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造像

李玉珉

故宮文物月刊
第二卷第十期（1984）
頁100-106

©1984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組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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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其中以〔高僧傳〕的記載最廣為大眾所接受。〔高僧傳〕卷一云：「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由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是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六十七）抵達洛陽的，所以大多數的學者就以這一年作為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年代。然而國人與佛教的接觸應遠比永平十年為早，〔後漢書〕曾提到，楚王英在永平八年（六十五）時就篤敬三寶。因此，我們可以肯定，佛教早在永平十年以前就傳入了中國。但佛教信仰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方開始普遍。佛教藝術也才大為興盛。今就北魏造像為題，略探我國早期佛教藝術發展的梗概。

歷史背景

　　魏、晉、南北朝雖僅歷時三百六十八年，但是政冶狀況紊亂。這段時期中，先有吳、蜀、魏三國的鼎立，中經五胡亂華，晉室南遷，後有南、北朝的對峙。在南朝短短的兩百多年間，先後就有五個朝代的更迭。而北方雖在北魏拓跋氏的統治之下，暫享一百五十年的安定，可是其後卻又有東、西魏與北齊、北周的分裂，可見當時政治極為紛擾。除此之外，魏、晉、南北朝時，外戚爭權。內亂不已，士大夫們收賄歛財，競相鬥富，社會風氣極為敗壞。所以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複雜、最黑暗的一個時代。卻也為中國的文化與藝術史。寫下了光輝和絢爛的一頁，北魏的佛教雕刻就是那時所遺留下來的美術瑰寶。

　　北魏道武帝進入中原，定都平城以後，便奉佛教為國教。在皇都平城境內，大興土木，營造寺院。後雖有太武帝的黜廢佛教，可是其子文成帝繼位之後，便立即宣佈恢復佛法。並於和平年間（四六０至四六五）。命曇曜於京西武州，鑿窟造像，這就是今日著名於世的雲岡石窟。自文成帝以後，獻文、孝文、宣武諸帝無不信仰佛教，鼓勵佛教藝術。〔魏書〕「釋老志」云：「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略計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根據〔洛陽伽藍記〕的記載，北魏末期，僅在洛陽城內就有伽藍一千三百六十七所。由此可見，在皇帝的鼓勵下，北魏的佛教已發展到一顛峰狀態，寺宇遍佈各處。佛寺中常置佛像作為眾人禮拜的對象，北魏佛雕藝術因而十分發達。此外，普通百姓感於社會動盪，人生無常，故時常造像祈福，或求死後往生極樂世界，見佛聞法；或冀今生獲取功名，延年益壽，也促進了北魏造像的發達。不僅為我國的雕刻藝術帶來盛大的成果，並為我國雕塑美術的發展奠下穩固的基石。

北魏佛雕

　　佛教藝術傳入中國的路線，大抵可分為三道。第一道：由東印度經海路，傳到我國東南沿海及長江下游諸省。第二道：由印度東北，經緬甸至雲南，北入巴蜀漢中地區。第三道：自印度中部、西北部，經中亞絲路，東入黃河流域及中原諸地。由於北魏的版圖與西域毗鄰，其佛教藝術乃主要是從第三道傳入。故在北魏的造像中，我們往往可以捕捉到印度貴霜王朝犍陀羅派。或秣菟羅派的風貌，亦常見到印度笈多美術，或中亞雕塑的影子。

　　孝文帝即位不久以後，北魏與南齊接觸頻繁，並在太和十八年（四九四）遷都洛陽，推行大規模的漢化運動，禁止胡服胡語。在這些政治決策的影響之下，北魏的造像，深受漢文化的感染，一反過去雄偉豪放的風格，而以溫文儒雅，秀麗窈窕的氣質著稱。今就西域影響與佛教漢化兩方面來討論一下北魏的藝術。

一、西域影響

　　雲岡石窟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大寶藏，尤其是它的曇嚁五窟（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不但規模宏偉，氣勢龐然，更因雕鑿的藝匠們多來自深受西域文化影響的涼州（甘肅武威），所以雲岡藝術更為研究中西文化交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就以第二十窟的本尊大佛為例，此像製作雄偉，神態莊嚴，全高十四公尺。這種摩崖大佛的觀念極可能是受了中亞梵衍那巨佛的啟發。細觀其面容，眉毛修長，鼻梁高挺，深目大眼，頗具西洋人面貌的特質。此外，佛像的衣紋寫實而自然，多以陽刻的凸線表示，這都顯示雲岡藝術是因襲貴霜王朝犍陀羅造像的式樣。但雕法樸拙，肩膀寬闊，頭頂剃髮肉髻，身穿右袒僧袍，卻又繼承貴霜王朝秣菟羅佛雕的風格。

　　除了貴霜美術的影響之外，北魏造像中亦不乏以印度笈多藝術作根據的例子，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金銅彌勒佛就是一最好的例證。此佛髮紋呈漩渦形，通肩僧服緊密貼身，身體曲線畢露，衣褶細密，並作勻稱排列，頗有「曹衣出水」的風範。此類佛像雖常見於中亞，但追溯其源流，則可推至印度笈多王朝秣菟羅的造像形式。

　　印度藝術固為北魏雕塑的主耍淵源，但北魏造像與中亞藝術亦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今舉一交腳菩薩為例，此像相貌溫和，胸前配有瓔珞，臂腕皆戴釧環，上身裸露，下著裙裳，這是北魏早期典型的菩薩造型。從其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花環，並且頂戴坐佛，故可知此像可能為一觀音菩隡。其交腳的坐姿，飾以飄帶與妍麗寶珠的三珠頭冠，正是第五、第六世紀時，流行於龜玆（今新疆庫車）的寶冠式樣。

　　由上述的幾個例子看來，西域藝術的流派確實為北魏造像的礎石，但北魏優秀的藝匠並非一成不變的抄襲，他們或取犍

陀羅的造型，或用秣菟羅的技法，或採中亞的式樣，靈活運用，而賦予北魏雕塑一新的生命和獨特的風貌。

二、佛像漢化

　　雖說北魏佛教藝術中，外來成份至為顯著，而中華文化的影響亦於北魏初期就參雜其中。例如作為頭光紋飾的火焰紋極可能因襲於漢畫中的雲紋，而龍身亦常被藝工們用來裝點佛龕。不過佛像的漢化則要等到南北兩朝有了頻繁的接觸後，才得昭顯。

　　北魏和平六年（四六五）文成帝死後，太子弘繼立，是為獻文帝，年十二，丞相乙渾專政。次年，太后馮氏誅乙渾，臨朝稱制。五年後，孝帝即位，因年僅五歲，馮太后仍繼續聽政。馮太后身為漢人

在其掌權期間，積極的與南齊修好，故當時北魏與南朝的交通頻繁，北魏造像的風格也隨之有所轉變。在這期間所造的佛像許多已不復穿通肩式，或偏袒右肩式的僧袍，而改著南朝士大夫常穿的褒衣博帶的服式，可是早期造像中方圓的臉型，有神的大眼，俊挺的鼻梁仍隨處可見。

　　太和九年，馮太后死，孝文帝親政。他受到馮太后的薰陶，傾幕大漢文化，故以後漢首都─洛陽為京府，對內大規模的推行漢化政策，對外則接二連三的攻伐南齊。由於對於中華文化的嚮往，及與南朝的接觸，北魏晚期的造像風格又為之一變。此時製作的佛像，身形削瘦，面形長圓，眉目清秀，雙眼細長，一派南朝士大夫溫文儒雅的姿態。其衣紋多以陰刻的技法表現，衣摺刻意安排，強調裝飾性。並且裙裾多作鋸齒形。精細的雕工，妍麗的紋飾，都與南朝造像

相似。而早期造像中所強調的肌肉的實質感，這時已不復見，此亦為南朝佛雕的特徵之一。

　　北魏晚期的菩薩像，也因受了南朝藝術的影響，產生巨大的變化。早期菩薩的赤裸上身，蟬衣薄裙，遽然減少。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上身披著帔帛短衫，下身穿著厚重長裙的菩薩像。這類保守的菩薩是南朝藝術的一大特色。此段時期北方菩薩像的髮飾與身前銜扣帔帛的圓壁也往往因襲漢人的式樣。

　　北魏早期的造像，因繼承了犍陀羅的風貌，所以身體結構協調，各部肢體比例正確。而晚期雕塑受了南朝藝術的影響，強調韻秀清麗的氣質，故不重視肉身體態的美惑。這迥然的差異，可以說是北魏早期風格與晚期樣式最大的分野。

結論

　　北魏佛雕源於印度、中亞。但歷經雕師們的消化吸收。擷取精華，乃創造了北魏早期藝術獨特的渾厚陽剛的氣勢。後又受到中華文化的啟發，北魏晚期的作品轉為窈窕秀麗，溫和莊嚴，一派漢人風貌。由於這些藝師求新求變的精神與孜孜不倦的努力，佛教藝術成為中國藝術史上一個重要的章節。惟因史料的缺乏，我們無法使這些偉大雕匠的名字公佈於世。但我們在觀賞北魏佛像時，若能記住在每一尊佛像後面，都有著一位沒沒無聞藝術家的心血和巧思，也算聊表我們對這偉大工作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