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 教 教 育 面 面 觀

釋堅如

圓光新誌
第53期 (2000.09)
頁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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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廿一世紀的來臨，科學愈昌盛，宗教活動將愈蓬勃發展，一波波宗教新興運動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根據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瞿海源的調查，台灣地區二十歲以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僅占九%。若按照內政部的統計顯示，台灣有宗教信仰的人達到一千一百多萬人，這顯示半數以上的台灣民眾，每個月固定從事宗教活動；而選擇出家或神職的人數，則佔有十二萬人。除了從出版、音樂、電視、電台等等多媒體科技大力的宣揚佛法外，在家庭、校園、政壇、企業鼓勵學佛、打禪，顯示佛教已為各階級、各年齡層都參與的一種精神活動。而唯有在國強民富下，佛教方能繁盛，就如美國、日本等國家，無不是在社會經濟富裕、個人主義風行後，宗教才開始萌芽、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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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民政司主管宗教事務的人員指出，早在十多年前，房地產飛揚、股市猛然熱絡、社會嚴重脫序，此正是宗教運動驟然蜂起的關鍵時期。宗教成為經濟發展的附帶產物，在紙醉金迷、物慾橫流的虛幻世界中，人民用宗教簡樸的性格來平衡精神靈魂的空洞。衣食足而後思宗教是這一波宗教熱潮的推動力，而宗教團體組織化、社會化，修行人走出山林，為時代的趨勢所逼，已紛紛行入世的教化。

     但在宗教蓬勃發展的虛華表面下，實則隱藏著許許多多的問題存在；或許是時代因緣的共業使然，整個中國佛教在大環境的巨變中，呈現了人才凋零、青黃不接又欲振乏力的窘況。雖說台灣這四十多年來的紮根與努力，及近十年來彼岸佛教的復甦，再加上近年來兩岸佛教的交流，看來似乎能令佛法復興，然而，若從深層及整體的角度來看，台灣教團卻是病態重重、危機四伏的。例如：政治利用宗教團體，宗教界也轉借政商關係擴展團體的社會影響力，甚而從中獲得宗教特權。宗教好像變成一些人的品牌標籤一樣，不再具有崇高的精神意義。企業利用宗教慈善捐款名目逃稅、黑道人物假借歸依宗教以漂白身份者比比皆是。

    在太虛大師當時就有這樣的危機意識，認為有必要政教分離；尤其看到西方羅馬國家，亦或西藏、中東等回教國家皆束政於教團之下，產生種種弊病。然而，政教分離必須經政府之承認方可行，在大師所處的年代，是不可能成行的。而今，總統大選剛結束，處於政黨輪替之時，股市遽變下，人心不定。在廿一世紀的來臨，大家出於對生命的反省，情緒上的焦慮，以及對現代生活物質主義泛濫的不滿之下，現代人回歸信仰，利用宗教簡樸自然的特質，平衡處於現實社會中，填滿這複雜詭譎的精神空間。我們希望新政府執政之下，對宗教不再只是管理和控制，而能修改不合理的法令，發揮宗教更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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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存亡之命脈

        台灣的宗教界不斷對社會做出貢獻是有目共睹的，相反的宗教界卻面臨發展上的障礙，如政府法令的限制、相關主管機關的觀念與心態等問題之存在，造成對宗教不利的影響。不同的宗教團體受到不同的法令所規範，在實際的行政運作層面上，也有不同的待遇。在宗教平等的原則下，各宗平等互動、相互對話、彼此合作，才能使宗教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如學院安排大四畢業班同學於《整理僧伽制度論》課程進行校外宗教交流，歷屆來已參訪特殊佛教團體、天主教及今年的台灣民俗信仰的交流活動；藉以打開彼此之間的間隔，走出唯我獨尊的模式。只要我們抱持著一顆誠摰的心，互相取其長，以作為改進教團內部的指南。

        目前我國的宗教法令是在民國十八年頒布的《監督寺廟條例》，和民國二十五年頒布的《寺廟登記規則》二種，經過了一甲子，隨著人、事、時、地、物的改變，許多的法令已不合時宜了，例如《監督寺廟條例》第六條規定寺廟財產及法物為寺廟所有，由住持管理之；但實際上經過歷次行政命令解釋後，規定寺廟成立信徒大會與管理委員會，住持成為接受管理人與管理委員會聘任，此舉不但違反佛教教制，更造成有心人士侵奪寺產、操控寺院的機會。

        早在宣統二年，太虛大師就有了此危機意識，因當時國際局勢動盪不安，引發大師對世界和平的渴求，因佛教在這樣的世局變動中，必要有適應環境的變革，否則將被時代環境所淘汰。故大師說：

夫世界佛教之昌明，世界眾生之幸褔也，而關係我國如是其重，顧我國之佛教徒，方沈酣於甚深之醉夢三昧，於世界之大趨勢茫無所覺……於前途唯有任天演之淘汰而已，尚何足以冀其光大佛教於世界，負救世之大使命呼！(註一)

可見得太虛大師關心的是佛教繼絕存亡的問題，因為關心佛教的前途，同時引發昌明世界佛學，拯救人類的使命感。大師雖有「致全世界於治的雄圖」，但處於民國初期國內甚囂的革命環境，從參與國民革命江浙僧教育會的實際改革經驗，使大師覺得封閉保守的傳統佛教，要想立足於詭譎多變的大環境中，必須經過一番徹底的整頓革新。

        首先，應把中國佛教復興後，等國內情況有所穩定後，再進一步將佛法推廣至世界各地。然而，在國內動盪的環境中，佛教的各項改革計劃均受到限制而無法實現。此時大師認為西方國家有主導各國的力量，國內的政治皆因其變動而變動，故他將復興中國佛教的目標轉向國外，想先以佛法感化西方的領導階層，再求改變國內的政治社會環境。於是大師嘗試去做這種開荒的角色。

        太虛大師認為共產無政府主義，只破壞而無建設，其手段太偏激，無法貫徹宗旨目標，只成為少數人的殘暴工具；因此，大師放棄對無政府主義的留戀，轉而以佛教的慈悲，來拯救世界的動亂。如大師說：

激烈手段亦須為從大悲心中不得已之方便，不可濫。此皆足為無政府共產主義之補偏求弊者，余故以佛法為今後民族親睦天下，及世人和合人世之組織指南。(註二)

        民國十四年，大師的思想因應時局而有了改變，因當時在共產黨對宗教的破壞下，對佛教相當不利，面對這樣的環境背景，不得不重新再做考量。於是，大師有了兩種新的覺悟，其一是：重振禪門宗風，建設在律儀與教義同時並重的佛教住持僧團；這是屬於整理僧伽制度中的整興佛教住持僧，著重於養成住持佛法的僧伽人才。大師不斷的在找尋一處「道場幽寂，財產豐足」，各項資源條件相當的叢林，做為重振禪宗叢林的十方道場。卻因各種現實上的困難，無法實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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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一處可做為僧制實驗道場的叢林，是大師僧制挫敗的主要原因。

        第二是：構成正信佛法的新社會，將佛化運動的目標，由國內轉向國外，先從改變西方人的思想信仰著手。因為國內環境無法順利推展，大師不得不選擇往國外開發的路向，才有世界佛教運動的促成。

         或許我們說大師若生在這時代，其改革可能會成功，佛教更不是現今的情況；因為，太虛大師認為，造就住持現代佛教的僧寶，須能文能武，既要訓練能執教鞭，持筆桿等，又能走入人群，弘揚佛法的現代僧伽，而在寺院的家常工作，皆得學習親自動手，藉以鍛鍊身體，陶冶性格同時塑造僧格。僧格的養成，在於生活教育中塑造健全而來，即使是拿文墨成為學者、法師或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皆是僧青年及教育的目標之一，也是住持佛教、弘揚佛教的重要方向。

        若太偏重於「法師養成所」的教育，唯恐容易陷於中國士大夫的階層中心了，這會使學僧成為「四體不動，百事不為」的寄生蟲，或出家當了法師後形成養尊處優的士大夫心理，而輕視肢體勞動的勤務工作，造成國家資源的浪費。這就是現代佛學院的教育恐憂之處，及致力於教學的方針。有鑒於此，台灣佛教現正重視此問題的嚴重性，並有共識的改革，如愈來愈多的知識份子出家學佛、僧團教育的組織化、僧眾開始重視戒律問題等等。

        雖仍有很多不圓滿之處，但教育僧眾本屬各道場師長的責任，而今有了佛學院的創立，即將此責任分擔起來。姑且不論它是否已造就了多少的人材，至少，佛教的命脈由此維繫起來了。更有許多明知不易為而為之的發大心菩薩的擁護，佛學院的設施、教育體制，漸臻完備。事實上，如何轉變目前佛學院所存在不圓滿的地方，是大家的責任，因為在道場教育不健全的情況下，佛教僧才的培育，有賴於各佛學院擔當起這份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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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不應批評、指點，而是應護持，使其合法化，正所謂「僧讚僧，佛法興」。

三、宗教教育立案之必要

        學佛的開始，是著重在人格的改善，從內心的軟化而能多考慮他人的苦惱，並實踐完美的善法；出家修行的起步，乃是淨化內心，再從內心的淨化而擴展到慈悲心及實踐淨化他人之心。倘若只逗留在一般的慈善事業，無法達到淨化眾生的心性效果，往往只將大眾引進佛門，卻無法令他人安住在佛法及道業上。目前佛教的弊端即在此，雖說「師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但也要有方法，讓徒弟們有學習或修學的次第方針，而不是度進門就不管他的道業，任由自生自滅。

        幸而近幾年來佛（神）學院之興起，大家有了修學之途徑，但學院的課程終究有畢業之時，當踏出校門後，想再進一步進修時，卻因國家社會體制不健全，而令人無法繼續修學，不禁令人失望，感慨萬千。

        國內目前由宗教團體所設立的佛學院與神學院為數眾多，一般稱為「宗教教義研修機構」，長久以來一直處於定位不明的狀態。雖然《私立學校法》第八條規定私立大學或學院得設立宗教學院或宗教學系，但該法令施行細則第二條之一規定：「設立宗教學院或宗教學系應以宗教學術研究為目的，不得以特定宗教或培養特定宗教之神職人員為教育目標。」雖然不久前教育部已宣布可以特定宗教成立宗教研究所，但仍必須以學術研究為目的。這對專門培養神職人員的佛（神）學院來說，是非常不合理的。

        眾所共睹的，台灣目前已有許多辦學績效良好的佛（神）學院，或其他宗教教育機構，除了規定學生必須修習若干指定之宗教必修課程外，也成立各種和世俗大學相似的學系。另一方面，國內一般世俗大學也逐漸在通識課程中引入認識宗教的課程，列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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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選修課，乃至加拿大的大學已將宗教學列為必修課程，更研究起證嚴法師的思想了。為何外國尚能如此敞開胸襟的接受宗教為生活的一部分，我國卻仍無法跟進！若不將這些辦學績效良好，又具有多元化發展的佛（神）學院納入正式的教育體制，實則是整體社會教育資源的浪費。

        目前各大學紛紛設立宗教學系、宗教研究所，宗教學術研究將走向更深入、更專門化的階段，現有歷史悠久的佛（神）學院所擁有的資源與師資，將提供極佳的支援與建教合作的關係；而私立大學在經營不易的現實狀況下，將佛（神）學院及其他宗教教育機構納入正式學制，對現有高等教育體制之宗教學術研究的提升是有相當大的助益的。

        倘使一位對宗教有興趣的學生，為了追求對宗教知識的了解，選擇就讀佛（神）學院，因為這些教育機構的相關資源較為豐富且專業。然而在完成同樣四年或七年的課程後，卻因該教育機構不被承認，無法獲得學位，雖說出家不應被學位、名利所縛，但處在這現實的社會中，想修學卻無法繼續深造，或做相關領域之研究，乃至接引更多的知識份子。就個人而言，學問是必須要的，就國家而言，則不啻是人才的浪費與教育投資的損失。

        這是當初太虛大師的遺願，也是目前台灣佛教界面臨最大的課題，希望藉由新政府的成立，將不合時宜的法令刪改之，建立一套合理公平的法令，保護宗教，以祈法輪常轉，佛日不墜。

四、宗教生態產生之變化

        根據調查顯示，台灣佛教徒近年來從兩百萬人遽增為三百多萬人，一貫道合法後，也號稱有百萬信徒，但是基督教徒則始終維持在四十餘萬人，天主教甚至出現消退的現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根據中研院院士李亦園研究指出，在政府撤退來台初期，西方宗教發展非常快速，但當民國五十四年台灣工業成長首次超過農業成長後，西方宗教成長就陷於停滯狀態，民間本土宗教漸漸復甦，採取早年教會以慈善醫療拓展信徒的佛教，更深深紮根於民間社會，尤其這幾年教界出現一些有領袖魅力的領導人，各立門戶。基督教、天主教則因本質使然，並不容許牧師、神父具個人魅力，更強調對上帝、天主絕對服從，相較之下，鼓勵個人自力自修的佛教，將更契合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台灣社會。

      《監督寺廟條例》規定寺廟必須興辦公益慈善事業，而目前政府主管機關也規定宗教團體必須以其財務收入之一定比例，作為公益慈善事業。事實上在西方，宗教和慈善事業的關係一向密不可分，西方社會福利事業的興起也和教會有密切的關聯。當前台灣各宗教團體在強調入世與社會關懷的前提下，對投入社會福利事業幾乎比政府積極。雖說宗教是以弘揚教義，引導人心向善，提升人類精神文明為主要宗旨，但在邁向廿一世紀的過程中，台灣若要走向照顧更完善、更合乎社會正義的福利國，社會福利的提供必須是政府及宗教團體相互配合，而不是各行其政，乃至出現資源重疊浪費的情形產生。

五、結論

        宗教具有超越世俗的神聖性與價值觀，不但提供民眾道德生活的指引，也具有撫慰人心的作用。對於社會的安定，風俗的引導，有很大的幫助。同時，宗教團體參與入世的社會福利工作，關懷社會上的弱勢族群，發揚慈悲的精神，對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有很大的貢獻。近幾年來，台灣佛教界蓬勃發展，但其背後所面臨的一些發展上的障礙若不加以解決，則對台灣宗教的發展將具有不利的影響。

        而今，新政府已然成立，希望誠如陳總統所言，未來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宗教行政體制通盤調整，成立有宗教常識的機關地位、獨立預算的宗教局；構成完整的宗教體制，整理現有的不健全法令，及將佛（神）學院納入正式教育體制等等問題。然而，這些經過強化後的宗教行政體制，是為了加強對宗教界的服務功能，不是對宗教團體進行管理與控制。宗教界本身亦應感恩國家健全的體制，在政府的保護下，發揮最大的功能，共謀人民福祉，淨化人心，安定社會，以祈

國界安寧兵革銷
風調雨順民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