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與佛教流傳的關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柯嘉豪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九本,第四分(1998,12)
頁72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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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之前,中國人主要席地而坐,沒有坐椅子的習慣。圖像與文獻資料顯示,到了唐代有一些人開始使用椅子。盛唐後,椅子日益流行,而最遲在宋初已經相當普遍。坐姿由低向高發展的趨勢,引起了很多其他變化。改用椅子以後,窗戶的位置及屏風與屋頂的高低也因此改變;飲食習慣與衣著也跟隨著家具改變,甚至人的心理狀態可能也受到影響。在此轉變過程中,椅子的出現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宋代以來有不少學者探討椅子的來源。

  本文先陳述歷來學者對椅子淵源的各種推測,接著利用佛教的文獻及圖像資料來說明佛教在中國人接受椅子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本文討論此現象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意義。

關鍵詞:佛教 家具 椅子 物質文化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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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坐禮的轉變

  南宋大儒朱熹曾為了禮殿中的塑像與錢聞詩發生一場爭議。朱子「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然而,錢聞詩「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此,朱子特地考證禮殿塑像應為何種模樣。他從前人得知,在鄭州的列子祠內,塑像都跪坐於席上;他也聽說「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此外,研讀上古的典籍時,朱熹也注意到古人對坐禮的重視,而古時的坐禮(即跪、坐、拜)都是在席子上舉行的。最後朱子寫成〈跪坐拜說〉一文討論從上古到南宋,坐禮的變遷。對南宋人來說,這些變遷的原因已經模糊不清了。朱子雖指出了古人與宋人在坐禮上的差異,但他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更沒有追究轉變的緣由。[1]

  在朱熹寫〈跪坐拜說〉之前,蘇東坡曾論及同一個現象:「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2]  然而,朱熹與蘇軾的呼籲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宋代以來,禮殿裡的塑像並未席地而坐,而是「巍然」於座位之上。這種現象並不限於禮殿,陸游在其《老學庵筆記》云:「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3]   從「往時」兩個字可知,在陸游記載這文時,婦女使用椅子已經沒有人覺得失禮了。此外,在宋代的婚喪儀式中,椅子為行禮時的器具。[4]  毫無疑問地,宋代的坐禮本質上發生了轉變:宋人已經從席子移到椅子上了。而朱子等好古的禮儀專家,只能期待尚有機會「革千載之繆」。[5]


1.朱熹,〈跪坐拜說〉,《晦奄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八,頁1-2,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印書館,1919)集部,冊一三七。

2. 蘇軾,〈四十策〉,《東坡文集》卷二二,頁5-6,收入《東坡七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3.陸游,《老學庵筆記》收入《陸放翁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61),卷四,頁24。此條也為俞樾所引用,見〈宋時椅子兀子猶未通行〉,《茶香室三鈔》卷二七,頁7,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續編》(臺北:新興書局,1960),冊七。

4.參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頁11,收入《歐陽文忠全集》卷一二七,收入《四部備要》(上海:中華書局,1936)。朱熹,《家禮》卷一,頁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一四二。

5.朱熹,〈跪坐拜說〉,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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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代的學者下了不少功夫探討坐禮轉變的時期與原因,並指出在坐禮的轉變過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很可能是椅子的出現。清代的學者黃廷鑑在〈考床〉一文中指出,古代的「床」在作用及形制上都與近代的床有所不同。他說:

古之床與今之床異。古之床主于坐而采臥,今之床主于臥而兼坐。床之名同,而床之用少殊。何以言之?古者坐寢皆于地;用席,貴賤有等。凡經言「席」,皆指坐席。言「衽」,皆指臥席…考床之制,于古未詳。大約如今之榻而小,或與今凳之闊者相類,故可執亦可移。其為物取于安身適體,宜于衰老疾病之人。故可坐、可倚、亦可臥。其設之也于寢室,而不于堂,以供老疾者坐寢之具,及人死襲斂時用之。此皆禮之變,非禮之正也。惟古之寢,以席地為正。故人死屬纊時,必寢地。[6]

清人王鳴盛也注意到古今坐具的不同,他說:「古人所坐,皆席布於地;故不疑據地致敬,知漢無椅式也。」[7]

  文獻、圖像以及考古資料,都證明這些學者的看法是正確的:上古時期的人主要坐於席子上,並不使用椅子。古人坐於席子上的習慣,在現代漢語中仍能看到痕跡。例如,當近代的日本人翻譯英文的chairman時,他們借用了古漢語的「主席」一詞。後來,中國人翻譯英文時又把此詞從日本借回來。[8]   「出席」、「入席」等現代漢語的常用詞亦如此。這些詞彙都間接顯示,上古時期正式的交際禮儀通常在席子上舉行。[9]

  古人非常重視席上的姿態、舉止、以及座席的位置。[10]  一般來說,在上古時期,跪坐是士大夫的標準坐法。從當時的圖像來看,在非正式的場合中,男性也可盤膝而坐,但「踞」、「箕踞」以及「蹲」卻被認為是不禮貌的坐姿。如《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


6.黃廷鑑,《第六絃溪文鈔》卷一,頁1,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二四六一。

7.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箕踞〉條,(臺北:廣文書局,1960),卷二四,頁2。

8.Lydia H.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s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9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07

9.有關古代席子及席地而坐的習慣,參看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281-291。崔詠雪,《中國家具史─坐具篇》(臺北:明文書局1994),頁15-48。

10.有關坐次的方向,參看余英時,〈說鴻門宴的坐次〉,收入《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頁18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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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11]  這段文字也讓我們聯想到《論語》(憲問篇)中,原壤在孔子面前「夷俟」(也就是蹲),[12]  孔子指責他不知禮,並「以杖叩其脛」。此類資料都可說明,先秦之時,蹲是一種不禮貌的姿勢。然而,最不禮貌的坐法是「箕踞」。比如,《史記》載:「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侷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日:『足下中國人, 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13]  可見,當時只有不知禮或故意想得罪對方的人才會箕踞。更有趣的是,據睡虎地秦簡,「箕踞」是驅鬼最靈的方法之一。[14]  也就是說,連鬼也無法接受如此非禮的姿態。[15]

  綜上所述,對上古人而言,坐法是衡量身分、修養以及心態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坐時把膝蓋提高,或把腳伸向前去都被視為不禮貌的姿態。顯然,在這套禮節的規範之下,當時的人不可能垂腳而坐於椅子上。這種現象在漢代畫像石中亦可看見。畫像石上的人物坐時通常都兩膝跪於席或床上;幾乎沒有伸腳而坐的人,更沒有人坐在椅子上。


11.《呂氏春秋》卷十五〈下賢〉,頁9-10,《四部叢刊初編》子部,冊六五。

12.參見李濟,〈跪坐蹲居與箕踞〉,《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4(1954):254-255。

13.〈陸賈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九七,頁2697-2698;也載於《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四三,頁2111-2112。

14.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編,《 雲夢睡虎地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圖版一三一,竹簡871-872。Donald Harper,"A ChineseDemonography of the Third Century B.C."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2 1985):483據李濟的研究,「箕踞」到了周朝才被視為不禮貌的坐法。

15.Jean-Claude Schmitt    描寫中古時期歐洲人的姿態觀念時說,當時:「修士其有修士的姿態,騎士有騎士的姿態。在社群之內以及不同社群之間,姿態使得社會的組織具體化。」其實,這段文字也可用來描寫古代的中國。La raison des gestes dans l'Occident m`edieval ParisGallimard,1960p.16。關於商周時的姿態,請參考李濟,〈跪坐蹲居與箕踞〉,及劉桓,〈卜辭拜禮試析〉,載於《殷契新釋》(河北:河北教有出版社,1989),頁1-51。有關中古時期的坐姿參見朱大渭, 〈中古漢人由跪坐到垂腳高坐〉,《中國史研究》4(1994):102-114,及崔詠雪,《中國家具史》。余雲華,《拱手、鞠躬、跪拜─中國傳統交際禮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一書,也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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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代,室內的陳設開始改變。凳椅問世,而坐禮亦隨之改變。唐天寶五年(公元756年)高元珪墓壁畫中,有人坐在椅子上(圖一)。唐代文獻也有一些相關的記載,但唐代有關椅子的資料究竟不多。[16]   當時的史料顯示,唐代的居室文化仍然以席子為主。[17]   然而,要想找出漢人到底於何時何地開始廣泛地使用椅子,頗為困難。從圖像與文獻的資料來看,我們只能說,從盛唐以來,椅子大概日益流行,而最遲在宋初已經相當普遍。因此,近代學者大都認為椅子是在晚唐與五代之際逐漸進入中國人的房室之中。[18]

圖一: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高元珪墓

賀梓城,〈唐墓壁畫〉,《文物》1959.8:31-33


16.詳見賀梓城,〈唐墓壁畫〉,《文物》1959.8:31-33。唐代戴孚著《廣異記》中有幾條提到椅子的資料。詳見〈仇嘉福〉及〈李參軍〉的故事,方詩銘輯校,《冥報記.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58,201。此外,相傳為唐人周昉所畫的〈揮扇仕女圖〉中則有宮女坐於椅子,但此畫是否唐代的作品很可疑。同樣,相傳為唐人盧楞伽所主畫的〈六尊者像〉、唐人周文矩的〈宮中圖〉和〈琉璃堂人物圖〉、以及五代人王齊翰的〈勘書圖〉和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雖然都有椅子,但都很可能是宋代的作品。詳見James Cahill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ungsT'ang, Sung,andYuu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16,28-30,50

17.崔詠雪,《中國家具史》,頁59。

18.例如,王嗚盛,〈箕踞〉,頁3:黃正建,〈唐代的椅子與繩床〉,《文物》1990.786-88;Craig Clunas,Chinese FurnitureLondonBamboo Publishing Ltd.,1988,p.16,都持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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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坐禮之外,椅子還引起了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變化。由於室內的陳設互相關聯,因此席地而坐時,必須用低矮型的家具。相反的,人坐上椅子以後,其他的家具也得跟著增高。清人王鳴盛曾闡明此點。他說:「古人坐於地,下籍席,前據几,坐席固不用椅。而几則如《書》所謂憑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之類,其制甚小。今桌甚大,俗名『八仙桌』,謂可坐八人同食,與几雖相似,實大不同。」[19]  此外,椅子的出現也影響了器皿的形狀。正如蘇拭所說,「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唐宋出土的實物表明,唐代的器皿與宋代的器皿的確有明顯的差異。唐人因席地而坐,使用高型的飲食器具較為方便。到了宋代,飲食器置於高桌上,身體的位置及人的視線都不一樣了。因此,碗、盤、杯等食器都變得玲瓏精巧。[20]  人們改用椅子以後,窗戶的位置及屏風與屋頂的高低也因此改變;飲食習慣與衣著也跟隨著家具改變,甚至人的心理狀態可能也受到影響。[21]  這種由低向高發展的趨勢,涉及的層面極廣。因此,有位學者甚至認為中國的這次「室內革命」,可與二十世紀家庭的機械化相比。[22]  至於中國的椅子究竟來自何處,源於何時、在何地出現,歷來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二 、椅子淵源說四種   

  進入主題之前,我們先要處理一個表面上很簡單但實際上很複雜的問題:甚麼是椅子?關於這個問題,現在的詞典並不是很有用。例如《漢語大詞典》及《現代漢語詞典》只說椅子是「有靠背的坐具」,而這個定義可以包括很多種家具。[23]  對一般人而言,椅子最基本的定義應該是具有靠背的單人坐具。此外,


19.王嗚盛,〈箕踞〉,頁3-4。

20.詳見陳偉明,《唐宋飲食文化初探》(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頁63-64。

21.Sarah Handler,"The Revolution in Chinese FurnitureMoving from Mat to Chair,"Asian Art4.3Summer1991):9-33。Wu Tung 認為,強調集體的上古中國社會不肯容忍代表「自由」  與「個人主義」的椅子  Wu Tung,From ImportedNomadic Seatto Chinese Folding Armchair,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3.2Spring1993):38-47,(原戴於 Boston Museum Bulletin 71{1973}

22.Donald Holzman,“`A propos de l'origine de la chaise en chine,T'oung Pao 531967):279

23.《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1)及《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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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心目中標準的椅子常有四條腳,有時也有扶手。[24]  這是現代人對椅子的了解,是經過幾百年慢慢形成的概念。

  「椅子」一詞在唐代始見,最早稱之為「倚子」。最早提及「倚子」的記載約在八世紀末。[25]   唐人之所以稱有靠背的坐具為「倚子」是很容易了解的,因為坐這種坐具時可倚靠靠背。如宋人黃朝英說,「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書從木從奇乃椅字。於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倚、卓之字雖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為倚,卓之在前者為卓。」[26]  因此可知,當時的倚子是有靠背的坐具。從其他資料,我們也知道,唐代的倚子容易搬移,通常是單人坐的。[27]  總之,唐代的倚子應與現在的椅子相去無幾。     

  「倚子」一詞出現之後,椅子的歷史便較好處理,但在此之前雖然沒有一個專有名詞來稱呼具有靠背的單人坐具,但文獻及圖象的資料顯示,唐代之前的確有此物。這個現象不限於家具史。研究古代物質文化的學者,常常遇到這種詞彙問題,因為語言的變化往往比物質的變化慢一步。例如,研究茶及蔗糖的學者都得下很多功夫探究「茶」及「糖」等字出現之前,漢人是否用其他的詞彙來涵蓋喝茶及製糖的習慣。[28]  由於家具的詞彙問題,再加上資料的零散,從宋代以來,椅子的淵源自然成為議論紛紛的課題。以下是椅子淵源最常見的四種說法。


24.參見崔詠雪,《中國家具史》,頁9。

25.參見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收入王昶輯,《金石萃編》   (北京:中國書店,1985),卷一O三,頁11,及王 讜,《唐語林》在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六,頁523。王讜是宋人,但提到倚子一段來自唐代筆記《戎幕閒談》。

26.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四,頁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五O。

27.圓仁,《入唐巡禮行記》卷四,白化文等編,《入唐巡禮行記校註》(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頁454。

28.有關茶的問題研究很多,參見陳椽,《茶葉通史》(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有關糖,參見 ChriStian Daniels,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pt.3 Agro-industries and Fores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及季羨林,《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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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土說

  漢代人使用不少低型的家具。至東漢末年,屏風、案(即置物的小桌)、憑几(一種小型的靠具)、床等家具至少在上層社會已廣為流行。[29]  由此可見,從科技的角度來說,漢代的木匠已具有製作椅子的能力。因此,有的學者認為唐宋時代的椅子,很可能是中國的木匠從原來已有的家具中發展出來的。    

  除了席子以外,漢代最主要的坐具是榻。[30]  漢代的榻比床小;與床不同的是,榻是坐具而不是寢具。其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流行於漢、魏、晉時代的獨坐式小榻。[31]  這種小榻有兩人坐的,也有一人坐的,有的小榻不用時甚至可以懸掛於牆上。如《後漢書.徐穉傳》云:「陳蕃為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32]  這種小榻只要加上靠背就可說是椅子了。事實上,清代學者趙翼便認為宋代的椅子來自於中古時期的榻。他說:「其時(即漢唐之間)坐床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腳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床......而尚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33]  我們雖然無法否定趙翼的說法,但亦沒有資料支持他的猜測。更重要的是,椅子在中國出現時,與當時外國的椅子在造形上很相似。因此,研究中國家具的學者一般不認為中國的椅子是從木榻發展出來的,倒有不少人認為椅子是從來自外國的「胡床」逐漸演變而來。[34]  


29.參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16-228。  

30.在漢代,凳子並不流行。到南北朝,所謂「荃蹄」從國外引進來以後,坐凳子的習慣才興起。在此過程當中,佛教或許扮演了某種角色。詳見孫機,〈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樂舞圖》散記〉,《文物》1996.5:33-49。

31.陳增弼,〈漢、魏、晉獨坐式小榻初論〉,《文物》1979.9:66-71。

32.《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五三,頁1746。崔詠雪卻認為此文中的榻指的是折疊凳。《中國家具史》,頁81。

33.趙翼,〈高坐緣起〉《陔餘叢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卷三一,頁661-662。 C.P.FitzGerald 在其Barbarian BedsThe Origin of the Chair in ChinaLondonThe Cresset Press,1965也提到這個可能,請見頁45-49。實際上,「椅子」一詞在唐代已有。更重要的是,下面談及繩床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趙翼對繩床的理解也是錯的。  

34.除了榻以外,中國早期的椅子或許與中國的其他物品有密切的開係。例如,吳美鳳曾指出,北魏馬車之形制跟當時坐具的形制有相似之處。參見〈宋明時期家具形制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美術組碩士論文,1996),頁197,及吳美鳳,〈坐椅繩床閑自念─ 從明式家具看坐具之演變),《歷史文物》8.2(1998):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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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胡床說

  中古時期的文獻中,有時出現所謂的「胡床」的坐具。至今,考古學家還沒有發現中古時期胡床的實物,但多種文獻資料、一通東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的造像碑(圖二),西魏大統十一年(公元547年)的女侍俑,以及唐代李壽墓的石槨線刻,都表明,當時的胡床是一種小型、可以合攏的凳子,相當於現在的摺壘凳,也稱「馬扎兒」。[35]  這種坐具的歷史悠久,可溯源至公元前一

圖二:東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的造像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拓片


35.有關胡床,最詳細的著作仍然是藤田豐八,〈胡床ズコゆサ〉,收入《東西交涉史ソ研究》(東京:岡書院,1934),頁143-185。此外,亦見崔詠雪,《中國家具史》;頁80-88,Wu Tung,From Imported Nomadic Seatto Chinese Folding Armchair.”易水〈漫談胡床〉,《文物》1982.10:82-85,討論近年有關胡床的考古發現。FitzGera1d的 Barbarian Beds 值得參考,但 Holzman 在上面所引的書評裡指出此書的不少問題,並提供很多頗有價值的資料和分析。關於 543年的碑,詳見 E. Chavannes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ParisE.Leroux1913-15,第二冊第一部,圖版第二七四,第四三二號及第一冊第二部,頁589-590,及長廣敏雄,《六朝時代美術ソ研究》(東京:美術出版社,1969),頁69-92。有關女侍俑,見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6:圖版第九。關於李壽墓的石槨,見陝西省博物館,文館會,〈唐李壽墓發掘簡報〉、〈唐李壽墓壁畫試探〉,《文物》1974.9:71-94及孫機,〈唐代李壽石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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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年的埃及。在古埃及的上層社會中,這種坐具是尊貴的象徵;近代研究埃及的考古學家發掘過幾件精美的寶物。[36]  胡床傳至中國的途徑,今已難查考,但大約是從北非經過中亞而來的。據《後漢書》〈五行志〉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37]  倘若這則資料可靠,靈帝在位時(即公元二世紀末)胡床已經進入中國,並出現在宮廷了。[38]  此後在中國的文獻中,有關胡床的記載很多。除了帝王以外,有將令、官吏、講學者乃至村婦等各種身分的人使用胡床的記載。並有胡床出現於室內、室外,宮廷以及戰場等各種場合的文獻。[39]

  在坐禮的轉變中,胡床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與小型榻不同,坐於胡床時,人們通常是垂腳而坐。其次,由於胡床的腳容易撕破席子,胡床與席子不能並用。簡言之,胡床的興起對室內的陳設與坐禮的習俗可能引起了一些變化。由此看來,胡床似乎可視為椅子的前身──只要加上靠背和扶手,稍微改一下它的型制就可說是典型的椅子了。[40]  雖然如此,歷來大部分的學者對「胡床說」卻持保留的態度。    

  宋代的張端義和程大昌及明代的王圻都認為宋代的交椅(一種腿交叉,能摺疊的椅子)是從胡床發展出來的。不過,胡床雖然與宋代的交椅應有關聯,但它不一定跟唐代的椅子有直接的關係。[41]  《資治通鑑》載唐穆宗曾「見群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元代胡三省的注則主張椅子的前身是所謂的「繩床」而不是胡床。他說:      

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隋以讖有


36.Ole Wanscher,Sella CurulisThe Folding Stool,an Ancient Symbol of Dignity Copenhagen,1980.

37.《後漢書》卷十三〈五行志〉,頁3272。

38.《太平御覽》在〈胡床〉條下引《風俗通》說:「靈帝好胡床......」可作《後漢書》的旁證。請見《太平御覽》卷七O六,頁8,《四部叢刊三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子部,冊三四。

39.朱大渭,〈中古漢人由跪坐到垂腳高坐〉,頁106。

40.胡德生在其〈古代的椅和凳〉持此說。參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3:23-33。  

41.張端義,《貴耳集》卷三,頁64,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冊二七八三、程大昌,《演繁露》卷十〈胡床〉,頁3-4,收《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五二,及王圻《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萬曆三十四年本),卷十二〈器用〉,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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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改名交床。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蠅床見群臣,則又名繩床矣。」余案交床、繩床,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床以木交午為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為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繩床,以板為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使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42]  

可見,胡三省認為繩床是具有靠背、扶手以及坐板的單人坐具,也就是標準的椅子。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正確的,[43]  下面談及佛藏的資料時我會列出這方面的證據,並試圖重建繩床的原貌。不過,即使我們能證明繩床是一種有靠背的單人坐具,並可推測椅子的前身應該是繩床而不是胡床,最基本的問題仍待解決,也就是:這種坐具又是從哪裡來的?是不是如胡床一樣從外國來?如果繩床來自於中國之外,又是從哪國來的,以甚麼樣的方式傳到申國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C.P.FitzGerald曾把中國椅子的淵源問題放到世界家具史中去看。

丙、景教說   

  從現存史料看來,世界上最早使用椅子的地方是古代的埃及。埃及古墓壁畫土常常有椅子的描繪,研究埃及的考古學家也發掘了好幾把相當精緻的椅子。椅子從埃及傳到了希臘,又從希臘傳到羅馬。在流佈的過程中,椅子的造型及使用方法發生了一些變化。例如,在古代羅馬的文化中,貴族用餐時不坐椅子,而躺在沙發上吃──用餐時,只有婦女和奴隸才坐椅子。[44]  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展,椅子傳到了君士坦丁堡,即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的首都。拜占庭帝國時代的藝術作品中常出現椅子。

  第五世紀的君士坦丁堡是景教的發源地,而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時,一批景教的傳教士到達長安,並開始譯經傳教,三年後建寺。當時有二十一位國外來的景教教士。一百多年以後,立於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有「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之句,說明當時景教


42.《資治通鑑》卷二四二〈穆宗長慶二年(822)〉,頁7822,(北京:中華書局,1956;1987 重印)。

43.崔詠雪也支持胡三省的說法。《中國家具史》,頁88

44.Schmitt,La raison des gestes,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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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盛。但到了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詔拆毀全國的佛寺,同時打擊景教,驅逐二千多名景教教士,中國的景教從此基本上滅絕了。[45]  由此可見,椅子開始在中國流傳的時期,大約也是景教流傳到中國的時期。FitzGerald認為這並不是巧合。簡言之,他認為椅子傳到中國的軌跡是:從埃及到希臘、羅馬及君士坦丁堡,又從君士坦丁堡傳到中國,而在此過程中,景教的傳教士是最重要的媒介。[46]    

  可惜,這種又神奇又耐人尋味的說法並不是很有說服力。我們仔細探討此說法的可能性時便會發現,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支持椅子源於景教之說。這是說,中國景教的文獻未曾提到椅子,景教的圖像中也沒有椅子。景教說顯然太過牽強。[47]  除了缺乏證據以外,關鍵在於 FitzGerald   把中國椅子的問題當作一個技術或科技的問題來看,以為一旦有來自國外的人把椅于帶到中國、向當地人展示,漢人就很自然的開始使用椅子了。然而,如上所述,椅子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牽涉到禮節的文化問題。正如張載曾說:「古人無椅桌,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48]    

  景教雖曾傳入中國,但畢竟影響力有限。因此,景教能不能改變如坐禮這種基本的風俗習慣是很令人懷疑的。為了尋找足以改變這種基本習慣的文化勢力,有些學者把注意力轉向佛教。

丁、彌勒說

  從第五世紀起,中國的佛教徒開始製造數量龐大的彌勒佛像。龍門、敦煌與雲崗石窟中的佛像,以及獨立的造像中有不少彌勒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彌勒的特徵之一是他的坐姿。彌勒通常高坐於座位上,垂一足或雙足:有時雙足交叉下垂、有時雙足下垂直堅、有時右足下垂、有時左足下垂等等。[49]  


45.詳見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46.FitzGerald,Barbarian Beds,p.33-50.

47.另見  Holzman,`A propos de l'origine de la chaise en chine.

48.張載,〈經學理窟•禮樂〉,收入《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265。

49.在這種像中有一些屬於所謂「半跏思惟像」。思惟像的性質較複雜。學者一般認為這種像通常是彌勒,但有時是釋迦牟尼或其他的菩薩。Junghee Lee 甚至認為半跏思惟像中沒有一個是彌勒,“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ve Bodhisattva Images of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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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的坐姿是否與其來源有關,如今很難查考。關於彌勒的淵源,在二十世紀初葉,學術界曾有過一些爭論。有的學者認為彌勒起源於祆教中的薩奧希亞那特 (Sao^syant)神;有些學者卻認為他是波斯密特拉神的變形;也有人說彌勒的淵源就在印度的佛教,與其他宗教的神毫無關係。至今彌勒的來源仍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50]  至於彌勒的姿勢,周紹良論及彌勒初入中國時的形象時,曾指出不同的坐姿具有不同的涵意,如雙足下垂是「吉祥坐法」,「意在息災」;雙足下垂直豎是「豎坐」,「是要調伏鬼神,使怨敵皆能回心歡喜」等。[51]  

  無論如何,遍於中國各地的彌勒像把一種新的坐姿介紹給各個階層的中國人。因此,說椅子與彌勒一起傳到中國,並依賴彌勒信仰的興旺,而動搖傳統家具及坐禮似乎很有說服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仔細看的時候便發現大部分彌勒像所坐的並不是椅子。從正面看時,很多彌勒像看來是坐於其有靠背的椅子上。這些像位於石窟的時候,我們無法看到靠背的型制,但看獨立造像的時候,我們卻能看到像的背面。此時,我們發現許多從正面看來是具有靠背的椅子,實際上並不是椅于,而是凳子及與凳子不連接的頭光(圖三)。

  雲岡第六窟有幾位菩薩似乎坐於椅子上,但我們很難確定坐像後是靠背還是屏風。與此相同,龍門也有幾尊佛像似乎坐椅子,但從它的外型看其後面的紋飾是否靠背很難說。[52]  與此不同,刻於天寶四年(公元745年)的一尊石佛像有


Artibus Asiae 53.3/4(1993):311-353。印度美術有類似的問題。垂腳而坐的佛像中有哪些是彌勒,哪些是釋迦牟尼有時很難查考。詳見 M.G.Bourda,“Quelque reflexions sur la pose assise a l'europeene dans l'art bouddhique,”Artibus Asiae 12.4(1959):302-313。

50.詳見Jan Nattier,“The Meanings 0f the Maitreya Myth:A Typological Analysis,"載於Alan Sponberg和Helen Hardacre 編  Maitreya,the Future Buddh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54及同書所載 Padmanabh S.Jaini,“Stages in the Bodhisattva Career of the Tathaagata Maitreya,”p.54。

51.詳見周紹良,〈彌勒信仰在佛教初入中國的階段和其造像意義〉,《世界宗教研究》1990.2:35-39。針對於坐禪的姿勢,中國的僧人也有類似的說法──參見 Carl Bielefeldt,Dogen's Manuals of Zen Medi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12,注5。

52.參見擂鼓臺中洞正壁、龍華寺洞東壁及惠簡洞正壁。後面的紋飾可能並不代表椅背,因為印度的佛像中有類似的紋飾,而此紋飾很明顯的不是椅子的靠背。參見 Madeleine Hallade,Gandharan Art of North India(New York:Harry N. Abrams Inc.,1969). 圖73。此外,〈竺法蘭傳〉《高僧傳》(卷一,頁323上)載「(蔡)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落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如果「倚像」指坐椅子,中國佛教藝術中的椅子可推到很早,但我們不能確定「倚」字是否指這座像是坐椅子。宋代以前垂腳而坐的像幾乎都是彌勒或思惟菩薩。因此,「釋迦倚像J可能指「釋迦涅槃像」,也就是側躺的釋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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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具有靠背的椅子。[53]  此外,完成於長安五年(公元704年)的七寶臺包括幾尊很明顯坐椅子的彌勒像(圖四)。[54]  七寶臺寺是武則天於長安城建造的,是當時舉世囑目的建築。因此,其中的造像對中國家具史或許有所影響。此外,即使其他垂腳而坐的佛像不是坐椅子,或許中國木匠看到位於高座的彌勒像時,誤認頭光為靠背,因此開始製造椅子。然而,如此認為漢人這麼重要的坐具來自佛教的美術似乎很牽強。    

  彌勒說法牽涉到兩個問題:古代印度有沒有椅子,以及佛教的文獻中有沒有跟椅子有關的記載。在回答這兩個問題時,我們將會找到一個比以上所述的四種推測──即本土說,胡床說、景教說以及彌勒說──更具說服力的說法。

圖三 :北魏半跏思惟菩薩像前後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1),頁68。


53.參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頁723。

54.參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頁660-661及 Yen Chuan-YingThe Sculpture form the Tower of seven Jewelsthe style,Patronage and Iconography of the Monument 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86)。此外,崔詠雪認為敦煌北魏254窟的一尊菩薩坐椅子上。參見《中國家具史:坐具篇》,圖四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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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七寶臺的佛像

參見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編三》(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660。

三 、古代印度的椅子   

以上兩個問題可以很快得到肯定的答案:古印度人的確曾使用椅子,而印度佛教文獻有很多關於椅子的資料。有學者認為龍門惠簡洞的坐具應該是椅子,並認為椅背的造型可追溯到印度笈多的佛教美術。[55]  與此相同,雲岡第六窟的坐具及七寶臺中的椅子可溯源到古印度健陀羅的佛教藝術(圖五)。其實,印度的椅子可追溯到更早。刻於約公元前第二世紀的桑淇和巴呼特的浮雕顯示,當時的印度人已經有坐椅于的習慣。[56]  在桑淇第一號塔的北門我們可以很清楚


55.參見曾布川寬,〈龍門石窟ズれんペ唐代造像ソ研究〉,《東方學報》60(1988):287。

56.詳見 Asha Vishnu,Material Life of Northern India 3rd century B.C.to 1st Century B.C.(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1993),pp.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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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到一把具有靠背及椅腳的椅子(圖六及圖六.一)。從服裝及姿勢看,椅子上的人應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有人甚至認為他是著名的帝王阿育。[57]  此外,巴呼特南冀的浮雕也有一位坐在椅子上的人。浮雕的題記指明,此處所描繪的是釋迦牟尼的本生故事,而坐於椅子的人是一名叫摩訶天 (Maghaadeva)的國王,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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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犍陀羅的佛像

  此外,七世紀初葉玄奘去印度時,曾指出當地的高貴人士都使用椅子。他說:

至於坐止,咸用繩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彌復高廣。珠璣間錯,謂師子床。敷以細疊,蹈以寶几。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雕異類,瑩飾奇珍。[58]  


57.參見伊東照司編,《原始佛教美術圖典》(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92),頁227。

58.《大唐西域記》卷二,收入《大正大藏經》第2087號,冊五一,頁87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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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桑淇                              圖六•一:巴呼特

伊東照司編,《原始佛教美術圖典》,圖32。               伊東照司編,《原始佛教美術圖典》,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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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淇與巴呼特的浮雕及玄奘的記載都顯示,椅子在印度是權威的象徵。椅子的確在不同的文化中常有此含意。[59]  但除了帝王與富貴人士用椅子之外,佛教文獻顯示,在古代印度的寺廟中,椅子也很普遍。但討論相關資料之前,我們得先釐清「繩床」一詞的實義。    

  佛教文獻中的「繩床」似乎包含幾種不同的坐具。其中包括有靠背的單人坐具。有的學者認為「繩床」是胡床的別名,也就是一種可疊起來的小凳,並認為元代的胡三省說胡床與繩床是兩物是錯的。[60]  但佛教的文獻可證明,胡三省的說法沒有錯:有的繩床完全符合椅子的定義。首先,繩床比胡床大,比胡床穩。據佛教的文獻,當時的僧人使用繩床時,常常是跏跌而坐,如譯於第三世紀末的《尊上經》云:「彼時尊者盧耶強耆晨起而起,出窟已。在露地敷繩床。著尼師檀已,依結跏跌坐。」[61]  同樣,譯於東晉隆安二年(公元398年)的《中阿含經》也說:「於繩床上敷尼師檀,結跏跌坐。」[62]  這類例子很多。隋代僧人智顗在論述如何使用繩床坐禪時,曾說坐禪的人應「結咖正坐項脊端直。不動不搖,不萎不倚。以坐自誓,助不床」。[63]   所謂「不床」應指不要靠椅子的靠背。這些記載正與敦煌第 285窟中的一個圖像吻合(圖七)。第 285窟完成於東魏興和元年(公元539年),其壁畫中的僧人正在一把較寬而具有靠背幹的椅子上打坐。同樣,刻於東魏興和四年(公元542年)的一通造像(圖八),也繪有在類似這種椅子上打坐的僧人。    

  至於當時人為甚麼把這種坐具叫作「繩床」,大約與其椅板的性質有關。七世紀到過印度的漢僧義淨曾描寫繩床的結構云:「西方僧眾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床。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腳圓且輕。」[64]  也就是說,有時繩床的椅板是用藤繩制成的。


59.Bourda 並指出印度造像中的釋迦牟尼之所以有時坐椅子與其象徵意義有關。“Quelque reflexions sur la pose assise,pp.307-313

60.藤田豐八,〈胡床ズコゆア〉,頁183-185;朱大渭,〈中古漢人由跪坐到垂腳高坐〉,頁106。

61.《佛說尊上經》,《大正》第77號,冊一,頁886中。所謂「尼師壇」(梵ni.siidana)是一種用為坐具的方形布。

62.《中阿含經》卷四十三,《大正》第26號,冊一,頁698下。

63.《摩詞止觀》卷二,《大正》第1911號,冊四六,頁11中。

64.義淨,《南海寄歸內傳》卷一〈食坐小床〉,《大正》第2125號,冊五四,頁20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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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敦煌第285窟                    圖八:東魏興和四年(公元542年)的一通造像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搨本匯編》(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冊六,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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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用於坐禪的繩床以外,中古時期漢譯佛經中有時也提到「木床」,而所謂木床有時也是椅子的一種。僧人對外客介紹寺院時,繩床與木床是寺院中不可不介紹的基本設備,如《四分律》載:「舊比丘聞有客比丘來,應出外迎...應語言:『此是房。此是繩床、木床、褥、枕、氈、被、地敷。此是唾器。此是小便器。此是大便器...』」。[65]  又,《大藏經》中有一百多條有關繩床的記載,其中論到「旋腳繩床」、「直腳繩床」、「曲腳繩床」、「無腳繩床」等各式各樣的坐具。[66]  有的學者認為「繩床」就是一種椅子,大約類似現在的「禪椅」。[67]  然而,以上最後一個例子應該讓我們有所保留,因為「無腳繩床」似乎不符合椅子的定義。其實,在這些資料中,「繩床」及「木床」包涵幾種不同的家具,包括臥具及坐具在內。在中國,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在列出祭祀的器皿時有「繩床十,內四倚子」一行,說明「倚子」一詞出現的時候,當時的人認為它是繩床的一種。[68]  

  總之,配合文獻與圖像的資料時,我們可以確定,有時「繩床」及「木床」的確指有靠背的單人坐具。在印度,除了帝王與貴族使用椅子以外,椅子也是當時僧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另外,從律藏中的記載可知,當時的僧眾對於繩床訂定了很多規矩。如《四分律》說,曾有一位叫作迦留陀夷的人在某一條道路的附近「預知世尊必從此道來,即於道中敷高好床座。迦留陀夷遙見世尊來,白佛言:『釋尊,看我床座!』」。接著,佛批評迦陀夷的傲慢,並規定從此以後,僧人「自作繩床、木床,足應高八指截竟。過者波逸提 (即輕罪)」。[69]  律藏中有關坐具適當高度的記載很多。[70]  此外,也有一系列的其他禁忌,如律藏宣說僧人不許在繩床上鋪設動物的皮或絲織品。而曾有比丘痛斥願意坐上這種坐具的僧人為「不知慚愧,無有慈心,斷眾生命」。[71]  當時的僧


65.《四分律》卷四九,《大正》第1428號,冊二二,頁931下。

66.《四分律》卷十二,頁644上。

67.參見黃正建,〈唐代的椅子與繩床〉、Holzman,`A propos de l'origine de chais en chine”及崔詠雪,《中國家具史──坐具篇》,頁88-92。

68.收入王昶輯,《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1985),卷一0三,頁11。

69.《四分律》卷十九,頁693上、中。

70.例如《彌沙塞五分戒本》,《大正》第1422號,冊二二,頁98中;《四分律》卷二五,   頁736中;《十誦律》卷十八,《大正》第1435號,冊二三,頁127下等。

71.《四分律》卷十九,頁693中、卷三九,頁846中;《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大正》第1421號,冊二二,卷五,頁3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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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對椅子持這種保留的態度,或許是由於椅子與政權的關係,也就是說,提倡少慾知足的佛僧,連在家具的使用上也要與世俗的象徵系統劃清界線,指明比丘的椅子與高官貴族所享用的高貴豪華的椅子截然不同。

  繩床和僧人修行關係最密切的用途,是做為打坐的工具。繩床很寬,可以「結跏趺」而坐,坐上去涼快、乾淨、並可避免地上的蟲子。《十誦律》有一則故事闡明這點:

佛在舍衛國。諸比丘露地敷繩床,結跏趺坐禪。天熱,睡時頭動。有一毒蛇繩床前行,見比丘頭動,蛇作是念:「或欲惱我」,即跳螫比丘額。是比丘故睡不覺,第二螫額亦復不覺,第三螫額,比丘即死。諸比丘食後,彼處經行,見是比丘死,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集比丘僧已,語諸比丘:「從今繩床腳下,施支令八指」。[72]  

後來,在中國也有僧人說坐椅子可以「不收風塵虫鳥壞污」。[73]  

  總之,文獻及圖像資料顯示,古代印度人有坐椅子的習慣,而這個習慣在佛寺中尤其盛行。此外,據敦煌 285 窟的壁畫及東魏與和四年的造像,可知用於坐禪的繩床從印度傳到中亞,又從中亞傳到中國。[74]  

四 、中國寺院中的椅子    

椅子從印度的寺院傳到中國的寺院,在佛教典籍中有跡可尋。譯於西晉的《尊上經》中已經有繩床一詞,說明當時的僧人即使沒有親眼看到繩床,但至少


72.《十誦律》卷三九,頁280中。有關床腳的高度,在上引書中,義淨指出佛陀的指頭比一般人的指頭大三倍。因此,此文中的「八指」相當於現代的24英寸左右。

73.﹝宋﹞元照,《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中三上,《大正》第1805號,冊四十,頁311中。

74.除了敦煌的壁畫以外,探討中國家具史的著作有時提及斯坦因所發掘的一到四世紀的「木椅」。有學者認為其上所刻的紋飾是蓮花,所以此物應與佛教有閒係。(Roger Whitfield 編,《西域美術:ЗУユ⑦•ヵяヱЁъ⑦》﹝東京:講堂社,1984﹞,冊三,圖60,頁310)。然而,斯坦因所發現的物品是否椅子迷值得商榷。此物沒有靠背也沒有扶手,而斯坦因發掘此物時它已經不完整。大英博物館最近的目錄甚至說它不是椅子而是桌子(參見Whitfield,《西域美術:ЗУユ⑦•ヵяヱЁъ⑦》冊三,圖60)。因此我們很難斷定它究竟是椅子還是其他的家具。斯坦因同時發現了一些三到四世紀的「椅腳」,但因為沒有同時發現靠背或椅板,所以我們很難確定它們到底是否椅腳。有關敦煌的家具參見楊泓,〈敦煌莫高窟與中國古代家具史研究之一〉,載於段文杰編,《1987敦煌石窟研究國際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頁52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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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印度有此物。此後,譯成漢文的佛書當中亦常見此名。至於中國的僧人甚麼時候開始使用繩床,唐初的高僧道宣的著作中有一則頗有價值的記載。他說:  

中國(即印度)布薩有說戒堂,至時便赴此;無別所,多在講、食兩堂。理須準承,通皆席地。中國有用繩床。類多以草布地,所以有尼師壇者,皆為舒於草上。此間古者有床,大夫已土時復施安,降斯已下,亦皆席地。東晉之後,床事始盛。今寺所設,率多床座,亦得雙用。然於本事行時,多有不便。[75]

他的意思是說,當僧團舉行布薩(即說戒纖悔的儀式)時,為了讓眾僧保持共同的法度(理須準承),一般都使用尼師壇(即方形布),坐於地上。但因為從晉代以來也有僧人使用椅子(繩床),所以有時僧人同時用尼師壇與繩床,而在「本事行」(即僧人出家之前較複雜的種種儀式),兩種坐法的並用對執行儀式帶來了一些不方便。   

  道宣認為在中國的僧人自從東晉以來使用繩床,或許是依據《梁高僧傳》的記載。據《高僧傳》〈佛圖澄傳〉,東晉時代某一個水源枯竭時,佛圖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76]  同書〈求那跋摩傳〉記載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求那跋摩傳死亡的情形時云,「既終之後,即扶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77]  《高僧傳》是在第六世紀初葉編成的,與此同時的一通造像碑上有僧人坐於椅子的圖像(圖九),[78]  這可能是中國圖像中最早的椅子。此後,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的造像碑陰面與側面,都有僧人坐椅子的描繪(圖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確定:在第六世紀初中國已經有僧人使用椅子。此外,我們可以推測:在東晉,甚至更早,椅子大概已出現於中國的寺院中。即使我們以最保守的年代為標準(即第六世紀初),漢僧使用椅子的證據還是比非佛教的相關資料,要早幾百年。[79]  


75.《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上四,《大正》第1804號,冊四十,頁35中。

76.慧皎著,《高僧傳》卷九,《大正》第2059號,冊五十,頁384上。

77.《高僧傳》卷三,頁341中。

78.〈張興碩等造像〉原於民國五年發現於山西芮城縣延慶寺,現藏在Kansas City Nelson-Atkins Museum。詳見張亙等纂修《芮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十三,頁3,及Laurence Sickman,A sixth-Century Buddhist Stele,Apollo March 1973,pp.12-17.

79.除了佛教的資料以外,最早提到椅子的記載可能是以上所引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的《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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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西魏535-540年間造像碑                  圖十:北周天合元年(566)造像

    Kansas City,Nelson-Atkins Museum 所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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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印度的僧人一樣,中國的僧人使用椅子的最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禪坐。隋代大師智顗在描述打坐的方法時,曾建議禪者要「居一靜室或空閑地, 離諸喧鬧,安一繩床,傍無餘座。九十日為一期;結跏正坐,項脊端直;不動不搖,不萎不倚。以坐自誓,助不拄床。」[80]  又如智顗的弟子灌頂論及「常坐三昧」時說:「居一靜室,安一繩床,結跏趺坐。端直不動,誓助不著床。」[81]  與此不同,繩床出現於僧人的傳記資料時,坐在其上的僧人通常不是入定,而 是「入寂」。如《續高僧傳》〈僧達傳〉云,僧達「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 床,口誦《波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又如《宋高僧傳》〈辯才傳〉說此僧「十三年冬,現身有疾,至暮冬八日,垂誡門徒已,安坐繩床,默 然歸滅。」[82]  禪坐也好,靜然過世也好,以下我們會看到,繩床的形象在僧團以外人士的心目中也含有恬淡無憂的意味。

  在唐代的寺院,椅子也有較普通的世俗用途,比如說,僧人吃飯時也用椅子。義淨在其《南海寄歸內法傳》〈食坐小床〉,曾批評當時中國僧人吃飯坐椅子(「小床」)時的姿勢說:

即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初來,僧食悉皆踞坐(即垂腳而坐)。至於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來儀,漢德乃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雖還告言,誰能見用?[83]  

也就是說,到了唐初,椅子在中國的寺院中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而且,在那段歲月中,不斷地有印度比丘來到中國,也有中國的僧人去印度,但(依義淨看來)中國的僧人仍然沒有掌握使用椅子的正確坐姿。不論唐代僧人的姿勢是否「正確」,對我們來說,最主要是義淨前面的那段話,他指出從很早以來,國外的僧人就把印度坐椅子的習慣介紹到中國的寺院。


80.《摩訶止觀》卷二,《大正》第1911號,冊四六,頁11中。另見智顗,《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大正》第1915號,冊四六,頁456下。

81.《觀心論書》卷三,《大正》第1921號,冊四六,頁600中。

82.《續高僧傳》卷十六,第七傳,《大正》第2060號,冊五十,頁553中。《宋高僧傳》卷十六,第一傳,《大正》第2061號,冊五十,頁806上中。

83.《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食坐小床〉,頁207上。義淨之所以會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在此之前,在第五世紀初,范泰與祇洹寺的僧侶曾辯論過僧人吃飯時應不應該「踞食」   (即垂腳而坐)的問題。詳見僧祐,《弘明集》卷十二,《大正》第2102號,冊五二,頁77中-7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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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從寺院到民間    

  如上所述,椅子是跟隨著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的寺院。至於椅子從中國的寺院流傳到一般人房屋內的漫長過程中,唐代的朝廷或許扮演了媒介的角色。[84]  據《貞元錄》,出生於南印度摩賴耶國的金剛智準備離開印度去中國時,其國王曰:「『必若去時,差使相送,兼進方物。』遂遣將軍米准那奉《大般若波羅蜜多》梵夾,七寶繩床......諸物香藥等,奉進唐國。」[85]  至開元八年(公元719年)金剛智果然到達了洛陽拜見玄宗,此後受到玄宗的優渥禮遇。若此文可靠,則此是最早記載非僧人擁有椅子的例子。又,以上所提及繪有木椅的天寶年間壁畫的墓主是高元珪,而高元珪是高力士之兄。因此可推論當時的朝廷應該也有人使用椅子。到了第九世紀中葉,又有皇帝使用椅子的例子。日本僧圓仁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武宗「自登位已後(即公元841年以後),好出駕幸。四時八節之外,隔一二日便出。每行送,仰諸寺營辦床席氈毯,花幕結樓,鋪設碗壘臺槃椅子等。一度行送,每寺破除四五百貫錢不了。」[86]  又如上所引《資治通鑑》記唐穆宗(公元821年至824年在位)曾「見群臣於紫宸殿, 御大繩床。」由這些蛛絲馬跡看來,椅子可能是從寺院直接傳到唐帝國的最高層,又從宮廷流傳到民間。    

  不過,唐代的文獻中,有關帝王的資料的比重本來很大,而明載皇帝使用椅子的記載卻又很少。因此,很難證明椅子的流傳與宮廷的日常生活有直接關係。還有一些資料顯示,除了皇帝以外,也有一些唐代士大夫,由於行政上的需要,或個人的興趣到寺院去作客,因而與僧人所用的椅子有接觸。例如,圓仁曾記載,開成三年(公元838年)十一月「十八日相公入來寺堙A禮閣上瑞像,及檢校新作之像。少時,隨軍大夫沈牟是來云:『相公屈和尚。』乍聞供使往登閣上,相公及監軍並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見僧等來,


84.Norbert Elias 在其經典之作《文明的進程》中,研究歐洲有關飲食、擤鼻涕及吐瘓的規矩的形成,並指出很多所謂文明習慣起源於中古時期各地的朝廷,又從朝廷傳到社會的其他階層,而在此過程中,修士扮演了媒介的角色。詳見Norbert Elia,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Blackwell,1994﹝即1939年 U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的英譯﹞),p.83.

85.《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大正》第2157號,冊五五,頁876上。

86.《入唐巡禮行記》卷四,頁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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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起立,作手立禮,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啜茶」。[87]  又如孟郊詩〈教坊歌兒〉「去年西京寺,眾伶集講筵。能嘶『竹枝詞』,供養繩床禪。」[88]  都反映世人如何接觸到僧人的生活習慣。    

  如上所述,在三朝的《高僧傳》中,繩床往往與高僧恬淡自在的生活連在一起。這種意象對唐代的文人很有吸引力。如孟浩然〈陪李侍御訪聰上人禪居〉詩,「欣逢柏臺友,共謁聰公禪。石室無人到,繩床見虎眠。」[89]  又如白居易〈愛詠詩〉:「辭章諷詠成千首,心行歸依向一乘。坐倚繩床閒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90]  大概就是為了追求這種悠然的理想,有些文人也在家中設置了原為寺院所有的椅子。如《舊唐書》〈王維傳〉說王維「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91]     

  到了五代,椅子與佛教的關係似乎已被遺忘了。在相傳五代作品的〈韓熙載夜宴圖〉一畫中,有椅子,也有僧人,但坐於椅子上的人不是和尚,而是貴族韓熙載(圖十一)。據《五代史補》,韓熙載為了過舒適的日子,拒絕為相,南唐後主李煜命令顧閎中畫韓家夜宴,以揭露他放蕩奢侈的生活。[92]  顯然,畫中的椅子顯示當時韓家的富貴,與佛教中恬淡寡欲的形象毫無關係。    

  南宋人莊季裕甚至認為只有僧人保留了古人的坐法。他說「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為禮。蓋相反矣。蓋在唐朝猶未若此......唐世尚有坐席之遺風。今僧徒猶為古耳。」[93]  總之,到了宋代,椅子已經是一種日常家具。雖然寺院中的僧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椅子,但寺院以外的人已不再把椅子與佛教連在一起。


87.《入唐巡禮行記》卷一,頁68。

88.《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三七四,頁4200。與此相同,有學者認為某些在寺院用為待客的食品也是如此從寺院傳到民間。  

89.《全唐詩》卷一六O,頁1647。

90.《全唐詩》卷四四八,頁5010。唐詩中,提到繩床的例子有數十首,在此不贅述。

91.《全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九0下,頁5052。

92.﹝宋﹞陶岳,《五代史補》卷五,頁1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四0七。  

93.《雞肋編》卷下,頁5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0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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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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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韓熙載夜晏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

  總結以上的討論,可知約在第三到第四世紀,跟隨著印度寺院中的習慣,中國的僧人開始使用椅子;在盛唐到晚唐時期,有一部分居士以及與佛教有接觸的人也開始使用椅子;到了五代、宋初,椅子開始普遍流行於中國的家庭內。椅子的歷程可視為佛教影響中國社會的範例,說明了傳到中國的佛教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信仰系統,而且同時包含了許多我們平時想不到的因素。換言之,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漫長過程中,除了教理及儀式以外,佛教也帶來了各式各類的器物及生活習俗。    

  本文的討論雖可以告訴我們椅子如何在中國出現、流傳,但並不能解釋為甚麼椅子成為中國文化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我們只要看一下日本的室內就會體會到這點。正如漢僧一樣,日本的僧人也讀過提及繩床的律典,也看過玄奘與義淨對於印度寺院的描寫。圓仁的日記顯示,日本的中國留學僧也注意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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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中的椅子。而從日本中古時期的繪畫及正倉院的藏品中,可知當時日本僧人的確曾把一些椅子從中國帶回日本去。然而,椅子在日本始終未及在中國興盛。在近代西方的影響下,日本開始大量地引進及生產椅子,但即使現在,典型的日本家庭仍然以席子為主,而不是以椅子為主。[94]  

  由此看來,從席子搬上椅子並不是人類文明的必然趨勢。說椅子的出現推廣了衛生習慣,並「對中華民族身體素質提高或許有益」、是「古代文明的一種進步」、是「向純理性方向的發展」[95]  恐怕都不能成立。鋪席子的家庭往往講究乾淨,而屬於席地而坐的文明(日本,韓國、波斯等)通常覺得席地坐比坐椅子舒適。這種問題與兵器及一些其他科技的流傳不同:國家為了自保會學習敵人的優勢兵器;[96]  近代,眼鏡從西方傳到中國而很快被廣泛使用,也不出人意外。[97]  但用不用椅子,與一個文化的生存沒有直接的關係;用椅子是否比席地而坐方便也很難說。由此可知,由席子搬到椅子的轉變,是基於一些相當主觀的文化因素,而與較客觀的科技及衛生等因素似乎無關。

  至於中國人之所以改用椅子的原因,我在前面提到了幾個可能,如彌勒像的普及,椅子在寺院中的使用、非僧人與寺院生活的接觸、以及椅子與悠然平靜的人生態度的關聯。不過,雖然這些因素也同樣曾存在於日本和韓國,但他們


94.布勞代爾在其《日常生活的結構:第十五到第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曾說中國的文明是唯一使用「隻層家具」的文明,這是指中國人有時垂著腳坐於椅子上,有時盤著腿坐於炕上。其實,印度及當代的日本更符合「雙層家具」之稱。更有趣的是,在論述中國人從席地而坐到坐椅子的轉變以後,布勞代爾提到「傳統的文明不肯脫離其原有家飾」的「原則」。他接著說十五世紀的中國家庭與十八世紀的中國家庭毫無差別。這似乎是說,清代的中國文化是「傳統的」(即不變的),而唐宋的文化不是。明清的家具是否如布勞代爾所講的那麼靜態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認的是唐宋文明經過坐禮及家具如此大的變化,的確顯示出當時社會的活力。詳見 Fernand Braudel,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Row,1981,vol.I,pp.285-290.

95.前兩個引文來自於朱大渭,〈中古漢人由跪坐到垂腳高坐〉,頁111。後者來自於崔詠雪,《中國家具史》,頁68。

96.有關兵器流傳的研究很多。A1bert E. Dien 對於馬蹬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範。見“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Ars Orientalis 16 1986):33-56。布勞代爾對於科技史的看法也很值得參考。Braude1,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p,290.

97.參見孫機,〈我國早期的眼鏡〉,收入孫機、楊泓著,《文物叢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0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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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廣泛地接受椅子。[98]  顯然,椅子的歷史相當複雜,仍有許多待闡明之處。然而,我希望這篇論文說明了一個較小而仍然重要的現象:在中國人從低型家具發展到高型家具的過程中椅子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國人接受使用椅子的過程中,佛教是關鍵因素之一。

                                                                                                              

                                                                                     (本文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日通過刊登)


98.詳見 Sarah Handler, The Korean and Chinese Furniture Tradition,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 Society, 4.4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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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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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m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air

John Kieschnick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Up to the Tang, Chinese for the most part sat on the ground, on mats. Through the Han, while various sorts of  low couches and platforms came into use, chairs were unheard of. In the Tang all of this began to change. We have a few scattered references to chairs in the Tang, as well as a representation of a figure seated in a chair in an early Tang tomb mural. More evidence appears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By the Southern Song, use of the chair had spread throughout Chinese society, and has continued to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a basic element in Chinese interiors ever since. Already in the Song,thoughtful writers contemplate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hair, and modem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 number of theories for the chair's origins as well.    

   In this article, I begin by tracing the rise of the chair in China, and recounting the various proposals for its origin. Next, based on evidence in the Buddhist canon, murals,stelae, poetry and travelogues, I argue that the chair was first brought to China by monks as a form of monastic furniture, and eventually spread from monasteries to the rest of Chinese society. In my conclusion, I reflec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findings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Buddhism, furniture, chair, material culture, dail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