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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西元七世紀中葉, 居住於現在雲南巍山縣的蒙舍詔, 在
        細奴羅（ 649 – 674 年在位）的領導下, 勢力日益壯大。
        開元十八年（ 730 ）, 皮邏閣（﹖– 748 年在位）在唐朝
        （ 618 – 906 年）的支持下, 兼併五詔（即蒙巂詔、越析
        詔、浪穹詔、邆賧詔、和施浪詔）, 自稱南詔王, 成立以大
        理地區為基地的南詔國。八世紀中葉至九世紀末, 南詔國勢
        鼎盛, 版圖北抵大渡河, 與唐以一水為界, 西北與吐蕃（今
        西藏）為鄰, 東達現在的貴州遵義和廣西西部, 越南、泰國
        、和緬甸三國的北部皆曾被南詔所征服。（註 1 ）南詔儼然
        成為我國西南邊境上的一個大國, 時時犯邊, 為唐朝的心腹
        大患。

            西元九０二年, 南詔權臣鄭買嗣弒帝舜化貞, 成立大長
        和國（ 902 – 928 年）, 南詔遂亡。此後的三十幾年, 內
        部鬥爭劇烈, 在雲南先後有三個王朝的更替。直到西元九三
        七年, 白蠻貴族段思平取得政權, 他和他的後裔在雲南先後
        建立了大理國（  937 – 1094  年）和後理國（  1096 –
        1253 年）（以下為了討論方便, 概稱大理國）。 大理國基
        本上繼承了南詔的疆域（ 註 2 ）, 是宋朝（960–1279
        年）西南邊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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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大國。

            大理地區有佛教齊魯之稱（註 3 ）, 南詔、大理時期,
        佛教盛行。至元十七至二十年（ 1280 – 1283 ）郭松年以
        西台御史的身份, 巡行雲南, 在他所作的〈大理行記〉中談
        到大理佛教的狀況, 言: 「……然而此之人, 西去天竺為近
        , 其俗多尚浮屠法, 家無貧富, 皆有佛堂, 人不以老壯, 手
        不釋數珠。一歲之間, 齋戒幾半, 絕不茹葷飲酒, 至齋畢乃
        已。沿山寺宇極多, 不可殫記。」（註 4）明代謝肇淛《滇
        略》卷四也說: 「葉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天竺國, 故自唐
        宋以來, 崇奉釋教, 日甚一日。朔望則裹飯袖香, 入寺禮佛
        飯僧。俗云: 信三寶家, 永為和合」（註 5 ）南詔、大理時
        期 , 佛教極盛一時, 由此可見一斑。

            南詔、大理時期, 佛教流行, 佛教造像藝術也發展蓬勃
        。根據明代楊慎編著的《南詔野史》, 南詔王勸龍晟（ 809
        – 816 年在位）曾用金三千兩, 鑄佛三尊。（註 6 ）
        豐佑時（ 823 – 859 年）, 大理崇聖寺有佛像一萬一
        千四百軀。（註 7 ）,開平三年(909)
        鄭買嗣鑄佛一萬尊。（註 8 ）大理國主
        段思平則歲歲建寺,鑄佛萬尊。（註 9 ）此外, 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 亦發現了不
        少南詔、大理的金銅佛像, 而且在劍川、安寧、晉寧等地, 也
        保存了一些南詔、大理時期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 它們都
        是研究雲南早期佛教造像的珍貴資料。

            過去雖有一些學者討論南詔、大理的佛教造像, 分析其
        雕刻特徵和這些作品與鄰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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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的關係;（註10） 不過, 雲南自皮羅閣統一南詔六部至大理國滅亡,
        長達五百一十六年,  佛教造像的時代風格變化甚鉅, 迄今尚
        不見專文探索南詔、 大理佛教造像的時代風格特色和演化軌
        跡。 因此, 筆者不揣淺陋, 以此為題, 略述己見。由於學力
        不逮, 疏漏之處必然不少, 尚請方家學者多加指正。

        二、南詔、大理佛教概況

            佛教何時傳入雲南﹖各家說法不一。或云: 釋迦佛弟子
        迦葉（西元前五世紀）曾至滇地傳法,  此乃雲南佛教之肇端
        （註 11 ）; 或云: 雲南佛教始自漢代（西元前 206 –西元
        220 年）。   （註 12 ） , 唐代以前,
        雲南地區尚不見佛教影響的痕跡。  元李京《雲南志略》稱:
        「晟羅皮立, 是為太宗王。開元二年（ 714 ）, 遣其相張建
        成入朝,  玄宗厚禮之,  賜浮屠像, 雲南始有佛書。 」 （註13）大曆二年（  766 ）, 南
        詔王閣羅鳳所立的〈南詔德化碑〉中又有「開三教,  賓四門
        」(註14）這樣的文句。 由此看來, 八世紀時, 佛教已經
        傳入雲南大理地區。 可是, 唐德宗時, 異牟尋和唐使的盟誓
        僅言: 「貞元十年（ 794 ）歲次甲戍正月乙亥……, 雲南詔
        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  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崔佐, 時謹詣點
        蒼山,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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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請天、 地、 水三官, 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
        永為證據。 」(註15）文中並沒有提到請佛、菩薩等為証
        。 在八世紀南詔和唐室往來的文書裡, 亦未涉及佛教, 因而
        推測, 南詔前期佛教在大理地區的影響力還不甚顯著。

            在南詔晚期的史料中, 佛教的成分始逐漸突出。 唐代樊
        綽《蠻書》言:

              咸通四年（  863 ）正月初六日寅時, 有一胡僧裸形,
              手持一仗（當作杖）　　,  束白絹, 進退為步, 在安
              南羅城南面。 本使蔡襲當時以弓飛箭當胸, 中此設法
              胡僧, 眾蠻扶舁歸營。 暮, 城內將士無不鼓譟。（註16）

        《新唐書》〈南詔傳〉又記:

              自南詔叛天子,  數遣使至其境, 酋龍不肯拜, 使者遂
              絕, （高）駢以其俗尚浮屠法, 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
              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 乃定盟。（註17）

        《太平廣記》載韋陀將軍告宣律師曰:

              西洱河有白石,  其土人造多寶佛全身像, 安在西洱河
              鷲山寺。 蜀青城山人往彼興易, 請佛道, 由郎州大小
              勃律三千餘里, 方達西洱河。河大袤百里, 廣三十里,
              中有洲島, 古寺經像尚存, 無僧住守。經文與今相同,
              時聞鐘聲, 百里殷實, 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基如戒壇,
              二重塔上有覆釜。 彼土諸人見塔每放光明, 即幾素食
              祭之, 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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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祚也。（註18）

        另外, 南詔王尋閣勸（  808 – 809 年在位）曾修曲靖崇真
        寺（註19）,  勸龍晟鑄佛三尊, 送佛頂峰寺, 並曾重修崇
        聖寺。元和十四年（ 819 ）, 勸利晟還廢王嵯巔, 命敬三寶
        。（註20）太和元年（ 827 ）, 南詔王豐祐用銀五千, 鑄
        佛一堂, 廢道教。 同時, 豐祐的母親和妻子均出家為尼。
        （註21）這些資料証明九世紀以來,  南詔的帝室和佛教的關
        係甚篤,  同時, 南詔晚期佛教的盛行應和帝室的支持有著密
        切的關係。

            上承南詔遺緒, 大長和國的帝室亦崇奉佛教。鄭買嗣於
        天復三年（  903  ）建普明寺, 開平三年, 又鑄佛一萬尊,
        送寺祈福。（註22）其子仁旻於開光元年（ 911 ）施宮
        寺災, 僧智照撰《封民三寶記》。（註23）大理國主段氏
        好佛尤甚, 段思平得位後, 即廢大義寧國主楊干貞為僧。
        （註24） 在大理國和後理國的二十二個國主中, 禪位出家者
        就達九人之多。（註25）同時, 後理國時, 高氏世為相國
        , 亦以倡導佛法為務。段正淳（ 1096 – 1108 年在位）和
        段正嚴（ 1108 – 1147 年在位）的相國高泰明曾贈宋朝使
        者《維摩詰經》一部（註26）,  段正嚴與段政興（1147-
        1171 年在位）的相國高量成善建伽藍, 喜聽法鼓。（註27）
        高泰明和高量成又曾修崇聖寺塔。（註28）高氏子弟高踰
        城光重修姚安興寶寺。（註29））此外, 段氏開科取士, 悉
        取僧道, 並以僧道為官。（註30））上行下效, 大理國時,
        佛法昌盛, 自不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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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南詔、大理佛教雕刻

            南詔、大理佛教普遍流行, 也留下了不少珍貴的佛教造
        像作品。其中, 最有名的當屬崇聖寺的雨銅觀音。《南詔野
        史》言: 「光化庚申三年（  900 ）鑄崇聖寺丈六觀音, 清
        平官鄭買嗣合十六國銅所鑄, 蜀人李嘉亭造像。」文下胡蔚
        註曰: 「一說, 唐天寶間（ 742 – 755 年）, 崇聖寺有僧
        募丈六觀音像未就, 夜忽雨, 旦視之, 銅也, 即取以鑄像。
        像成, 白光彌覆凡三日夜, 至今人稱為雨銅觀音。」（註31）
        此像經清代補修（註32）, 文革以後, 下落不明。依據早
        年發表的雨銅觀音像的圖片（註33）, 知其已非南詔造像
        的原貌了。

            一九七六年清理崇聖寺三塔的主塔時, 在塔頂發現雲南
        早期的佛、菩薩、明王、天王等像一百餘尊, 是研究南詔、
        大理佛教造像最珍貴的一批資料。崇聖寺是南詔、大理時期
        大理的重要寺院, 三塔的主塔又稱千尋塔, 建於開成三年（
        836 ）。（註34）考古調查人員認為, 塔頂發現的這批佛
        像應是西元十一、十二世紀大理國時期的作品。（註35）
        不過, 這些造像的風格變化多端, 顯然並非同一時期所製作
        的, 十二世紀應只是它們製作的下限。

            崇聖寺千尋塔塔頂所發現的佛教造像中, 有一尊觀音立
        像（圖一）, 頂戴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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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持柳枝, 立於束腰蓮台之上。 此菩薩面龐渾圓, 髮髻高
        聳, 髻側束髮紮帶垂落, 長及膝部。 胸前瓔珞珠飾簡樸, 右
        肩斜掛一串長珠。 僅著下身裙裳. 薄裙貼體, 腿部曲線一覽
        無遺。 上身全袒, 僅有天衣披肩, 寬肩細腰, 胸肌隆起。臀
        部右移. 身軀三折擺動, 作Ｓ形, 姿勢生動活潑。 天衣、紮
        帶、和裙擺隨之舞動, 寫實自然。 此尊觀音的造型和風格特
        徵,  甚至瓔珞的式樣和佩戴方式, 皆和七世紀至八世紀的唐
        代造像相同（圖二）（註36）,  故筆者推斷, 此像可能是
        一件受中土風格影響的南詔作品,  它的製作年代約在西元八
        世紀左右。 又由於這尊菩薩像高僅十五公分, 極易攜帶, 而
        且在千尋塔塔頂發現的文物中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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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元天寶」的錢幣二枚和唐代海獸葡萄及山水人物鏡各一面
        （註37）,  因此這尊觀音甚至可能是中原的作品, 被南詔
        的信徒或往來的客旅攜至大理的。 由於此尊觀音像的製作年
        代比建塔年代還早,  說明這尊觀音或為當時的傳世珍品, 在
        建塔或修塔時, 始放置於塔剎的中心柱基座內。 大理州博物
        館的陳列室中尚發現兩尊類似的觀音立像,  它們也應是雲南
        現存最古的佛教造像遺品。

            劍川石寶山石刻是研究雲南早期佛教造像的一個寶庫,
        石寶山地區散佈著幾處南詔、大理國時期的石窟和摩崖造像
        。依這些石刻分佈的地點, 可分為石鐘山、獅子關、和沙登
        村三區。在沙登村的第十六窟（依汪寧生《雲南考古》中的
        劍川石窟的石窟編號）為一淺窟, 第三龕內雕二尊佛像（圖
        三）, 一尊在蓮台上結跏趺坐, 雙手結入定印; 另一尊善跏
        倚坐, 雙足各踏一朵蓮花, 左手撫膝, 右手略有殘損, 原來
        可能施安慰印。趺坐佛像的蓮台下刻有造像銘記曰: 「沙追
        附尚邑三賧白張傍龍、妻盛夢和男龍慶、龍君、龍世、龍家
        、龍千等有善因緣, 敬造彌勒佛、阿彌陀佛。國王天啟十一
        年七月廿五日題記。」天啟是南詔王豐祐的年號, 天啟十一
        年相當於唐宣宗大中四年（ 850 ）（註38）。由此看來,
        這二尊佛像為南詔晚期的作品。龕內頭部比例略大, 結跏趺
        坐者當是阿彌陀佛, 而善跏倚坐的則是彌勒佛。這兩尊佛像
        肉髻大而低, 上佈螺髮, 雙肩渾厚, 身著通肩大衣, 階梯狀
        衣褶,

                              356 頁


        疏密與肢體動作互相配合, 作風寫實。從彌勒佛衣內
        的身軀輪廓看來, 佛像的手臂和雙腿粗壯, 身軀厚實。這兩
        尊佛像無論在刀刻手法或是在造像風格上, 均與四川唐代造
        像（註39）類似, 只是軀幹肢體更加壯碩, 表現其區域特
        色。同窟內第二龕的坐佛（圖四）、第四龕的坐佛（圖五）
        和沙登村第十四窟的主尊坐佛（註40）, 額寬頰豐, 下頤
        方闊, 臉形與第三龕的彌勒及阿彌陀佛略有差別, 可是它們
        的刀刻手法、 粗壯的身軀, 寫實又流暢的衣紋 , 都和第

                              357 頁

        三龕的造像相似, 故而推斷應同為豐祐時期的造像。

            大理市博物館所藏的一尊石佛（圖六）臉上的彩繪仍存
        , 愁眉深鎖, 面露悲情。 該佛穿著通肩式袈裟, 不露雙足,
        趺坐的雙膝僅略比肩寬, 身軀壯碩, 上身幾近正方  , 淺階
        梯式的衣紋流暢,  圓形頭光和背光在佛像的肩部附近相交,
        這些特徵皆和沙登村第十六窟造像相仿, 是故也應是南詔晚
        期的作品。

            南詔晚期造像的另一件代表之作為劍川石窟十三號摩崖
        的多聞天像（圖七）, 此摩崖

                              358 頁

        石刻的地點在沙登村的夾子寺。此多聞天像是一淺
        浮雕作品, 一手持戟, 一手捧塔, 身穿甲冑, 頂戴軍盔, 冑
        上紋飾雕刻精細。 身軀粗壯, 兩腿分立, 腰肢略向左擺  ,
        天衣飄動飛舞。雙眉緊蹙, 嘴角下撇, 充分地表露其為北方
        護法天王的特質, 誠可謂以形寫神。此作的寫實生動, 正是
        南詔造像的一大特色。該像無論在服飾及衣上紋樣（註41）
        , 或是雄武的神情, 皆與唐代天王像相仿。可見, 南詔佛
        教造像深受中原美術的影響。

            段氏統治雲南長達三百一十六年, 佛教造像無數。依其
        風格特色, 約可分為前後兩期。 前期約相當於大理國時期,
        後期則約相當於後理國時期。 在前期傳世的造像中 , 目前
        尚未發現刻具造像記的作品, 因此在研究上較為困難, 僅能
        根據相關的造像和風格比較, 加以推斷。

            崇聖寺千尋塔塔剎出土的文物裡, 有佛像四十餘尊, 造
        像風格變化多端。其中, 有一類佛像（圖八、九）頭略下低
        ,  頭額方闊, 白毫突顯, 臉短頰豐, 眉平而長, 眉骨略隆,
        鳳眼

                              359 頁

        上挑, 鼻樑略低, 鼻翼較寬。身著通肩袈裟, 衣褶或綢
        疊繁密, 或自然流利。這些佛像雙肩略削, 弧度圓緩, 胸部
        微隆, 腰枝纖細, 南詔造像的壯碩雄渾至此已消靡殆盡, 取
        而代之的則是秀雅細緻。由於這些佛像的肉髻低平, 髻底有
        一飾珠, 髻頂有一突起物, 耳戴圓形耳環, 衣紋褶襞面凹凸
        不大, 衣紋線性感強。這些特色在北宋的作品中皆時有發現
        （圖十、十一）, 所以推測, 這些佛像的製作年代與之相去
        大概不會太遠, 應是西元十或十一

                              360 頁

        世紀大理國時期的造像。

            下關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收藏著一尊觀音立像（圖十
        二）, 頭部比例稍大, 上身粗短, 仍舊保存了一些南詔造像
        的特色, 可是其胸飾瓔珞繁複華麗, 天衣在腿前環繞, 兩端
        自然垂落至足, 全作穩重, 缺乏動感, 又和許多北宋菩薩像
        （註42）一樣。由是觀之, 這尊觀音立像可能也是大理國
        之作。

            段氏統治的晚期（後理國）, 佛教造像遺產豐富, 有造
        像記年的作品也較多。劍川石

                              361 頁

        鐘山區的第一窟窟門外的上方有一方形空額, 墨書盛德四年
       （1179）的題記（註43）。石鐘山石窟對面獅子關區的第十
        號摩崖石刻,是一尊梵僧觀音, 在此像的左肩側亦發現盛德四
        年的造像記（註44）。 可見, 盛德四年, 雲南的匠師在山
        谷兩坡同時施工。 石鐘山諸窟（劍川石窟第一至八窟）的佛
        教雕刻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大理國張勝溫〈梵像卷〉
        中的人物造型、裝飾圖案、背光形式等, 均極為相似,〈梵像
        卷〉的成畫時間是西元一一七三至一

                              362 頁

        一七六年（註45）, 顥然石鐘山諸窟的雕刻作品應全是是
        盛德四年前後完成的。

            劍川石窟第四窟第三龕為一觀音三尊像, 主尊是一軀觀
        音菩薩倚坐像（圖十三）,  右手作說法印, 左手施安慰印,
        足踏兩朵蓮花。 此尊菩薩臉如滿月, 雙頰豐圓, 眉平眼細,
        和上述的佛像（圖八、九）有幾分近似。不過此像兩肩渾厚
        , 身軀肢體壯碩, 顯然是上承南詔傳統發展而來。菩薩身後
        的尖頂葉形背光, 上刻波浪狀火焰紋, 比南詔背光製作的更
        為精美, 其樣式和〈梵像卷〉中建國觀世音菩薩的背光（註46）
        相同。菩薩髮髻高聳, 上身全袒, 頸環珠邊花蔓瓔珞 , 臂釧
        戴的很高, 上有三角形寶珠花卉飾板, 僅著下身裙裳 , 圓
        弧形衣褶線條流暢, 是大理後期造像常見的一種典型。

            劍川石窟第二窟內供奉的亦是一觀音三尊像（圖十四）
        , 主尊右手持一楊枝, 左手捧□, 寶冠高聳, 冠住阿彌陀佛
        。□

                              363 頁

        侍二人, 一人捧盒, 一人捧瓶。此觀音的骨肉停勻, 上
        穿半袖天衣, 下著高腰長裙, 衣紋流利。尖頂圓光和圓形背
        光上刻精美的火焰花卉圖案, 二者在頭後相接, 這些特色在
        〈梵像卷〉中均有發現。（註47）其臉形特色和前述觀音
        有別, 面作橢圓形, 曲眉杏目, 雙眉和鼻骨兩側相接, 和第
        七和第八窟的南詔王（註48）相似。

            大理市博物館所藏的一尊鎏金四臂菩薩坐像（圖十五）
        , 前二手胸前合什, 製作精美。菩薩面圓頰豐, 耳戴圓形耳
        飾, 胸前瓔珞由串串寶珠結組而成, 頂戴高冠, 冠上裝飾華
        麗, 束冠紮帶在頭的兩側上揚飛舞, 末端呈魚尾狀, 劍川石
        窟中的南詔王的頭冠紮帶亦採

                              364 頁

        這種紮結方式。 此菩薩蟬衣貼體, 曲線畢露, 腰枝纖長, 體
        態停勻, 是十二世紀大理國晚期的一件佳作。 另外, 千尋塔
        出土的一尊觀音立像（圖十六）,  也是十二世紀後理國之作
        。 菩薩頭後有鏤空頭光, 上飾華麗的火焰及連珠紋, 上身袒
        露,  肩披天衣,  右腿略彎, 可是並未牽引衣巾, 衣紋流利,
        身軀拉長,  臉形及五官特徵又都與石寶山第二窟的觀音像（
        圖十四）相仿。

            美國聖地牙哥藝術館（  Fine  Arts  Gallery  of San
        Diego  ）收藏著一尊觀音像（圖十七）, 一手作說法印, 一
        手施安慰印, 是大理後期最常見的一種觀音菩薩像。 此像背
        後的造像記云: 「皇帝」信段政興, 資為太子段易長生、 段
        易長興等造記。願祿筭塵沙為喻, 保慶千春孫嗣, 天地標機,
        相承萬世。 」「願祿筭塵沙為沙喻」是一句白語, 意指「願
        佛保佑子孫後代」。（註49）由此可知, 這尊觀音是大理
        國主段政興為其子祈福所造。 根據張勝溫〈梵像卷〉（註50）
        ,  這種觀音稱作真身觀世音菩薩（又稱阿嵯耶觀音）。此像
        頸飾和臂釧的樣式,  以及規律弧線的陰刻裙褶皆和石寶山第
        四窟第三龕的觀音像（圖十三）類似。 可是, 其額頭方闊,
        中央有白毫, 兩眉相連, 作弓形, 顴骨甚高, 鼻準低平, 嘴
        寬唇厚, 兩頰削瘦。 髮髻高聳, 髻中安住阿彌陀佛, 髻上
        繞有絲束,  分多股垂落及肩, 頭髮絲刻劃仔細。 耳璫沈重,
        腰佩飾花扣帶,  下著裙裳,  緊貼於身, 雙腿輪廓隱約可見,
        腰上和腹前各繫

                              365 頁

        一飄帶, 垂及足踝。 寬肩細腰, 身體扁平, 上身全袒, 胸部
        乳頭有如硬幣,  下身窄瘦, 兩腿直立, 姿勢僵硬, 背後平板
        並無衣紋刻畫,  純屬正面性造像, 毫無肌肉質感的表現, 手
        法抽象而概念化。

            這種觀音像的風格特徵與前述諸作大異其趣, 其造像的
        淵源為何﹖一直是美術史學者所關心的問題。  嘉顰博士（
        Helen B. Chapin ）指出, 這種觀音像實源於印度東北的帕
        拉王朝（ Pala Dynasty ）的雕刻, 並受到東南亞室利佛逝
        （ Srivijaya ）美術的影響。 （註51）法國學者莫爾曼
        氏（ Marie Therese de 　 Mallmann ）則認為, 南印度巴
        拉伐（ Pallava  ）和室利佛逝美術和大理的真身觀世音菩
        薩像的造型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註52）這類真身觀音
        像的面部特徵皆和許多緬甸、泰國、占婆（ Champa ）、以
        及柬埔寨的作品近似。同時平板的胸部, 扁瘦的身軀, 又與
        泰國早期的造像相仿。所以筆者則以為, 除了印度與室利佛
        逝的影響外, 大理真身觀音像也融入了不少中南半島的美術
        特徵。（註53）

               這類真身觀世音菩薩像在千尋塔的出土文物中（註54）
        , 歐美以及日本的博物館及私人收藏中均有發現（註55）
        風格獨特, 是大理晚期佛教造像的代表之作。下關佛圖塔塔
        剎中心柱內發現的一尊觀音立像（圖十八）, 立於一仰覆蓮
        台之上。菩薩腿臂渾圓, 臉形與面部特徵, 均和石寶山第四
        窟第三龕的觀音像（圖十三）近似,  其髮髻式樣,結帶的方
        式, 弧形的衣

                              366 頁

        紋, 和概念化的身軀, 又和美國聖地牙哥的大理觀音像雷同,
        此尊觀音像必屬十二世紀中葉的作品無疑。 千尋塔出土的一
        尊木雕觀音像（註56）雕造精緻,  其風格和佛圖塔的此尊
        觀音像極為類似,   像的正面朱書「易長真身」（註57）,
        也應是段政興時期的作品。

            大理國後期佛教造像面貌多樣化, 有的臉圓體豐, 有的
        面作橢圓形, 身體勻稱, 有的頰削身瘦, 各具特色。無論那
        一種風貌, 都顯示出大理國時雲南匠師已完全消化吸收外來
        文化的影響, 建立了獨特的民族特色。

                              367 頁

        四、結論

            綜上所述, 南詔、 大理佛教造像活動長達四、五百年,
        依其特色, 約可分為三期 : （一）南詔時期, 以雄渾粗壯,
        寫實生動著稱,  和唐朝, 特別是四川的佛教造像關係密切;
        （二）大理國前期, 秀雅細緻, 菩薩衣飾華麗, 深受北宋美
        術的影響;  （三）大理國後期, 是雲南佛教造像的成熟期,
        民族風格突顯, 造像面貌變化多端。這些風格的形成和演化
        的軌跡顯然和南詔、大理國及其鄰近地區的往來, 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

            南詔、大理國地理位置特殊, 與唐宋王朝、中南半島、
        和吐蕃毗鄰, 文化成分複雜, 其中, 以漢文化的影響最為顯
        著。唐高宗時（ 650 – 683 年）, 南詔王細奴羅即遣使入
        唐。（註58）自此以後, 南詔王大多接受唐朝的冊封和詔
        賜, 關係友好。即便是在南詔犯唐時, 南詔君主對虜獲的有
        德人犯也往往十分禮遇, 《新唐書》〈南蠻傳〉即說: 「鄭
        回者唐官也,  往巂州破為所虜, 閣羅鳳重其惇儒, 號蠻利,
        俾教子弟, 得箠搒故, 國中無不憚, 後以為清平官。」（註59）
        《舊唐書》又言: 「閣羅鳳以回有儒學,  更名蠻利, 甚愛
        重之, 命教鳳伽異。及異牟尋立, 又命教子尋夢湊。……蠻
        謂相為清平官, 凡置六人, 牟尋以回為

                              368 頁

        清平官,  事皆咨之, 秉政用事。 餘清平官五人, 事回卑謹,
        或有過, 回輒撻之。 」（註60）可見鄭回雖是俘虜, 但是
        深受南詔帝王的器重,  地位崇高。 鄭回為南詔幾代的國師,
        對南詔的漢化貢獻必大。 異牟尋時, 南詔「又請以大臣子弟
        質於（韋）皋, 皋辭, 固請, 乃盡舍成都, 咸遣就學。 」
        （註61） 這樣的活動一直維持到豐祐時期,  長達五十餘年。
        這些質子返國後 , 多為高官, 他們對南詔漢族文物制度的推
        行自然有帶頭作用。 豐祐甚至「慕中國, 不肯連父名」（註62）
        , 隆舜還遣使入唐, 請求和親。（註63）南詔帝室對中國
        文化仰慕之深, 由此可見一斑。 上行下效, 我們可以想像二
        國民間的交流亦必十分頻繁。

            上承南詔遺緒, 大長和國和中原亦保持友好的關係。同
        光二年（ 924 ）（註64） , 大長和國主鄭旻求婚於南漢
        劉, 以增城公主妻之。（註65） 乾德年間（963–967）, 宋太祖鑑於唐朝南詔之禍, 遂以玉斧畫大渡河為界, 曰
        :「此外非吾所有也。」（註66）可是大理與宋朝的外交
        關係並未因此而斷絕, 大理國主段廉義、後理國主段正淳、
        段正譽均曾遣使入宋（註67）; 此外, 大理國有難, 也曾
        求助於宋。（註68）宋室亦曾派遣官員進入大理（註69）
        , 宋朝也常向大理國購買該國著名的蠻氈、雲南刀和蕃馬
        。乾道九年（ 1173 ）, 大理使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
        若師等二十三人到橫山寨商議買馬之事。大理給宋朝的文書
        或求要求浮量銅器并碗、琉璃碗、壺、紫檀、沈香水等, 或
        欲採買《文選五臣註》、《五經廣注》、《春秋後

                              369 頁

        語》、《大般若十六會序》、《百家書》等。（註70） 吳
        儆在淳熙四年（  1177 ）權知邕州時, 也指出大理國「有文
        法,  善為中國體, 行草書, ……每賈人至橫山, 多市《史記
        》、 《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本草》、《
        王叔和脈訣》、《千金方》等書。 」（註71）而楚雄紫溪
        山崖石上刻勒的〈護法明公德運碑贊〉乃出自一位流落在大
        理的大宋國建武軍進士的手筆。（註72）元初的郭松年在
        〈大理行記〉中也談到大理的「宮室、 樓觀、 言語、書數,
        以至冠、婚、喪、祭之禮, 干戈戰陣之法, 雖不能盡善盡美,
        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 本於漢。 今觀之, 猶有故國之遺
        風。 」（註73）由此看來, 大理人民不但閱讀漢文文史書
        籍, 重用漢人, 同時建築、文物、 制度等又無一不以中原傳
        統為依歸。 無怪乎人云: 在宋代的西南諸國中, 漢化最深的
        是大理。

              南詔、大理和中原不但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關係密
        切, 就是在佛教方面. 二者也是息息相關的。南詔最古的寫
        經《護國司南抄》前, 玄鑒的序言及, 協助他校補該卷的良
        賁, 「俗姓王氏, 太原人」。（註74）大理段智廉（ 1200
        – 1239  年在位）還一度入宋求《大藏經》一千四百六十五
        部, 置於五華樓。（註75）從文物上觀之, 南詔、大理的
        寫經和題記形式,  皆與中土傳統相仿, 在雲南早期的佛教美
        術中, 中土色彩濃厚, 都是很好的印証。

            在中原文化輸入南詔、大理的諸條路線裡, 由於地緣的
        緣故, 四川是最重要的一個管

                              370 頁

        道。在千尋塔出土的文物中, 即有一面鏡子上鐫「成都
        劉家□□鏡子」（註76）, 很明顯地是從四川輸入。根據
        史書, 南詔曾多次寇蜀, 最駭人聽聞的當是太和三年（829）
        之役, 《新唐書》〈南蠻傳〉記載: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治無狀,  障侯弛沓相蒙, 時太和三
              年也。嵯巔乃悉眾掩邛、戎、巂三州, 陷之, 入成都,
              止西郛十日,  慰居人, 市不擾肆, 將還, 乃掠子女工
              技數萬引而南,  人懼, 自殺者不勝計。 救兵逐嵯巔,
              身自殿,  至大度河, 謂華人曰: 此吾南境, 爾去國當
              哭。 眾號慟水死者十三。至此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
              埒。（註77）


        在這些蜀地來的工匠中, 有些可能是道釋畫工或雕刻家。 他
        們的遷入當然刺激了雲南佛教美術的發展。 不但如此, 咸通
        三年（ 862 ）, 隆舜寇蜀, 取萬佛寺石佛歸（註78）, 而
        根據《南詔野史》,  著名的崇聖寺雨銅觀音像又即是出自蜀
        人李嘉亭之手。（註79）這些資料皆在說明, 蜀地的藝匠
        對南詔佛教雕刻的貢獻很大。 劍川石窟中的南詔晚期造像與
        蜀地風格近似, 即是一有力的佐証。

            南詔國勢強盛,  曾多次侵犯安南（今越南河內附近）,
        而西面的緬甸、暹邏、大秦, 南面的交趾, 真臘、占城、老
        撾諸國, 皆向南詔歲進奇珍。（註80）顯然, 中南半島與
        雲南亦時有往來。在中南半島諸文化中, 雲南和緬甸的關係
        最為密切。 南詔

                              371 頁

        帝王稱作「□信」,  據學者究, 信這個稱謂很可能即源自緬
        甸。（註81）貞元中（ 785 – 804 年）, 驃酋雍羌遣子
        附南詔, 向唐朝進驃國音樂。（註82）太和六年（ 832 ）
        , 南詔掠驃國人民三千, 徙之柘東（今昆明）。 （註83）
        九世紀中, 獅子國攻緬, 勸龍晟派遣勇將宗牓救難。
        （註84）後理國的段正淳、 段正嚴時期, 緬人也曾多次向大理國
        進貢白象、金花。 （註85）足見, 自南詔迄後理國, 雲南
        和緬甸的往來不斷。

            緬甸地近印度, 佛教很早即傳入此一地區。緬北的驃國
        , 在唐代時, 佛教已非常盛行, 《新唐書》〈南蠻傳〉提到
        : 「（驃國）……青甓為圓城, 周百六十里, 有十二門, 四
        隅作浮圖, 民皆居中。……喜佛法, 有百寺。」（註86）
        樊綽《蠻書》亦說:

              驃國在蠻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 閣羅鳳所通。 ……當
              國王所居門前有一大像露坐,  高百餘尺, 百如霜雪。
              俗尚廉恥,  人性和善少言,  重佛法, 城中並無宰殺,
              又多推步天文。若有兩相訴訟者, 即令焚香 , 向大像
              思惟,  其非便各引退, 其或有災疫及不安穩之事, 王
              亦焚香, 對大像悔過自責。（註87）

            由此看來, 驃國君民篤信佛教。雲南何時開始和緬地的
        佛教有所接觸, 如今已不可考。 不過, 《南詔野史》提到,
        大中十三年（  859 ）, 驃民呈獻金佛一尊, 報南詔庇護之
        恩。（註88）《唐會要》卷三十三也提到, 「驃國在雲南
        西, 與天竺國相近, 故樂多演釋氏之詞, ……

                              372 頁

        使袁滋、卻士美至南詔, 並皆見驃國樂。 」（註89）毫無
        疑問地, 西元八、 九世紀時, 驃國的佛教音樂, 已在南詔流
        傳, 緬地的佛教也已傳入雲南。 在千尋塔出土的文物中, 有
        些造像的服飾和臉型等和緬甸的佛或菩薩像相近（註90）,
        而最具大理國特色的真身觀音像也吸收了緬甸佛教造像的特
        徵, 都具體地說明了雲南和緬甸的佛教文化息息相關。

            除了漢族和東南亞文化外, 雲南和西藏政府也曾一度十
        分親善。閣羅鳳曾北臣吐蕃, 共同犯唐, 吐蕃稱之為贊普鍾
        （註91）, 並賜金印, 賜號東帝（註92）, 吐蕃也封閣
        羅鳳孫異牟尋為日東王（註93）, 這段時期南詔和吐蕃的
        關係極為親善。不過, 除了此時期外, 在我國流傳的正史和
        野史, 均未記載雲南和吐蕃的往來狀況, 其原因是由於年代
        久遠. 資料散佚; 或是漢族史家不關心或不清楚雲南和吐蕃
        的往來情況, 故不記載; 抑或是異牟尋後雲南與吐蕃的關係
        日漸疏遠, 如今已無法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南詔、大理的
        佛教文物裡, 筆者僅發現一件和西藏有關的佛教雕刻作品 ,
        那就是上刻古藏文的「尊勝陀羅尼經咒」的地藏寺古經幢
        （註94）。可是, 這件作品和其他南詔、大理的佛教造像一
        樣, 受藏地風格的影響並不明顯。（註95）究竟南詔、大
        理和西藏的佛教及其雕刻的具體關係為何﹖則尚待進一步地
        研究和探討。

                              373 頁
註  釋


        註一: 向達,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台北:  明文書局,
              1982 ）, 頁 155。


        註二: 馬曜主編,  《雲南簡史》（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頁 100。


        註三: 清初吳偉業有詩曰: 「洱水與蒼山, 佛教之齊魯。 」
              引文見雲南省編輯組編,  《雲南地志佛教資料瑣編》
              （昆明: 雲南民出版社, 1986 ）, 頁 5。


        註四: 郭松年,  〈大理行記〉,  收於丁希賢•沙露茵選注,
              《雲南古代游記選》（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1988）,
              頁 154 – 155。


        註五: 謝肇淛, 《滇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四, 頁15。


        註六: 楊慎, 胡蔚校註, 《南詔野史》, 收於 《中國方志叢
              書》, 第 150 冊（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卷上, 頁47。


        註七: 《南詔野史》, 上卷, 頁22。


        註八: 《南詔野史》, 上卷, 頁30。


        註九: 《南詔野史》, 上卷, 頁34。


        註十: 參見Helen B. Chapin,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 (1944), pp. 131–183; 李霖燦,
             〈劍川石寶山石刻考察記〉,

                              374 頁

              收於李霖燦, 《中國名畫研究》（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71）, 上冊, 頁119–151; 邱宣充邱宣充,〈大理千
              尋塔佛教造像調查〉, 收於雲南省編輯組編, 《雲南
              民族民俗和宗教調查》(昆明: 雲南民族出版社, 1985）,
              頁136─142。


        註十一: 參見圓鼎, 《滇釋記》, 收於《雲南叢書》子部之
                二十九（昆明: 雲南省圖書館, 1914）, 卷一, 頁1–2。


        註十二: 參見袁嘉谷,〈滇南釋教論〉, 收於《雲南地方志佛
                教資料瑣編》, 頁299; 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
                稿》（台北: 明文書局, 1982）, 頁296。


        註十三: 李京, 《雲南志略》, 引文見《雲南地方志佛教資
                料瑣編》, 頁 15。此說亦見於張道宗, 〈紀古滇說
                集〉, 見《雲南地方志佛教資料瑣編》, 頁 246  ;
                倪蛻,  《滇雲歷年傳》（雲南民族學院圖書館手抄
                本）, 卷四, 頁 6。 不過, 也有部分學者對此說法
                仍抱懷疑的態度。參見《雲南地方志佛教資料瑣編》
                , 頁 15。


        註十四: 王昶, 《金石萃編》]台北: 國風出版社, 1964）,
                卷一六０, 頁3062。


        註十五: 樊綽,《蠻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十, 頁13。


        註十六: 《蠻書》, 卷十, 頁2。


        註十七: 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二二二中, 頁13。


        註十八: 引文見謝肇淛, 《滇略》, 卷十, 頁6–7。

                              375 頁


        註十九: 《南詔野史》, 上卷, 頁20。


        註二０: 《南詔野史》, 上卷, 頁20–21。


        註二一: 《南詔野史》, 上卷, 頁22–24。


        註二二: 《南詔野史》, 上卷, 頁30。


        註二三: 《南詔野史》, 上卷, 頁31。


        註二四: 《南詔野史》, 上卷, 頁32。


        註二五: 根據《南詔野史》和《滇載記》, 大理國國主禪位
                為僧者有段思英、段素隆、段素貞、段思廉。後理
                國國主禪位為僧者有段正明、段正淳、段正嚴（又
                稱段和譽）、段正興、和段智祥。


        註二六: 紐約大都會博物收藏中, 有一卷《維摩詰經》的殘
                卷有的跋語云: 「大理國相國公高泰明玫心為大宋
                國奉使鍾□□□造此《維摩詰經》壹部, 贊祝將命
                還朝, 福祿遐嘏, 登山步險, 無所驚虞, 蒙被聖澤。
                願中國遐邦從茲億萬斯年, 而永無隔絕也。文治九
                年（1118）戊戌季冬旦日記。佛頂寺主僧尹運富監
                造。」文見李霖燦,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
                究》（台北 :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2）, 頁19。


        註二七: 見楚雄〈護法明公德運碑〉, 引文見《雲南地方志
                佛教資料瑣編》, 頁22。


        註二八: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
                和清理〉, 《考古學報》,

                              376 頁

                1981•2, 頁254–255。


        註二九: 見姚安〈興寶寺德化銘并序〉, 引文見《雲南地方
                志佛教資料瑣編》, 頁 22。


        註三０: 參見王崧《南詔野史》和張紞《蕩山寺記》, 引文
                見《雲南地方志佛教資料瑣編》, 頁23。


        註三一: 《南詔野史》, 上卷, 頁29。


        註三二: 此菩薩像的衣角刻有「光緒丙申（1896）大理提都
                蔡標重修」, 參見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頁249。


        註三三: 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圖四。


        註三四: 崇聖寺千尋塔的興建年代, 過去諸家的說法不一。
                楊慎〈重修崇聖寺記〉言: 「崇聖寺塔頂鑄款識曰:
                貞觀（ 627 – 649 年）尉遲敬德造。 」張道元〈
                記古滇說集〉說:  「唐遣大匠恭韜、 徽義至蒙國,
                于開元元年癸丑（ 714 ）造三塔于點蒼山下, 建寺
                于塔之上, 倚山臨水, 無不精麗。 」王崧《南詔野
                史》〈豐祐傳〉則言: 「開成元年,  嵯顛建大理崇
                聖寺, 基方七里, 聖僧李賢者定立三塔, 高三十丈,
                自保和十年至天啟元年功始完。 」經近代學者的研
                究, 認為開成說的可能性最大。 參見《雲南地方志
                佛教資料瑣編》, 頁 15 – 16;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 《考古
                學報》, 1981 • 2, 頁 261; 邱宣充, 〈大理千尋
                塔佛教造像調查〉,

                              377 頁

                頁  142;  李朝真•張錫祿, 《大理古塔》（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 ）, 頁 20 – 21。


        註三五: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
                清理〉, 《考古學報》, 1981 • 2, 頁 267; 邱宣
                充,  〈大理千尋塔調查〉, 《雲南民族民俗和宗教
                調查》, 頁 127。


        註三六: 其他的例証可參見 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ed., Chinese, Korean & Japanese Sculpture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4 ）, Plates 93, 96, 98;  松原三郎, 《中國
                佛教彫刻史研究》（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66  ）,
                圖版 262c;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 《金銅佛
                造像特展圖錄》（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87 ）
                , 圖版 85。


        註三七: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
                和清理〉, 《考古學報》, 1981•2, 頁257–258。


        註三八: 一說天啟十一年相當於武宗會昌元年（ 841 ）。參
                見宋伯胤,  〈記劍川石窟〉,  《文物參考資料》,
                1957 • 4, 頁 50。今依汪寧生和黃如英先生之說,
                認為南詔天啟十一年應是唐大中四年。參見汪寧生,
                《雲南考古》, 頁 191; 黃如英, 〈石鐘山石窟〉,
                《文物》, 1981 • 8, 頁 80。

                              378 頁



        註三九: 參見李巳生主編,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  12 •
                四川石窟雕塑》（北京: 新華書店, 1988 ）, 圖版
                一九、三三。


        註四０: 見歐陽春, 《劍川石窟》（昆明: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沙登箐「釋迦佛像」。


        註四一: 譚繼山•林懷卿•許朝棟譯述,  《中國雕刻精品》
                （新莊市: 佳禾圖書有限公司, 1984  ）, 圖版 79
                、80。


        註四二: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  《宋元ソ美術》（東京: 大阪
                市立美術館, 1980 ）, 圖版 227。


        註四三: 題記文字見於宋伯胤,  〈記劍川石窟〉, 《文物參
                考資料》, 1957 • 4, 頁 48 – 49。


        註四四: 夏泉生,   〈雲南石鐘山新發現大理國造像題記〉,
                南詔史研究學會編印,  《南詔史論叢》（大理: 雲
                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詔史研究學會, 1984 ）, 第二
                冊, 頁 140。


        註四五: 參見徐嘉瑞, 《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頁 365;  李
                霖燦,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頁 32。


        註四六: 李霖燦,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頁
                106。


        註四七: 李霖燦,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頁
                103, 105, 106 等。

                              379 頁


        註四八: 見歐陽春,  《劍川石窟》, 「南詔第六代國王異牟
                尋像」和「閣羅鳳出尋圖」及局部。


        註四九: 李朝真•張錫祿, 《大理古塔》, 頁 83 – 84。


        註五０: 李霖燦,   《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  頁
                110。


        註五一: 參見  Helen B.  Chapin,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p. 159。


        註五二: Marie  Therese  de Mallmann, "Notes  sur  les
                Bronzes      du      Yunnan      Representant
                Avalokitesva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4 （ 1951 ）, pp. 572 – 575。


        註五三: 拙作,  〈張勝溫梵像卷之觀音研究〉, 《東吳大學
                中國藝術史集》, 第十五卷（ 1986 ）, 頁 232 –
                234。


        註五四: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
                和清理〉, 《考古學報》, 1981  年第 2 期, 圖版
                拾陸• 2, 拾陸• 3。


        註五五: 詳細資料參見  Helen  B.   Chapin,  "Yu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esvara, pp.  151 – 152, 其
                他的例証可參見 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ed., Chinese, Korean & Japanese Sculpture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lates  140;
                Hugo Munstergerg, Chinese Buddhist Bronze
               （Rutland   and  Tokyo: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67 ）, Plates 48, 59; 國立故宮博物
                院編輯委員會,   《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  圖版
                105, 106。


        註五六: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
                和清理〉, 《考古學報》, 1981

                              380 頁

                 • 2, 圖版拾伍• 9。


        註五七: 邱宣充,  〈大理三塔佛教造像調查〉, 《雲南民族
                民俗和宗教調查》, 頁 138。


        註五八: 《新唐書》, 卷二二二上, 頁 5。


        註五九: 《新唐書》, 卷二二二上, 頁 7。


        註六０: 劉昫,  《舊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97,
                頁 15 – 16。


        註六一:《新唐書》, 卷二二二上, 頁 13。


        註六二:《新唐書》, 卷二二二中, 頁1。


        註六三:《新唐書》, 卷二二二中, 頁13。


        註六四: 一說為貞明四年（ 918 ）, 見倪蛻, 《滇雲歷年傳》,
                卷四, 頁 27。


        註六五: 《南詔野史》, 卷上, 31。


        註六六: 《南詔野史》, 卷上, 35。


        註六七: 《南詔野史》, 卷上, 頁37, 40, 41。


        註六八: 〈地藏寺經幢造幢記〉記文見楊曉東, 〈滇中藝術
                極品〉, 《南詔史論叢》, 第二冊, 頁306–307。


        註六九: 參見註二六。


        註七０: 馬端臨, 《文獻通考》（台北: 新興書局, 1963）,
                卷三二九「四裔六」 ,「南詔」

                              381 頁

                條, 考1586。


        註七一: 吳儆, 《竹洲集》（ 四庫全書珍本四集）, 卷十. 頁19 。


        註七二: 碑文見汪寧生, 《雲南考古》, 頁170–171。


        註七三: 郭松年, 〈大理行記〉, 收於丁希賢•沙露茵選注,
                《雲南古代游記選》頁154。


        註七四: 引文見楊益清, 〈南詔佛教源流淺識〉, 《南詔史
                論叢》, 第一冊上, 頁 151。


        註七五: 《南詔野史》, 卷上, 頁92。


        註七六: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
                和清理〉, 《考古學報》, 1981•2, 頁257。


        註七七:《新唐書》, 卷二二二上, 頁1–2。


        註七八:《南詔野史》, 卷上, 頁26。


        註七九:《南詔野史》, 卷上, 頁29。


        註八０:《滇雲歷年傳》, 卷四, 頁9。


        註八一: 參見伯希和（Paul Pelliot）著, 馮承鈞譯, 《交
                印度兩道考》（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0）, 頁28。


        註八二:《新唐書》, 卷二二二下, 頁13。


        註八三:《新唐書》, 卷二二二下, 頁21–22。

                              382 頁


        註八四:《南詔野史》, 卷上, 頁23。


        註八五:《南詔野史》, 卷上, 頁40, 41。


        註八六:《新唐書》, 卷二二二下, 頁12。


        註八七:《蠻書》, 卷十, 頁1–2。


        註八八:《南詔野史》, 卷上, 頁25。


        註八九: 王溥, 《唐會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三十
                三, 頁29。


        註九０: 雲南省文物工作隊,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
                和清理〉, 《考古學報》, 1981  •  2, 圖十四•
                2, 十四• 3; 邱宣充, 〈大理千尋塔調查〉, 《雲
                南民族民俗和宗教調查》, 頁 127。


        註九一: 鍾, 藏語「弟」也, 贊普鍾之意乃「贊普之弟」。


        註九二:《新唐書》, 卷二二二上, 頁 6。


        註九三:《新唐書》, 卷二二二上, 頁7。


        註九四: 此經幢現在昆明市的古幢公園內。  據學者的考証,
                此幢的製作年代當西元 1220 至 1254 年間。 〈地
                藏寺經幢造幢記〉題記全文見楊曉東,  〈滇中藝術
                極品〉,《南詔史論叢》, 第二冊, 頁 306 – 307 。


        註九五: 雲南學者認為千尋塔出土的菩薩像中, 有些似與西
                藏佛教造像風格相同（參見雲南省文

                              383 頁

                物工作隊, 〈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的實測和清理〉,
                《考古　　　　　學報》, 1981  • 2, 頁 252 ）
                。 不過, 從實物觀之, 筆者以為那些造像是受到了
                唐代的影響, 本文中已有詳細的論証。 李霖燦以為
                劍川石刻處處流露出西藏風格的特色（見李霖燦,
                〈劍川石寶山石刻考察記〉, 頁 138 – 144 ）。
                可是, 李霖燦認為, 劍川石窟中所見的金剛杵、 酥
                油燈等裝飾和護法神身披人頭, 這些特徵應源自西藏。
                孰不知這些特色乃密教美術的特色,  並非西藏美術
                所獨有。 此外, 李霖燦又說, 劍川的造像比例準確,
                寫實色彩濃厚, 瓔珞富麗, 也是受到了西藏美術的
                影響。 不過, 這些特色在唐宋佛教美術中, 亦時有
                發現。 故筆者以為李霖燦先生之說仍有待商榷。

        圖  版  說  明

        圖  一    觀音菩薩立像  南詔中期  崇聖寺千尋塔出土

        圖  二    觀音菩薩立像  唐代  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

        圖  三    阿彌陀佛、彌勒佛像  劍川石窟第十六窟第三龕  南詔晚期

        圖  四    佛坐像  劍川石窟第十六窟第二龕  南詔晚期

        圖  五    佛坐像  劍川石窟第十六窟第四龕  南詔晚期

        圖  六    佛坐像  南詔晚期  大理市博物館藏

        圖  七    多聞天像  劍川窟第十三摩崖  南詔晚期

        圖  八    阿彌陀佛像  大理國時期  崇聖寺千尋塔出土

        圖  九    大日如來像  大理國時期  崇聖寺千尋塔出土

        圖  十    佛立像  北宋雍熙二年（985）  日本清涼寺藏

        圖  十一  佛坐像  北宋  美國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

        圖  十二  觀音菩薩立像  大理國時期  大理州博物館藏

        圖  十三  觀音菩薩倚坐像  劍川石窟第四窟第三龕  後理國時期

        圖  十四  觀音菩薩倚坐像  劍川石窟第二窟  後理國時期

        圖  十五  四臂菩薩坐像  後理國時期  大理市博物館藏

        圖  十六  觀音菩薩立像  後理國時期  崇聖寺千尋塔出土

        圖  十七  觀音菩薩立像  後理國時期  美國聖地牙哥博物館藏

        圖  十八  觀音菩薩立像  後理國時期  佛圖塔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