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傳佛教與中國素食文化
林伯謙
東吳中文學報
第 4 期(1998.05)
頁93-138
一、前言
華夏民族本是農業古國，一般百姓多賴耕種維生，在飲食方面，長期皆以穀物菜蔬為主，除非是上層階級，才得以享用鮮肥的食物，如《周禮．天官》記載職掌天子膳食的人員即有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烹）人、甸師、獸人、 人、虌人、腊人；而僅以「掌王之食飲膳羞」的膳夫職司中，就記載著：「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1]可以想見這是相當奢華的御膳，難怪古時稱上位者為「肉食者」[2]；而據《禮記．王制》云：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3]
鄭玄注：「『故』謂祭饗。」可見一般民眾在飲食階級劃分下，想吃珍饈佳餚是不容易的。這不僅像《戰國策．韓策一》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
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4]
顯示韓國百姓相當困乏，鬧了飢荒就吃不飽；沒飢荒的年歲，也僅賴豆飯藿羹裹腹；而就是在《孟子．梁惠王上》也說：「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5]故大體而言，早先華夏民族的飲食習慣，是與素食相當接近的；但這並不表示先民皆喜好素食，且足以發展出一種深具人文關懷的文化風尚，畢竟像「關西孔子」楊震那樣公廉淡泊，「子孫常蔬食步行」[6]的人，實在太罕見了，因此素食風尚的形成，仍有待佛教東來，林乃燊《中國飲食文化》即說：
素菜歷史悠久，先秦時期，人們在祭祀或遇到日月蝕，或遭重大天災等，都有「齋戒」的習慣。但作為一個菜系，則是在漢代以後，道教和佛教盛行時逐漸形成。道教的養生之道，主張人們多吃先蔬野果，花蕊茶茗，但道教不戒肉食，未能形成自己獨特的教餐。佛教則全吃素食，信佛的有貴族，有平民，寺院菜有粗有細，菜式逐漸繁多，就形成了一個素菜系。[7]
中國素食文化與佛教關係密切，確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本文將分別從佛教的飲食要求、帝王的敕斷葷腥、士庶的齋素心態、持素的藝文效應等方面，逐一申論中國佛教的素食風尚。
二、佛教的飲食要求
出家僧人另有比丘（苾芻）、沙門（桑門）、和尚（和闍）、浮屠（浮圖）等等稱呼。據《大智度論》卷三謂「比丘」一詞，即具備五層涵義，其第一層就是「乞士」，《大智度論》解釋說：「清淨乞食活命，故名乞士。」[8]出家人為了精進辦道，無法謀生置產，乃以托缽乞食維生，一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9]
而由於飲食攸關乎修行，因此在律藏中，我們可以見到佛陀針對僧眾飲食上的種種疏失，訂立多條律儀。如《十誦律》卷十三曰：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老迦留陀夷，於夜闇時，有小雨墮雷聲電光中，入白衣舍乞食。時是家中，有一洗器女人出於電光中，遙見迦留陀夷身黑，見已驚怖，身毛皆豎，即大喚言：「鬼來！鬼來！」以怖畏故，即便墮胎。迦留陀夷言：「姊妹，我是比丘，非鬼也。乞食故來。」時女人瞋，以惡語、粗語、不淨語、苦語，語比丘言：「使汝父死、母死、種姓皆死，使是沙門腹破，禿沙門斷種人，著黑弊衣，何不以利牛舌刀自破汝腹，乃於是夜闇黑雷電中乞食！汝沙門乃作爾許惡，我兒墮死，令我身壞！」[10]
迦留陀夷在雷雨暗夜間乞食，致孕婦驚怖流產。事後佛陀乃結戒比丘日中一食。《十誦律》同卷又云：
佛在舍衛國。爾時節日至，諸居士辦種種好飲食，出城入園林中。爾時十七群比丘自相謂言：「可共到彼園中看去。」皆言：「可爾。」即自洗浴，莊嚴面目，香油塗髮，著新淨衣，到園林中一處立看。是十七群比丘端正姝好，多人敬愛，諸居士見，共相謂言：「看是諸出家少年端正姝好！」皆言：「實爾。」諸居士歡喜故，持種種好酒食與言：「汝能噉不？」答言：「汝等尚能，我何以不能？」是十七群比丘多得飲食已，醉亂迷悶，食後搖頭掉臂向祇洹……。[11]
十七群比丘忘失身分，與世俗人飲酒作樂，佛陀遂又制戒不非時食。這是過午不食的兩個緣起[12]。另《十誦律》同卷還有上勝比丘雖受乞食法，卻每日乞食兩份，一份立即食用，一份曝曬石上，明日再吃。如此實在不衛生，佛陀於是制戒不宿殘食，也就是不吃昨天剩餘的飯菜。[13]
又當比丘沿街托缽，皆須任隨施主發心供養，不能有富貴貧賤的選擇，這就是《維摩經．弟子品》所說：「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14]然而民眾生活條件參差不等，為避免造成民眾困擾，好讓他們都能方便供養，善植福田，食物難免精粗無擇、葷腥不忌。於是僧團中，佛陀堂弟提婆達多久已蓄意謀奪領導地位，遂破僧團和合，倡言比丘應盡形壽著衲衣、行乞食、日一食、露地住、斷肉魚，謂：「是五法隨順，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時知量，精進持戒清淨，一心遠離，向泥洹門，若比丘行是五法，疾得泥洹。」[15]佛陀對於此事也有回應。佛說過去諸佛讚嘆比丘行此五法，佛今亦如是讚嘆，然亦聽著居士衣、聽請食、聽再食、聽露地坐、聽食三淨肉。其中所謂「三淨肉」便是不見、不聞、不疑：
不見者，不自眼見為我故殺是畜生；不聞者，不從可信人聞為汝故殺是畜生；不疑者，是中有屠兒，是人慈心，不能奪畜生命。我聽噉如是三種淨肉。[16]
因此之故，在許多信仰佛教地區，並未嚴禁肉食；惟誠如道宣《廣弘明集．慈濟篇序》所云：「釋氏化本，止殺為先。由斯一道，取濟群有。故慈為佛心，慈為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17]北本《涅槃經》卷四且以「淨肉」為臨時所制的方便：「『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即是現斷肉義。』」[18]印順法師《教制教典與教學．關於素食問題》也進一步說明：
佛教的出家制，本是適應印度當時的乞食生活。在這種生活情況下，對於一般食物，是無法十分揀擇的，只能有什麼喫什麼。這是適應時地的方便，在世尊的悲心中，決不以三淨肉為非喫不可。所以將佛陀精神充分的闡發出來，在《象腋》、《央掘》、《楞伽》、《涅槃》、《楞嚴》等大乘經中，明朗地宣說：佛弟子不應食肉。食三淨肉是方便說，食肉斷大悲種，（故意殺生）食肉是魔眷屬。大乘不食肉的教說，是絕對契合佛陀精神的。[19]
下面便依《大正藏》編排次序，摘引幾部經典，以更彰顯佛陀精神。《法句譬喻經》卷一〈慈仁品〉云：
夫人生世，所食無數，何以不作有益之食，而殘害群生，以自濟活？死墮惡道，損而無益。人食五穀，當愍眾生，蠕動之類，莫不貪生，殺彼活己，殃罪不朽。慈仁不殺，世世無患。[20]
六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四云：
菩薩住離垢地，自然遠離一切殺生，捨棄刀杖，無瞋恨心，有慚有愧，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常求樂事，尚不惡心惱於眾生，何況加害？[21]
《大乘入楞伽經》卷六云：
凡殺生者多為人食，人若不食，亦無殺事，是故食肉與殺同罪。[22]
《入楞伽經．遮食肉品》云：
大慧！我觀眾生從無始來，食肉習故，貪著肉味，更相殺害，遠離賢聖，受生死苦；捨肉味者，聞正法味，於菩薩地如實修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23]
又《梵網經．菩薩心地戒品》云：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佛性種子，一切眾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食肉得無量罪。[24]
凡上所引經文，皆與《涅槃經》相同，以為殺生即斷大悲種，這是佛法最根本的教誡。至於《楞嚴經》卷四云：「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卵、化、濕、胎，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為本，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25]這是指眾生從貪愛衍生殺盜，以致經百千劫，常在生死輪迴，不得解脫，故勸令修行務必止殺；此外卷八云：「是諸眾生，求三摩提，當斷世間五種辛菜[26]。是五種辛，熟食發淫，生噉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惡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薩天仙，十方善神，不來守護，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現作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婬怒癡，命終自為魔王眷屬，受魔福盡，墮無間獄。」[27]顯見素食不僅不食眾生肉，由於葷菜同樣有礙修持，也在禁止之列；但若只為了修持解脫才不近葷腥，缺少以慈悲為本的菩提心，就稱不上是「不為自身求安樂，但欲救護諸眾生」[28]的菩薩了。
中國佛教向以大乘自居，故對於素食多能遵行，除了推廣素食農作，並且還大力宣揚戒殺護生。例如宋僧贊寧撰《筍譜》，明僧真一也作《筍梅譜》[29]；明代雲棲祩宏《竹窗隨筆．戒殺》條則說：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庖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痒、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30]
而民初印光法師也寫過多篇戒殺文章，其中有篇〈味精能挽劫運說〉提及吳蘊初居士有心世道，欲挽殺劫，專研食味，取麥麩洗出麵筋，醞釀多日，製成醬精、味精，以資飲食之味。文曰：
飲食于人關係甚大，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故曰食為民天。然天地既為人生種種穀、種種菜、種種果，養人之物，亦良多矣。而以口腹之故，取水陸空行諸物，殺而食之，以圖一時之悅口，絕不計及彼等與吾同稟靈明之性，同賦血肉之軀，同知疼痛苦樂，同知貪生怕死，但以力弗能敵，被我殺而食之，能不懷怨結恨，以圖報于未來世乎？試一思之，能不惴惴？忍以一時悅口之故，于未來世受彼殺戮乎哉？願雲禪師云：「千百年來碗裏羹，怨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詳味斯言，可以悟矣。[31]
由此可見佛教徒素食，其主要動機是為了慈悲不殺，這可以說是佛教兩千餘年的一貫主張；不過素食的同時，也連帶會對健康有所裨益。像在《四分律》卷十三就說：
食粥有五事：善除飢、除渴、消宿食、大小便調適、除風患。食粥者有此五善事。[32]
至今叢林早齋多食粥，且唱誦〈食粥偈〉曰：「粥有十利，饒益行人。果報無邊，究竟常樂。」所謂十利，就是指「資益身軀，顏容豐盛；補益尪羸，增長氣力；補養元氣，壽算增益；清淨柔軟，食則安樂；滋潤喉吻，論議無礙；調和通利，風氣消除；溫暖脾胃，宿食消化；氣無礙滯，辭辯清揚；適充口腹，飢餒頓除；喉吻霑潤，渴想隨消。」[33]《景德傳燈錄》卷九〈溈山靈祐〉有一則與粥有關的公案這麼說：
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卻火抄，拊掌大笑。師云：「眾中也有恁麼人，喚來問，作麼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34]
從上所述，即可體會僧團飲食起居，皆關乎修行，因此能普遍受到士大夫的推崇，黃庭堅曾撰《士大夫食時五觀》，序言便說：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樽俎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35]
又陳繼儒《讀書鏡》卷三也頗有感慨的說：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婆）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36]
陳氏雖以儒家本位與佛爭勝，但由其言外之意，可以想見佛教飲食文化對社會影響之深！至於像《南史》卷三〈宋後廢帝紀〉云：「（帝）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37]陶穀《清異錄》卷四亦載：「比丘尼梵正，庖製精巧，用鮓、矐、膾、脯、醢、醬、瓜、蔬，黃赤雜色，鬥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樣』。」[38]徐珂《清稗類抄．方外類》又記江浙尼庵素饌甚精：「其製素燕菜、素魚翅、素海參、素鴿蛋也，輒以嫩雞、火腿熬取清汁，而以形似之物投入其中，浸淫既久，肥膿鮮美，味遠勝於真者。」[39]曇度的煮狗肉飲酒已屬不該；梵正一干人身為比丘尼，竟利用魚肉製作風景冷盤、種種佳餚，縱然將繪畫雕塑藝術與烹飪技藝巧妙結合，也依然是大違佛戒了。
三、帝王的敕斷葷腥
自佛法傳布各地，謹遵佛制，慈心不殺的地區，在法顯《佛國記》，或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都可見到[40]；而早在東漢時期，素食止殺觀念也與齋戒融合，逐漸滲入國人思想中，《後漢書．楚王英傳》即有明帝詔書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41]《梁高僧傳．曇柯迦羅傳》也說曇柯迦羅於魏齊王芳嘉平中至洛陽，見魏僧「設復齋懺，事法祠祀」[42]；特別是《梁高僧傳》所載高僧，有多人雖不列於〈明律〉篇，慧皎仍記其「專謹戒律」、「執節精峻」，乃至「齋戒無闕」、「蔬食永歲」、「蔬食精苦」、「蔬食布衣」、「蔬食有德行」等等，尤其像卷十二〈亡身〉篇記宋文帝元嘉年間高僧慧紹，自幼不近葷腥的傳奇事蹟云：
（慧紹）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懍勵，苦行標節。[43]
另外卷七〈義解〉篇記竺道生深受宋文帝歎重，文帝曾臨道生駐錫的青園寺設筵，時間因拖延太久，「眾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始言中，何得非中？』遂取缽便食，於是一眾從之。」[44]這表示當時僧團也有謹遵佛制，過午不食的情形。所以沈約於〈究竟慈悲論〉便說道：「昔《涅槃》未啟，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45]顯然大本《涅槃經》尚未傳來中國，六朝高僧已多能仰體佛陀悲心，蔬食長齋；不過真正讓素食廣行於每一位出家人，仍要待梁武帝蕭衍藉政治力量的干預。而按《梁高僧傳．求那跋摩傳》另有記宋文帝請問跋摩云：「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於是說：
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眾矣。寧在闕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46]
這是以方便權巧來安慰一國之君；而連國君都考慮到是否該素食，即可想見佛教的興盛普及[47]，這對於後來梁武帝的推行國家佛化運動，自然有正面的影響。梁武帝的力行佛法，是歷來帝王少見的，《梁書．武帝本紀》即言：
（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涅盤（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人。
並且說他「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移中，便漱口以過。」[48]《魏書．蕭衍傳》也說：「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為皇帝菩薩。」[49]既然武帝是皇帝菩薩，已受菩薩戒，不僅不能食肉飲酒，更見不得他人飲酒食肉，因此在《廣弘明集．慈濟篇》就見到武帝親頒〈斷殺絕宗廟犧牲詔〉、〈斷酒肉文〉。其中〈斷酒肉文〉不是為了宣示自己不飲酒食肉，而是以政治力量強制出家眾務斷酒肉。文章反覆殷勤申說，篇幅甚長，茲摘錄於下：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子不得無言……。若出家人猶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為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是不及外道……。今日僧眾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50]
〈斷酒肉文〉中亦反覆強調食肉者罪報，與諸宿親長為怨懟，及理事二障難等惡果，今不再贅錄。另於敦煌殘卷ｐ．2189號，亦可見武帝所撰〈東都發願文〉：「願從今以去，至乎道場，生生世世不復噉食眾生，乃至夢中不飲乳蜜，無論現前，若覆若興，畢竟清淨」云云[51]；而且武帝所作詩歌中，有一首名為〈宴詩〉云：
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52]
從筵席上的素饌，也能聯想到天下還不免動用武力，政治尚未臻於四海一家的太平境地，不過他還是有自信使外族接受感召而名垂青史，可以說是極正信的佛教擁護者了。
繼梁武帝之後，同時代北齊文宣帝也請僧稠授菩薩戒，下令斷酒禁肉，《續高僧傳》卷十六〈僧稠傳〉云:
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為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即受禪道……，爾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禁酒斷肉，放捨鷹鷂，去官畋魚，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敕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53]
又在《全隋文》，尚可見到隋文帝制詔斷屠，由於文帝自幼成長於寺院中，對佛教甚感親切，所以即位後，分別於開皇三年、仁壽三年頒布〈敕佛寺行道日斷殺〉、〈生日海內斷屠〉二詔：
好生惡殺，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業可憑。稟氣含靈，唯命為重，宜勸勵天下，同心救護。其京城及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恆起八日至十五日，當寺行道，其行道之日，遠近民庶，凡是有生之類，悉不得殺。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54]
正月、五月、九月三個月為齋月，原是根據《梵網經》卷下：「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55]而來。依照《事物紀原》卷十〈律令刑罰部．斷屠〉云：
唐《刑法志》曰：「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按此則是斷屠之制起於唐高祖也。杜祐（佑）集歷代沿革事為《通典》，前此無文，而首載武后聖曆二年事，驗此可知也。宋朝因之，臨時限日云。[56]
《事物紀原》所謂「斷屠」，只針對處決人犯而言，可以確信它乃前承隋文帝詔書中「有生之類，悉不得殺」的精神而來，因此斷屠之制自不始於唐高祖。
在君主專權時代，國君一言一行，動見觀瞻，凡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而由於帝王敕斷葷腥，自然使得素食風氣更深入民間。有關素食的發展情形，王仁湘《民以食為天．素食清供》已作說明，今特節摘，以為本節之末：
素食有久遠的歷史淵源，但作為一個菜系的形成，當是在宋代才開始的。……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以及唐代昝殷的《食醫心鑒》雖也提到過一些蔬食的製作方法，但那些蔬食與後世的素食還不能相提並論。到北宋時，都市中出現了專營素菜素食的店舖，《夢粱錄》所載市肆素食就有上百種之多。這時的素食研究著作也較多，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書，就是一本以敘述素菜素食為主的食譜。他還著有《茹草紀事》一書，收錄了許多有關素食的典故與傳聞。還有陳達叟的《本心齋蔬食譜》，也是一部極力提倡素食的著作。明清兩代是素菜素食的進一步發展時期，尤其是到清代時，素食已形成寺院素食、宮廷素食和民間素食三個支系，風格各不相同。宮廷素菜質量最高，清宮御膳房專設素局，能製作二百多種美味素菜。寺院素菜或稱佛菜或福菜，製作十分精細，蔬果花葉皆能入饌。民間各地都有一些著名的素菜館，吸引著眾多的食客……。[57]
四、士庶的齋素心態
「齋」與「素」在佛學名相上，本不相同，林清玄於《拈花菩提》曾辨析云：
一般所說的「吃齋」，齋字在梵名是布薩，是清淨之意。但佛教說的「持齋」、「齋食」，指的不是吃的食物，而是吃的時間，「過午不食」叫「持齋」，故以「吃齋」來指素食者，是錯誤的用法。[58]
這是正確的解說，《釋氏要覽》卷上〈齋〉條即云:「佛教以過中不食名『齋』。」[59]換言之，「素食」跟「持齋」不能混為一談，只不過古時候文人遣詞用字，總是籠統的將「素食」稱之為「齋」、「齋食」、「齋素」等等，而未嚴格細分。顏師古《匡謬正俗》便說：「今俗謂桑門齋食為素食，蓋古之遺語。」[60]又如白居易〈早春持齋答皇甫十見贈〉云：「帝城花笑長齋客，二十年來負早春」；蘇軾在黃州〈與孟亨之書〉則說：「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辛棄疾〈添字浣溪沙〉病起，獨坐停雲亦曰：「強欲加餐竟未佳，只宜長伴病僧齋。」[61]大概他們都認為素食有助於心靈清淨的緣故。今試推究士庶齋素的心態，大略有四，茲分述之：
（一）、基於宗教信仰：
由於信仰佛法，明瞭眾生皆有佛性，而人類既同樣在六道中輪迴，將來也有可能淪為傍生，所以一方面畏懼果報，一方面悲憫生靈，於是奉行教誡，慈心不殺。如宗炳〈明佛論〉所說：「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為眾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黃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62]這便是從業報觀點來考量。
另《廣弘明集》所收沈約〈究竟慈悲論〉云：「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無遺夭。」周顒〈與何胤論止殺書〉亦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63]還有顏之推《顏氏家訓．歸心篇》談論到歸心釋教，力主戒殺，而云：「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64]這都是從慈悲不殺的角度所作的反省。
有了宗教信仰，自然不會排斥素食，並且能安於素食。前文所述多位高僧及梁武帝事蹟，皆屬顯例；而除了武帝有〈東都發願文〉外，如沈約也因受八關齋戒而撰寫〈捨身願疏〉，又其〈懺悔文〉亦云：
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為毛群蚧品，事允庖廚，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爚，亙月隨年，嗛腹填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夭暴。蠢動飛沉，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勦撲。卻數追念，種彙實蕃；遠憶相間，難或詳盡……。當今斷絕，永息來緣。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藉今誠，要之咸達。[65]
再如黃庭堅也曾寫下〈發願文〉曰：
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婬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66]
如果是佛教徒，一旦吃素久了，絕不會想再開葷吃腥，至於像《南史．袁粲傳》云：「（粲）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群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按即袁粲）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糾奏，並免官。」[67]過午不食是佛教八關齋戒的規矩之一，但袁粲等人平常既沒有宗教信仰，也沒有素食習慣，一下子又非得過午不食，如不是無法抗拒魚肉的誘惑，就是太餓忍受不住了，因為不習慣素食，特別容易覺得餓，所以才犯戒違法吧。
（二）、基於省欲去奢
《論語．述而》篇有言：「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盡心下》也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聖人的教誨，久已深植民心，因此自古以來，國人都非常重視節儉，認為儉約是一種道德自制工夫，經由儉約克己，則足以固窮養廉，前述楊震一家蔬食終歲即屬一例；蘇軾於黃州〈答畢仲舉〉也說：
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68]
等餓了再吃，便覺滋味無窮，這是窮人對抗貧苦的妙方，但是一旦時移勢易，身處於富貴境地，不再挨餓了，思想難免發生變化，明代劉基寫的〈羹藿〉，便一針見血地指出貧富異態的人性：「鄭子叔逃寇於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其妻，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69]對於人類這等劣根性，有識之士知道平時就該從修養工夫著手，而控制口腹之慾，算得上是最簡便易行的不二法門了。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二〈論菜〉即說：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是咬得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70]
羅氏另於卷十一〈儉約〉亦云：
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茍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可以養氣也。[71]
而洪應明《菜根譚》中，也有多處論及飲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格修養：
藜口莧腸者，多冰清玉潔；袞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顏。蓋志以澹泊明，而節以肥甘喪。
濃處味常短，淡中趣獨真。
神酣，布被窩中，得天地沖和之氣；味足，藜羹飯後，識人生淡泊之真。[72]
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本有不謀而合之處，所以古人若從省欲去奢這點來看佛教的素食主張，便能坦然接受。這不僅像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撰書答圓通法秀禪師，文中說：「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誅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自絕祿廩，因而布衣蔬食，卻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73]字裏行間，可以想見蘇軾的安於淡泊；陳繼儒於《讀書鏡》轉錄慈覺禪師詩：「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肌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他也深有同感說道：「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74]至於尤侗《豆腐戒》於序言云：
君子有「三戒」，言其大略而已。佛家有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戒律甚多；而吾黨獨無戒乎？因與會中諸子立大戒三、小戒五，總名為《豆腐戒》，言非喫豆腐人不能持此戒也。[75]
所謂三大戒、五小戒指的是味戒、聲戒、色戒、賭戒、酒戒、足戒、口戒、筆戒，《豆腐戒》雖非提倡素食專書，但也同樣主張飲食「宜歸淡泊」。下面再徵引康駢《劇談錄》卷下〈洛中豪士〉條，敘說聖剛法師對豪門子弟的機會教育，並附上康駢案語，以見省欲去奢觀念的久入人心：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為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往，李因以其宴為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為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為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箸，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盼良久，咸若餐茶食櫱。李莫究其由，以失飪為謝。明日復睹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為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南於餐啗。」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吃否？」但低首慚靦，無復詞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堂將往敕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76]
（三）、基於健康養生
現代物質文明發展快速，常導致許多文明病伴隨而來，於是有不少專家建議病患回歸自然飲食，要吃無農藥殘留的有機蔬果，或是生食，甚或斷食，達到排毒功效；也有公益團體大聲疾呼觀念革命、身體環保，並為保護地球生態，而極力倡導素食。在坊間，有關素食養生的書刊與視聽資訊也相當多[77]。今從個人健康方面來說，早在〈百丈叢林要則〉就曾談到：「疾病以減食為湯藥。」[78]黃庭堅〈頤軒詩六首〉之五也勸人：「樞機要發遲，飲食減味厚。漁人溺於波，君子溺於口。」[79]至於陸游晚年也幾與葷食絕緣，固然因為他相當崇尚節約，但另一方面還是認為肉食不符養生，故有詩云：「肉食從來意百疑，齋盂況與病相宜。」並且說：「菘芥煮羹甘勝蜜，稻粱炊飯滑如珠。上方香積寧過此，慚愧天公養病夫。」「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80]事實上，古人生病、養病期間，或是為了延年益壽，飲食皆以清淡易消化為尚，而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則多半選擇素食。如唐傳奇〈李娃傳〉，李娃欺棄鄭生，生淪落貧病，李娃不忍，重又收容，「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81]又蘇軾謫處黃州，〈與蔡景繁〉書云：
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游從之適，一切罷矣。[82]
蘇軾〈與米元章〉書還說到：「某昨日飲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蓍粥甚美。」[83]前文已提過粥有十利，僧家早齋皆食粥，而蘇軾、陸游基於調養也吃粥，因此下面再引《梁谿漫志》卷九〈張文潛粥記〉條，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粥的益處，也更可以明白古人的素食養生觀：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或者讀之果笑文潛之說；然予觀《史記》，陽虛侯相趙章病，太倉公診其脈曰：「法五日死，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由是觀之，則文潛之言，又似有證。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84]
（四）、基於發願追福
人的韌性很強，但有時又顯得脆弱異常。當一個人遇到不可抗拒力而處於進退無由、煩惱纏身的狀態，覺得自己是那麼渺小，那麼力不從心時，常會期盼不可思議的大能，或者境界更高的神靈菩薩，給予慈悲救護，而自己也會虔誠立誓，一旦度過艱難，得遂所願，必定不忘答報，這便是民間常見到的「發願」。發願的源起很早，《史記．周本紀》說：「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85]這是周公祈願祝禱武王病情康復；又前述漢明帝〈與楚王英詔〉，謂楚王「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亦屬一例。再如《明史．后妃傳》載胡惟庸謀逆案發，學士宋濂坐長孫宋慎捲入案中，遭逮捕解送至京，論死。馬皇后諫曰：「民家為子弟延師，尚以禮全終始，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太祖不聽。會后侍食，不御酒肉，太祖問其故，對曰：「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也。」於是宋濂終免一死[86]。
為生者齋素是「修福」；為死者齋素便是「追福」，這即使在皇家也不例外，如唐太宗崩殂，武則天跟其他嬪妃都出家為尼，《舊唐書．后妃傳》云：「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87]類似的情形，其實前朝已有先例，《長安志》卷十〈休祥坊．萬善尼寺〉下注云：
本在故城中，周宣帝大象二年置。開皇三年移於此，盡度周氏皇后嬪御以下千餘人為尼，以處之。[88]
另外，前文敘說梁武帝因奉佛虔誠而齋素，不過從武帝所撰〈淨業賦〉，還可以發現武帝基於未能及時孝養父母，自責甚深而決意素食：
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眾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織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箸，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凊，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89]
基本上發願追福算是宗教信仰的一種習俗，但這裏將它從宗教信仰中抽離出來，理由是發願追福者不一定要對宗教有深入了解，而一般正信佛教徒之所以素食，多半基於救護眾生，慈悲不殺，且因此有利於修持，並不是為了某人、某種未了心願，或是為了感恩懺謝，帶有一點功利性在。
談到士庶發願追福而齋素，我們從《晉書．孝友傳》、《魏書．孝感傳》、《南史．孝義傳》、《北史．孝行傳》、《（新、舊）唐書．孝友傳》等，都可見到許多孝子為了替亡父母追福，所以蔬食終身。依照《禮記．問喪》云：「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90]又《禮記．間傳》說得更詳細：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91]
由此可知，若按傳統禮俗，喪家只有在服喪期間素食，服闋即可恢復平時的飲食，因此孝子布衣蔬食，以冀幽贊，即使史書未詳記其篤信佛理，也應與佛教從魏晉以後的逐漸興盛廣布有關。在佛經中，宣揚發願培福的事例相當多，像《地藏菩薩本願經》〈忉利天宮神通品〉與〈閻浮眾生業感品〉就各有一則地藏菩薩於過去阿僧祇劫，為母追福，並立弘誓願，願盡未來劫，為罪苦眾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成佛，然後方成正覺的記載[92]。正因這緣故，直到目前，在我們生活周遭或文學作品中，仍可以見到發願還願、修福追福而吃素奉佛的例證[93]。
五、素食的藝文效應
從單純的素食，也能延伸到文學藝術的創作及理論上，換言之，不管是創作或理論的發展，都與素食有密切相關之處。今限於篇幅，下面僅舉述王維與賈島兩家詩作，然後再進一步探討詩文評中所謂「蔬筍氣」、「翻著襪」的風格及成因。
號稱「詩佛」的王維，字摩詰。這是依據《維摩詰經》中有一主人翁，居住毗耶離大城，無始劫來，供養無量諸佛，宿植善本，辯才無礙，深得無生法忍、遊戲三昧神通的維摩詰居士而取的[94]，所以王維與佛教關係之深，顯而易見；在《舊唐書》本傳也說：
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采……。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95]
王維弟兄的篤信佛法，與其處身佛教家庭，母親崔氏師事北宗大照普寂禪師，持戒安禪三十餘年有關。在肅宗乾元元年，王維為報聖恩，並酬慈愛，發心將輞川別墅施為佛寺，〈請施莊為寺表〉即云：
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臣遂於藍田縣營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園，並是亡親宴坐之餘，經行之所。臣往丁凶釁，當即發心，願為伽藍，永劫追福。比雖未敢陳情，終日常積懇誠。……伏乞施此莊為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聖恩，下酬慈愛，無任懇款之至。[96]
崔氏既師事普寂禪師三十餘年，而普寂於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入滅[97]，則王維必早在童年便與北宗結緣。王維另於開元二十七年撰〈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序〉，謂道光禪師受頓教於五臺寶鑑禪師，而他則「十年座下，俯伏受教」[98]，可知約開元十八年，王維已受教於南宗大師，惟先於開元十五年，王維撰〈偶然作六首〉之三有云：
日夕見太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幾迴（回）欲奮飛，踟躕復相顧。孫登長嘯臺，松竹有遺處。相去詎幾許，故人在中路。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忽乎吾將行，寧俟歲云暮。[99]
可見王維雖為了家計，無法歸隱，但愛染漸薄，禪定工夫已深，特別是三十二歲喪妻，即未再娶；其弟王縉〈進王右丞集表〉更說他「至于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100]閒淡寡慾正是王維盛年以至中晚年心境的最佳寫照，他喜好清淨，終日以齋戒、靜坐、誦經、禮佛，或與方外禪侶過從，陶養性情。在他〈山中寄諸弟妹〉詩中說：「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為群。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雲。」（卷十三）就讓人覺得非常空靈，有出塵之想。另於〈謁璿上人〉云：
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餘生幸能養。誓從斷葷血，不復嬰世網。浮名寄纓珮，空性無羈鞅。夙從大導師，焚香此瞻仰……。[101]
由這首詩也能發現王維有虔誠的佛教信仰，及高遠淡泊的襟懷，而且還是位不折不扣的素食主義者。在他〈贈李頎〉詩中即說過：「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卷二）；又如〈飯覆釜山僧〉云：「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卷三）、〈留別山中溫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縉〉云：「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歇。」（卷四）、〈遊感化（一作化感）寺〉云：「香飯青菰米，嘉蔬綠芋羹。」（卷十二）；但這不僅與僧人共食才吃素，〈戲贈張五弟諲三首〉之三即云：「吾生好清淨，蔬食去情塵。」（卷二）、〈積雨輞川莊作〉也說：「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卷十）；就是平日與友好往來餐敘亦然，如〈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云：「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卷七）、〈鄭果州相過〉云：「中廚辦麤飯，當恕阮家貧。」（卷七）、〈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云：「倘覺忘懷共往來，幸霑同舍甘藜藿。」（卷六）、〈濟州過趙叟家宴〉云：「上客搖芳翰，中廚饋野蔬。」（卷十一）、〈春過賀遂員外藥園〉云：「蔗漿菰米飯，蒟醬露葵羹。」，甚至還有〈慕容承攜素饌見過〉（卷七）等等詩什。
不論王維詩與畫的創作，都是生活經驗的凝鍊。宗教超曠任運的人生哲學，很自然成為王維的生命基調，與蕭疏淡宕、煙雲舒捲的山光水色交融一體，而日常清齋蔬食，當然更是促成其作品調高韻遠，敻澄有味的重要關鍵之一了。
至於賈島，早年曾剃度為僧，法號無本，後來得到韓愈獎勸，還俗舉進士，可惜久不錄取，生活極窮愁潦倒，在他的〈朝飢〉曾說：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弦。飢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102]
冰天雪地之中，連琴弦都都凍折了，而他卻一大早就開始得忍受無飯可吃的煎熬。這在另一首〈冬夜〉詩云：「羈旅復經冬，瓢空盎亦空。淚流寒枕上，跡絕舊山中……。」[103]也同樣能體會他那寒微無助之苦，所以他寫下的詩歌，如「山燈照愁寂」（卷一〈宿懸泉驛〉）、「索漠對孤燈」（卷三〈即事〉）、「凝愁對孤獨」（卷六〈思遊邊友人〉）都讓人強烈感受到一種心境難以排遣的愁苦，而其思想情態，也因之回歸早年空門中的清貧苦行，這一方面固如〈荒齋〉詩中自剖：「朴愚猶本性，不是學忘機。」[104]所以不時醉心於清寒苦寂，超塵恬淡的況味中；再一方面，他也多與方外逸人遊往，過著山林禪院生活，在《長江集》便可見到不少贈遺之作，《唐才子傳》並說他「貌清意雅，談玄抱佛，所交悉塵外之人。」[105]而其中有關齋素的詩歌，如「林下中餐後，天涯欲去時」（卷三〈送貞空二上人〉）、「寒蔬修淨食，夜浪動禪床」（卷四〈送天台僧〉）、「不同狂醉客，自伴律僧齋」（卷六〈贈友人〉）等等皆是。所以賈島出家人的氣息，並不因還俗而消除，他的好友姚合即稱他「愁來坐似禪」[106]；陸時雍《詩鏡總論》則評其「衲氣終身不除」[107]；至於歐陽修《六一詩話》雖讚賞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卻也嘲謔其貪求好句，苦吟太過，使得理有不通：
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108]
然而賈島苦吟之風，畢竟對晚唐以降的詩壇產生影響，宋初九僧詩即承其緒餘，再如「魏野、寇準、林逋、潘閬、張詠、梅堯臣，宋末的四靈（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江湖派中的一幫人，以及明末的鍾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接受了賈島的苦吟態度和清寒幽峭的風格。」[109]只不過自晚唐詩人姚合、方干等人效倣賈島，苦吟之風已愈顯得偏僻寒儉，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在評許渾詩中說：「晚唐諸人，賈島開一別派，姚合繼之。」接著評姚合詩即說：「（姚合）所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象小矣。」[110]再看宋九僧嘔心瀝血摩繪景物，也同樣有格局褊狹的弱點，歐陽修《六一詩話》記載九僧的故事，便有此一說：
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擱）筆。[111]
又如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五也說：
（九僧）其詩律精工瑩潔，一掃唐末五代鄙倍之態，幾於升賈島之堂，入周賀之室。佳句甚多，溫公蓋未深考；第自五言律外，諸體一無可觀，而五言絕句亦絕不能出草木蟲魚之外，故不免為輕薄所困，而見笑大方。[112]
其實這不僅是九僧的問題，也幾乎可以看成多數詩僧的內在局限，像范晞文《對床夜語》卷五就說：「鴿墜霜毛落定僧；寒螿發定衣；坐石鳥疑死，又螢入定僧衣，非衲子親歷此境，不能道也。」但還是批評詩僧「氣宇不弘，見聞不廣。」[113]
既然說到僧詩細碎枯窘，氣格卑弱，就正與下面要談的「蔬筍氣」，脫離不了關係。「蔬筍氣」又稱「酸餡氣」、「菜氣」、「缽盂氣」，或是「衲氣」，因出家人素食布衣，所以藉此名稱概括僧詩藝術本色，同時也涵括在家居士具有僧態的詩風。此名稱最早當起於歐陽修，惠洪《冷齋夜話》卷六云：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舒王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114]
古代的饅頭，即是今時的肉包，裏面是有餡的，所以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又如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記章子厚丞相宴請吳僧淨端，自己仍然食葷，結果發生這麼一樁趣事：「執事者誤以饅頭為餕餡，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餕餡，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為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餕餡乃許甜！』」[115]因此歐公的意思是指大覺璉頗有詩才，他的詩風像肉包子那麼有滋味，跟一般詩僧寒儉有菜氣不同。而繼歐公之後，蘇軾也提起所謂「酸餡氣」、「蔬筍氣」。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云：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摹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做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116]
其實蘇軾最賞識的詩僧，當非參寥莫屬，蘇軾稱讚他「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又說他：
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尪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117]
顯然參寥與一般出家人不同，這也難怪詩風與其他詩僧有別了。蘇軾對於出家人帶有「蔬筍氣」的詩風，是不太欣賞的，因此於〈答蜀僧幾演〉說道：「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詩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為雄強！」[118]蘇軾甚至也不欣賞司空圖詩有僧態，於〈書司空圖詩〉說：
司空圖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峰，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119]
當然這不過是蘇軾個人意見如此，像賀貽孫《詩筏》則云：
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即周賀）、齊己、貫休數人為最，以此數人詩無缽盂氣也。[120]
今由上文看來，無論「蔬筍氣」、「酸餡氣」、「菜氣」、「缽盂氣」，或「衲氣」，似乎都含有貶意，在名家眼中算不得高格，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歸納其弊有五：（一）意境過於清寒，缺乏人世生活的熱情；（二）題材過於狹窄，缺乏廣泛深刻的社會生活內容；（三）語言拘謹少變化，篇幅短小少宏放；（四）作詩好苦吟，缺乏自然天成之趣；又好使用禪語，缺乏空靈蘊藉之韻；（五）與讀書的多寡有關。[121]但周氏也引元好問〈木庵詩集序〉云：「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以及姚勉〈題真上人詩稿〉曰：「僧詩味不蔬筍，是非僧詩也。」而總結說：「僧詩正是以其『蔬筍氣』創造了一種超世俗、超功利的幽深清遠的審美範型。這種具有『林下風流』的『蔬筍氣』也滲透到士大夫的審美趣味中去了。」[122]這麼看來，算不得高格的詩風，畢竟在詩壇有其一席之地而且影響深遠，所以周紫芝《竹坡詩話》云：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123]
長江大河的波瀾壯闊，與溪壑涓涓幽咽之美，互標妍秀，各擅勝場。如此品評，確是頗中肯綮，一如《景德傳燈錄》中，有僧問牛頭微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淡黃虀。」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另有僧問延慶奉璘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虀冷飯。」僧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124]這兩則公案，正不妨當作是對詩評家爽利的回應。
最後再說到「翻著襪」。「翻著襪」的典故，源自王梵志一首〈梵志翻著襪〉：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125]
惠洪《林間錄》卷下曾引此詩，並有感而發的說：「道人自觀行處，又觀世間，當如是遊戲耳。」[126]所謂「翻著襪」，是指不論修行乃至推擴為藝術創作，既有其特立獨行，悖離常規舊則的樣貌，卻又妙符契道的一種呈現。如《宋高僧傳．感通篇》記載法喜「有於一日赴數家齋食，或時飲酒啖肉，都無拘忌。」又廣陵大師亦嗜酒啖肉，有耆年僧召大師誡斥之，師對曰：「我道非爾所知也。」另有難陀、雉鳩和尚、香闍黎、契此、師簡、王羅漢、點點師等[127]，無一不然。再如唐代草書家懷素，也是大違酒戒，但酒喝得愈多，書法就愈見風神。曾經贈詩懷素的，像李白、戴叔倫、朱遙等人[128]，或說：「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或說：「忽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或說：「轉腕摧峰增崛崎，秋毫繭紙常相隨。」就一再提到他酒後筆走龍蛇的淋漓酣暢，令人激賞。懷素尚有〈草書食魚帖〉，顯然他也不忌肉食[129]。此外，蘇軾還記一蘇州僧云：
近在蘇州，有一僧曠達好飲以醉死。將暝（瞑），自作祭文云：「唯靈生在閻浮提，不貪不妒，愛吃酒子，倒街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130]
縱使飲酒犯戒，仍有信心往生淨土，可見其修行工夫到家。又《景德傳燈錄》卷十七〈京兆蜆子和尚〉云：
自印心於洞山（良价），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131]
《林間錄》卷下更記載奇僧言法華生平云：
言法華梵相奇古，直視不瞬，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啗無所擇，道俗共目為狂僧。懷禪師未出家時，師見之，撫其背曰：「德山、臨濟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為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將示化，作遺偈，其旨不可曉也。而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脅而寂，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132]
惠洪說到言法華遺偈不可曉，其實言法華的諸多行事，也幾乎都出人意表，讓人難以索解，但他卻又是分身揚化的菩薩，這般作風，與中晚唐以降，禪宗訶佛罵祖的機用，頗為近似，例如德山宣鑒禪師即劈頭直罵：
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133]
又如臨濟義玄見其師黃蘗希運看經，即曰：「我將謂是箇人，元（原）來是唵黑豆老和尚！」後來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竟言：「祖佛俱不禮。」而夾山善會上堂示眾也說：「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為人師範，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去！」[134]這皆是教外別傳的宗風，敢於推倒一切，重新高樹法幢，《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有同安察禪師〈十玄談〉，其中第四首〈塵異〉說道：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誰言卞璧無人鑒，我道驪珠到處晶。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別強安名。丈夫皆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135]
要鍛鍊魚躍鳶飛的本領，自我作祖，不必專循如來老路，此精神實與禪林老宿默然心會，枹鼓交應。
禪家強調自力、自悟，「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136]，故不妨擺脫一切形式的綑綁，另闢蹊徑，別開門戶，這正是「翻著襪」的作風，而一旦將「翻著襪」移之於文學創作，則「翻著襪」恰如陸機〈文賦〉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或李德裕〈文章論〉所說：「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137]乃至《冷齋夜話》卷一所稱述黃庭堅的「換骨奪胎法」[138]。陸機以為文章應懂得推陳出新，不落入窠臼，立意相當高遠，而李黃二人則以為推陳出新的同時，並不妨吸收前賢精髓，得其神味，然後忘諸蹄筌。不管前者或後者，都是「翻著襪」精神的體現，也難怪《捫蝨新話》說：「知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139]了。
六、結論
影響中國素食風尚的佛教，本是尊重生命，慈悲不殺的宗教，雖然佛陀住世時，僧團托缽乞食，為方便民眾供養，而有所謂的「三淨肉」，但是佛陀的悲心，絕不以為佛弟子非吃「三淨肉」不可，大乘經典適足以將佛陀不食眾生肉的精神彰顯無遺；而當佛法傳來中國，因為中國早有齋戒習俗，百姓的飲酒食肉機會也不多，所以素食風尚就自然與淡泊、公廉、儉樸等傳統美德結合。在六朝，許多高僧不等《涅槃經》傳來，都已能仰體佛陀悲心，蔬食長齋，後再加上梁武帝、隋文帝相繼因宗教信仰，敕令僧伽務斷酒肉，以及齋日的禁斷屠戮，素菜終成為中國菜系之一。尋繹古代士庶階層齋素的理由，除了宗教信仰及省欲去奢的考量，健康養生與發願追福都是原因之一；此外，素食與文學也有所交集。具備宗教素養的文人詩僧，當他將人生經歷、生命感懷抒發於作品中，就有自在閒適、高華清朗，或超然出塵，或苦行禪寂之態，而從素食衍伸到藝術理論，也能見到奉守律儀的「蔬筍氣」，以及反常合道的「翻著襪」風格。
隨著社會進步，人類不斷的省思，目前素食人口已有日漸增多的趨勢，素菜館中的菜餚，不僅講究味美，並且強調健康，以廣招徠；不過作為一種菜系，素食向來只是中國飲食文化的支流，早在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四〈肉食〉條，已不滿肉食昏人神志的說法，遂藉曹劌論戰言及「肉食者鄙」，而有所批評云：
今流俗皆謂凡是食肴炙者，即合志識昏蔽，心慮憒濁，不堪謀事，故須蔬食菜羹，襟神明悟為之也。至乃遞相戲弄，以為口實，不亦謬乎！[140]
這正與前節「士庶的齋素心態」所引羅大經、陳繼儒、洪應明等人的說法針鋒相對；而且前文雖引過白居易持齋之作，但白居易還是有齋戒期滿，開葷飲酒的詩歌[141]；又如蘇軾也一再提起惜福延壽，絕嗜欲、節飲食[142]，卻終非安於素食之流，如其〈禪戲頌〉云：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碗羹勘破天下禪和子。[143]
或者以為這是東坡遊戲之作，不必當真，那麼再看〈薦雞疏〉曰：
罪莫大於殺命，福莫過於誦經。某以業緣，未忘肉味，加之老病，困此蒿藜，每翦血毛，以資口腹。懼罪修善，施財解冤。爰念世無不殺之雞，均為一死；法有往生之路，可濟三塗。是用每月之中，齋五戒道者莊悟空兩日，轉經若干卷，救援當月所殺雞若干隻。伏望佛慈，下憫微命。令所殺雞，永離湯火，得生人天。[144]
一邊吃肉，一邊請人誦經，既滿足口腹之欲，又期盼藉佛解冤，其實憑蘇軾的聰明才智，應該知道這並不符佛教精神，但他卻寫出許多人共通的心理。蘇軾尚有〈書南史盧度傳〉、〈食雞卵說〉等文[145]，都可以見到他不喜殺生，但又未能斷味的矛盾，這也正是許多無法素食者的兩難。所以如果回歸儒家「數罟不入汙池」這種物盡其用的人文觀，那麼愧疚感將不復存在，也免得吃一頓飯，倍覺壓力沉重，因此在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戒殺生》說道：
戒殺亦善事也；虔奉之固不必，痛闢之亦不可。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此妙法也。又某相國問僧曰：「戒殺如何？」曰：「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曰：「然則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146]此妙解也。經言菩薩元（原）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為五淨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窮極珍異，變法烹炮，則固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鉤刀取生雞之肝，燒地炙熱鵝之掌，至為慘毒，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至哉言乎！[147]
「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這雖是妙解，卻並非贊成（隨喜）殺生，因動物的「解脫」不過脫此毛皮之身，恐又得輪迴惡趣之中；而相公福報享盡了，還能有祿繼續「解脫」海陸眾生嗎？佛法機鋒，實在不宜妄下解會；況且佛陀未素食，也不表示佛陀主張肉食，然而這不僅是一般人對佛教常有的誤解，也充分反映出中國人典型的飲食觀，所以素食無法成為中國飲食的主流，自屬意料中事了。
後記：
一、本文發表於東吳大學文學院第十屆〔飲食與文化〕系際學術研討會，承黃永武教授講評，並獲蒙朱守亮、歐陽炯、林明德、陳清香、沈淑芳、陳恆嵩諸師友提供寶貴意見與資料，以便訂補，在此謹致謝忱。
二、《東吳中文學報》有審稿制度，本篇論文經由兩位審稿人審查，審核意見有云：「本文能扣緊主題，資料運用豐富，論述層面寬廣，故推薦刊登。」然亦有建議將原題目〈佛教與中國素食文化〉更名為〈中國大乘佛教與素食〉或〈大乘佛教與中國素食〉。筆者幾經思量，歉難遵從，理由有三：第一、由於此兩種題目僅涉及飲食部分，無法涵蓋本文第四、第五節有關於文化內容。第二、若言可將「佛教」改為「中國大乘佛教」或「大乘佛教」，則本文頁八已引慧皎《高僧傳》及沈約〈究竟慈悲論〉，謂於大本《涅槃經》未傳中國，而梁武帝亦未敕斷葷腥之前，六朝高僧已有蔬食長齋者，此蔬食長齋高僧，實最足以仰體佛心（審稿人亦提及原始、南傳及西藏皆未素食，此乃限於托缽舊制與地理條件，致素食有施行困難，詳情可參見筆者發表於第五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素食與佛法行持〉），故採用「大乘」一詞，恐有不妥；尤其更名為〈中國大乘佛教與素食〉，勢有必要探討受中國影響之其他地區，則顯已悖離本文撰寫原意。第三、審查意見復云：「重以從本題目與內容觀之，似乎素食惟佛教獨專有之，不異忽視道家辟穀、斷食以求長生或求仙之術。茲建議是否可將題目改為……」云云。本文既以佛教為題，自不須論及道家（或當作「道教」、「神仙家」為是），而未論及道家，與忽視道家，二者亦不可相提並論；又縱若更名為上述兩種題目，是否即可免於忽視道家辟穀斷食，以求長生或求仙之議？況且本文頁二已引林乃燊所言，道教不戒肉食，未能形成獨特教餐之論；而尤其神仙家辟穀求仙，蓋指斷絕飲食，其與素食本無關連，若《楚辭•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遠遊〉曰：「養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氣除。」嵇康〈答二郭〉詩云：「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郭璞〈遊仙詩〉十四首之三曰：「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飛泉。」乃至《列仙傳》諸仙眾服食之黃精、水玉等等，與佛教教餐之以蔬、果、穀、芽為主，亦迥異其趣，故承教應命實有難處。必欲更改題目，以與原始佛教，或南傳佛教、西藏佛教有所區隔，則毋寧改為〈北傳佛教與中國素食文化〉，或較切合文意。此外，兩位審稿人提供參考資料，筆者獲益良多，已補充於第二、三、四節中。
[1]見《周禮．天官．膳夫》，《十三經注疏》本，臺北：新文豐公司，一九七八年元月，頁五十七。
[2]按《左傳》莊公十年春載云：「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十三經注疏》本，頁一四七）杜預注云：「肉食，在位者」；孔穎達疏曰：「賤人不得食肉，故云在位者。」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亦曰：「哀十三年：『肉食者無墨』；昭四年：『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是肉食，大夫以上之稱。」（臺北：鳳凰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頁二十七）
[3]見《禮記．王制》，《十三經注疏》本，頁二四五。
[4]見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二月，頁九七四。
[5]見《孟子》，《十三經注疏》本，頁二十四。又《禮記．王制》則云：「凡養老，……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頁二六四）食肉的年齡雖有降低，依然是辛苦一輩子的老年人，才有資格享用。
[6]見《後漢書》卷四十四〈楊震傳〉，臺北：藝文印書館，頁六二八。
[7]見《中國飲食文化》第四章〈各大菜系的形成及其共性和個性〉，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月，頁一三四。
[8]見《大正藏》二十五卷，臺北：世樺印刷事業公司，一九九○年四月，頁七十九。
[9]見《大正藏》第八卷，頁七四八。
[10]見《大正藏》二十三卷，頁九十一；另如《四分律》卷十四（《大正藏》二十二卷，頁六六二）也有此說。
[11]同前注，頁九十五。
[12]如根據《摩訶僧祇律》卷十七記載，佛陀是為避免世人譏嫌出家眾夜食，故制定前半日聽食（《大正藏》二十二卷，頁三五九）；而《法苑珠林》卷四十二引《毘羅三昧經》（本經已佚未入藏）則謂早晨諸天食，日中三世諸佛食，日暮畜生食，夜間鬼神食。如來欲斷六趣因，故制令同三世佛食。（《大正藏》五十三卷，頁六一二）
[13]同注11。
[14]見《大正藏》十四卷，頁五四○。
[15]見《十誦律》卷三十七，頁二六四。
[16]同前注，頁二六五。又《五分律》卷二十二亦云：「有三種肉不得食，若見、若聞、若疑。見者，自見為己殺；聞者，從可信人聞為己殺；疑者，疑為己殺。若不見、不聞、不疑，是為淨肉。」（《大正藏》二十二卷，頁一四九）說較淺明易懂。
[17]見《大正藏》五十二卷，頁二九二。
[18]見《大正藏》十二卷，頁三八六。又迦葉菩薩所謂「九種清淨」是指三淨肉外，加自死及鳥殘為五淨肉，再加不為己殺、先乾、不期遇，及非今時為我而殺，乃前時已殺之肉，是為九種淨肉；而事實上後六種都已包括在三淨肉中。至於「十種不淨」是指任何時候都不可食用的肉，分別為人、象、馬、龍、狗、烏、鷲、豬、獼猴（猿）、獅子。亦有除龍、烏、鷲而加蛇、驢、狐，或除烏、鷲、獅子而加蛇、鬼、牛者。
[19]見《教制教典與教學》，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一○二。
[20]見《大正藏》第四卷，頁五八一。
[21]見《大正藏》第九卷，頁五六八。
[22]見《大正藏》十六卷，頁六二四。
[23]見《大正藏》十六卷，頁五六一。
[24]見《大正藏》二十四卷，頁一○○五。
[25]見《大正藏》十九卷，頁一二○。
[26]據《梵網經》四十八輕垢戒，第四條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蔥、慈蔥、蘭蔥、興渠。是五種，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食者犯輕垢罪。」（《大正藏》二十四卷，頁一○○五）一般小乘律只提到蒜不可食（參見《十誦律》卷三十八，頁二七五。）大乘經律始五辛並列。又據《南史》卷三十四〈周顒傳〉言周顒精信佛法，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齊文惠太子問其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九一年四月，頁八九五）顯然佛教徒於此時尚未避忌韭菜。
[27]見《大正藏》十九卷，頁一四一。
[28]菩薩乃以慈悲心為首要，見《華嚴經．十地品》，《大正藏》第十卷，頁一七八∼二一○。
[29]《筍譜》一卷，分名、出、食、事、雜說五類，《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除引王得臣《麈史》云：「僧贊寧為筍譜甚詳，掎摭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還稱其：「援據奧博，所引古書，多今世所不傳，深有資於考證。」（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七月，一一五卷，頁九九三）《筍梅譜》則見於〈譜錄類存目〉，提要云：「真一居杭州法華山龍歸塢，其地多筍，梅花亦極盛，因各為作譜。」（一一六卷，頁一○○三）
[30]見《竹窗隨筆》，臺北：西蓮印經會，一九八八年六月，頁二十二。
[31]見《印光法師文鈔》卷四〈雜著〉，臺灣中華大典編印會，一九六八年十月，頁九。
[32]見《大正藏》二十二卷，頁六五五。
[33]見《二課合解》卷七〈二時臨齋儀〉，臺南：和裕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頁三五六。「十利」原出《摩訶僧祇律》卷二十九，佛說偈曰：「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辭清辯，宿食風除飢渴消，是名為藥佛所說。欲生天人長壽樂，應當以粥施眾生。」
[34]見《景德傳燈錄》卷九，《大正藏》五十一卷，頁二六五。
[35]見《叢書集成新編》九十冊，臺北：新文豐公司，一九八五年元月，頁一。另於《山谷題跋》卷七亦見之（《叢書集成新編》五十冊，頁四七○）。《題跋》卷八復有〈書食時五觀後〉云：「涪翁曰：禮所以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所謂《曲禮》也；今此五觀，教之本也，士大夫能刳心學之，遯世無悶之道也……。」（頁四七二）
[36]見《筆記小說大觀》五編四冊，臺北，新興書局，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頁二四六○。
[37]見《南史》卷三，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九一年四月，頁八十九。
[38]《清異錄》，見《叢書集成新編》八十六冊，臺北：新文豐公司，一九八五年元月。頁三五六。
[39]見《清稗類抄》第十冊〈方外類．江浙之尼〉，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十月，頁七○。
[40]《佛國記》中，篤信佛法的地區甚多，而明確記載素食的，首推「中國」（中天竺），文曰：「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蔥蒜，唯除旃荼羅。……國中不養豬雞，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荼羅、獵師賣肉耳。」（郭鵬《佛國記注譯》，長春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頁四十。）《洛陽伽藍記》卷五則記宋雲於北魏孝明帝神龜二年（519）十二月入烏場國，見「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臺北：世界書局，一九七四年五月，頁一四四）
[41]見《後漢書》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傳〉，頁一四二八。
[42]見《大正藏》五十卷，頁三二五。
[43]同前注，頁四○四。
[44]同前注，頁三六六。
[45]見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六，《大正藏》五十二卷，頁二九三。
[46]見頁三四一。按跋摩戒行謹嚴，《高僧傳》卷三，記其少年之時，母嗜食肉，跋摩即請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因此跋摩這般勸喻文帝，實屬權巧方便，並非不持戒行的遁辭。
[47]道宣《廣弘明集》卷一〈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也記文帝跟朝臣何尚之、羊玄保云：「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頁一○○。）
[48]見《梁書》卷三，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九三年元月，頁九十六∼九十七。另《梁書》卷三十八〈賀琛傳〉，武帝敕責賀琛，自云：「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武帝雖茹素，亦善變化式樣，〈責賀琛敕〉即云：「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毫）芥不關國家。」（頁五四八∼五四九）
[49]見《魏書》卷九十八，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九三年十月，頁二一八七。
[50]見《廣弘明集》卷二十六，頁二九四∼二九九。
[51]見《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公司，一九八五年六月，一一六冊，頁四一七。
[52]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元月，頁一五二八。
[53]見《大正藏》五十卷，頁五五四。另《續高僧傳》卷二十三〈曇顯傳〉則言及北齊於佛道爭勝後，文宣帝始下詔廢道教，詔文有曰：「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糱是味，清虛焉在？朐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頁六二五)此詔於《廣弘明集》卷四、《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錄之尤詳，惟詔文言帝乃受戒於法上；即參之《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亦云：「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為戒師。文宣常布髮於地，令上踐焉。」（頁四八五）故《續高僧傳》前後有所矛盾。
[54]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京都：中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頁四○二九、四○三一。
[55]見《大正藏》二十四卷，頁一○○七。
[56]《事物紀原》，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頁二四一。
[57]見《民以食為天．二》，臺灣中華書局，一九九○年四月，頁一一四。
[58]見《拈花菩提．吃清淨食》，臺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頁四十七。
[59]見《大正藏》五十四卷，頁二七四。
[60]見《匡謬正俗校注》卷三〈素食〉，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年十月，頁二十。
[61]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頁二三三六；《稼軒詞編年箋注》卷四，臺北：華正書局，一九八九年三月，頁三四八；《蘇軾文集》卷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四月，頁一七五○。
[62]見《弘明集》卷一，《大正藏》五十二卷，頁十三。
[63]同注45，頁二九二、二九三。
[64]見《顏氏家訓》卷五，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九月，頁三六九。
[65]〈捨身願疏〉及〈懺悔文〉見《廣弘明集》卷二十八，頁三二三、三三一。
[66]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一，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頁二二三。
[67]見《南史》卷二十六，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九一年四月，頁七○二。
[68]見《蘇軾文集》卷五十六，頁一六七一。
[69]見《誠意伯文集》卷四〈郁離子．羹藿〉，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頁九十五。
[70]《鶴林玉露》，臺灣：正中書局，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頁十七。
[71]同前注，頁十四。又陳繼儒《讀書鏡》卷七（頁二四九四），也轉抄及此。
[72]《菜根譚》，臺北：漢威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頁八、一七○、二○六。
[73]見《蘇軾文集》卷六十一，頁一八八六。
[74]見《讀書鏡》卷七，頁二四九六。案「慈覺禪師」，《印光法師文鈔．味精能挽劫運說》作「慈受深禪師」；「肌倉」、「纔過」則作「飢瘡」、「下喉」。此處本指飢餓的胃腸，故應以「飢倉」為是。
[75]收於王啅、張潮編纂《檀几叢書．餘集》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頁四二二。
[76]見《叢書集成新編》，八十六冊，頁一四二。
[77]如《素食．健康．養生》，臺北：天華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新世紀飲食》，臺北：琉璃光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三月。據陳清香教授謂目前臺灣素食概分三類：一是允許吃蛋的素食；二是瑜伽素食，不吃惰性（如香菇）或變性（如肉類）食物；三是不吃蛋類及蔥、韭、蒜等五辛的佛教素食。
[78]見《禪門日誦》，臺北：靈泉山普濟寺，一九八八年十月，頁一三六。
[79]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五，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頁四十五。
[80]詳見王明德、王子輝合著《中國古代飲食．陸放翁詩中的素饌》，臺北：博遠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二月，頁一三四∼一三八。
[81]見《唐人傳奇小說》，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月，頁一○四。
[82]見《蘇軾文集》，卷五十五，頁一六六一。
[83]同前注，卷五十八，頁一七八三。
[84]見《梁谿漫志》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七五五。文中所說「張安道」當為張方平；然依張耒《柯山集》卷四十二〈粥記贈邠老〉原文，則作「張安定」（臺北：新文豐公司，一九八四年六月，頁四九九。）未詳孰是。
[85]見《史記》卷四，臺北：藝文印書館，頁七十六。
[86]見《明史》卷一一三，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九一年五月，頁三五○六。
[87]見《舊唐書》卷五十一，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九二年五月，頁二一七○。
[88]宋敏求《長安志》，收於《宋元地方志叢書》第一冊，臺北：大化書局，一九八○年四月，頁五十五。
[89]見《廣弘明集》卷二十九，頁三三六。
[90]同注3，頁九四六。
[91]同前注，頁九五五。
[92]見《大正藏》十三卷，頁七七九、七八一。
[93]文學作品足以反映世間百態。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中，女主角貞觀的大嬸，因丈夫被徵往南洋作戰，音訊全無，故日日焚香祝願夫君如能平安歸來，「願上淨地，長齋禮佛，了此一身（生）。」（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元月第二十九版，頁一九三）
[94]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記精通梵文的史學家陳寅恪云：「王維字摩詰，在梵文中，維是降伏之意，摩詰則為惡魔，那麼王維便是名『王降伏』，字叫『王惡魔』了。」（收錄於《談陳寅恪》，俞大維等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年九月，頁九十六）這應該是一則笑話，不能當真，因為史料中並無王維熟諳梵文的記載；且如果王維真知「摩詰」是「惡魔」的意思，絕不可能再以「摩詰」為字，可惜楊文雄《詩佛王維研究》卻說：「王維要降伏心中的惡魔，必須『安禪制毒龍』（過香積寺），難怪薛雪《一瓢詩話》要說：『王摩詰學佛，不得已也』。王維字取名『摩詰』，應有深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二月，頁二○六）這是把笑話信以為真了。
[95]見《舊唐書．文苑下》，頁五○五二。
[96]見《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一月，頁二二二。又見陳鐵民《王維新論．王維年譜》，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頁二十三；張清華《王維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頁一三二。
[97]見《宋高僧傳》卷九，《大正藏》五十卷，頁七六○。
[98]見《王右丞集箋注》，卷二十五，頁三二二。
[99]同前注，卷五，頁六十二。
[100]同前注，頁四。
[101]同前注，卷三，頁三十九。
[102]見《賈長江集》卷一，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頁一。按歐陽修《六一詩話》也評賈島：「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歐公不僅舉出本詩，還舉〈客喜〉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而云：「人謂其不只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見《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三年六月，頁一五八）
[103]見《賈長江集》，卷四，頁四。
[104]同前注，卷四，頁三。
[105]見《唐才子傳校注》卷五，河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頁四五六。
[106]見《全唐詩》卷四九七，姚合〈寄賈島〉，臺北：明倫出版社，一九七一年五月，頁五六三四。
[107]見《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三年六月，頁一七○七。
[108]見《歷代詩話》，頁一六○。按此首為《長江集》卷三〈哭柏巖禪師〉詩，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既言：「僧最宜詩，然僧詩故鮮佳句……。齊己、湛然輩略有唐調，其真有所得者，惟無本為多。」但也評論說：「『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開口便自黏帶（滯？），已落第二義矣。」（《續歷代詩話》，頁一六七六、一六四二。）
[109]見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第三章〈習禪的詩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七十八。李嘉言〈賈島詩之淵源及其影響〉與周文所見一致，惟李文更說：「江西派中之陳後山，其五古亦常有出入郊、島之間者。」（見《李嘉言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三月，頁三七四）
[110]見《瀛奎律髓》卷十評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姚合〈游春〉，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本，一三六六冊，頁九十九、一○一。
[111]見《歷代詩話》，頁一五八。
[112]《詩藪》，臺北：正生書局，一九七三年五月，頁三○四。文中提到「溫公蓋未深考」，是指司馬光《溫公續詩話》曾說九僧詩「其美者，亦止于世人所稱數聯耳。」（見《歷代詩話》，頁一六七。）
[113]見《續歷代詩話》，頁五三八。
[114]見《冷齋夜話》卷六〈大覺禪師乞還山〉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二六二。
[115]見《避暑錄話》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七月，頁六八○。
[116]見《歷代詩話》，頁二五四。
[117]見《蘇軾文集》卷六十一〈與參寥子之二〉、卷二十二〈參寥子真贊〉，頁一八六○、六三九。另參《冷齋夜話》卷六〈東坡稱賞道潛詩〉條，頁二六三。
[118]見《蘇軾文集》卷六十一，頁一八九三。蘇軾對幾演詩歌的欣賞，在於幾演「老於吟詠，精敏豪放」，正與參寥有近似處。另《甌北詩話》卷一也引坡公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抵相似。」（《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五年九月，頁一一四三。）
[119]見《蘇軾文集》卷六十七，頁二一一九。
[120]賀氏尤其稱嘆貫休，《詩筏》另有一則即云：「貫休詩氣幽骨勁，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錢鏐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諭改為四十州乃相見。休云：『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遂去。貫休於唐亡後，有〈湘江懷古〉詩，極感憤不平之恨。又嘗登鄱陽寺閣，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之句。士大夫平時以無父無君譏釋子，唐亡以後，滿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詩，幾不復得，豈知僧中尚有貫休，將無令士大夫入地耶！」（同見《清詩話續編》，頁一九二。）
[121]見《中國禪宗與詩歌》第二章〈習詩的禪僧〉，頁四十六∼四十八。
[122]同前注，頁五十三。
[123]見《歷代詩話》，頁二○四。
[124]見《景德傳燈錄》卷十五、二十，頁三二四、三六八。
[125]見《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頁七六○。
[126]見《卍續藏》，臺北：新文豐公司，一九八三年元月，一四八冊，頁六二五。
[127]見《宋高僧傳》卷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大正藏》五十卷，頁八二一、八三三、八三七、八四七、八四八、八五二。
[128]潘師石禪〈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有云：「今檢《全唐詩》所收錄的〈懷素上人草書歌〉，有王 （當作邕）、朱逵（當作遙）、戴叔倫、竇冀、魯收、蘇渙、李白、任華八篇全詩，有輯自〈自敘帖〉盧象、張謂、許瑤諸人的斷句。還有錢起〈送外甥懷素上人歸鄉侍奉詩〉。另外一篇，就是保存在敦煌石室（伯謙按：指p2555號）中的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漢學研究》三卷一期，頁四十三。）而伯謙再據《全唐詩》卷八二八，有貫休〈觀懷素（上人）草書歌〉，歌中云：「常恨與師不相識，一見此書空歎息，伊昔張渭（謂）、任華、葉季良，數子贈歌豈虛飾。」（頁九三三五）其中葉季良詩，《全唐詩》卷四六六僅收三首，並無贈歌懷素，足見當時贈歌者之多，而《全唐詩》並未悉數收錄。
[129]蘇軾〈唐懷素草書食魚帖跋〉有云：「此公能自譽，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沒人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近於有道者耶！今觀此帖，有食魚食肉之語，蓋儻蕩者也……。」（此跋《蘇軾文集》未收，引見田光烈《佛法與書法》，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頁二五五。該原件現藏青島市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有影印出版。）
[130]見《蘇軾文集．佚文彙編》卷六，頁二五八八。《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七〈題畫醉僧圖〉（頁三○八）同載此則，只不過說旁人戲與酒，令自作祭文，與東坡稍異。
[131]見《景德傳燈錄》卷十七，頁三三八。
[132]同注126，頁六○三。
[133]見《五燈會元》卷七，臺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頁三七四。
[134]見《景德傳燈錄》卷十二、十五，頁二九○、三二四。
[135]見《大正藏》五十一卷，頁四五五。
[136]這是《五燈會元》卷九所載，溈山禪師對弟子香嚴智閑說的話，見頁五三六。
[137]〈文賦〉、〈文章論〉可見《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上冊，臺北：華正書局，一九九一年三月，頁一三七、一三九、四七○。
[138]見《冷齋夜話》卷一〈換骨奪胎法〉，頁二四三。
[139]見《捫蝨新話》下集卷一〈作文觀文之法〉，《叢書集成新編》十二冊，頁二五九。
[140]同注60，頁二十一。
[141]如《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二〈五月齋戒罷宴徹樂聞韋賓客皇甫郎中飲會亦稀又知欲攜酒饌出齋先以長句呈謝〉云：「妓房匣鏡滿紅埃，酒庫封缾生綠苔。居士爾時緣護戒，車公何事亦停盃？散齋香火今朝散，開素盤筵後日開。隨意往還君莫怪，坐禪僧去飲徒來。」（頁二二一八）
[142]見《蘇軾文集》卷五十一〈與李公擇〉、卷五十三〈與錢濟明〉等書牘，頁一四九九、一五五一。
[143]同前注，卷二十，頁五九五。
[144]同前注，卷六十二，頁一九一○。
[145]同前注，卷六十六、七十三，頁二○四八、二三七三。案〈薦雞疏〉可見東坡愛吃雞肉；〈書南史盧度傳〉、〈食雞卵說〉二文則可見東坡嗜食海鮮；另《蘇軾文集》卷二十又有一篇〈豬肉頌〉述說豬肉的吃法；《竹坡詩話》亦載其喜食燒豬事兩則（見《歷代詩話》，頁二○四）。
[146]按《古尊宿語錄》卷一〈馬祖道一禪師〉云：「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五月，頁六；又見《景德傳燈錄》卷六、《五燈會元》卷三等書）明代袾宏《菩薩戒問辯》亦有言：「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卍續藏》五十九冊，頁八四七）然卻未見「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如此話語。
[147]見《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臺北：正文書局，一九七四年元月，頁三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