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對西夏的影響

李範文
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 6 卷第 3 期
1996.06 出版
頁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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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是以黨項羌（註1）----藏系一支（註2）為主體，於公元
1038年（宋仁宗景佑五年），在中國西北地區以寧夏為中心建立的一
個封建據地方政權。史稱西夏、夏國；自稱大夏、白高國、白高大夏
國（註3）等，定都興慶府（註4）（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它
所統治的地區：「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註
5），「地方二萬餘里」（註6），最強盛時，它的勢力擴張到今青海
的西寧市，新疆的哈密，雄視一方，可與宋、遼、金抗衡。成吉思汗
可以長驅直入花刺子模（今中亞、伊朗、阿富汗一帶），越過高加索
山，進入頓河流域，攻戰伏爾加河，威震歐亞（註7）。然而他征服西
夏時，並不是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先後攻打五次，於公元1227年（
宋理宗寶慶元年）方被蒙古主成吉思汗滅亡（註8）。傳十主：景宗
元昊（1038-1048）、毅宗諒祚（1047-1068）、惠宗秉常（1068-1086
）、崇宗乾順（1086-1139）、仁宗仁孝（1139-1193）、桓宗純祐（
1193-1206）、襄宗安全（1206-1211）、神宗遵頊（1211-1223）、
獻宗德旺（1223-1226）、末主睍（1226-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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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190年（1038-1227）。（1038-1227）。如果按《宋史》所載：
「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建立的夏州政權算起，歷時
347年（881-1227年），這要比同它先後鼎立的遼（註9）（916-1125
），北宋（960-1127年）、金（註10）（1115-1234年）和南宋（1127
-1279年）任何一個朝代的歷時更為長久，甚至比北宋和南宋加起來
還多廿七年。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建立如此長久政權，在中國
歷史上是罕見的。然而在中國「正史」裏，遼有《遼史》，金有《金
史》，宋有卷帙浩繁長達四九六卷的《宋史》，唯獨沒有西夏史。使
這個「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註11），控制中國絲綢之路
長達二百年（1028-1227）（註12）之久西夏王朝，成為絲路上的神
秘王國。
    黨項與吐蕃，究其族源當屬同類。公元七世紀，吐蕃在康藏高原
上建立奴隸制政權，黨項不堪其統治，請求內徙（註13）。未遷徒前他
們和睦相處，水乳交融。相傳吐蕃王松贊干布（註14）（Srong-btsan
-sgam-po）曾娶彌藥（mi-nyag）王之女茹雍妃潔莫尊（ru-yongs-
bzah-rgyal-mo-btsun）為妃（註15）。據土觀《宗派源流》引西藏
古代史料說：從第一代贊普聶墀贊普（gnya'-khri-btsan-po）起，
一直到二十六代贊普都以苯教（bon）治其國（註16）。這種信仰，
直到黨項人遷入內地後仍然保留著，崇拜鬼神和自然物，巫術非常流
行（註17）。
    藏傳佛教（又稱喇嘛教）（註18）則是佛教傳入西藏後在本地發
展起來的一種宗教。這種宗教對黨項西夏的影響十分深遠。早在黨項
未遷徙以前，松贊干布（Srong-btsan sgam-po）執政時，藏傳佛教
已傳入黨項（彌藥）地區，在康區建立壓女魔右手掌的隆塘準瑪寺（
klong-thang-Sgron-ma）：又在彌藥熱甫崗（minyag-rab-sgang）建
造雍佐熱嘎神殿（Yongs-rdsogs-rab-dgvi-Iha-khang）（註19）。
黨項地區的學者派往藏區學習藏傳佛教，然後在本地區傳播。如下多
康之彌藥高僧咱米桑杰巴（rtsa-mi-sangs-rgyas-pa）（註20），吐
蕃政權瓦解後，隨約松（Vod-srungas）王子吉德尼瑪哀前往阿里的
彌藥人阿格咱拉（mi-nyag-pa-av-ka-rtsa-lha）（註21）。可以說
，黨項人未北徙前，藏傳佛教已在彌藥上層統治者中傳播開了。
    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黨項首領拓跋思恭助唐有功，賜
姓李，封夏國公（註22），晉爵夏州節度使，獲「定難軍」稱號，轄
夏、綏、銀、宥四州地方。公元1038年元昊稱帝建國，黨項的統治者
一直崇儒信佛，使藏傳佛教逐漸在國內占著重要地位。具體表現如下
：

●藏傳佛教被列為國教

    據史書記載，開國之主元昊「曉浮圖學」（註23）。浮圖即「浮
屠」，又譯為「佛陀」梵文為Buddha，即「佛」。「曉浮圖學」者即
通曉佛學。元昊如此通曉佛學，並把佛學列為國教。佛教傳入西夏有
兩種渠道，一是從藏族地區，而藏傳佛教在西夏地區逐漸盛行起來，
佔了統治地位。據《西夏官階封號表》規定；把國師、德師列在樞密
、中書位之上（註24）。西夏仁宗仁孝時修的《天盛改舊鼎新律令》
規定。樞密和中書俱為五品官中的第一品（註25），可見國師在西夏
的地位。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國師，凡有女子必先薦國師，
而後敢適人（註26）。而這種習俗一直流傳至元代，元人馬祖常作《
河西歌》云：「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
，去召瞿曇（註27）作夫婿」（註28）。「賀蘭山下」即西夏首府所
在地，女郎選僧人為婿，這種風俗來自藏傳佛教。佛教戒律講：不殺
生、不食葷、不娶妻傳嗣，但紅教允許娶妻，薩迦派娶妻生子、是世
系的。吐蕃王朝黃教領袖宗喀巴（tsong kha pa，1357-1419）大師
改革宗教以前，「吐蕃僧人多妻者比比皆是，八妻、十五妻不乏舉例
」（註29）。元朝的國師是宣政院的第一號首長，與西夏時有所不同
，首任八思巴，後升為帝師（註30）。這種封號，也來自西藏，他們
被迎到朝廷，「皇上封為國師、帝師等封號，並賜於金冊」（註31）
。

●藏傳佛經在西夏的地位

    藏傳佛教譯成西夏文在西夏境內廣為流傳，是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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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對西夏影響的重要內容。從吐蕃文直接譯為西夏文的藏傳佛經有
《佛說孔雀明王經》、《聖摩利天母總持》、《無量壽宗要經》、《
聖大乘勝意菩薩經》、《蓮花頂冠根續》、《聖大千國土經》、《大
寒林經》、《聖慧到彼岸功德寶集經》、《正理一滴論理量品第》等
（註32）。而藏文佛經則據梵文、漢文、于闐文本譯出。公元八世紀
時，藏王墀德祖贊（Khri-lde-gtsug-btsan，704-755）曾派桑希等
四人赴長安學佛取經。其子墀松德贊（khri-srong-ldebt-san，755-
797）繼位後，又派巴賽囊（sba-gsal-snang）去長安取佛經，請漢
僧，又請印度著名佛教學者寂護（santaraksita，zhi-ba'-vtsho或
譯為靜命）（註33）設譯場，譯梵文經，梵文所缺者由漢文、于闐文
補足，前後譯出4400餘部，基本上形成了藏文大藏經的格局（註34）
。但這些都是傳抄本，直到十三世紀初才有藏文木刻版本問世。然而
西夏文木刻本有確鑿年代者，最早為西夏第四皇帝崇宗乾順（1086-
1139）（註35）御譯、仁宗仁孝（1139-1193）御校的《佛說寶雨經》
（註36），這要比藏文刻經早一個多世紀。為什麼有如此現象？因為
西夏與唐宋京城距離較近，直接受漢文化的影響較快，據史書記載，
早在西夏建國前（公元1029年）德明如宋獻馬70匹，換取佛經一部。
毅宗諒祚時，如宋三次（1055、1059、1065）獻馬求佛經（註37）。
直到崇宗乾順（1086-1139）時，一面獻馬求經，一面組織學者從吐
蕃文、漢文中翻譯成西夏文刻版印發。這種「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地
理優勢，自然使西夏的佛經印刷比藏文佛經快得多。而藏文佛經雕版
本「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稱奈塘古版」（註38），是由西藏札什倫布
奈塘寺刻印，今已失傳。明清時，在西藏昌都四川德格、雲南理塘、
青海塔爾寺、甘肅卓尼及北京、南京等地都刻過藏文大藏經，但我們
今天能見到的多為北京版和德格版，明刻版極少流傳（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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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終於出現了，1991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在賀蘭縣拜寺溝清理方
塔廢墟中出土一批夏、漢文佛經，是本世紀西夏考古重大發現。其中
藏傳佛教密宗經內漢文刻本《初輪功德十二偈》，寫本《是樹橛咒》
、《吉祥上樂輪略文等虛空本續》、雕版頂吉尊勝佛母像、朱紅捺印
釋迦佛像圖記以及尚待譯釋的西夏文草書長達五.七四公尺的長卷，
彌足珍貴。特別是直接從藏文譯出的九冊約十萬言的西夏文《吉祥皆
至合口本續》（圖1）稀世珍品，它是藏傳佛教密宗經典，比「奈塘
古版」早約一個半世紀，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藏傳佛經密典刻本（註40
），為海內外的孤本，此經藏文版本已佚，它對研究藏傳佛教具有很
高的學術價值，怎能不說是奇蹟！

●藏傳佛教的繪畫藝術對西夏的影響

    繪畫是一種造形藝術，通過構圖、造型、設色等表現手段，創造
出富有強烈感染力的藝術品，表現作者的創作意圖。例如〈耶穌受難
圖〉、〈哀悼基督〉以及〈聖母與聖安娜〉等世界名畫都是以耶穌、
聖母、基督為題材， 創造出具有魅力的不巧藝術品，從而達到傳教的
目的。 馳名中外的敦煌石窟壁畫，其中有三個石窟為西夏時所建，保
存著極為珍貴的西夏藏傳佛教壁畫（註 41 ）， 參觀者莫不嘆為觀止
。 藏傳佛教中的唐卡（註 42 ），亦是以宗教為內容的藝術品，多為
佛像，在時間上都是近現代的作品。 中世紀保留下來的唐卡，全世界
僅有兩處： 一是 1908-1909 年俄國探險隊柯茲洛夫（ II.K.Ko3jiob
）在我國黑水城掘出三百餘件唐卡，今藏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註 43 ）。 一為 1991 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在賀蘭縣發掘出土一批唐
卡（ thang-ka ）（註 44 ）。 這兩批唐卡，在時間上大約在十二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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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格上具有晚唐時期的特色，與藏傳佛教的唐卡有密切關係（註
45）。例如比丘像（寧夏賀蘭縣出土的比丘像，稱作上師像）為例，
黑水出土者三八x二七公分（圖2），膠彩，棉質。比丘結跏趺坐於仰
覆蓮花座上，面部表情莊重安詳，身披朱紅袈娑，禿頂、面部鬍鬚發
達，下方有男女供養人各一。賀蘭出土上師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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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一三一‧五x八三‧五公分，畫面八三x六二公分，四周有佛像，
中部上師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表情嚴肅，身著朱紅描金右袒袈娑，
施佛法印，有半橢圓形頭光、身光、背光。上方和左右有十九個龕。
有佛像、祖師像、供養女和護法金剛像、菩薩像，下方有五位舞女。
設色厚重豔麗，與黑城比丘像不論從內容、人物、設色都有明顯區別
，但賀蘭唐卡更具有藏傳佛教的特色，特別是上師完全是吐蕃或黨項
人種類型，而非印度人種類型。
    黑城出土的〈上樂金剛圖〉（圖4），畫面九八x六八公分，為雙尊
像，置蓮花寶座上，上樂金剛呈三面臉，臉有三目，藏青色，十二臂
，主臂擁抱明妃金剛亥母，餘臂執物，裸體，下身掛骷髏瓔珞，雙足
踩人，周圍有三十八位上樂金剛神。賀蘭出土的〈上樂金剛圖〉（圖5）
畫面六一‧三x四○公分。上樂金剛與黑城出土的上樂金剛基本上沒
有多大區別，只是周圍陪襯各不相同，前者周圍共有三十八位上樂金
剛圖，後者僅上方有六尊上樂金剛圖，下方僅八位男女老少半裸像。
賀蘭還出土了另一〈上樂金剛圖〉，畫面五五x三八公分，為雙尊像，
但非三面臉，十二臂，僅雙臂擁抱明妃金剛亥母，裸體，仍下身掛骷
髏瓔珞，雙足踩人。上方有五尊上樂金剛圖，下方有五尊菩薩像（圖
6）。從以上五幅西夏唐卡的題材、內容、畫面布局、色彩運用到作畫
方法，都與西藏唐卡基本一樣，顯然是受藏傳佛教強烈影響的產物，
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夏時期藏傳佛教對寧夏地區的影響（註46），同
時對研究早期藏傳佛教藝術和教義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公元八世紀時，藏王墀松德贊（khri-srong-lde-btsan）曾派毗
盧遮那（bee-ro-tsa-na）赴印度大菩提寺學習，他返回後傳授金剛
乘密法，遭到苯教（bon）徒的反對，特別是墀松德贊的正妃才邦氏
（Tshe-sbang-bza）的反對，她說：「所謂嘎巴拉（ka-pav-la），
就是人的頭蓋骨；所謂巴蘇大（Ba-su-ta），就是掏出來的人的內臟
；所謂興且央希（zhing-che-g，yang-gzhi），就是鋪開的一張人皮
；所謂羅克多（Rakta），就是供物上灑人的鮮血；所謂曼陀羅（dkyil-
khor），就是一團像虹一樣的彩色；所謂金剛武士（gar-pa），就是
帶著人骷髏做花鬘的人....。這不是什麼教法，這是從印度進入西藏
的罪惡」（註47）。她一席話簡練地綜括了金剛乘的面目，這正是一
般藏人所深恨的。然而我們從西夏故地出土的〈上樂金剛圖〉身掛骷
髏瓔珞， 雙足踩著人像的唐卡，可以看出這種密教從西藏偷偷地傳入
西夏， 元朝仍然盛行，例如《元史》記有以人皮為佛像座墊的事、以
人心做貢物的話（註 48 ）。 可見藏傳密教在西夏地區之影響亦極為
深廣，甚至通過西夏流傳到蒙古地區。

●藏傳佛塔對西夏的影響

    塔，又稱為佛塔，起源於印度，俗稱寶塔，梵文為Stupa，譯為
窣堵波或浮圖（Buddha Stupa），以方形、八角形為多，一般以磚木
材料建成，也有用石片砌成。類型有閣樓式塔（如山西應縣的遼代塔
）、密檐塔（如北京的天寧寺塔）、喇嘛塔、金剛寶座塔（如北京真
覺寺塔）、墓塔（如河南登封淨藏禪師塔）等，這些都是我國有名的
塔。塔的本身，有以藏舍利和經卷。西夏境內的塔，來自中原和藏區
。據敦煌文書記載，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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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公元八世紀末）吐蕃統治沙州時，已建佛塔，以藏舍利和經卷
用（註49）。據藏文文獻載：吐蕃高僧曾在西夏地區建立寺院及佛塔
，例如活躍在河西地區的大喇嘛公巴饒賽，為了破除邪見，修建了許
多寺院、佛塔、所用彩色油漆，均出自西夏本土，塔型、廟舍則由他
自己設計建造（註50），這些塔均建在著名的絲綢之路的河西走廊一
帶。如今張掖大佛寺的復缽塔、黑水城的喇嘛塔（圖七）敦煌莫高窟
前的土塔（圖八），雖然不能確定這些塔是公巴饒賽所建，但其型制
與元代在內地出現的喇嘛塔完全相同或類似。
    銀川是西夏時的首府興慶府，以西是賀蘭山，既是西夏統治者的
避暑勝地，也是西夏的佛教勝地。興慶府周圍佛塔林立，賀蘭山有西
夏的佛祖院。據《嘉靖寧夏新志》載：明代尚存「頹寺百餘所」。有
寺就有塔，今賀蘭縣的宏佛寺塔（圖9）、拜寺口的雙塔（圖10）、
拜寺溝方塔（圖11），「雲鎖空山夏寺多」（註51），確有其事。雙
塔中的西塔，是藏傳佛教的典型佛塔之一，塔上有二十四尊立佛僧、
十八羅漢、十六護法金剛、八化生童子、十六供養菩薩、七寶、八吉
祥以及獸面聯珠流蘇、雲托日月、火焰寶珠等藏傳佛教流行的多種題
材有序地影塑布置在一座塔上，目前國內所見僅此一例（註52）。西
塔塔剎穹室壁內的朱書梵文（圖12），大意為「圓滿菩提會成佛，解
脫妙法會解脫，清淨清淨會清淨，普遍解脫遍解脫，一切清淨佛世尊
，以大手印為依身」（註53），真可謂「深山古剎梵語」。梵文間有
兩個西夏字，漢義為「上師」。這是仁孝時始有此稱，很可能雙塔建
於1189年。此塔同為十三級八角密檐式塔，由塔身和塔剎兩部分組成
，不設基座。
    銀川以東的青銅峽108塔（圖13）和固原縣的須彌山佛塔（圖14）
都是覆體塔，典型的藏傳喇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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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西夏受藏傳佛教的影響，連西夏國王的靈台建築型制也是八
角形樓閣式的佛塔建築（註54）。由於成吉思汗消滅西夏時，士兵帶
著復仇情緒對陵園付之一炬、靈台、陵寺毀壞殆盡，如今只留下高數
十公尺的封土堆（圖15）。一個偉大的民族所建立的西夏政權、就這
樣埋藏在歷史的長河裏，怎不令人遺憾！

●西夏境內的藏漢文碑

    留存至今的西夏境內有兩通西夏時的石碑：一為甘肅武威的〈重
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一為張掖的〈黑水建橋敕碑〉。前者為夏漢兩種
文字鐫刻，後者為漢藏兩種文字鐫刻。為何不用西夏文而用藏文？對
此，著名藏學家王堯教授作了精辟論證，他說：西夏王篤信佛教，據
藏文史書《賢者喜宴》（mkhaspvi dgav ston）一書所載：西藏喇嘛
教噶舉派之噶瑪（Karma）支系（即後來元明之間在宮廷裏受寵的哈
立麻），賜封為大寶法王的那一派，一直在西夏宮廷任教師，封為國
師，專門傳授西藏密法義和軌儀，很受寵愛（註55）。這可以舉出西
夏仁宗乾佑二十年（1189）刊刻的《施經發願文》為證：「（仁孝）
請宗律國師、淨戒國師、大秉玄密國師、禪師、僧眾等， 就大度民寺
作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 供養萬施食、念佛誦咒，誦西蕃、番
漢藏經及大乘經典，散施番漢文經十五卷.... （註 56 ）」。既然西
夏宮廷從事宗教活動時還要念誦藏文（西蕃）經卷以求福， 那麼，在
碑石上銘刻藏文， 就其信仰來說，那正是提高碑文的神秘、權威感的
表現， 正是提高其宗教地位的辦法，也是作為喇嘛教在文化上的反映
（註 57 ）。西夏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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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藏文與漢文、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放在同等地位的。由於西夏民族
與吐蕃民族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民族感情....等方面，有著千絲
萬縷的聯繫。蕃法規定：「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註
58），西夏僧人去拉薩朝聖、取經、留學，更為方便。他們對藏傳佛
教更為偏重，藏傳佛教對西夏的影響也就更為深遠。不論是公元1909
年俄人的發掘，或是1991年寧夏考古工作者對西夏遺址的清理，出土
的大批藏傳佛經、文物或史書記載都說明這一點，它對於研究藏傳佛
教具有特殊意義。正因為如此，一切研究藏傳佛教的藏學專家學者，
需要來西夏故地----寧夏參觀、考察、調查研究，我們表示熱烈歡迎
。


註釋

註 01 據《舊唐書》載：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 漢西羌之別種也....
      有細封氏， 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
      氏，而拓跋氏最為強」。 《新唐書》云：「後吐蕃浸盛，拓跋
      畏逼，請內徙 .... 地乃入吐蕃， 其處者皆為吐蕃役屬，更號
      彌藥」。因此藏文文獻把黨項、彌藥均稱為「 mi-nyng 」，甚
      至西夏建國後，把西夏也稱「 mi-nyag 」。例如《賢者喜宴》
      （  mkhas-  pavi-dgavston  ）， 《新紅史》（  deb  ther
      dmar-po gsar-ma ）《如意寶樹》、《青史》（ deb sngon ）
      、 《西藏王統記》（  rgyal rabs rnams  kyi byung  tshul
      gsal bhi me long chos byang ）等等。
註02  格魯賽，《世界的征服者》頁233-6。詳見註8。
註03  《宋史》稱「夏國」；《遼史》、《金史》和《元史》稱「西
      夏」： 《長春真人西遊記》稱河西：馬可‧波羅（ marcopolo
      ）《遊記》稱唐古忒（ Tangut ）。 詳見李範文〈討論西夏黨
      項族的來源與變遷〉，載《西夏研究論集》，1983 年，寧夏人
      民出版社出版。
註04  興慶府僅存在48年（1038-1086），後改為中興府。吳廣成在
      《西夏書事》一書中將中興府改興慶府，記為1205年，史無
      證據。詳見李範文〈西夏都城興慶府質疑〉，載《中國古都學會
      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註05  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2。
註06  《宋史‧夏國傳》卷485。
註07  《世界通史》，周一良，吳于堇主編，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二冊，中古部分，頁238-239。
註08  轉引自伊朗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濟譯，內蒙古人
      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25。
註09  朝代名，公元916年契丹族領袖耶律阿保機創建，國號契丹，
      公元947年，改國號遼，詳見《遼史》。
註10  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顏部領袖阿骨打創建，建都會寧（今黑龍
      江省阿城南），1125年滅遼；1126年滅北宋，先後遷都北京、
      開封等地。詳見《金史》。
註11  《西夏紀》卷三，載錫章撰，羅予昆校點，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註12  西夏佔據河西絲綢要道，吳廣成的《西夏書事》卷11載：「德
      明使子元昊攻回鶻，取甘州。」「甘州積谷至四十萬斛，瓜州
      以西皆仰其餫。貞元後（公元805年）吐蕃據之，遂以富強，
      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勢，制馭西蕃」。甘州即今張掖，敦煌吐
      蕃文書亦有記載。見《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王堯
      、陳踐譯注，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頁135。
註13  《新唐書‧黨項傳》。
註14  《新唐書‧吐蕃傳》：又見王森《西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
      社會科出版社，1987年，頁3-5。
註15  《賢者喜宴》（mkhas pavi dgav ston）ja函頁33下，引自黃
      顥譯《新紅史》（deb ther dmar po gsar ma）註123。
註16  王森，《西藏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版，頁1。
註17  張雲，〈論吐蕃文化對西夏的影響〉，載《中國藏學》，1989年
      第二期，頁119。
註18  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頁
      1014。
註19  巴臥、祖拉陳哇（dpav bo gtsug lag phreng ba）《賢者喜
      宴》（mkhas pavi dgav ston）ja函，見黃顥譯，載《西藏民
      族院學報》，1981年第二期。
註20  黃顥〈藏文史書中的彌藥（西夏）〉，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
      ，1985年第四期。
註21  《拉達克王統記》，詳見註19。
註22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54。
註23  《宋史‧夏國傳》。
註24  李範文，〈西夏官階封號表考據〉，載〈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
      第三期，頁179。
註25  〈天盛改舊鼎新律令〉第十章，引自俄文：E.H.KblyaHOB
      N3meHIHblH H 3aHOBO Ytbep*eHH,IH Koieke Lebbh3 LIapcrbobahhr
      HeBechoe IIpohberahhe（1149-1169）。Mockba 1989。
註26  徐霆校，《黑韃事略》。
註27  瞿曇又作喬達摩，即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後來瞿曇成為佛之
      代詞。
註28、註29  轉引自張雲〈論吐蕃文化對西夏的影響〉，載〈中國藏學〉
      ，1989年第二期。
註30  王堯，〈山東長清大靈岩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譯補證〉，載《藏
      學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版，頁267。
註31  〈梵普寺及噶瑪巴簡史〉，錯如次那著，馬麗敏譯注《藏學研究
      》，中央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頁311。
註32  西田龍雄，〈關於西夏文佛經〉，潘守民譯，黃潤華修訂，載《
      西北史地》，1983年第一期。
註33  藏譯名為「希瓦錯」（zhi-ba-vtsho），意譯為「靜命」，故
      亦稱「靜命大師」，大乘佛教瑜伽中觀派創始人。
註34、註38、註39、註40  牛達生，〈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合本續的
      學術價值〉，載《文物》，1994年第四期。
註35  乾順為西夏第四代皇帝，公元1086年即位，1139年卒，執政五
      十四年，尊號神功勝祿、傳德益民、仁淨皇帝，他御譯西夏文
      佛經《佛說寶雨經》。王靜如、西田龍雄認為仁淨皇帝是惠宗
      秉常，不妥。見李範文〈西夏皇帝稱號考〉，載《西夏研究論文
      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90-92。
註36  王靜如，〈西夏文經典題款譯釋舉例〉，載《西夏研究》第一輯
      ，頁265，又見註32。
註37  王靜如，〈河西字藏經雕版考〉，載《西夏研究》第一輯，頁12
      -13頁。
註41  林旅芝，《西夏史》，香港大同印務有限公司，1975年版，頁
      323。
註42  唐卡（thang-ka），藏語譯音，藏傳佛教的卷軸佛像，有彩畫
      、織錦、絲繡等，為藏傳佛教的藝術珍品。
註43  蔡琳，〈千呼萬喚----西夏文物迎到史博館〉，台灣〈國立歷史
      博物館館刊〉1994年，第四卷第三冊。
註44  〈寧夏賀蘭縣宏佛塔清理簡報〉，〈寧夏賀蘭縣拜寺□雙塔勘測
      維修簡報〉，載《文物》1991年第八期，頁1-27。
註45  陳奕愷，〈從「分身佛」略探西夏的佛教藝術與文化〉，台灣《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4年，第四卷第三期。
註46  〈寧夏賀蘭縣拜寺□雙塔勘測維修簡報〉，載《文物》1991年第
      八期，頁24。
註47  同註16，頁12-13。
註48  《元史》列傳九十二：陶宗儀（元）撰《南村輟耕錄》卷二。
註49  《吐蕃僧諍記》，（法）載密微（Demieville）著，耿升譯，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348。
註50  《青史》，頁45。
註51  明胡汝礪，《弘治寧夏新志》卷八。
註52  見註44，頁25。
註53  此梵文為朱書楷體，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羅炤先
      生譯釋。
註54  鐘侃，李志清、李範文，〈西夏八號陵發掘簡報〉，《文物》
      1978年第八期。
註55  見註19，該書於1564年成書，全書791頁，共十三品，其第八
      品、十二品對西夏宮廷崇奉噶舉派喇嘛為國師事，尤多敘述。
註56  《北京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
註57  王堯，〈西夏黑水橋碑考補〉，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
      年第一期。
註58  周輝《清波志》卷十，見《四部叢刊》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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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對西夏的影響

李範文 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 6 卷第 3 期 1996.06 出版 頁46-59

李範文
歷史博物館館刊
第 6 卷第 3 期
1996.06 出版
頁4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