《大 正》 55,頁 14 上 19 ∼ 20 )   僧祐時所見到的兩卷叔蘭本,道安時為三卷;道安法護本為一卷 ,僧祐時為兩卷。以及道安當時所見的法護《刪維摩詰經》,僧祐時 已為「今闕」。   《祐錄》對《維摩經》記載最大的爭議來自對支愍度合本的 ──────── 《首楞嚴》二卷。   右二部,凡五卷。晉惠帝時,竺叔蘭以元康元年譯出。(《大 正》55,頁9下13)  而支愍度記法護僅一《勇伏定》;道安則記為兩個譯本:   《首楞嚴經》二卷:異出,首稱「阿難言」。(《大正》55, 頁7下6)右…,今並有其經。   《勇伏定經》二卷:安公云:「更出《首楞嚴》,元康元年四 月九日出。」(《大正》55,頁9上1)右…,今闕。 「今並有其經」、「今闕」是僧祐的記載, 也就是道安當時看到法 護的譯本有二。而道安稱為法護譯的《首楞嚴》與支讖本同樣沒有 「如是我聞」的起句。總合道安當時所見的《首楞嚴》共為三個經 本,與支愍度所見經本數目是一樣。 因此支愍度與道安所見的經本 是相同, 只是對譯者的判定不同:支愍度認為支謙修正支讖的經本 ,就是經記、道安認定的支讖本; 另一個法護《勇伏定》本是支愍 度、道安都共認的, 第三本最有爭議的是道安判定為法護的另一譯 本, 而支愍度認為法護只有一個經本,所以將此經本歸為竺叔蘭所 譯。 100 頁 說明: 自衛士度以後,皆祐所新撰。…… 《合維摩鞊經》五卷:合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維摩》 三本,合為一部。(《大正》55.頁10上7∼10) 文中所說的三本合為一部是否可以成立?因為僧祐如同道安,都記支 謙本為闕,也就是都沒有見過支謙本,但竟然可以斷定《維摩經》合 本是支謙、法護、叔蘭三本,是不是合本中的三譯本的經文本、子涇 渭分明,足以讓僧祐挑出來?如果是,僧祐當可把作為底本的支謙譯 經文提出,為何仍記支謙本為闕。因此合本經文很有可能如 Lamotte 所言,本、子之分已混雜無從分別。(註 38 )既然僧祐時,支謙本 又為闕,合本的本、子也難辨別,僧祐是如何肯定合本是三個譯本所 集?可能的原因是僧祐受了支愍度《合維摩經序》前文「先後譯傳, 別為三經,…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 」的影響,而作了理所當然地推斷,忽略了支愍度序中有轉折的後文 「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為本,蘭所出為子」。 僧祐對《合維摩經》矛盾的記載方式,同出一轍地發生在另一合 本──《合首楞嚴》。支愍度其將三個譯本合為《合首楞嚴》,《祐 錄》卻記為四個譯本,但僧祐真正只見過兩個譯本。僧祐為什麼會這 樣推斷,只因為支愍度《合首楞嚴序》提過四個譯本。(註 39 ) ───────── 38.郭忠生譯《序論》頁11,注六。 39.參注(37) 101頁  《祐錄》採用了道安的記載,而不釐清道安與支愍度記載之間的 同異,卻是肯定地說明其所見的支愍度之《合維摩經》,就如支愍度 所說,自己又附會有一個與道安判為法護另一經本沒有相關的支謙本 ,這樣矛盾地兼容二說,會讓後人產生一種推論,而形成這樣地判斷 :支愍度說到的合本是支謙與竺叔蘭本,沒有法護本,既然僧祐時合 本仍存在,僧祐又肯定合本確實有支謙本,那麼僧祐所見的兩個單譯 本記為法護與竺叔蘭本,應是暗示支謙與叔蘭譯本。 四、隋、唐經錄   南北朝統一後的經錄對魏晉的《維摩經》譯本、合本的看法又如 何呢?隋法經《眾經目錄》以「今唯且據諸家目錄,刪簡可否,總摽 綱紀」(註 40 )的態度,只列出《維摩經》譯者、譯本、卷數,這 些記載都同於《祐錄》,但沒有像《祐錄》一樣標示存、闕。至於同 代的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亦然,不過多出了漢譯本。此漢譯本據多 位學者的考證是偽作。(註 41 )《祐錄》存在的矛盾,在稍後的彥 琮《眾經目錄》終於作了抉擇。其於「重翻」錄僅有「支謙」與羅什 本,而法護與叔蘭則置於「闕本」,支愍度之合本置於「別生」,存 、闕不明(註 42 );也就是彥琮視道安所謂的法護本應是支謙本。 到了唐《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大 ──────── 40.見《大正》55.頁149上3∼4;頁119上9∼12;頁125上4。 41.見郭忠生譯《序論》頁4、150;譚世寶《漢唐佛教史探真》頁25∼ 32(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 年 6 月第 1 版) 42.見《大正》55.頁156下25∼26;頁176上6∼7,180上24; 頁 163 下6。 102頁 致如彥琮所記,不過明載合本為闕(註 43 ),其後的經錄則同於《 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五、學界的意見 近代學者的看法則有三種: (一) Lamotte 同支愍度、僧祐一 樣,認為支愍度合本的底本是支謙本,所以藏經題名為「支謙」譯的 本子,必是支謙(註 44 ),而不是僧祐依據《道安祿》中的法護本 。(二)小野玄妙根據僧祐記其所見的是法護本,再加上從譯語考量 「若擬為支謙譯出乃過於整齊,應而是法護所譯。」(註 45 )這兩 種不同的推論都是出自僧祐又採用道安的說法,又肯定支愍度的認定 ,而不釐清其中的差異所得的結果。  (三)境野黃洋另闢途徑,考察支謙、法護譯經的佛學專用術語, 因經文中有支謙專用語和法護專用語並存,又有兩者通用的語詞,因 而判斷竺法護將支謙譯的《維摩詰經》對照梵本,然後隨筆加以訂正, 故名為《刪維摩經》。此《刪維摩》與法護的《維摩經》「《維摩詰 經》.一本云:《維摩詰名解》」 ─────── 43. 見《大正》55.頁442中「《合維摩經》一部五卷,西R 竺法護譯 」,此闕本之目記載譯者有誤,然於前文卷三(頁368上)則又 正確,名為「支敏度合」,怪哉!又《開元釋教錄》卷十四未列 此合本經名,僅以雙行夾注的小字補在維摩經諸闕本經目之後「 其西晉沙門支愍度合一支兩竺三本, 共為五卷者,以非別翻,又 闕其本,故不存之。」連經名都沒提,更無目可尋,可說是相當 不重視此合本(《大正》 55,頁 629 上 15 ∼ 16 )。 44. 郭忠生譯《序論》頁151。宇井伯壽《佛教經典史》頁16之看法亦 然(《宇井伯壽》著作選集7,東‥ ,大東出版社,1968年)。 45. 見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頁43(台北,新文豐 ,1983年)。 103頁 是同一本,但僧祐卻誤會為兩本。(註 46 )境野黃洋這個新說如果 可以成立,境野氏應該說明為何道安目睹了三個經本而不是兩個經本 ,因為這部分僧祐是本於《道安錄》,與僧祐無關。問題是道安看到 了三個經本,是問題嗎!至於比對譯語,尤其僅用佛學專用術就來推 定譯者,恐怕有待商榷。(註 47 ) 【參】由敦煌文書再撿視   王重民指出有一些佛教史料過去失傳,佛教史上一些未決的問題 ,只有利用了敦煌佛教史料以後,才獲得解決。(註 48 )因此第第 【壹】節末提到東晉北方佛教不重視《維摩經》,而與江南的熱潮形 成不合常情的強烈對比,這一節就以敦煌或吐魯番文書(註 49 )來 重新探討羅什前的《維摩經》流行與文獻。目前這方面 ──────── 46. 境野黃洋《支那佛教精史》頁147∼148指出支謙將「摩訶般若」 譯為「明度」、「須陀洹」譯為「溝港」;「緣一覺」一詞則支 謙與法護通用;「揵沓和、阿須倫、加留羅、甄陀羅、摩……勒 」與「江河沙」乃法護特別用。 故作此推測。(東京,圖書刊行 會,昭和 47 年〔 1972 〕) 47. 注(46)之「溝港」乃安世高始譯(見《陰持入經》「四溝港種為 清淨法」,《大正》15,頁177中20);「江河沙」則始見於後 漢安玄譯之《法鏡經》(見《大正》12,頁19上23)。當然境野 氏指出支謙、法護所使用的譯語特色,是有其相當的可信度,不 過若要確定某一譯語必是某人專用,而他人都不是如此使用時, 則發生錯誤的可能c 也相對提高。此處「江河沙」若僅從支謙與 法護譯語比較,而不論及其他譯者,則誠如境野氏所言。 48. 《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二輯《記敦煌寫本的佛經》,頁17 (北京,北京大學,1983年)。 49.敦煌、吐魯番所出的圖書文獻總名依林聰明所擬定的「文書」名稱。 104頁 資料尚未系統性的整理,所以下面先以表格總示,再作討論。表格是 比較三種文獻:經錄與僧傳所記載的譯本與注疏;藏經、敦煌或吐魯 番文書所存的譯本與注疏。 一、支謙譯本與注疏  下面表格顯示敦煌文書與藏經資料一樣,在羅什前的譯本只有今藏 經提名為支謙的譯本。不過藏經裡的經錄、僧傳、譯本,並沒有支謙 本《維摩經》的注疏,而敦煌、吐魯番文書中則有其注解。這個訊息 至少透露出所謂最早的《維摩詰經》注 魏晉《維摩經》、注疏綜合文獻 ┌──────────┬────────┬───────────┬───────────┐ │ 譯本 │ 注疏 │藏經中的經本、注疏 │藏經中的經本、注疏 │ │(經錄與經傳所記) │(經錄與經傳所記)│(不包括《大正》 │(不包括《大正》 │ ├─┬────────┼────────┼───────────┼───────────┤ │ │ │ │ │ │ │支│ │ │ │1.上海博物館藏,<維犘 │ │ │ │ │ │ │ 詰經>,393年 │ │謙│ │ │ │2.孟00685,卷下,<觀眾│ │ │譯本 │ │1151年(<大正>)14.474) │生品第七> │ │ │222~253年 │ │ │3.孟02275,卷上,<諸法│ │ │ │ │ │言品第五> │ │ │ │ │ │4.敦煌文物研究所藏 │ │ │ │ │ │0008,<觀人物品第七> │ │ │ │ │ │5.中村不折,<異維摩 │ │ │ │ │ │經> │ │ │ │ │ │6.□〔佛點並注斷片〕有│ │ │ │ │ │<維摩經>引文 │ │ ├────────┼────────┼───────────┼───────────┤ │ │ │ │ │1.■<維摩義記> │ │ │ │注疏 │ │ │2.■<維摩經註> │ │ │ │ │ │3.p3006 │ ├─┼────────┼────────┼───────────┼───────────┤ │竺│譯本,291年 │ │ │ │ │叔├────────┼────────┼───────────┼───────────┤ │蘭│注疏 │ │ │ │ ├─┼────────┼────────┼───────────┼───────────┤ │竺│譯本,303年 │ │ │ │ │法├────────┼────────┼───────────┼───────────┤ │護│注疏 │ │ │ │ ├─┼────────┼────────┼───────────┼───────────┤ │支│合本,303~304年 │ │ │ │ │愍├────────┼────────┼───────────┼───────────┤ │ │度│注疏 │ │ │ │ ├─┴────────┴────────┴───────────┴───────────┤ │1 符號「□」,表示不是真正經本。符號「■」,表示有目無本。 │ └───────────────────────────────────────────┘ ───────────────────────────────── 參《敦煌文學書》頁2--6〔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81年臺一版〕) 105頁 解可能不是開始學界認定的羅什師生。(註50)  (一)涼麟嘉5年(393年)寫卷   《維摩經》支謙本寫卷有6點(註51),除了俄羅斯所藏的2點沒 有年代判斷,其餘 4 點都說是六朝時的卷子,其中以有題記的後涼 麟嘉 5 年(393)寫卷最為珍貴(圖一),是目前所存最早有記年 的《維摩經》寫本,也是少數四世紀有題記的寫卷之一。(註52)其 首尾皆缺,保存卷四到卷六的完整經文。(註53)目前 ───────── 50.參小野玄妙主編《佛典解題事典》頁176(台北,地平線出版社, 民國 66年12月臺初版)。 51.「支謙」寫本有 6點,2點藏於聖彼得堡(見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 目錄》簡稱《最新目錄》〔台北,新文豐出版,民國 75 年 9月臺 一版〕頁807、854,與《敦煌叢刊初集十二.蘇俄所劫敦煌卷子目 錄》一,〔台北,新文豐,民國74年6月初版〕頁266「卷下;觀眾 生品第七」。二,頁233「卷上;諸法言品第五」,此孟得列夫所 標之「觀眾生品」應改為「觀人物品」),第3點則為上海博物館 所收藏之後涼(393年)寫本,乃支謙本卷 52.參注(55)。 53.見薄小瑩編《敦煌遺書漢文紀年卷編年》頁8所載〝滬812441/091〞  (滬表示上海圖書館,前面數字是收藏號,後面是發表順序號〔長春,  長春出版社,1990年3月第版〕),與許國霖著《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  編》(簡稱《彙編》)頁205、265(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40〔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67年4月初版〕)。 106頁 為止,僅應用於「書法」、「外姿」方面的參考。(註54) (圖一:參考原書)  在敦煌或吐魯番的文書中,有紀年與佛經有關,且早於羅什譯經前 ,相當的少,計有9 種。(註55)這九種寫卷《維摩經》不算,都是 出自北方的翻譯家。因此讓人聯想到題名為「支謙」的譯本,或許是 如道安所記,是竺法護的譯本。 (二)「維摩義記」  注疏方面雖然有三點,目前為止,除了一些目錄的記載外,沒有任 何整理與探討。下面則就各目錄所載支謙本之注疏作一綜合討論。在 黃永武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散錄.李氏鑑敦 ───────── 54.參林聰明著《敦煌文書學》頁432、頁78。4∼卷6(見《上海博物 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第一冊.頁1∼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又甘肅之敦煌研究所藏之0008為六朝寫卷之支謙 本「觀人物品第七」(見陳祚龍著《敦煌學要籥》〔台北,新文 豐,1982年〕,頁14、頁2);日本中村不折著《禹域出土墨寶書 法源流考》第一冊,頁40,有一吐魯番出土的六朝寫卷《異維摩 經》(東京,西東書房,1927年);最後是《西域出土佛典ソ研 究》之圖版目次二八〔佛典並注斷片〕的第10行(如右圖),有  「支謙」《維摩經》引文:「《維摩詰》曰:『去者生盡,未來無 對,現在無住。』」(《龍谷大學善本叢書》1,京都,法藏館, 1980年〔昭和55〕)與《大正》14,頁523下20∼21同文,而且可 用來斠對藏經經文「<14>去者生盡」,是高麗本正確,宋、元、 明本錯誤。 55.《六朝寫經集》(《書跡名品叢刊》,東‥ ,二玄社,1928年〔 昭和3〕;1985年11月13刷);下中彌三郎《書道全集》第四卷( 東京 ,平凡社,1935年〔昭和10〕);殷蓀《中國書法史圖錄》 (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 年12月第1次印刷);《文物》北京 , 1959年1月《九州學刊》台北,1992,第4期;黃永武編《敦煌寶 藏》第6冊,頁530(台北,新文豐出版,民國75年9月初版) 107頁 煌寫本目錄》(據傳鈔本),記有一更早於羅什本的注疏: ┌─┬─────────┬──────────────┬───────┬─────────────┐ │編│西元紀年與朝代 │ 經名•譯者 │ 收藏地點 │影本書目或目錄 │ │號│ │ │ │ │ ├─┼─────────┼──────────────┼───────┼─────────────┤   │1 │296西晉元康6年 │□<諸佛要集經>-竺法護 │ 龍谷大學 │西域出土佛典 研究 │ ├─┼─────────┼──────────────┼───────┼─────────────┤ │2 │308西晉永嘉2年 │□<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守空品 │ 書道博物館 │六朝寫經集•圖2 │ │ │ │第十七>一支讖 │ │ │ ├─┼─────────┼──────────────┼───────┼─────────────┤ │3 │359前秦甘露元年 │□<譬喻經一康法邃> │ 書道博物館 │書道全集•第四卷 │ ├─┼─────────┼──────────────┼───────┼─────────────┤ │4 │360前秦甘露2年 │ <維摩義記> │ │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 │ ├─┼─────────┼──────────────┼───────┼─────────────┤ │5 │368前梁升平12年; │■<法句經>一法炬、法立 │ 甘肅省博物館 │中國書法史圖錄 │ │ │373,咸安3年 │ │ │(上)•頁336 │ ├─┼─────────┼──────────────┼───────┼─────────────┤ │6 │393後涼麟嘉5年 │□<維摩經> │ 上海博物館 │敦煌吐魯番文獻•頁1 │ ├─┼─────────┼──────────────┼───────┼─────────────┤ │7 │397北涼神璽2年 │■<賢劫千佛名經>-竺法護 │ │文物,1959,1 │ │ │ │ │ │ │ ├─┼─────────┼──────────────┼───────┼─────────────┤ │8 │397北涼神璽2年 │<光世音普門品贊并題記> │ │九州學刊,1992•4 │ │ │ │-竺法護 │ │ │ ├─┼─────────┼──────────────┼───────┼─────────────┤ │9 │406西涼建2年 │□<十誦比丘戒本>-竺佛念 │大英圖書館s797│寶藏•第6冊,頁530 │ │ │ │ │ │ │ ├─┴─────────┴──────────────┴───────┴─────────────┤ ├────────────────────────────────────────────────┤ │1.經名之「□」符號表示可見到清晰的影本;「■」表示影本不清楚;沒有符號者,即是目前見不到此影本。│ │2.其中<譬喻經>雖藤晃枝認為是「贗品」,但一般討論寫卷書法之學者,仍有用此寫經,如伊藤伸之<中國書 │ │ │ 法史上,見&敦煌漢文寫本>,頁168;紫溪<由魏晉南北朝的寫經看當時的書法>頁30;鍾明善<中國書法史> │ │ 頁61。 │ └────────────────────────────────────────────────┘ 維摩義記第二(甘露二年)。(註56) ───────────────────────── 56.見王氏《總目》,散錄,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據傳鈔本), 第 318 頁,0191(即《敦煌叢刊初集》第2冊〔台北,新文豐, 民國74年6月初版〕);黃永武編《最新目錄》乃是依王氏所編, 見第884頁,0190。 108 頁   其題記,許國霖1936年所編之《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記為:       維摩經義記    甘露二年正月二七日沙門靜志寫記。影印本。(註57)   「甘露」年許氏記為前秦(註58),早於西元406年時羅什重譯的 《維摩經》,是「支謙」本的義記,為清朝末年的收藏家李盛鐸所有 。李氏收藏的文物在1935年時求售於日本(註59),其中也包含了這 個卷子。但是李氏售於日本的寫卷,日本學者藤晃枝多懷疑是偽作。 (註60)不過就這個寫卷而言,王國維曾經在1919年致羅振玉的書信 中提及(註61):    李氏諸書誠為千載秘笈,聞之神往。甘露二年寫經,君楚疑為 苻秦時物,亦有理;…。 ───────── 57.許國霖《彙編》頁235。 58.漢、曹魏、孫吳、符秦、遼代都有此紀年(見《中國歷史紀年表》 頁157),許國霖斷為苻秦。〔《敦煌石室寫經年代表》(現代佛 教學術叢刊40)頁256〕 59.1962年王重民依此求受目錄收於散錄,見王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簡稱《總目》)頁323:按此目亦載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中 央時事週報,題為「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即學觚所謂「 以八萬之日金售諸異國者」。 60.池田溫著《敦煌漢文寫本抳靋》(敦煌講座5《敦煌漢文文獻》 》,東京,大東出版社,平成4年初版)頁721,724。 61.見《王國維全集.書信》頁295,1919年9月30日致羅振玉書信(台 北,華世出版社,1985年2月台一版)。林悟殊、榮新江《所謂李 氏舊藏敦煌景教文獻二種辨偽》一文,亦錄有此信內文〔見《九州 學刊》第 4卷,第4 期,頁23。其注<12>引用王國維《觀唐書劄》 〕,然日期記為1919年7月初7,此一日期在《全集.書信》沒有資 料。 109 頁   也就是「君楚」(羅振玉的次子,福萇)(註62)親眼見了李氏 所藏的寫卷,而向王國維講。王國維雖沒見過,但依羅福萇書信所載 ,當為真品,李氏當時尚未造偽。不過這個寫卷或影本不僅在日本或 中國今都已不得見!(註63)從其紀年「甘露」,羅福萇、王國維、 許國霖都斷為苻秦紀年(註64),可知此一卷子當寫於北方,造注時 間早於書寫的360年。這一時期與道安(312∼385)、支遁(314∼366) 大約同時,足以證明當時的北方對《維摩經》並不漠視。  (三)「維摩經註」   另外日人中村不折所編《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有一題名《維摩 經註》的寫卷,是「支謙」本的注(見圖二),其目為(註65):維 摩經註存46行,長2尺7寸,八分書,本文下有雙行夾註,吐魯番出土 ;書風嚴正、八分的筆法很顯著,風骨與東漢的白時神君相似;六朝 。 ───────── 62.王德毅著《王國維年譜》頁215;「君楚(福萇)為羅振玉次子, 熟精梵天文字,又創通西夏國語」;頁236:「王國維於1919年( 民國八年)作《西胡考》時,君楚為其徵內典中故事。」 63.許國霖著《彙編》頁235。又頁155作者之敘:「見永豐鄉人雜著、 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報告、鳴沙餘韻等書內有題記頗多,緣將題記 一書,重加編訂,顏(題)曰『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此「 顏」可能是「題」之排印錯誤),依上述諸書皆不見其所引用之「 影印本」。又李盛鐸出售的寫卷流向:歸日本諸圖書館及私人, 與國家圖書館, (見郭鋒《敦煌西域出土文獻的一個綜合統計》頁67、頁68,蘭州 大學敦煌研究組編《敦煌學輯刊》第1期)從這些流向去尋,仍不 見其蹤影。 64.同注(58)。 65.見中村不折著《禹域出土墨寶源流考》第一冊,頁37。 110 頁   雙行夾注是注解「弟子品」經文(註66),雖影本只有兩行,但 注文以「當來本無」說明為何是幻士為幻人說法。「本無」乃般若經 義,般若學大興,是道安時(318∼385),有六家七宗的主張,其中 有一「本無宗」,以道安、法汰、慧遠為主。(註67)   不過「本無」一義,幾乎為般若各家通用,並不是「本無宗」的 專屬用語(註68),無法因此斷定此注的作者。但是至少可以了解到 這個注解是以《般若經》解釋《維摩》。而且造注年代約與道安同時 。   書法與393年的「支謙」本寫經相近(參圖一、圖二),因此書 寫年代,或相差不遠。就其書法與其出土於吐魯番而言,可能為北人 所造的注。  (四) 「P3006」  在敦煌寫卷目錄記載變數最多的P3006(註69)寫卷也就是這個「支 謙」本的《維摩經注》(註70)。法國《法藏敦煌目 ──────── 66.《大正》14,頁522上2∼3。 67.參湯氏《魏R 佛史》頁233、《魏R 玄學》頁52∼53 68.湯氏《魏R 佛史》頁241。 69.「P」是Paris(巴黎)之縮寫。 70.這一寫卷在1962年王氏之《總目》標為「殘佛經」頁277;1986年黃永  武編《最新目錄》,仍將此寫卷題的「維摩詰經」(《最新目錄》前  言頁5∼6;頁697:P3006 維摩詰經 126冊,頁10);1991年江素雲著《維  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錄》(台北,東初出版社,民國80年初  版)依黃氏新錄所作的《維摩經》疏整表因為撿視P3006影本有雙行夾  注,所以江氏改名為「維摩經注」,不過仍然將其歸於羅什譯本注疏  (江素雲著《維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 111頁 錄》原文題名為「Commentaire du Wei mo kie king……維摩詰經」 ,即《維摩詰經注釋》,題目下指出是依支謙本作注(註71),其中 引用竺法護的《正法華經》與「竺氏曰」:   3006   維摩詰經注釋   散離的殘卷;不完整的卷尾;未曾發表過。     依支謙本的經文所作的注釋,相當於 T.474,vol.14,pp.535c28.11- p.536a29注疏有七次引竺法護《正法華經》, T.263,vol.9,有四 次引用竺氏,可能是竺法護。……(僅引目錄上半部) (註72) 此「竺氏曰」《法藏敦煌目錄》的著錄者推斷是「法護」。國內雖無 法得見寫卷原貌,但是與前述二者的寫卷比較,不僅有影本,還有微 卷,可作為研究的基本資料,筆者在畢業論文第六章已證注文作者是 東晉道安,注文中多以《放光般若》釋義。(註73)   由上可知敦煌、吐魯番文書中書寫於羅什譯經前的支謙本寫 112頁 卷,於斠讎上是一個相當珍貴的校對本,又早於羅什,而不是《維摩 經》佛經寫卷,在推測譯者上也可作參考。注疏方面敦煌、吐魯番文 書則掘開了以為不曾存在的歷史:「支謙」本有注,並修正了依藏經 文獻所得的認識:最早的《維摩經》注疏不是羅什師生所作;彌補了 羅什前北方對研究《維摩經》的空白。 【結論】  羅什之前,《維摩經》在中國的開展與玄學並進。三國時玄學初興, 始譯《維摩經》,到西R 玄學開始生根,此經受到譯經家的重視,透 過重譯、合本—譯本的比對,來了解經義。之後玄學興盛,般若學派 別紛立,《維摩經》在此風潮下,為人講說、注解:南方學者立般若 經義或著書立論,多援用《維摩經》輔佐之,並造維摩像;然此經注 解始見於當時的北方。因而最早的《維摩經》注,並不是羅什師生所 作。  當時作為合本的底本、講說、注解所用的譯本都是同一經本,就是 今日藏經所存的支謙本。此一譯本,依前面三節的論述:如支愍度所 記的「合兩」,道安所說的支謙本「闕」,《祐錄》混亂的合本記載 ,以及敦煌早期有紀年的寫卷的經文譯者,皆北方譯經家,可推知此 「支謙」本,為法護所譯的可能c 較高,尤其可能是法護的《刪維摩 》。至於要肯定是否法護譯本,則必須全面撿視法護、支謙各種譯本 的譯文風格、語法、語彙才能確定,這部分不在本文的處理範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