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

劉淑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八本‧第三分 ( 199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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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筆者第二篇有關經幢的論文，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詳細而精確地描述經幢這種石刻，二是探討經幢的性質。首先，分別從經幢的外形、上面所鐫刻的佛經與文字、樹立的地點以及它的變體等方面，逐一詳述，以建構經幢具體而完整的圖像。次則，先前有學者以為經幢是刻經的一種，本文則辨明經幢不是刻經，而另外採取多方面的証據，証明經幢的性質是塔── 一種法身塔。更確實地說，經幢是揉合了刻經和塔所衍生出來一種特殊的塔。

關鍵詞：唐代佛教、經幢、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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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經幢──一種從唐代才開始發展出來一種新的佛教石刻，筆者已經發表〈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一文，[1]探討它產生的背景和其流行的原因。然而，由於迄今還沒有人對經幢做過全面性的研究，因此仍然有很多人不清楚經幢到底是何物事。本文主要的目的是要釐清「經幢」是什麼？首先就它的外形、結構、上面鐫刻的文字、樹立的地點、和經幢的變體等方面，描繪出經幢具體清晰的圖像；並且，更進一步探討它的性質和來源。

本文據以研究的資料，主要是收集自金石著錄、考古報告，總計約有二百餘種。有關經幢研究，經幢的實物本身自然是最直接、最好的資料；不過，由於歲月湮遠，有雨侵風蝕自然因素的磨損，更有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政治力量的破壞，以及後代民間的摧殘等人為的因素，至今尚存的經幢已經很有限了，其數量和原先的數目差距甚為懸殊。因此，現存於各大圖書館的經幢拓本，以及金石著錄中經幢上鐫刻的文字，就成為重要的資料。關於金石著錄上的經幢文字，因為著錄者命名的標準不同，有的以建幢者做為標題，有的以書幢人為題，有的則是以經幢所在地為名；因此，同一所經幢在不同的金石書籍中，可能有相異的名稱。這一點是不可不辨明的。

二、經幢的形制

本節意圖描繪出經幢這種石刻的具體輪廓，先從經幢的定義、它各種不同的名稱來談，再從它的高度、結構與外觀三方面，建構一個清晰的圖像。

(一)、什麼是經幢

經幢是唐代才出現的一種多面體的佛教石刻，其上大都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後來道教也模仿此一形式，所以也有刻道教經典者。這種石刻以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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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居絕大多數；就中又以八角形棱柱為最多，也有少數是六面或四面體。另外，極少數則作十六面體，如在今河北邢台開元寺有唐代所建的十六面殘幢；[2]也有少數作圓形石柱體，今所知僅有陝西醴泉縣趙村唐代的鼓形經幢，以及今洛陽龍門文物保管所的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東都聖善寺志行僧懷則尊勝幢。[3]

唐代人心目中的經幢，是指刻有「陀羅尼」的石刻，稱為「石幢」。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蔣復等人在今江蘇省松江縣所建立的經幢中，就開宗明義地說：「夫石幢者，鐫寫陀羅尼真言，即西國惠人心傳秘密也。」[4]唐代經幢上的造幢記中，稱「石幢」的例子很多，此處僅舉數例說明，如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今河北元氏縣安眾寺僧智空所造的經幢上即稱「敬造石幢一所」。[5]開元十六年（728），隴州汧源縣（今陝西隴縣）丞楊淡所造的經幢上稱「敬造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代宗大曆十三年，囗震所建的經幢上即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讚并序」。[6]

石經幢是因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流行而發展出來的，因此早期的經幢所刻的都是此經，稱之為「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簡稱「尊勝陀羅尼經幢」，[7]或稱「尊勝幢」，[8]或「陀羅尼幢」、「陀羅尼石幢」[9]，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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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10]，也有逕稱為「石幢」，或「石幢子」者。[11]後來，少數的經幢改刻其他的佛經，也稱「石幢」，如在陝西西安終南山唐真空寺唐文宗大和六年(832）所建的經幢，上刻「大佛頂陀羅尼」，其上的紀文則作「大唐真空寺奉為國及法界眾生敬修大佛頂陀羅尼石幢紀」。[12]唐代經幢上的銘記，多稱經幢為「石幢」，這種稱呼可能是有意將它和絲織幢做一區別。先前已發展出來的絲織幢，作平面的長條形，可書寫的面積很小，上面書寫的是佛名和咒語。經幢則是多面體，可書寫的面積頗大，上面可刻二千六百五十五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967）的全文；很多經幢還另外附刻僧人志靜所撰的〈經序〉。無論從質地、形體或所書寫的文字來說，石經幢和絲織幢都有相當大的差異，唐人或許因此直稱「石幢」，以有別於絲織幢。近代陝西人以經幢的的質材和形狀，叫它「石柱」；又因它多是八面體，所以俗稱「八楞碑」。[13]這兩個稱呼其實和唐代時人對經幢的體認十分相近。

關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另有好幾種不同的稱呼，分述如下：

由於唐人認為尊勝幢的威力神效至不可思議的地步，故稱之為「寶幢」，如開元二十三年，今山東巨野縣有東萬、西萬、北萬三村父老十二人「敬造寶幢一所」。[14]也有稱為「佛頂尊勝寶幢」者，如唐咸通十年（866），張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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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經幢上即稱「今創造佛頂尊勝寶幢一所，經教具明，存歿獲益。」[15]而佛教徒為建造經幢而組織的信仰團體「邑會」，就叫做「尊勝寶幢囗會」。[16]

又，因為真言、咒和陀羅尼原來是指不同的東西，後來則漸混而為一；[17]所以，也有稱「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為「尊勝真言石幢」、「尊勝真言幢」，[18]或作「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幢」。[19]

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上說：「尊勝陀羅尼」有「塵沾影覆」的功效，所以尊勝幢又稱為「影幢」。所謂的「塵沾影覆」，即經上所說：如果有人能書寫此陀羅尼，將它安在高幢上，或高山、或樓上，或塔中，人若於上述處所見到此陀羅尼，或者與之相近，甚至只要其影映身，或者風吹陀羅尼幢上的灰塵落在身上，則此人所有的罪業皆可消除，而為諸佛所授記，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0]如上元二年（760）僧志遠為亡父母所造的墓幢，稱「措葬於影幢之側」。[21]

此外，因有很多的尊勝幢是樹立在墳墓之側，為追薦亡者而建的，故有「尊勝陀羅尼功德幢」之稱，如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張昭範為其父在洛陽縣金谷鄉所樹立的墓幢。[22]

（二）高度、結構與外觀

關於經幢的高度、結構與外觀，是了解經幢很重要的一部分，不過，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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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幢的性質其實是塔（見下文的討論），因此經幢高度的實測、經幢的結構與作法，乃至於經幢細部的裝飾，都是屬於建築專業的範圍。早先，建築學者劉敦楨、梁思成等人曾留意過經幢，也對少數幾個做過簡短的描述，可惜未能做進一步的研究。今筆者特別將近年來蒐羅到經幢的圖片（有些經幢今或已不存在了），作成本文的附錄，（見附錄）提供日後建築學者作經幢形制研究之用。

１、高度

關於經幢確實高度，本文僅能根據近代少數的調查和考古發掘報告來談。雖然筆者收集的經幢有二百餘種，但多係見於金石著錄者，而金石著錄雖或有經幢高度的記載，但其中多指拓本的長度，究竟不是實測的結果，故難以作為依據。今將有經過實測的經幢，列為一表，以供參考。（見：表一〈實測經幢高度表〉）

序號	幢名	造幢年代	幢高	備註	出處
1	永昌元年八月幢	唐武則天永昌元年(689)	1.36米	下半截殘缺	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文物》8(1959)
2	開元十三年幢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	1.85米	幢下半截殘缺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3	河北石家莊天護陀羅尼經幢	開元十五年(727)	4.7米	幢頂已殘	〈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及石刻綜述〉，《文物》5(1997)
4	楊淡及夫人楊氏造幢	開元十六年(728)	2.1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5	開元十七年幢	開元十七年(729)	0.95米	缺幢座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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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河南沁陽王范村興隆寺經幢	開元十八年(730)	4.1米	缺幢頂寶珠	〈佛頂尊勝陀羅尼造像經幢〉《中原文物》1(1993)
7	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幢	開元二十八年(740)	1.76米	缺幢頂和座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臨潼縣博物館藏北周造像座、唐代造像與經幢〉，《文博》2(1992)
8	天寶十四年二月幢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	1.4米	幢下半截殘缺	唐德宗興元元年(784)的唐代經幢〉
9	寶應二年十二月幢	唐代宗寶應二年(762)	1.5米	下半殘截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10	龍門東都弘聖寺故臨壇大德真堅幢	唐德宗興元元年(784)	1.48米	缺幢蓋、基座	張乃翥，〈龍門藏傳讀跋兩題〉，《敦煌研究》2(1993)
11	僧貞行、尼了性等造幢	唐德宗興元五年(789)	4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12	普賢寺幢	貞元五年	2.657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13	貞元二十一年幢	貞元二十一年 (805)	1.78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14	銅川長慶元年幢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	3.64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15	比丘秀通及合村老長幼邑人影幢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	1.73米	缺幢頂	〈臨潼縣博物館藏北周造像座、唐代造像與經幢〉
16	河北邢臺天寧寺唐陀羅尼幢	太和六年至九年間(821-835)	約4.5米		劉慧達，〈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調查記〉，《文物》5(1963)
17	高克從墓經幢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	1.61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18	富平縣宣宗大中四年幢	大中四年(850)	1.7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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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中五年幢	大中五年(851)	1.51米	缺幢頂和座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20	大中六年幢	大中六年(852)	1.6米	缺幢頂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21	元陵寺幢	大中九年(855)	1.5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22	五臺山大中十一年幢	大中十一年(859)	3.24米		梁思成，〈記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築〉，《文物參考資料》5、6(1953)

23	上海松江唐陀羅尼經幢	大中十三年(859)	9.3米	缺幢頂上的寶蓋和寶頂	安奇，〈上海松江唐陀羅尼經幢〉，《文物》1(1987)
24	道增等建幢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	2.4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25	浙江石硤惠力寺經幢	咸通十五年(874)	4.98米	幢頂缺寶珠	陳從周，〈硤石惠力寺唐咸通經幢〉，《文物參考資料》5、6(1953)
26	五臺山佛光寺乾符四年幢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	4.90米		〈記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築〉

鄭州開元寺經幢

唐僖宗中和五年(885)

5米餘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開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1983)

善寧寺幢

唐代

約3.5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29		臥牛寺幢	唐代	約3.5米	〈陜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30		河北邢臺開元寺「唐十六面殘幢」	晚唐以前	5.76米	〈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調查記〉
	31	唐濟寺石鼓形經幢	唐代	2.14米	張崇德，〈禮泉趙村鎮唐代鼓形經幢〉，《考古與文物》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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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山西廣濟寺經幢	唐代	約4米		祁英濤等，〈兩年來山西新發現的古建築〉，《文物參考資料》11(1954)
33	山西晉城壽寺經幢	唐代	4米餘		古代建築整修所，〈晉東南潞安、平順、高平和晉城四縣的古建築(續)〉，《文物參考資料》4(1958)
34	邢州開元寺陀羅尼幢	後梁	7米餘	幢頂殘缺	〈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調查記〉
35	臨安海會寺經幢	吳越錢鏐寶大元年(924)	12.10米	幢頂殘缺	陳從周，〈浙江古建築調查記略〉，《文物》7(1963)
36	北京房山北鄭村海會寺經幢	遼穆宗應曆五年(955)	3.125米	幢頂殘缺	齊心、劉精義，〈北京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2(1980)
37	四川大足石窟北山第260窟經幢	後蜀孟昶廣政十八年(955)	1.05米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38	四川安岳臥佛院51號龕經幢	後蜀廣政二十四年(961	1.5米		彭家勝，〈四川安岳臥佛院調查〉，《文物》2(1988)
39	廣東東莞南漢大寶五年經幢	南漢大寶五年 (962)	3.97米	缺塔剎	楊豪，〈東莞北宋「象塔」發掘記〉，《文物》6(1982)
40	河北鼓山常樂寺西幢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	4.9米	似缺幢頂寶珠	邯鄲市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鼓山常樂寺遺址清理簡報〉，《文物》10(1982)
41	河北梵天寺經幢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	15.67米		〈浙江古建築調查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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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河北鼓山常樂寺東幢	乾德三年	4.7米	似缺幢頂寶珠	〈河北邯鄲鼓山常樂寺遺址清理簡報〉
43	河南偃城彼岸寺石幢	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1007)	12.18米		曹桂岑，〈偃城彼岸寺石幢〉，《中原文物》4(1983)
44	順義縣遼淨光舍利塔基經幢	遼聖宗開泰二年(1013)	1.09米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順義縣遼淨光舍利塔基清理報〉，《文物》8(1964)
45	河北豐潤車軸山遼代經幢	遼興宗重熙元年至十一年間建(1032-1042)	4.40米		宋煥居，〈豐潤車軸山的文物〉，《文物》1(1965)
46	河北趙縣陀羅尼幢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	約18米		高英民，〈趙縣陀羅經幢〉，《文物天地》6(1982)
47	遼寧朝陽北塔地宮經幢	遼興宗重熙十三年(1044)	5.27米		朝陽北塔考古勘察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7(1992)
48	河南迎福寺雙石幢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	近5米		楊煥成，〈豫北石塔記略〉，《文物》5(1983
49	金華市萬佛塔基經幢	宋仁宗景祐七年(1062)	1.47米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萬佛塔塔基簡報〉，《文物參考資料》5(1983)
50	雪山寺殘幢	宋神宗景祐七年(1062)	68厘米		李銀德，〈徐州雪山寺北宋窟藏紀年文物〉，《文物》3(1990
51	內蒙古后昭廟佛殿後側經幢	遼天祚帝乾統九年(1109)	1.8米		李逸友，〈內蒙古巴林左旗前后昭廟的遼代石窟〉，《文物》12(1961)
52	內蒙古后昭廟佛殿前經幢	遼代	1.52米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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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縣金代石幢

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

4.10米

楊天吉、張增午，〈林縣新發現一座金代石塔〉，《中原文物》1(1989)

54	喀左杖子村金大定二十五年墓幢	大定二十五年(1185)	70厘米	傅宗德，〈喀左杖子村金大定二十五年墓幢〉，《遼海文物學刊》1(1992)
55	大理國彥賁、趙興明為亡母造尊勝幢	大理段國智元亨十一年(1195)	1.01米	孫太初，〈大理國彥賁趙興明為亡母造尊勝幢跋〉，《考古》6(1963)
56	西昌近郊元代經幢		1.33米	唐亮，〈西昌新發現元代經幢〉，《四川文物》4(1992)
57	四川西昌元代梵文經幢		0.52米	黃承宗，〈西昌發現元代梵文石碑〉，《文物》2(1987)
58	河北保定韓庄大寺西夏文經幢，1號幢	明孝宗弘始十五年(1502)	2.63米	鄭紹宗、王靜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學報》1(1977)
59	河北保定韓庄大寺西夏文經幢，2號幢	弘始十五年	2.28米	同上

經幢的高度和它的結構和形制有密切的關係，據建築學者初步的觀察，唐代經幢剛出現時，結構簡單，一般均為單層，裝飾亦少，高度大都在2、3米以下；中唐以後，特別是大中以後，經幢逐漸採取多層的結構，裝飾也益趨複雜；下施須彌座，上加華蓋，裝飾日趨華麗，高度多達4、5米。五代以後，華蓋增至數層，高度亦相對地增大。至北宋時，經幢規模愈趨高大。[23]以上是就一般的情況而論，但也有少數例外者，如表一所示，唐代也有少數經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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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在10米以上，如上海松江陀羅尼經幢殘高9.3米，若連同殘缺部分計算，估計應當在10米以上。一般來說，五代以後經幢的形體愈顯高大，如五代臨安海會寺經幢高達12.1米，宋乾德三年（965）建的梵天寺經幢通高15.67米，景德年間（1004--1007）建的彼岸寺石幢高12.18米，景祐五年（1038）建的河北趙縣陀羅尼幢更高達18米。不過，時代愈晚，墓幢相對地增加，而墓幢的高度一般都在2米以下。

２、經幢的結構：

由下至上，經幢一般可分為幢座、幢頂和幢身三部分。（附圖一、二）經幢通常是由數個石塊組成的，這幾塊石塊如何連結在一起？又如何使這些一公尺以上至數公尺高的石塊，可以穩固的立於地面上？

關於經幢的結構與做法，可能有好幾種方式，迄今所知者僅有以下兩種：

一是榫接法，根據對廣東東莞南漢大寶五年（960）經幢的發掘報告，此一經幢現高3．75米，從幢座（包括底座、二層須彌座、座蓋）、幢身、幢頂（包括幢身上蓋、石鼓墊、四角形佛塔等），一共由十段石塊組成，石塊之間都敷有石灰粘料，只有幢身的上、下端各鑿有陽榫，套接上、下蓋所鑿的陰榫；又，為了保持建築的垂直平橫，部分層次間尚加墊了銅錢。至於如何將經幢固定豎立在某一個定點，則是先用匾長形的石板做一八角形的石廓，（附圖三）然後在此石廓的外緣，以扁長形石板砌結臺階四級。在石廓的內部中央，平填五塊石條板，板的周圍夯填泥土，而在其上砌結經幢（幢座、幢身和幢頂）。[24]

另外一種則非採榫接法者，如原在江蘇無錫惠山寺兩所經幢，今置於錫惠公園之內，無錫市文管會於1989年和1990年兩度委託南京博物院，予以全面的修復和加固。此二幢一是建於唐乾符二年（876）的陀羅尼經幢，一是建於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普利院大白傘蓋神咒幢，二幢都是由青石構件相疊而成的。在修復以前，兩幢各有三級埋在土中，存於地面上的有十六級，以露出地表的高度計，唐幢高5、16米，宋幢高5、20米。在修復的過程，發現此二幢每級都是以整塊石刻雕琢而成，疊合之處未見有榫鉚結構，[25]這點和南漢大寶五年經幢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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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經幢形體高大，其實等於是塔，也有可能以塔的建築結構來處理了。陳從周在《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一書說：

在構造上，經幢和唐末五代出現的疊石建造的石塔，是同一做法的，在施工中已經應用了絞車之類的起重工具，膠結方法則開始在石縫間灌鐵水。[26]

關於經幢的結構和作法，還有待建築學者進一步的研究。從現存造幢記看來，可知有些經幢固定工作並不是做得很好，所以過了一段時間便傾倒了，而須重新豎立。如建於天寶七載（748）的開元寺經幢，四年之後便傾倒了：「天寶七載二月建造此幢，囗十一載十二月，其幢遂向囗南傾倒，眾共修復，并囗囗列名如左，駱齊休題。」[27]經幢因此而重修或移建的例子，也不在少數。

從經幢的題記和實物，可知有些石經幢原是施有彩繪，並有部分帖金；完工時還懸掛著五顏六色的絲幡，因此在外觀上沒有石材的厚重冰泠的感覺，而是彩繪繽紛，相當亮麗莊嚴。如唐安隱寺(在今浙江杭縣）經幢，建於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後曾經數次重建，在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重建的題記中有：「右街圓鑒大師紹因、清辯大師居亮、賜紫善慶、僧慶餘、願昭，各施伍佰文，入緣買彩色，嚴飾寶幢。」[28]金華市萬佛塔塔基的地宮內出土的一座經幢，是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建立的，也是施有彩繪的，考古報告是這樣敘述的：

經幢是用紅砂石制成的，幢身表面呈黑色。須彌座上的水紋塗有石綠，雲紋塗有石綠及桃紅，覆蓮的花瓣邊緣勾有金色和桃紅。下檐檐口施以金色。仰蓮的花瓣邊緣也勾有金色和桃紅。上檐四脊，亦施金色。寶珠下是仰蓮，每瓣蓮花的邊緣勾有金色和桃紅。寶珠上塗桃紅色。但大都剝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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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幢上刻有佛像，並施彩繪，因此在造幢的工匠中，就有專稱為「畫人」者。如浙江吳興縣唐天寧寺山門後牆東首，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姚仲文等人所建幢上，有「繪畫人魚簡」的題名；在江蘇吳縣洞庭山包山寺會昌年間造的西幢，上面也有「畫人甘貞」的題名。[30]又，咸通四年（863）王剬和其妻、母在福建龍游共建的尊勝經幢，上有「畫人邵琮、陳囗、黃照、林照的」題名。[31]《江蘇省通志稿》認為包山寺兩幢之相輪下刻佛像，故有「畫人」這種工匠的題名。[32]

經幢上的帖金，不只為的是莊嚴經幢，更重要的是佛教徒藉此表達對佛菩薩，和佛經咒文的尊貴敬重。浙江金華法隆寺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幢上，有「劉四娘捨金釧一只，重一兩，帖咒及佛字。」[33]又，上海松江經幢題名中有「沈璠捨金帖幢上世尊佛菩薩字取足」。[34]經幢上帖金可能僅限於佛像、經咒以及佛、菩薩等名號的字句。因為帖金的緣故，在造幢的工匠中有一種工匠叫做「帖金字人」；浙江吳興唐東林山祇園寺經幢上有「帖金字人囗愛捨手囗囗」的題名。[35]

以時代風尚而言，經幢上的帖金彩繪並不是獨特的。北朝和唐代的石刻造像就有這樣的例子，如現藏甘肅省博物館隋代李阿昌造像碑，其上就遺留明顯的施彩繪的痕跡。又，一九五九年在西安市郊唐長樂坊大安國寺故址出土了十尊貼金畫彩的石刻佛像陝西西安郊外出土十尊「貼金畫彩石刻」造像。 [36]既然經幢上飾有佛像，自然會採用同一時代石刻佛像貼金彩繪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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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經幢在完工之時，還繫有信徒所捐獻長條綵色絲絹所製的「幡」。唐玄宗開元年間（713--741）陳留生所建的尊勝幢，後於後梁末帝乾化五年（915）重立時，題名中就有：「弟子王囗囗﹍﹍亡過父母，遂施幡兩道，每道囗九」人（文），今得圓就﹍﹍」。[37]至於裝飾在經幢上的幡是什麼樣子呢？由於經幢的性質是塔（詳下文），因此它和挂在塔上的幡應當是相同的，在敦煌發現數量頗多第八至第十世紀的絲幡，極可能就是用來裝飾佛塔之用的。[38]1988至1992年間，在內蒙古巴林右旗遼代慶州白塔的塔剎出土的109座法舍利塔，則都還懸有塔幡。[39]（附圖四）由此多少也可以推想經幢懸掛絲幡作為裝飾的樣子。另外，有的經幢的幢頂上並且有相輪和寶珠作為裝飾，也有些幢身上飾有銅鐸。

三、經幢上鐫刻的文字

經幢上鐫刻的文字主要是佛經，另外還有造幢記、造幢者的題名，少數的經幢也有額題。造幢記──包括序、銘和讚，主要是敘述造幢緣起，其中多是讚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威力神效，有的也兼述此經東來的傳奇。造幢者題名通常刻於幢座。茲分述如下：

（一）佛經

經幢剛開始出現時，所刻的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稱為「尊勝經幢」。隨著時間的流轉，尊勝經幢後來出現了一些變化：有的尊經幢上也兼刻其他陀羅尼，少數的經幢則改刻其他的佛經，分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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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1）僅刻《尊勝經》

經幢是因《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傳來和流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石刻的新形式，因此，絕大多數的經幢所刻的便是此經。唐代，此經有很多的譯本，其中以攜帶此經梵本來華的罽賓僧人佛陀波利之譯本（大．967）最為流行，[40]經幢上也多採取這個版本。刻波利本的尊勝經幢上，也常附刻了此譯本的〈經序〉。從宋代開始，有的尊勝經幢上並且刻有「尊勝陀羅尼」的「啟請」和「跋尾」。

唐代此經有八個譯本，而佛陀波利的譯本並不是此經最早的譯本，但卻是最為流行的本子。這是由於佛陀波利在將此經梵本攜來的前後，涉及五臺山和文殊菩薩的靈異事跡，因此佛陀波利和其譯本也被神聖化了的緣故。[41]唐代僧人志靜為此譯本所撰寫的〈經序〉，敘述了此經東來的經過和佛陀波利的傳奇。佛陀波利的傳奇促進了此譯本的流傳，唐文宗開成四年（839），王劉趙珍等於今日山西晉城縣所建立的陀羅尼石幢讚文中，就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

是佛陀波利問大聖於五臺，遠陟流沙，賚神咒於七載。佛頂尊經者，金果宣囗，以重譯為五部之真宗，千佛之上道。﹍﹍[42]

唐代的經幢上所刻的幾乎全是波利本，只有少數是刻其他的譯本。一是不空的譯本，那羅延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所建的經幢，所刻的即是不空的譯本。入宋以後，刻不空本的經幢略有增加，如在今福建泉州市的承天寺陀羅尼經幢（991）和水陸寺陀羅尼經幢（1008）、承天寺陀羅尼經幢（1025）和南安縣的桃源宮尊勝陀羅尼經幢（1025）。今北京市遼代行滿寺尼惠照建的陀羅尼經幢（1075）、戒壇寺陀羅尼經幢（1077）、大憫忠寺慈智大德經幢（10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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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極少數的經幢所刻的是其他的譯本，如「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大．974C），如唐咸通十一年（870），在今山東壽光縣寧國寺山門內所建的經幢、後唐閔帝應順元年（934）樞密使朱宏昭為清河郡夫人張氏所造的尊勝幢。[44]另外，少數的經幢上刻的是義淨的譯本（大．971），如河北正定縣舍利寺內唐中宗景龍四年（710）所建、宋仁宗熙甯五年（1072）重修的經幢。[45]

從第十世紀後半葉開始，有的經幢上開始出現「陀羅尼啟請」。「啟請」是密宗在經典或陀羅尼讀誦之前奉請的啟白，如不空所譯的《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大．982），在經文之前有「讀誦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前啟請法」。善無畏譯的《尊勝佛頂脩瑜珈法軌儀》（大．973）的序品中，有七言的偈語，和經幢上「陀羅尼啟請」很相似。[46]今見於經幢上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啟請」，都是作七言的長偈，並不見於諸譯本中；它並且有不同的版本，可能是後來陸續發展出來的儀軌。

經幢上所見的「陀羅尼啟請」，具有相當高的價值。今《大正新修大藏經》中，並沒有任何啟請文；《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有118種，其中經有98本，啟請文僅2本。[47]今筆者所見的「尊勝陀羅尼啟請」，就有7種版本，可以補充這方面的資料。另外，在經幢上也有「大悲陀羅尼啟請」和「大佛頂陀羅尼啟請」，這些啟請文均不見於他處，故彌足珍貴；因此，在此逐一介紹這幾種啟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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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宏正大師遺界記石幢上的「佛頂尊勝真言啟請」作：

稽首皈命十方佛，真如藏海甘露門。

三寶十聖應真僧，願賜威神加念力。

希有摠持秘密教，能發圓明廣大心。

我今隨分略稱揚，迴施法界諸含識。

佛說是陀羅尼法，即說咒曰：[48]

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李恕為自己預建的墓幢，上面亦刻有「尊勝陀羅尼啟請」，但其文則和前文不同：

奉請尊勝三千主，慈悲廣大金色身。

潤澤眾生法雨霑，大布慈雲多覆護。

拔斷迷津三業障，垂形六道除諸苦。

非論七返及阿鼻，五逆罪報消無數。

諸天華雨遍空虛，頂上毫舒千佛生。

光明宛轉透三千，閻魔王界停酸楚。

若能一念至皈心，八方聖眾皆來助。

日持二十一遍終，福流沙界超凡路。

囗囗囗囗七返罪，能為天宮救善住。

我今諷念佛真言，一心皈依尊勝主。[49]

另外一種「尊勝陀羅尼啟請」，作：

囗囗殿上尊勝王，為滅七返傍生難。

故出寶手摩我頂，囗囗囗持妙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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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億如來傳，佛劫帝釋憍尸囗。

囗囗天子常持誦，得免豬狗蟒囗身。

當來成佛證無囗，同登蓮花清淨海。[50]

另外，由於「尊勝陀羅尼」有不同的譯本，不空譯的「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的啟請文，和上述三種又不同。宋真宗天禧三年（1021），今張供辰為其亡父母在今山東昌樂縣所建之墓幢上的啟請：

稽首寶身金色主，白毫光相摠持主，

恆沙諸佛共宣揚，無量如來同讚說。﹍﹍[51]

因其文頗長，此處就不錄其全文。「加句本」的啟請文，又有另外三種版本，一作：

稽首千葉蓮華座，摩尼殿上尊勝王，

廣長舌相遍三千，囗囗囗德皆圓滿，

灌頂聞持妙章句，九千九億世尊宣。﹍﹍[52]

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所獲敦煌文書編號S. 4378 V/2，有「佛頂尊勝加句靈驗陀羅尼啟請」文，和此本相同。[53]

另一「加句本啟請」作：

稽首千葉蓮華藏，金剛座上尊勝王。

囗滅七返囗生難，灌頂總持妙章句。

八十萬億如來傳，願舒金手摩我頂。

流通變化濟生靈，故我一心常讚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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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建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的青州報恩寺尼智清靈骨記石幢，上面所刻的是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其啟請作：

稽首三身調御主，歸依四果大聲聞，他方此界眾如來，三賢十聖諸菩薩，瑜珈五部加持主，九十九億世尊宣。﹍﹍[55]

不僅「尊勝陀羅尼」有啟請，刻有其他的陀羅尼的經幢也有附刻啟請者，如「大悲陀羅尼啟請」、「大佛頂陀羅尼啟請」。[56]可惜金石著錄中，並未錄其文，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文書編號S. 4378 V/1,上面書有「大悲啟請」文，作：

仰啟月輪觀自在，廣大圓滿紫金身，千臂恆伸現世間，千眼光明常遍照。一千二百真言契，能滿眾生所願心，﹍﹍[57]

宋代以後，有的尊勝經幢在尊勝咒之後，還刻有「跋尾」，如前述「加句本」的跋尾作：

佛頂尊勝陀羅尼，八十八殑迦沙俱□，百千如來同宣說，若有善男子善女□□□□□□□□受胞胎之身蓮花化生，若有鬼神聞此陀羅尼，悉發菩提，離解脫□□□□□□□，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58]

（2）附刻他經的尊勝經幢：

後來在《尊勝經》之外，並刻他經者，這些佛經計有：

〔1〕《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251）：如吳興天寧寺山門外東首唐武宗會昌三年（843）陳榮所建的經幢，上為《尊勝經》并序，下截刻《心經》。[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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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僧人惟新等人於元和四年（809）所建的經幢、金完顏亮天德二年（1150）、在今益都縣內的長秋鐵佛院為僧人慧興所建的塔幢皆然。[60]

又，經幢在「尊勝咒」之外，並刻「般若波羅蜜多」──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的咒：「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帝，菩提薩婆訶。」如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平江府崑山縣崇顯教院的僧人所建的經幢即是一例，其造幢記中甚至稱此幢為「摩訶揭帝寶幢」。[61]

〔2〕《佛說阿彌陀經》（大．336）：這和《尊勝經》特別強調拯濟幽冥有關，亡者多希望能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故附刻此經。如比邱宗肇於唐昭宗大順囗年（890--891），為當院亡過先師和尚所建的經幢，經幢的八面中，第一至第六面刻《尊勝經》並序，第七、八面則刻《阿彌陀經》。[62]

〔3〕《六門陀羅尼經》（大．1360）：玄宗開元十六年（728），隴州汧源縣丞楊淡造的經幢，除《尊勝經》之外，又刻《佛說六門陀羅尼經》。[63]

〔4〕《妙法蓮華經》（大．262）：宣宗大中八年（854），侯刺史等人在今浙江鄞縣所樹立的幢上，除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并序之外，又0有《妙法蓮華經》的一部分。[64]

（3）在尊勝經咒之外，並刻他咒者：

最普遍的是刻《大悲咒》，也有刻他咒者；也有在《尊勝經》、咒之外，兼刻好幾種咒，甚至有多達十幾種者。分述如下：

〔1〕大悲咒：

尊勝經幢兼刻他咒者，以刻《大悲咒》──即《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大．1064）為最多，《千手千眼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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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1060）中稱：「若聞此陀羅尼名字者，尚滅無量劫生死重罪。」又說此陀羅尼又名「滅惡趣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65]宋代李恕所建經幢上，便說明了何以將「尊勝咒」、「大悲咒」並刻的原因：蓋聞懷罪集福，莫急於尊勝陀羅尼、大悲心真言。[66]

有的是刻尊勝經並序之外，兼刻「大悲咒」者。如咸通十年（869），沈仕達等人在吳興天寧寺所建的經幢。[67]也有的經幢僅刻〈尊勝咒〉，並刻〈大悲咒〉；時代愈晚，這種情形就更普遍。如唐大和三年（829）有「徐智端刻字」的題記的經幢，曹勝彥於咸通六年（865）在今河南許昌囗興寺所建的經幢，建於唐咸通十三年（872）唐本覺寺經幢，後梁末帝貞明三年（917）鄭義在龍興寺（位於今河南許昌）新羅漢堂所建的經幢，後晉高祖天福三年（938）花敬遷所建的經幢，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張師皋建的墓幢。[68]

有些經幢在〈尊勝咒〉、〈大悲咒〉之外，還刻有《心經》。如：宋太祖開寶七年（974），華州別駕杜承訓為其父母所造的墓幢；宋雍熙四年（987）李恕所建的經幢。[69]

由於尊勝經幢上以並刻「大悲咒」者為多，因此出現「尊勝大悲陀羅尼幢」這樣的名稱。咸通九年（868），薛籌為其母追福所造的經幢，其上除了「尊勝陀羅尼」之外，又刻「破地獄真言」、「解喉真言」、「解怨結真言」、「大悲心陀羅尼」，而題云：「大唐咸通九年歲次戊子，孤子薛籌奉為先妣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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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君崔氏小祥追福，敬造佛頂尊勝大悲幢子。」[70]又如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常庭訓為其亡妻所造的經幢，並刻「尊勝陀羅尼」和「大悲心陀羅尼」，其記云「夫常庭訓伏為先亡妻孫氏發願造尊勝大悲幢子壹所。」[71]又，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劉氏為亡夫造的經幢記，即稱其所造的是「大悲尊勝囗（陀）羅尼幢一所」[72]。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郭重顯為其母所造的墓幢，上題：「奉為考妣二靈，特就墳所東南隅，建尊勝大悲經幢一所」，讚云：「故鐫尊勝，特寫大悲」。[73]又例，建於遼道宗壽昌五年（1099）僧人慈智大德的墓幢，題稱「故慈智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陀羅尼幢」。[74]

〔2〕「佛說大佛頂陀羅尼」（大．944）：五代後周顯德五年（958），許氏在江蘇吳縣虎丘建的經幢，除了「佛頂陀羅尼經」之外，另刻「佛說大佛頂陀羅尼」。[75]

〔3〕「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大．1154）：如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王德成等人在河北趙縣所立的四所經幢，上有《尊勝經》，也有「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76]

〔4〕也有在尊勝經咒之外，兼刻好幾種咒者。

最普遍的情形是兼刻三、四種陀羅尼，如龍門東都聖善寺僧懷則尊勝幢，上面另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心中心真言》、〈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大輪金剛陀羅尼》四部密教經咒。[77]又例，宋徽宗大觀二年（1110）在山東益都縣為僧人奉俊所建的經幢，另刻「陀羅尼滅罪真言」、「生天真言」、「往生真言」，「寶樓閣真言」、「安土地真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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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多至七、八種，甚至有多達十幾種者。如建於乾符六年（879）的牛頭寺經幢，除了「尊勝咒」之外，另刻有八種真言：「聖千手千眼觀世音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旡障礙大悲心陀羅尼真言」、「阿閎如來根本滅惡趣陀羅尼」、「淨口業真言」、「地藏菩薩破地獄真言」、「普賢菩薩滅罪真言」、「解多生冤結真言」、「文殊五髻真言」、「吉祥真言」。[79]吳興天寧寺唐大中二年（848），在「佛頂尊勝陀羅尼」之外，另刻十種真言：「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千手千眼觀世音陀羅尼根本大身咒」、「大佛頂放光悉怛多缽怛羅大心真言」、「無量壽如來十甘露真言」、「如意輪根本真言」、「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化身五部道場主大輪金剛三昧耶真言」、「寶樓閣陀羅尼」、「大悲心中心真言」、「文殊咒」、「往生咒」。[80]天寧寺唐咸通十一年（870）趙匡符所建的經幢，刻《尊勝經》之外，並刻真言十三種：「大輪金剛真言」、「千手千眼潢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神咒」、「金剛真言─一名般若無盡藏陀羅尼」、「觀音文持」、「大悲心經真言」、「七佛俱囗佛母心陀羅尼」、「歡喜真言」、「龍樹菩薩化身一切法施陀羅尼」、「囗王心中真言」、「天廚陀羅尼」、「淨囗咒」、「淨身真言」、「淨房室真言」。[81]

這些真言大都和破地獄思想有關，這從咸通九年（868）薛籌所建的經幢所顯示的特為明顯，其上除刻「尊勝陀羅尼」、「大悲咒」之外，又刻「破地獄真言」、「解喉真言」、「解怨結真言」等。[82]這和《尊勝經》的破地獄思想有關，將另外深入討論。

２、非刻《尊勝經》者

有些經幢上所刻的並非《尊勝經》，而是其他的佛經，這類的經幢也因其所刻的經，而被定以他名，如「心經幢」等，有以下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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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經幢」：如開元二十八年（740），在江蘇江陰所建的的一所經幢，上面僅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及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在河北元氏縣開化寺西禪堂所樹立的經幢。[83]

（2）「金剛經幢」：經幢上僅刻《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大．235），稱為「金剛經幢」。如唐昭宗天復三年（907），李宗大在今山西晉城建造寶林寺（至金朝時改為今名「廣福寺」），並樹立一所經幢，上面所刻的就是《金剛經》，其額即題作「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幢」。[84]又，如天寶七載（748）吏曹王漳源等數十人，於長安城南所樹的經幢；唐文宗開成元年（836）澤州刺史皇甫曙在今山西晉城所建的經幢；宋太祖開寶八年（957），留仙村（在今山東昌樂縣）佛教信徒所建立的經幢。[85]

（3）「大悲陀羅尼幢」：刻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的經幢，稱「大悲陀羅尼幢」或「大悲幢子」。如寶曆二年（826），同經略副使將囗郎前守辰州都督府醫博士何宥則敬為亡兄所造的經幢，上即題「造此大悲陀羅尼幢」。[86]吳越寶大元年（924），國王錢鏐在今浙江臨安縣海會寺（其時名為竹林寺）前，建立的兩所經幢之一就是「大悲陀羅尼幢」。[87]金朝王囗超在今熱河朝陽為其父母所建的經幢，上題「大悲心陀羅尼梵真言寶塔」。[88]

有的「大悲幢」上，也兼刻其他的陀羅尼，如在北京一所建於遼道宗大康三年（1077）的經幢，上面除刻「大悲心密言」之外，並刻「佛說寶篋印真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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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佛頂陀羅尼石幢」：

造幢記上所見，刻有以下兩部佛經的經幢，都稱為「大佛頂陀羅尼石幢」。一是如唐文宗大和六年（632），長安城南終南山真空寺寺主法峻所建立的一所經幢，上刻的是《一切如來白傘蓋大佛頂陀羅咒》，其造幢記即作「大唐真空寺奉為國及法界眾生敬修大佛頂陀羅尼石幢紀」。[90]另一是如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王讜等為其母沈夫人在吳興天寧寺大殿外所建的兩所經幢，東幢刻的是《尊勝經》，西幢刻的是唐般刺蜜帝譯的《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945）卷七，其上并有「大佛頂及囗囗囗囗囗囗銘并序」，當係作「大佛頂及尊勝陀羅尼幢」銘并序」。[91]因此，有些金石著錄的經幢，其造幢記雖然作「大佛頂陀羅尼幢」，但著錄者並未記下其所刻的是那一種佛經，我們就不知其所刻的是上述兩部佛經中的那一種，抑或是他種以「大佛頂」為名的佛經。如唐末江蘇信士東莞戚繼之所樹立的經幢，上有「造大佛頂陀羅尼幢序」；[92]以及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吳越國王錢鏐在西湖梵天寺所建兩所經幢之中，左幢即是「大佛頂陀羅尼經幢」；錢鏐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在西湖雲林寺門外建兩所經幢，其左幢也是刻「大佛頂陀羅尼」；[93]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建於泉州宋招慶禪院的經幢，也是一所「大佛頂陀羅尼幢」，[94]便不知其所刻確實為何種大佛頂經典。

此外，如吳興天寧寺千佛閣前，有唐代咸通四年（863）仰君儒等人所建的經幢，上刻唐不空所譯的《大佛頂囗利明志怛多般怛羅頡栗陀邪陀羅尼神咒》（大．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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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白傘蓋神咒幢」：江蘇無錫市惠山寺（宋時名為普利院）山門外，有宋熙寧三年（1070）所建的一座經幢，上刻「大白傘蓋神咒」。[96]

（6）「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尼經幢」：前述吳越錢鏐所建梵天寺和雲林寺經幢，此二寺之右幢，刻的都是唐寶思惟譯的《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大．1154）。

（7）「佛說上生、下生經幢」：

今山西晉城元泉寺有後晉出帝天福十二年（947），僧人智辨等人所建立的經幢，上刻《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大．452），幢額即題作「佛說上生經幢」。[97]有的經幢也有兼刻《上生經》和《下生經》者，如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今山東淄博市淄川有一龍興寺中的信徒組織「禮佛會」，他們在此寺所建立的一所經幢，其上即刻有《彌勒上生經》和《彌勒下生經》。[98]

（8）「大孔雀明王經幢」：在今江蘇常州市有太平興國寺（後改稱太平寺），寺前有一對宋代經幢，東幢上所刻的是不空譯《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大．982）。[99]

（9）「觀音經幢」：上述太平興國寺一對宋幢中，西幢刻的是《觀音經》──即《妙法蓮華經》（大．262）第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100]

（10）「施燈功德經幢」：陝西香積寺有天寶十三載（754）所建的一所經幢，上刻《佛說施燈功德經》（大．702），經幢上即書有「香積寺施燈功德經幢」。[101]

（11）「旡垢淨光大陀羅尼法舍利經幢」：遼寧朝陽東塔的塔基中，有一座遼聖宗開泰六年（1071）再建的經幢，其上所刻的是《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大．102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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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幢」：吳越寶大元年，國王錢鏐在浙江臨安縣海會寺前所建的一對經幢中，一為大悲陀羅尼幢，另一則刻《佛說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大．997），其造幢記云「特于殿前建立千手千眼大悲真言經及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兩幢」。[103]

3、諸陀羅尼

「陀羅尼幢」是指刻「尊勝咒」之外各種陀羅尼、真言的石幢。迄今所知，這類的經幢全是金朝治下所刻的。如在北京慈悲菴金太宗天會九年（1131）所建的石幢，其上僅刻「觀音菩薩甘露陀羅尼」、「智矩如來心破地獄陀羅尼」和「淨法界陀羅尼」。[104]今河北涿縣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涿州司候司囗內囗囗人囗囗壽為其父所建的墓幢，上刻「智矩如來心地獄真言」、「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生天真言」、「普賢菩薩滅罪真言」、「往生淨土真言」。[105]又例，金章宗明昌七年（1196）有「太平院沙門」題名的經幢，上刻「佛母准提神咒」．「熾盛光佛消災吉祥陀羅尼」、「延壽真言」、「破地獄真言」、「文殊五髻真言」、「僧伽吒密語」、「滿願真言」。[106]

這種陀羅尼幢，其所刻的「陀羅尼」之功能都是和破地獄有關；因此，這類陀羅尼石幢大部分應都是墓幢。關於墓幢，將以專文討論。

（二）、道教經典

尊勝經幢流行之後，道教徒也仿照佛教石經幢，在經幢上刻道教經典，即是「道教經幢」。迄今所知的道教經幢，刻有以下兩種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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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經幢」：唐玄宗時，開始在石幢上刻《道德經》，是為「道德經幢」，迄今這類經幢遺存甚少。不過，從開元二十七年（739）在河北邢臺龍興觀所建的道德經幢上的銘記，可知玄宗曾下令在各州建立道德經幢：

玄元皇帝道德經注御注右撿校道門威儀龍興觀道士司馬秀奏望囗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取尊法物，各于本觀，造石臺刊勒，及令天下諸觀并令開講。[107]

道德經幢的形制和佛教經幢相同，多係八角石柱，以龍興觀道德經幢而言，共分幢座、柱身和寶蓋三部分，現高5米餘。

2、「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幢」：

在今鄭州市開元寺內有建於會昌六年（846）的道教經幢，八棱，無頂無座，高1、46米。石幢的各面刻滿經文，每面頂上有兩個大字，連讀即為「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108]

（三）、非漢字的經幢

少數經幢上所刻的文字不是漢字，這些非漢字的文字包括梵文經幢和西夏文兩種。

1、梵字經幢：

在經幢上刻有梵文的經幢，即梵字經幢，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經文、造幢記以漢文書寫，僅有陀羅尼部分是採取一行梵文，一行漢譯「梵漢對照」的形式。另一種則是僅以梵文書寫陀羅尼部分。為何出現梵字經幢？這是因為經幢上所刻的絕大多數都是密教陀羅尼的經典，而在佛經的翻譯中，陀羅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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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五不翻」之一，不作意譯，只有音譯。由於以漢文難以百分之百地對應梵音，因此出現了以梵文書寫陀羅尼部分的經幢。[109]

唐代就已經出現「梵漢對照」形式的經幢，如天寶元年（742）所建的一所尊勝經幢，其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就是在梵字旁譯漢文的。[110]不過，唐朝的梵字經幢還是比較少見的，到了遼金時期，梵字經幢才大為流行，葉昌熾云：「余著錄遼幢五十餘通，皆其時拓本也，其中多唐梵兩體。」至於其格式則是：

遼金梵字幢，大都題字年月真書，而咒則梵書；亦有梵文一行，真書釋文一行，書唐一人，書梵一人。[111]

關於遼金的梵字幢很多，在此僅舉四例：遼寧朝陽北塔地宮遼代經幢，幢身刻有唐、梵「佛頂尊勝陀羅尼」。[112]又如前述北京慈悲菴金天會九年陀羅尼幢，四面各鏤佛像，一隅漫漶，其三隅文刻咒文「皆用西域梵書，而標以漢字。」[113]又例，喀左囗杖子村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墓幢，八面，第四面是題名及一真言，第五面至第八面是漢、梵真言，第五面是「破無間地獄真言」，第八面是「金剛頂三界真言」。[114]又，金朝王囗超在今熱河朝陽為其父母所建的經幢，上即題「大悲心陀羅尼梵真言寶塔」，其「大悲咒」係以梵文書寫的。[115]

何以遼金時代出現大量的梵文經幢，從現存的造幢文字看來，可能和其時流行的佛教有關。如遼天祚帝乾統六年所建的一所經幢上所述：

佛言有十三大罪，無懺悔者，有無動如來陀羅尼，一切極重大罪並能消滅。若有人發大菩提心，依梵字本書於石塔幢子上，忽有睹此陀羅尼字生敬信心，所有如上十惡等罪，悉皆消滅。何況一日誦一遍，其人增無量福德，速成無上菩提也。大遼燕京涿州城北天王臺比丘尼悟理囗記。[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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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夏文經幢：

至於西夏文經幢，未有見於著錄者，惟近年在河北保定韓庄「大寺」（或稱「西寺」）發現西夏文經幢二所，八面，當地又稱為「八棱碑」。1號幢通高2、63米，2號幢通高2、28米；兩幢幢身八面都刻楷書西夏文《尊勝陀羅尼經》，幢文首末夾以漢字年號和刻工姓名。兩幢的第一面頂端橫刻三個西夏文大字「相胜幢」；依西夏文文法，應譯「胜相幢」。胜相是佛教用語，意譯為胜相的幢。又，兩幢皆有造幢文，也是以西夏文撰寫的。[117]

（四）、非佛經的文字

經幢上非佛經文字的包括：額題、造幢記和造幢者的題名，分述如下：

1、額題：有些經幢有額題，有以下諸種形式：

唐開元九年（721），山東靈巖山系陽村長者等人所建的經幢，額題作「佛頂尊勝陀羅尼寶幢」。[118]又例，浙江吳興東林山祇園寺東首的唐代經幢，額題「佛頂尊勝陀羅尼救危濟難妙法寶之幢」。[119]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在今浙江杭縣龍興寺（後改稱祥符寺）內樹立的經幢，其額題篆書作：「佛頂尊勝陀羅尼微妙救危濟難之寶幢」。[120]又，姚仲文等人於會昌元年（841）在吳興天寧寺山門後牆東首建的經幢，其額題篆書作「佛頂尊勝陀羅尼妙法增壽益福之寶幢」。[121]宋代在今河北鞏縣寶安寺所樹的經幢，其上額題作「佛頂尊勝經幢」。[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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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經幢則沿襲著北魏以來造像的風氣，在其造幢記中多有祝國之語，如「上為帝主化隆」、「上為國王帝主」、「上為皇帝陛下」等；甚至更進一步地將其作為額題的內容，如唐僖宗天啟二年（886），在河北行唐縣封崇寺所樹陀羅尼幢，額題作「大唐行唐縣奉為國太夫人相公文武官寮敬造佛頂尊勝陀羅尼幢」二十七字。[123]額題作祝國之語，可能遷涉到玄宗開元以後的佛、道教之間的競爭，將於另文中詳論。

2、造幢記、序和頌：

很多經幢在經文之外，另有造幢記，或為「序」、或為「頌」，在此簡稱為「造幢記」。造幢記有的僅短地記載造幢者及造幢年月，有的則較詳細，除讚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神妙威力，並述造幢緣起；這類的經幢通常有撰文者、書寫者、鐫刻者的署名。

3、造幢者題名：

經幢上大都有造幢者的姓名的記錄，如係個人或少數人所建造者，多附記於造幢記之中，或銘讚之後；如係多數人（有多至數百人共同建造者）共同集資建造的，則通常鐫於臺座；有的題名並附記各人所捨錢物的名目和數目。然而，造幢者題名的部分卻常為拓碑者所忽略，殊為可惜。葉昌熾指出這是因為造幢者題名多題於幢座，而拓工多不拓這一部分文字的緣故：「其他唐人所建，而宋元人續題於座，尚不少。無如拓工惜紙，皆以經文為限，下截有字，亦視若罔睹，其能拓幢座者，蓋十不得一矣。」[124]這一部分的文字正可以提供我們研究當時社會史絕好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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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樹立經幢的地點

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流行，持誦「尊勝咒」者很多，並且出現了像武徹著的《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記》（大．974C）這樣的著作，為此經作宣傳。[125]《尊勝經》的流行，直接促成尊勝經幢的建造。山西臨邑縣唐大中十四年（860）彌陀寺經幢，鄉貢進士張挾所寫的「尊勝陀羅寶幢記」上，就說：

持念之士，靈驗尤多，人受七寶之身，宜將百福裝飾。此方信士心契佛乘，雖造有為，常修梵行，知寶幢之絕，想茫滅身心，覺金字之真言，離諸纏縛，以是不踰數月，功德爰成。[126]

因此，唐代以後，隨著《尊勝經》的流行，經幢所在皆是，廣佈於城市與鄉村。至於樹立經幢的地點，有以下幾個處所：

（一）、經幢樹立的處所

經幢樹立的地點，有以下幾處：寺院、交通頻繁的通衢大道、墓傍或墓中、塔側、以及爽塏之地、個人家中等，而以樹立在寺院領域內和墓側者為最多。

1．寺院

有很多的經幢係樹立在寺院山門之前，或是在殿堂前庭院之中。（附圖五）依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建立經幢的地點應是在高處：「佛告天帝，若人能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窣堵波中。」[127]然而，從開始建立石幢之始，寺院就是最主要的地點，這可能和建立經幢時需要僧人的指導──包括經咒版本的選定、建造過程中所舉行的儀式、完工時的慶讚的齋會，以及有些經幢是由佛教徒組織「邑會」所建造的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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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開始建立經幢之初，寺院就是經幢主要樹立的地點之一，五代前蜀高祖武成二年（909），節度使王宗囗在慧義寺（位於今河北臨漳縣西南）羅漢院樹立的經幢上，由大德僧傅光所撰寫的造幢記即說明了這一點：

龍庭翻譯，鳳詔施□，使佛剎僧□，或高樓絕頂，相看俯近，影拂塵沾，皆令樹立經幢。[128]

選擇寺院作為樹立經幢的地點的原因之一，是因建立經幢須僧人指點的緣故。唐代在今陝西涇陽縣所建的一所經幢上，有進士張鍊所撰的「尊勝陀羅尼寶幢銘」中，就提及此幢的建造是靠僧人的指導，方得以建立：

於戲！□□者多，利□者少，曷此耆幼，殊能達之？曰有眾善寺大德沙門齊秀，漢皇冑緒，當代名僧揖之，邀其集事。又高行僧元朗，以律傳聖教，文接儒流，端居招提舍，雖不在位，而能一心。懿哉二公，更著能事。」[129]

佛教邑會所建立的經幢為數不少，茲舉數例：唐僖宗乾符五年（878），今河南許昌有一批佛教徒，尊禮高僧，結「尊勝會」，建造經幢：

﹍爰有清信士陳宗可等，惟久親善道，早悟佛乘，﹍﹍故孜孜金地，稽首高僧，披露至誠，欲結尊勝寶幢囗會，﹍﹍遂以藏鏹金地，買石他山，名募良工，精心礱礪，未踰數旬，琢磨當就，囗鐫既罷，樹立俄成。[130]後周太祖廣順三年（935），一個名為「羅漢邑」的邑眾們在今河南修武縣建立的經幢。又，前述今山東淄博市淄川龍興寺，有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所建的「上、下生經幢」，就是一個叫做「禮佛會」的邑會所建立的。[131]宋太祖建隆四年（963），今河北元氏縣「十王邑」等邑眾共建的一尊勝經幢，便是樹立在寺院的中庭。[132]又例，今山西五寨縣有遼道宗大康五年（1079）經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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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由「佛頂邑」、「螺鈸邑」等邑眾捐建的。[133]

樹立在寺院的經幢，或建於山門前，或樹立在某一殿堂前，其地點的選擇或係請教寺院僧人；或係出於自身的選擇，後者同時也是和寺院僧人商量的結果。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王讜兄弟在江蘇吳興開元寺（後來移到龍興寺）所建的經幢，就是一例：「將期經久，須擇勝處，若囗種必求厚地，囗得其所為益多，乃謀於老宿，得在精舍，﹍﹍以大中十一年歲在丁丑四月二十七日立於開元尊像殿前」。[134]

另外，浙江秀水縣本覺寺（唐時名永安禪院）唐咸通十年（869）經幢，則是造幢人依其亡父遺言，選擇在永安禪院前建立。[135]將經幢樹立在寺院的作用是為了莊嚴寺院，如吳興縣天寧寺山門後牆范陽湯君等人所建立的經幢則是「鎮于蓮宮」。[136]

由於在寺院樹立經幢非常普遍，有的寺院內甚至有好幾所經幢。如浙江吳興縣東林山祗園寺就曾經有四所經幢，到清代猶存其二。[137]吳興天寧寺甚至有十二所經幢，分別樹立在寺院山門及各殿之前後。[138]

唐代以後，經幢也變成寺院景觀的一部分；而唐五代以後，經幢似乎取代原先在佛寺正殿前所樹立的一對幡竿的地位。蕭默研究莫高窟壁畫中的佛寺，而得到以下的結論：「晚唐至宋壁畫中的大寺，多見在正殿庭院左右立二幡竿，竿首作龍頭形，多銜一巨幡。」[139]唐代許多寺院殿堂前，多樹有一對經幢，因此造幢者建造一對經幢，置於寺院的例子，也還不少，如西湖雲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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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寺東西二幢。有些樹立在寺院前成對經幢並不是同時建立的，而是先有人樹立一所，後另外再立。如在無錫惠山寺山門外的一對經幢，一是唐乾符年間所樹立的，一幢則是宋神宗熙甯三年（1070）建立的。[140]

經幢在古印度幢的含義之一，是做為寺塔的目標，印度古代雕刻窣堵波上樹幡，後來是在佛殿前樹幢，而在其上掛幡；[141]唐以後在寺院前樹立經幢的目的，也和此相近，為的是莊嚴寺院。唐宣宗大中十一年，王讜等為其母沈夫人在吳興天寧寺建立了兩所經幢，其造幢記中便稱：「二幢既就，工囗囗功，壯我釋門。」[142]到了五代，寺院建立落成了，也還要經幢來相稱，前述慧義寺羅漢院經幢上，即有「念以華構雖成，高幢未立」之語，[143]

2、立於通衢

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中提及，此「陀羅尼」有「塵沾影覆」的威力神效，可以消除人的業障，因此，造幢者也常在通衢大道上樹立經幢，希望惠及眾多的過往行人。大曆六年（771），黎城縣尉曹秀臻為其亡女修慈寺尼惠寂所建的經幢銘中，就提及此經東來之後流傳天下：「標幢相於長衢，操銀鉤於金偈。拂塵影者滅罪恆砂，況乎受持鐫題書寫。」此一經幢原先是樹立在黎城縣西北堯山鄉，後來遷移至六井古社壇之東「左臨大路，敬崇畢矣。」[144]唐文宗大和六年（834），義成軍節度使田伾為尚書所立的經幢就是建在通衢大道上，希望能惠及百靈，其序云：

佛經有尊勝陀羅尼者，功德宏廓，道義幽囗，而能普濟生靈，博救品物，陰影纔及，莫大罪銷；飛塵略沾，福履將至，欲以命工刻石，當道建幢，冀得惠風接吹，白日迴照，輕飄遠景，長及百靈。[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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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光啟二年（886），張宏建等人在今河北行唐縣所建立的陀羅尼經幢，也是「立於康衢之內」。[146]又，今日在上海松江的陀羅尼經幢，根據其造幢記所云，其原先也是「立於通衢」的。[147]這和北朝時有些佛教徒所建立石碑像，係置於交通頻繁之地，一則供來往信徒禮敬，二則為的是感化過路行人，[148]有異曲同工之妙。

3、墓傍或墓中

樹立在墳墓之前的經幢，稱為「墓幢」或「墳幢」。由於《尊勝陀羅尼經》特別強調是拯濟幽冥，和破地獄的功能，[149]從唐代開始，就有許多經幢是建在墳墓傍的，希望藉著幢影覆被，可以解救亡者地獄之苦。另外，也有經幢是置於墳墓裡的，一九五四年在西安東郊高樓村發掘唐代高克從墓，在墓道中就發現一所高1.61米的尊勝經幢。[150]在埋葬僧人遺骨之處上建幢者，稱為「塔幢」。塔幢和墓幢都是始建於唐代，而大盛於遼金。在經幢的製作上，時代愈晚，墓幢的比例愈高，關於墓幢與塔幢，將以專文討論。

4、佛塔之內或佛塔之側

置於佛塔內的經幢，有放在塔的地宮中、或塔身者。如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的塔身中，在地宮的蓋板上原來矗立著一所高3.125米的尊勝經幢；遼寧朝陽北塔地宮中也有一通高5.26米的經幢。[151]（附圖六）經幢置於佛塔的作用，或如五代吳越國乙未歲（935）吳保容等人在天竺寺所建的經幢上的「尊勝陀羅尼石幢記」上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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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勝陀羅尼者，﹍﹍或置麗譙之內，或安窣堵之中，或勒在幢間，或表之山上，風觸而輕塵及物，尚落罪花；日臨而清影到身，猶淍業蔓。[152]也有在佛塔之傍樹立經幢者，如建於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的杭州梵天寺經幢；又如遼聖宗統和十年（992），齊諷等在北京所建的經幢，就是「鄰窣睹波之勝地，建以石幢。」[153]另外，有的香幢則是置於塔前，如遼道宗咸雍九年（1073），今河北淶水縣水東村邑眾傅逐秀等人，在修復古塔之後，再建造香幢一所。[154]

在塔前所建的經幢，或有為了與佛塔相稱，而影響及經幢的高度，陳從周指出：梵天寺塔的高度是宋代浙尺370尺，故其寺前的經幢必與塔層相稱，因此梵天寺經幢高15.67米，是有其理由的。[155]這個看法對於我們了解有那些形體高大的經幢，有相當的幫助。

5、石窟內

石窟皆以造像為主，然而五代時四川的石窟中，出現了「經幢龕」，即所開鑿的龕窟中僅樹立一所經幢，取代了造像。如大足縣北山佛灣編號250、260、262、269、271都是「經幢龕」，今惟260是完整的，其餘三龕均有殘損。260號龕，建於後蜀孟昶廣政十八年（955），龕高1.18米，寬0.7米，深0.25米，龕中為一八面形經幢；經幢通高1.05米，幢身每面寬0.07米，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250、262、269、271號均為殘幢龕，但271號龕猶可辨認出其是「尊勝幢」。[156]另外，279、281號龕內也各有一經幢龕，279號龕建於後蜀廣政十八年，龕內又開有兩龕，中為主像龕，作「東方藥師淨土變相」，右為經幢龕，內為一八面柱的「尊勝幢」。281號龕建於後蜀廣政十七年（954），龕內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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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龕，右為主像龕，亦作「東方藥師淨土變相」；中為經幢龕，內有一八面柱尊勝經幢。[157]

另外，四川安岳縣臥佛院摩崖造像中，也有「經幢龕」，編號52號龕高1.5米，其內有後蜀廣政二十四年（961）王彥昭所建的經幢一所。[158]四川石窟中出現了經幢龕，顯示了經幢的流行及其變化；它同時也反映了五代時期此一地區密宗的流行的事實。[159]

6、其他

〔1〕立於爽塏之地，如唐大中二年（848），于惟則在今西安市所建的經幢，便是「願存之豈爽」，而樹立在「京兆府興平縣縣東北隅」。[160]又如，懿宗咸通六年（865），吳郡朱氏兄弟所建的經幢，即是「安於勝地」。[161]

〔2〕建於官署之內，如在今鄭州開元寺塔基的唐僖宗中和五年（885）建「尊勝幢」，原先係置於市曹院內，至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才移至開元寺，幢上銘文云：伏以此尊勝幢，本在市曹院內，去年廢毀之時，遂即召集眾人，移于寺中建立，至天成三年歲次戊午五月乙已朔十八日重修建訖。[162]

〔3〕置於家中供養。經幢也有置於家中供養者，最具體的一個例子便是九０年代在洛陽東都履道坊白居易（772─846）故居，出土了兩件殘經幢。這兩件經幢中，其一作六面體，上刻陀羅尼經文，並且有「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等字。另一經幢殘片上，則有「唐大和九年﹍﹍心陀羅尼」等字。[163]由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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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可知此是白居易所建造的經幢，其上並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大悲心陀羅尼》；而後者云大和九年（835）造，所刻者是「大悲心陀羅尼」，因此，這兩件經幢殘片，有可能是屬於同一所經幢。又例，玄宗天寶十一載（752），曹文玉所建立的燈幢便是：「焚香設齋，慶讚圍遶，安置於當家佛堂門囗建立。」[16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和韓國也有石幢。東亞諸國中，受中國文化──中古時期尤以佛教文化影響特為顯著的韓國和日本，也都有石幢的建立。九世紀以後，由於日本清和天皇仿照唐代宗大曆十一年詔令，也發佈一道詔令，命五幾七道諸國境內僧尼每日誦「佛頂尊勝陀羅尼」廿一遍，而使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在日本大為流行，一直到十五世紀時，仍然不衰。[165]唐帝國內石經幢的流形，也影響及日本，日本也有石幢的建立。今日本尚遺存有十一世紀迄十五世紀時所建的石幢多件，或作八面石柱體，或作六面石柱體，如香川縣長尾寺經幢有二經幢，都是鎌倉時代所建造的，一幢建於弘安六年（1283），一幢建於弘安九年（1286）。岡山縣臍帶寺石幢，也是建於鎌倉時代的嘉元四年（1306）；長野縣的六地藏幢，則係建於室町時代的永享十二年（1440）。[166]

韓國也有石經幢的建立，據《朝鮮金石總覽》的記載，共有六所：慶州柏粟寺經幢、龍州大佛頂陀羅尼幢、海州大佛頂陀羅尼幢、開城大佛頂陀羅尼幢、平壤大佛頂陀羅尼幢、平康潢平寺陀羅尼幢，[167]其中，慶州柏粟寺經幢並非陀羅尼經幢。目前在韓國尚存經幢四座，其中黃海道海州郡的經幢，高4.46米。[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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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幢的現狀

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事實是，迄今我們所知道的經幢──包括仍然存留的經幢，及見諸於著錄的經幢，可能僅是過去許多世代所建造經幢的一小部分而已，它和原有數目殆有極大的差距，不知僅是其中的千百分之一而已。舉一個例子來說，1947年四川邛崍縣崍囗江水漲，城西北角臨城約半里的河岸被水沖毀，在那裡出土許多唐代的石刻，其中經幢便約有三、四十種，有的高達3.3米，有的不到30厘米。[169]又，如1958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普查境內經幢，共查獲登記了142座，初步能確定年代者之中，有唐幢82座，宋幢8座，金幢3座，元幢8座，明幢6座，清幢5座，時代不明者30座。[170]以這兩個地方的經幢數目就很可觀，以之和我們所知的經幢相較，便可知原有經幢數目實甚為可觀，難以估量。

唐代由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的流傳和流行，佛教徒開始建立石經幢，其風甚為熾盛，致使經幢「遍於十三道，弧稜相望」。唐以後，以迄於元、明，佛教徒仍繼續建立經幢，惟不如唐代之盛。經歷這麼長久世代中所建總數，應該是十分可觀的。不過，因為其後歷經各種天災、人禍導致大量經幢的毀損，迄今所存完整的經幢已經極為有限。以下兩本金石著錄對此情況有間單而生動的敘述，《金石文字記》云：「尊勝陀羅尼石幢天下多有。」石幢遺物各地均有，但多是殘缺不完整者，正如《石墨鐫華》所形容：「關中石幢無數，或埋或斷，或移作他用，深為可恨！」[171]種種自然和人為因素對經幢所造成重大的破壞中，以唐武宗會昌毀法時期的影響最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稱武宗滅法時：「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數，天下尊勝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毀拆。」[172]無數的經幢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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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那時被毀壞了，宣宗即位後，恢復佛法，一部分被破壞的經幢得以被修復。如祇園寺兩所經幢的銘記中，就清楚地敘述了其所經歷會昌毀廢和重建的經過，其一云：「唐會昌五年廢毀，大中五年五月廿一日奉敕重建立。」[173]及至近代，有一些經幢也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遭受破壞，如河南禹州市城內原有一座五代石幢，雕有精美的建築圖像，便是在文革時被打毀的。[174]另外，有些經幢是長久以來陸陸續續地被平民百姓所破壞破壞，有移作他用者，或作牆，或作臺階。如精嚴寺一所經幢（無年代）係三面嵌入寺牆，連氈拓都很難。[175]又，劉敦楨調查陝西河南古建築時，發現孟縣附近藥師村大明院大殿前的兩座唐代經幢，「雕琢工精，洵罕睹之珍品也。惜近歲為人拆毀，或充階前踏步，或散置殿內，極足惋惜。」[176]

導致經幢毀損的因素中，也有經幢本身結構的因素，有些經幢在樹立不數十年之後，便漸行傾倒；再加以長年累月風侵雨蝕的銷磨，以致於有些經幢上的字跡漸漸模糊消磨，如山陰唐戒珠寺經幢建於會昌五年，至宋時已有磨損，宋高翥〈遊戒珠寺碑〉：「欹斜竹屋羲之宅，磨滅經幢率府碑。」[177]另外，也有為雷電所襲擊者，如施昱所建的祇園寺斷幢。[178]

現存的經幢大多是矗立在寺院的舊址，或者是在寺院的廢墟上被發現的；有的則尚待發掘，如在唐墓中發現的經幢，以及佛塔地宮或天宮中發現的經幢。我們期待來有更多經幢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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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幢的變體

由於石幢的風行，而有仿石經幢的形式製作的燈幢、香幢，還有以木製、陶製以及木胎夾紵所製的經幢。另外，也有和宗教無關的記事幢。

（一）、燈幢

仿經幢形制的燈臺，亦即燈臺而兼具經幢功能者，稱之為「燈幢」。如唐代一所有「吏部常選司馬霜纂文」題名的殘燈幢，其銘記就說明了以經幢的形式製作燈臺，不但可以有照明之功能，藉著尊勝幢的威力，還可以達到滅罪的功效：「﹍﹍尊勝經咒，伏願燈光照灼，除黑暗之疑；幢影參差，滅恆沙劫罪。」[179]

燈幢上通常刻「尊勝咒」，建於天寶七載（748），其上有「張少悌書」的一所經幢，僅刻尊勝咒，造幢者題名之首者為「燈臺主中散大夫內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縣開國男王尚客」，當係一所燈幢。[180]又，如曹文玉於天寶十一載（752）所造之燈幢，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並「囗燈臺銘」。[181]

有的燈幢也兼刻《佛說施燈功德經》，如一所建於唐肅宗乾元二年（759）的石燈臺，形為八面體，上刻《佛說施燈功德經》及「佛頂尊勝陀羅尼咒」。[182]唐長安青龍寺遺址出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杜文秀所建的一所燈幢，此燈幢殘缺不全，出土的殘段為燈幢中部立柱的一部分，上端燈室和下部基座已失，燈台殘段殘高57厘米，為八角形，仿若經幢，其上刻有經文，前半擇錄《佛說施燈功德經》，後半為不空譯《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本的陀羅尼。[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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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燈幢僅採石幢之形，並未刻有經咒，天寶十一載（752）趙永安等人在河南元氏縣開化寺所造的石燈臺，八面，有經幢之形，上刻「燈臺頌」和施主題名，並未刻任何經咒。[184]

（二）、香幢

一如燈幢，「香幢」是香爐而兼具經幢功能者，上刻「尊勝咒」，或兼刻「大悲咒」，也有僅刻《金剛經》者。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彭城郡清信弟子劉方佐在山東臨邑彌陀寺所建的一香幢，上有「尊勝陀羅尼寶幢記」，可知其刻有「尊勝咒」。[185]又，唐懿宗咸通六年（865），曹彥詞在今河南許昌囗興寺西禪院內，造僧伽和尚靈塔一所，並造一石香幢，以充供養，上面除了「尊勝陀羅尼」外，還刻了「大悲心陀羅尼」。[186]五代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黎陽縣（今河南浚縣東北）一名佛教徒郭昌嗣在大伾山下院內建立香幢一所。[187]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今山東臨邑縣一所名叫「惠日院」佛寺信徒所組織的邑會建立一座香幢，上面刻《金剛經》，而題稱「金剛經香幢」。[188]遼道宗咸雍九年（1073）河北淶水縣一個以傅逐秀等人所組成的佛教邑會的信眾們，也建造了一所香幢。[189]

（三）、非石材的經幢

經幢創建之初，係以石材建造，故名「石幢」；但隨著石幢的流行，也出現了其他非石材的經幢，包括鐵幢、陶幢、木經幢和木胎夾紵所製成的「珍珠舍利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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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幢

天寶四載（745），王襲綱等人在今四川閬中縣所造的八面鐵幢，形如石幢，其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並有「右南部縣王襲綱及妻嚴十五，與諸施主奉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陛下及法界蒼生，敬造此塔，萬代供養。」的銘記。雖其記稱此為塔，但它實際上是經幢，所以《八瓊室金石補正》引劉喜海《三巴耆古志》：「右塔鎔鐵鑄成，形如石幢，文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亦石幢所刻之經也。」將之著錄為〈王襲綱鐵塔尊勝幢記〉。[190]

2、陶幢

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出土一所陶幢，係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所造的。此幢由基座、幢身、幢頂組成，通高1.875米，平面為圓形，座高31厘米，頂高60厘米，直徑62厘米。幢身陰刻楷書漢字經文四種：《佛頂尊勝陀羅尼神咒》、《高王觀世音經》（大、2898）一卷、《續命經》一卷、《燒香真言》。此幢題記云：「長興三年五月十五日造尊勝陀羅尼幢，奉為皇帝萬歲囗囗，法界一切有情，同占此福，功德主弟子劉儒。」[191]可知這所陶幢係一所「尊勝陀羅尼幢」。（附圖七）

3、木經幢

雲南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塔頂的基座內，存有兩個木質經幢，其一為八角形，用整段圓木雕成，高1.5米，底徑26厘米。幢身塗紅褐色漆，通體朱書梵文，內藏金、銀、水晶佛像，塔模、寫經等物。另一所經幢為四方形，高77厘米，底徑17厘米。[192]就圖片上所示，後者比較像是經塔，而非經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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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珍珠舍利寶幢

蘇州市瑞光寺塔的第三層塔心的窖穴內，發現一座真珠舍利寶幢，通高1.226米，由須彌座、經幢和剎等主要部分構成，基本上都是木胎夾紵、朱漆描金或漆雕。須彌座分底座、須彌山兩部分；底座呈八角形，其第二層束腰上覆以八角形平板，平板上置須彌山。須彌山分大海和寶山兩部分，寶山中心立一「八角形經幢」。幢內置折疊的經咒護輪兩張等物，一張為漢字，一張為梵文，兩者皆是《大隨求陀羅尼經》經咒。[193]

（四）、記事幢

有採經幢形式的記事幢，其中又可分為和佛教有關的記事幢，和佛教無關的記事幢兩種。和佛教有關的記事幢，因所記事和佛教有關，如八關齋、建寺、造橋等，故其性質去經幢不遠。如建於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八關齋報德記幢〉，這是宋州郡守僚吏等人為節度使田神功所作的八關齋會，由顏真卿撰文記其事並書，鐫在石幢上。因其和佛教有關，所以在會昌法難中，也難逃毀廢的命運；後來在宣宗復興佛法以後，大中五年（851）宋州刺史崔倬重刻。[194]後唐末帝清泰元年（934），平盧軍節度同經略副使張行久之女等人，為實踐其父創修佛院的志願，在今山東益都縣建一佛院，並造佛、佛弟子和菩薩像，此一建佛院的碑文即採取石幢的形式，高僅尺餘，八面刻。[195]遼天祚帝乾統（1102）二年，新城縣王仲遠等人施地予寺院，建幢記其事，上遍刻尊勝經，另外有施地四至，和施地者的姓名。[196]此一施地記幢，性質亦近於前述的建寺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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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武宗會昌三年（843）在浙江上虞所建的〈五大夫新橋記〉石幢，因此橋係大雲寺僧常雅募化建成的，和佛教亦有關，因此，會昌法難期間，此一記事之幢也在毀廢之列，後來於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再建[197]。

然而，因唐代經幢的流行，有些和佛教無關的記事幢，也採經幢的形制，如唐開元十一年（723）的〈襄州刺史遺愛幢〉、憲宗元和十二年（817）所建的〈使院新修石幢記幢〉等。[198]這類和佛教記事無關的的記事幢，其性質和經幢相去甚遠，就不是本文討論的範圍了。

六、經幢的性質

由於迄今尚未有人對於經幢做過全面性的研究，經幢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多數的學者認為它是刻經中的一種，也有建築學者認為它是宗教建築中的紀念性建築，[199]不過，這些看法都只是從經幢的質材及其外形而論，並沒有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

本文認為經幢是一種宗教的產物，有其宗教上的意義，因此首先必須從宗教的角度探究這個問題；再者，造幢者心目中的經幢是什麼？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本節就這兩個角度，從佛教經典以及經幢內部所埋藏的舍利、經幢上的造幢記等方面考證，確認了經幢的本質是塔──它是一種融合了刻經與造像，並有宗教作用的塔。

（一）經幢不是純粹的刻經

在進入本文「經幢的性質是塔」的論證之前，有必要對多數人認為經幢是刻經這個說法，做一番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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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經幢是刻經」這個看法的學者是葉昌熾，《語石》卷四：「刻經有三：其一摩崖，其一經碑，其一即經幢也。」[200]松本文三郎亦沿襲著他的看法，以佛教石經的材料分類，認為經幢是佛教石經之一。[201]從葉氏《緣督廬日記》，可知他是佛教徒，因此他未曾從宗教的層次加以考慮，而單純地將經幢認為是一種刻經，實為可惜。不過，葉氏大都從蒐集經幢拓本方面著手，而極少接觸到經幢的實物，這可能是他不易發現它和刻經其實大不相同的重要原因。其後，建築學者、考古學者如劉致平、白化文、丁明夷、邢軍、高英民等，也多認為經幢是刻經。[202]

本文以為：雖然經幢上主要鐫刻的是佛經，但不能單純地視它為石經中的刻經，有以下三個理由：

第一，雖然部分的摩崖刻經和刻經的碑版上也兼刻有佛像，但是經幢則有一定而特殊的形制。經幢絕大多數是八角形的，幢頂上部都刻有佛像或佛龕，因此也得到一個俗稱──「八佛頭」。會昌年間（841--845），范陽湯君在吳興天寧寺所建立經幢上的銘記中，就把經幢既是刻經，也含有佛像雕刻這一點特性點出來：以言以像兮，聖無不通；塵劫有盡兮，鎮于蓮宮。[203]

第二，經幢的起源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有密切的關係，絕大多數的經幢所刻的也是此經，這一點和摩崖、碑版刻經的多樣性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宜將它視為一般石經。

第三，就經幢上的文字而言，它雖刻的是佛經，但經幢的意義和一般刻經不同；刻經的目的僅是為傳之久遠這個用意，而經幢則還有其他宗教上的功能和用途。關於這一點將以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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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三個理由，不宜將經幢歸屬於刻經類。

此外，把經幢認為是刻經的觀點，主要是從其質材和所刻的文字而言，而未曾考慮它的實體。從經幢的實體而言，梁思成認為它是一種宗教的紀念建築：「唐宋經幢遍布南北，雖非真正建築物，亦為富于建築意味之紀念建築。」然而，他對經幢應如何界定，則甚為模糊不清的，他以為湖北當陽玉泉寺鐵塔「雖名為塔，實則鐵鑄之幢耳。」又說：「宋代建造經幢之風甚盛，蓋以鐫刻佛經為主之小型塔也。」[204]像他這樣以為某些塔是經幢，有些經幢又係塔的模稜兩可中，其實已經認定就建築而言，塔、幢是同一類。

（二）經幢是塔的一種

本文首先從宗教的層面做為出發點，再次扒梳造幢記的原始資料，另外，更從經幢的結構、裝飾等不同層面考量，有很充分的理由，把經幢的性質界定為「塔」的一種。茲分述如下：

1、根據佛經所述，經幢的性質即是法舍利塔

佛塔分兩種，一是生身舍利塔，一是法舍利塔，而經幢即是屬於法舍利塔。所謂的法舍利塔，是指在塔中放置佛經者；其法源自印度，印度係以香末為泥，作高五、六寸的小窣堵波，以書寫的經文置其中，稱之為「法舍利」。若其數漸積多，則建大窣堵波，總聚其中，以修供養，即法舍利窣堵波（法舍利塔）。[205]經幢係以刊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為主題，自然也屬於法舍利塔；又，《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也說造窣堵波，在其中安置「尊勝陀羅尼」，此即為「如來全身舍利窣堵波塔」：

佛告天帝：「﹍﹍大帝，何況更以多諸供具華鬘、塗香末香、幢幡蓋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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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瓔珞，作諸莊嚴，於四衢道造窣堵波，安置陀羅尼，合掌恭敬旋繞行道歸依禮拜，天帝，彼人能如是供養者，名摩訶薩埵，真是佛子持法楝梁，又是如來全身舍利窣堵波塔。[206]

另外，從有些經幢上刻有「如來法身偈」這一點上，亦可證明經幢為法舍利塔。如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在今吳縣洞庭山包山寺僧人文鑒所建的東幢上，便刻有「如來法身偈」。[207]「如來法身偈」出於《佛說造塔功德經》（大．699）：

爾時世尊告觀世音菩薩言：「善男子，若此現在諸天眾等，及未來世一切眾生，隨所在方未有塔處，能於其中建立之者，﹍﹍於彼塔內藏掩如來，所有舍利髮牙髭爪，下至一分；或置如來所有法藏十二部經，下至於一四句偈，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終之後生於梵世，﹍﹍」爾時觀世音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向所說，安置舍利及以法藏，我已受持，不審如來四句之義，唯願為我分別演說。」爾時世尊說是偈言：

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善男子，如是偈名佛法身，汝當書寫置彼塔內。[208]

由此可知，經幢是塔。

又，《像量度經續補》（大．1419）八〈裝藏略〉，也提及佛頂尊勝咒是法舍利：

顯密兩教俱有裝藏之說，而悉言用舍利，中具兩種，或曰四種。法身舍利作第一，生身舍利次之，故西土風俗多用法身舍五部大陀囉尼以為上首，一切經咒文辭是也。五大陀囉尼者，一佛頂尊勝咒（此咒世人多知之），二﹍﹍五、十二因緣咒也。﹍﹍[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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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十二因緣咒是：「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所說。」許多佛塔的塔身，或是地宮中的舍利棺中，也都刻有十二因緣咒。[210]由此可知，《尊勝經》或咒是法身舍利，因此尊勝經幢自是法舍利塔。

2、塔係埋藏舍利之所，有些經幢中也埋有舍利。

有些經幢中也埋藏舍利，這和《造塔功德經》所云塔內裝有舍利及法藏之說吻合，經幢的性質為塔，昭然明矣。在此僅舉經幢內裝有舍利者數例：唐代的經幢中便已埋藏有舍利，今所知紀年最早者是浙江杭州龍興寺經幢，它原係鄭徹於唐文宗開成二年（837）所建立的，其後在宣宗大中五年（851）曾重修一次，而於後梁末帝梁乾化五年（915）再度重修，這一次重修的題記中云：

梁乾化五年五月八日頭陀僧處道重修，內有舍利五十四顆，琉璃瓶盛。[211]

王昶認為幢內舍利是此次重修時才放進去的：「至梁乾化五年，則逾歲久遠，當因傾圮重修矣。此次始以琉璃瓶盛舍利五十四顆，是全幢拆修矣。」[212]王昶之說是否真確，無法判斷；不過，也有可能是後梁時拆修此幢，發現其中藏有舍利，故附筆記之。以下是一個未經重修整治的經幢，在建幢之初，便藏有舍利：僧文鑒等人在吳縣洞庭山包山寺前所建的經幢上，不但鐫刻了「如來法身偈」，並且註明「內有舍利二七粒」。[213]浙江吳興縣東林山祗園寺西首，會昌年間所建立的經幢上有「舍利幢人名女（下缺）」；另外，此寺東首的經幢上也有「舍利（下缺）福普﹍﹍」的字樣，[214]可知此二幢當是埋有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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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經幢中所埋藏的舍利子，則確係在後來重修時放入的，如在浙江杭縣臨平鎮安隱寺的唐代經幢，初建於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至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時重修，迄真宗天禧二年（1018）二度重修，到了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第三次重修。在第二、三次重修時，都埋藏了舍利。乾德五年重修時的題記云：

重立寶幢年月，原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眾緣於臨平市西長樂鄉界永建立，洎乾德五年﹍﹍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闔院徒眾，發心施長于舊基東二十步，添續層囗，載崇樹之，葬古佛舍利囗顆，于龍柱海山俾其境域民安，邇遐寧謐，無囗介祉，盡祝鴻圖。[215]

又，修幢者的題名中有：「勸緣郡城祥符寺寶塔功德主內殿賜紫文定，郡城臨壇賜紫紹澄，僧思忠，臨平都酒務金囗囗，已上同施珍財，嚴護舍利葬此幢下。」迄宋高紹興三十年，此幢三度重修時的修幢者題名中，有「紹興庚辰四月初二日重立，﹍﹍弟子姜宥瓊，妻張六娘﹍﹍，各與家眷囗囗請到佛牙舍利，入囗囗緣，永充供養。」[216]

宋遼金時期，也續有在經幢內埋藏舍利者。如1963年在河北省順義縣遼代淨光舍利塔塔基出土的經幢，係造於遼聖宗開泰二年（1013），從其上的題記可知此幢內確藏有舍利：

定光佛舍利五尊，單灰舍利十尊，螺髻舍利四尊，﹍﹍順州管內都細講法華上主經沙門惠貞、﹍﹍邑人曹貞﹍﹍施舍利銀盒﹍﹍維開泰二年歲四月壬戌朔二十二日未丙時葬。[217]

又，金代固安嚴村寶嚴寺眾僧及信徒，為了埋藏其所發現的「士誨幢佛牙真舍利」，專門修建了舍利地宮，可見士誨幢中是藏有佛牙舍利的。[218]另外，如前述蘇州市瑞光寺塔內所發現的真珠舍利寶幢，其中的八角形經幢內置一料質葫蘆形小瓶，藏有舍利九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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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有的是埋在幢基座中，有如埋藏在塔的地宮；有的則是安置在經幢上，有如置於佛塔的天宮。如北宋皇祐三年（1050）在河南省濬縣城西巨橋村南迎福寺建有一對經幢，幢身上刻《佛頂尊勝陀羅經》，經文後的題記云：「大宋通利軍囗橋敕賜迎福之院﹍﹍建聳勝幢子兩座，上安舍利，時皇祐辛卯八月己卯三十日。」[219]可見此幢舍利是藏在天宮的位置的。

由於有些經幢中埋藏了舍利，故有「舍利幢」之稱。如在江蘇吳興東林山祇園寺的東幢，不知何時所建，從題記中僅知此幢在會昌五年（845）曾遭廢毀，而於大中五年重立。幢下截捨錢姓名題名中，有「舍利﹍﹍法華會同﹍﹍千人至於﹍﹍今東林舍利寶幢之首﹍」，並自題為「舍利寶幢」；又，其西幢下截捨錢者的題名中，也有「舍利幢人名﹍﹍」之詞。[220]

從唐代開始就有為埋葬僧人舍利而建立的經幢，即所謂的「塔幢」，也叫做「舍利陀羅尼幢」或「舍利經幢」。如在河北保定宋代清公大師舍利陀羅尼經幢，在八面幢身的第一面題「特囗囗講經論賜紫清公大師建舍利陀羅尼經幢」二十四字。[221]又，金大定二十年（1180）在河北正定府城為埋葬廣惠大師所建的經幢，其額題即作：「大金國河北西路真定府都僧錄改授廣惠大師舍利經幢銘」。[222]

此外，從遼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遼代經幢幢座上的圖像，也可看出經幢的屬性是塔。此經幢第三節幢座刻有「八大靈塔、七佛名」圖，第四節幢座「八國諸王分舍利」圖。[223]

3、從造幢記、銘或序中，有直稱經幢為塔者，也有以塔比賦經幢者。

早自唐玄宗時代的所建的經幢上，即直稱經幢為「塔」。王襲綱等人在今四川閬中所建的鐵幢，平面作八角形，幢身遍刻《尊勝經》，其題記中即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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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此塔，萬代供養」。[224]

又例，在今江蘇吳縣包山顯慶禪院有唐會昌年間（841--845）所造的一對經幢，於宋開禧元年（1205）重修時，其上的銘記即稱此為「塔」：「包山顯慶禪囗一建山前二石塔囗囗丈」；而在如偈式的讚文中，也以《法華經》中〈見寶塔品〉的典故舖敘形容此二經幢：

南無如來大塔廟，從地涌出實難思。﹍﹍

多寶如來弘立法，分半座與釋迦囗。

演說無量甚深義，妙益法界諸有情。

我此石塔雖云微，功德殊妙亦若是。

我今廣結眾人緣，命工復樹此二塔。﹍﹍[225]

五代吳高祖天祐十二年乙亥歲（915），杜氏在今山東益都縣東嶽廟建立的經幢，於蒙古太宗九年丁酉年（1237）重建時，即題作：「歲次丁酉仲秋上旬七日，本府東嶽府君經幢塔壹座」。[226]又如，今錦州朝陽縣城金代王囗超所建的經幢上，題此幢為「大悲心陀羅尼真言寶塔」，其造幢記云「王囗超建石塔一座」。[227]在今浙江杭縣臨平鎮安隱寺前唐大中十四年（860）所建的經幢，在宋天禧二年（1018）移建的題記中，有「寶塔功德主內殿賜紫文定」的題名。[228]

有的造幢記中，則將塔與經幢比賦對稱。如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在今山西晉城縣有居士王劉、趙珍等人所造的經幢，其讚序中云：

層幢迴聳，霑澤者銷殃；石塔岧嶢，囗塵者滅罪。[229]

以塔、幢相擬比附。又例，宋太祖開寶七年（974），王囗等人重修今山西聞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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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鎮唐興寺（宋淳化中改名保甯禪院）經幢的題記云：

有邑首弟子王囗等，……..乃見併來寺院囗故石幢經言之破傷囗露，佛像之隳殘土沒，於是一人啟口，眾願隨從。重修窣堵波形，刻就陀羅尼咒。[230]

從「重修窣堵波形，刻就陀羅尼咒」之句，可見他們認為經幢的外形是塔。在今遼寧遼陽縣附近出土的一所「為龍頭山燃身僧惠能建立」的經幢，其上即題「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塔」，[231]則將幢、塔連稱。金大定十七年（1117），興中府永德縣（今遼寧朝陽）有王囗超所建的八面經幢，其上即題云：「大悲心陀羅尼梵真言寶塔」，[232]更直稱經幢為塔。

４、就經幢建築的結構而言，它和塔非常類似。

以結構而言，塔的結構主要可分為地宮、塔基、塔身和塔剎四個部分。[233]（附圖八）前面已提及，經幢的結構大致可分為幢座、幢身、幢頂三部分，而沒有地宮，不過，有些經幢在幢基下也埋有舍利。塔身是塔的主體，塔身內部分為實心和中空兩種，塔身中空的，一般能登臨。經幢的幢身是實體的，有若實體的塔。至於幢頂上通常有仰蓮和寶珠，（見附圖一、二）此二者也是是塔剎的質素，幢頂和塔剎亦是相類。因此，我們可以說：塔與經幢基本上是有相同的構造的，前述宋人視唐興寺經幢，就以為它是「窣堵波形」。

以細部而言，塔是有銅鐸以為裝飾，經幢亦然。雖然經幢上的銅鐸今都已不存，但我們仍能從某些造幢記中，尋到經幢上銅鐸的一些蛛絲馬跡。如宋太祖淳化元年（990）劉熙與其弟劉闡在泉州招慶禪院大殿前建立的經幢「幢高二十五尺，下列神儀，上嚴聖像，風搖鐸韻，和清梵以虛徐；日映珠光，對玉毫而熠燿。」[234]如在今日泉州宋水陸寺廢址上，有大中祥符元年（100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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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僧人元紹為首的一群邑會佛教徒所造的的經幢，其造幢記中對此幢的形容，就提及了銅鐸：「囗鐸丁鐺，髣囗釣天之樂；層簷高下，依稀善法之堂。」，而題名者中也有「曾囗捨鐸」。[235]另，在福建泉州西門外，唐大中八年（854）所建的經幢上，有捨鐸者的題名：「楊少珍、楊御、楊少瓊，已上為考妣各捨鐸一口。陳遇、陳二娘、陳三娘、楊十二娘，已上各捨鐸一口。」[236]可知此幢原是飾有銅鐸的。又，前面提及西湖天竺寺門吳越時所造的一對經幢，造幢者題名中有「隨使當直廂虞候將作院副將夏承裕捨銅鐸并火珠」，可此幢亦有銅鐸作為裝飾。[237]

另外，相輪是佛塔剎中的一個構件，有些現存的經幢在幢頂部分便仍保有相輪，而在造幢記或題名中，也有這方面的資料，如河北保定本願寺唐開元九年（721）僧智秀所造尊勝幢，便有「相輪主」的題名。[238]又如宋仁宗景祐五年王德成等人所建的經幢上有「大宋趙州南關囗囗人等特建幢子相輪記」。[239]

經幢的計量單位，是另一個可以說明經幢的性質是塔的例證。經幢和塔的計量單位是一樣的，唐、五代的造幢記中幾乎都稱「造石幢一所」，或「經幢一所」。而當時稱塔亦以「所」計，如唐中宗景龍三年（709）鄧村所建佛塔的造塔記，就稱「敬造五級石塔一所」。[240]又，浙江蕭山祇園寺後周世宗顯德五年（958）所造的舍利塔銘亦云：「弟子夏承原并妻林一娘闔家眷屬，捨淨財鑄真身舍利塔兩所。」[241]。及至宋代，才以「座」或「坐」，代替「所」，其時塔亦多改稱「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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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民間約定俗成的看法，常把經幢稱之為「塔」。

前述唐天寶四年（745）的鐵幢，不僅其題記中稱此為塔，其俗稱亦為「鐵塔」，而不云「鐵幢」；又如昆明市地藏庵經幢，幢身表面遍刻梵經，俗稱為「梵字塔」。[242]另例，河北豐潤車軸山壽峰寺有一遼代石經幢，《豐潤縣志》上根本就將它和遼代所建的磚塔，一概都稱之為塔，所以說有二塔：「壽峰寺在縣南二十里車軸山，有無量閣一，塔二，宋崇熙間建。」不過根據此石經幢的形制和鐫刻其上的造幢記，可知此確是一尊勝經幢，然而，當地人卻俗稱之為「石塔」。[243]

正因為經幢的性質是塔，所以經幢俗稱為塔；而早自唐幢中就有「幢塔」的連稱。如在洛陽龍門建於大中四年（850）僧懷則尊勝幢上，題云：「唐東都聖善寺志行僧懷則于龍門廢天竺寺東北原囗先修塋一所，敬造尊勝幢塔並記」。[244]就是將「幢塔」連稱。又例，唐東嶽廟五代時所建的尊勝經幢，於元代重建時的題記云：「歲次丁酉仲秋上旬七日本府東嶽府君經幢塔壹座」。[245]

近代建築學者因為不了解經幢的本質是塔這一點，因而在研究塔和經幢時，便有許多疑惑。如劉敦楨對唐天寶四年的鐵幢，在其題記中稱之為塔這一點，感到迷惑：「豈唐時塔幢不分耶？頗費索解。」[246]又，梁思成研究塔時，以為某些塔其實是經幢；但看宋代的經幢時，又認為經幢是一種小型的塔。浙江杭縣閘口白塔，為宋初所建，八角九層，高11.43米，在其須彌座的束腰部分和第二層四隅面，刻滿《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梁思成研究此塔，認為：「嚴格地說，白塔實是一座仿木構塔形式的經幢，與其稱之為一座建築物，不如稱之為一件雕刻品，或是一件模型。」又，他認為湖北當陽玉泉寺鐵塔（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建）：「雖名為塔，實則鐵鑄之幢耳。」[247]然而，當他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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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經幢時，又認為經幢是塔：「宋代建造經幢之風甚盛，蓋以鐫刻佛經為主之小型塔也。」這種迷惑實來自於他們弄不清楚經幢的本質是法身塔，塔、幢其實是可以互通的。

研究經幢的學者葉昌熾也弄不清楚經幢的性質是塔，所以認為盛唐以後經幢取代了北魏以來石塔的制作，《語石》卷四云：

然石刻中自有石浮圖一種，﹍﹍濫觴於魏。孳乳於隋，至開元天寶閒而極盛，然自此戛然竟止，乾元後，遂無著錄。竊嘗論之：蓋與經幢遞為盛囗，遞為終始。經幢萌芽於唐初，開元之際，益加崇飾，囗棱鬱起，雕造精嚴。[248]

由於了解經幢的性質是塔，對於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作以下的詮釋：經幢的建造，在開元天寶時期達到顛峰，而石浮圖剛好在此時戛然竟止，這是因為石塔是被塔的新形式──經幢取代了的緣故。

綜上所述，前此許多學者認為經幢是刻經的一種的說法應予修正，經幢的性質是塔，它是在唐代所發展的一種雜揉了刻經、造像，並且有宗教上作用一種特殊的塔。

七、經幢的來源

關於經幢的來源，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可以歸納為下列四種看法：（1）多數學者認為它是由絲織的幡演變而來的。（2）由絲織的幢演變而來的，持此說者僅王惠民一人而已。（3）北涼石塔，史岩很早便提出此說，但未為人重視。

前文已提及，「石幢」之稱是有意和絲織的幢、幡作一區別，在此就沒有必要再討論其和絲織幢、幡的關係。又，本文認為經幢的性質是塔，因此，在追尋其來源時便不得不從這方面去考慮，故認為經幢的來源之一是北涼石塔；另外，它的形制也和北朝迄唐以來建築上所流行的八角柱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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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涼石塔

塔和經幢的關係，在今西湖天竺寺門前吳越時佛弟子吳保容、吳鐔等人所建造的一對經幢上，就說得很清楚：「夫立幢之垂範，乃造塔之濫觴。」此造幢記係由光文大德賜紫沙門彙征所撰，僧人對經幢的認知，應是可信。[249]北涼石塔是迄今所知中國佛塔最早的形式，[250]同時，在外形上經幢和北涼石塔也有類似之處，因此，本文認為北涼石塔是經幢的重要來源之一。

早在一九五六年，史岩便提出經幢可能是由北涼石塔演變而來的看法，他說：

經塔（指北涼石塔）共五體，體積極小，形制近後世的石經幢。經幢的樣式，可能就是由此經塔演變而成的。

又說：

經塔本身便是一種藝術，它在建築史上提供了經幢和佛塔的原始樣式。[251]

可惜他僅有以此短短數言道出，未加以深論，遂不為人所重視。

迄今所發現的北涼石塔共有十二座，有關的研究報告亦不少，[252]今取其大要，略述如下：石塔出土地集中在甘肅酒泉、敦煌，和新疆的吐魯番，其製作的年代都是在北涼時期（397--439）；就中有六座有明確紀年的塔，最早的是敦煌囗吉德塔和酒泉的馬德惠塔，皆是在公元426年製造的；最晚的一件是酒泉程段兒塔，係作於公元436年。這些石塔的造型和細部的裝飾大致相同，都是由八角形塔基、圓柱形塔身、覆缽形塔肩、塔頸、相輪、和塔蓋六部分組成。塔基下多有榫頭，可知下面應還有塔座。石塔的高度，一般都在40厘米左右，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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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小石塔高27.7厘米，最高的是敦煌岷州廟石塔，塔頂以下殘缺，殘高96厘米。圓柱體的塔身上，刻佛經和造塔銘記。覆缽形塔肩開八個圓拱形小龕，龕內分別雕七佛和一菩薩。其上為七重相輪，相輪的高度約為全塔的三分之一。相輪之上，為圓形的塔蓋。（附圖九）

圓柱體的塔身上刻的佛經，大皆都是同一部佛經《佛說十二因緣經》。雖然前此有學者認為其上所刻的經文是東晉瞿曇僧伽提婆所譯的《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但相較之下，仍有相當大的出入。吐魯番出土的「宋慶及妻張氏所造塔」（現藏柏林國家博物館），其所刻經文前即刻有《佛說十二因緣經》的經名，可知其他北涼石塔所刻的也應是此經。不過，北涼石塔所根據的《佛說十二因緣經》可能已經佚失了。[253]

經幢和北涼石塔在性質上、外形上都很相近。北涼石塔圓形塔基部分刻經文，所以當是法舍利塔；[254]前面已經論及經幢的性質也是法舍利塔。北涼石塔八角形的塔基，以及圓形塔身上刻佛經、覆缽形塔肩鑿八龕刻佛像等方面，都和經幢很相似；因此，早先發現北涼石塔的殘塔，因為看不出塔的樣子，所以發表時，都將其稱之為「幢」（經幢）。[255]

從北涼石塔到唐代經幢，其間相差二百餘年，兩者之間傳承的直接證據，迄今發現尚少，但也有少許的蛛絲馬跡可尋。如北周時出現的八面石塔，現藏於大阪藤田美術館一座北周石造八面石柱造像，實際上是一座八面形的石塔，[256]（附圖十）和北涼石塔非常相類。又，1987年在許昌市出土的北周塔式千佛幢，為八角八面形，幢身上、下各有一凸出平面的圓形插榫，可見原來是有幢頂和幢座的。[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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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北涼石塔這個傳統似乎在四世紀以後未曾完全斷絕，因而唐代開始建立的經幢，以類似北涼石塔的形貌出現，也不是很突兀的。另外，我們還可以從一些經幢上的銘刻與裝飾去尋找兩者之間關連的蛛絲馬跡，如前述天竺寺造幢記云：「立幢之垂範，乃造塔之濫觴」，即是其中一例。

另外，關於北涼石塔塔肩所鑿八龕佛像，所刻的是過去七佛和彌勒佛，[258]經幢上部八面刻鑿有小龕，各刻有一個佛像，在旁邊皆未標明係何佛，但蘇州市瑞光寺塔的第三層塔心的窖穴內，發現一座宋代的真珠舍利寶幢，由須彌座、經幢和剎等主要部分構成，此八角形經幢的幢身八面依次雕刻正、草、篆、隸等字體的佛名：「南無摩訶般若波羅密、南無過去毗婆尸佛、南無尸棄佛、南無毗舍浮佛、南無拘留孫佛、南無拘那舍牟尼佛、南無迦葉佛、南無釋迦牟尼佛。」[259]此外，遼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的遼代經幢第三節幢座刻有「八大靈塔、七佛名」圖，又，第二節幢座刻「過去七佛圖」。[260]由此似乎也看出經幢和北涼石塔的傳承關係。

北涼石塔下部八面形基柱塔上八身供養天人像，與八卦符號相結合，可能是表示方位。[261]在內蒙古巴林左旗前后昭廟佛殿左側前，有石幢一座，幢身上部為浮雕之佛弟子及菩薩像，幢身之下部，每面各有銘文一行：「佛頂尊勝陀羅尼幢、南方光明電王設囗嚕、圓滿報身盧舍那佛、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囗、北方光明電王名蘇多末尼、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東、西、南、北四光明電王，典出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似乎也有以此顯示方位之意。[262]關於北涼石塔和經幢之關連，期待日後能有更多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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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角形石柱

陳從周在《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一書中，便指稱唐代經幢是從南北朝石柱發展而來的：

南北朝的石構建築又有了新發展，就是石柱的建立。如南京附近南朝的石柱、河北定興縣北齊石柱，都是代表之作。﹍﹍唐代經幢就是從南北朝的石柱發展而來的。[263]

雖然他沒有作進一步的闡釋，不過，從北涼石塔八角形的塔基、圓柱體的塔身，到幢座、幢身皆為八角形的經幢，其間的轉折演變，當非突然；而唐代以前建築上所流行的八角柱，為此間的轉變提供了一個線索，而最具體的一個實物就是定興北齊石柱。（附圖十一）經幢的外形是石柱體，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所建的一所經幢上的題記，也將經幢的實體稱為石柱：「囗持之中，佛頂為勝；標題柱石，則塵飛累遣，影轉殃消。」[264]

唐代以前，八角柱是中國建築流行的題材，[265]北齊石柱並非等邊的八角柱，其四隅的寬度約僅有四正面的二分之一弱；而上、下的寬度又不完全一致，上部直徑略小，其收分比例，每高一米，約收2.5厘米。[266]這種不等邊的八角柱也見於漢、北魏、北齊的遺物中，如肥城孝堂山郭巨祠、和雲崗、天龍山諸石窟中都有不等邊八角形柱子。唐代的經幢也並非都是等邊的八角形體，有一些經幢即是非等邊的八角柱，如唐開元九年本願寺僧智秀等造尊勝經幢，據《常山貞石志》記其「第一、三、五、七面，每面廣八寸四分，餘廣六寸。」[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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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築學而言，經幢也和北齊石柱另有相類之處，建築學者楊廷寶在他敘述鄭州開元寺唐中和五年幢時，就指出了這一點：

幢頂亦八角形，簷下轉角舖作用簡單華栱，跳出甚遠，承托撩簷枋，但年久剝蝕，形體欠整。椽子雙重，俱平行排列而無翼角斜椽，與北齊石柱屋頂作法相倣。[268]

除了定興北齊石柱之外，河北邯鄲市鼓山南響堂山石窟第1、2．3、7窟的廊柱，是小八角、蓮瓣束腰石柱，柱頭作火焰寶珠形（圖十二），[269]其柱頭的裝飾有如經幢幢頂，此一形制可以說是更接近於其後不久出現的經幢。

一個時代的建築必受時代風格的影響，如唐代亭閣式的塔有方形，還有六角形及八角形。[270]雖然經幢絕大多數是八角形，但也有少數是六角形者。唐代還有一些有一些圓塔的發現，[271]唐代也有極少數圓柱體的鼓形經幢，即是明證。另外，由於八角柱從很早就是印度建築的要素，[272]中國的八角柱是否受印度影響，還有待進一步探討。松本文三郎認為唐代開始製作尊勝經幢時，當時印度的最多是支提塔前的石幢，這種石幢多作八角形，也有四角、十六角形的，唐人遂以此為範本。[273]關於此說，由於沒有直接的証據，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同時，唐代以前八角柱在中國的流行，是否也是受印度的影響，也有待討論。

八、結語

本文是筆者有關經幢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二篇論文。此篇首先是全面性地敘述經幢這種石刻，從其外形、經幢上所刻的佛經與文字，經幢樹立的地點、經幢的變體等，逐一詳述，建構出經幢具體而完整的圖像。

次則，探討經幢的性質，這是本文主要的論証。經幢並不等同於刻經，本文從從五個不同的角度，採取多方面的証據，而証明經幢的性質是塔──法身塔：一則根據佛經的內容所述，經幢是一種法舍利塔；再則，佛塔是埋藏舍利的處所，而有些經幢內也埋有舍利，所以經幢是塔。三則從經幢上的銘記，有的直稱經幢為塔，有的以塔比賦經幢，可知造幢者認為經幢的屬性是塔。四則經幢的結構也和塔相類。五則近代民間約定俗成的看法，常以經幢為塔。總之，經幢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塔，一種揉合刻經和塔的產物。至於它的來源，則和北涼石塔，以及北朝迄唐期間建築上流行的八角柱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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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史料

《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

《大唐西域記校注》（唐．玄奘、辯機撰、季羡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二版）

《山右石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

《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九冊）

《石墨鐫華》（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五冊）

《江蘇省通志稿》（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三冊）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967），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

《佛說造塔功德經》（大．699），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六卷

《金石文字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二冊）

《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冊）

《兩浙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四冊）

《昌樂金石續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冊）

《益都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

《益都縣圖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七冊）

《造像量度經續補》（大．1419），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卷

《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八冊）

《語石．語石異同評》（清．葉昌熾撰、柯昌泗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

《閩中金石志》（石刻史料析編第一輯第十七冊）

《滿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三冊）

《壽光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七冊）

《濬縣金石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四冊）

《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四卷）

《臨邑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六冊）

二、專書

丁明夷、邢軍，《佛教藝術百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

上海圖書館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山西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華嚴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出版，《雁北文物勘查團報告》（1951）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建築藝術4 宗教藝術編》（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8）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第六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縣政協、大足縣文物保管所、大足石刻研究會，《大足石刻內容總錄》（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106--108。

白文明，《中國古建築美術博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2）

白化文，《佛光的折射》（香港，中華書局，1988）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李玉明主編，《山西古建築通覽》（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南京工學院建築研究所編，《劉敦楨文集（一）（二）（三）》（北京，建築工藝出版社，1982--1987）

孫波、林鐸，《中國古塔》（北京，華藝出版社，1990）

徐華璫，《中國古塔》（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86）

清華大學建築系編，《梁思成文集（一）（二）（三）（四）》（北京，中國建築工藝出版社，1982--1986）

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62）

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北京，建築工程出版社，1957）

魏克晶，《營造集》（天津，楊柳青畫社，1993）

羅哲文，《中國古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石田茂作監修，《佛古教考古學講座．第三卷塔．塔婆》（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84）

頁721

伊東忠太，《支那建築裝飾》（東京，東方文化學院，1944）

松本文三郎，《支那佛教遺物》（東京，大鐙閣，1919）

松有長慶，《密教經典成立史論》（京都：法藏館，1981二刷）

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六）

前久夫編，《佛教堂塔事典》（東京美術，1979一刷，1992七刷）

常盤大定、關野貞，《中國文化史蹟》（京都，法藏館，1975--1976）

塚本靖等，《世界建築集成．支那建築》（東京，建築學會，1929）

關野貞、竹島卓一，《遼金時代の建築と其佛像》（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5）

Lee Hua Shen,《朝鮮建築史》I（韓國，圖書出版社，1993）

三、論文：

于軍、陶保成、周健林，〈修復惠山寺石經幢技術報告〉，《東南文化》1（1991）

王毅，〈北涼石塔〉，《文物資料叢刊》，第一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所唐城隊，<唐長安青龍寺遺址〉，《考古學報》2（198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所唐城隊，《洛陽唐東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發掘簡報》，《考古》8（1994）

史金波、白濱，〈明代西夏文經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學報》1（1977）

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遺跡〉，《文物參考資料》7（1956）

古正美，〈再談宿白的涼州模式〉，《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論文集．石窟考古》（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古代建築修整所，〈晉東南潞安、平順、高平和晉城四縣的古建築（續）〉，《文物參考資料》4（1958）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順義縣遼淨光舍利塔基清理簡報〉，《文物》8（1964）

同濟大學建筑系建築歷史教研組調查、劉從周執筆，〈硤石惠力寺的唐咸通經幢〉，《文物參考資料》5、6（1953）

朱雷，〈出土石刻及文書中北涼沮渠氏不見于史籍的年號〉，收入：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頁722

安奇，〈上海松江唐陀羅尼經幢〉，《文物》1（1987）

李力，〈北涼石塔〉，《文物天地》，2（1992）

李玉民，〈中國早期佛塔溯源〉，《故宮學術季刊》，6、3（1989）：87--88

李美霞，〈臨潼縣博物館藏北周造像座、唐代造像與經幢〉，《文博》2（1992）

李逸友，〈內蒙古巴林左旗前后昭廟的遼代石窟〉，《文物》，12（1961）：23。

宋煥居，〈豐潤車軸山壽峰寺〉，《文物資料叢刊》3（1958）

宋煥居，〈豐潤車軸山的文物〉，《文物》1（1965）

杜偉生，〈北圖所藏經幢拓本〉，《文獻》3（198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大學歷史系、固安縣文物保管所，〈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文物〉，《文物》4（1993）

祈英濤等，〈兩年來山西新發現的古建築〉，《文物參考資料》11（1954）

孟繁興，〈南響堂山石窟清理記〉，《文物》5（1992）

邯鄲市文物保管所、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鼓山常樂寺遺址清理簡報〉，《文物》10（1982）

高英民，〈趙縣陀羅尼經幢〉，《文物天地》6（1982）。

梁思成，〈薊縣觀音寺白塔記〉，《中國營造學社彙刊》，3.2

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中國營造學社彙刊》，3、1（1932）

梁思成，〈記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築〉，《文物參考資料》5、6（1953）

梁思成，〈浙江杭縣閘口白塔及靈隱寺雙石塔〉，《梁思成文集．二》（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136--138、16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市萬佛塔塔基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5（1957）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所見的唐代經幢〉

耿昇譯，Robert Jera-Bezard, Monique Maillard著，〈敦煌幡幢的原形與裝潢〉，收於：《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605。

孫太初，〈大理國彥賁趙興明為亡母造尊勝經幢〉，《考古》6（1963）

唐亮，〈西昌新發現元代經幢〉，《四川文物》4（1992）

宿白，〈涼州石窟遺跡和涼州模式〉，《考古學報》4（1986）

黃承宗，〈西昌新發現元代梵文石碑〉，《文物》2（1987）

黃留春，〈許昌北周塔式千佛幢〉，《中原文物》3（1994）

曹桂岑，〈郾城彼岸寺石幢〉，《中原文物》4（1983）

陳從周，〈硤石惠力寺唐咸通經幢〉，《文物參考資料》5、6（1953）

頁723

陳從周，〈浙江古建築調查記略〉，《文物》7（1963）

彭家勝，〈四川安岳臥佛院調查〉，《文物》8（1988）

張乃翥，〈龍門藏幢讀跋兩題〉，《敦煌研究》2（1989）

張洪波、林象賢，〈朝陽三塔考〉，《北方文物》，2（1992）

張崇德，〈禮泉趙村鎮唐代鼓形經幢〉，《考古與文物》2（1984）

張駁雲，〈山西羊頭山的魏晉石塔〉，《文物》3（1982）

程學華，〈唐貼金畫彩石刻造像〉，《文物》7（1961）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考古學報》2（1981）

朝陽北塔考古勘查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7（1992）

傅崇德，〈喀左￭[厄*頁]杖子村出土金大定二十五年墓幢〉，《遼海文物學刊》1（1992）

楊天吉、張增午，〈林縣新發現一座金代石塔〉，《中原文物》1（1989）

楊廷寶，〈汴鄭古建築遊覽紀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6、3

楊豪，〈東莞北宋〞象塔〞發掘記〉，《文物》6（1982）

楊煥成，〈河南古建築概述〉，《中原文物》3（1989）：61。

楊煥成，〈豫北石塔紀略〉，《文物》5（1983）

齊心，劉精義，〈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2（1980）

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館藏三件北涼石塔〉，《文物》11（1991）

殷光明，〈關于北涼石塔的幾個問題─與古正美先生商榷〉，《敦煌學輯刊》，1（1993）

齊心、劉精義，〈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2（1980）

黎方根、王熙祥，〈大足北山佛灣石窟的分期〉，《文物》8（1988）：40。

鄧佐平，〈四川邛崍縣出土的唐燈台及其他〉，《考古通訊》5（1957）

劉敦楨，〈定興北齊石柱〉，《劉敦楨文集．二》（中國建築工藝出版社，1982）

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3（1993）

劉淑芬，《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事業的個案研究〉，《新史學》，5、.4（1994）。

劉淑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

頁724

劉慧達，〈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調查記〉，《文物》5（1963）

德新、張漢君、韓信仁，〈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遼代佛教文物〉，《文物》12[1]

鄭紹宗、王靜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學報》1（1977）

蕭默〈莫高窟壁畫中的佛寺〉，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４》（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開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1983）：75。

閻文儒，〈石幢〉，《文物》8（1959）

蘇州市文管會、蘇州博物館：〈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1（1979）

羅哲文，〈古塔摭談〉，《文物》3（1982）

覺明居士，〈記敦煌出土六朝婆羅謎字因緣經經幢殘石〉，《現代佛學》1（1963）

山木智教，〈印度建築柱發展〉，《密教文化》，第二十三號

松本文三郎，〈朝鮮幢就〉收入：羽田亨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東京，弘文堂書房，1926）

The Form, Nature, and Origins fo Dharani Pillars Studies on Dharani Pillars , part II

Liu, Shu-f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second in a series of studies about Buddhist dharani pollars (ching-ch'uang 經幢) in T'ang China. Such pillars derived from the stone stupas of the Northern Liang, as well as the octagonal pillars of the medieval era.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provis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icon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onuments, particularly their shape, their location and the Buddhist sutras, dharani, and other texts which were carved on them. Variations and transfomations of dharani pillars are also discussed. Part II explores the nature of these monuments. Whil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has claimed that dharani pollars represented a type of "inscribed scripture" (k'o-ching 刻經), I argue th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Instead, i use a variety of sources to show that such pillars were in fact a type of stupa in which Buddhist texts could be placed (fa-shen t'a 法身塔 ) . I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dharani pillars combine characteristics of inscribed scriptures and stupas to form a new type of stupa which appeared in medieval China.

Key word: T'ang dynasty, Buddhism, dharani pollars, stupas

[1]劉淑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145--193。

[2]劉慧達，〈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調查記〉，《文物》5（1963）：62--63。

[3]張崇德，〈禮泉趙村鎮唐代鼓形經幢〉，《考古與文物》2（1984）；張乃翥，〈龍門藏幢讀跋兩題〉，《敦煌研究》2（1989）。

[4]上海圖書館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1，〈松江唐經幢記〉。

[5]《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八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卷八，頁二十，〈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卷四十六，頁二十五，〈安眾寺僧智空尊勝幢題字〉。

[6]《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冊），卷六十六，頁三，〈開元寺經幢〉；卷六十六，頁二十，〈囗震經幢〉。

[7]《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六，頁二十八，〈陳囗生尊勝幢記〉（713--741）。

[8]《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四，〈杜敏序銘幢〉（739）；同前書，卷六十七，頁十一，〈雙讚經幢〉（861）中有「尊勝幢讚」二則；同前書，卷六十七，頁十二，〈劉氏經幢〉（861）；同前書，卷六十七，頁十六，〈李端符經幢〉（876）。

[9]《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七，〈興聖寺經幢〉（74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八，〈西明寺智明尊勝幢記〉（778）；《常山貞石志》，卷十，頁二十九、三十一，〈尊勝陀羅尼真言幢〉（886）。

[10]〈唐東都聖善寺志行僧懷則于龍門廢天竺寺東北原勤先修塋一所敬造尊勝經幢塔并記〉：「雕琢勝幢，方旌不朽。」，見：張乃翥，〈龍門藏幢讀跋兩題〉，《敦煌研究》2（1993）：28。唐長安龍花寺尼韋契義囑門人為其營葬云：「但營小冢，傍植勝幢。」，《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十二，〈龍花寺尼韋契義尊勝幢記〉。又，河北保定城北韓庄出土的西夏文石幢，一號幢的幢額係以西夏文大號楷書「相勝幢」，見《考古學報》1（1977）：146。

[11]《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五，〈元政經幢〉（840）。

[12]同前書，卷六十六，頁四十三。

[13]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四，經幢條，269。

[1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六，頁二十六，〈三村父老尊勝幢記〉（735）；又例，《山右石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卷七，頁十三至十四，〈楊囗仙造陀羅尼幢〉（753）；以及《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七，〈湛大師經幢〉（825）；《兩浙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四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卷三，頁四十五，〈唐惠力寺經幢〉（874）。

[15]《山左石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卷十三，頁二十一，〈張珂尊勝經石幢〉。

[1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二十二，〈陳宗可等尊勝幢讚〉（878）。

[17]松有長慶，《密教經典成立史論》（京都：法藏館，1981二刷），第一節〈陀羅尼の機能〉，83--92。

[18]《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二十六，〈李潛尊勝幢記〉（844）；同前書，卷四十八，頁五，〈宏農楊公尊勝幢讚〉（854）。

[19]《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一，〈衙內指揮囗張尊勝幢記〉（847）。

[20]《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351中。并見：劉淑芬，前引文，153--154。

[21]同前書，卷四十七，頁六，〈僧志遠造幢記〉。

[2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三十四，〈張昭範尊勝幢序〉。

[23]同濟大學建筑系建築歷史教研組調查、劉從周執筆，〈硤石惠力寺的唐咸通經幢〉，《文物參考資料》5、6（1953）：156。安奇，〈上海松江唐陀羅尼經幢〉，《文物》1（1987）：78。

[24]楊豪，〈東莞北宋〞象塔〞發掘記〉，《文物》6（1982）：64。

[25]于軍、陶保成、周健林，〈修復惠山寺石經幢技術報告〉，《東南文化》1(1991）：265--266。

[26]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第七章，〈石結構建築技術〉，第二節，石結構建築（執筆者陳從周），232。

[27]《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一冊），卷六十六，頁八，〈開元寺經幢〉。

[28]《兩浙金石記》，卷三，頁二十八─二十九，〈唐安隱寺經幢〉。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金華市萬佛塔塔基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5（1957）：42。

[30]《兩浙金石記》，卷三，頁一，〈唐天寧寺經幢〉；《江蘇省通志稿，金石六，頁二，〈會昌造經幢〉。

[3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王剬尊勝幢題名〉；《閩中金石志》（石刻史料析編第一輯第十七冊），卷二，頁三，〈咸通塔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32]《江蘇省通志稿》（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三冊），金石六，頁二，〈會昌造經幢〉。

[33]同前書，卷三，頁二十六，〈唐法隆寺經幢〉。

[34]同註4。

[35]《兩浙金石記》，卷三，頁十七，〈唐東林山祗園寺經幢〉。

[36]程學華，〈唐貼金畫彩石刻造像〉，《文物》7（1961）。

[37]《八瓊室金石補正》（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七冊），卷四十六，頁二十九，〈陳留生尊勝幢記〉。

[38]Robert Jera-Bezard, Monique Maillard著，耿昇譯，〈敦煌幡幢的原形與裝潢〉，收於：《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605。

[39]德新、張漢君、韓信仁，〈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遼代佛教文物〉，《文物》12（1994）：6、8、25。

[40]《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編號，第267號。以下皆以（大．）代表此編號。

[41]〈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建立──經幢研究之一〉，162--173。

[42]《山右石刻叢編》，卷九，頁二十五，〈王劉趙珍等造陀羅尼經幢〉。

[43]《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三，〈那羅延經幢〉。《閩中金石志》，卷三，頁十五至十七，〈承天寺陀羅尼經幢〉；卷三，頁十七至十九，〈水陸寺陀羅尼經幢〉；卷三，頁二十四至二十五，〈承天寺陀羅尼經幢〉；卷三，頁二十五，〈桃源宮尊勝陀羅尼經幢〉。《金石萃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四冊），卷一五三，頁十二至十三，〈行滿寺尼惠照建陀羅尼幢并記〉；卷一五三，頁十五，〈京西戒壇寺陀羅尼幢并記〉；卷一五三，頁三十二至三十三，〈慈悲菴大德幢記〉。

[44]《壽光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七冊），卷十三，頁二十，〈唐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九，頁二十八至二十九，〈樞密使朱宏昭尊勝幢記〉。

[45]《常山貞石志》，卷十二，頁七，〈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殘幢〉。

[46]《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415中、下---416上、368中。

[47]《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199，〈斯坦因劫經錄〉4378；322，〈敦煌遺書散錄〉0465。

[48]《益都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卷二，頁三十，〈宋宏正大師遺界記石幢〉。

[49]同前書，卷二，頁三十二，〈宋李恕尊勝石幢〉；《益都縣圖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七冊），卷二十七，金石中，頁五十六，〈李恕經幢〉。又，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僧人元紹等在今福建泉州市水陸寺所樹立的經幢，上面所刻的啟請也是此種版本，見：《閩中金石略》，卷三，頁十七，〈水陸寺陀羅尼幢〉。

[50]《閩中金石略》，卷三，頁十六，〈承天寺阤羅尼經幢〉（宋淳化二年）。

[51]《昌樂金石續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冊），卷十七，頁十四，〈尊勝經幢〉。

[52]《閩中金石略》，卷三，頁二十四，〈承天寺陀羅尼經幢〉（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另，卷三，頁二十五，〈桃源宮尊勝陀羅尼經幢〉；《滿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三冊），卷二，頁四十八，〈惠能建陀羅尼經幢〉（遼代），亦同。

[5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第六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3。

[54]《益都金石記》，卷三，頁十，〈宋比邱奉囗尊勝經幢〉；卷三，頁九，〈宋僧文緒陀羅尼石幢〉中的啟請有缺文，但和此同。

[55]《益都金石記》，卷三，頁一，〈宋智清靈骨記石幢〉。

[56]《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李恕經幢〉；《閩中金石略》，卷三，頁十三至十四，〈招慶禪院大佛頂陀羅尼幢記〉。

[57]《英藏敦煌文獻》，第六冊，52。

[58]《昌樂縣續志》，卷十七，頁十五，〈尊勝經幢〉0。又，宋徽宗政和元年宋僧文緒陀羅尼石幢上的跋尾亦同，見：《益都金石記》，卷三，頁九。

[59]《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二十四至二十六，〈陳榮尊勝幢記〉。

[60]《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一至三十二，〈僧惟新等經幢〉。同前書，卷二十七，頁八十二，〈廣化寺尼慧興塔記〉，此標目有誤，因此幢的造幢記云：「益都府長秋鐵佛院，建佛頂陀羅尼塔記：歿故比丘僧慧興，姓郭氏，泗州長山縣人也，於臨淄縣廣化院出家。」可知慧興是僧人，而非尼師。

[62]《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十八至十九，〈比邱宗肇經幢〉；《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四，長安縣下，頁三十一。

[63]同前書，卷六十六，頁三，〈開元寺經幢〉。

[6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四，〈侯刺史等經幢題名〉。

[65]《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卷，109中、110上。

[66]《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金石中，頁五十七，〈李恕經幢〉。

[67]《兩浙金石志》，卷三，頁四十至四十一，〈唐天寧寺經幢〉。

[68]《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八，〈徐智端刻幢〉。《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三，〈曹彥詞尊勝大悲幢記〉。《兩浙金石記》，卷三，頁四十五，〈唐本覺寺經幢〉。《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九，頁一，〈龍興寺鄭義尊勝等經幢記〉；卷八十，頁四至五，〈花敬遷尊勝幢題名〉；卷八十二，頁三十四至五，〈張師皋大悲尊勝幢記〉。

[69]《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二十六至七，〈華州別駕杜承訓尊勝幢記〉。《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五十六至五十七，〈李恕經幢〉。

[70]《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四，〈薛籌尊勝幢記〉。

[71]同前書，卷七十九，頁二十七，〈常庭訓尊勝大悲幢記〉。

[72]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一，〈劉氏為夫造尊勝幢記〉。

[73]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二十九至三十，〈郭重顯等尊勝大悲幢讚〉。

[74]《金石萃編》，卷一五二，頁三十三，〈慈悲菴大德幢記〉。

[75]《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頁六，〈虎丘陀羅尼經幢〉。

[7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三十三，〈趙州王德成等尊勝經四幢題名〉。

[77]張乃翥，〈龍門藏幢讀跋兩題〉，頁二十七。

[78]《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金石中，頁七十六至七十七，〈僧奉俊尊勝經幢〉。

[79]同前書，卷六十七，頁十七，〈牛頭寺經幢〉。

[80]《兩浙金石志》，卷三，頁十一至十四，〈唐天寧寺經幢〉。

[8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七至十八，〈唐天寧寺經幢〉。

[82]同前書，卷四十八，頁十四，〈薛籌尊勝幢記〉。

[83]同前書，卷四十六，頁二十七至二十八，〈陳氏心經幢〉。《常山貞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八冊，卷十一，頁十，〈開化寺心經幢〉。

[84]《山右石刻叢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冊），卷九，頁四十四至四十五，〈廣福寺經幢〉。

[85]《金石萃編》，卷八十八，頁一至二，〈金剛經殘石幢〉；並見《補正》，卷四十七，頁二至三，〈李家村金經殘幢記〉。《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十四，〈澤州刺史皇甫曙金經幢記〉。《昌樂縣志》，卷十七，頁七至十二，〈金剛經幢〉。

[86]《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三十八，〈鐵塔寺幢〉；《補正》卷四十七，頁十三，作〈何宥則大悲幢記〉，似較妥當，在廣州光孝寺。）

[87]《兩浙金石志》，卷四，頁三十至三十一，〈吳越海會寺經幢〉。

[88]《滿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三冊），卷三，頁二十四，〈陀羅尼真言幢〉。

[89]《金石萃編》，卷一五三，頁十五，〈京西戒壇寺陀羅尼幢并記〉。

[90]同前書，卷六十六：頁四十三，〈真空寺經幢〉。

[91]《兩浙金石志》，卷三，頁二十一至二十二，〈唐天寧寺經幢〉（即位於大殿西首之經幢），「大佛頂及囗囗囗囗囗銘并序」云：「琅琊王讜，字達夫，探至聖之元言，得秘密之妙理，以大佛頂及尊勝為眾福之王，懇立二幢，祈報所怙。」另，卷三，頁二十三，〈唐天寧寺經幢〉，即東首幢，其上所刻的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并序。

[92]《江蘇省通志稿》（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三冊），金石七，頁六至七，，〈泰州殘經幢〉。

[93]《兩浙金石志》，卷五，頁二，〈宋梵天寺經幢二〉；卷五：頁三至四，〈宋雲林寺經塔二〉。

[94]《閩中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七冊），卷三，頁十四至十五，〈招慶禪院大佛頂陀羅尼幢記〉。

[95]《兩浙金石志》，卷三，頁三十五，〈唐天寧寺經幢〉；《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八，〈仰君儒陀羅尼幢記〉。

[96]《江蘇省通志稿》，金石九，頁十三至十四，〈普利院大白傘蓋神咒幢〉。

[97]《山右石刻叢編》，卷十，頁二十七，〈智辨造佛說上生經幢〉。

[98]《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九冊），卷十四，頁十八至十九，〈龍興寺經幢〉。由於「下生經」有好幾個譯本，此經幢因未交代，不知是何本。

[99]《江蘇省通志稿》，金石八，頁一，〈宋太平興國寺東幢〉。

[100]同前書，金石八，頁一至二，〈太平興國寺西幢〉。

[101]《金石萃編》，卷八十九，頁二十六，〈香積寺經幢〉。

[102]張洪波、林象賢，〈朝陽三塔考〉，《北方文物》，2（1992）：48。

[103]《兩浙金石記》，卷四，頁三十，〈吳越海會寺經幢〉。

[104]《金石萃編》，卷一五四，頁一，〈慈悲菴石幢〉。

[105]《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三，頁三，〈囗壽造真言幢〉。

[106]《金石萃編》，卷一五七，頁二十，〈太平院石幢〉。

[107]〈河北邢臺地上文物調查記〉，《文物》5（1963）：66。

[108]〈鄭州開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1983）：75。

[109]〈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157--161。

[110]《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一，〈梵字尊勝幢殘題〉。

[111]《語石．語石異同評》，50、508。

[112]<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7（1992）：21--22。

[113]《金石萃編》，卷一五四，頁一，〈慈悲菴石幢〉。

[114]《遼海文物學刊》1（1992）：67。

[115]《滿洲金石志》，卷三，頁二十四，〈陀羅尼真言幢〉。

[116]《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編，557，〈沙門即空造陀羅尼經幢記〉。

[117]鄭紹宗、王靜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學報》1（1977）。史金波、白濱，〈明代西夏文經卷和石幢初探〉，同上。

[118]《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一，〈系陽村經幢〉。

[119]《兩浙金石記》，卷三，頁十七至十八，〈唐東林山祗園寺經幢〉。

[120]同前書，卷二，頁三十九，〈唐龍興寺經幢〉。

[121]同前書，卷三，頁二，〈唐天寧寺經幢〉。

[12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三十八，〈寶安寺尊勝幢〉。

[123]《常山貞石志》，卷十，頁二十九，〈封崇寺陀羅尼經幢〉。

[124]關於造幢年月、特別是造幢者題名，多題於幢座，可惜拓工多不拓此部分的文字，葉昌熾云：「其他唐人所建，而宋元人續題於座，尚不少。無如拓工惜紙，皆以經文為限，下截有字，亦視若罔睹，其能拓幢座者，蓋十不得一矣。」（《語石．語言異同評》，270。）

[125]〈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180--182。

[126]《臨邑縣志》，卷十四，頁三，〈彌陀寺經幢〉。

[127]《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頁三五一中。

[128]《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一，頁一至二十四，〈慧義寺節度使王宗囗尊勝幢記〉。

[129] 《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二十四至二十五,〈涇陽縣經幢〉

[130]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一，頁二十四，〈慧義寺節度使王宗囗尊勝幢記〉。

[131]《金石萃編》，卷一百一十一，頁五，〈羅漢囗陀羅尼幢〉；《山左金石志》，卷十四，頁十八至十九，〈龍興寺經幢〉。

[13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二，頁一至二十三，〈元氏邑眾尊勝幢讚〉。

[133]《山右石刻叢編》，卷十八，頁二十七至二十八，〈武州經幢〉。

[134]《兩浙金石志》，卷三，頁二十一，〈唐天寧寺經幢〉，此二幢原置於開元寺，後移龍興寺，龍興寺即今天寧寺。

[135]同前書，卷三，頁四十，〈唐本覺寺經幢〉。

[13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二十九，〈范陽湯君尊勝幢銘〉。

[137]《兩浙金石志》，卷三，頁十九，〈唐東林山祗園寺經幢〉。

[138]同前書，卷三，頁十九。又，同書，卷三，頁三：「集天寧寺經幢，凡得八種；今何氏夢華親至寺中搜訪，較竹垞所得，又種。」故天寧寺有經幢十二所。

[139]蕭默〈莫高窟壁畫中的佛寺〉，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４》（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187。

[140]《江蘇金石志》，卷九，頁十三至十四，〈普利院大白傘蓋神咒幢〉。

[141]《支那佛教遺物》，229。

[142]《兩浙金石志》，卷三，頁二十一至二十二，〈唐天寧寺經幢〉。

[143]《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八十一，頁二十四至二十五，〈慧義寺節度使王宗囗尊勝幢記〉。

[144]《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十九，〈康玢書經幢〉。

[145]同前書，卷六十六，頁四十五，〈田伾等經幢〉。

[146]《常山貞石志》，卷十，頁三十一，〈封崇寺陀羅尼經幢〉。

[147]同註4。

[148]〈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教信仰〉，505。

[149]〈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唐代經幢的建立〉，152--153。

[150]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所見的唐代經幢〉，26。

[151]齊心、劉精義，〈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2（1980）：150--152。朝陽北塔考古勘查隊，〈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7（1992）：21--22。

[152]《兩浙金石志》，卷，頁三十八，〈吳越天寧寺經幢〉。

[153]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98，〈齊諷等建陀羅尼經幢記〉。

[154]同前書，364，〈水東村傅逐秀等造香幢記〉。

[155]陳從周，〈浙江古建築調查記略〉，《文物》7（1963）：11。

[156]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大足縣政協、大足縣文物保管所、大足石刻研究會，《大足石刻內容總錄》（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106--108。

[157]同前書，111--114。

[158]彭家勝，〈四川安岳臥佛院調查〉，《文物》8（1988）：3。

[159]黎方根、王熙祥，〈大足北山佛灣石窟的分期〉，《文物》8（1988）：40。

[160]《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七至八，〈于惟則經幢〉。

[16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一，〈吳郡朱氏造幢記〉；《江蘇省通志稿》，金石六，頁二十六，〈朱氏造幢記〉。

[162]鄭州市博物館，〈鄭州開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1983）：75。

[16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唐城隊，〈洛陽唐東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發掘簡報〉，《考古》8（1994）：698--699。

[16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四，〈曹文玉尊勝幢銘〉。

[165]〈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尊勝經幢的建立〉，177--178。

[166]石田茂作監修，《佛古教考古學講座．第三卷塔．塔婆》（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84）一一、石幢，125--126；前久夫編，《佛教堂塔事典》（東京美術，1979一刷，1992七刷），112--113。

[167]松本文三郎，〈朝鮮の幢に就いて〉，收入：羽田亨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東京，弘文堂，1926），10--12。

[168]Lee Hua Shen,《朝鮮建築史》I（韓國，圖書出版社，1993），348--351。

[169]鄧佐平，〈四川邛崍縣出土的唐燈台及其他〉，《考古通訊》5（1957）：62--63。

[170]〈陝西所見的唐代經幢〉，《文物》8（1959）：29。

[171]《金石文字記》（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二冊），卷四，頁七，〈崇仁寺陀羅尼石幢條〉。《石墨鐫華》（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五冊），卷四，頁十五，〈唐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十一〉條。

[172]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69），第四卷，71，會昌四年七月十五日條。

[173]鄭芷《畦湖錄》跋天寧寺經幢云：「唐書會昌五年詔大除佛寺，凡堂閣寺宇關於佛祠者，掊滅無遺，分遣御史發視之，州縣祇畏，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多毀瘞。不及三年，盡皆重樹矣。」（兩浙金石記，卷三，頁七）不過，及至五代，有些在會昌中被破壞的經幢，依然尚未重立，可知並不如鄭芷所云「不及三年，盡皆重樹矣。」

[174]楊煥成，〈河南古建築概述〉，《中原文物》3（1989）：61。

[175]《兩浙金石志》，卷三，頁三十八，〈唐精嚴寺經幢〉。

[176]《劉敦楨文集．三》，151。

[177]《兩浙金石志》，卷二，頁四十三，〈戒珠寺經幢〉。

[178]《吳興金石記》，卷五，頁十五，〈唐祗園寺經幢〉。

[179]《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八，〈司馬霜殘幢〉。此幢年月僅存歲次丁亥十二月己已朔廿八日建，《萃編》定為天寶六年。

[180]同前書，卷六十六，頁九至十，〈張少悌書幢〉。

[18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四，〈曹文玉尊勝幢銘〉。

[182]《金石萃編》，卷六十六：頁十五至十六，〈石燈臺經咒幢〉。

[18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唐城隊，<唐長安青龍寺遺址〉，《考古學報》2（1989）：258--260。

[184]《常山貞石志》，卷九，頁二十九至三十二，〈石燈臺頌并題名〉。

[185]《臨邑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二十六冊），卷十四，頁四，〈彌陀寺經幢〉。

[18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八，頁十三，〈曹彥詞尊勝大悲幢記〉。

[187]《濬縣金石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四冊），卷上，頁二十三，〈石晉香幢〉。

[188]《臨邑縣志》，卷十四，頁十一，〈慧日院經幢〉。

[189]《遼代石刻文編》，道宗編上，頁三六四，〈水東村傅逐秀等造香幢記〉。

[190]《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一至二，〈王襲綱鐵塔尊勝幢記〉。

[191]齊心，劉精義，〈北京市房山縣北鄭村遼塔清理記〉，《考古》2（1980）：152。

[192]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考古學報》2（1981）：251--252。

[193]蘇州市文管會、蘇州博物館：〈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1（1979）：21--24。

[194]《金石萃編》，卷九十八，頁一至五，〈八關齋會報德記〉。

[195]《益都縣金石記》，卷二，頁二十至二十一，〈後唐張行佛院記石幢〉。

[196]《遼代石刻文編》，天祚篇，頁五二六，〈施地幢記〉。

[197]《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三，頁三十一至三十三，〈五大夫新橋記〉。

[198]《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二，頁十五至十七，〈襄州刺史遺愛幢〉；《金石萃編》，卷一百七，頁一至三，〈使院石幢記〉。

[199]建築學者梁思成認為：「唐宋經幢遍布南北，雖非真正建築物，亦為富于建築意味之紀念建築。」（《梁思成文集三》，162。）

[200]《語石．語石異同評》，285。

[201]《支那佛教遺物》，六〈石經〉，181--182。

[202]建築學者劉致平認為經幢和碑、碣一樣，同屬石刻之類。（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北京，建築工程出版社，1957，頁44。）白化文認為它是漢化佛教一種最重要的刻石，「不可誤認之為塔」。（《佛光的折射》（香港，中華書局，1988），168--169。）丁明夷、邢軍認為經幢是一種佛教石刻。（《佛教藝術百問》（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205。）高英民認為它是石柱刻經中的一種。（高英民，〈趙縣陀羅尼經幢〉，《文物天地》6（1982），39。）

[203]《兩浙金石志》，卷三，頁五十六，〈唐天寧寺經幢〉。

[204]同註192。

[205]唐．玄奘、辯機撰、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二版），卷九，摩揭陀國下，712。

[206]《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351中。

[207]《江蘇省通志稿》，金石六，頁一，〈僧文監等造陀羅尼經幢〉。

[208]《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六卷，801、下。

[209]《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二十一卷，951上。

[210]如薊縣觀音寺白塔，第一層為塔之主要層，八角之東西南北四正面，皆為門形，其四斜面則浮起如碑形，每面大書「十二因緣咒」。（梁思成，〈薊縣觀音寺白塔記〉，《中國營造學社彙刊》，3.、2，96--97。

[211]《金石萃編》，卷六十七，頁一至三，〈龍興寺經幢〉。

[212]同前註，頁三至四。

[213]同註198。

[214]《兩浙金石志》，卷三，頁十七；頁十八，〈唐東林山祗園寺經幢〉。

[215]同前書，卷三，頁二十八至二十九，〈唐安隱寺經幢〉。

[216]同前註，頁二十九。

[217]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順義縣遼淨光舍利塔基清理簡報〉，《文物》8（1964）：50。

[218]〈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文物〉，《文物》4（1993）：2--5。

[219]楊煥成，〈豫北石塔紀略〉，《文物》5（1983）：73--74。

[220]《兩浙金石志》，卷三，頁十七至十八，〈唐東林山祇園寺經幢〉。

[221]《常山貞石志》，卷十三，頁六，〈清公大師舍利陀羅尼經幢〉。

[222]同前書，卷十四，頁十，〈龍興寺陀羅尼經幢并廣惠大師銘〉。

[223]〈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7（1992）：21--22。

[22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一，〈王襲綱鐵塔尊勝幢〉。又，頁五，〈門徒惠玉等尊勝幢記〉，係天寶十二載（753），門徒惠玉等為其師所造者，其題記中稱：「門徒惠玉、元囗、先囗等為囗囗道法師，建此石囗（浮）圖一所。」不過，此拓本僅見末一面，無法確定其為經幢，抑或是塔而并刻《尊勝陀羅尼經》。

[225]《江蘇省通志稿》，金石六，頁三，〈會昌造經幢〉。

[226]《益都縣金石記》，卷二，頁十九至二十，〈唐東嶽廟尊勝經幢〉。

[227]《滿洲金石志》，卷三，頁二十四至二十五，〈陀羅尼真言幢〉。

[228]《兩浙金石記》，卷三，頁二十八，〈唐安隱寺經幢〉。

[229]《山右石刻叢編》，卷九，頁十五，〈王劉趙珍等造陀羅尼經幢〉。

[230]同前書，卷十一，頁十一至十二，〈保甯寺禪院經幢〉。

[231]《滿洲金石志》，卷二，頁四十八，〈惠能建陀羅尼經幢〉。

[232]同前書，卷三，頁二十四，〈陀羅尼真言幢〉。

[233]羅哲文，《中國古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44。

[234]《閩中金石略》，卷三，頁十二，〈招慶禪院大佛頂陀羅尼幢記〉。

[235]同前書，卷三，頁十八，〈水陸寺陀羅尼經幢〉。

[236]同前書，卷一，頁六至八，〈尊勝陀羅尼經幢〉。

[237]《兩浙金石志》，卷四，頁三十八至三十九。

[238]《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六，頁二十一，〈本願寺僧智秀尊勝幢記〉。

[239]同前書，卷八十二，頁三十二，〈趙州王德成等尊勝經四幢題名〉。

[240]《益都縣圖志》，卷二十七，頁四，〈鄧村造塔記〉。

[241]《兩浙金石志》，卷四，頁二十八，〈後周舍利塔銘〉。

[242]《劉敦楨文集》三，286、417。

[243]宋煥居，〈豐潤車軸山壽峰寺〉，《文物資料叢刊》3（1958）：52；宋煥居，〈豐潤車軸山的文物〉，《文物》1（1965）：63。

[244]張乃翦，〈龍門藏幢讀跋兩題〉，《敦煌研究》2（1989）：28。

[245]《益都金石記》，卷二：頁十八至二十，〈唐東嶽廟尊勝經幢〉。

[246]《劉敦楨文集》三，286。

[247]梁思成，〈浙江杭縣閘口白塔及靈隱寺雙石塔〉，《梁思成文集．二》（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4），136--138、162。

[248]《語石．語石異同評》，268。

[249]《兩浙金石志》，卷四，頁三十八，〈吳越天竺寺經幢二〉。

[250]羅哲文，《中國古塔》，26。李力，〈北涼石塔〉，《文物天地》，2（1992）：24。

[251]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遺跡〉，《文物參考資料》7（1956）：56、59。

[252]關於北涼石塔，已有多位學者提出報導和研究論文，覺明居士，〈記敦煌出土六朝婆羅謎字因緣經經幢殘石〉，《現代佛學》1（1963）。王毅，〈北涼石塔〉，《文物資料叢刊》，第一輯。宿白，〈涼州石窟遺跡和涼州模式〉，《考古學報》4（1986）。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館藏三件北涼石塔〉，《文物》11（1991）。王力，〈北涼石塔〉，《文物天地》，2（1992）。古正美，〈再談宿白的涼州模式〉，《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論文集．石窟考古》（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殷光明，〈關于北涼石塔的幾個問題─與古正美先生商榷〉，《敦煌學輯刊》，1（1993）。

[253]朱雷，〈出土石刻及文書中北涼沮渠氏不見于史籍的年號〉。並見李力，〈北涼石塔〉，殷光明，〈關于北的幾個問題─與古正美先生商榷〉。

[254]李玉民，〈中國早期佛塔溯源〉，《故宮學術季刊》，6、3（1989）：87--88。

[255]王毅，〈北涼石塔〉。

[256]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六），九〈四面像の一考察〉，166--167，圖見頁169、189。

[257]黃留春，〈許昌北周塔式千佛幢〉，《中原文物》3（1994）：82。

[258]見註244，諸文中古除了古正美之外，其他諸學者都認為是七佛一菩薩；因石塔上有七佛的殘題名，故古說不確。

[259]〈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21--24。

[260]〈遼寧朝陽北塔天宮地宮清理簡報〉，《文物》7（1992）：21--22。

[261]殷光明，〈關于北涼石塔的幾個問題─與古正美先生商榷〉，70。

[262]李逸友，〈內蒙古巴林左旗前后昭廟的遼代石窟〉，《文物》，12（1961）：23。

[263]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5），232。

[264]《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七，頁十，〈為母尼囗操造尊勝幢記〉。

[265]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中國營造學社彙刊》，3、1（1932）。

[266]劉敦楨，〈定興北齊石柱〉，《劉敦楨文集．二》（中國建築工藝出版社，1982），61。關於定興北齊石柱，參見：劉淑芬，〈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事業的個案研究〉，《新史學》，5、.4（1994）。

[267]《常山貞石志》，卷八，頁八，〈本願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268]楊廷寶，〈汴鄭古建築遊覽紀錄〉，《中國營造學社彙刊》6、3：14。

[269]孟繁興，〈南響堂山石窟清理記〉，《文物》5（1992）：17--18。

[270]李玉民，〈中國古塔溯源〉，90；羅哲文，〈古塔摭談〉，50；徐華璫，《中國古塔》，34--36。_

[271]張駁雲，〈山西羊頭山的魏晉石塔〉，《文物》3（1982）：39--41。

[272]山木智教，〈印度建築における柱の發展〉，《密教文化》，第二十三號。

[273]松本文三郎，〈朝鮮の幢に就いて〉收入：羽田亨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東京，弘文堂書房，1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