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初的崇儒思想
周春塘
第三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論文選輯
(1998.12.26出版)
頁17~24
華梵大學哲學系發行
本文全文由華梵大學哲學系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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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歷來治唐史者，對唐代開國之初，兵革未息，便在三教之中，疏離釋道，獨崇儒術，頗覺意外。其理由不外︰一、李唐自謂柱下之後，其推宗老氏，應屬自然；國基初奠，並不尊老，反而尊孔。二、唐承南、北、隋朝之後，佛教鼎盛，李淵父子早年於佛教亦有濡染，而李世民且曾借僧院之力﹐平王世充之亂。[1]國基肇建，並不護法，反有滅法之跡象。三、太宗儒學的建立，其規模之大、耗資之鉅，徵引宿儒之眾，前所未有，允非應景細事。本文擬就此三事，援引史實，稍作解說。
二、與老氏的關係
李淵是否李耳之後，歷史上多有評議。《唐書》《宗室世系表》 中的資料，依託附會的跡象十分顯著，很少人相信。其七世祖李熙父子葬地在趙郡。陳寅恪先生認為 「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中論之甚詳，姑備一說﹐茲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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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氏聞見記》卷1 謂︰「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封演是代宗時人，距高祖開國已一百五十年。他的時代，經過睿宗、玄宗父子對老氏的提倡，已染上濃厚的道家色彩。但在開國之初，並非如此。從高祖武德九年（626）四月詔「廢浮屠老子法」，而六月又「復浮屠老子法」《新唐書•高祖本記》 ﹐可見「浮屠老子法」在那一時段裏，可以隨時置廢，並無鞏固的地位。至於李姓，高祖祖父李虎自西魏時已賜姓大野氏，至隋代因與文帝姻親的關係，才復姓李。又，唐初有不少專為儒門而設的館閣，如弘文、文學、崇文等，卻沒有道家的名分。遲至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才出現了崇元館，專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等書。高祖對當時的道教已有高度的不滿。武德九年他在《沙汰佛道詔》中﹐認為道士的行為違反老氏「本實沖虛﹐養志無為」的宗旨。為了要使 「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他決心把佛寺和道觀大事刪刈: 「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去。」《全唐文》卷3 貞觀二年（628）太宗對道教的評語，尤堪玩味︰
太宗謂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為方士所詐，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貞觀政要》卷 6
這種對道教高度的現實感，實為安史亂後的帝王所罕見。人主既對道教持疑，崇老的思想當然不容易產生。
三、與釋氏的關係
高祖早年曾信奉佛教，其為子世民祈疾造像的故事，甚為學者樂道。[2]但即位後，態度大變。上述武德九年詔﹐議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一，餘悉罷去﹐是同時為釋､道二教宣說的。此詔草於五月，而六月玄武門事發，高祖遜位，太宗大赦天下，事遂未行。否則唐代滅法，始於高祖矣！太宗雖未滅法，卻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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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佛教的意圖。貞觀初，曾敕遣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又敕「有私度者，處以極刑，」以及「私度不出者斬。」其禁令之嚴，聞者咸畏」[3]貞觀二十年（646）於貶蕭瑀的手詔中說︰
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常經，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
又舉梁武、簡文之例，責瑀(蕭瑀為梁武帝之後)「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違忤君主，扇習浮華。」[4]措辭相當尖銳。
太宗雖有奉佛的故事，但都與攻治有關，無涉宗教信仰。「貞觀三年之設齋，憂五穀之不登也。為太武皇帝造龍田寺，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懷也。為戰亡人設齋行道，於戰場置伽藍……為陣亡將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詔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5]
雖然如此，太宗所見的佛教，也非盡屬負面。當時宮中謗佛的人士甚眾，如傅奕、秦世英等，但太宗始終不為所動。他曾對傅奕說︰「佛道玄妙，聖跡可師……卿獨不悟其理，何也？」[6]他對佛教有比道教更多的肯定（認為「有國之常經」），並於佛理具特殊的興趣。他覺得佛教雖來自西域，但「殊俗之典，鬱為眾妙之門﹔」而道教雖是「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他說︰「朕之本系，出自柱下」，所以覺得先釋後道，有點不妥，主張顛倒過來，「庶敦本系之化，暢於九有；尊祖宗之風，貽諸萬葉。」《令道士在僧前詔》 太宗為要建立 「先道後釋」 的次序﹐卻反而說明了佛教在本質上確有較道教優先的地位。這情況不僅於太宗時為然。《唐會要》卷49 「僧道立位」條有如下的記錄:
上元元年詔… 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至天授二年﹐敕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至景雲二年……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
太宗因崇尚文治，與當時學者往來頻繁，其中也不乏高僧，如慧休、慧乘、明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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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最著稱的，當然是玄奘。玄奘的大師風範和冒險精神，特別為太宗關注。但更重要的是他「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7]頗近太宗自己對學術的態度。他曾數請玄奘還俗，參與他的貞觀之治，[8]可見他對玄奘的敬仰。
四、與儒家的關係
太宗對釋､道的立場，時時模稜兩可﹔獨於儒術，從不支吾。貞觀二年于斥二教之後，接著又說︰
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卷6
他未即位前，於高祖武德四年（621）即開文學館，召十八學士入館，時人謂之登瀛洲，成為一時佳話。即位後，「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同上) 據史載，隋藏書三十七萬卷，入唐後，僅存八萬。《唐會要》謂弘文殿聚書二十餘萬卷，或是誇大之詞。但太宗銳意求書，以魏徵、顏師古等統其事，公府藏書，粲然大備，殆無可疑。《貞觀政要》卷六戈直引真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9允是的評。這些史實足以說明太宗對儒術的推重和扶持。從「如鳥有翼，如魚依水」的比喻中，可以看出他的崇儒，是實用性高於學術性的。《資治通鑑》卷193云︰
上問王圭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以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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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致用之說，是儒家本色﹐無有可議。但為 《貞觀政要》集論的戈直在讚美 “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 後﹐卻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頗值得注意：
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瀛洲諸賢之所講，亦及於此乎？愚不得而知也！愚獨怪夫君臣問答之際，詔令章疏之間，一事之微，無不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9]
「統宗會元」是儒家傳承的問題，應由「瀛洲諸賢」以及後來編纂五經的孔穎達等人來答辯。以之責難太宗，似未公允。但戈直認為「太宗之學」是「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的話，實非無的放矢。他的質疑，間接說明了「太宗之學」確有其異於尋常的地方。試管測如下。
五、「太宗之學」
武德二年（619）高祖詔令國子監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奉之為「二聖」。貞觀二年（628）太宗「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改變了高祖原有的計劃，也結束了漢魏以來周､孔地位一向的錯亂︰「時而顏回、孔子互作先師﹔時而宣父、周公迭為先聖。」他視周公 「功比帝王，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所以應當停祀，而依別禮，配享武王。[10]
假如一定要「稽式舊典」，高祖的祭祀二聖，也並無錯誤。[11]太宗之停祀周公，諒有政治的因素。這從後來高宗永徽令文中又「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可略見端倪。總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孔子為先聖，始於太宗，為後世所遵循。他把孔子從政治的圈範中解放出來，把儒學提升為獨立的學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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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其功非細。這與他把史館從秘書省升遷至門下，提高史館的地位和獨立性，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太宗之學」特色的第一點。
太宗於貞觀二年「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擢以不次，布在廊廟者甚眾。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國子增築學舍四百餘間，國子、太學、四門、廣文亦增置員生。太宗又數幸國學,四方儒生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興，古昔未有也。」[12]他把長安薈萃為求學與入仕的中心，同時也初步建立了國際文化交流的管道，其為「貞觀之治」奠立了良好基礎，是無可置疑的。「太宗之學」似自有其「統宗會元」的地方。若謂其幫助完成太宗政治上的理想，也無悖於事實。這是其特色之二。
李唐統一中國之初，繼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思想上的混亂。其時南學方熾，而儒學荒廢。太宗想振興儒學，必須從根本工夫做起。貞觀四年（630）他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顏師古、房玄齡等考訂五經，頒定於天下。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雜，詔顏師古､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13]他提出的方案，一是文字的訂正，即文獻學的重建；二是章句繁雜的刪刈，即今古文與南北學之爭的平息。這兩件工作頗耗人力財力，但在政治的庇護下，做得相當徹底。范祖禹曰：「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14]這些大規模的經學整理工作，都是在短短十數年間完成的，不可不謂神速矣。這是「太宗之學」特色的第三點。
不過這一點也正是「太宗之學」惹起戈直不滿的關鍵所在。無可否認的，傳統的經學視「統宗會元」為極端重要的課題。不僅整個學術的系統有它的傳承，即每一部大經都有它個別的根源。整理經籍不同於創作，是取前人之書為底本，而作注疏。孔穎達諸儒採用了不少疑問叢生的舊本，如孔安國的《尚書》、王弼的《周易》、杜預的《左傳》，深受識者非議。穎達死後，有詔更定。高宗時也疊有增損。但因是當時明經考試的標準本，敢公然質疑的人並不多。一般來說，這次經學整理之失，在於他們過分注意註疏，而遺失了經義的發明﹔為求註疏的統一，而扼殺了思想自由的空間。正如王壽南氏所說，他們的努力，竟導致儒學發展的阻礙，和唐代經學的式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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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被太宗高度信任的學者﹐從戈直傳統的眼中看來﹐雖是功過參半，他們卻有一樁意想不到的貢獻，使得 “太宗之學” 展現了史無前例的光彩。他們固使思想界承擔了相當的束縛，另一方面卻激發了一種新思想的動力，即:擺脫一切餖飣紛紛的註腳，而從經文本身尋求答案。此時佛教思想正瀰漫全國，這批新學者便迅速地把佛經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為一，創造了學界的新風氣。中國式的佛教﹐如天台､華嚴､禪宗﹐便是其中的產品。與韓愈互為師友的李翱，則推出了《復性論》這一類有濃厚佛教氣息的儒學，成為後來宋明理學的張本。近人羅香林氏也認為這一反動思想流宕至歐洲，頗促成了法國理性主義的抬頭。[16]
結 語
太宗雖自許李耳之後，卻鮮有修薦道觀之類的記載。晚年較信方士，並服藥石﹔征遼後，亦頗留心佛法，從玄奘之請，親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並度僧尼。於儒學，則稍見緩和。早年親釋奠於孔廟﹐貞觀二十一年（647）後，改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令司業為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二十三年崩後，儒學漸寢。史乘中所見與儒學有關的記載，除科舉外，多是虛應故事，有類祭典的制度化。例如：[17]
- 敕修孔子畫像，改服冕袞，就廟行冊禮；（高宗乾封三年）
- 敕諸州孔子廟堂有不向南面者，改向正南；（中宗神龍元年）
- 皇太子親釋奠於國學，有司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睿宗景雲二年）
- 顏回先師，其像見在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玄宗開元八年）
唐初儒術，躡蹤漢制，不襲漢人陰陽災異的陋習﹐別具氣象﹔而調和南北﹐功不可泯。太宗崩後，在釋､道強烈的壓力下，轉向天人､性命之學和三教的辯論。至其末流，則漸趨宗教式的表面化，以與民間宗教爭一席之地。孔子的面貌﹐日益模糊。無怪乎韓愈在處州新修復的孔廟中﹐見到孔子和孔門弟子畫像時﹐要語重心長地說：「像圖孔肖﹐咸在此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18]
註 釋
[1] 《全唐文•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卷10。
[2] 《全唐文 •草堂寺為子祈疾疏》卷3。
[3] 釋道宣：《續高僧傳•法沖傳•法嚮傳》第25﹐20。
[4] 《舊唐書•蕭瑀傳》卷63。
[5] 湯用彤：《唐太宗與佛教》,《學衡》,No.75。1931，3月。
[6] 《舊唐書•傅奕傳》卷67。
[7] 《全唐文?大唐三藏聖教序》卷10。
[8] 見注5。
[9] 《貞觀政要》卷7，戈直按語。
[10] 《唐會要•崇褒先聖》卷35。
[11] 《禮記》：「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若周公、孔子 也。」
[12] 《貞觀政要》卷7。
[13] 同上。
[14] 同上。戈直引范祖禹語。
[15] 王壽南：《隋唐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年版﹐p.725。
[16] 羅林香：《唐代文化史研究》，台北商務，1967，p.13。
[17] 同註10。
[18] 馬其昶: 《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處州孔子廟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