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之排佛及其對王安石之評價
蔣義斌
史學彙刊
第13期(1984.09)
頁1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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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晚期學術界形成王安石「新學」、蘇軾兄弟「蜀學」、二程「伊洛之學」三派鼎立之局，其中「新學」、「蜀學」均有融合儒釋之勢，而「洛學」則排佛。安石「新學」雖一度取得正統地位，然在二程弟子長期努力下，漸取代「新學」的正統地位，「蜀學」亦淪為詩詞文章之學。
二程弟子對王安石「新學」的批評，於高宗紹興四、五年達到高潮，學界亦流行安石「新學」亂國的說法。朱熹則對安石之變法頗為同情，亦推崇安石之人格，但排佛反王安石是伊洛之學的基調，朱熹對安石的同情與伊洛學統間，作何抉擇，當為一有趣問題，茲由朱熹之成學經過，來探討其對安石評價之轉變。
一、朱熹三十歲前之出入釋、老
朱熹(一一三O -- 一二00)乃孔子以後儒學之集大成者。朱熹之孔、孟、周、張、二程道統觀，及其以四書取代五經等影響，(註一)於儒學史中，尤有重要意義。其道統觀成為後世儒者的基本觀念，即使與朱熹思想路數不同之王陽明，亦承認其道統觀。(註二)
若由朱熹成學之經過，可發現儒、釋問題亦嘗造成朱熹一番掙扎，遲至三十歲左右，朱熹始確認儒、釋之辨，並逐漸完成其思想體系。
朱熹十一歲時，開始受學於其父朱松，十四歲丁父憂，並遵其父遺命，從學於劉子翬(屏山)、劉勉之(白水)及胡憲(籍溪)。(註三)朱松宗主楊時，但並不排佛，朱熹於「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中稱：「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該文並述其父與淨悟之交往，淨悟且常為朱熹道富弼、趙抃學佛之故事。(註四)劉子翬好佛，認為儒、釋可通，因而作聖傳論，而胡憲亦好佛、老，(註五)宋元學案「劉胡諸儒學案」中載：
註 一：錢穆撰，「朱子學術述評」，收於氏撰，中國學術通義，(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四年)頁九八至一00。
註 二：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臺北市，宏業書局，民國七十二年)「朱子晚年定論」，頁九九。
註 三：王懋竑撰，朱子年譜，(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卷一上，頁三。
註 四：朱熹撰．朱文公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卷八四，頁二一。
註 五：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卷一O四，頁七。並參黃宗羲撰，宋元學案， (臺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卷四三，頁四九至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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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略)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可不雜於禪。(註六)
朱熹早年所從學者均好佛、老，因此朱熹早年雖勤讀四書，但亦留心於禪學，初無排佛之論。
世傳朱熹十九歲應試時，篋中唯置大慧宗杲語錄。(註七)朱熹因此中試，朱子語類謂：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略)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麤說，說官為某說動了，遂得舉(原注，時年十九)。(註八)
引文中病翁，即劉子翬，所會見之禪師，恐即道謙開善(密庵道謙)，開善為大慧宗杲禪師之徒，在朱熹「答呂伯恭書」中，表現出其與道謙開善間有密切關係，其文曰：
密庵主僧從穆，近已死。其徒法舟，見(現)權幹此菴，原只作古丞莊屋，如可且令看守，即求一榜並帖付之，恐或別有可令住者，遣來尤佳，但此菴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只令法舟守之亦便也。(註九)
此書中對道謙之徒關心之情，溢於言表，朱熹之師李侗，於「與羅博文書」中亦謂：「渠(朱熹)初從道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 (註一 0)朱熹在未見李侗前，大慧宗杲弟子道謙開善，對朱熹深具影響，直至紹興三十年，朱熹三十一歲始確定其為學方向，執弟子禮於李侗。(註一一)紹興三十年、三十二年朱熹謁見李侗，均宿於建州西林寺，甚受僧惟可的照拂。紹興三十二年三月九日，朱熹有「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詩，其序謂：
紹興庚辰(三十年)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略)壬午(紹興三十二年)春，復拜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師不予厭也。(略)歲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為之三歎。(略)可師嘗遊諸方，問佛法大意未倦而歸，尚有以識予意也。(註一二)
註 六：宋元學案，卷四三，「劉胡諸儒學案」，頁四八。
註 七：錢穆撰，朱子新學案，(臺北市，三民書局)第三冊，頁四九O。
註 八：朱子語類，卷一O四，頁八。
註 九：朱文公文集，卷三三，「與呂伯恭」，第七書，頁一三。
註一 O：引自朱子年譜卷一上，頁一六。
註一一：朱熹於紹興二十三年，始見李侗，二十八年再見，至三十年始執弟子禮。參錢穆撰，朱子新學案，第三冊「朱子從遊延平始末」，頁三至五。
註一二：朱文公文集，卷二，「再題西林可師達觀軒」詩，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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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初題達觀軒，尚是「卷簾一日遙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及再題達觀軒時，則心境已轉，其詩云：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註一三)
向來認為佛法有「妙處」，而今反成「遺恨」，實道盡其脫佛返儒之心境。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繼位，八月朱熹上封事時，曾勸孝宗勿看佛書。次年(隆興元年)朱熹與汪應辰書謂：
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註一四)
汪應辰(一一一九 -- 一一七六)為伊洛三傳弟子，其「本師」為張九成，學者稱汪為「玉山先生」。(註一五)應辰於南宋聲名甚隆，曾參大慧宗杲，宗杲嘗覆書與之論儒、佛之可通，並指點其應由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以求格物、忠恕之一以貫之。(註一六)朱熹與汪應辰書中，表明其早年儒、佛雙修的歷程，然自紹興三十年以來，朱熹始將「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的佛學，予以黜絕。而隆興元年，朱熹完成論語要義與論語訓蒙義，(註一七)此蓋朱熹與汪應辰書中所謂「自安」於儒學之效。
朱熹與汪應辰書中所披露的消息尚不止此，蓋朱熹「自安」於儒學，然此時朱熹尚未達「自得」之境，但心中充滿自信，朱熹與汪應辰書中謂：
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略)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註一八)
唐代與韓愈採相反立場之柳宗元，雖駁韓愈排佛之不當，然亦承認釋氏，於行迹上尚有不足。王安石雖主儒、釋調和，但於人倫禮義上，則本諸儒家。宋代排佛者，亦往往於人倫、風俗上的排佛，較有說服力。極端排佛的胡寅，作崇正辯即於行迹
註一三：同前註。
註一四：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三書，頁三。
註一五：宋元學案，卷四六，「玉山學案」，頁九七。
註一六：大慧宗杲撰，大慧普覺禪師書，(臺北市，中華佛教文化館)頁四O至四一。
註一七： 朱子年譜，卷一上，頁二一。
註一八：朱文公文集，卷三O，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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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排佛，於崇正辯完成後，仍時時留意禪宗典籍。胡寅雖自辯，其研讀傳燈玉英集，是考其是非，而非宗其道，但此舉正足以說明，宋儒於第一義上尚未能完全推翻佛學，而胡寅對於釋氏尚存「雞肋」或「入室操戈」之念。朱熹於紹興三十年左右，開始「自安」於儒，至隆興元年，才不斤斤於行迹上排佛，蓋於理上，朱熹自覺出儒、佛分際而又「自安」於儒，同時朱熹對其師承諸儒有援引佛學之處，予以修正，朱熹師承表(註一九)如下：
┌ 程顥
┐
┌ 李 侗 ┐
周敦頤 ┤ ├
楊時 ─ 羅從彥 ─┤
│
└
程頤 ┤
└ 朱 松 ┤
├ 謝良佐 ...................................... │
└ 誰 定 ─ 劉勉之
├ 朱熹
司馬光 ─ 劉安世 /
│
胡安國 ────────── 胡 憲 ┤
洛學私淑 劉子翬 ┘
朱熹執弟子禮於李侗時，便漸脫離劉子翬、胡憲等之學風。隆興元年六月九日，朱熹與汪應辰書中，對楊時、謝良佐之「借彼(釋、老)以明此(儒)」頗有微詞，(註二○)朱熹後於「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書，並謂「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本意。」 (註二一)儒者有謂謝良佐亦講「止觀」，胡安國亦取楞嚴、圓覺以助儒。而佛學之「參請」猶儒之「致知」，佛之「止觀」猶儒之「克己」。(註二二)朱熹覆汪應辰書辯良佐、安國之援引佛學，是借彼明此，「非以為吾儒當取之(釋)，以資己學。」 (註二三)朱熹此時雖「自安」於儒，認為吾儒自足，不待引佛資儒，然朱熹師承諸賢引佛明儒，則是事實，而朱熹必由「吾儒」之體系，修正其師承諸賢之論，直至與張栻辯中和後始「自得」。
註一九：本表引自范康壽撰，朱子及其哲學，(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民國六十五年)頁六九。表中謝良佐為筆者所添。
註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一書，頁一至二。
註二一：朱文公文集，卷三五，頁二。
註二二：朱文公文集，卷三○，「答汪尚書」第二書，頁四。
註二三：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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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熹對儒釋調和論者 -- 張九成及蘇軾「蜀學」 之抨擊
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自安」於儒，日後除思索其思想體系的完成外，便是對儒、釋調和論者，予以嚴厲的批評，其中尤以對張九成與蘇軾兄弟之批評最為激烈。
朱熹「答許順之」第四書謂：
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略)如子詔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註二四)
王懋竑朱子年譜，繫此書於紹興三十二年。張九成(一O九一 -- 一一五九)，字子詔，自號橫浦居士，別號無垢，為楊時弟子，並與南宋高僧大慧宗杲往返密切。(註二五)全祖望謂：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為最。(註二六)
張九成「風節光顯」，實為後人之公論，(註二七)而全祖望評其學為駁學，蓋受朱熹影響，朱熹於乾道二年作「張無垢中庸解」謂：
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略)其釋之師(指大慧宗杲)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原注：見大慧禪師與張侍郎書，今不見於語錄中，蓋其徒諱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者，皆陽儒而陰釋。(註二八)
張九成中庸說一卷，中國久無傳本，民國二十五年張九成裔孫張元濟，始由日本京都東福寺，訪得殘卷四十葉，(註二九)以此考校朱子文集中所錄之張九成中庸解，知朱熹並未全錄其文，而朱熹由其「自安」於儒的立場，批評張九成中庸解為「陽
註二四：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許順之」第四書，頁一O。
註二五；參大慧普覺禪師年諧，頁三八。及宋元學案，卷四O，「橫浦學案」，頁八六至八七。
註二六：宋元學案，卷四O，頁八六。
註二七：朱子語類，卷一二七，頁一三，謂:「張子韶人物甚偉。」參黃震撰，黃氏日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珍本)卷四二，頁六，謂:「橫浦先生憂深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
註二八；朱文公文集，卷七二，頁二九。
註二九：張九成撰，中庸說，(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張元濟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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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陰釋」，似有失公允。(註三O)惟朱熹此時思想仍在中庸舊說階段，殆可確定。(註三一)然張九成之學說在朱熹的抨擊下，終不彰於後世。
隆興二年，朱熹與汪應辰書中，對蘇賦兄弟之「蜀學」及王安石「新學」均有批評，唯仍寬於責安石，嚴於評蘇氏「蜀學」，其文曰：
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註三二)
蘇軾之學，其旨在調和儒、釋、道，惟蘇軾亦長於文章詩詞，後人每以文學家視之，然蘇軾弟子秦觀謂：
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傅彬老)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註三三)
在蘇軾弟子看來，蘇軾的文章詩詞，僅是「粗」迹，蘇軾學問重點是在「性命自得之際」，而有用於世。若看蘇軾「養士論」等文，(註三四)秦觀「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之評語，非無的為師溢美之詞，至於蘇軾「性命自得」之際，實即儒、釋、道三教調和，蘇軾與僧侶的交往頻繁，尤其與黃龍慧南系神師交往密切，(註三五)蘇軾並好道家「取坎添離」之養生法，曾作「龍虎鉛汞論」一文，自謂盡絕人事，不讀書不著文，親身體驗道法，頗有心得而將其法公諸張方平，(註三六)蘇軾嘗謂「孔老異門，儒釋分宮。」「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 (註三七)充分表現出「蜀學」三教合一的為學宗旨。
註三 O：當另撰文評論。
註三一：劉述先撰，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一年)頁九五至九六。
註三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八。
註三三：秦觀撰．淮海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卷三O，「答傅彬老簡」，頁一O五。
註三四：蘇軾撰，蘇東坡全集，(臺北市，世界書局，民國六十三年)續集，卷八，頁二四九。蘇軾於該文中以「智、勇、辯、才」之士，來討論政權的穩定性，與西方近代政治學之討論「精英分子」(Social elit)頗有相似之處。
註三五：阿部肇一撰，中國禪宗史の研究 -- 南宗禪成立以後の 政治社會史的考察，(東京，誠信書房，昭和三十八年)頁三二五至三三四。
註三六：蘇東坡全集，續集，卷八，「龍虎鉛汞論」、「上張安道養生訣論」，頁二四六至二四八。
註三七：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一六，「祭龍井辯才文」，頁六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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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尚能看出蘇軾「蜀學」，重點不在文章詩詞，「蜀學」調和三教之宗旨，在朱熹看來是「迷大本」，而蘇軾之智識、才辨、謀為、氣概，固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但其實「尚權謀」多機變。汪應辰對朱熹嚴於斥「蜀學」，不以為然，覆書辯謂：
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略)其後讀釋氏書，(略)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臆)度，以文字解說。(略)子由又有傳燈錄解，而子由晚年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為一。此蓋氣習之弊，竊以為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概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註三八)
汪應辰認為「蜀學」並無邪心，蓋為持平之論，然朱熹又於十一月覆書謂：
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略)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略)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略)(蜀學)其心之不正，(略)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註三九)
則朱熹雖贊同王、蘇同有儒、釋調和之非，但仍堅持蘇氏「蜀學」私邪如故。朱熹曾撰「雜學辨」，收錄「辨蘇氏易解」、「辨蘇黃門老子解」及「張無垢中庸解」等文，朱熹視張九成及蘇氏「蜀學」，為害人心之邪說，因此駁之如防洪水猛獸。
伊洛學者，攻王安石「新學」幾至詬罵，而初不汲汲於排蘇氏「蜀學」為「邪說」，為何朱熹會嚴於排蘇而寬於斥王？此實頗堪玩味，今試解於後。安石「新學」在高宗有意安排下，以安石為北宋之亡負責，秦檜主政時，士人認為秦檜主安石之學，因此又加重安石「新學」亂國之形象，即使在思想上主張儒、釋調和的孝宗，亦不敢公然贊同王安石。孝宗好釋、老，又好詞章，宋學者恐因此即謂孝宗主「蜀學」。(註四O)朱熹於孝宗初登基時，即勸孝宗勿看釋、老書，勿沈於「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註四一)隆興元年上奏時，仍以此為諫。至隆興二年，朱熹與汪應辰書謂：
註三八：汪應辰撰，文定集，(臺北市，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聚珍版叢書本)卷一五，「與朱元晦」第九書，頁六。
註三九：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五書，頁一O至一一。
註四 O：葉紹翁撰，四朝聞見錄，(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乙集，「洛學」，頁三九，即謂孝宗主蜀學。朱熹彈劾唐仲友事件中，孝宗實護唐仲友，四朝聞見錄因此謂唐仲友主蜀學，孝宗亦崇蜀學，遂兩平其事。唐仲友主張排佛，見唐仲友撰，悅齋文鈔，(臺北市，藝文印書館，叢書集成三編，續金華叢書本)卷八，「釋老論」，其一O至一一。唐仲友排佛，與蜀學調和三教之宗旨根本不合，四朝聞見錄之說蓋誤。
註四一：朱文公文集，卷一一，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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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註四二)
已隱指孝宗主「蜀學」，而朱熹認為重「蜀學」正是朝政不振，異端益熾的原因，此或即朱熹較高宗時之伊洛學者，嚴於排蘇氏「蜀學」，而寬於責王安石之故。朱熹與弟子詹體仁(元善)書嘗謂：
蘇氏兄弟，乃以儀(張儀)、秦(蘇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註四三)
充分表現出其對主張儒、釋、道合一，且欲用世之「蜀學」的痛恨。
三、朱熹對王安石評價之轉變
前述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自安」於儒學，並對儒、佛調和論者，加以批評，且修正其師承諸賢有援引釋氏之處，對調和儒佛學者的批評，以對張九成、蘇軾兄弟最為激烈。對伊洛學者視為頭號敵人的調和論者王安石，卻有不少公允之論。朱熹對王安石的評語，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有不同之見解，前賢楊希閔已發其端，(註四四)然尚未細論，今不揣淺陋，剖析於後。
伊洛學者對王安石的醜詆，以楊時為首，但二程弟子中，游酢與謝良佐對王安石尚有好評。朱熹父朱松在學承上雖屬楊時系，但頗喜安石之書法，家中收有不少安石遺墨，朱熹「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稿」謂：
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每訪其蹟，(略)熹常恨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而獨愛其紙尾三行語氣凌厲，筆勢低昂，尚有以見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註四五)
朱熹早年受其父朱松之影響，亦好安石之書法，而讚安石有「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氣概，朱熹與其父因喜安石書法，因而有能力辨識安石遺墨之偽作者。(註四六)朱熹十一歲受庭訓，十四歲秉父命，受學於劉子翬、胡憲、劉勉之，至三十一歲執弟子禮於李侗之前，其儒、佛調和的氣習濃，似未措意於安石之調和儒、釋。
註四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九。
註四三：朱文公文集，卷四六，其一八。
註四四：見蔡上翔撰，王荊公年譜考略，(臺北市，洪氏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節要附存，卷一「年譜推論」，頁三八九。
註四五：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王荊公鄴侯遺事奏稿」，頁三至四。該文撰於紹熙三年(一一九二)，朱熹追憶其早年對王安石的觀感。又卷六O，「答王南卿」書，頁八，謂朱熹家中有安石與王韶書。
註四六：朱文公文集，卷八二，「題荊公帖」三，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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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自安」於儒，對調和儒、釋之學者，予以批評。朱熹於隆興二年(一一六四)與汪應辰諸書中，反覆討論王安石與蘇軾兄弟之「蜀學」，朱熹認為蘇軾、王安石皆以佛、老為聖人，因而視蘇、王為雜於「異端」之學。(註四七)安石儒、佛調和的立場，雖不為朱熹所接受，但若以蘇氏「蜀學」與安石相較，朱熹認為蘇氏之學較安石、多「機變」權詐之術，(註四八)且蘇氏「律身己，不若荊公之嚴。」(註四九)並認為安石「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無邪心。」(註五O)因此蘇氏兄弟與王安石之調和儒、釋，朱熹認為二者有所不同，而安石之心遠較蘇軾純正。(註五一)然就安石之學術全體而言，朱熹認為安石之學多穿鑿附會。(註五二)
朱熹曾撰「學校貢舉私議」，認為舉人應參考王安石父子之著作，其謂：
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 、楊時、晃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略)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弊。(註五三)
朱熹「學校貢舉私議」撰著年代未可考定，然朱熹此文評及貢舉混補制，據[宋會要]選舉志，貢舉混補制始於孝宗隆興元年，(註五四)故推論朱熹此文當撰於隆興元年以後。朱熹「學校貢舉私議」一文，認為舉子應兼取王安石所注之易、書、詩、周禮與蘇軾所注之書、詩，甚至認為蘇軾及安石子王雱所注之論、孟亦可參考，並說明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非安石「新學」之本意，於此可見朱熹有不以私好而盡棄人善之學者風範。
註四七：朱文公文集，頁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八。
註四八：同前註。
註四九：同前註。
註五O：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五書，頁一O。
註五一：朱文公文集，卷七O，頁一七，謂:「王以言誣人，蘇氏以不言誣人。」
註五二：朱文公文集，卷三O，「答汪尚書」第四書，頁七。又朱子語類，卷四五，頁六，謂：「(安石)少年亦不喜佛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解錯了揭諦。」
註五三：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學校貢舉私議」，頁二五至二六。
註五四：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第一O八冊，「選舉四」，頁四二九四。又參脫脫撰，宋史，(臺北市，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九年)卷一五七，「選舉志」，頁三六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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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四年(一一六八)，朱熹好友魏掞之請罷王安石父子從祀，至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孝宗僅罷王雱之祀。淳熙五年十月，朱熹撰「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謂：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略)請廢王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按：罷安石從祀及二程入祀孔廟)，悉行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註五五)
朱熹此文，為張俠立周、二程「三先生祠堂」於袁州州學而撰，頗有勉勵伊洛學者，繼續努力使二程能取代安石從祀地位之意。淳熙六年，朱熹建白鹿洞書院，呂祖謙為撰「白鹿洞書院記」謂：
淳熙六年(略)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接廢址。(略)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略)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自學制(略)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也。建炎再造(略)晚進小生(略)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註五六)
呂祖謙再三歎息的不外釋、老仍具規模，且有復興之勢，而學者未能窺程張之門庭，反先有安石學術之弊，朱熹曾撰「與東萊論白鹿洞書院書」一文，該文的論題集中在王安石。朱熹謂：
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註五七)
文中所謂之「俗學」，乃指詞章訓詁之學，朱熹贊同王安石重經、黜詩賦的立場，然而朱熹認為安石是雜釋、老，「亂周、孔之實」，「其學未足以知道」。朱熹又謂「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註五八)此正指安石學術雖未純乎儒，但人品則可稱述。朱熹自幼所受之庭訓，及其與汪應辰諸書對安石人品均予稱讚，此乃前後一貫。前引呂祖謙對當時學風之批評，朱熹雖贊同當時學者多未知二程之學始終本末之序，反先爭為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但朱熹並不贊同對王安石一味攻擊的態度。此外，朱熹在「答張元德書」謂：
註五五：朱文公文集，卷七八，「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頁一七。
註五六：呂祖謙撰，呂東萊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卷六，頁一三八。參朱子年譜，卷二上，頁八二至八三。
註五七：朱文公文集，卷三四，「與東萊論白鹿洞書院記」，頁二四。
註五八：朱文公文集，卷三四．頁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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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略)但今人只見介甫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甫者以為是，所以徒為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註五九)
於該書中，朱熹明白表示安石所言未必皆非，攻擊安石者亦未必皆是。
淳熙六年，朱熹「與呂祖謙論白鹿洞書院記」一文中，對安石頗有認可之處，但在學統上朱熹仍接伊洛之緒，在未建白鹿洞書院前，朱熹即於淳熙六年三月，立「濂溪祠」於學宮，並以二程配之。(註六O)同年十月，建白鹿洞書院，至淳熙七年三月，「申禮部乞增修禮書狀」謂：
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註六一)
靖康元年罷安石配享孔廟，建炎三年罷安石配享孔廟，紹興四年去安石王爵，並未罷安石從祀孔廟，朱熹既接伊、洛之緒，雖不極端地反王，但以「其學不足以知道」之王安石從祀孔廟，則亦非所願，故朱熹乞釋奠儀勿詣安石神位。(註六二)
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陸象山撰「王荊公祠堂記」，導致朱陸間原本不協的氣氛更加尖銳，紹熙三年(一一九二)七月，象山卒，朱熹「與詹元善(體元)書」謂：
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略)子靜旅櫬經由聞者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註六三)
朱熹批評象山「荊公祠堂記」，為「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作。象山卒後，朱熹「與詹體元書」中，仍謂象山「大拍頭，胡叫喚」，但頗感歎當時土大夫為學不知規模，連王安石之事業亦「摸索不著」。(註六四)紹熙五年，朱熹上「祧廟議狀並
註五九：朱文公文集，卷六二，「答張元德」第四書，頁三至四。
註六 O：朱子年譜，卷二上，頁七八。
註六一：朱文公文集，卷二O，「乞增修禮書狀」，頁三二。
註六二：朱文公文集，別集，卷八，「陳請釋奠申禮部檢狀」，頁六。
註六三：朱文公文集，卷四六，「答詹元善」第三書，頁一九。
註六四：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婺州金華縣社倉記」，頁一八謂：「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又參卷三八，「答李季章(壁)」第三書，謂：「荊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往一通，可見當時規模亦不草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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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面奏祧廟劄子並圖」諸文。認為安石祧廟之議「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註六五)紹熙五年，朱熹「答王南卿(阮)」第二書，頗為安石主持公道。(註六六)王阮為王韶之曾孫，王韶收復河、湟之地，在宋對外關係上是少有的勝利。由朱熹與王南卿三封書信中，可知王阮對安石頗有偏見，朱熹每能據史實糾正之，蓋朱熹家中藏有安石與王韶之遺墨，朱熹「答王南卿」第一書謂：
(略)卒章辨荊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荊公與襄敏公(王韶)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荊公力主於內，則群議動搖，決難成功。(略)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膂，無異說也。幸試思之。(略)荊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卻是看得破也。(註六七)
淳熙十五年，陸象山「荊公祠堂記」一文，造成朱、陸間意氣日熾，彼此間頗因「荊公祠堂記」，互相詬罵。但由紹熙年間，朱熹之「祧廟議狀」及「與王南卿」諸書中，朱熹並未因與陸象山間的意氣，而全盤否定安石之功績，在「祧廟議狀」中，朱集雖認為「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公議」，(註六八)但朱熹贊同安石之祧廟議。而熙河之役是宋代少有的對外勝利，朱熹頗推崇安石於該役中「力主於內」之功。
光宗紹熙年間，朱熹與周必大書謂：
熹先君子少喜學荊公書，其墨蹟為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稿，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胸懷本趣也。(註六九)
文中除歎安石「跨越古今，開闔宇宙」之氣概外，主要是因汪逵(季路)欲刻安石文集，故而朱熹提供其家傳之安石遺墨，並請周必大轉知「以重其事」，(註七O)由此可見朱熹除了反對安石在學術上調和儒、釋，對安石之事功，及「跨越古今，
註六五：朱文公文集，卷一五，頁二八及三一。又參朱子年譜，頁二O九至二一一。
註六六：參朱文公文集，卷六O，「答王南卿」第二書，頁八。該書首謂：「長沙除命(略)再辭不獲。」紹熙四年十二月朱熹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朱熹屢辭不獲。故推知此書當作於紹熙四、五年間。
註六七：同前註。
註六八：朱文公文集，卷一五，頁二九。
註六九：該書稱周必大為「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見朱文公文集，卷三八，「與周益公」第一書，頁二三。而周必大於光宗登位後，轉勳至少保，並於紹熙二年除觀文學士判潭州，參周必大年譜，收於文忠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珍本二集)頁三三至三六。
註七 O：朱文公文集，卷三八，頁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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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闔宇宙」之氣概頗能體會。
朱熹的學術淵源至為複雜，但在主要思想架構及情感上仍承伊洛之緒。綜前所述，朱熹對安石的評論，大體上與象山「荊公祠堂記」，對安石的論斷，是相符合。但朱熹在學術思想及情感上，既承伊、洛之緒，則頗難出格，此導致其有生之最後數年，對安石之批評轉嚴。如慶元二年(一一九六)，朱熹「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謂：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略)韓公書蹟，(略)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註七一)
朱熹於紹興年間，尚稱讚安石「語氣凌厲，筆勢低昂。」(註七二)至慶元二年，「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則評安石「躁擾急迫」，心中忙而不靜。「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為朱熹對王安石作整體評論之重要文字，該文未詳知其著作年代，但文後有朱熹慶元五年(一一九九)之題語。「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文字甚長，且所討論的論題甚多，茲僅錄與本文有關者於後：
然其(安石)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臆度之近似耳。(略)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略)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失其正也(略)，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王氏之深蔽。(註七三)
朱熹以伊洛之學「格物致知」的架構，批評安石學術淺近，前賢楊希閔已指出此為朱熹之學術門戶之見。(註七四)但朱熹對王安石新法頗為贊同，在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朱熹撰「婺州金華社倉祀」中，謂安石「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註七五)而「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仍謂「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失其正。」此為朱熹對安石事功及為人始終肯定之處。朱熹對安石批評最嚴苛處，僅在安石調和儒、釋一點。
前述在紹興三十年左右，朱熹歸本於儒學後，與汪應辰諸書已論及安石學術穿鑿附會，而「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重申此旨，其文曰：
註七一：朱文公文集，卷八四，「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頁一二。
註七二：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稿」，頁三，該文作於紹熙三年。又卷八三，「再跋奏稿」，頁二O，該文作於紹熙五年。並參卷八二，「題荊公帖」，頁三。及卷三二，「與周益公」，頁二三。
註七三：朱文公文集，卷七O，「讀兩陳諫議遺墨」，頁九至一一。
註七四：王荊公年譜考略，附錄，頁三九四。
註七五：朱文公文集，卷七九，頁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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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安石)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略)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註七六)
朱熹對安石耿耿於懷者，在安石學術之調和儒、釋，「讀兩陳諫議遺墨」一文的結論，朱熹仍認為宋儒諸賢對安石的評語以楊時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註七七)朱熹雖亦批評楊時學術雜於佛學，(註七八)但朱熹為學既本伊洛之學，故又不得不推崇楊時對安石的批評「最為近之」。
由前所述，可知朱熹對安石的批評雖然前後有不同的意見，但朱熹自始至終均肯定安石之人品及變法有其必要，在學術淵源上，朱熹雖承伊川之緒，但並不像楊時，或楊時弟子們般的極端反王，然其始終不能釋懷者，在安石之調和儒、釋。朱熹並非完全否定安石，這點可能是受謝良佐及其父的影響，而與楊時不同。不過由於排佛亦為伊洛學派的宗旨，因此朱熹對安石的儒、釋調和立場，亦大力批駁。由朱熹對安石的批評，不難看出其伊洛之學的基調始終未改。
四、結言
錢賓四先生嘗謂王安石博學旁及佛老，為北宋中晚期之「押陣大將」，並謂安石融合儒、釋「乃思想史上的一種更深更進之結合。」(註七九)程朱學派亦在佛、道的影響下。重建儒學體系，但對佛學採排斥態度，因此安石「新學」之融通儒、釋，為朱熹所不能釋懷，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陸象山撰「荊國王文公祠堂記」為王安石平反，朱熹亦因此文而加深朱陸間之不協，儒學史上由北宋「新學」、「洛學」之爭，漸演成朱、陸之爭，而王安石此一公案，亦預其波瀾。
註七六：朱文公文集，卷七O，頁一二。
註七七：同前註。
註七八：朱文公文集，卷三五，「答呂伯恭問龜山中庸」，頁二。
註七九：錢穆撰，「初期宋學」，收於氏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七年)頁一O至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