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僧侶自焚傳統的來源

曹仕邦

貝葉
第七期
頁28-29

頁28

　　一九六三年南越僧人的壯烈自焚，燃點了延綿至今的越南戰火，大概是人們多有同感的。而自焚事件發生後，頗引起中外學人們研究的興趣，據所知，多數學人們的意見都認為越僧的自焚；應導源於過去中國僧徒在宗教狂熱下的「忘身」行為。不錯，中越兩國文化背景相同，即越南的佛教也一脈相承於中國的大乘傳統，而非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小乘傳統。然而，若從越南本身的歷史方面探討，則越僧的自焚，實在另有本身的傳統，並非源出中國，今謹引越南史籍以證。大越史記全書冊三卷二李太宗紀略云：

天成七年（一○三四）夏四月，改元通瑞元年。時有嚴寶性，范明心二僧，焚身盡成七寶，詔以其寶留於長聖寺，供以香火。帝以其異，改元通瑞。史臣吳士連曰：佛家之說，有謂舍利者，乃焚身時精氣所聚之精，不為火所滅之物，相傳以為學佛成，身化為此。世人以不常見而異之，帝惑之，因而改完。自時厥後，好名之人，祝髮為僧，忍耐受死，如智通之類，多矣。

按，中國僧徒生時燒身或示寂後行荼毘法（火葬）而得舍利，是僧史上常見的記載。雖然高僧的舍利往往很受帝王尊重，然而向來沒有被重視到因此改元；一如越南李太宗那樣做的。在古代，帝王改元是一件大事，此舉給予當時佛教徒鼓舞之大，是可想見的。

　　然而，李太宗這樣做是否出於宗教的虔誠？據大越史記全書卷首載黎嵩撰寫的越鑑通考總論略云：

（李太宗）勇知兼全，征伐四克，習禮樂之文，為守成之令主。

　　大越史記全書冊三卷二李太宗紀略云：

帝沉幾先物，同符漢光（武），征伐四克，比跡唐太（宗）。

　　同書同冊同卷略云：

史臣吳士連曰：史稱帝仁哲通慧，文武大略，六藝無不精諳  ，惟其有此才德，故能有為。

據上引諸史論，都認為李太宗是一位文武兼全的英明君主。他既是個深通儒學的人（「習禮樂之文」和「六藝無不精諳」），則他因僧人燒身獲舍利而高興得改年號來慶祝，不見得出自宗教的虔誠。第一，儒家向來有反佛的傳統，尤其中國唐代大儒韓愈倡議排佛以來，這種思想發展至宋代成了儒家普遍的主張，所謂「理學」便是由於排佛而建立的新儒學。越南在唐代曾經是中國的安南都護府，其儒學與中國儒學的傳統相同，而李太宗在位期間為天成元年至崇興大寶六年（一○二八──一○四五），相當於中國宋仁宗（一○二三──一○六三）在位期聞，中越兩國在此時常有使節往來（見越南史書「歷朝憲章類誌」卷四六──四九的「邦交誌」），中國儒學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越南的儒學。第二，李朝九位皇帝中，其中四位有冠以「國師」稱號的僧人輔政，他們依次為萬行佐李太祖、草堂佐李聖宗、枯頭佐李仁宗、阮明空佐李神宗，另五位則沒有（見行將刊於新亞學報十卷二期拙作「李、陳、黎三朝的越南佛教與政治」一文），而李太宗是太祖的兒子，也是李朝開國的第二位帝王，偏偏他卻屬於沒有國師輔政的君主之一，這也反映出李太宗不讓僧徒干政。那麼，他這次

改元，只有從政治手法方面去解釋。

　　原來李朝的建立，是靠著佛教徒的支持，上述的萬行法師更是李太祖的謀主，這點仕邦在「從歷史根源看現代南越僧人的干政活動」一文（刊獵戶第二期）已予概述。李太宗是守成之君，他當然明自討好僧徒對其國祚的重要性，得舍利而改元，正屬爭取佛教善信擁戴的政治手法。

　　如是一來，李太宗的手段卻鼓勵了僧人的自焚。前引越南史臣吳士連之言曰：「自時厥後，好名之人，祝髮為僧，忍耐受死」，吳士連是後黎朝的人，大越史記全書冊七卷四黎聖宗紀略云：

洪德十一年（一四七九），春正月，令史官吳士連撰大越史記全書十五卷。

洪德十年跟通瑞元年（一○三四）相去四百四十五年，吳士連在這時發出這樣的感概，也見越僧為了求名而自焚（「忍耐受死」指生時自焚），在此以前久已成了風氣。從吳士連所舉的智通身上，更可看出越僧自焚的出發點。大越史記全書冊四卷六陳英宗紀略云：

興隆十七年（一○三九），初（陳）仁宗出家時，超類寺僧智通，燃臂自掌至入肘，儼然無變容，仁宗臨觀，智通設座而拜曰：臣僧燃燈也。燈畢，回院熟睡，睡覺，火腫旋愈。至是仁宗崩，乃入安子山，奉待（仁宗之）舍利寶塔。明宗時燒身死。

　　史稱智通知皇帝陳仁宗出家為僧，乃燃臂來引起他的注意，而取得奉待仁宗舍利塔的榮寵，故不待陳明宗（英宗子）時燒身而死，也明白置通之所為完全是為了求名！

　　由於在星洲不能接觸到更多的越南史料，無從進一步探究吳士連所稱四百多年來越僧「忍耐受死」的詳細情形，不過從上引史書。也看出現代南越沙門的自焚，其實另有本身的傳統，非純然從佛教本身的教理（如妙法蓮華經葯王品所鼓吹「葯王菩薩燒身供佛」的理論）；或自中國僧史所載的「忘身」運動可以探究其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