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之排佛及其對王安石之評價

蔣義斌 

史學彙刊
第13期(1984.09)
頁113-126


 

頁113

  北宋中晚期學術界形成王安石「新學」、蘇軾兄弟「蜀學」、二程「伊洛之學」三派鼎立之局,其中「新學」、「蜀學」均有融合儒釋之勢,而「洛學」則排佛。安石「新學」雖一度取得正統地位,然在二程弟子長期努力下,漸取代「新學」的正統地位,「蜀學」亦淪為詩詞文章之學。

  二程弟子對王安石「新學」的批評,於高宗紹興四、五年達到高潮,學界亦流行安石「新學」亂國的說法。朱熹則對安石之變法頗為同情,亦推崇安石之人格,但排佛反王安石是伊洛之學的基調,朱熹對安石的同情與伊洛學統間,作何抉擇,當為一有趣問題,茲由朱熹之成學經過,來探討其對安石評價之轉變。

一、朱熹三十歲前之出入釋、老

  朱熹(一一三O -- 一二00)乃孔子以後儒學之集大成者。朱熹之孔、孟、周、張、二程道統觀,及其以四書取代五經等影響,(註一)於儒學史中,尤有重要意義。其道統觀成為後世儒者的基本觀念,即使與朱熹思想路數不同之王陽明,亦承認其道統觀。(註二)

  若由朱熹成學之經過,可發現儒、釋問題亦嘗造成朱熹一番掙扎,遲至三十歲左右,朱熹始確認儒、釋之辨,並逐漸完成其思想體系。

  朱熹十一歲時,開始受學於其父朱松,十四歲丁父憂,並遵其父遺命,從學於劉子翬(屏山)、劉勉之(白水)及胡憲(籍溪)。(註三)朱松宗主楊時,但並不排佛,朱熹於「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中稱:「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該文並述其父與淨悟之交往,淨悟且常為朱熹道富弼、趙抃學佛之故事。(註四)劉子翬好佛,認為儒、釋可通,因而作聖傳論,而胡憲亦好佛、老,(註五)宋元學案「劉胡諸儒學案」中載:


註 一:錢穆撰,「朱子學術述評」,收於氏撰,中國學術通義,(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四年)頁九八至一00。

註 二: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臺北市,宏業書局,民國七十二年)「朱子晚年定論」,頁九九。

註 三:王懋竑撰,朱子年譜,(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卷一上,頁三。

註 四:朱熹撰.朱文公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卷八四,頁二一。

註 五: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卷一O四,頁七。並參黃宗羲撰,宋元學案, (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卷四三,頁四九至五二。

 

頁114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略)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可不雜於禪。(註六)

朱熹早年所從學者均好佛、老,因此朱熹早年雖勤讀四書,但亦留心於禪學,初無排佛之論。

  世傳朱熹十九歲應試時,篋中唯置大慧宗杲語錄。(註七)朱熹因此中試,朱子語類謂: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略)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說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原注,時年十九)。(註八)

引文中病翁,即劉子翬,所會見之禪師,恐即道謙開善(密庵道謙),開善為大慧宗杲禪師之徒,在朱熹「答呂伯恭書」中,表現出其與道謙開善間有密切關係,其文曰:

密庵主僧從穆,近已死。其徒法舟,見(現)權幹此菴,原只作古丞莊屋,如可且令看守,即求一榜並帖付之,恐或別有可令住者,遣來尤佳,但此菴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只令法舟守之亦便也。(註九)

此書中對道謙之徒關心之情,溢於言表,朱熹之師李侗,於「與羅博文書」中亦謂:「渠(朱熹)初從道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堶掬暺{。」 (註一 0)朱熹在未見李侗前,大慧宗杲弟子道謙開善,對朱熹深具影響,直至紹興三十年,朱熹三十一歲始確定其為學方向,執弟子禮於李侗。(註一一)紹興三十年、三十二年朱熹謁見李侗,均宿於建州西林寺,甚受僧惟可的照拂。紹興三十二年三月九日,朱熹有「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詩,其序謂:

紹興庚辰(三十年)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略)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復拜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師不予厭也。(略)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為之三歎。(略)可師嘗遊諸方,問佛法大意未倦而歸,尚有以識予意也。(註一二)

 


註 六:宋元學案,卷四三,「劉胡諸儒學案」,頁四八。

註 七:錢穆撰,朱子新學案,(臺北市,三民書局)第三冊,頁四九O。

註 八:朱子語類,卷一O四,頁八。

註 九:朱文公文集,卷三三,「與呂伯恭」,第七書,頁一三。

註一 O:引自朱子年譜卷一上,頁一六。

註一一:朱熹於紹興二十三年,始見李侗,二十八年再見,至三十年始執弟子禮。參錢穆撰,朱子新學案,第三冊「朱子從遊延平始末」,頁三至五。

註一二:朱文公文集,卷二,「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詩,頁一二。

 

頁115

朱熹初題達觀軒,尚是「卷簾一日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及再題達觀軒時,則心境已轉,其詩云: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註一三)

向來認為佛法有「妙處」,而今反成「遺恨」,實道盡其脫佛返儒之心境。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繼位,八月朱熹上封事時,曾勸孝宗勿看佛書。次年(隆興元年)朱熹與汪應辰書謂:

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註一四)

汪應辰(一一一九 -- 一一七六)為伊洛三傳弟子,其「本師」為張九成,學者稱汪為「玉山先生」。(註一五)應辰於南宋聲名甚隆,曾參大慧宗杲,宗杲嘗覆書與之論儒、佛之可通,並指點其應由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以求格物、忠恕之一以貫之。(註一六)朱熹與汪應辰書中,表明其早年儒、佛雙修的歷程,然自紹興三十年以來,朱熹始將「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的佛學,予以黜絕。而隆興元年,朱熹完成論語要義與論語訓蒙義,(註一七)此蓋朱熹與汪應辰書中所謂「自安」於儒學之效。

        朱熹與汪應辰書中所披露的消息尚不止此,蓋朱熹「自安」於儒學,然此時朱熹尚未達「自得」之境,但心中充滿自信,朱熹與汪應辰書中謂:

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略)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註一八)

唐代與韓愈採相反立場之柳宗元,雖駁韓愈排佛之不當,然亦承認釋氏,於行迹上尚有不足。王安石雖主儒、釋調和,但於人倫禮義上,則本諸儒家。宋代排佛者,亦往往於人倫、風俗上的排佛,較有說服力。極端排佛的胡寅,作崇正辯即於行迹

 


註一三:同前註。

註一四: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三書,頁三。

註一五:宋元學案,卷四六,「玉山學案」,頁九七。

註一六:大慧宗杲撰,大慧普覺禪師書,(臺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頁四O至四一。

註一七: 朱子年譜,卷一上,頁二一。

註一八:朱文公文集,卷三O,頁三。

 

頁116

上排佛,於崇正辯完成後,仍時時留意禪宗典籍。胡寅雖自辯,其研讀傳燈玉英集,是考其是非,而非宗其道,但此舉正足以說明,宋儒於第一義上尚未能完全推翻佛學,而胡寅對於釋氏尚存「雞肋」或「入室操戈」之念。朱熹於紹興三十年左右,開始「自安」於儒,至隆興元年,才不斤斤於行迹上排佛,蓋於理上,朱熹自覺出儒、佛分際而又「自安」於儒,同時朱熹對其師承諸儒有援引佛學之處,予以修正,朱熹師承表(註一九)如下:

 

            
              ┌ 程顥   ┐                                 ┌   李 侗 ┐
周敦頤  ┤            ├ 楊時  ─ 羅從彥 ─┤             │
               └ 程頤   ┤                                └   朱 松 ┤
                              ├ 謝良佐 ...................................... │
                              └ 誰    定 ─ 劉勉之                   ├  朱熹
                司馬光 ─ 劉安世     /                                   │
                胡安國 ──────────   胡 憲   ┤
                                                       
洛學私淑      劉子翬   ┘
                                                                         

朱熹執弟子禮於李侗時,便漸脫離劉子翬、胡憲等之學風。隆興元年六月九日,朱熹與汪應辰書中,對楊時、謝良佐之「借彼(釋、老)以明此(儒)」頗有微詞,(註二○)朱熹後於「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書,並謂「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 (註二一)儒者有謂謝良佐亦講「止觀」,胡安國亦取楞嚴、圓覺以助儒。而佛學之「參請」猶儒之「致知」,佛之「止觀」猶儒之「克己」。(註二二)朱熹覆汪應辰書辯良佐、安國之援引佛學,是借彼明此,「非以為吾儒當取之(釋),以資己學。」 (註二三)朱熹此時雖「自安」於儒,認為吾儒自足,不待引佛資儒,然朱熹師承諸賢引佛明儒,則是事實,而朱熹必由「吾儒」之體系,修正其師承諸賢之論,直至與張栻辯中和後始「自得」。

 


註一九:本表引自范康壽撰,朱子及其哲學,(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民國六十五年)頁六九。表中謝良佐為筆者所添。

註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一書,頁一至二。

註二一:朱文公文集,卷三五,頁二。

註二二:朱文公文集,卷三○,「答汪尚書」第二書,頁四。

註二三:同前註。

 

頁117

二、朱熹對儒釋調和論者 -- 張九成及蘇軾「蜀學」 之抨擊

      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自安」於儒,日後除思索其思想體系的完成外,便是對儒、釋調和論者,予以嚴厲的批評,其中尤以對張九成與蘇軾兄弟之批評最為激烈。

  朱熹「答許順之」第四書謂:

  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略)如子詔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註二四)

王懋竑朱子年譜,繫此書於紹興三十二年。張九成(一O九一 -- 一一五九),字子詔,自號橫浦居士,別號無垢,為楊時弟子,並與南宋高僧大慧宗杲往返密切。(註二五)全祖望謂: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為最。(註二六)

張九成「風節光顯」,實為後人之公論,(註二七)而全祖望評其學為駁學,蓋受朱熹影響,朱熹於乾道二年作「張無垢中庸解」謂: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略)其釋之師(指大慧宗杲)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原注: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註二八)

張九成中庸說一卷,中國久無傳本,民國二十五年張九成裔孫張元濟,始由日本京都東福寺,訪得殘卷四十葉,(註二九)以此考校朱子文集中所錄之張九成中庸解,知朱熹並未全錄其文,而朱熹由其「自安」於儒的立場,批評張九成中庸解為「陽

 


註二四: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許順之」第四書,頁一O。

註二五;參大慧普覺禪師年諧,頁三八。及宋元學案,卷四O,「橫浦學案」,頁八六至八七。

註二六:宋元學案,卷四O,頁八六。

註二七:朱子語類,卷一二七,頁一三,謂:「張子韶人物甚偉。」參黃震撰,黃氏日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珍本)卷四二,頁六,謂:「橫浦先生憂深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

註二八;朱文公文集,卷七二,頁二九。

註二九:張九成撰,中庸說,(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張元濟跋語。

 

頁118

                儒陰釋」,似有失公允。(註三O)惟朱熹此時思想仍在中庸舊說階段,殆可確定。(註三一)然張九成之學說在朱熹的抨擊下,終不彰於後世。

  隆興二年,朱熹與汪應辰書中,對蘇賦兄弟之「蜀學」及王安石「新學」均有批評,唯仍寬於責安石,嚴於評蘇氏「蜀學」,其文曰:

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註三二)

蘇軾之學,其旨在調和儒、釋、道,惟蘇軾亦長於文章詩詞,後人每以文學家視之,然蘇軾弟子秦觀謂:

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傅彬老)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註三三)

在蘇軾弟子看來,蘇軾的文章詩詞,僅是「粗」迹,蘇軾學問重點是在「性命自得之際」,而有用於世。若看蘇軾「養士論」等文,(註三四)秦觀「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之評語,非無的為師溢美之詞,至於蘇軾「性命自得」之際,實即儒、釋、道三教調和,蘇軾與僧侶的交往頻繁,尤其與黃龍慧南系神師交往密切,(註三五)蘇軾並好道家「取坎添離」之養生法,曾作「龍虎鉛汞論」一文,自謂盡絕人事,不讀書不著文,親身體驗道法,頗有心得而將其法公諸張方平,(註三六)蘇軾嘗謂「孔老異門,儒釋分宮。」「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 (註三七)充分表現出「蜀學」三教合一的為學宗旨。

 


註三 O:當另撰文評論。

註三一:劉述先撰,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一年)頁九五至九六。

註三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八。

註三三:秦觀撰.淮海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卷三O,「答傅彬老簡」,頁一O五。

註三四:蘇軾撰,蘇東坡全集,(臺北市,世界書局,民國六十三年)續集,卷八,頁二四九。蘇軾於該文中以「智、勇、辯、才」之士,來討論政權的穩定性,與西方近代政治學之討論「精英分子」(Social elit)頗有相似之處。

註三五:阿部肇一撰,中國禪宗史の研究 -- 南宗禪成立以後の 政治社會史的考察,(東京,誠信書房,昭和三十八年)頁三二五至三三四。

註三六:蘇東坡全集,續集,卷八,「龍虎鉛汞論」、「上張安道養生訣論」,頁二四六至二四八。

註三七: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一六,「祭龍井辯才文」,頁六三五。

 

頁119

  朱熹尚能看出蘇軾「蜀學」,重點不在文章詩詞,「蜀學」調和三教之宗旨,在朱熹看來是「迷大本」,而蘇軾之智識、才辨、謀為、氣概,固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但其實「尚權謀」多機變。汪應辰對朱熹嚴於斥「蜀學」,不以為然,覆書辯謂:

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略)其後讀釋氏書,(略)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臆)度,以文字解說。(略)子由又有傳燈錄解,而子由晚年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為一。此蓋氣習之弊,竊以為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註三八)

汪應辰認為「蜀學」並無邪心,蓋為持平之論,然朱熹又於十一月覆書謂:

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略)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略)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略)(蜀學)其心之不正,(略)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註三九)

則朱熹雖贊同王、蘇同有儒、釋調和之非,但仍堅持蘇氏「蜀學」私邪如故。朱熹曾撰「雜學辨」,收錄「辨蘇氏易解」、「辨蘇黃門老子解」及「張無垢中庸解」等文,朱熹視張九成及蘇氏「蜀學」,為害人心之邪說,因此駁之如防洪水猛獸。

  伊洛學者,攻王安石「新學」幾至詬罵,而初不汲汲於排蘇氏「蜀學」為「邪說」,為何朱熹會嚴於排蘇而寬於斥王?此實頗堪玩味,今試解於後。安石「新學」在高宗有意安排下,以安石為北宋之亡負責,秦檜主政時,士人認為秦檜主安石之學,因此又加重安石「新學」亂國之形象,即使在思想上主張儒、釋調和的孝宗,亦不敢公然贊同王安石。孝宗好釋、老,又好詞章,宋學者恐因此即謂孝宗主「蜀學」。(註四O)朱熹於孝宗初登基時,即勸孝宗勿看釋、老書,勿沈於「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註四一)隆興元年上奏時,仍以此為諫。至隆興二年,朱熹與汪應辰書謂:

 


註三八:汪應辰撰,文定集,(臺北市,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聚珍版叢書本)卷一五,「與朱元晦」第九書,頁六。

註三九: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五書,頁一O至一一。

註四 O:葉紹翁撰,四朝聞見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乙集,「洛學」,頁三九,即謂孝宗主蜀學。朱熹彈劾唐仲友事件中,孝宗實護唐仲友,四朝聞見錄因此謂唐仲友主蜀學,孝宗亦崇蜀學,遂兩平其事。唐仲友主張排佛,見唐仲友撰,悅齋文鈔,(臺北市,藝文印書館,叢書集成三編,續金華叢書本)卷八,「釋老論」,其一O至一一。唐仲友排佛,與蜀學調和三教之宗旨根本不合,四朝聞見錄之說蓋誤。

註四一:朱文公文集,卷一一,頁三。

 

頁120

                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註四二)

已隱指孝宗主「蜀學」,而朱熹認為重「蜀學」正是朝政不振,異端益熾的原因,此或即朱熹較高宗時之伊洛學者,嚴於排蘇氏「蜀學」,而寬於責王安石之故。朱熹與弟子詹體仁(元善)書嘗謂:

蘇氏兄弟,乃以儀(張儀)、秦(蘇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註四三)

充分表現出其對主張儒、釋、道合一,且欲用世之「蜀學」的痛恨。

三、朱熹對王安石評價之轉變

  前述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自安」於儒學,並對儒、佛調和論者,加以批評,且修正其師承諸賢有援引釋氏之處,對調和儒佛學者的批評,以對張九成、蘇軾兄弟最為激烈。對伊洛學者視為頭號敵人的調和論者王安石,卻有不少公允之論。朱熹對王安石的評語,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有不同之見解,前賢楊希閔已發其端,(註四四)然尚未細論,今不揣淺陋,剖析於後。

  伊洛學者對王安石的醜詆,以楊時為首,但二程弟子中,游酢與謝良佐對王安石尚有好評。朱熹父朱松在學承上雖屬楊時系,但頗喜安石之書法,家中收有不少安石遺墨,朱熹「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稿」謂:

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每訪其蹟,(略)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註四五)

朱熹早年受其父朱松之影響,亦好安石之書法,而讚安石有「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氣概,朱熹與其父因喜安石書法,因而有能力辨識安石遺墨之偽作者。(註四六)朱熹十一歲受庭訓,十四歲秉父命,受學於劉子翬、胡憲、劉勉之,至三十一歲執弟子禮於李侗之前,其儒、佛調和的氣習濃,似未措意於安石之調和儒、釋。

 


註四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九。

註四三:朱文公文集,卷四六,其一八。

註四四:見蔡上翔撰,王荊公年譜考略,(臺北市,洪氏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節要附存,卷一「年譜推論」,頁三八九。

註四五: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王荊公鄴侯遺事奏稿」,頁三至四。該文撰於紹熙三年(一一九二),朱熹追憶其早年對王安石的觀感。又卷六O,「答王南卿」書,頁八,謂朱熹家中有安石與王韶書。

註四六:朱文公文集,卷八二,「題荊公帖」三,頁三。

 

頁121

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自安」於儒,對調和儒、釋之學者,予以批評。朱熹於隆興二年(一一六四)與汪應辰諸書中,反覆討論王安石與蘇軾兄弟之「蜀學」,朱熹認為蘇軾、王安石皆以佛、老為聖人,因而視蘇、王為雜於「異端」之學。(註四七)安石儒、佛調和的立場,雖不為朱熹所接受,但若以蘇氏「蜀學」與安石相較,朱熹認為蘇氏之學較安石、多「機變」權詐之術,(註四八)且蘇氏「律身己,不若荊公之嚴。」(註四九)並認為安石「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無邪心。」(註五O)因此蘇氏兄弟與王安石之調和儒、釋,朱熹認為二者有所不同,而安石之心遠較蘇軾純正。(註五一)然就安石之學術全體而言,朱熹認為安石之學多穿鑿附會。(註五二)

  朱熹曾撰「學校貢舉私議」,認為舉人應參考王安石父子之著作,其謂:

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 、楊時、晃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略)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弊。(註五三)

朱熹「學校貢舉私議」撰著年代未可考定,然朱熹此文評及貢舉混補制,據[宋會要]選舉志,貢舉混補制始於孝宗隆興元年,(註五四)故推論朱熹此文當撰於隆興元年以後。朱熹「學校貢舉私議」一文,認為舉子應兼取王安石所注之易、書、詩、周禮與蘇軾所注之書、詩,甚至認為蘇軾及安石子王雱所注之論、孟亦可參考,並說明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非安石「新學」之本意,於此可見朱熹有不以私好而盡棄人善之學者風範。

 


註四七:朱文公文集,頁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八。

註四八:同前註。

註四九:同前註。

註五O: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五書,頁一O。

註五一:朱文公文集,卷七O,頁一七,謂:「王以言誣人,蘇氏以不言誣人。」

註五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七。又朱子語類,卷四五,頁六,謂:「(安石)少年亦不喜佛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解錯了揭諦。」

註五三: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學校貢舉私議」,頁二五至二六。

註五四: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第一O八冊,「選舉四」,頁四二九四。又參脫脫撰,宋史,(臺北市,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九年)卷一五七,「選舉志」,頁三六七O。

 

頁122

  乾道四年(一一六八),朱熹好友魏掞之請罷王安石父子從祀,至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孝宗僅罷王雱之祀。淳熙五年十月,朱熹撰「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謂: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略)請廢王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按:罷安石從祀及二程入祀孔廟),悉行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註五五)

朱熹此文,為張俠立周、二程「三先生祠堂」於袁州州學而撰,頗有勉勵伊洛學者,繼續努力使二程能取代安石從祀地位之意。淳熙六年,朱熹建白鹿洞書院,呂祖謙為撰「白鹿洞書院記」謂:

淳熙六年(略)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接廢址。(略)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略)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自學制(略)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也。建炎再造(略)晚進小生(略)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註五六)

呂祖謙再三歎息的不外釋、老仍具規模,且有復興之勢,而學者未能窺程張之門庭,反先有安石學術之弊,朱熹曾撰「與東萊論白鹿洞書院書」一文,該文的論題集中在王安石。朱熹謂: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註五七)

文中所謂之「俗學」,乃指詞章訓詁之學,朱熹贊同王安石重經、黜詩賦的立場,然而朱熹認為安石是雜釋、老,「亂周、孔之實」,「其學未足以知道」。朱熹又謂「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註五八)此正指安石學術雖未純乎儒,但人品則可稱述。朱熹自幼所受之庭訓,及其與汪應辰諸書對安石人品均予稱讚,此乃前後一貫。前引呂祖謙對當時學風之批評,朱熹雖贊同當時學者多未知二程之學始終本末之序,反先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但朱熹並不贊同對王安石一味攻擊的態度。此外,朱熹在「答張元德書」謂:

 


註五五:朱文公文集,卷七八,「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頁一七。

註五六:呂祖謙撰,呂東萊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卷六,頁一三八。參朱子年譜,卷二上,頁八二至八三。

註五七:朱文公文集,卷三四,「與東萊論白鹿洞書院記」,頁二四。

註五八:朱文公文集,卷三四.頁二三。

 

頁123

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略)但今人只見介甫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甫者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註五九)

於該書中,朱熹明白表示安石所言未必皆非,攻擊安石者亦未必皆是。

  淳熙六年,朱熹「與呂祖謙論白鹿洞書院記」一文中,對安石頗有認可之處,但在學統上朱熹仍接伊洛之緒,在未建白鹿洞書院前,朱熹即於淳熙六年三月,立「濂溪祠」於學宮,並以二程配之。(註六O)同年十月,建白鹿洞書院,至淳熙七年三月,「申禮部乞增修禮書狀」謂:

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註六一)

靖康元年罷安石配享孔廟,建炎三年罷安石配享孔廟,紹興四年去安石王爵,並未罷安石從祀孔廟,朱熹既接伊、洛之緒,雖不極端地反王,但以「其學不足以知道」之王安石從祀孔廟,則亦非所願,故朱熹乞釋奠儀勿詣安石神位。(註六二)

        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陸象山撰「王荊公祠堂記」,導致朱陸間原本不協的氣氛更加尖銳,紹熙三年(一一九二)七月,象山卒,朱熹「與詹元善(體元)書」謂:

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略)子靜旅櫬經由聞者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註六三)

朱熹批評象山「荊公祠堂記」,為「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作。象山卒後,朱熹「與詹體元書」中,仍謂象山「大拍頭,胡叫喚」,但頗感歎當時土大夫為學不知規模,連王安石之事業亦「摸索不著」。(註六四)紹熙五年,朱熹上「祧廟議狀並

 


註五九:朱文公文集,卷六二,「答張元德」第四書,頁三至四。

註六 O:朱子年譜,卷二上,頁七八。

註六一:朱文公文集,卷二O,「乞增修禮書狀」,頁三二。

註六二:朱文公文集,別集,卷八,「陳請釋奠申禮部檢狀」,頁六。

註六三:朱文公文集,卷四六,「答詹元善」第三書,頁一九。

註六四: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婺州金華縣社倉記」,頁一八謂:「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又參卷三八,「答李季章(壁)」第三書,謂:「荊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通,可見當時規模亦不草草也。」

 

頁124

圖」、「面奏祧廟劄子並圖」諸文。認為安石祧廟之議「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註六五)紹熙五年,朱熹「答王南卿(阮)」第二書,頗為安石主持公道。(註六六)王阮為王韶之曾孫,王韶收復河、湟之地,在宋對外關係上是少有的勝利。由朱熹與王南卿三封書信中,可知王阮對安石頗有偏見,朱熹每能據史實糾正之,蓋朱熹家中藏有安石與王韶之遺墨,朱熹「答王南卿」第一書謂:

(略)卒章辨荊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荊公與襄敏公(王韶)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荊公力主於內,則群議動搖,決難成功。(略)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說也。幸試思之。(略)荊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卻是看得破也。(註六七)

淳熙十五年,陸象山「荊公祠堂記」一文,造成朱、陸間意氣日熾,彼此間頗因「荊公祠堂記」,互相詬罵。但由紹熙年間,朱熹之「祧廟議狀」及「與王南卿」諸書中,朱熹並未因與陸象山間的意氣,而全盤否定安石之功績,在「祧廟議狀」中,朱集雖認為「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註六八)但朱熹贊同安石之祧廟議。而熙河之役是宋代少有的對外勝利,朱熹頗推崇安石於該役中「力主於內」之功。

  光宗紹熙年間,朱熹與周必大書謂:

熹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其墨蹟為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稿,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胸懷本趣也。(註六九)

文中除歎安石「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概外,主要是因汪逵(季路)欲刻安石文集,故而朱熹提供其家傳之安石遺墨,並請周必大轉知「以重其事」,(註七O)由此可見朱熹除了反對安石在學術上調和儒、釋,對安石之事功,及「跨越古今,

 


註六五:朱文公文集,卷一五,頁二八及三一。又參朱子年譜,頁二O九至二一一。

註六六:參朱文公文集,卷六O,「答王南卿」第二書,頁八。該書首謂:「長沙除命(略)再辭不獲。」紹熙四年十二月朱熹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朱熹屢辭不獲。故推知此書當作於紹熙四、五年間。

註六七:同前註。

註六八:朱文公文集,卷一五,頁二九。

註六九:該書稱周必大為「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見朱文公文集,卷三八,「與周益公」第一書,頁二三。而周必大於光宗登位後,轉勳至少保,並於紹熙二年除觀文學士判潭州,參周必大年譜,收於文忠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珍本二集)頁三三至三六。

註七 O:朱文公文集,卷三八,頁二三。

 

頁125

開闔宇宙」之氣概頗能體會。

  朱熹的學術淵源至為複雜,但在主要思想架構及情感上仍承伊洛之緒。綜前所述,朱熹對安石的評論,大體上與象山「荊公祠堂記」,對安石的論斷,是相符合。但朱熹在學術思想及情感上,既承伊、洛之緒,則頗難出格,此導致其有生之最後數年,對安石之批評轉嚴。如慶元二年(一一九六),朱熹「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謂: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略)韓公書蹟,(略)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註七一)

朱熹於紹興年間,尚稱讚安石「語氣凌厲,筆勢低昂。」(註七二)至慶元二年,「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則評安石「躁擾急迫」,心中忙而不靜。「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為朱熹對王安石作整體評論之重要文字,該文未詳知其著作年代,但文後有朱熹慶元五年(一一九九)之題語。「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文字甚長,且所討論的論題甚多,茲僅錄與本文有關者於後:

然其(安石)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臆度之近似耳。(略)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略)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失其正也(略),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王氏之深蔽。(註七三)

朱熹以伊洛之學「格物致知」的架構,批評安石學術淺近,前賢楊希閔已指出此為朱熹之學術門戶之見。(註七四)但朱熹對王安石新法頗為贊同,在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朱熹撰「婺州金華社倉祀」中,謂安石「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註七五)而「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仍謂「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失其正。」此為朱熹對安石事功及為人始終肯定之處。朱熹對安石批評最嚴苛處,僅在安石調和儒、釋一點。

  前述在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歸本於儒學後,與汪應辰諸書已論及安石學術穿鑿附會,而「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重申此旨,其文曰:

 


註七一:朱文公文集,卷八四,「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頁一二。

註七二: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稿」,頁三,該文作於紹熙三年。又卷八三,「再跋奏稿」,頁二O,該文作於紹熙五年。並參卷八二,「題荊公帖」,頁三。及卷三二,「與周益公」,頁二三。

註七三:朱文公文集,卷七O,「讀兩陳諫議遺墨」,頁九至一一。

註七四:王荊公年譜考略,附錄,頁三九四。

註七五:朱文公文集,卷七九,頁一八。

 

頁126

若其(安石)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略)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註七六)

朱熹對安石耿耿於懷者,在安石學術之調和儒、釋,「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的結論,朱熹仍認為宋儒諸賢對安石的評語以楊時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註七七)朱熹雖亦批評楊時學術雜於佛學,(註七八)但朱熹為學既本伊洛之學,故又不得不推崇楊時對安石的批評「最為近之」。

  由前所述,可知朱熹對安石的批評雖然前後有不同的意見,但朱熹自始至終均肯定安石之人品及變法有其必要,在學術淵源上,朱熹雖承伊川之緒,但並不像楊時,或楊時弟子們般的極端反王,然其始終不能釋懷者,在安石之調和儒、釋。朱熹並非完全否定安石,這點可能是受謝良佐及其父的影響,而與楊時不同。不過由於排佛亦為伊洛學派的宗旨,因此朱熹對安石的儒、釋調和立場,亦大力批駁。由朱熹對安石的批評,不難看出其伊洛之學的基調始終未改。

四、結言

  錢賓四先生嘗謂王安石博學旁及佛老,為北宋中晚期之「押陣大將」,並謂安石融合儒、釋「乃思想史上的一種更深更進之結合。」(註七九)程朱學派亦在佛、道的影響下。重建儒學體系,但對佛學採排斥態度,因此安石「新學」之融通儒、釋,為朱熹所不能釋懷,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陸象山撰「荊國王文公祠堂記」為王安石平反,朱熹亦因此文而加深朱陸間之不協,儒學史上由北宋「新學」、「洛學」之爭,漸演成朱、陸之爭,而王安石此一公案,亦預其波瀾。

 


註七六:朱文公文集,卷七O,頁一二。

註七七:同前註。

註七八:朱文公文集,卷三五,「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頁二。

註七九:錢穆撰,「初期宋學」,收於氏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七年)頁一O至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