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宗翰─敦煌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之三

金榮華
華岡文科學報第 15 期
1983.12
頁2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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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因和蔣孝琬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０七)抵達敦煌時，
      敦煌的縣令是汪宗翰，也就是斯坦因有關著作裏的汪大老爺。

          汪宗翰字栗庵，文學底子很好，在敦煌縣令任上，曾為敦
      煌石室寫過一付對聯。
            聯云：

                   夏無酷暑，冬不奇寒，四季得中和景象。
                   南倚雪山，西連星海，九州尋嶽瀆根源。

          這付對聯很受當時甘肅學政葉昌熾的賞識，認為汪氏不是
      「俗吏」（註一），還託汪氏代為蒐求一些石室的書畫。汪氏
      受託，先後送去了一幅宋乾德六年的水月觀音畫像和「寫經卷
      子本、梵葉本各二」(註二)。那幅水月觀音畫上有題記和供養
      人的畫像，葉氏得到之後，在日記裏作了記錄（註三）。後來
      這幅畫歸浙江烏程的蔣氏所有，王國維為它寫了一篇跋文，題
      作「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收在他的「觀堂集林」中(卷二
      十);原畫曾經印入「藝術叢編」第二十二冊(民國九年上海廣倉
      學宭印行)
          汪宗翰很健談，對於歷史文物有相當的認識，擔任敦煌縣
      令後，曾在當地得到一些簡牘。因此，剛剛升任新疆阿克蘇道
      臺的潘震，特地把斯坦因介紹給他。斯坦因一到敦煌，立即換
      上禮服，和蔣孝琬同去拜訪汪氏。相見之後，斯坦因對汪氏的
      學識頗為心折，認為汪氏的談吐舉止，使他聯想起「潘大人」
      ──潘震（註四），甚至稱汪氏為「潘大人的甘肅版」（註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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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臺北，學生書局，民國五十三
           年）卷十一，癸卯年十一月十二日條。
      註二:葉昌熾「語石」（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
           卷一，第二十八頁，又，參見註一。
      註三:書同註一，卷十一，甲辰年八月二十日條。
      註四: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u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j Asia amd Westmost China
          （London,Macmillan,1912）v01.2,p.14.
      註五:書同註四，第二冊第六十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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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著作中提到汪氏時，總是冠以「有學者之風的」或「博學的
      」一類形容詞(註六)
          斯坦因說，他在本能上覺得汪宗翰對他會有所幫助的，所
      以又搬出他的老套，和汪氏大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主
      要是玄奘所記的當時新疆各國。可是汪氏對「大唐西域記」也
      不陌生，他雖沒有到過新疆，但是對新疆的過去和現況都很熟
      悉。這很使斯坦因感到意外，當時就稱讚汪氏是一位博學的學
      者(註七)。就斯坦因在他書中屢稱汪氏博學來看，他當汪氏之
      面說汪氏博學，應當不是一種客套的奉承話。
          由於潘震的介紹，汪宗翰對斯坦因很友善，對斯坦因的考
      古工作也很感興趣，還設宴請他們吃飯。席間，汪氏出示了一
      部敦煌縣志(註八)，談了些千佛洞的歷史(註九)。汪氏既然談
      到千佛洞，當然也會談到八年年前王道士在那裏發現大批經卷
      佛畫的事，何況三年前(光緒三十年)他還奉甘肅省藩臺衙門之
      命前往檢點封存的(註一０)。斯坦因在抵達敦煌之前，對敦煌
      石室中的經卷佛畫原是一無所知的;他之起意攫取這批文物，追
      本溯源、就肇始在這一次汪氏的無意閒談上了。
          汪宗翰對斯坦因的友善，似乎祇是潘震介紹後的待客之道
      ;對斯坦因的考古工作表示興趣，大概也祇是出之於傳統知識份
      子對文物的愛好。因為，從實際行動上看，汪氏沒有像潘震那
      樣特意為斯坦因幫忙的意思。在汪氏請斯坦因和蔣孝琬吃飯的
      那次，當斯坦因話入正題，要汪氏在人力上支援他的發掘工作
      時，汪氏就嚴肅地表示愛莫能助，理由是敦煌方經戰亂，人口
      失散，農田的勞動力尚嫌不足，農人不可能放下田裏的工作不
      做而跑到沙漠去幫他挖東西。雖然後來仍是由於汪氏的幫助，
      透過村長，提出合理的工資(註二)，募到了十二名工人，聚集
      了一個月的糧食，增添了些駱駝(註一二)，但汪氏不失基本立
      場的處事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斯坦因為了詐取王道士在千佛洞發現的古代寫卷和佛畫，
      在那年的陽曆三月中旬到敦煌後，又在五月到敦煌兩次：第一
      次是在五月中旬，恰巧逢到農曆四月初八佛誕，在千佛洞進香
      的人數以千計，斯坦因沒有見到王道士，也沒有機會下手竊取
      ───────────────────────────
      註六:Aurel 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t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most China（Oxford, Clarendon,
           1921）pp.579,586,608.
      註七:書同註四，第二冊第十五至十六頁。
      註八:敦煌第一部縣志由蘇履吉創修，刊於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
           )，汪宗翰出示的縣志，當即此本；因為到那時為止，這
           是唯一的一部敦煌縣志。
      註九:書同註四，第二冊第三十三頁。
      註10:衛聚賢「敦煌石室」第二十四頁，在「說文月刊」三卷十
           期(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註11:書同註四，第二冊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頁。
      註12:書同註六，第六０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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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畫或塑像。第二次是在五月二十一日，斯坦因乾脆在千佛洞
      附近紮營而居，準備作較長期的停留，以便進行詐取活動(註一
      三) )。但是斯坦因這種久留不去的情形，引起了甘肅當局的懷
      疑，認為斯坦因是在盜掘古墓，因為他在新疆有過盜墓的行為
      ﹐於是指令汪宗瀚去觀察情形，若有任何挖墓的行動或企圖就
      要制止。汪氏奉命前往探視，當然看不出有什麼盜墓的述象，
      所以就很技巧地把他前往的目的透露給蔣孝琬，等於通知斯坦
      因早日離開。可惜那時斯坦因已經詐取到了王道士所保管的部
      份經卷和佛畫，得知官方已對他起疑後，心中雖然覺得真出問
      題時可以找潘震幫忙，但仍是趕緊派蔣孝琬進城解釋，使汪氏
      向上級的報告不會對他不利，同時也就準備啟程去安西。六月
      十三日，斯坦因去汪宗翰處辭行，那時汪的母親剛到敦煌，斯
      坦因替他們照了一張全家福相片(見附圖)(註一四)。
          大約在斯坦因離開後一個月左右，敦煌發生了暴動(註一五
      )。起因是汪宗翰在稅賦評定上和當地某些有力人士多年來一直
      有爭執，事情鬧到了省政當局，由於省方力支持汪氏，那些人
      便在群眾中煽動不滿情緒而終於引發了暴亂。在混亂中，汪氏
      的衙門被燒毀了一部份，差役和民眾各有十多人傷亡。暴亂雖
      然很快就被平息下來，但汪氏則改調他縣任職(註一六)。斯坦
      因在敦煌活動的這段時期，對汪氏而言，正是地方上「山雨欲
      來風滿樓」的時候。假如沒有潘震的介紹信，使汪氏先入為主
      地認為斯坦因的活動祇是發掘沙漠遺址；假如不是地方上有著
      動盪不安的氣氛，使汪氏要全力去應付，那麼，在汪氏的注意
      之下，斯坦因和蔣孝琬詐取敦煌卷子和佛畫的計劃就不一定會
      順利成功。因為斯坦因既然在千佛洞附近停留了那麼久──汪
      宗翰奉命去看他時，他已逗留了半個月左右──而又看不出在
      做什事，若是警覺性高一些，不難察覺其中有問題的。
          斯坦因對汪宗翰的印象一直很好。他那次回印度後，向印
      度外交大臣建議，由印度政府出面向若干協助過他的中國官員
      致謝，提出的名單是：新疆總督、甘肅總督、阿克蘇道臺(潘震
      )、肅州知州、敦煌縣令(註一七)。
          民國三年，斯坦因又到敦煌去了一次。那時的縣長對他很
      客氣，但是很冷淡，使斯坦因牢騷滿腹地十分懷念汪宗翰(註
      ─────────────
      註13: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臺北，中華書局，民國
           六十三年臺二版）第一四一頁。又，王國維譯「(斯坦因
           )中亞細亞探險談」，在「觀堂譯稿」中，見「王觀堂先
           生全集」第十三冊（臺北，文華出版公司，民國五十七
           年)。唯斯坦因於後者中自述五月第二次到敦煌之時間為
           五月二十日，非五月二十一日。
     註14:書同註四，第二冊第二三二至二三四頁。圖片取自二三八
           頁第二0九圖。
     註15:斯坦因於一九0七年十月十四日致友人布勃立斯(Pudlius)
          函，見 Jeannette Misky, Sir Aurel Ste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P.280.
     註16:書同註四，第二冊，第二九四頁及三三六至三三七頁。
     註17:National Archives of lndia. Foreign Department,
          Secret F. June 1909. nos. 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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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其實汪宗翰並沒有給斯坦因什麼特別幫助，除了在學識
      上使斯坦因心服外，祇是處事得體而已，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他
      的幹練。
          以汪氏的幹練，竟因故未能察覺斯坦因的陰謀，則是中國
      學術界的不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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