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William R. LaFleur, Liquid Life: Abortion and Buddhism in Japan
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東亞系佛學組博士班
李玉珍
新史學
第六卷第一期 (1995.03)
頁225-229
Bibliography of the original boo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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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合法化在美國一直是相當具爭議性的話題。不但在總統選舉時，候選人必須為這個問題表態；而且贊成與反對雙方還常為此大打出手，反墮胎者甚至謀殺從事墮胎的醫生。墮胎所牽涉的問題不止是個人的價值判斷，還涉及女性身體的自主權、生命的定義、醫療給付與社會福利等問題。尤其在基督教的社會情境下，人乃上帝照祂的形像所造，人類無權剝奪上帝所造的生命。因此墮胎與助人自殺乃成為重要的社會與法律問題，兩宗教力量則一直在這些議題上扮演著重要的反對角色。
當美國為墮胎合法化的問題爭吵不休時，墮胎在日本卻早已於1948年合法化。不但如此，日本甚至被稱為「墮胎天堂」。雖然日本仍有反墮胎的力量，但相較於西方基督教國家，贊成與反對者本來並未引起像西方社會中那麼大的爭議。William R. LaFleur 的《水靈》(Liquid Life)一書即試圖從宗教的心理結構、人口政策和道德問題來了解宗教在日本的墮胎現象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旨在簡要介紹此書內容，以了解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宗教對與女性息息相關的墮胎問題所產生的影響。《水靈》一書旨在探討日本人如何結合水子("Hiragana")和地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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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來合理化墮胎和殺嬰的習俗。根據佛教教義，墮胎實與佛教不殺生和否定靈魂存在的精神相違。戰後日本佛教界雖曾批評嬰靈崇拜，但卻未曾高樹反墮胎旗幟。作者藉著探討歷史上水子習俗的形成，點出日本佛教如何轉化經典上的正統教義，以符合實際需要。作者並進一步比較當代日本與西方國家對於墮胎的論爭，以點出宗教在不同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水靈》全書分為三大部分，十三章。第一至第四章為第一部份，研究水子信仰的意涵和演變，及其與地藏信仰的結合。第五至第八章為第二部份，探討日本自江戶時期至二次大戰時期的政府的反墮胎政策與一般人民以墮胎來控制人口時，宗教所扮演的角色。第九至十二章為第三部分，討論墮胎在當代日本所涉及的道德問題，以及日本文化處理墮胎問題的方式對於西方社會墮胎爭議所提供的借鏡。
作者在本書第一章開宗明義提出 moral bricolage 的概念，即經由重新組合、詮釋原有的道德訓示以紓解新的道德困境。日本佛教結合水子和地藏信仰來解決墮胎所帶來的社會與道德問題便是最好的例子。
第二章討論水子的原始象徵意義。在西方社會有關墮胎的爭議中，胎兒是否為一獨立的生命，當是爭論的焦點。日本的水子信仰則顯示胎兒乃「未成形」的「生命」。水子信仰的曖昧性，提供了合理化墮胎行為的依據，因為被墮的生命並未成形；但同時亦引起行為者道德上的歉疚，因為墮的畢竟是生命。水子原指羊水或水中的生命。在日本創世紀神話中，水代表生命的起源和另一個世界。水子同時有未成形的意義，胎兒或幼童（未滿七歲）是未定形的生命，較傾向另一個世界，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肉身父母。因此父母可通過儀式，將胎兒送回原來的世界。
作者在第三章指出，胎兒在未經社會儀式認可前，很容易為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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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聖領域的力量召回，而暫時停留在乾涸的河床裡。亦即水子信仰以回歸混沌的狀態代替了輪迴的概念。
第四章介紹地藏信仰在日本的特殊發展。地藏菩薩原是地獄生靈的保護者，但在日本卻成為小孩的守護神，巡梭在乾河床中，以小沙彌的姿態保護夭折的胎兒、嬰兒免於惡鬼的侵擾。藉著供奉地藏菩薩，來保護水子，解決了墮胎行為者的心理負擔。
第五章作者討論了江戶時期(1600-1867)，日本佛教的性觀念。在密教的影響下，此一時期的佛教視享受愛欲為宗教訓練過程，但卻不希望懷孕，因為家庭乃修行的障礙。這和基督視沒有子嗣的性行為為罪惡正好相反。
第六章作者試圖證明日本在十七世紀前人口的高度穩定性（在三千萬以下），乃是由於墮胎和殺嬰普遍流行的緣故。殺嬰的原因則通常是出於家庭經濟因素的考量，因此父母寧可將其子嗣先行「送回」。但民間普遍的殺嬰現象卻與當時政府富國強兵的思想相違。因此，作者在第七章便討論當時的儒者對於水子信仰的譴責。他們強調墮胎殺嬰之人與禽獸無異，且是人力的浪費。他們更批評佛教的獨身主義為不孝，並指出性行為應當是生產的手段，不當以享樂為目的、孩童是國家的公產而非家庭的私產。
第八章便追溯從明治時期，到戰後墮胎合法化的歷程。基於富強與人口多寡相關的理念，明治時期(1868-1913)的日本政府鼓動女人多產報國，並積極提倡另一形式的地藏信仰，將地藏菩薩轉化為多產的象徵。伴著鼓勵生產而來的則是規定墮胎為非法。但民眾在維護健全的家庭和建立富強的國家之間，仍選擇了墮胎和殺嬰，以便使其已存活的子嗣獲得更好的生存和教養的機會。而地藏菩薩兼具多產與減產的曖昧性，成為當時許多女人膜拜的神祇。面對著國家視地藏為多產的象徵，戰時的日本女人卻私心祈求不要在這個不對的時機生小孩，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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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將小孩先送回，等日後時機好轉再生。戰後日本雖然有嬰兒潮出現，但當時日本的經濟窘境，使不少人仍選擇了墮胎。日本政府乃立法使墮胎合法化。此後，由於多數日本男人不願合作節育，而使得墮胎在戰後大為流行。許多原本不願意提供水子崇拜的正統佛教寺院，在信徒的要求下，亦紛紛提供這一方面的服務。水子崇拜儼然成為重要的宗教生意。
第九章探討現代託負水子與地藏儀式的功能。這一儀式不但象徵了父母對墮胎兒的歉意，並正式宣告其社會性死亡，更重要的是在處理父母因墮胎所需面對的心理創傷和罪惡感。因此這一贖罪的儀式實際上是為父母辯護，減低他們的罪惡感，而且在某一程度上證明了他們人性仍存。
第十章則分析現代日本佛教對於墮胎的曖昧立場。雖然佛教徒批評墮胎，但並未提倡回返舊制，使墮胎再度成為非法。日人討論墮胎的重點和西方社會相當不同。日人對此問題甚少關注在女性主體的權益上，亦鮮及胎兒是否為生命的問題。大部份的論題皆在嬰靈是否為祟，而造成生人的困擾。嬰靈為祟是墮胎者心理負擔的表現，但亦為墮胎者在日常生活中不順遂的代罪羔羊。事實上，有少數提倡嬰靈崇拜的寺院便藉此種心理而大發利市。例如非正統佛教的紫雲寺結合業報和惡靈的觀念，宣稱因墮胎而夭折的胎兒是因為他們同胞手足的利益而被遺棄，所以嬰靈會作祟報復其兄姐，造成在世子女不好的業報，因而父母有責任安撫嬰靈。
作者在第十一章中深入分析日人有關墮胎的討論。作者認為日人以「除草」象徵墮胎，實際上是日人墮胎行為的理性基礎。亦即將不好或不要的苗除去，以保障已存在的幼苗能得到更好的照顧。西方社會雖然因宗教的關係反對墮胎，但卻以棄嬰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如此，問題不但沒解決，出生的小孩亦乏人照顧，不但嬰兒死亡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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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相對於日本自由主義者之一昧強調女性的主體自由而無視宗教在處理墮胎問題時的正面意義；和新神道一昧將墮胎與罪惡相關連，佛教曖昧的態度毋寧是慈悲的。佛教徒並未明白定義胎兒是不是生命，但卻能為死嬰及其父母提供安撫亡魂的儀式與治療生者心理創傷的功能。順此思路，作者在第十二章中批判了基督教社會將墮胎與一個國家人民集體的道德墮落相關連，以及基督教傳統中多子多孫以榮耀神的思想，而使得爭議墮胎的雙方執於自己的意識形態，造成社會凝聚力受損，卻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比較起來，日本佛教對於墮胎的處理，不但相當實際，而且已有由墮胎而節育的傾向，減低女性身心所受的傷害。而且父母親更加專注養育他們已有的小孩，反而更強化了家庭倫理。在結論中，作者表達了日本人以宗教處理墮胎的方式足資西方世界借鏡，藉此表達他對墮胎合法化的立場。
本書精采之處在於作者能兼顧結構與歷史的敘述，除了分析水子結合地藏信仰的宗教心理結構外，並討論了這一宗教心理結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開展，與國家和民間對於相同的宗教象徵所賦予的不同解釋。雖然對於墮胎女性的主體經驗著墨較少，但仍不失為一本有參考價值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