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間—對曾春海教授〈朱熹理學與佛學之交涉〉一文的回應
葉海煙
哲學與文化
第26卷第9期(1999.09)
頁889-891
曾春海教授以兼顧思想史料之搜羅與哲學理念之闡析的撰作模式，在〈朱熹理學與佛學之交涉〉一文中，進行謹嚴的論述。其間，所涉及的問題皆具有思想史的重要性與關鍵性，而他從理氣論與緣起性空論的對比、儒佛心性論的出入、居敬窮理的實踐工夫及終極價值的抉擇等四個向度來展開攸關論論文主題的辨解與證明—在在是此一學派公案不能輕忽的核心課題。因，此這一篇不算太長的論文其實已有著十分完整而豐贍的內容。
首先，在挑戰與回應的互動之間，朱熹理學與佛學早就在既定的思想史背景下持續地交映出足以助成新儒學發展的亮光。不過，由於可資憑證的史料幾乎都是朱子對佛學的理解與批判，因此，所謂「出入」或「抉擇」，便都是朱子個人學思心得的具體作為，而這當然是以朱子學為本位的。曾教授在本文中所秉持的立場自然不外乎此，他所掌握的思想史料也同時是曾教授個人以朱子學專家的身份辛苦爬梳得來的，其功力之深厚與議論之不苟，實為今日國內中生代學者中所罕見的。
既名為「對話」，便不能不依序提問，並有所請益，並以就教於方家。本來，宋明理學與大乘佛學（特別是禪宗、華嚴宗與天台宗）之間的相互故錯乃司空慣見，而理學受佛學之啟迪與影響，似乎也不必諱言；曾教授在本文中揭顯朱子早年涉入佛學（尤其是禪學）的史實，並同時敞現朱子由佛轉向儒的心跡，這樣的作法相當公允，也頗符合本文所採取的對比的論述模式。接著，曾教授分別解析佛教緣起性空之論與朱子的理氣論，而有了底下十分要緊的結論：
朱子的理一分殊的宇宙觀卻係受佛學啟發而借鏡資用過來的。……朱子理學論所推導出來的理一分殊說，在思維方法及形式原理上，明顯的，是受了佛學的影響。
在此，朱子「月印萬川」之喻，即援引自禪宗；而理一與分殊二而一的辯證思維，似乎與華嚴宗理法界、事法界以迄事事無礙之境界，也有著幾近同質之類似性。不過，在求同之外，存異的觀點依然是對比思維不可或缺的。因此，在本體論與宇宙論的廣大論域中，朱子與佛學之間可能發展的關係是至少還可以作出底下之對比：
（一）朱子理氣論基本上是以「天地」為其意義之範域，其「實有論」之立場，與緣起性空以歸於如如恒真之道的終極關懷，二者顯然在哲學與宗教之間仍在在著分明之壁壘。
（二）本來，由有限向無限推擴的空間意識，以及自有眾向無盡延伸的時間意識，都難以在本體論的一般論域中獲致圓滿究竟之結局—特別是以人為一實踐主體（或道德主體）的人文思維，更往往突破本體論與宇宙論二分之隔限，而朱子理氣論所潛藏的二元主義所以由分殊邁向理一，由事實也界一逕步入意義世界，也便是為了助成其倫理學與心性論，以實現儒家成德之教的理想；對此，佛教破有入空，同時調適上遂於常樂我淨的真如本性，其法性無自性，其緣生無所生，在在是成佛之道的核心義理，而朱子以太極為生生之理，同時由此大批釋氏說空，並力判儒佛之別，其以生為有，以理為實，以人道為終極的基本立場分明與佛教或禪學難以比附。
因此，吾人在發現朱子向佛學所「借用」的某些概念之後，似乎仍應堅守朱子為新儒宗師的本色，而同時對朱子攻佛訛禪的作法，也應一本其儒者身分，對其主觀之見解，或以「人」棄「佛」，以「有」廢「空」，以「成聖之道」貶抑「成佛之道」寄予同情以理解，曾教授在本文中已充分流露此一學者風範。不過，對「對比」策略的運用，是仍有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在。
關於「儒佛心性論的出入」這個子題，曾教授所作的對比則更顯其學術功力。佛教的心性論主要在禪宗「自心是佛」、華嚴宗、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及唯識學「轉識成智」的不二法門，而朱子以一心包萬理，以一心統性情，其目的端在通過人心與道心之爭勝以及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消長，而終意在以道心馴服人心，以天理克制人欲，以義理對治一切人情之私與人文之病。因此，曾教授以為朱子在強調一心發用的兩面性之餘，依然堅持將儒家心性論之以生生為理，來批判佛家之「空」（朱子認定「空」為「空虛無有之物」），並以為佛家之「作用是性」乃氣質之性；基本上，朱子對佛學的這一番理解已然是片面之見，曾教授如此直陳朱子之痛，其實不在於為佛學討什麼公道，而是學術證據確鑿的持平之論。對此，曾教授似乎仍可趁此乘勝追擊，就底下兩個問題繼續探究下去。
（一）朱子心性論為何會採取分解式的概念澄清法，而在心、性、情三元和合的人性架構中無能脫逸而出？—這是否就是儒家心性論共同的難題？
（二）是否朱子在心性的範疇裏，已然夾混了價值論與功夫論的善惡之辨，而因此在吾人通過修養的主體進路中，把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的難題無端放入善惡對質、是非莫辨的道德意識中，終造成陸象山挺身奮起的心學以後來居上之姿矢志恢復儒學為聖明之學的主流地位？
至於朱子居敬窮理的實踐工夫以其對道德知識論的堅持，本確立道德修養論的次第、方法與實際之策略（如所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其間，朱子是以「敬」的工夫來對治禪宗靜坐之流弊，而朱子格物致知的下學之道乃其上達一理（天理）的唯一方便，這和佛法力探解脫之道以及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故實踐工夫，顯然存在著攸關生命意義與目的的根本的異質性，曾教授對此有十分精闢的看法：「朱子的理學雖以佛學為其吸收的重要資源，資借不少佛學的問題範疇、思維方法、修持工夫。但是朱子理學及佛學的異質處在雙方所抉擇的終極價值觀之不同。」於是曾教授全文一以貫之的對比工作乃總歸於「終極意義之對比」—而此一「終極意義之對比」其實是「比而不比，不比而比」的。
因此，曾教授撰作文本的積極意義除了與主題相關的學術性內容之外，似乎還有其學術態度之弘大與學術眼光之深遠！「誠望今後儒佛之間，相互尊重歧見，在共識處多多交流合作。」如此願景，不正是「溝通理性」在朱子與佛學之間的外一章？而為了讓曾教授的心願能夠免於落空之憾，吾人似乎有必要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再前進幾步：
（一）對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概念範疇，某些「範疇論」的處理方式已然有所不足，見樹不見林的結果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意義脈絡被無端割裂，這樣的損失顯然難以彌補。
（二）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論述範域，應如何另開生面，以賦予其依然與吾人生活世界相關切的嶄新風貌，實乃一樁艱鉅的理論工程。
（三）至於吾人在堅持清晰明白的思維範式之餘，又能如何避免方法論的流弊，而在中國人文學的廣袤中營造智慧並培成理想，似乎已然是無可迴避的人文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