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瘞窟——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二（上)( 中)

關於脩梵的「窆于石室」，《古泉山館金石文編》的解釋是：「石室者，即塔也。不言塔而言石室者，亦因其終於俗宅也。」又說：「此志云終于俗宅，葬于石室，必是仍窆崔氏墓地。」〔18〕後來，陸增祥雖然指出「窆諸石室而銘之，從釋氏法也。」〔19〕但他並未做進一步的說明。然而從其銘文中「形歸掩石，神住開蓮」，可知石室藏幽就是一種佛教的露屍葬法：

心遊正覺，行依真諦，超彼勝津，憑茲善誓。電多急影，泡是虛線，形歸掩石，神住開蓮。春鶯朝喚，秋螢夜燃。徒令孺泣，匍匐空山。〔20〕

鑿成窟室以藏屍者，有稱「石室」，也有稱做「石窟」，或稱為「石龕」。文獻上所見，「窟」和「龕」可以互稱，有時甚至「龕窟」連稱，〈續高僧傳‧釋普安傳〉記載，隋代初年時，僧人普安應邀到陜西長安郊外的石龕居止修禪，就是龕窟並稱的：

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止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眾怪焉，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21〕

由上可知，龕和窟是相同的，且可連用並稱。

僧尼的墓誌塔銘中，有稱「營空」、「為空」、或「鑿空」以為葬所者，其實就是指石室瘞葬。「空」通「孔」，明、方日升《韻會小補》云：「空，秦人呼土窟為土空。」〈續高僧傳、釋法順傳〉中，有一段文字是敘述法順在長安東郊馬頭開鑿修禪的石窟，可以很清楚地顯示這一點：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也。……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為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乃至龕成，無為而死。〔22〕

上文稱法順在馬頭一帶「空岸重邃，堪為靈窟」之處，修築石窟，又得到靈犬襄助，「乃至龕成」。由此也可證明，「石窟」和「石龕」是相通的。

（三）石室瘞窟的開鑿創建

以石室巖窟作為瘞屍之所，僧人首開風氣之先，如果自己先前沒有修禪的石室，則在其去世後就要特別鑿建石室以掩藏遺體。掩藏遺體的石室瘞窟，有幾種情形：一是利用天然的石窟或洞穴，二是在便於開鑿石窟之地，稍事加工，便成窟室。三是累石做成一個石穴。

石室瘞葬可以利用天然地形，用以瘞藏遺體。如長安城南的韋曲，便有天然的石崖山壁，可作為石室瘞葬的處所。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八月，淨影寺僧人善冑圓寂，就是「葬於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善冑是淨影寺慧遠的弟子，專研《涅槃經》。〔23〕此外，曾從慧遠遊的長安慈悲寺僧人玄會、行等二人，在去世後也都是施行林葬。〔24〕

如果不是利用天然洞穴石窟，也可以一面利用天然地形「依巖為窟」，一面累石略事加工，做成一個埋藏屍體的窟室。如代宗大曆十二年（七七七）八月二日，金陵鐘山僧人元崇卒，遺命弟子予以窟葬，其瘞葬的石窟就是用這種方法築成的：

臨終，命門人無令封樹。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師教，以其月八日瘞於攝山之陽，依巖為窟，累石不磨不礱，遵遺誥也。〔25〕

如果不是利用天然的窟室，就要穿山鑿石，做成窟室，或是穿土為窟；石室瘞窟多選擇在易於開窟的地形建造，如長安城郊的杜城一帶，就是適於開窟的地方之一。隋代京師延興寺有一僧人靈達，他晚年修習頭陀行，住在塚墓間；大業初年，他趺坐卒於墓叢中，後來為附近村人發現，將他「殮於杜城窟中」：

（靈）達後連尋定業，追訪山世（野），不顧名實，頭陀林塚。雖逢鬼神，都不怖憚。大業之始，終於墓叢。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跏）趺如在。因合床殮於杜城窟中。〔26〕

杜城在長安城南，明德門之西。後來也有僧人葬於杜城窟中，可知杜城一帶的地形是容易開鑿窟室的。如唐貞觀六年（六三二），長安大莊嚴寺僧智興卒於寺，也是「葬於杜城窟中」。〔27〕

另外，也可以不用穿山鑿石，僅用石頭堆砌成一個窟室，作為藏屍的空間。如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九七）十月二十二日，智者大師智顗卒於天台山，臨死前他囑咐弟子以此法處置其遺體：

不久告眾曰：「吾當卒於此地矣。… … 死後安措西南峰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28〕

其弟子「依有遺教而殮焉」。依上文敘述，應是累石做成一個藏屍的空間，其上立白塔。文獻上所見，有的石室瘞窟上建有「白塔」者，如貞觀年間，長安定水寺上座僧人僧鳳赴岐州陳倉縣（今陜西寶雞市）西山龍宮寺講經，後來卒於此寺，遂瘞藏在此縣郊的石窟：「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之，仍施白塔。」〔29〕

白塔可能是指一種僧人墓塔，《高僧傳》、《續高僧傳》、《宋高僧傳》中，記載了很多僧人去世後，弟子子信徒為他們建立白塔，其中有採取林葬、石室瘞葬或火葬者。〔30〕關於白塔，筆者將在另文中詳細討論。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八五九）五月二十六日，長安唐安寺比丘尼廣惠卒，其弟子們將她瘞藏在長安城東南的韋曲附近的石窟中。道光年十一年（一八三一），長安人氏李殿淳（容菴）在長安城南韋曲西北，發現〈唐故上都唐安寺外臨壇律大德比丘尼廣惠塔銘〉，銘云：

大中十三年夏五月二十六日，寂然入滅，報齡五十七，僧臘三十八。弟子性通等，號奉衣屨，如將復生。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幢蓋香花，遷座於韋曲之右。嗚呼！如來留影之壁，石室空存；舍利全身之函，珠臺永閟。… … 銘曰：

… … 至寶深藏，慧光不息，松塔新成兮秦山北，後天地兮不泯者，惟… …。〔31〕

「遷座」意為奉座他遷，原指神或天子，此處指的是移置廣惠的遺體至韋曲。從「如來留影之壁，石室空存；舍利全身之函，珠臺永閟。」之句，可以得知她係葬於石室。又，銘云「松塔新成秦之北」，可知在其藏屍處是有起塔的。又如五代時撫州（今江西撫州市西）曹山僧人本寂卒，「弟子奉龕窆而樹塔。後南嶽玄泰著塔銘云。」〔32〕也是相同的情形。

另外，有所謂的「石龕」，所指的也是一種開放式的藏屍空間。唐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十二月二十八日，天台國清寺僧智晞卒，就葬在智者大師塔前的石龕中：

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所窆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33〕

此一石龕可能在智者大師瘞窟附近，開鑿一個藏屍的窟室，也有可能是做一個石塔，其下開一個龕窟，以容遺體，下面一個例子對此一情況有較具體的描述。貞觀十五年（六四一）正月十五日，梓州僧人慧震遷化，採石室瘞藏，其法是：

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床，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34〕

由上可知，此係先建一石塔，塔身中開有一龕，而將慧震的遺體置於其中。

（四）開放式的空間與遺身坐式葬法

為了能達到露屍捨身的目的，絕大多數的石室瘞窟都是沒有門戶的。如前面提及東晉僧人單道開遺命要採取露屍葬，以屍體置於石穴中，不過，他的弟子並未遵行，而將他放在石室裡：

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 …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35〕

可見此一石室是開敞、沒有門的。又如前面所提到的瘞藏智者大師遺體的窟室，雖然是「累石周屍」所做成的，但它也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因此煬帝登基後，發現智者的枯骸端坐如生，所以「瘞以石門，關以金鑰。」〔36〕將此一瘞窟封閉起來。另外，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冬，以禪念為業的并州晉陽大興國寺僧人慧超遷化，葬在石窟中，瘞藏其屍的石窟原先也是沒有門的：

便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供禮，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勒銘於右，用旌厚德矣。〔37〕

由上諸例，可知石室瘞窟多是開放式的空間，不設門戶的。

由於石室瘞葬原是露屍葬，故窟室通常是沒有門的；不過，少數的窟室是有木扉的，如屬於晚唐時期的龍門萬佛溝北崖一號瘞窟，其窟口拱腹內鑿有對稱方孔，可見當時是裝有木門的。〔38〕因此如上文云「鑿原成室而封之」，以及下文提到的智鍇弟子將其遺體「緘於石室」，應該都是這種情形。

無論從文獻或考古上石室瘞窟所見，至少有一部分石室瘞葬者是採取遺身坐式葬法的。如元康八年坐化在婁至山石室中的訶羅竭，弟子先是將其遺體火葬，但火不能燒，乃移還石室內，三十餘年之後，即晉咸和年間（三二六—三三四），西域竺定（字安世）前往其石室探視，看見訶羅竭的屍身仍是儼然平坐著。〔39〕又如，貞觀八年（六三四）四月，太原沙門慧達趺坐而卒，也是將他以遺身坐式地瘞藏在石窟中：

以貞觀八年四月，跏坐而終，人謂入定，停于五宿，既似長逝，又不臭腐，乃合床內于窟中。〔40〕

此處既說「跏坐而終」，又稱「合床內于窟中」，應是採取一種坐式葬法。又，貞觀十四年（六四○），長安南郊義善寺僧人法順卒於寺，先是在長安城郊樊川北原鑿穴安置，屍身都無變異，其同學惟恐其遺體為野獸侵壞，所以將其藏在龕內：

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制服□(上為一，下為旦)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41〕

法順遺體在石窟之內「安坐三周，枯骸不散」，可知是採遺身坐式葬法。又如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四月八日，綿州大施寺僧世瑜卒，「刺史感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42〕也是一種坐式的葬法。

此種遺身坐式的葬法，後來也出現一些變化。根據張乃翥對龍門瘞窟的分期研究，發現初唐時期高宗年間的瘞窟，係採遺身坐式葬法的設計；至盛唐開元晚季，瘞窟形式有的改為縱向臥式的葬法者；中唐時期的瘞窟的特點則均呈矩形單室、後壁橫向臥式葬法的結構。〔43〕

三、石室瘞窟的來源

中國中古佛教露屍葬中的林葬係直接受印度的影響，但印度的露屍葬中並無石室瘞窟這種形式，從幾個早先採取此一葬法僧人的背景看來，此一葬法似乎是受到西域佛教的影響。另外，從一些例子裡，我們也可以看出：石室瘞窟是對林葬直接暴屍林野的一種調合方式。

（一）坐化禪窟石室的頭陀僧

頭陀，梵文作dhuuta，意即修治身心、棄捨貪欲，也稱作「頭陀行」、「頭陀事」、「頭陀功德」，主要是指去除衣服、飲食、住處三方面貪欲，有所謂的「十二頭陀行」。〔44〕這十二個修行項目中，包括：在阿蘭若處住、常行乞食、次第乞食、受一食法、節量食、過午不得飲漿、著弊納衣、但三衣、在塚間住、在樹下坐、在露地坐、但坐不臥。此間和住有關的是在阿蘭若、在塚間住、在樹下坐和在露地坐，因此之故，中國中古時期頗有一些修習頭陀行的僧人們，在山林郊野找尋天然石穴、或自行開鑿石室或石窟，在其間坐禪修行。唐初僧人道會對那一個時代頭陀僧人的行徑，有很簡潔而具體的描述：「況五眾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45〕頭陀行者或依林壑、或棲崖窟、或結庵而居，其中有的僧人最後更在其所住的崖窟、草庵內過世；有的很快就被人發現，有的則是經過一段時日，才為人所發現。

早自晉代，就有僧人坐化於修禪石室的記載，如西晉時僧人訶羅竭，自小出家，「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他到洛陽之西的婁至山石室中坐禪，元康八年（二九八），他在石室中坐化，其弟子先是將他的遺體移出火葬，但令人驚異的是：他的屍身坐在火中，卻完好無損。弟子們只好將其遺體再移回石室中安置。〔46〕晉代也還有一位高昌僧人法緒，到蜀地修行頭陀，後來卒於其所居住的石室，就葬在這裡：

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兕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塚塔焉。〔47〕

東晉孝武帝太元末，還有一位行頭陀的燉煌僧人竺曇猶，他後來到了南方，「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 … 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48〕始豐即今浙江天台縣，他最後便在赤城山石室中坐化：

猶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猶屍不朽。〔49〕

他坐化於石室之初，大概未為人知曉，後來才為人發現。又，這個石室也成為他的葬所，因此三十餘年後（義熙末年），隱士神士標入山時，看見竺曇猶的遺體仍在那裡。

這種修禪的石室是可重覆地供其他的僧人使用的，在竺曇猶去世約一百年之後，僧人慧明登赤城山，找到竺曇猶的石室，並且看見曇猶的屍體仍未腐壞，便重新修整此室，並且在此石室之旁栖心禪誦，後來也在這裡去世：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猶公屍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臥佛并猷公像。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 … 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50〕

直到北朝末年、以迄於唐初，也都有頭陀僧人卒於郊野石室的記載。如後梁時荊州玉泉山僧人法忍，他在覆舟巖下行頭陀三十餘年，所居住的龕室非常狹小「纔容膝頭」，最後他在玉泉寺的北窟右脅而終。〔51〕又，北周時在長安城南樊川一帶行頭陀的僧人普圓，「有時乞食，暫住村聚，多依林墓，取靜思惟。… … 因斯卒於郊南樊川也。」〔52〕又，唐初雍州新豐（今陜西臨潼縣東北新豐鎮）福緣寺僧人道休就在他修禪的草庵裡去世，數日後才為人發現：

常以頭陀為業，在寺南驪山幽谷，結草為庵。一坐七日，乃出其定，執缽持錫，出山乞食。飯滿已，隨處而食，還來菴所。七日為期，初無替廢。… … 貞觀三年夏內，依期不出，就庵看之，端拱而卒。〔53〕

從以上幾個坐化於修禪石室、草菴的頭陀僧人之中，可知其家世背景者有三人，都是和西域有關：法緒是高昌人，竺曇猶是敦煌人；慧明是康居人。至於其他三個人，都是姓族、地望不詳，普圓和道休都是「未詳姓族」，〔54〕而訶羅竭則《高僧傳》稱他「本樊陽人」，但中古並無樊陽這個地名，《法苑珠林》的記載則作「襄陽人」。〔55〕印度的露屍葬中並無石室瘞窟這一種形式，〔56〕因此，從上述早期坐化於修禪的石室的僧人的背景，似可推知石室瘞葬可能是西域的葬法。中國佛教史的學者認為：印度的佛教係經過西域、受當地文化影響之後，才傳到中國來的。〔57〕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石室瘞窟這種形式可能是受到西域佛教的影響。

石室原來是僧人坐禪習靜的場所，由於有些僧人終生在此修行，就死在此地；又，從晉代開始，石室也成為佛教僧人藏屍之所。一直到唐末，此一風氣仍然不衰。這一點從會昌三年（八四三）能禪師在山中石室的銘文，可以看得很清楚。能禪師在山中開闢了一石室，作為修禪之所，唯恐為其他僧人侵佔、作為藏屍之所，特別樹銘立石，說明此石室是「不葬死僧」的：

自有此山，即有此窟，火不能焚，水不能沒。能師矻矻，勞心苦骨，誓口山僧，鑿成禪室。室成稽首焚香白佛：願此石室，不口不室，與僧安禪，與劫終畢。猛獸勿入，毒蟲應出。不葬死僧，不栖鬼物。茍違是銘，得罪如律。〔58〕

由此似可推知當時若有一個石室禪窟，是有被他人侵佔作為瘞窟的可能。

（二）林葬的調和形式

從頭陀僧人的自然坐化於修禪的石室中，到採用石室作為露屍葬的一種形式，其間是有軌跡可尋的。此外，石室瘞窟也被作為林葬的一種調和方式。

由於林葬直接暴屍於原野，以飼鳥獸蟲蟻，對於執行此一遺願的弟子或親人而言，是有不忍和不捨之情。〈續高僧傳‧遺身篇〉的傳論中，對林葬從其理念到實施的具體情狀，有很簡短而竦人心目的形容：

且夫陳屍林薄，少袪鄙￭[左為忻的字旁，右為吝]之心，飛走以之充飢，幽明以於熏勃，得夫相補，￭(右為甚，左為少)能兼濟，遂有蟲蛆涌於肉外，烏隨啄吞狼籍，膏於原野，傷於慈側。〔59〕

因此，就形式上來說，石室瘞窟比林葬而言，略有掩蔽，暴屍的程度較為輕徵一些，對於為死者執行露屍葬的弟子、親屬來說，似乎比較可以接受。

從僧傳或塔銘中，可知石室瘞窟是林葬暴屍林野的一種調整的形式。有些佛教的僧人或俗家居士遺言林葬露屍，但是其弟子或家人不忍遵從遺命，把其林葬的遺願作了一點修正，而將其遺體瘞藏在石室或石窟之中。對於執行這種露屍葬死者的弟子或親人而言，一方面得以遵從死者捨身血肉的遺願，另一方面減低其暴屍的程度，使生者在心理上好過一些。如東晉時，敦煌僧人單道開卒於廣東羅浮山的山舍，他遺命要以屍體置於石穴中---即是將遺體暴露在叢石之間的空隙。不過，他的弟子並未遵行，而將他放在石室裡。〔60〕雖然露屍葬的目的是要「捨身血肉」，但石穴比石室更是一種開敞的空間，單道開的弟子應是懷有疼惜其師的心情，所以將其他的遺體置於石室。

又例，唐高宗龍朔三年（六六三），長安濟度寺比丘尼法願去世，臨終囑咐家人將她棄屍林野，以「捐軀摯鳥，委形噬獸」。不過，她的姐姐和弟弟不忍心依照她的遺言，而在少陵原開鑿石窟，以瘞藏她的遺體，也就是採取石室瘞窟的露屍葬法：

… … 忽現身疾，大漸之晨，謂諸親屬曰：「是身無我，取譬水汫，是身有累，同夫風葉。生死循環，寔均晝夜。然則淨名申誡，本乎迅朽；能仁乖則，期於早化。金棺乃示滅之機，玉匣豈栖神之宅？誠宜捐軀摯鳥，委形噬獸。」… … 姐、弟永懷沉痛，不忍依承遺約，乃以其年十月十七日，營空於少陵原之側，儉以從事，律也。〔61〕

法願臨終對於她後事的安排，充分顯示出露屍葬的理念，不過，她的親人們卻難以接受她暴屍林野的遺願，「姐、弟永懷沉痛，不忍依承遺約」，最後在少陵原「為空」，將其遺體掩藏在石窟裡，從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石室瘞窟是露屍葬的一種調整的形式。又，後文云此葬法係「儉以從事，律也」，乃是依佛教戒律之意。

四、僧人的石室瘞窟

雖然文獻或是考古方面的發現，石室瘞葬多集中在長安和龍門，不過，但從僧傳可知，它也為其他地區的僧人所採行。

（一）長安的石室瘞窟

長安附近的石室瘞窟集中在杜城、馬頭和少陵原三個地區。文獻上所見，杜城一帶稱開窟，而馬頭和少陵原則多以「空」或「穴」為名。

由於馬頭一帶的地形易於鑿成窟室，關中一帶又習稱土窟為「土空」，所以在馬頭鑿成的窟室就稱為「馬頭空」或稱「馬頭穴」。隋開皇八年（五八八），京師大興雲花寺僧人僧猛卒，「葬于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花寺。」〔62〕應是葬於馬頭的石窟之中。又，唐高祖武德六年（六二三），長安大興善寺僧法侃卒，也是「殯於東郊馬頭穴內」。〔63〕

長安興聖寺尼法澄，曾在「馬頭空起舍利塔」，開元十七年（七二九）十一月，她命過遷化，就葬在馬頭空舍利附近的窟室中，〈大唐故興聖寺主尼法澄塔銘〉云：

法師諱法澄，字无所得，俗姓孫氏，樂安人也。… … 遂於上元二年出家，威儀戒行，覺觀禪思，跡履真如，空用恆捨，遂持瓶缽一十八事，頭陀山林，有豹隨行，逢神擁護。於至相寺康藏師處聽法，探微洞悟，同彼善才；調伏堅持，寧殊海意。… … 臥訖遷神，春秋九十，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三日也。以其月二十三日安神於龍首山馬頭空塔所。門人師徒弟子等未登證果，豈知鶴林非永滅之場，鷲嶺是安禪之所？號慕之情，有如雙樹。… …〔64〕

按釋迦牟尼在拘尸那揭羅城跋提河畔的娑羅雙樹林入滅，其林變白，有如白鶴。鷲嶺，則典出印度王舍城南的屍陀林，因其中多死人，鷲鳥糾集於此，故人多稱其地為「鷲頭山」。〔65〕依此，則「豈知鶴林非永滅之場」，是以法澄的去世比附世尊的入滅；而「鷲嶺是安禪之所」，則是暗示法澄採取露屍葬法。由此可見，法澄是葬在馬頭空的石室，而非其所修的舍利塔之內。法澄係太子太保宋國公蕭瑀之第五女，蕭瑀自身是三階教徒，他有三個女兒（長女法名法樂，三女法名法願）、一個兒子，和一個孫女（其子蕭釴之女，法名惠源）出家。〔66〕自信行禪師以下，三階教徒有實施露屍葬林葬的傳統，〔67〕是以蕭瑀之族出家者中，除了法澄採石室瘞藏的露屍葬之外，另有惠源也葬在長安少陵原的土窟中。

在馬頭以外，長安城南的少陵原、高陽原也有石室瘞穴。唐貞觀十一年（六三八）長安崇義寺僧人慧頵卒，「葬於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遷南山豐德寺東巖，斲石為龕，就銘表德。」〔68〕她係瘞藏在高陽原的石窟中，後來收拾餘骨，瘞葬在終南山豐德寺東巖的石龕中。

少陵原在長安城南，終南山之北。〔69〕前文提及的長安濟度寺尼法願臨終囑咐要採取露屍葬，其姐弟就是為她「營空於少陵原之側」，在少陵原開鑿石窟以瘞藏其遺體。〔70〕關於「營空」，《金石萃編》云：「營空，疑即營窆之義，或借空為窆字。又，空與孔同，孔與穴同義。瑀之孫女為銊女，亦出家濟度寺為尼，名惠源，塔誌亦作『神空』。」〔71〕王昶的解釋並不正確，不過，他注意到「空」同孔、穴同義，可惜並未發現此為一種石室瘞葬法。他提及的濟度寺尼惠源的塔銘是稱作「神空」，按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九月二日，濟度寺比丘尼惠源卒，其遺命更明白地說要在「少陵為空」，以為露屍葬所，〈大唐濟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

他日大師厭世示疾，以開元二十五年秋九月二日，從容而謂門人曰：「死生者，天之常道。身沒之後，於少陵原為空，遵吾神也。」言卒右脅而臥，怡然歸寂，始知至人不滯於物矣。… … 即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于空，遵理命也。… …〔72〕

由上可知，「從事于空」也成為石室瘞窟這種葬法的代稱了。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對「神空」的詮釋是：「浮屠之法，焚骨而瘞之于塔，此獨云神空者，蓋墓而不塔也。」〔73〕這是不知「空」為關中一帶的土話，也不了解中古時佛教僧俗人士有以石室瘞窟為葬的風氣之一種推測。

又，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六月二十三日，長安青龍寺僧人光儀圓寂，遺言要葬在少陵原南：

遺言令葬少陵原南，乃鑿原成室而封之。〔74〕

按少陵原多石室瘞窟，遺命葬少陵原南，也就是表明要在採取石室瘞葬；而後來果然是為她開鑿一個石室以瘞藏其遺體。

長安宣化寺尼堅行禪師，卒於開元十二年（七二四）十月二十一日，臨終遺囑，「令門人等造空施身」，也就是為她開鑿逼個石窟以瘞藏遺體，以此達到捨身血肉的目的。至開元二十一年「親弟大雲僧志葉、弟子四禪、賢道、法空、淨意等收骨葬塔」。〔75〕〈大唐宣化寺故比丘尼堅行禪師塔銘〉云：

禪師諱堅行，俗姓魚氏，京兆府櫟陽人也。惟師貞行苦節，精懃厥志，捐別修而遵普道，欽四行而造真門。〔76〕

可見她是一位三階教徒，隋唐時期三階教僧俗信徒多有施行林葬者。〔77〕

（二）龍門瘞窟

龍門一地不僅有石窟造像，也有唐代佛教僧俗信徒的瘞窟。關於石窟寺中瘞葬人的洞穴，最早見於記載者是西魏文帝乙弗后葬於麥積山石窟；另外，敦煌、龍門、四川等石窟也有瘞窟。〔78〕在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中，迄今已發現十五個瘞窟。〔79〕

龍門瘞窟成群，主要是六世紀末以後，僧俗信徒陪葬在高僧大德的塚墓塔側，形成一種的風潮，除龍門以外，還有安陽寶山、長安百塔寺、神禾原，他們往往是追隨著其所景仰的某一位僧人，陪葬在其塔側。〔80〕以龍門一地來說，如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圓寂的安國寺尼惠隱臨終遺言：「吾緣師僧父母，並在龍門，可安吾於彼處，興尊者同一山也。」〔81〕又如，卒於開元二十六（七三八）年的薛夫人盧未曾有，她宗事大智禪師，曾立遺囑：「令卜宅所，要近吾師，曠然遠望，以慰平昔。」〔82〕按，大智禪師塔在龍門奉先寺的西原。〔83〕因此，龍門瘞窟成群，其中有僧尼，也有俗家的善男信女的墓所。

迄今考古學者在龍門已經發現了三十九處瘞藏遺體的瘞窟，另外，還有九十四個埋葬火葬骨灰的瘞穴。瘞穴和瘞窟的不同是：瘞穴的規模較瘞窟小，其洞穴的高、寬一般不超過五十厘米。〔84〕

在龍門的三十九處瘞窟中，唐代前朝的瘞窟集中在龍門西山，中唐時期則分佈在東山香山寺南崖至龍門橋一帶，晚唐時期的瘞窟則分佈在東山老君埧溝北崖和萬佛溝北崖兩個地帶。〔85〕

從以下三個僧尼龍門瘞窟的銘記，可知其時人稱瘞窟為「龕」。

在龍門的奉先寺南、王祥洞附近，有所謂的「惠燈洞」，這是卒於開元十九年（七三一）比丘尼惠燈的瘞窟。其窟高一‧四六米，寬一‧一六，深一‧○二米。入口為圓形拱門，門右左雕二力士，門口上方鐫有〈大唐 … … 尼和和 … … 銘并序〉，文云「于龍門西巖造龕」又稱「爰鑿巖窟」：

… … 右金吾將軍崔瑤及口永和縣主武氏，傷梵宇之摧口（構），痛口（津）口（梁）之永絕，遂于龍門西巖造龕安置。… … 其銘曰：

… … 爰鑿巖窟 … … 南口（瞻）國門 … …〔86〕

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武三思之次女、洛陽景福寺尼靈覺卒，〔87〕葬在龍門石牛溪上方山溝的瘞窟「靈覺洞」，洞長三米，高一‧一六米，地面有高約八公分的長台。洞內右壁的前方鐫有〈大唐都景福寺威儀和上龕塔銘〉云：

… … 遂于龍門西巖造龕，即以其月□日□□□，禮也。季弟崇正哀友生之義重，悲同氣之情深，如□□□遂為銘曰：

… 闕塞之北，口門之南，□ … … □潭下 … … 石，永閟幽深，天長地□（久），耕□（鑿）無□。〔88〕

開元二十六年，洛陽大奉國寺僧守忠卒，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其弟子將他安厝在龍門南岳，天寶四年（七四五），為銘記。〈口京大奉國寺故口口龕口記〉云：「遂安口口龍門南岳，口口口口不忘故也。」〔89〕可能守忠的師僧父母也都葬在此地，所以說「不忘故也」。

唐德宗興元元年（七八四）十二月十四日，洛陽安國寺上座韋和上（尚）卒，韋和上法號圓淨，她出身韋氏家族，祖先世代官宦，至其父「德高位下」，官亳州永城縣丞。她去世之後，先是「斂柩於律院之東堂，為後人會之所，長老童蒙無不流涕。以興元二年正月十日安神于龍門天竺寺西南原，禮也。」又，從其銘曰：「寂滅可樂，塵心自哀；蒸蒸孝子，奉神山隈。」〔90〕可知她是葬於龍門瘞窟的。

天竺寺位於今龍門西山寺溝北嶺，鄰近龍門石窟，〔91〕如上述的韋和上，以及弘聖寺僧人真堅，都是瘞藏在此地的瘞窟裡的。從唐德宗興元元年一所為洛陽弘聖寺僧人真堅所建立的經幢，可知他是在瘞葬在天竺寺南的石窟中，〈大唐東都弘聖寺故臨壇大德真堅幢銘〉云：

興元元年五月十二日，忽示現生滅，終于弘聖寺本院。俗年五十有七，僧臘三十七夏。其月十五日，於東都龍門天竺寺南□(右為土，左為凹)面陽安厝，儀也。出家姐安國寺主真心，俗弟盧州長史棧，弟子弘聖寺僧嗣興等，敬造尊勝陀羅尼善幢，以記遷謝。〔92〕

因其在龍門天竺寺南的向陽的石窟裡瘞葬，露屍葬是佛教的葬法，故云「儀也」，也就是「從僧儀」之意。

另外，在龍門唐代護法寺附近，也有僧人的瘞窟。護法寺的地點，應在伊闕正北、今龍門村旁的闕口一帶。洛陽敬愛寺僧人口滿，他生前便在此地選好一個地點，並且樹立了一所「尊勝經幢」，〔93〕作為為他死後露屍葬之場所，在此經幢上所刻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贊文〉中云：

爰有敬愛寺上座口滿，幼懷悉達，早悟浮幻，… … 曾植善根，且真見逆，政性善撓，常以平等施于物情。利周害不能易其心，榮辱不能變其節。每於經行之際，宴口之坐，觀物像湍流，存亡倏乎，冀身有託，願立勝幢于護法東陲浴室院後先師塔側而建崇焉。夫壽夭誰期。修短何口。儻身簽火，暮便歸於此，此則逆修之所也。… … 生作焚香洒掃之地，沒為舍身歸葬之原。… …〔94〕

這個地點是在護法寺東陲浴室院後其故師塔側，據其贊文的描述其地是「立松原兮狀亭亭，鎮古岡兮高嶷嶷」，〔95〕應是位於一個高岡之上，和作為石室瘞葬場所形容的「千尋直壁，萬仞高崖」很相似，而上文又說「儻身簽火，暮便歸於此」。上座僧口滿其人平素就是「常以平等施於物情」，死後則採取「平等施身」的露屍葬，故他在生前即決定，以此地為「生作焚香洒掃之地，沒為舍身歸葬之原」。

又，在唐憲宗元和九年（八一四）故去的寧剎寺臨壇大德比丘尼澄燦，也是在護法寺之西原，採石室瘞葬，其後門人追思之餘，為她建立一所尊勝經幢，在此幢上的〈唐寧剎寺故臨壇大德尼澄燦尊勝陀羅尼幢記并序〉中云：「即以元和九年八月七日終于本寺法花道場。是年九月，法葬于禹門護法寺之西原，以從禮也。」〔96〕寧剎寺是東都的一座尼寺，其寺多位比丘尼和龍門的石室瘞葬有密切的關係，如在奉先寺前崖瘞窟中採石室瘞葬的尼惠燈，即曾在長安三年出居於寧剎寺，大曆二年圓寂的寧剎寺比丘尼惠空，也是葬在龍門的瘞窟中。〔97〕又，造幢記云「法葬于禹門護法寺之西原」，當係指此一葬法為佛教之葬法，故稱「法葬」。

（三）其他地區

石室瘞窟也見於長安、洛陽的龍門之外的地方：

陳宣帝太建元年（五六九），東陽郡烏傷縣（今浙江）雙林大士卒，「遂合殮於巖中」。〔98〕隋文帝開皇九年（五八九）七月十日，善於講《涅槃經》的徐方中僧寺人慧□(右為日，左為桓)遷化，就是「窆於鍾山之巖」。〔99〕

隋煬帝大業六年（六一○）六月，九江廬山僧人智鍇卒於州治之寺，後來弟子將他的遺體載回廬山，封藏於石室之中：

氣屬炎熱，而加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反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今如初焉。〔100〕

隋唐之際，有一位修行頭陀行的僧人道林，他一生大都在山林結宇，或在山間絕遠處鑿龕居住修行。隋文帝敕命他住大興國寺，但不久之後，他便逃到梁山之陽「河崖迴曲，地稱天固，鑿山為窟，凝道其中。」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七月，道林命過遷化，「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即於山栖鑿龕之處。」〔101〕

武德七年冬，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市）大興國寺僧慧超去世，就葬在離此寺十餘里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一年之後，發現他的遺體仍然完好，就把此窟封閉起來，在其上建塔。〔102〕由上可知，石室瘞窟的本來目的是要敞開窟戶，施予鳥獸蟲蟻的，而因時經一年，慧超的肉身依然無損，所以才將此窟封閉。

唐初，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蒲州鎮）仁壽寺僧人普明命過，「乃遷葬蒲□(左為土，右為反)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普明其人專攻《涅槃》《四分律》和《攝論》，戒行精嚴。〔103〕貞觀十九年（六四五），蒲州普濟寺僧人道英也是採取石室瘞葬。

初將終日，眾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 …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僉曰：「英不樂喧嘩，但存道業。」便即莊南夏禹城東、延年陵東（當作南），鑿土龕之。〔104〕

即以土做成一個瘞藏遺體的空間。

唐太宗貞觀三年（六二九），著名的法藏禪師在鄠縣（陜西盧縣）觀臺寺去世，也是採取石室瘞葬：

以貞觀三年終於鄠縣觀臺，因殮武子￭(左為土，右為追)際南雲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為銘貞石，在於龕側矣。〔105〕

貞觀中，長安定水寺僧人僧鳳應邀至岐州陳倉縣（今陜西寶雞市）西山龍宮寺講經，就在此地圓寂，即在縣北採石室瘞葬：「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之，仍施白塔，苕然望表，遠近瞻屬，無不涕零。」〔106〕

又，貞觀七年（六三三）八月，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僧人道昂卒於報應寺中，道昂為靈裕的弟子，他先前「常於寒陵山寺，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所以在寒陵山為其開鑿石窟，以藏其屍：

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不朽，儼然如初。〔107〕

唐玄宗開元四年（七一六），河南嵩山閑居寺僧人元珪禪師遷化，遺體先置於寺北崗，至開元十一年（七二三），方收骨起塔，〈大唐嵩岳閑居寺故大德珪禪師塔記〉：

至開元四年歲次景辰秋八月甲辰朔十日癸丑，終于龐塢，春秋七十有三。十三日景辰，權厝于寺北岡之東。至十一年歲次癸亥秋七月，乃營塔於浮圖東嶺之佐、大師味淨之所，而庭柏存焉。癸已晦，奉遷于塔，從僧儀也。〔108〕

咸通十一年（八七○）三月十日，甘泉院曉方禪師卒，門人在寺南盤龍山頂建造石龕以葬，〈唐故甘泉院禪大師靈塔記〉云：

…故門人法順等悉心勤力，肇建靈龕於院西南一百步盤龍山首焉，以明年口月口日，奉遷神座於是山。〔109〕

由上可知，雖然石室瘞窟這種露屍葬法特別集中在長安和洛陽的龍門，不過，它也散見於南、北各地。

又，隋唐時期，僧人的石室瘞窟也常成為宗教的聖地，不僅是信徒禮拜的場所，僧人也用以作為教化的活教材。隋代國師智者大師藏屍的石龕：「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110〕又如唐初僧人法順藏屍的石龕「四眾良辰，赴供彌滿」，其弟子也常在此化導民眾：

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皋，華嚴攝論，尋常講說，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終（絕）矣。〔111〕

五、俗人的石室瘞窟

迄今所知，從唐代才有俗人採行石室瘞葬；不過，北朝末年時，皇室中也有兩位是瘞葬在石窟之中。就現今所能掌握到的資料，唐代俗人的石室瘞窟僅見於長安和洛陽龍門。

（一）乙弗后和高歡的瘞葬

中國俗人最早採取石室瘞葬者，是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鑿麥積崖為龕而葬」。乙弗氏的葬於石龕，顯然是受佛教的影響。她雖貴為皇后，但由於柔然對西魏的威脅，文帝採取和親政策，另娶柔然主阿那懷的長女為后（即悼后），因此命令乙弗后出家為尼，居於別宮。不過，文帝對乙弗后仍然舊情不忘，有意再續前緣。大統六年（五四○），柔然入侵，據傳是為悼后打抱不平而來的，因此，文帝以國家為重，賜死乙弗后，並且將她瘞藏在麥積山石窟。乙弗后就死之前，曾「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為落髮。」〔112〕可見她葬在麥積山石窟中，顯然和她的佛教信仰有關。據傅熹年的考證，今麥積山第四十三窟就是乙弗后的瘞窟。〔113〕該窟內部分前、後兩室，後室縱式葬屍，前室佈置佛教藝術，是一個所謂的「含像瘞窟」。〔114〕

七年之後，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五四七）正月，大丞相高歡去世；當年八月，瘞葬在北響堂山石窟中。據《資治通鑑》的記載：

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115〕

唐‧道宣的《續高僧傳》也提及這一點：

仁壽下敕，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齊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諸雕刻駭動人鬼。〔116〕

一直到明代的文獻，都記載著高歡瘞藏在北響堂山石窟中。《永樂大典》云：

智力寺：《元一統志》：「寺在磁州武安縣。齊高歡薨於太原，默置于鼓山天宮之傍。」即此，滏陽乃虛陵也。〔117〕

智力寺，也就是今北響堂山寺。又，文云「滏陽乃虛陵也」，係因〈魏書‧孝靜帝紀〉上說「（八月）甲申，葬齊獻武王於鄴城西北」的緣故。考古學者也確實在今北響堂山第三窟中心方柱上部，發現一個洞穴，深三‧八七米，寬一‧三五米、高一‧七七米，〔118〕這應當就是瘞藏高歡靈柩的陵穴了。趙立春認為此洞很小，而且「內部四壁皆為素面，洞內空無一物」，所以這是一個「虛葬」，而推測實際上高歡可能葬在河北磁縣茹茹公主墓一帶。〔119〕本文則認為此一陵穴原來應該是高歡的瘞窟，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從唐代以迄明代的文獻都說明了此是高歡的陵藏，《永樂大典》並且指出滏陽才是高歡虛葬之處。二、此洞雖小，不過瘞窟的形制本來就不大。三、趙文認為此一洞內四壁皆為素面，和記載不合：但如此係陵藏，而且如《資治通鑑》所言，窟成後盡殺其匠人，那麼洞內的情形只能是推測。四、關於洞內空無一物，有以下兩種可能，一是如《通鑑》所云齊亡之後，有「匠人之子發石取金而逃」，在盜墓時並毀移其柩。二是從後來佛教僧俗的露屍葬中，多收拾餘骨，另在他處埋葬或起塔的情形看來，高歡的靈柩或有可能後來再葬於平陵。

（二）龍門的俗人瘞窟

乙弗后和高歡的採行石室瘞葬，確和佛教信仰有關，但迄今並無任何的資料可以說他們的埋葬有露屍葬「捨身血肉」的意圖。不過，唐代洛陽龍門和長安地區的俗人石室瘞窟，則顯係為露屍葬。如同林葬一樣，這些採行石室瘞窟露屍葬者的墓誌、塔銘或石窟的題記，有的係直接說明其係採取露屍葬，如下文所洛陽縣文林郎之妻婁氏瘞窟的銘文中，就很清楚地說明她係「尸陳戢唐，魂藏孤岩，實曰尸陀法」：又，如葬於長安馬頭空石窟中的董夫人的墓誌銘，就說明她遺言「不須棺葬，致諸巖穴」。有的則頗為隱諱，不過，從其所用和石室瘞窟有關的詞語「空」、「龕」、「懸巖」，或者其家人遵從亡者遺言採取此一葬法的猶豫，也可推知其係採行露屍葬。

迄今龍門已發現唐代瘞窟三十九座，刊有銘文者有四所，其中三所有紀年的，〔120〕都屬俗家的居士。另外，從迄今所發現的一些墓誌銘中，也可知當時還有一些俗家信徒瘞葬在龍門瘞窟者。

俗家居士在龍門為窟以葬者，除了受佛教露屍葬的影響之外，有一部分的人也係受到其所崇敬的僧人的影響，陪葬其石室塔側。如卒於武則天證聖元年（六九五）的封抱，〈大周故封府君墓誌銘并序〉云：

府君諱抱，字義，河南洛陽人也。… … 粵以證聖元年五月七日，遘疾於綏福里第，歸全知命，寢疾不醫，正而已矣，闇忽永辭。其月二十日，卒於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嗟呼！千載所以疑生，九原於焉遂作。即以天冊萬歲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窆於龍門山之懸巖。左連嵩岳，周晉之仙臺；右帶華陰，睇平公之神室；南臨福地，兜率圖彌勒之容；北極隍城，紫微立金輪之帝。〔121〕

證聖元年九月，改元天冊萬歲。故封抱以證聖元年五月卒，同年十月，葬於龍門山懸巖的瘞窟。其墓誌銘云其所葬的地點「右帶華陰，睇平公之神室」，可知僧人平公當是採取石室瘞葬，而他可能是平公的俗家弟子，依此可以推斷他瘞葬於此，是含有追陪平公之意。

開元二十六年，大智禪師的俗家弟子盧姓女子名未曾有者，就是葬在龍門西崗的瘞窟中，〈有唐薛氏故夫人實信優婆夷未曾有功德塔銘〉云：

優婆夷諱未曾有，俗姓盧氏，范陽人，曾祖義恭。… …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己卯右脅而臥，告終於城南別業，春秋二十有二。是月景申，遷神於闕塞之西崗，禮也。… 自宗師大智，茂脩禪法，… … 先是未疾之辰，密有遺囑，令「卜宅之所，要近吾師，曠然遠望，以慰平昔。」後之人慈悼兼極，不敢加焉。其殊致豐裁，猶略而不舉，故銘窣堵波，用彰其徽烈。必後成正覺，當示獻珠之奇；如未轉女身，且為散花之侶。… …〔122〕

未曾有的「遷神於闕塞之西崗」，又據「故銘窣堵坡，用彰其徽烈。必後成正覺，當示獻珠之奇」之句，可知其係在龍門施行石室瘞葬，並且有追陪大智禪師靈塔之意。在大智禪師的靈塔附近，也有其他陪葬的俗家弟子，如固安公盧從願的夫人鄭德曜，她生前「鑒照圖史，精求大乘」，去世後「權殯于河南縣伊川鄉龍門西山靈塔之右，從遺命也」，此一靈塔即是開元二十四年起塔於龍門南崗奉先寺西北一帶的大智禪師之塔。〔123〕

又例，天寶十三載（七五四），葬於龍門瘞窟的安鄉郡長史黃府君夫人彭氏，則係葬在其夫安鄉郡長史黃府君之龕旁，〈大唐故安鄉郡長史黃府君夫人彭城劉氏龕銘并序〉：

天寶十三載口月二十一日，寢疾終於東京宣教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嗚呼哀哉！即以其載秋月十日，葬於龍門南西山淨土林太平口律師之塔北、長史之龕傍合祔，禮也。… …銘曰：

龍門峨峨兮白水湯湯，鶴林森森兮玄室光光。矧伊人兮宅兆，口幽魂兮冥茫。… 〔124〕

由其係葬於「長史之龕旁合祔」之句，可知其夫安鄉郡長史也是葬在龍門的瘞窟。黃氏夫婦同葬於「太平口律師之塔北」，應當也是為了追陪其師之故。又，太平口律師可能和前述封抱墓誌銘所云「左帶華陰，睇平公之神室」的平公，是同一個人。

另外，卒於高宗麟德二年（六六五）的河東王師，也是葬於龍門瘞窟，據〈大唐故河東王夫人墓誌之銘〉云其夫朝散大夫任唐「棄榮不仕，歸心正覺」，不過，王氏先其夫而逝，當是其夫將她葬在龍門的：

夫人諱師，字化，并州太原人也。… …未盡偕老之期，先致移天之禍。粵以麟德二年，歲在乙丑，五月壬申朔四日乙亥，遘疾終於溫柔之第，春秋六十有二。嗚呼哀哉，俄掩窀穸，其月十三日甲申，葬於龍門敬善寺西元祚之山，禮也。…其詞曰：

… … 松心風月，託志煙霞。千尋直幹，萬仞高崖。（其一）

… … 卜彼宅兆，口茲遷厝。… …（其四）〔125〕

龍門開善寺區一帶多瘞窟，又從其銘「松心風月，託志煙霞。千尋直幹，萬仞高崖。」之句，可見王氏遺體是掩藏在瘞窟中。

多數的瘞窟是需要以人工開鑿的，今日龍門雖然仍有唐代瘞窟存留，但無由知道其建造的過程；不過，在〈潤州刺史王美暢夫人長孫氏墓誌銘并序〉中，則有寥寥數語，敘述造瘞窟的情景，彌足珍貴。長孫氏卒於武則天大足元年（七○一），遺命於「龍門山寺側為空以安神」，其子王昕等遵其遺令，於長安三年（七○三）在龍門鑿造瘞窟，將她安厝其中：

夫人長孫氏，河南郡人也。… …以大足元年六月二六日，薨於汝州私第，春秋五十有四。夫人宿植得本，深悟法門，捨離蓋纏，超出愛網，以為合葬非宜，何必同墳？乃遺令於洛州合宮縣界龍門山寺側為空，以安神埏。子昕等孝窮地義，禮極天經，思切風枝，哀纏霜露。從命則情所未忍，違教則心用荒然。乃詢訪通人，敬遵遺訓，遂以長安三年，梯山鑿道，架險穿空，構石崇其基，斮絮陳其隙，與天地而長固，等靈光而巋然。〔126〕

在長孫氏去世後兩年，其子才在龍門開鑿瘞窟「梯山鑿道，架險穿空，構石崇其基，斮絮陳其隙架險」，其間固然有其子在儒家禮教和宗教信仰之間的徬徨，不過，若不是利用天然的窟室，以人土開鑿造窟費工費時，也必需經濟能力富足者，才可以辦到，這也就是龍門瘞窟所葬者，都是高門大族的緣故。如比丘尼脩梵俗姓張，是瀛州刺史張烈的第三女，嫁給同屬高門的同縣崔氏；比丘尼惠源則為蕭瑀的孫女。

唐中宗神龍三年（七○七），王才賓之母也是在龍門採行石室瘞葬，〈大唐口口口口氏浮圖頌〉：

… … 記嬪則於龍龕，覿母儀於鷲嶺。乃為頌曰：… 大唐神龍三年王才賓為亡母造〔127〕

此外，在龍門鑿龕而葬者，還有開元六年（七一八）四月二十三日去世的榮州長史薛府君夫人柳氏，「乃遺命鑿龕龍門而葬，從釋教也。」後來其女便在龍門西山營造巖龕，於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自殯遷葬于龍門西山之巖龕，順親命，禮也。」〔128〕從她去世到安神於瘞窟之間，有四個月的時間的差距，當是尋覓、開鑿瘞窟葬需費時日之故。

考古學者對龍門瘞窟所作的考察，使我們對於此一瘞葬形式，有更具體的了解。在龍門西山敬善寺區，有葬於龍朔元年（六六一）洛陽縣文林郎沈里之妻婁氏瘞窟。該窟窟口高一‧五米，寬一‧五米，立面呈馬蹄形的拱柱結構，內部平面略近馬蹄形，東西長一‧○二米，南北長一‧五三米，高一‧五二米。窟內西壁原有榫式插入的活動優填王像一軀，今已不存。在窟北壁向外鑿有圓拱形空龕，高一‧一二米，深○‧三五米；這就是婁氏遺身坐式葬法的空龕。〔129〕在此窟南側門拱的拱腹間，刻有銘文，可知此係洛陽縣文林郎沉里為其妻婁氏所造的瘞窟，就中說明了此係婁氏的遺願：

大唐龍朔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洛陽縣文林郎沈里為亡妻婁氏敬造優填王像一龕，以言紀事，勒之于后。… … 然婁宿殖德本，早瑩禪心，識幻真幻之機，表身非身之始。… …鄙時俗之送終，精寶繡于泉壤；慕先哲之歸向，寂分軀于草莽。顯慶五年十亍，寢疾于思恭里之第而澹里，曰：「笄冠之初，契期偕老。豈意非福，痼瘵纏躬，不諱之後，願從所志。」其月二十八日，薨于私第。遂延僧請佛，度建法壇，設供陳香，累七不絕。筮箴卜日，休兆葉從。寶幢香車，送歸伊濱，尸陳戢唐，魂藏孤岩，實曰尸陀法，禮也。… …〔130〕

婁氏卒於顯慶五年（六六○）十二月，次年十一月，方葬於此窟。上文云「尸陳戢唐，魂藏孤岩，實曰尸陀法。」按戢唐意為歛穴，「尸陳戢唐」意即石室瘞窟的葬法，「尸陀法」原指露屍於尸陀林的林葬法，〔131〕由於石室瘞葬也屬於一種露屍葬，故云「實曰尸陀法」。

在龍門淨土堂北崖張氏瘞窟，是盛唐時代的瘞窟。（見圖一）該窟窟口方形，高一‧二米，寬○‧九米。內部呈寬二‧四六米，深二‧三三米的方形平面，門檻內側為一高三五、長九七、寬一○厘米的梯形平台。平台西側為一長二‧四六米、寬一‧二四米、深○‧四四米的凹槽，凹槽西側起一等長、寬一‧○九米的石刻方床，這就是安置張氏遺體的石床。在此窟的窟額偏南側，有題記云：

故贈使持節相州刺史蕭元禮夫人張氏，少歸佛口，頻涉真如，知諸法之有為，… …自因口口，載此靈龕，庶使幽容，長垂不朽。乃為銘曰：

大哉至尊，立教報，既空彼相，焉有此身？扙口口累，長為其口。〔132〕

從其銘文可知張氏之所以採取佛教的露屍葬的理念，而「載此靈龕，庶使幽谷，長垂不朽」，則說明了她採石室瘞葬法。

另外，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調合的形式，即做為虔誠佛教信徒的婦女先採行窟葬，後來由她的兒子撿拾其遺骨，與其夫合葬於祖塋。如武則天長安四年（七○四）正月二十日，定遠將軍安菩薩夫人何氏卒，「以其年二月一日，殯於洛城南敬善寺東，去伊水二里山麓，禮也。」如前所述，敬善寺區有婁氏的瘞窟，何氏有可能先葬於龍門敬善寺附近的瘞窟。至中宗景龍三年（七○九），其子金藏啟發先前於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在長安去世、葬在長安龍首原的安菩薩靈柩，和何氏的餘骨，合葬龍門東北山麓處。按何氏原來葬在伊水西側二里山麓的瘞窟，後來和其夫合葬的地點則是在伊水之東〔133〕，這可能才是安氏的祖塋所在地，按張乃翥指出唐代昭武九姓中的安氏家族，有因佛教因素葬龍門者。〔134〕

又，從以上諸例如婁氏瘞窟、安菩薩夫人何氏、河東王夫人瘞窟、榮州長史薛府君夫人，皆瘞藏在西山敬善寺區，可知龍門敬善寺附近有很多俗家信徒的瘞窟。

（三）長安俗人的石室瘞窟

關於長安的俗人瘞窟，迄今未有考古方面的資料，但從少數長安地區的墓誌，可知長安在家的佛教信徒也有採行此一露屍葬法者。如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十二月十日，衛州刺史夫人楊十戒去世，她生前遺囑捨身，後來由其子將她的遺體安置在萬年縣的同人原（即銅人原，在長安城的東北），〈唐故使持節衛州刺史李君楊夫人（十戒）墓誌銘并序〉：

夫人諱十戒，弘農華陰人也。…既而天昧與善，良人早世，… …以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終於長安之太平里第，春秋五十八。有子元諴、元謹，並資內訓，… … …粵以十九年正月十三日，厝於萬年縣同人原之空，遵遺制也。… …乃為銘曰：

… …山庭落日，松逕凝煙。紀徽音於萬古，與蘭菊而俱傳。

孫延光、延嗣、延忠等，以開元六年戊午正月十四日改厝。（註：此行西鐫於本文末行下，筆體與正文迥異，似為改厝時添刻。）〔135〕

楊夫人於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去世，而於十九年正月十三日安厝在銅人原的石窟中，至開元六年（七一八）才由其孫輩為她收骨埋葬（改厝），故最後一行的字體和前面不同。

唐高宗顯慶六年（六五七），寓居長安的董夫人臨終之前，告訴其子明達在其身後將她的遺體「致諸巖穴，亙望原野」，也就是採取露屍葬，後來她的兒子遵從遺命，把她瘞藏在長安城南的馬頭空。〈大唐故董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董氏，隴西敦煌人，… … 屬穹蒼不憖，早喪所天。… … 夫人晚節，志尚幽玄，栖心淨境，凝神釋教。… … 臨當屬纊，爰有遺言：「吾沒之後，不須棺葬，致諸巖穴，亘望原野。」有子明達，死諫未從，徒瀝血以陳誠，愬蒼旻而莫及。雖奉遵顧命，而心府失圖。顯慶六年二月十八日，卒於庸州之萬年勝業里，春秋八十有七。還以其年歲次辛酉二月景寅朔二十五日庚寅，葬於京兆長安之城南馬頭空，禮也。哀子明達，望極終天，雖百身而難贖，徒結恨於三泉。… … 乃為銘曰：

… … 莓莓平皋，萋萋原隰。壟月夜明，松風曉急。無膝下以承恩，對空筵而飲泣。〔136〕

其子明達原先不同意她採取此種葬法，「死諫未從」，而在為其執行石窟瘞葬，… 這種露屍葬法時，心中仍有無限的不忍和痛苦，乃至於「雖奉遵顧命，而心府失圖」。

唐高宗永隆元年（六八○），上騎都尉方府君夫人張氏謝世，就在終南山採行石室瘞葬，〈大唐故上騎都尉方府君夫人張氏墓誌并序〉：

夫人襲慶華宗，… … 加以夙祛祛萬有，早昧三乘，得解脫於心王，了真詮於道諦。百齡有盡，俄歸息用之塗；三界無安，遽掩旋真之宅。以永隆元年十二月三日奄于長安弘化里，春秋九十有一。以二年歲次辛已二月辛丑朔九日己酉，窆于終南山陰之禮。仍就方墳，載圖圓塔，其銘曰：

… … 藏山遽遷，負舟行滅，恨起俄變，悲纏永訣。薤露朝凝，松風夜切。白日悽愴，黃泉幽咽。（其三）

依墳構塔，即隧標臺，金鈴細動，寶網輕迴。…（其四）〔137〕

按隋唐時三階教的僧俗信徒，多追隨信行禪師，在終南山施行林葬，而後收骨埋葬或起塔。在長安的石室瘞藏者，此是唯一在終南山瘞藏者，張氏或有可能是三階教徒，先採石室瘞葬，而後收骨起塔。

唐玄宗天寶七載（七八四），契吳縣令朱祥妻藺氏去世，就是瘞藏在樊川的石龕中，〈有唐故藺夫人（朱祥妻）龕銘并序〉：

夫人河西藺氏。… … 夫人即梁王典軍懷覽之少女，契吳縣令朱祥之嫡妻。遭代憫凶，孀居早歲；顧柏州而守義，撤鉛粉以端懷。刻意緇門，虔心正惠；唯慈悲以潔行，不造次以違仁。居有一男，… … 亦有二女，在家出家。出者法名光嚴，自晤已祛于女相；在者孀栖慈氏，屬念每矜其蕣華。越天寶七載秋七月，春秋七十有八，忽然示疾。無幾，以其月十四日，右脅累足，終於長安之宣義里。是日，高釋厥而來之曰：「相有奇矣，無合祔矣。」於是我嗣子惟明亦曰：「吾妣入於梵行，脫于世緣，非一日也。」乃卜其載九月十有七日，秘于此樊川之阜，龕之在矣。… …〔138〕

藺氏不僅自己篤信佛教，其子女也是佛教徒，有一個女兒出家為尼，另一個女兒亦是「孀栖慈氏」，為在家的居士。上文云她右脅累足而逝，有高僧指示此是異相，勿和其夫合葬，而其子對此也有充分的理解，說「吾妣入於梵行，脫于世緣，非一日也。」而將她瘞藏於樊川的石窟。

以上這些不和其夫婿合葬的婦女，都是因宗教的信仰的緣故，自己選擇了石室瘞窟的葬法，兼有陪葬於先師塔墓之旁的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所知採行石室瘞葬者，以高門大族的婦女為多。

六、佛教對中古婦女信徒喪葬的影響

從筆者對中古露屍葬的研究，發現實施露屍葬．包括林葬和石室痊窟的俗人信徒，以婦女居多數。其中有些婦女的墓誌、塔銘中，明言由於她們信奉佛教、甚至受了戒律的緣故。特別遺囑不願與其夫婿合葬：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婦女都是孀婦。

這些婦女之所以不願祔葬其夫，顯然是受佛教的影響特別是佛教中的修行方法，以及佛教對婦女的看法，佛教是一種禁欲的宗教，比丘修行的梵行(又稱為淨行)時，須注意保持身、語、意方面的清淨。清淨一詞，梵語suddha．’sguddhi或vi'suddha．或pari'suddha.是指遠離汙穢不淨的清白潔淨，分為身清淨、心清淨、自性清淨等，《大品般若經》第十六(不退品)就說菩薩是身心清淨。(註一三九)而要保持身的清淨，主要是要禁斷情欲。因諸佛身、口、意三業清淨，在佛經中「清淨人」指諸佛，或指阿彌陀佛。(註一四0)唐人常以「清淨」一詞來形容佛教，如《舊唐書．彭偃傳》云「佛之立教，清淨無為」：又，辛替否也說「夫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清淨和佛教的關連也屢見於唐詩之中。(註一四一)又，佛教在家男、女信徒所受持的「五戒」中，有不邪婬一項．這原來是指不和配偶以外的人有不正當的性關係，但從唐代的墓誌銘中，可見有些信奉佛教的孀婦，因夫婿先亡，長久以來是過著寡居「身清淨」的生活，因此遺言死後不願祔葬先夫。

如唐武宗會昌四年(八四四)去世的常州武進縣尉王府君夫人蘇氏，其夫早逝，愛子又夭折。她在生前就遺命不要祔葬，就提到了她「奉清淨教，欲斷諸業障」，遺命身後火葬。不過，其甥蘇讓不忍心從命，而將她土葬。(唐故常州武進縣尉王府君夫人武功蘇氏墓誌銘并序)

會昌四年七月八日，寢疾終于河南縣杜翟里之別墅：享齡七十九。嗚呼:奠無息嗣，哭唯諸姪。遺命不令祔葬。敕家臣曰：吾奉清淨教，欲斷諸業障。吾沒之後，必燼吾身。且甥姪之情，何心忽視。不從亂命，無爽禮經。(註一四二)

又，前述在葬在長安馬頭空石室的董夫人，夫婿早逝，撫有遺孤，備極艱辛，晚年虔心佛教，臨終時囑咐諸子，意欲採石室痊葬。在其墓誌銘中，就提及「夫人晚節。志尚幽玄，栖心浮境，凝神釋教。」(註一四三)佛教係清淨教，故曰「栖心淨境，凝神釋教」。

另外，如玄宗天寶四載(七四五)去世的正議大夫、行內侍雷府君宋夫人，原本就是一個佛教徒，到了中年時候．其夫去世，她信仰佛教更加虔誠了，她的墓誌銘中沒有提到她的名字，僅說她號「功德山居長」，「功德山居」大概是她住處的名稱，也和佛教有關。臨終之際，她囑咐子女，稱「吾業以清淨」，令勿將她與夫婿合葬：

夫人號功德山居長，……年十有五，而歸于我內侍雷公。……公為內省之長，我有封君之邑，協心以理于家國，並命而登乎富貴。方將偕老，同至壽域，何圖中年，半墜泉路。自內侍既沒，樂壽未亡，盡哭之餘，忽焉迥向;救前途之，轉益堅修。頓悟空色，了歸禪定。保是聖善，以為靈長。……以天寶四載九月六日，奄然歸真于京輔興里之私第，春秋五十有七。時愛子在傍，孝女同侍，乃咐囑而言曰:「吾業以清淨，心無戀者。豈以詩人同穴之言，而忘老氏各歸之本？縱猶議於封樹，即願存於貞獨。」建塔舊塋，同塵齊化。銘曰：……君子永往，哀哀未亡，盡哭虛室，齋心法堂。悟有皆空，歸真以正。不封不祔，惟清惟淨。建此靈塔，蒼然舊丘。平生孤鏡，松櫝千秋。註(一四四)

宋夫人稱「吾業清淨」，係指其皈依佛教，修習身、心意清淨。她不願祔葬先夫，為的是要追求身的清淨，所以說「縱猶議於封樹，即願存於貞獨」。又由上文可知她可能採取石室瘞葬，其方法是在雷氏祖塋上建立一塔，將其遺體置於其中，故文云「建塔舊塋，同塵齊化」，銘云「建此靈塔，蒼然舊丘」：又，銘云：「不封不祔，惟清惟淨」。

又，有的婦女的墓誌銘，則提及其受五戒的緣故，因此不願祔葬先夫。如在武則天長安二年〈七0二〉去世的故朝議郎周紹業夫人趙璧，她遺令不願和其夫合葬的原因，係因持戒的緣故．「以府君傾逝年深，又持戒行，遺囑不令合葬，墳壟還歸舊塋。」她的次子道濟遵從遺命，將她葬在邙山。〈註一四五〉另外，開元十三〈七二五〉年五月廿三日，在洛陽去世的故尚舍直長薛府君夫人裴氏，就是言明因接受了佛家戒律的緣故，不願和夫婿合葬，〈唐故尚舍直長薛夫人裴氏墓誌并序〉

夫人裴氏，河東聞喜人。 …先是遺付，不許從直長之塋，以其受誡律也。今奉所志，以明年景寅二月廿三日，葬於河南龍門山菩提寺之後崗，明去塵也。……

開元十四年二月廿三日葬。〈註一四六〉

她可能也遺囑要採取石室痊葬，因此，她雖然於開元十三年五月廿三日去世，而至開元十四年二月廿三日，才以「今奉所志」的方式，將她葬於龍門痊窟。

此外，有些婦女的墓志銘中，則僅稱因信奉佛教之故，不願祔葬先夫。如邢州任縣主簿王君夫人宋尼子，夫婿早亡，她即潛心佛教，命其一子、一女出家。武則天天授二年〈六九一〉，她在洛陽去世，臨終向諸子說明她不欲祔葬先夫的意願，〈唐故邢州任縣主簿王君夫人宋氏〉尼子〈之墓誌銘并序〉

夫人諱尼子，字尼子，廣平人也。……輔佐良人，葉扶成之大義。不謂鶄卿入夢。戴勝來巢：既奉秦嘉之書，奄愴安仁之賦。;…於是歸依八解，憑假四緣，願託津梁，追崇福祐。所生子玄嗣，遣度為大周東寺僧;掌內明珠，遂作摩尼之寶;庭中美玉，即是菩提之樹。……豈若道兼存歿，義貫幽明;長懷乎既往之情，廣樹將來之果。……以天授二年閨五月廿一日，卒於利仁坊之私第，春秋六十四。臨終之際，謂諸子曰：「吾心依釋教，情遠俗塵，雖匪出家，恒希入道。汝為孝子，理思吾言。昔帝女賢妃，尚不從於蒼野：王孫達士，猶靡隔於黃墟。歸骸反真，合葬非古。與道而化，同穴何為？棺周於身，衣足以斂，不奪其志，死亦無憂。」以大周長壽二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洛陽之北邙，去夫塋五十步，志也。〈註一四七〉

後來，其子遵其言，將她葬在洛陽北邙山距其夫王主簿墳墓五十步之遙處。值得注意的是，宋尼子卒於天授二年〈六九一〉，而於長壽二年〈六九三〉方葬於其夫塋五十步處，她或有可能是先施行石室瘞葬，而後收骨埋葬於此。

開元六年〈七一八〉，榮州長史薛府君夫人去世，遺囑在龍門鑿龕葬，後來其女便在龍門西山營造窟龕，將她安厝其中。在〈故榮州長史薛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氏墓誌銘〉中，也敘述及她因佛教的信仰，不願與夫合葬的理由．

夫人悟法不常，曉身方幼，苟靈而有識，則萬里非艱；且幽而靡覺，則一丘為阻。何必順同穴之信，從皎日之言?心無攸往。是非兩失，斯則大道，何詩禮之口束乎？乃遺命鑿龕龍門而葬，從釋教也。有女故朝散大夫、行洛州來庭主簿柳府君夫人，攀慕罔極，號叩無從，虔奉顧命，式修厥所。以其年八月廿九日，自殯遷葬于龍門西山之巖龕，順親命，禮也。〈註一四八〉

因此，她採取佛教的石室痊葬，故云「乃遺命龕龍門而葬，從釋教也。」後來，其女「虔奉顧命，式修厥所」為她在龍門西山開鑿掩藏遺體的瘞窟。

在元和七年〈八一二〉八月一日去世的南陽何府君夫人邊氏，臨終時告訴諸子，因「早遇善緣，了知世幻」之故，命其在亡夫墓側，另作一墳，先行土葬，俟後再焚化餘骨，將骨灰分撒陸地水中，以此方式達到捨身血肉之意。〈唐故邊氏夫人墓記〉

夫人頃罹腰腳之疾，又失所天：哀瘥相攻，彌留大漸。遂命諸子曰：「災眚所纓，因於記瘵蠹。時人以生死同於衾穴，厚葬固於戶骨。吾早遇善緣，了知世幻。權於府君墓側，別置一墳。他時須為焚身，灰燼分於水陸，此是願也。」．〈註一四九〉

關於佛教對女性的看法，在其發展的早期，部派佛教對女性有相當的歧視，多認為女性是不能成佛的，化地部認為女子身有「五礙」，無法成佛。初期大乘彿教中的一切有部提出﹁轉身論﹂即女性努力修行之後，便能轉身成男子，再由男子身成佛。另外，初期大乘空系認為一切都是虛幻的，破除男女之見，人人皆得以成佛的。〈註一五0〉中國雖然接受的是大乘彿教，不過，「轉身論」卻有最大的影響，這和《妙法蓮華經三〈簡稱《法華經》〉〈大．二六二〉的流行有密切的關係。從北魏以來．此經就是最為流行的經典之一，《法華經》中的〈提婆達多品〉，提及女子身有五障，龍女轉成男子身而成佛的故事。〈註一五一〉一直到近世，「轉身論」還是相當流行的。〈註一五二〉

從唐代女子的墓誌銘中，也可看出「轉身論」的流行。如如武則天長安一一年〈七O二〉去世的故朝議郎周紹業夫人趙璧，囑咐不欲和其夫婿合葬，她生前便是常誦《法華經》的：「屏絕人事，歸依法門。受持《金剛般若》、《涅槃》、《法華》、《維摩》等四部經，晝夜讀誦不輟。〈註一五三〉前文提到在龍門施行石室瘞葬的盧未曾有，其塔銘就暗示了希望能夠改變女身，達到成佛的期望:「必後成正覺，當示獻珠之奇；如未轉女身，且為散花之侶。」〈註一五四〉若是來世不能變成男子、成佛的話，希望至少能夠成為散花的天女。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舉的諸位不與其夫婿合葬的婦女，都是孀婦，他們或者原來就是佛教徒，遭遇夫喪，更為篤信：或者是在其夫婿去世後，才歸心佛教。她們之所以能夠遺言不願祔葬，可能因為在她們寡居撫有孤兒時，親族多躲得遠遠的。〈註一五五〉因此，在其喪葬的方式上，受到夫族方面的阻力較小的緣故。

從筆者對中古佛教露屍葬的研究，發現佛教信仰對於中古時期一部分僧俗信徒的喪葬方法有很大的影響，無論是採行林葬，或是石室瘞葬，乃至於僅是不願意和其夫婿合葬，都是和傳統習俗的喪葬的方式，有很大差異。中古佛教對於社會的滲透，及其所引發短暫或長期性的變革，仍有待更進一步的探究。

七、餘論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中國中古彿教的露屍葬，在林葬之外，還有一種石室瘞窟的形式。林葬原是印度的葬法之一，至於石室瘞窟則不是源自印度，而可能和西域有關。另外，它也是中國佛教僧俗對林葬的直接暴屍林野，所做的一種調整。石室瘞葬仍然可以達到露屍以飼蟲鳥蟻獸目的，不過，由於將遺體置於石窟或石室中，可以稍稍減輕暴屍的程度。除此之外，中古佛教徒對露屍葬也還有其他的調和形式，如先予以土葬，等血肉銷盡，再火化餘骨，以骨灰分撒於水、陸，藉以達到露屍葬普及一切有情、水陸空行的生物的目的。〈註一五六〉如前面提及在唐憲宗元和七年〈八一二〉去世的洛陽何府君邊氏夫人，她在臨終時，囑咐諸子先將她土葬，日後再火葬遺骨，將骨灰分別撒在陸地和水中:「權於府君墓側，別置一墳。他時須為焚身，灰燼分於水陸，此是願也。」〈註一五七〉．

關於中古佛教露屍葬對僧人的影響，至少有以下三行露屍葬，因此，「僧人的屍陀林葬法」似廣為俗人所知點:第一、到了六世紀末時，至少有一部分僧人在死後採聞。如陳後主建德三年〈585〉，謝貞去世前，遺疏給族子子謝凱說：「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戶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耳。」〈註一五八〉便是一證

第二、從隋代以降，頗有一些著名的僧人採行露屍葬，藍吉富在《惰代佛教史述論》一書中，提出惰代五個重要並且具有影響力的僧人：三階教的創始人信行禪師、天台的智者大師智顗、，一論宗嘉祥寺吉藏、淨遠寺慧遠和彥棕。〈註一五九〉這五個人之申，至少有三人在去世後採行露屍葬，信行和吉藏在其去世後係施行林葬，〈註一六O〉智者大師則是採石室痊葬。至於慧遠採取何種葬法，其傳記中並未交代，但是吉藏的施行林葬，後來是由他的弗子慧遠為他收拾餘骨，埋葬在至相寺北巖的石窟中的。另外，著名的禪師宗密，遺命採取林葬露屍，而後火葬餘骨，揚散骨灰。〈唐故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并序〉裡．敘及宗密對其後事的指示：

遺戒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真靈永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尼後，舉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弗子。〈註一六一〉

宗密禪師卒於唐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正月六日，容色不變，七日後置於函中：而在「其月二十二日，道俗奉全身于圭峰，二月十，一日荼毗，袖得舍利數十粒，明自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暇申，必得而歸。今悉斂而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註一六二〉案：宗密遺身在

一月一一十二日置於圭峰，至二月十三日才荼毗，當是待林葬血肉銷盡之後，才火葬餘骨。又，其火葬後所得舍利不起塔痊藏，這是由於宗密遺戒﹁勿墓勿塔﹂，因此藏在石室中。

第三，中古時期的露屍葬可能是其後佛教僧人採取全卉入塔〈食〉的葬法，袖僧伽肉身崇拜的濫傷。石室痊窟做為一種露屍葬，本來是要捨身血肉，把遺體給鳥獸蟲蟻食用的，不過，有的遺體並不為蟲獸所侵食，這就變成一種神異的現象，而為時人所嘆異。信徒往往將這些露屍葬

後仍然保存完好的遺體，放在石窟中供養，乃至於供人瞻仰崇拜。如惰陽帝大業九年〈六一三〉，僧人智林圓寂，採行林葬，但是不為鳥獸所食，所以後來就在東山達塔，將其遺體藏在其間：

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如跌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及將大漸，誡諸弟子:「戶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驚獸，始乎仲夏，暨是抄秋，庸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哇賞，嘆未曾有。又以其年閨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芝山禽。;…〈註一六三〉

貞觀十六年〈六四二〉，長安弘福寺僧人僧辯遷化，經二十日形色不變，採石室痊葬，在龍首原鑿土為食，將其遺體置於其中，並且供人參觀：

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二一日。卒於弘禧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時炎曦赫盛，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至于葬日。亦不腐朽。;…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為俞，處之于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明如在。;…〈註一六四〉

「門通行路，道俗同觀。」可見此一石窟龕室還是為供人瞻仰而設計的。

從露屍葬到全身入塔，更進一步發展為肉身菩薩的崇拜。《宋高僧傳》記載：「武則天時代，幽州有一位華嚴和尚，」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註一六五〉對僧人肉身崇拜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密宗大師善無畏。關於他的喪葬情形，《宋高僧傳》中善無畏傳的記載不甚清晰，今和〈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比對，而得知他在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圓寂，遺體先是瘞藏在龍門西山石窟中，由於他「定慧所薰，全身不壞」，所以在開元二十八年由諸信士在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建造石龕，將他的遺體移入龕中。〈註一六六〉因為他肉身不壞，而成為朝野信奉的對象;朝廷每有水旱災，都向他祈請。又，信徒似乎也定期以香汁為他沐浴，有如四月八日的浴彿。《宋高僧傳》對上述情事有很生動的描述：

今觀畏之遺形，漸加縮小，黑皮隱隱，骨其露焉。累朝旱澇，皆就祈請，徵驗隨生，且多檀施。錦繡巾，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龕，置於低榻，香汁浴之。洛申豪右爭施禪淨巾澡豆，以資浴事。今上禳禱，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稱心願焉。〈註一六七〉

另外，也有將石室瘞葬後肉身不壞的僧人，以漆塗其身，供奉在寺院裡。如唐末明州德潤寺一位僧人遂端，在他故去後採石室瘞葬，由於肉身不壞，二十餘年後，信徒便將他的肉身迎還本寺，加以漆紵，並且建了一所「真身院」

邑人同心造龕，於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墳塋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眾迎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真身院﹂存焉。〈註一六八〉

至於唐代施行露屍葬的俗人之中。採取林葬者幾乎全部都是三階教徒，但是從實施石室瘞葬俗人的墓誌、塔銘，卻看不出其信仰的宗派：究竟是何種因素影響及俗人採行石室瘞窟的露屍葬法，還有待將來進一步的研究。

註釋

〔1〕：筆者有關露屍葬的論文計有兩篇，一是〈林葬中國中古露屍葬研究之一〉（《大陸雜誌》九六：一、二、三（一九九八））。本文是第二篇，初稿曾在「史學、社會與變遷學術研討會」（中國文化大學，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四日）中宣讀。

〔2〕：《續高僧傳》（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卷），卷二十七，遺身七，傳論，六八四上。

〔3〕：張乃翥，《龍門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考古》二（一九九一）。

〔4〕：拙著，〈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一）〉，《大陸雜誌》九六：一，二三二八。

〔5〕：《續高僧傳》，卷十八，習禪三，〈隋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七六上。

〔6〕：同前書，卷二十八，讀誦八，〈伯達國達拏山寺釋慧顯傳〉，六八七下。

〔7〕：拙文，〈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一）〉，《大陸雜誌》，九六：一，二三。

〔8〕：《金石萃編》（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卷七十八，頁二十二，〈堅行禪師塔銘〉；並見：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一四一○，〈大唐宣化寺故比邱尼堅行禪師塔銘〉。

〔9〕：《續高僧傳》，卷十九，習禪四，〈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五八七下；雖然法喜以神蹟重申林葬的志願，但其弟子仍然執意將他的遺體置於石窟中，過了許久以後，發現他的遺體還是為野獸蟲鳥所食，所以本傳說此是「寔本願之所致耳」。

〔10〕：同前書，卷十一，義解七，〈唐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五一四下。

〔11〕：張乃翥，《龍門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

〔12〕：關於「石室」這個名詞，見於隋朝採行此一葬法的比丘尼脩梵的誌銘，其誌名就叫做〈故比丘尼釋脩梵石室誌銘〉，見下文。

〔13〕：《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司馬貞《索隱》：「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後漢書》，卷六十六，〈王允傳〉：「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

〔14〕：《晉書》，卷十九，〈禮志上〉：「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給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

〔15〕：《魏書》，卷一○八之一，〈禮志〉一，二七三八。米文平，〈鮮皁石室的發現現與初步研究〉，《文物》二（一九八一）。

〔16〕：《魏書》，卷十三，〈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三二八。

〔17〕：《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卷二十五，頁三十三，〈尼脩梵石室銘〉。

〔18〕：同前註，頁三十五、三十七。

〔19〕：《金石續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四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卷三，頁十三，〈脩梵石室誌銘〉。

〔20〕：同註十七，頁三十三至三十四。

〔21〕：《續高僧傳》，卷二十七，遺身七，〈隋京師郊南逸僧釋普安傳〉，六八一中。

〔22〕：同前書，卷二十五，感通上，〈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六五三中。

〔23〕：同前書，卷十二，義解八，〈唐京師淨影寺釋善冑傳〉，五一九上、中、下。

〔24〕：拙文，〈林葬—中國中古露屍葬的研究之一（二）〉，《大陸雜誌》，九六：二，二八~二九。

〔25〕：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卷十七，〈唐金陵鐘山元崇傳〉，四一八。

〔26〕：《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感通下，〈隋京師延興寺釋靈達傳〉，六七三上。

〔27〕：同前書，卷二十九，興福九，〈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九五下。

〔28〕：同前書，卷十七，習禪二，〈隋國師智者天台國清寺釋智顗傳〉，五六七上、中。

〔29〕：同前書，卷十三，義解九，〈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五二六下。

〔30〕：今僅列數例如下，如《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三四一中；《續高僧傳》卷十八，〈隋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五七八中；《宋高僧傳》卷十二，〈唐洛京廣愛寺從諫傳〉，七七九下。

〔3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五，頁三十一至三十二，〈唐安寺尼廣惠塔銘〉。

〔32〕：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卷十三，〈梁撫州曹山本寂傳〉，三○八。

〔33〕：《續高僧傳》，卷十九，〈唐天台國清寺釋智晞傳〉，五八二下~五八三上。

〔34〕：同前書，卷二十九，興福九，〈唐梓州通泉寺僧釋慧震傳〉，六九八中。

〔35〕：《高僧傳》，卷九，神異上，〈晉羅浮山單道開傳〉，三六一三六二。

〔36〕：《續高僧傳》，卷十七，習禪二，〈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五六七下。

〔37〕：同前書，卷十九，習禪四，〈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五八二上。

〔38〕：張乃翥，《龍門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一六四。

〔39〕：《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晉洛陽婁至山訶羅竭傳〉，三七○。

〔40〕：《續高僧傳》，卷二十八，讀誦八，〈唐驪山津梁寺釋善慧傳附慧達傳〉，六八八下。

〔41〕：同前書，卷二十五，感通上，〈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六五四上。

〔42〕：同前書，卷二十，習禪五，〈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五九五上。

〔43〕：張乃翥，《龍門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一六三—六四。

〔44〕：《望月佛教大辭典》，二三三五、三七五八。

〔45〕：《續高僧傳》，卷二十四，護法下，〈釋道會傳〉，六四二下。

〔46〕：《高僧傳》，卷十，神異下，〈晉洛陽婁至山訶羅竭傳〉，三七○。

〔47〕：同前書，卷十一，習禪，〈晉蜀石室山釋法緒〉，四○八。

〔48〕：同前書，卷十一，習禪，〈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四○三。

〔49〕：同前書，卷十一，習禪，〈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四○四。

〔50〕：同前書，卷十一，習禪，〈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四二五~四二六。

〔51〕：《續高僧傳》，卷十六，習禪，〈後梁荊州玉泉寺釋法忍傳〉，五五七下。

〔52〕：同前書，卷二十七，遺身七，〈周雍州逸沙門釋普圓傳〉，六八○下。

〔53〕：同前書，卷二十七，〈唐雍州新豐福緣寺釋道休傳〉，六八四中。

〔54〕：同前書，六八○中、六八四中。

〔55〕：《高僧傳》，卷十，〈晉洛陽婁至山訶羅竭傳〉，三七○。

〔56〕：唐代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中敘述印度的殯葬法有火葬、水葬和野葬：「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見：玄奘、辨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第二次印刷），二○八。野葬也就是林葬。道宣的《續高僧傳》中則說印度有四種葬法，在上述的三種之外，另有土葬。這些葬法中，水葬和林葬是屬於露屍葬；也就是說，印度的露屍葬中並不包括石室瘞葬。又，Gregory Schopen, Bones, Stones and Buddhist Monks,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Archaeology, Epigraphy, and Texts of Monastic Buddhism in Indi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一書中，論及印度佛教的瘞葬方式，也沒有提及有石室瘞窟這種方式。

〔57〕：道端良秀，《（改訂新版）中國佛教史》（京都，法藏館，一九六六年改訂第四版二刷），一~三。法池田大作著、卞立強譯，《績‧我的佛教觀》（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一五~ 一六。

〔58〕：

〔59〕：《續高僧傳》，卷二十七，〈遺身篇〉傳論，六八五上、中。

〔60〕：《高僧傳》，卷九，神異上，〈晉羅浮山單道開傳〉，三六一~三六二。

〔61〕：《金石萃編》，卷五十四，頁二十七至二十九，〈濟度寺尼法願墓誌〉。

〔62〕：《續高僧傳》，卷二十三，護法上，〈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六三一上。

〔63〕：同前書，卷十一，義解七，〈唐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侃傳〉，五一三下。

〔64〕：《金石萃編》，卷七十八，頁二，〈興聖寺尼法澄塔銘〉。

〔65〕：《望月佛教大辭典》，四一九上、五一九上。

〔66〕：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東京，岩波書店，一九二七一刷，一九七三二刷），五二~五四。

〔67〕：拙文，〈林葬—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二）、（三）〉。

〔68〕：《續高僧傳》，卷十四，義解十，〈唐京師崇義寺釋慧頵傳〉，五三四上。

〔69〕：元‧駱天驤撰、黃永年點校，《類編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五○—二○六。

〔70〕：《金石萃編》，卷五十四，〈濟度寺尼蕭法願墓誌〉，頁二十九。

〔71〕：同前註，頁三十二。

〔72〕：《金石萃編》，卷八十二，頁十四十五，〈比邱尼惠源誌銘〉。

〔73〕：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二十五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七七），卷六，頁十三至十四，〈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

〔74〕：《宋高僧傳》，卷二十六，〈唐上都青龍寺光儀傳〉，六五六。

〔75〕：《金石萃編》，卷七十八，頁二十一至二十二，〈堅行禪師塔銘〉。

〔76〕：同前書，卷七十八，頁二十一，〈堅行禪師塔銘〉。

〔77〕：拙文，〈林葬中國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三）〉，《大陸雜誌》，九六：三。

〔78〕：王去非，〈關於龍門石窟的幾種新發現及其有關問題〉，《文物參考資料》，二（一九五六）：一二四；李文生、楊超杰，〈龍門石窟佛教瘞葬形制的新發現〉，七七。

〔79〕：彭金章，〈莫高窟北區洞窟清理發掘的主要收獲〉，《一九九四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提要》，四五。

〔80〕：參見拙著，〈林葬中國中古佛教露屍葬的研究之一（三）〉。陪葬於高僧的塔墓之側，在唐代蔚為風氣，如善導的塔在長安神禾原，也有僧人如法琬禪師、淨業法師。（《金石萃編》，卷六十八，頁二十二，〈法琬禪師銘〉）。

〔81〕：《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六，頁四，〈大安國寺尼惠隱塔銘〉。

〔82〕：同前書，卷五十六，頁十四，〈薛氏優婆夷功德塔銘〉。

〔83〕：同前書，卷五十六，頁二十八，〈大智禪師義福塔銘〉。

〔84〕：李文生、楊超杰，〈龍門石窟佛教瘞葬形制的新發現析龍門石窟之瘞穴〉，七一。

〔85〕：張乃翥，〈龍門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一六二一六四。

〔86〕：王去非，〈關於龍門石窟的幾種新發現及其有關問題〉，一二一一二一。

〔87〕：溫玉成，〈試論武則天與龍門石窟〉，《洛陽大學學報》二（一九八八）。

〔88〕：王去非，〈關於龍門石窟的幾種新發現及其有關問題〉，一二三一二四。《唐代墓誌彙編》，開元四七九，〈大唐都景福寺威儀和上龕塔銘〉，一四八五。

〔89〕：《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七，頁八至九，〈大奉國寺守忠龕記〉。

〔90〕：《芒洛冢墓遺文補遺》（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十九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一九七七），頁十二至十三，〈韋和上墓誌銘〉。

〔91〕：張乃翥，〈龍門藏幢讀跋兩題〉，《敦煌研究》二（一九八九）：三○。

〔92〕：同前文，二八。

〔93〕：關於經幢，請參見拙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與唐代尊勝經幢的建立經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十七本一分；并〈經幢的形制、性質和來源經幢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十八本三分。

〔94〕：張乃翥，〈跋龍門地區新發現的三件唐代石刻〉，《文獻》二（一九九一）：二五二。

〔95〕：同前註。

〔96〕：張乃翥，〈跋龍門地區新發現的三件唐代石刻〉，二四九。

〔97〕：同前文，二五○。

〔98〕：《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感通上，〈隋東川沙門釋慧雲傳附傅大士傳〉云「至陳太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脅而臥，奄就昇遐」（六五○中），按：唐武德四年，改稱東陽郡為婺州。

〔99〕：同前書，卷九，義解五，〈隋江表徐方中寺釋慧□(右為日，左為桓)傳〉，四九四中。

〔100〕：同前書，卷十七，習禪二，〈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鍇傳〉，五七○中。

〔101〕：同前書，卷十九，習禪四，〈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五七九下。

〔102〕：同前書，卷十九，習禪四，〈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五八二上。

〔103〕：同前書，卷二十，習禪六，〈蒲州仁壽寺釋普明傳〉，五九八下。

〔104〕：同前書，卷二十五，感通上，〈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六五四下。並見：《法苑珠林》（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三卷），卷三十三，〈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五四七上。

〔105〕：《續高僧傳》，卷十九，習禪四，〈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八一下。

〔106〕：同前書，卷十三，義解九，〈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五二六下。

〔107〕：同前書，卷二十，習禪五，〈唐相州寒陵山釋道昂傳〉，五八八中。

〔108〕：《金石萃編》，卷七十三，頁三十二，〈珪禪師塔記〉。

〔109〕：《唐代墓誌彙編》，咸通○九四，〈唐故甘泉院禪大師靈塔記〉，二四五二。

〔110〕：《續高僧傳》，卷十七，習禪二，〈隋國師智者天台國清寺釋智顗傳〉，五六七下~五六八上。

〔111〕：同前書，卷二十五，感通上，〈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六五四上。

〔112〕：《北史》，卷十三，〈后妃列傳〉，文帝文皇后乙弗氏，五○六~五○七。

〔113〕：傅熹年，〈麥積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築〉，《文物資料叢刊》四，一五八一五九。

〔114〕：張乃翥，〈龍門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一六二。

〔115〕：《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梁紀十六，武帝太清元年，四五九七。

〔116〕：《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感通下，〈隋京師大興善寺釋明芬傳〉，六六九下。

〔117〕：《永樂大典》（台北，世界書局），卷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頁十。

〔118〕：趙立春，〈響堂山北齊塔形窟龕述論〉，《敦煌研究》二（一九九三）：四○。並見：趙立春，〈響堂山北齊“塔形窟龕”〉，《中原文物》四（一九九一）。

〔119〕：趙立春，〈響堂山北齊塔形窟龕述論〉，四○。

〔120〕：張乃翥，〈龍門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一六二。

〔121〕：《芒洛冢墓遺文四編》，卷皿，頁八~九。《唐代墓誌彙編》，天冊萬歲○○四，〈大唐故封府君（抱）墓誌銘〉，八八○。

〔122〕：《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六，頁十三十四，〈薛氏婆夷功德塔銘并序〉。

〔123〕：張乃翥，〈跋龍門地區新發現的三件唐代石刻〉，二四五~二四七。并見，朱亮、趙振華，〈唐鄭德曜墓志與湛然書法〉，《中原文物》四（一九九一）。

〔124〕：《芒洛冢墓遺文》，卷中，頁二十一~二十二，〈黃君夫人劉氏龕銘〉。《唐代墓誌彙編》，天寶二五一，〈大唐故安鄉郡長史黃府君夫人彭城劉氏龕銘序〉，一七○六。

〔125〕：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二七八。并見：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全唐文補遺》第三輯（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六），三九○下~三九一上，〈大唐故河東王夫人（師）墓誌之銘並序〉。

〔126〕《八瓊室金石補正》，卷四十九，頁十三，〈潤州刺史王美暢妻長孫氏墓誌〉，一○二九~一○三○。

〔127〕：《全唐文補遺》第三輯，三○二。

〔128〕：《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七三，〈故榮州長史薛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墓誌銘〉，一二○五。

〔129〕：張乃翥，〈石窟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一六○~一六一。

〔130〕：同前註，一六○。

〔131〕：林葬的場所沿用了印度棄施林葬處所之名，叫做「屍陀林」，也叫「寒林」。見拙文，〈林葬—中國中古露屍葬研究之一（一）〉，二五。

〔132〕：張乃翥，〈唐代瘞窟的新發現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一六一。

〔13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龍門唐安菩薩夫婦墓〉，《中原文物》二（一九八二）：二一、二五~二六。

〔134〕：張乃翥，〈從出土文物看中古時期龍門地區的區係文化聚落〉，收入：龍門石窟研究所編，《龍門石窟一千五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九六~九七。

〔135〕：《全唐文補遺》第三輯，三三一。

〔136〕：同前書，三七六~三七七。

〔137〕：同前書，四五三。

〔138〕：同前書，八二。

註一三九:《望月佛教大辭典，二六四九下｜二六五O中。

註一四O：《佛光大辭典》，四六六八上。

註一四一：細川一敏，〈"清淨"語一考察〉，秋月觀英編，《道教之宗教文化》〈東京，平河出版社，一九

八七〉，一五五｜一五九。

註一四二：陝西古籍辦公室編，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一輯〈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四〉．三三一下。

註一四三:《全唐文補遺》第三輯，三七六下｜三七七上。

註一四四：同前書，七九下｜八0上。

註一四五：陝西古籍辦公室編，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二輯〈三秦出舨社，一九九五〉．〈唐故朝議郎周府〉紹業〈夫人南陽趙氏〉璧〈墓誌銘并序〉，四七一下。

註一四六．《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三，頁十一至十二，〈尚舍直長薛夫人裴氏墓誌〉。

註一四七：《全唐丈補遺》第二輯，三二三上、下。

註一四八:《芒洛冢墓遺文》，卷中，頁七，〈柳氏基誌〉。《唐代墓誌彙編》，開元0七三，〈故榮州長史

薛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基誌銘〉，一二0五。

註一四九：《全唐丈補遺》第一輯，二六四。

註一五0：古正美，〈佛教與女性歧〉，《當00代》一一:二七｜三五。永田瑞，〈女人五礙〉，《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四卷第一號;龍村龍平，〈變成男子考〉、〈續變成男子考〉，《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六卷第二號、第00二七卷第二號。釋永明，《佛教女性觀〈高雄，佛光出版杜，一九九0〉。

註一五一：《妙法蓮華經》〈大．二六二〉〈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九冊〉，三五中、下。

註一五二：《劉香寶卷》，頁四b｜六a：「若是聰明智慧女，持齋念佛早修行，女轉男身多富貴，下世重

修淨土門。」見：杜德橋〈Glen Dudbrjdge〉著，李文彬等譯，《觀音菩薩緣起考｜妙善傳說》

〈台北，巨流出版杜，一九九0〉，一0五。

註一五三：《全唐文補遺》第二輯，〈唐故朝議耶周府君〉紹業〈夫人南陽趙氏〉璧〈墓誌銘并序〉，四七一下。

註一五四：《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十六，頁十四，〈薛氏俊婆夷功德塔銘〉。

註一五五：如〈大唐故董夫人基誌銘〉中就敘及她守寡撫孤的情景:「屬穹蒼不愁，早喪所夫，藐爾諸孤，零

丁在疚。左提右挈，辛苦備嘗，前襟徵踞，艱險畢至，縱啕家之母，竽此未當：孟氏之親，方斯

豈偷」〈《全唐文補迸》第三輯，三七六下｜三七七上。〉

註一五六：抽丈〈林葬｜中國中古佛教露屍莽研究之一〈二〉〉:三六｜三九。

註一五七：《全唐文補迸》第一軒，〈庵故迸氏夫人基記〉，二六四。

註一五八：《陳蕃》，卷三十二，〈孝行俾謝貞俾〉。

註一五九：藍吉官，〈隋代佛教史述論〉〈全涔商務由版社，一九九三年-一版〉，一五七｜二一六。

註一六0：抽丈，〈林葬｜中國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二〉〉，二六; 〈林葬｜中國中古佛教露屍葬研究之一〈三〉〉，二O。

註一六一：《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四，頁二十六，〈定慧裨坤啤〉。

註一六二：同前註。

註一六三：《締高僧傳》，卷十，灸解六，〈畸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俾〉，五0四上。

註一六四：同前書，卷十五，衷解十一，〈度京師弘褐寺釋僧辯俾〉，五四0下。

註一六五︰《宋高僧傳》，卷二十五，讀誦，〈度幽州華嚴和尚俾〉，六三五。

註一六六：按《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聖主D寺MD無畏傳〉:「〈閑元〉二十三年十月七日，右脅累足，奄然而化，享齡九十九。法侶淒涼，皇心震悼，贈鴻臚卿。遣鴻臚丞具咸儀，賓律師護喪事。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焉。定慧所薰，全身不壞。會葬之日，涕泗傾都，山川變色，僧俗弟子；寶畏禪師、明畏禪師，滎陽鄭氏、琅邪王氏痛其安仰。如00喪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風再振，二禪師刻偈，諸信士營龕，弟子舍于旁，有同孔墓之戀。」不過，據〈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心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現威儀賓律，師以某月日葬於龍門西山。」〈《文苑英華》

〈台北，華文書局〉，卷八六一，頁四，〈東都聖善寺無畏三藏碑〉，總頁五四一六〉，則云他卒於十一明七日。又，傳和碑文皆云他於開元二十三年去世，但傳卻說至二十八年十月三日，方葬於龍門西山廣化寺之庭。至乾元之初，諸信士營龕，二禪師刻偈。實則既然是由玄宗遺鴻臚寺卿知喪事，何以至二十八年方葬？又，至肅宗乾元初年，諸信士才營龕呢？關於善無畏的葬，以碑文所記喪事前後，較為清楚。

註一六七：《宋高僧傳》，卷二，譯經第一之二，〈唐洛京聖善寺善無畏傳〉，二二。

註一六八：同前書，卷二十五，講誦八之第二，〈唐明州德潤寺遂端傳〉，六三八｜六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