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奈良時代佛教與社會的演進
郭慶和
貝葉
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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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
日本在三世紀末建立了統一的大和朝廷。在五三八年百濟王獻佛像彿經（日本書記以為是欽明天皇十三年，即公元五五三年。而上官聖德法王帝說、元興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帳、三國佛法傳通緣起等則均認為佛教之傳入日本乃始於欽明天皇七年戊午即公元五三八年。現在欽明天皇七年傳來說已為一般學界所承認），佛教自始傳入。至六世紀中葉有蘇我氏為中心的崇佛派與物部氏為中心的排佛派間的斗爭。這種宗教觀的斗爭，在政治上導致古代氏族門閥的分裂；思想上構成進步與保守兩種勢力的消長。事實上佛教的勢力因崇彿派的佔優勢而發展起來。至於佛教文化深入日本則始於六世紀後期聖德太子時代。他下昭弘揚佛教，飭人民建造彿寺，自此彿教大盛。許多中國及朝鮮高僧入日講學，日本也派僧侶及留學生赴中國學習儒學及佛理，回國後發揚光大；也在這個時期，日本歷史進入另一個階段。為了達成國家的獨立，以聖德太子為中堅的日本統治階層掀起了吸收彼岸大陸文化的熱潮，使日本的國家組織中產生了劃時代的進展，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機構，公地公民制度，成文法典等都確立了。聖德太子歿後（六二一年），由于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社會生活也起了變化。當時所謂公民只是畿內等地的征服民族的一般人民和未編入「部」內的被征服人民，大部份人還是處於奴隸狀態。在經濟上畿內及其他比較發達區域，私有財產情形很盛，加上貨幣經濟的侵入，豪族榨取日重，貧富差異日深，貧苦人民紛紛脫離本鄉外出流浪，因此而有大化革新（六四六年）。這是據聖德太子的理想規範使政治建設臻於完成，追摹隋唐之制風盛一時，這可自大寶律令中看出倪端。這種歷史發展綿延一百五十年之久，至奈良時代始告一段落。這也是奈良時代前佛教與社會演進的一般背景。
二、奈良至平安時代的歷史發展概況：
自持統天皇建都于藤原京後，文武、文明兩天皇均都於此。但七一０年（和銅三年）元明天皇又遷都于大和盆地北端之平城（奈良），是謂平城京（奈良的建設完全模倣唐代長安城，但只有長安的四分之一）。自此七十餘年間，七位天皇均都於此，此一時代稱為奈良時代（七一０年──七九三年）。這時代也是律令政治的全盛時期。在奈良時代，政治上的措施嚴格遵守革新的方針，執行律令的旨意，而支配的官吏頗具朝氣，是以各種制度如稅制、兵制、交通皆有成就，班田法全國施行，而遣唐使的派遣，使中國的先進文化得以輸入，對於促進日本歷史文化的進步貢獻尤大。但令外有些律令條文，頗多與實情不合而勉強實施，其結果遂使社會混亂，人民受害而引起政治的動搖。在奈良後期，政治沒落，僧侶活躍於政壇，以致政教關係混淆，豪族爭奪權力，皇室捲入，形成政風墮落而引起內亂。
先仁天皇後，桓武天皇為斷佛教與政治之關係，遂決定於延厝十三年（七九四年）遷都於同「國」之宇太村，是為平安京（今之京都）。自始至鎌倉幕府建立前三、四百年間的這段時期為「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九一年）。
在平安初期，律令政治已開始進入了有名無實的狀態，並且設立許多額外的官職，破壞了制度。至九世紀後半期，律令政治已動搖，天皇統治的權威在表面上雖還沒有被否定，但事實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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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統治大權已完全落入豪族藤原氏之手。這時所行的政治制度是「攝關政治」，也即舊氏族氏姓主義的另一種新形態。藤原氏的攝關政治，自八六六年良房開始至一0六九年後三條天皇即位，前後二百年，行之日久，弊病叢生。藤原氏利用其政權，大量兼併地方豪族的莊園，以致公地減少，租稅難收，於是國司（地方官）多留守京都，不肯赴任，地方群龍無首，遂形成無政府狀態，藤原氏的家天下統治已無力維持。
至白河天皇時，不顧外戚，力行改革，在位十四年後，禪讓於崛河天皇，自己以太上皇與法皇的資格，組織機關叫「院廳」居院主持政務，這就是所謂「院政政治」的開始。從基本上看，院政只是攝關政治的變体，並無本質的不同，結果，還是重蹈攝關的覆轍而失敗。當時政治上是天皇與院方之間的對立狀態，這種糾纏的複雜關係，釀成了中央最高層的嚴重政爭，而當時朝廷外的武士和寺院僧侶也轉入中央的政爭，這釀成以後數世紀的亂源。
從社會經濟方面來看，七世紀中葉的大化革新是氏族制漸次崩壞，大家族分解、由鄉戶分為房戶，社會由氏族主義變遷到家族主義。私墾田的開拓運動時時進展，以至於班田制下的口分田範圍愈為狹隘。因此，社會的貧富差別日甚，良賤以及貴族的階級引起紊亂，產生了許多社會問題，社會不安愈為增大。在引起社會變化的各種因素中，主要的是私墾田運動的發展，這是因人口的自然增加及限定的耕地的狹隘性的矛盾。
至奈良朝，在「元明續記」和銅四年條中說：「親王以下及豪強之家，多占山野，妨百姓之業。」「稱德續記」天平神護元年條中說：「天下之人競事墾田，勢力之家，役使百姓，貧農百姓無自存之暇。」結果到了奈良朝的末朝，私墾田運動遂以驚人之勢進行，面積有更顯著擴大。據天平神護二年十月的越前國司解（大日本古文書五頁五五四）說，有些地方，私墾田的面積，遠超過口分田的面積。
「桓武續紀」延曆十年五月條說：「諸國司等常授受荒而不用之田，以班百姓之口分，徒受其名，不堪輸租。」這說明國司等以良田為私田，僅以等於荒地的下田班給百姓。因此，僅依存於口分田的百姓要維持他們的生活，結果是不可能的。及平安時代，中央政府的官吏國司和郡司，利用這種情形，秘密的以他人的名義購買自己的墾田，在「類聚三代格」卷十九延喜二年三月十二日的太政官符中說：「諸國司等不尊朝率，專求私利，……或假他人之名盛購墾田」，以致職在取締私墾田的國司等，私密的有了私墾田。這種運動早成為公開的秘密了。
在當時所謂的莊園，是指貴族寺院所有的私有地，其意為倉庫及附屬園地，其發生的原因是由于貴族寺院所有園地的開墾。莊園存立問題的表面化是平安朝以後的事。在平安朝中期以後，地主豪族為求逃避國家課稅或干涉、管理，紛紛將其土地所有權在名義上奉獻給中央的有力貴族或寺院，以求庇護。這種傾向，在延喜時代（十世紀初）為最盛。自此以後，遂致使全國到處莊園濫設。不過當時莊園的實權，事實上握於居住農村的新中小地主之手，貴族居中央，只是坐飲納貢。所以當時的政治，須依賴莊園為基礎。後來貴族處於劣勢，莊園的發展又在變化，貴族將其名義上的所有權再轉給優勢的貴族。以後因保元之亂（一0九一年）與平治之亂（一一五九年），武士因平亂有功而興起，遂領有莊園的權力。當時莊園實權，皆在地方豪族手中。他們為了保護莊園自設武力並形成武士階級，此即莊園所有權皆為武士化之原因，嗣後遠處中央貴族所有的莊園，遂至衰亡。
三、佛教在奈良平安時代的演進：
佛教進入奈良時代以後，最先的發展為宗派運動的出現。日本佛教自此進入佛教思想澎湃高潮的時代。佛教史家稱佛教輸入後至寧樂晚期二百三十年間為三論、法相時代。自桓武天皇遷都於平安以來至幕府開始於鎌倉四百年間為天台、真言時代。
奈良時代的佛教，富於國家色彩，強調鎮護國家的作用。由于元正，聖武兩天皇的盡力興隆佛教，因此佛教盛極一時，寺院林立。在奈良就有東大寺、興隆寺、方興寺、大安寺、葯師寺及法降寺等所謂南都七大寺；它與三論、成實、法相、俱舍、華嚴、律等南都（奈良）六宗並行。三論宗是龍村的「中觀論」、「十二門論」及提婆的「百論」立教義而得名。法相宗雖以六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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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為基礎，卻特重「瑜伽論」和「唯識論」。三論宗是推古朝時由高句驪的惠灌傳入，為其附宗的成實宗是天武朝時百濟的道藏傳入。法相宗與俱舍宗同時於齊明朝時由道昭輸入。六宗里以律、華嚴二宗影響最大，而最古的是三論宗。在奈良時代的初期可稱為三論宗的時代，繼之者在日本盛行的是法相宗。當時各宗皆高僧輩出，而各宗的發展都受中國學者的教導。這時期日本佛教僧侶及留學生入唐就學的盛極一時，歸國後很多成了宗師。當時高僧中以三論宗和法相宗最多。在日本佛教史上，此時期入唐的高僧，三論宗方面有六五三年的定慧，七O一年的道慈和較早的福亮；法相宗有六六五年的道昭，六七O年智達、智通及七一七年玄昉等。
華嚴宗早在七一九年（元正天皇養老三年）便已傳入日本，而七三六年（聖武天皇天平八年）赴日之唐僧道璿便已攜有華嚴章疏。道璿為日本華嚴宗之第一傳。至七四O年（聖武天皇天平八年），勒大安寺之新羅僧審祥，在金鐘寺講華嚴經達四次之多，而華嚴經才開始在日本大興。道璿由于精研華嚴經，因此終為金鐘寺華嚴敕會講師，幫助聖武天皇建立東大寺以傳華嚴之學，與婆羅門僧正、行基、良辦共修佛理。在當時流行三乘諸教環境中宣揚一乘妙理。華嚴、梵網之理想，終使日本政制的中央集權理想得以實現，並奠定了天皇為國家中心的觀念，完成政教一致的理想。當時東大寺所鑄造的盧舍那佛可說是唐朝制度假手華嚴而影響於日本。在這期間，中國僧侶東渡傳道的也不少，如七五四年鑑真的東渡，曾為日本佛教開了宗律。
除六宗外，當時天台宗和章疏、密宗的經義，淨土宗的實踐，涅槃宗或禪宗的要素實際上都有廣泛的流傳。自孝德天皇至皇武天皇的年代間，每朝的天皇都熱心致力於佛教事業。至國分寺與東大寺的建立，日本佛教達到了奈良時代（即第八世紀後期）的最高峰。國分寺即是七四一年聖武天皇詔令各國建立的金光明四天主護國之寺（另有國分尼寺名曰法華滅罪之寺）。照詔令規定，兩寺的建立地點都位於政府所在地的附近。當時每個國必建寺，成為劃一的制度。大約有兩個原因：一個模倣唐制大典。唐武則天時，每州建大雲寺；唐中宗時每州建龍興寺；唐玄宗時每州建開元寺。日本國分寺的制度，大約是倣此。第二，當時政府以政教一致為理想，國分寺為祈求國家之安寧，萬民之幸福而建立，與政治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因而國分寺視為國家事業而經營。其建立之計劃，監督、保護等完全視為國家官吏之國司的任務之一種。國分寺各設國師，使掌教化，恰如國司之掌民政。政教相併而行，以舉地方之政績。
在七五九年東大寺普照擬倣唐代兩京路種植果木之制，奏請畿內七道諸國驛路兩側並植樹以方便旅人，又下詔在東大寺鑄大佛，以「若我寺興復天下興復，若我寺衰弊，天下衰弊」的信念為建立佛教國的理想。
至八世紀末葉，日本佛教開始逆轉，寺僧之間多有頹廢之傾向。桓武天皇遂於七九四年遷都平安（西京）以另求振作，自此以後，日本佛教進入新教的時代。自第八世紀末葉至十二世紀末葉，歷四百餘年間，作為一種新宗教的日本佛教，對於學術思想學派演變和文化社會都有影響。當時最澄和空海兩位高僧分別創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這改善了過去日本佛教界吸收能力不足的缺憾，自此有了真正的日本佛教，這要歸功於桓武天皇，因自遷都後，他鑑於奈良佛教的腐敗，就在八0五年派遣最澄及空海到中國學佛法。
最澄在浙江天台山接受天台宗師道邃和行滿之教。一年後，攜帶經典多卷回國，在比叡山建延曆寺，立日本獨自的天台宗（即在中國的天台宗加上戒、密、禪）。該宗以普及社會教化著於世。
空海先學儒道，後傾心佛學。到中國後，入長安，曾在青龍寺向慧果學真言宗。二年後歸國。從唐朝傳入密宗，經高野山的金剛峰寺與京都的教王護國寺（東寺）樹立了基于獨自系統的真言宗。其教義特色為注重修行即身成佛。
天台、真言二宗與南都諸宗不同。第一，它們不僅是中國佛教的移殖，並且加有日本獨自的性格。第二，它們的寺院建立在山岳而不在都市，這是為避都市之腐敗。因此平安佛教有稱為山嶽佛教，而奈良佛寺多起於都市中心或附近，故奈良的彿教也稱都市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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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真言二宗表示日本佛教的誕生。在最澄之後，天台宗分為兩派：圓仁系統的山門派（延曆寺）與圓珍系統的寺門派（園城寺），兩派均吸收密宗頗多。兩派稱為台密以與真言密宗（亦稱東密）對稱。這時密宗所以盛行，是由于認為實行咒文祈禱，可以幫助現世成就之故。從這一角度來看，最初標榜鎮護國家的新佛教，也逐漸地作為促進個人福利，並與貴族社會發生密切關係了。
有一點須注意的是：在古代日本氏族社會具有神社中心的文化。事實上，日本古代的氏族或部民等各建神社祭神，皇室自神武朝以來，祭「天地神祇」；祟神朝、垂仁朝以後，熱心於祭神之事。因此，在國家有事時，必定奉神意然後決定。在奈良時代已經發展成一種思想：一方面神擁護佛法助其流通，同時，神接受佛法供養增其威力。因此，在神社中已開始建佛寺。神宮寺即是如此（也有在佛寺中勸請神社者，比叡山之日吉神社、高野山之丹生明神，便是被勸請而建的）。這種佛教傾向的變遷完全導因於社會制度的變化，即宗法時代的日本人民普遍皆有拜神拜祖先的思想。
至平安時代，最澄、空海等更發展成另一思想：神乃凡夫，可藉佛法而得解脫。不久又變成了「本地垂跡說」： 神之本身就是佛；佛為了度濟眾生，才能在日本出現。這是佛教與日本信仰及社會完全融合一致的表現。這種思想主要是因各部落漸趨統一，統治階層在信仰上也是力謀調和運用佛教經義，建立「本地垂跡說」以使神道與佛教融合，藉此統一人民的信仰，因此佛教具有神道的色彩。
平安末期，又有淨土宗出現。它是以思想前進為特徵。其教義為厭惡當時末法思想，祈求西方淨土的理想世界，可在現實世界中降生。這種思想盛行於十三至十四世紀武士和農民之間。
四、奈良平安時代佛教與社會的關係：
佛教傳入日本，一開始就由于統治階層的崇拜及推廣，再加上僧侶的參與政治，因此佛教始終不衰。在奈良時代，佛教勢力隱然為政治中心。不僅聖武天皇盡力興隆佛教，光明皇后也篤信佛教，設施葯院以救貧困的痛者，設悲田院以收養孤兒，盡心慈善事業，因此一時佛教大盛，寺院林立。在淳仁天皇時，有僧人道鏡得孝謙上皇寵，被召入內道場任禪師，且後來上皇出家稱法基。惠美押勝見道鏡受寵，心中不安，在天平寶定八年（七六四年）九月要害上皇，事洩逃走，後被追捕處死。亂平後孝謙上皇下詔稱讚道鏡之德，且說：「出家之天子不可無出家之大臣。」以道鏡為大臣禪師，食封與大臣一樣。這可看出僧侶在社會上地位的祟高。至末期，佛教政治勢力雖被藤原氏摧毀，但信仰上的力量，仍堅強不變。
至平安時代，佛教更趨於貴族化，皇室貴族皆奉佛教。白河、鳥羽兩天皇，信佛尤篤。此外皇族與攝關之出家者也多，因此，寺院的勢力與當時貴族並駕齊驅。
八世紀末桓武天皇推行新政，重建律令社會的活動，但其結果除了使中央貴族和大寺院僧侶間的權力衝突外，地方農民之間也發生了分化。於是，新地主階級又應運而生，當時律令社會的基本條件為一切應歸中央統制。但這些貴族，寺院和新地主則競相爭取沒落的農民，奴婢與無業遊民的勞動力，歸入自己的掌握。於是，莊園興起，班田制也趨於衰敗。
莊園制度興起後，各大寺院也好像貴族一樣，擁有廣大的莊園。在某種程度下，情況甚至比貴族的優越。例如藤原氏可以在中央向地方發號施令，寺院也能夠；但寺院還能獲得當時社會的信仰，所以更能達成集權的目的，貫徹自己的計劃。
當時寺院勢力最大的有延曆寺、興福寺、高野山、園城、東大寺等。它們擁有巨富領有許多莊園。為保衛寺院的財產，各院也擁有武力，寺內設備武器，訓練部民習武，以禦來犯的勢力。其中許多僧侶實際上是寺院內的武士。至平安中期後，地方豪族紛紛將其土地所有權名義上奉獻於中央有力貴族或寺院，以求庇護，因此寺院領導的莊園擴大。這些莊園又徵集武士，所以寺院的勢力就不斷的澎漲。由于各寺院武士的日益澎漲。於是寺院間常為了莊園政治問題而斗爭，因而擾亂了社會秩序。其中以興福寺，比叡山和東大寺最厲害。自村上皇以來，即有所謂僧兵發生。寺院莊園中的武裝僧侶稍有不如意的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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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於朝廷或以武力私斗。僧兵互戰是始於冷泉天皇安和元年（九六八年），東大寺的僧侶為了莊園所有權問題與興福寺交戰。後來僧兵戰爭經常發生，在一一００年至一一八０年的八十年間，單在延曆寺就發生過十四次之多，朝廷苦於應付。僧兵勢力發展到了後期，日本佛教史上稱為「末法亂世」。在院政時期，因為寺中尊信佛教，於是佛寺之世俗化愈來愈深。從前，佛寺已具有相富於貴族的社會地位。現在，皇族與貴族又進入寺院，或為法親王，或為僧綱了，原來寺院就是一種公開的競爭實力的場所，如今又成了一種門閥的固定社會。因此，管理僧侶的「座主」和「別當」，已失權威；寺院大眾之勢力增加，為了達成某種欲望，以大眾勢力，直接訴之於朝廷（叫做強訴）的事例也就經常發生了。
總的說，奈良時代的佛教一般重視現實利益，表現在政治的具体形式為護國安民和祈求一身一家的幸福。即尊重國家同時也維護國人之心。皇族和貴族相率出家，寺院紛紛建立，一般以政教一致為理想，故興修寺院視為國家之事業，建寺院於都市之中或附近如國分寺之類，受朝廷及貴族之保護，僧侶之戒行慚弛，加上南都六宗系統完全將中國的佛教原樣不變的移至日本，對日本社會有不適合之感，當時已感覺有創立日本佛教之必要。因此在聖武天皇時有僧侶行基倡神佛同体說，經最澄、空海更進一步運用佛教教義發展成本地垂跡說，使神道與佛教融合，即「神佛互習」。所謂本地，即是本体之意；垂跡，乃佛之本体現化其間而垂教跡，神為佛陀於此土所垂之跡。最澄祀大物主神於比叡山寺，稱為山王。空海建金剛峰寺於丹生都姬之神地，又以佛名傅會於諸神，或稱菩薩，或稱權現。設神官於神社之內而置僧侶於其中，供佛舍利於神社內，誦經於神前。佛教成了神道的外圍，神道混入佛教的体系，神佛已混而不可分。這就是所謂「兩都神道」，實淵源於行基，而最澄、空海集大成。在這變化下，原來拜神的人，都被引入佛寺，各種神以至各種由人變成的神，都被指為即是佛寺中某菩薩的化身。至平安中期，佛教神道已由對立而轉為一体了。
由于在政治上的革新而造成民間情緒不安，因此一般人民祈求宗教的安慰甚為殷切，故佛教與人民的關係大為加深。由于當時佛教已具有神道的色彩，故人民也多信佛。再加上武士的抬頭，他們在經濟生活漸有餘裕，於是對新宗教的要求，日漸產生，他們的抬頭，對貴族是一種威脅，而武士們內心對現實深感不滿，這又加強了一種新宗教誕生的基礎。在此情形下，平安末期就有厭惡末法思想，祈求西方淨土理想世界的淨土宗出現。另一方面，自公地公民制度崩潰後，地方豪族及部民公開反對國司，他們在動亂期間有一種祈求淨土的思想。他們把這種思想通過一種手段使能在現世享受極樂淨土。即：在寺院建設華麗的佛像，在寺院旁建立華麗的住宅。寺院或住宅牆壁上繪著佛像，請高僧敲木魚誦經，儼然是在享受極樂淨土中的生活。這種趨勢反應出一個思想，即：上下的貴族已有感覺自已在沒落的傾向，也即在一定時日末日將會到來。在這種情形下，產自日本社會思想的淨土思想的淨土宗也就應運產生以阻堵末法思想的橫流。
另又由于奈良平安時代大事建造寺院，塑修佛像，因此也促進手工藝術及建築技術的進展。其製造水準已臻於甚高的境界，這可自奈良各大寺院的建築及至今還尚保存的古代藝術品看出來。
五、小結
佛教自奈良至平安時代，已由外來傳入的階段而逐漸演進成與日本本土的神道融合而創造出日本自己獨特的佛教。佛教傳入日本，一開始就受到國家與政治的保護。奈良平安時代佛教的演進說明了唐風變成日本文化的推移。早期日本的佛教可說只是國家的宗教，只是統治階層及貴族們所崇奉的宗教，與一般民眾無關，甚至禁止民眾信仰，民間崇奉神道依然如故。到平安朝後，由于佛教與日本的本土神道合流，佛教自此才深入日本社會各階層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