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佛教史略

釋聖嚴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82期(1980.10)
頁311-352

©1980 大乘文化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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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初傳的時期

  韓國,實際上是中國民族及中國文化的分支或延伸。據傳說,在中國唐堯二十五年,有神人降於太白山(今之寧邊妙香山)的檀木上,國人立為君王,所以稱為檀君。但是關於檀君王於韓國的古傳,均係出於稗史神話,不足徵信。韓國最早封君的記載,該是出於史記卷三十八的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嗣後秦始皇統一天下,箕子的後裔箕否,便降於秦。到了漢朝代秦而有天下之時,箕否的兒子箕準,被燕人衛滿逐出了朝鮮;到了漢武帝元封三年,又滅了衛滿的孫子右渠,而將朝鮮分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的四個郡,成了漢家的領土之一部分。

  到了漢宣帝以後漢江以南的半島地帶,漸次分成三韓而配三國,那就是:馬韓配百濟,辰韓配新羅,卞韓配任那;但是在崔致遠上大師侍中狀中卻說:「馬韓則高句麗,卞韓則百濟,辰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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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新羅也」。後者雖是錯誤的說法,以後卻將錯就錯,一直沿用了下來。這三國鼎立爭衡的局面,維持了六百八十一年(西紀前一八──西紀後六六三年),最後由新羅統一了三韓。

  佛教的傳入,是在高句麗立國後的四百零九年,第十七代小獸林王二年(西紀三七二年)時,中國的秦王符堅,派遣使節以及沙門順道,贈送佛像和經卷到高句麗,這是佛教像入韓國的開始。自此十三年後,在百濟溫祚王第十五代的枕流王即位之年(西紀三八四年),又有印度沙門摩羅難陀,自中國東晉孝武帝境內來化。新羅國亦自高句麗接受了佛教,但到第二十三代的法興王十五(西紀五二八年),始見其三寶之興隆。

  不過,佛教初傳高句麗時期,仍集其原有的習俗相混,例如小獸林王之弟繼承王位之後,稱為故國壤王,即下教詔,崇信佛法,但他是為的求福。又在北史高句麗傳載:「常以十月祭天」,「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可見其尚非流行正信的佛法。

  唯在道教尚未傳入之前,高句麗諸王,多信佛法,十九代廣開土王,二十一代文咨王,建有平壤九寺。然到第二十七代榮留王七年(西紀六二四年),受到逆臣蓋蘇文的遊說,遣使向唐高祖上表,請傳道教,遂有道士叔達等八人帶了道德經,到達高句麗。王即將道士館於佛寺。到了二十八代寶藏王時,道教己取佛教地位而代之,由於國王的倡導,國人遂爭相信奉五斗米教(漢末張道陵派的道教)。道教大盛之後,佛教衰頹,國勢日危,終於在寶藏王二十七年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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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正在王室崇信道教的先後,高句麗的佛教雖不受其本國歡迎,佛教卻出了幾位名僧。例如惠亮遷至百濟為僧統;僧朗入中國,受梁武帝的器重;惠慈遊化日本,為聖德太子之師;曇徵對於日本文化的貢獻也大。

  在百濟,初期的佛教中,也出了幾位名匠;例如第二十六代的聖王四年(西紀五二六年),沙門謙益,自印度求法回國,他在印度學梵文五年,洞曉天竺語言,深攻律部,莊嚴戒體,與梵僧倍達多三藏,齍梵本阿毘曇及五部律歸國,受到聖王以羽葆鼓吹而迎於郊外,安於興輪寺,召國內名釋二十八人,譯出律部二十七卷,而成為百濟的律宗之鼻祖。同時有曇旭及惠仁兩法師,著律疏三十六卷獻於王。

  百濟的聖王,亦稱為聖明王,日本初有佛教,就是由於他的介紹之功。到了威德王時(西紀五五四──五九七年),百濟佛教向日本的輸出,尤其積極,佛像、經卷、經師、律師、禪師以及佛工、寺工等等,相繼贈予日本;其中以惠聰律師最著名,被許為三寶的棟梁。第二十九代法王元年(西紀五九九年),下令禁殺生,放民眾所養鷹鷂焚漁獵之具。第三十代武王(西紀六00──六四0年)亦篤信佛法,有名的僧人,例如寂於中國的惠現、遊化日本的觀勒等,均為武王時代的人。

  再說新羅的佛教,雖早在第十代訥祇王(西紀四一七──四五七年)時,已有了傳佈,民間之篤信佛教者,則在經過了一百十餘年後的法興王十五年時,才呈現興隆的氣象,十六年詔禁殺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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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建大王興輪寺,乃為新羅王創寺之始。

  到了第二十四代的真興王以後,新羅的佛教,突然現出了旭日昇天似的旺盛之勢,人才輩出,入印度中國求法者甚多。例如玄光、圓光、元曉、義湘、慈藏、明朗、惠通等人,都是這一時代的新羅名德。

  真興王奉佛甚篤,士人亦爭為歸崇,遣學僧覺德入梁求法,梁武帝贈佛舍利,王與百官奉迎於興輪寺之路前;沙門義信入天竺求法,白騾馱經而歸;當中國陳文帝時,遣劉思及學僧明觀,贈送給新羅的經論達一千七百餘卷。另有沙門玄光,入陳求法,向南嶽慧思禪師受業,得法華安樂行門,證法華三昧,返國後即弘傳天台教觀。又有法師安弘入北周求法,與于闐沙門毗摩真諦等二人同國,帶返楞伽、勝鬘二經及佛含利。

  真興王敬信三寶,恭敬沙門,當他到了晚年,自己祝髮為僧,他的王妃也入永興寺為尼,一代護法君王,堪稱徹底。

  真興王以下是真智王,僅三年便是二十六代真平王(西紀五七九──六三一年),這時的高僧很多,而以圓光及元曉二人最有名。圓光來中國求法時,尚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居士,聽經之後,即有出塵志,遂得陳主之許,落髮受具,遊歷講肆,學成實及涅槃,又入虎丘山修定,是以綜涉四阿,通達八禪定,講成實編釋般若經,名望播於嶺表,一時來學者甚眾,隋開皇年間真平王,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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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敦請回國之後,常講大乘經典,為王臣之所歸嚮。年齒既高,每乘輿入宮,而其衣服及飲食,均由王后親自料理不許他人佐助,禮遇之隆,可以想見。

  元曉生於真平王三十九年(西紀六一七年),他是一位奇特的佛教人物,本預備入唐求法,途中夜宿野外,因係鬼鄉而多祟,乃悟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為心外無法,便打消了入唐的念頭。自此,發言狂悖,示跡乖剌,乃至與瑤石宮寡公主私通,生了一個兒子叫做薛聰。可是,元曉父子,都是聰慧絕倫的人物。尤其是元曉,對於佛經的疏釋,多達八十一部,現存者尚有十六部;他的疏釋範圍,非常廣博t有華嚴、涅槃、法華、楞伽、維摩、般若、勝鬘、解深密、大無量壽、彌勒上生、梵網等經疏,起信、攝大乘、中邊、成實、廣百、阿毘曇、三論等論疏。不過,元曉的思想雖有多少自相出入之處,而其主要的立足點,則為發推一乘圓教。

  新羅第二十七善德女王的時代,出了一位慈藏法師,他在唐太宗貞觀十年來華求法,他是一位持戒精進的比丘,真平王曾欲以斬殺之刑逼他出仕,他卻說:「吾寧一日持戒而死,不願百年研戒而生。」終於使王愧服,許他出家。來到中國以後,在終南山感得神人向他受戒,靈應極多,並得唐太宗賜絹二百疋;貞觀十七年善德王上表唐太宗,請慈藏還國,太宗傳入宮,禮遇優渥,並賜他大藏一部,以及像旛花蓋,帶回本國。回國後擔任大國統,大宏法化,由是而使國中之信佛受戒者,十室八九。到了第十八真德王三年(貞觀二十年,西紀六四九年),他使新羅服章,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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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儀,這是新羅採用中國服儀之始。

  密教入新羅,始於唐貞觀九年,即是善德女王四年,據三國遺事卷五的記載,是由於明朗於善德王元年入唐,入齡宮傳密教。但明朗的事跡不詳,入齡宮似亦傳說的附和。此後有沙門惠通於第三十代文武王五年(唐高宗麟德二年)六入密教。據三國遺事卷五記載惠通入唐,是依善無畏三藏傳受印訣而歸,並且頗多神異,為王女驅除毒龍,治癒怪疾。然而,考諸史實,善無畏是玄宗開元四年來華,比高宗麟德二年晚了九十六年,所以頗有可疑。惠通所傳密教,可能是西晉帛尸黎密多羅以來所譯的密典。

  到了文武王三年(唐高宗龍朔三年)滅了百濟,文武王八年(唐高宗總章元年),又由唐將李勣等協助攻滅了高句麗,便結束了三國鼎立而完成了韓國的統一。

  文武王十年,高僧義湘自唐求法回國,弘傳華嚴宗。義湘(西紀六二五──七0二年)二十歲出家,初伴元曉入唐,過遼東邊界,戌軍以為是間諜,囚禁了數十天,又把他們放還新羅,到了文武王元年,始搭乘唐朝使節的便船,來到中國,於終南山謁華嚴二祖智儼,入室受華嚴妙旨。回國後創浮石寺,開演華嚴一乘,聖德王元年,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入寂。義湘的操行高潔,貴在如說而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除了三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著有法界品鈔記、大華嚴十門看法觀、華嚴一乘法界圖等。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有十大德,悟真、智通、表訓、真定、真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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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良圓、相源、能仁、義寂等。其中的智通及表訓,頗有神異;義寂則頗多著述,現存於藏中的有梵網經菩隆戒本疏。義湘與法藏賢首大師是同門同學,法藏於唐中宗嗣聖九年嘗派門人勝詮帶給義湘一信,並贈所著華嚴疏抄及探玄記等,義湘為探玄記掩室研討了十來天後,令門人真定、相圓、亮元、表訓四人,各講五卷,並說:「博我者藏公起予者爾輩」。法藏在信中對義湘也是推崇備至,尊義湘為「海東新羅大華嚴法師」,又說:「如來滅後,光暉佛日,再轉法輪,令法久生者,其惟法師。」

  與義湘同時而比義湘先來中國求法的,便是玄奘的大弟子圓測,據說他是新羅王之孫,三歲就出了家,到了中國,唐太宗賞其才,賜予度牒,先住京師元法寺,後隨玄奘三藏學,博通瑜伽、唯識、成實、俱舍等論,以及大小乘經,並與窺基競爭,其成就可知。在則天武后垂拱年間,新羅的神文王累次上表,請圓測回國,他雖一度回國又來到了中國,最後也終老在中國,享壽八十四歲,著有成唯識論疏等十三部。隨他入堂的弟子勝莊及道證,也都是著名的唯識學家,各有著述。

  在神文王時(西紀六八一──六九一年),新羅尚有一位大著作家憬興法師,被神文王封為國老,著有俱舍論鈔、大涅槃經疏、法華經疏、成唯識論貶量等二十五部,現存者有無量壽經贊及三彌勒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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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二十五代景德王(西紀七四二──七六四年),又出了一位大著家大賢法師。大賢或名太賢,他是道證的弟子,是玄奘的第四傳,他先學華嚴,後入法相。據三國遺事記載,大賢亦頗多神異,當他生於南山茸長寺的時候,常旋遶丈六慈氏(彌勒)石像,石像之面亦隨大賢而轉;又於唐玄宗天寶十二年遇大旱,詔大賢入內殿講金光明經祈雨,宮內之井已天旱而枯,大賢默禱之時,即刻湧出高達七尺的水來。大賢深究相宗奧旨,刊定邪謬,遊刃於八識,所以後之新羅學者,亦皆遵其訓。著述計四十二部,現存者尚有藥師經古迹記、梵網經古迹記、同戒本宗要、大乘起信論內義略探記,成唯識論學記等。他的著述,多以「古迹」為名,以示他自己的謙抑,他是依諸家的疏釋,取要而錄之成書者,例如梵網經古迹記,亦要即是依據義寂與法藏之疏而製。

  韓國,除了佛教的輸入早於日本,儒家的事藝,它也做了中日之間轉運站,早在百濟古爾王五十二年(晉武帝太康六年),即送博士王仁至日本,並獻論語及千字文,可見儒家學流於三韓,為時很早。在百濟近仇首王元年(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亦說王為太子時戰勝高句麗時,將軍莫古解曰:「嘗聞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可見老莊之學輸入三韓,為時也不遲。到了新羅聖德王十八年(唐玄宗開元七年)建立的廣州甘山寺彌勒造像記,及十九年同寺的阿彌陀如依造像記,已見有將老莊的逍遙物外與佛教的玄寂常照,兩者相為調和的文詞。

  在佛教的藝術方面,當新羅統一的時代,正是中國唐代文化的極盛階段,自六朝以來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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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之輸入韓國者,因此也達於頂點,例如北魏形式的大佛像,有石雕的、有銅鑄的,雕刻藝術,均極精彩;又有三層塔、九層塔及十三層塔等的建築,有以銅十二萬斤鑄一口大鐘者;唐代宗時,新羅景德王獻來萬佛山一座,係以沈檀木雕成,高丈餘,與明珠美玉鑲嵌雕刻成一座假山,「山有巉岩恠石澗穴……微風入戶,蜂蝶翱翔,鷰雀飛舞,隱約視之,莫辨真偽,中安萬佛,大者逾方寸,小者八九分……相好悉備更鏤金玉為流蘇、幡蓋、菴羅、薝葍、花果、莊嚴;百步樓閣;臺殿堂榭,都大雖微,勢皆活動,前有旋遶比丘像千餘軀,下列紫金鍾三[竿-干+虛],皆有閣、有蒲牢、鯨魚為撞,有風而鍾鳴,則旋僧皆什,拜頭至地,隱隱有梵音,蓋關[梶-毛+犬]在乎鍾也。雖號萬佛,其實不可勝記。」(三國遺事卷三及海東繹史卷二十七)如果此記屬實,則新羅的佛教藝術,在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已是非常的偉大了。

二、禪宗勃興的時期

  韓國的禪宗,雖亦分有九山的門派,但皆源於中國禪宗的分支。

  初傳禪宗於韓國的,是法朗及神行二人。

  法朗在唐太宗時代(新羅善德王時)來華,傳受四祖道信之心要,所以他是道信以下的旁出一支,該與牛頭法融及五祖弘忍的時代相若而稍後。但他傳記不詳,何時回國亦不得知。據崔致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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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憲國師智詵之碑文中說:「雙峯(四祖)子法朗,孫信行,曾孫遵範,玄孫惠隱,末孫智詵。」可見,信行為法朗的法嗣。

  信行,也就是神行,年方壯,即學律,苦修二年後,見法朗於踞[足*胡]山而頓悟奧旨,勤求三年之後,渡海入唐,適逢凶荒,盜賊亂於邊界,中國官吏疑神信非善類,把他拘禁了二百四十天,事解,即參志空,志空是神秀的法孫,大照普寂的門人,參學三年,始開靈府。因此,他既是四祖的法孫,又是神秀的法孫,神秀也是四祖的法孫,輩份上懸隔了三代,而竟集中神行於一身。回國後,宏傳北宗禪法,至惠恭王十五年(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寂於斷俗寺,七十六歲。

  當北宗禪的神行寂後四十餘年,又出了一位嗣法於西堂智藏的道義禪師,智藏是南宗馬祖道一的門人,與百丈懷海同時。道義於唐德宗建中五年來華,原來法號明寂。據祖堂集卷十七載:「後到曹溪,欲禮祖師之堂,門扇忽然自開,瞻禮三遍而出,門閉如故,次詣江西洪洲開元寺,就於西堂智藏大師處……大師猶若摭石間之美玉,拾蚌中之真珠,謂曰:誠可以傳法,非斯人而誰?改名道義。」他在中國一住就是三十七年,於唐穆宗長慶元年回國,宏傳南宗之禪。南宗是頓悟禪,與先傳的講究禪觀等學的北宗禪不同,他以「無念無修」的直指為心印,所以雖被尊為國師,他的際遇卻很寂寞,甚至被人謗為魔說,或以為虛誕而不予崇重。雖然由道義傳廉居,再傳至體澄而形成迦智山派,列為禪宗的九山之一,但道義的餘勢則不及洪陟所傳的興盛;門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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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也落於洪陟之後。

  洪陟,亦作洪直,別名南漢祖師,在憲德王時來華,而於興德王即位之初返國,興德王三年敕修實相山,以洪陟為開祖,成為禪宗九山之一山。興德王元年是唐敬宗寶曆二年,比道義回國遲了五年,他也是傳的西堂心法,回國後受到興德王(宣康太子)的皈依,門下弟子有千餘人,而以嗣法的秀徹國師為第二祖。

  洪陟回國後的第五年,又有一位慧昭禪師自唐回國,他在三十一歲時來華求法,謁於馬祖的門人神鑑,神鑑為他剃度,並受於印契,三十七歲至嵩山少林寺受具足戒,他在中國住了五十七年才回本國,受到興德王的迎勞,嗣後又受到閔哀王的降書餽賜齋費,並賜慧照之號。寂於文聖王十二年(唐宣宗四年),七十七歲。他為人樸實,粗服糲食,貴賤老幼,平等接引,守真忤俗,善於梵唄,臨終時對弟子們說:「萬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為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無以銘記跡。」心行如此,實不愧為一代名德。

  慧昭歸國後之九年,又有一位同為傳受西堂心印的惠哲禪師返國,他在唐憲宗元和九年來華,留學了二十五年,於唐文宗開成四年回去,新羅景文王元年入寂,七十七歲,追諡為寂忍禪師。門下有道詵國師、如禪師等,形成桐堣s一派法系,也為禪宗九山之一。

  惠哲返國後的第六年,也就是唐武宗滅佛的那一年(西紀八四五年,新羅文聖王七年),無染禪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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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求法二十多年以後回國,他先參馬祖之嗣如滿,又參同為馬祖法嗣的實徹,實徹寂後,他在中國,遊化四方,以恤孤獨,視病痛為己任,雖祁寒酷暑,亦了無倦容,因有聞名遙禮而稱他為東方之大菩薩者。歸國後,住聖住寺,歷四十六文聖王、四十七憲安王、四十八景文王、四十九憲康王、五十定康王、五十一真聖女王,受六代君王的優隆禮遇而為國師,真聖女王二年,以八十九歲的高壽入寂。他的資質恭謹而慈風滿室,食必同於眾,衣必均於人,勞作服役必率先而行,運水負薪別無不親躬。門下二千人,著名者有僧亮、普慎、詢父、僧光等。真聖女王諡號大朗慧,遂形成新羅禪門九山之一的聖住山一系。

  唐文宗年間,尚有一位梵日禪師,來華參馬祖門人鹽官濟安禪師,於武宗會昌年間歸去,他在朝禮曹溪祖塔時,有香雲繞於塔寺之前,靈鶴唳於樓臺之上。回國後以「莫踏佛堦級,切忌隨他悟」示人。由他以下,形成闍崛成一派;門下有朗圓及朗空等十人。

  與梵日同年自中國回去的,另有一位道允,於唐敬宗寶曆元年來華,參禮南泉普願,並得普願嘆為:「吾宗法印歸東國矣」。

  道允的弟子折中,七歲就出了家,十九歲參禮道允,得法後住於師子山,遂形成師子山一派。

  以上所傳,多係馬祖一脈,唯由四祖旁出的法朗系下,也出了一位智詵禪師,他被崔致遠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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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四祖的末孫。智詵是一位持律清苦,修持不懈的名德。自他以下,便形成曦陽山一派,弟子

有楊孚、性蠲、繼徽等。

  新羅僧參於青原行思系下的第一人,乃是行寂,他本來參於梵日,而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來華,唐僖宗光啟元年歸國。他參石霜慶諸,慶諸是道吾圓智之嗣,圓智接藥山惟儼之法,惟儼是行思的法孫,希遷的法子。行寂於後梁貞明二年捨報,世壽八十五歲,神德王諡號朗空,弟子有信宗、周解、林儼等五百餘人。

  傳入溈仰宗的,乃是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來華的順之,他參禮仰山慧寂,並願為弟子,慧寂便笑著說:「來何遲,緣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回國後,有時表相現法,以示徒眾證理的遲疾,稱為圓相,其有四對八相,依相配成,加以往回的判釋,因其理繁,在此從略。總之,這種圓相的安立,實是溈仰宗的葛藤,因其易於流為定型刻板的作風。

  又有傳承了玄昱及審希之法,而形成鳳林山一派。玄昱曾於唐穆宗長慶四年來華求法,至文宗開成二年返國。審希是玄昱的法嗣,玄昱寂於懿宗咸通九年,審希寂於後梁貞明四年。

  我國後梁貞明四年(西紀九一八年),正是高麗太祖的元年,再過十七年,新羅就亡了。

  新羅將亡之際,慶猷及逈微二人,傳入了曹洞宗。慶猷於唐僖宗文德元年來華,參雲居道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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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居一見便說:「聞言識士,見面知心,萬里同居,千年一遇。」遂密傳法要。慶猷於後梁開平二年返國,貞明七年入滅。逈微先參迦智山的體澄,後於唐昭宗大順二年來華,也參雲居道膺,膺說:「吾人歸矣,早知汝來。」遂密傳心印,他在唐昭宗天祐二年返國。當時韓國僧同參於雲居道膺之門者,尚有高麗的利嚴及麗嚴二人,並稱為東海四無畏大士。

  在新羅末季禪宗勃興,九山竟占其八,尚有須彌山一派,則在高麗境內。但是,天台宗也出了一位義通惟遠,他在後晉天福年間來華,當時正是新羅亡於高麗之初。他先訪法眼宗的天台德韶,有悟;再謁天台宗的螺溪義寂,聞一心三觀之旨,遂留下受業。久之,道聲播於四遠,欲返國弘化,但在路過四明,將上船,卻被郡守錢惟治留下了,錢惟治即是吳越忠懿王錢俶的兒子,吳越王世代崇佛,現雖降於宋,但其遺風猶在,錢惟治對義通加禮屈留,咨問心要,並說:「如曰利生,何必鷄林乎?」鷄林是韓國一地名。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太宗賜其寺額曰「寶雲」;同年,四明知禮來從其學;太宗雍熙元年,慈雲遵式來從其學。四明與慈雲同為宋初中興天台的兩大師。可知,義通雖為韓國人,卻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國教化近二十年,且亦於太宗端拱元年寂於中國,壽六十二。

  新羅王統末朝的佛教史上,尚有一位崔致遠居士,值得一提。他是新羅的文豪,新羅名僧的碑文,多成於他的手筆,為後人提供了許多佛教的史蹟。他也是中國留學生,十二歲來華,唐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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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乾符元年十八歲中進士。二十八歲返國後做了幾任官,但於亂世多故,不惟不能行其志抱,而且有動輒得咎之累,於是他退隱於江海之濱及山林之間,以終其身。

  高麗的興起,是由於新羅的衰弱。當時,群雄競起,各據一方,甄宣據南州,號稱後百濟,弓裔據高句麗之舊地,以泰封為國號。王建之父以松嶽郡投弓裔,弓裔即以王建為松嶽城主,時王建年僅二十,出征四方而戰功卓越。到了中國後梁貞明三年,弓裔的部下推戴王建為王,便立國號為高麗。王建即位第十七年,新羅歸降,而結束了其五十六王,九百九十二年的王統;第十九年,討平後百濟,三韓又歸統一。

  因此,高麗太祖之時,正是新羅禪宗興盛之際,太祖的祖父嘗於晚年離俗居寺,且以讀佛典終其身;其父隆建則與道詵禪師交往很篤。所以,太祖本人也是一位護法的君王,且與禪僧的關係特深。

  據東國通鑑卷十二及高麗史太祖本記說:太祖之二年,創法王、慈雲、王輪、內帝釋、舍那、天禪(普膺)、新興、文殊、圓通、地藏等十寺;四年建大興寺於五冠山迎利嚴居之;五年捨舊宅為廣明寺,又創日月寺於宮城之西北;七年創帝釋院、九耀堂、神眾院、興國寺;十一年有新羅僧洪慶得自後唐閩府的大藏經一部到來,太祖迎置於帝釋院。據白雲山內院寺事跡云:「太祖敕諸州,建叢林,設禪院,造佛造塔,幾至三千五百餘所。」以此可見太祖對於佛教的熱心,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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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可此。

  太祖對待僧人,也備極恭敬。對利嚴禪師執弟子禮;凡是當時境內的名德,無不禮迎問道,例如傳曹洞宗的利嚴、慶甫、麗嚴,傳石霜宗風的兢讓,聖住山系的玄暉,曾經來華參詣投子山大同的璨幽,桐堣s系的允多;又待忠湛禪師以王師之禮,忠湛寂後,太祖還為他親製碑文。

  禪宗九山之一的須彌山派,是由利嚴禪師的門下所形成。利嚴於唐昭宗乾寧三年(西紀八九六年)來華,參雲居道膺,得法於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西紀九一一年)歸國。高麗太祖十五年(西紀九三二年)敕於開城西北海州之陽,擇靈山構精舍以利嚴居之,那就是須彌山廣照寺。利嚴寂於太祖之十九年,六十七歲,門下之高弟有處光、道忍、貞能、慶崇等。到此時,韓國禪宗之九山門派,已完成了。

  所謂九山,就是:洪陟系的實相山、道義系的迦智山、梵日系的闍崛山、哲鑑系的師子山無染系的聖住山、玄昱系的鳳林山、道憲系的曦陽山、慧徹系的桐堣s、利嚴系的須彌山。這在前面,已經分別介紹過了。

三、禪教並行與祈禱佛教

  高麗太祖在位二十六年,他是開國君王,但在上來的十九年中,尚是群雄分裂的局面,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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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後百濟給他的壓力很大,甚至「與百濟王子月光戰,月光保美崇山,食足兵強,其敵如神,太祖力不能制。」(伽耶山海印寺之古籍)至第二主惠宗王,在位僅兩年,第三主定宗王也僅四年。所以,高麗文教的真正盛世,是從第四主光宗王開始。

  光宗王在位也有二十六年,除了倣太祖之遺風,崇佛建寺敬僧之外,他也創了好多新制度;設立科舉,以詩、賦、頌及時務方策,進士取官,兼以明曉經籍、醫卜等而取業用;於是文風大興。又設僧科,倣照文官的科舉制度,遴選之後,授予僧階,分為禪師、大禪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等的德位。又創國師及王師的制度,至尊的高僧被禮為國師,次尊的高僧被奉為王師,此後,往往是以王師補缺國師的名位。

  這一時期,所謂禪教並行,乃是指的禪宗及天台、華嚴、唯識等的同樣受到尊崇和有其發達的機會。

  在禪宗方面,由智宗傳入了法眼宗,智宗於後周顯德六年來華,先參永明延壽禪師,據永明傳中說,當時高麗僧有三十六人,承受了永明的印記;智宗次參於國清寺的淨光學天台。開寶三年返國後,大弘法化,他一生經歷高麗的定宗、光宗、景宗、成宗、穆宗、顯宗等六王,由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王師、而至國師,德望之隆重,可以想見。

  天台宗傳入韓國,始於新羅的玄光,西南嶽慧思,說法華三昧。據佛祖統紀稱:「九傳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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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溪,荊溪復傳而至新羅,曰法融、曰理應、曰純英。」月窗居士金大鉉所著的禪學入門跋,則說:「我東之新羅中葉,高僧法融、理應、純英、聯錫遊唐,俱得天台下三世左谿東陽大師之妙法。」義天別說:「昔者元曉稱美於前,諦觀法師傳揚於後。」(大覺國師文集卷三)

  總之,自玄光以後,天台宗在韓國是受重視的。相反地,到了唐末五代天台的主要典籍,卻在中國找不到了,反而要去高麗求取了。據佛祖統紀卷十載:吳越王錢俶,因覽永嘉集而以「同除四住」之語問德韶,韶等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義寂,寂說:「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帶了五十種寶物,往高麗求取。高麗即派諦觀,持天台教疏來華,見螺溪義寂,天台宗因此在中國復振。前面曾說到新羅的義通,也是投於義寂的門下,他們二人,實是同時代的人,巧的是二人均在中國來而不去的,諦觀的螺溪門下留住了十年而寂,他給中國最大的貢獻,除了送還了天台的教疏,還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那便是他所製作的四教儀。

  在這以後的一百二十年代,又有一位天台宗的名匠來華,那便是高麗文宗王的第四子義天,義天十一歲出家,十三歲就想入宋傳天台教法,而沒有得到國王的許可,到了二十八歲(西紀一0八五年)才達成目的。那正是宋哲宗的時代,義天來華雖僅留了十四個月,卻是中韓兩國之間一件大事,哲宗兩度接見;他參遍了當時中國的各宗名德五十餘人;回國時帶去經書一千卷;受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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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宣宗王及太后的熱烈歡迎,迎迓導儀之盛,被史家形容為前古無比。他的學德俱優,為韓國的佛教文化貢獻力量之大,堪稱空前絕後,寂年雖僅四十七歲,弟子幾達千人,有名者有百六十人,而他對於高麗佛教的影響之大,概可想見。義天不單是傳天台,他也自稱是「高麗國傳華嚴大教沙門」。

  事實上,高麗的佛教,在光宗以後,極其鼎盛,名僧也很多,唯其各王的成績多在建寺、受戒、齋僧上面,目的則多有為了禳災祈福,據宋史高麗傳稱其王城,有佛寺七十區之多。各王所設齋會之大,往往飯僧一萬、三萬,乃至五萬人,因此,流為祈禱的佛教,佛事興隆而法門腐敗,流弊叢生,到了太祖逝後六年,就有:「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罪者,變形偽僧,及遊行乞丐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者亦多。」(高麗史卷九十三)

  在十一主文宗王時,諸州府縣,逐年設輪經,而外放官吏多憑此機會斂財自肥;並有托佛事之名而遂醉飽娛樂之實者。文宗王十年有制云:「今有避役之徒,托號沙門,殖貨營生,耕畜為業,估販為風,進違戒律之文,退無清淨之約……冠俗之冠,服俗之服,憑托修營寺院以備旗鼓歌吹,出入閭閻,搪市井揬,與人相鬪,以致血傷。」所以文宗王要:「沙汰中外寺院,其精修戒行著悉令安住,犯者以法論了。」(高麗史卷七)

  文宗王二十一年,偉大的興王寺落成,該寺費時十二年,凡二千八百間,竣工時,特設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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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五晝夜,「王率百官行香,施納財襯,佛事之盛,曠古未有。」「諸方緇流,坌集無算。」「擇有戒行者一千赴會。」(高麗史卷八)

  太祖的父親嘗與擅於風水陰陽之術的道說禪師友善,歷代君王也頗重視道說所傳的方術,因此到第十五主肅宗王時,竟有妖僧光器,偽造陰陽書,陰謀不軌;另有覺真,亦妄言陰陽以惑眾。十七主仁宗王時,有妙清利用陰陽密術誑王臣而造反。十五主肅宗王時,有后妃太子等登日月寺後之山崗,置酒為樂;又禁止群聚男女僧尼作萬佛會,因其實以宴樂為目的。但是肅宗王二年設百高座於會慶殿,齋僧一萬;六年的仁王會,齋僧五萬;七年設大藏會於神護寺,設齋飯僧,不可勝數。因為僧人太多了,國家卻窮了,肅宗王十年,就有如此的詔書:「今諸州郡司牧,清廉憂恤者,十無一二……流亡相繼,十室九空。」(東國通鑑卷十)人民貧困如此,又有女真來犯,僧徒既多,也就派上用處了:「肅宗九年,選僧徒為降魔軍……每國家興師,亦發內外諸手隨院僧徒,分屬諸軍。」(燃藜室記別集卷十二)

  這是非常明顯的,佛事太盛。未必就是佛法興隆,僧人太多,未必就是佛教的好現象,依佛偷生者多了,反而有損於教法,以致不得不藉王力來淘汰、來選擇!乃至徵用僧侶去從軍了!

  當然。當時的高麗,尚能提倡文化及教育,例如第八主顯宗王雕刻藏經,雖其目的是為契丹大舉入寇,祈「依佛力攘敵」。義天自宋返國後,奏請自宋、遼、日本,購買釋典,刊行了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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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十四部計四千七百四十餘卷,實在是空前絕後的偉業。文宗王也頗提倡儒學,所以出了一位被譽為海東孔子的崔沖,崔沖設九齋以教誨後進;所謂九齋,便是樂聖、大中、敬業、誠明、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因此名儒輩出,總稱為高麗十二徒。而其十二徒的學生,多寓於龍興及歸法兩寺,是以見出當時的儒生,與佛教頗能融和。

  在太祖之時有興華嚴的坦文。

  到文宗王時,有法相宗的韶顯,其晚年考正慈恩大師的章疏三十二部三百五十三卷,並募工開板,印行流通。

  在文宗王時,瑜伽密教,也有可觀,有鼎賢國師者,因他神異頗多,所以歷受成宗、顯宗、德宗、文宗四王的優遇,加有大師、王師、國師的德位。

  第十三主宣宗王(西紀一0八四──一0九四),便是義天來華的時代,他的崇佛事蹟,與文宗大同,也受菩薩戒,也設大法會,飯僧也每達三萬。值得一提的,是由普濟寺貞雙等的奏請,準禪宗九山的參學僧徒,依進士之例,三年一選。到第十五主肅忠王六年(西紀一一0一年),又開闢天台宗之大選,由當時天台宗的大德教雄,主盟選拔。先在光宗王所設的僧科,是全體性的佛教科舉,自此,即增加了禪宗及天台宗內的僧選。前者為大選或佛選,後者為宗選。

  第十七主仁宗王,在位二十四年,而其齋僧法會達三萬人者,前後凡十三次,由於君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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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信佛,多在祈福禳災,非為解脫生死,所以佛事愈盛,愈能培養妖妄之徒的野心,致有妖僧妙清,利用方術,惑亂朝廷而陰謀竊國!

  十八主毅宗王(西紀一一四七──一一七0年)以後,法門紊亂日深,王之元年為求子嗣,敕講華嚴經五十日,真的使他如願,有了子嗣。十一年有內侍榮儀,進禳禬之說,謂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命之脩短,但視禳禱之勤怠而定,王惑於其說,乃令京內京外,大張法會,又命諸寺以千萬日為法會之期限者。因此僧徒奔走爭寵,百姓之受害日深了!

  第十九主明宗王(西紀一一七一──一一九七年)天性儒弱,軍國大事,均委以武臣李義方,明宗王耽於聲色,而幸於諸寺,事於齋醮,一如前代各王。因此,權臣李義方。既專橫於朝廷,殺戮文官,也與僧徒發生摩擦。僧徒屢次集眾犯城,李義方則率兵殺僧焚寺,終為僧徒所殺。這是韓國僧徒干與朝政的集體行動之始。李義方死後,僧徒之得勢者,自由出入宮禁,致有出身王室的僧徒,婬亂宮女及私通公主的穢聞傳出。自二十一主至二十二主時(西紀一二0五至一二五九年),僧徒與崔獻忠黨爭殺伐,僧徒被殺者前後約八百餘人。王政與佛教,頹廢如此,難道是佛法本身的過失嗎?其實,諸王何嘗真的理解佛法的真義!

  當然,在此期間,高麗的佛教,也有好多清淨的僧寶,為著正法而努力。

  正當宮廷佛弊端叢生之時,出了一位李資玄居土。李資玄自號希夷子,他是高麗第十二主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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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王元年(西紀一0八三年)的進士。到十三主宣宗王六年(西紀一0八九年),便棄官逃世,並自誓:「此去不復入京城矣!」所以他是民間佛教的代表,睿宗王召他入宗,他不去,王只好親自南下漢城問道。以前的禪宗九山,均有師承,但他是無師獨悟的禪者,據他自稱,是讚到雪峯語錄中的「盡乾坤的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便於此言下豁然自悟。同時,李資玄也極推崇楞嚴經,他說:「吾窮讀大藏,徧閱群書,而首楞嚴經,乃符印心宗,發明要路。」(東文選六十四)大鑑國師(坦然)也曾遊於他的門下,他的風格,與高麗禪學獨立的第一人知訥禪師,有相似處。

  說起禪宗,在義天的同時,並與義天的道譽對峙者,有學一禪師。學一洞明禪旨而兼學三藏,尤於大般若而得三昧之力,能救療人之疾病。義天回國後,叢林衲子,屬於台宗者,十有六七,以致禪宗凋零,一學便以唱興祖師禪的大責自任。當他以三昧力救治了肅宗王第四王子的重病之後,便受到王室的敬重,睿宗王臨終之前要拜他為王師,卻被他謝絕了。

  坦然大鑑國師,十三歲即通六經之大義。十五歲即為明經生,故曾被肅宗王(在未即位時),招致宮中,作為其子睿宗王的師傅,但他竟然出家了。他受到肅宗、睿宗、毅宗,三王的禮遇,加有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王師、國師。他有「廓落十方界,同為解脫門,休將生異見,坐在夢中魂」的遺偈傳世,可見他是得禪味之真的人了。據說,坦然是黃龍慧南的第五傳,祖系是:黃龍慧南──晦堂祖心──靈源惟清──長靈守卓──無示介諶──坦然大鑑。坦然沒有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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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說是以所作的四威儀頌及上堂語句,寄給介諶,介諶大為激賞,所以「即以衣鉢遙傳」。(補閑集卷下)如此草率的傳法方式,似乎頗不可信,但是坦然曾與介諶通信的事,則可不必置疑。

四、知訥的曹溪宗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高麗禪宗的獨創者,知訥禪師。知訥是韓國佛教史上一位很突出的人物,他的時代是西紀一一五八至一二一0年,即是中國的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至寧宗嘉定三年,這正是印度佛教滅亡的時候。

  知訥,自號牧牛子,八歲出家,二十五歲中僧選,未幾即離京師南遊,他的門下雖有不少是王公大臣,死後也被二十一主熙宗王諡為佛日普照國師,但他確與李資玄相似,乃是民間佛教的代表;所謂民間佛教,乃是區別於雜修雜行而以福祿權勢為主的宮庭佛教,民間佛教是以真修實悟而甘於淡泊素樸為主。

  知訥的無師自悟,主要是得力於閱讀的工夫,當他閱六祖壇經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見聞覺知,不染萬像,而真性常自在」句時,驚喜而起;一日讀到大慧語錄的:「禪不在靜處,亦不在鬧處,不在日月應緣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便在句下契會。嘗讀大藏經,得李長者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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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論,搜抉索隱,而潛心於圓頓之觀門。因此,知誦經常勸人誦金剛經,演六祖壇經,以開闡李長者的華嚴論。

  知訥不唯是一位禪者。也是一位思想家及著述家,而且他的禪,是以華嚴的教觀為立腳,所以在他的著述中,引用密宗、澄觀及永明延壽的語句最多,這與密宗以華嚴學者而來條理禪的路向,頗為相近。

  知訥的著述,有如下的幾種:

  (一)真心直說:此書理路井然,有組織、有秩序、有思想,乃是知訥晚年成熟的作品。此書的內容,分為:真心的正信、真心的異名、真心的妙體、真心的妙用、真心體用的一及異、真心在迷之時、真心息妄的方法、真心通於四威儀、真心的所在、真心的出生死、真心以息妄為正眾善為助、真心的功德、真心的功用證驗、真心是無知、真心之所往。此書的思想體系,大致是以法界圓融來說明真心的徧在、永存、體用、染淨等,即以真心而包羅萬法,實在就是華嚴宗的思想。此書共分十六章,如今所存者僅見十五章。

  (二)修心訣:此文附於真心直說之後。係為教誡初發心學佛者而作,詳細說明初機學佛者的用心,由此可以略窺知訥的性格及風範。修心訣重要的論點,是力主入道之門,不出頓悟與漸修的兩門,先悟而後修,是其著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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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圓頓成佛論:此文係說明禪是契於華嚴奧旨的,以期疏解學教者對於禪的誤解。

  (四)看話決疑論:此文係為破除學者的疑網,而說明禪宗看話頭的本義而作,其內容與圓頓成佛論大致相似。

  (五)念佛要門:知訥鑑於當時一般念佛者,但信念佛可往生極樂,卻不斷十惡,無視因果、諂曲邪會,所以憐愍之,為作念佛要門,立十種念佛法:戒身念佛、戒口念佛、戒意念佛、動憶念佛、靜憶念佛、語持念佛、默持念佛、觀相念佛、無心念佛、真如念佛。此即是以三業清淨的條件、動靜語默的時機、由觀相及持名而至無念而自念的一種念佛法門。以十種念佛而發一念之真覺,真覺時為頓悟,十種念佛是漸修。可知知訥的思想是彼此呼應的。

  此外尚有評論宗密、神會等見解的文字。

  知訥開創了曹溪山修禪社,成為九山之外的別立一宗。

  知訥的弟子很多,本為天台宗的學者了世,後來也參於知訥門下;曹溪山的第二祖,則為無依子慧諶;繼承李資玄而振玄風的承逈,也嘗參於知訥的門下,此後以楞嚴禪之提倡而著名。

  無依子慧諶(西紀一一七七──一二三四),相當於中國南宋寧宗及理宗時代的人,知訥死於南宋嘉定三年(高麗熙宗王六年),他就奉王命繼主修禪社的法席,因為他是知訥最得意的一個嗣法弟子。當慧諶前去請求剃度的前夜,知訥曾在夢中見到雪竇重顯禪師入院而來,考驗之下,知道慧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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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非凡器。慧諶身歷高麗的熙宗、康宗、高宗等三王,宏化計二十四年。他著有禪門綱要一卷、上康宗王的心要一篇、禪門拈頌三十卷等。他一方面採集古來禪語,以資道學之用心,一方面也贊成以祈禱方式而祝天下之太平,形成了高麗佛教的特色,與中國的宗門,頗有不同。尚有值得注意的,慧諶主張禪儒一致之說,可見當時的高麗,儒學的勢力已經不可忽視;因此,慧諶雖以禪的立場自居,而他的詩文,才氣縱橫,有詩集兩卷,據說他酷似宋之慧洪覺範。

  慧諶門下,有白蓮社的天頙,然而,天頙係受鉢於了世圓妙國師,晚年襲為國師。

  曹溪的第三祖為清真國師。

  曹溪山的第四祖,則為慧諶的另一位弟子混元真明國師。

  真明國師之下,有天英禪師,天英十二歲時,參於慧諶,十五歲出家,繼而參三祖清真國師,後從真明國師咨問法要;所以,天英一身,參了曹溪山的二、三、四祖的先後三世。到了高宗王三十二年,柱國崔怡,創立禪源社,先由真明主其法席,大張禪會,三十七年,高宗王即命天英主禪源社法席,忠烈王十二年入寂,壽七十二歲(西紀一二一四──一二八六年),他便是曹溪山的第五世。

  曹溪山第六祖,是沖止,他在十九歲時高舉狀元,後依天英圓悟國師剃度受具,天英入寂,他便被大眾舉為五世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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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為止,我們看知訥一系的法脈是這樣的:

  在這期間,尚有一位居士,他在韓國佛教史上的地位,不下於新羅時代的崔致遠,那就是李奎報(西紀一一六七—─一二四一年),他是韓國一代文豪,窮究經史,遍覽佛書及道帙,著有東國李相國全集四十一卷,後集十二卷行於世。晚年篤信佛教,禮敬三寶,常誦楞嚴經,嗜讀洗心經。由於他讀了道書,所以他的風格,頗有類似中國魏晉的清談家之處,但他自稱:「我亦參禪老居士」,唯其仍落於小乘的空觀,並有當時韓國佛教思想的通病,讚揚祈福免禍的佛事。

  又從李奎報寫的志謙傳中,知道在元宗王十四年(西紀一二七三年),由於天象屢變,而設消災道場於宮中,集五教兩宗的僧徒,祈禱平定賊亂。所謂五教,是指戒律、法性、法相、涅盤、圓融(大約是指的華嚴);所謂兩宗,是指禪寂、天台。自義天歸國後,再興天台,知訥之後,有了曹溪山的禪宗,而天台亦被視為禪之一派,所以稱為兩宗。

  但在忠烈王的時代,正是元世祖橫霸亞洲之際,位登九五,兵威八荒的元世祖,當然不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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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對韓國的壓力,除了派遣斷事官達魯花赤,監督高麗的政務之外,並將公主嫁給了忠烈王為妃,掌握了宮中的大權。元朝信奉喇嘛教,公主初對於高麗的佛教,頗存輕貌,專橫凌辱,王也唯有忍氣吞聲。嗣後來了一個吐蕃西藏的僧侶,自稱是奉帝師思發巴之命,來為韓國祈福的,此僧行為乖張,飲酒食肉,夜宿娼家;啟建道場四日,吹螺擊鼓,備置金帛、鞍馬、雞羊,用麵作人及塔各八百為供物,戴花冠、執箭,最後以兵甲弓矢的戰士,載棄其供物於城門之西。然因公主,施錢豐厚,致有他的徒眾爭奪錢財不均,終向公主告發,說他是假冒的,佛事也是偽作的。

  到了忠烈王三十年〈元朝大德八年),有一位中國禪師,江南的紹瓊,入韓宏化,傳載於指月錄,他是雪巖祖欽的法嗣。受到忠烈王的隆禮,圓明國師及沖鑑二人,亦向紹瓊請授禪法,並敕修百丈清規,開始行於韓國。這是中國禪師對韓國佛教的一大貢獻。

  就在忠烈王時,韓國也出了一位大著作家,那便是一然禪師(西紀一二0五──一二八九年),此人有點像知訥,「不由師訓,自然通曉」「禪悅之餘,再閱藏經,窮究諸家章疏,旁涉儒書,兼通百家,而隨方利物,妙用縱橫,凡五十年間,為法道稱首。」(朝鮮金石總覽上)

  一然本名見明於忠烈王九年,禮為國尊,國尊就是以往的國師,為了避諱元朝的國師,所以稱為國尊。他的著作很多:語錄二卷、祖圖二卷、重修曹洞五位二卷、大藏須知錄三卷、諸乘法數七卷、祖庭事苑三十卷、禪門拈頌事苑三十卷、三國遺事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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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然的法系上說,他是屬於九山之一的迦智山門下,他就學於海陽無量寺、剃度受具於陳田寺、開堂洗法於京師月禪寺,圓寂於義興麟角寺,均係迦智山派下的寺剎。

  可惜的是,一然的著書雖多,學問亦博,但他同樣受著當時思潮的影響,他的思想及信仰,均不是純粹的佛法本位者。

  當時時代思潮,就是祈禱佛教。比如到了二十六主忠宣王時(西紀一三0九──一三一三年),嘗齋僧二千人,燃燈二千盞,一連五日,共為萬僧,稱為萬僧會;又齋僧一百0八萬,點燈一百0八萬,用於齋供的費用幾乎難以勝記!

  一然的法嗣有混丘(西紀一二五0──一三二二年),混丘生來形貌端嚴,天性慈祥,親戚均以「小彌陀」呼之,所以在十歲時就出了家。參加禪宗九山的科選,登上上科,遂從一然參學,而至嗣其法席,開堂說法。忠烈王下批為大禪師,忠宣王特授其為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國一之號;忠肅王冊為悟佛心宗解行圓滿鑑智王師;兩王樞衣請益,為前古所未有。著有語錄二卷、歌頌雜作二卷、新編水陸儀文二卷、重編拈頌事苑三十卷,行於叢林。

  當時,尚有一位持律謹嚴的律師海圓(西紀一二六一──一三四0年),他兼通唯識,戒行清高,受到元朝西安王朔方向成宗帝的推崇,而招致入覲。武宗帝創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帝皇慶元年落成,即命海圓為該寺第一世,因此道譽益著,名冠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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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麗後期的禪師及排佛運動

  韓國的佛教,主要在於禪宗。但其禪風與中國則略有不同,韓國的禪師,能開新局面的也是不多。

  高麗王氏王統的晚期,出了幾位禪師。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來自印度的指空禪師,據指空「禪要錄」序中說,他是自迦葉以後的第一百零八祖,名叫禪賢(Dhgana-bhadea),指空(sungad-isga)是他的號,元朝泰定年間(西紀一三二四至一三二七年),見了晉宗(鐵木兒),論對佛法,頗能稱旨。由中國到高麗,泰定四年,住於重修之乾洞禪寺。所到之處,法雨普被,而且神異頗多。他在未去高麗以前,住中國已經好多年了。

  據他自稱曾祖及祖父均為伽毘羅國(Kapila-Vastu)之王,又為摩竭提國(Magadha)之王,母為香至國(Vanc-puea)公主,他是八歲出家,依那爛陀(Nalanda)寺講師律賢(Vinaga-bhadra)披剃,到南印度楞伽國(Lanka)吉祥山,傳普明(Samanta-Prabhasa)之法。

  他是從北印度到燕京(北平京的古名),再去四川至雲南,會了雲南方言,請說戒經而燃頂焚臂者,官民皆然。羅羅人素不知有佛僧,指空到時,也都全部發心,乃至飛鳥亦能唱念佛名;貴州元帥府的官員,因他而全部受了戒;描蠻、猺獞、青紅、花竹、打牙、獦姥等諸山地土著,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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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了奇異的菜肴,來求受戎。他到了高麗,又被元帝召了回來,元文宗親臨聽他說法,順帝的皇后及太子,迎他入延華閣請問佛法。因此,指空禪師,既是韓國佛教史上的人物,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人物。

  有高麗人韋氏,請指空受戒,又有高麗人金氏,隨指空出家,並捨其在燕京的住宅為寺,請指空居之,指空題此寺額為「法源」。指空的壽命極長,雲南悟禪師七歲時隨他出家,他已是周甲之年,悟禪七十五歲時,指空始入寂,那是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西紀一三六三年),再過五年,就是明太祖元年了;再過三十年(西紀一三九三年),高麗即亡於朝鮮。

  指空著有禪要錄傳於世;禪要錄,是以頓入無生大解脫門為指要,依以戒定慧三學而說解脫之道,其思想的基礎,是在於般若。

  指空的相貌很奇特,辮髮白髯,神氣墨瑩,服食極侈,平居儼然,望而生畏。行化則棒喝並行,禪機峻峭,雖沒有長留高麗,然而高麗的禪觀,卻是由指空而再興,所以被譽為梵僧中的臨濟德山。

  在曹溪圓悟國師天英之下,有復丘禪師,復丘十歲時就於天英剃度,未幾,天英圓寂,遺囑復丘隨大禪師道英請益,二十一歲高中禪選的上上科。自此,觀心於泉石,逍遙於雲林,不近名利,十多年之後,住於月南的松廣大道場,前後凡四十餘年,所做福國利生之事,不勝枚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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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十二年,恭愍王冊為王師,寂於恭愍王四年(元朝至正十五年),八十六歲。

  在恭愍王時,尚有一位普愚禪師,號太古,又名普虛。十三歲投檜巖寺的廣智出家。十九歲,參「萬法歸一」之話頭,一日,疑團頓消,而作:「佛祖與山河,無口悉吞卻」之句。三十七歲,在松都(開城)的栴檀園,參究「無」字,明年正月初七日五更,豁然大悟,因作「打破牢關後,清風吹大古」之句。忠穆王二年,元順帝至正六年,四十六歲,來華。第二年,至湖州霞霧山天湖菴,見到石屋清珙,為其印證,並奇之,便問他:「子既經如是境界,更有祖關,知否?」普愚答稱:「何關之有?」清珙教他:「工夫正而知見白矣,然宜一一放下,若不爾也,斯為理障,碍正知見矣。」他卻回說:「放下久矣!」第二天,他們兩人又繼續問答了好多話,終將袈裟付與普愚,用表傳法之信。

  普愚回國時,經過燕京,元順帝請他在永寧(或永明)寺開堂說法,並賜金襴袈裟及沉香等物。至正八年回高麗,他希望韜光息影,躬耕山野,長養聖胎,但是恭愍王對他太敬重了,請他出山,封他為王師,請他說法,直到明朝洪武十四年,以八十二歲的高齡入滅,此時,離開高麗滅亡,也僅十二年了。

  從法系上說,石屋(福源)清珙,是徑山師範的第三傳,仰山祖欽的法孫,道場及菴(宗信)的法子,乃是臨濟義玄的十九代,楊岐方會的十二代。那末,太古普愚,是臨濟義玄的二十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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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十九世孫了。

  太古有其傳者雪棲所編的語錄行世,其中有一篇對恭愍王所說的心要,主旨在於提唱第一義。太古的看話功夫,是以公案來斷截分別知見,這與宋末圓悟大慧等的看話全同。他又有示樂菴居士的念佛略要,主張「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但有下念自性彌陀,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以阿彌陀佛名字,帖在心頭眼前;心眼佛名,打成一片……久久成功,則忽爾之間,心念斷絕,阿彌陀佛真體卓爾現現。當是時也,方信道舊來不動名為佛。」這與宋末的念佛公案,也如出一轍。

  高麗末期的另一位大禪師,便是慧勤,舊名元慧,號懶翁(西紀一三二0至一三七六年),他的世壽僅五十七歲,卻生歷高麗的忠肅、忠惠、忠穆、忠定、恭愍及辛禑等六王,所以他也是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

  慧動在二十歲時,見一鄰友死了,他便有感而請問父老輩:「死何之?」父老輩中竟無一人能答,他便痛悼不已!因此他就出了家,先投功德山妙寂菴的了然祝髮,了然見他機根靈利,便囑他別求餘師。元順帝至正四年,在揚州天寶山檜巖寺,見日本的石翁和尚,精修四年,一日忽然開悟。至正八年三月,來華至燕京法源寺,初參梵僧指空和尚,在參學期間,與指空曾有幾度針鋒相對的機關話,從他們的對答中,可以看出雙方對於中國禪宗的公案,均相當的熟,而且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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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靈活,應對自如,不落老套。離開指空和尚之後,又參平山處林,處林問他:「曾見什麼人來?」答:「曾見西天指空來」。又問:「指空日用何事?」答:「指空日用千劍」。「指空千劍且置,將汝一劍來。」慧勤便以坐具把處林打倒在禪床上,處林大叫:「這賊殺我!」慧勤連忙扶起了處林,便說:「吾劍能殺人亦能活人。」處林便哈哈大笑。留住數月之後,便將雪巖所傳及菴忠信的法衣一領拂子一枝付囑表信。

  此後又回到燕京法源寺,接受了指空的衣拂。

  因此,慧勤的禪脈,是在中國傳去的,並且傳了西天指空及平山處林的兩支法脈。平山處林乃是石屋清珙的法兄弟,所以,懶翁慧勤又與太古普愚是同一法祖的法兄弟了。

  至正十五年,元順帝詔慧勤住京師廣濟寺。

  至正十八年春,辭別指空東還。回國後受到恭愍王的禮敬,宏化不懈。愍恭王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指空死後的第八年的秋季,住於檜巖寺,九月十日,奉召入京,在廣明寺,大會禪及天台兩宗之衲子,舉行「功夫選」,恭愍王親臨觀察,慧勤拈香之後昇法座,對大眾說:「破卻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割斷衲子命根,抖數眾生疑網。操縱在握,變通在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其揆一也。在會諸德,請以實答。」於是,大眾以次入對,曲躬流汗,皆曰未會。或者理雖通而礙於事,或者狂態失言,一句便退。最後來了一位幻菴混修,慧勤歷問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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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混修通透無遺。這也是高麗末期的一樁佛教大事。

  慧勤的思想,與普愚的不同,他看重四生六趣之存在,無非是法。又主張娑婆即淨土之說。他能文善詩,確為高麗末期難得之龍象。

  在「功夫選」中最傑出的人物是混修,混修是太古普愚的法嗣,也是懶翁慧勤的高足,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七十三歲圓寂(西紀一三一九至一三九二年),他是正好趕上高麗滅亡而朝鮮開國。他是以功夫選中出了名,所謂三句三關的對答,是如此的:

  混修立於堂門階下,慧勤問他:「如何是當門句?」

  修即上階而答:「不落左右中中而立。」

  問:「如何是入門句?」

  修即入門:「入已還同未入時。」

  問:「如何是門內句?」

  答:「內外本空,中云何立。」

  慧勤即以三關審問:「山何岳邊止?」

  修答:「逢高即下,遇下即止。」

  問:「水到何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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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大海潛流,到處成渠。」

  問:「飯何白米做?」

  答:「如蒸沙石。豈成嘉餐?」

  慧勤因此首肯。

  洪武十六年,辛禑王冊混修為國師;末代的恭讓王,再封他為國師。朝鮮太祖元年,混修圓寂,太祖諡為普覺國師。混修是一位禪匠,而且是一位大書法家呢!

  同出於太古普愚門下的,據說有大禪師九十人,禪師及其他者千三百人。除了混修最著名之外,尚有王師圓應尊者粲英。混修門下有龜谷覺雲。從普愚下傳者共有七代:初祖普愚、二祖混修、三祖覺雲、四祖淨心、五祖智嚴、六祖靈觀、七祖休靜。

  此期間尚有一位千熙(西紀一三0六至一三八二年),他在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五十八歲時來華,先到杭州,至正二十六年,參聖安寺的萬峯禪師,傳法授衣付禪棒。萬峯是千巖元長的法嗣、中峯明本的法孫,因此,千熙該是中峯國師的重法孫了。當年他就東還高麗,受到恭愍王的渥禮勞慰。至正二十七年,恭愍王封他為國師,懶翁普愚主持功夫選時,請他為證明師。著有三寶一鏡觀若干卷行世。

  高麗末期的義學與禪宗,已無甚區別,可記的教學者,僅子安一人(西紀一二四七至一三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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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二十九歲時,即被拜為三重大師,主講唯識論時,此宗之耆宿,也都執卷聞教於其座下,主法之盛況,被形容為「前古未曾有」;撰述經論章疏,凡九十二卷,又疏記心地觀經,元之諸講師見了,亦無不讚美歡喜。可見子安是一位當時難得的義學家了。

  然而,我們知道,韓國的佛教,是以高麗王朝的時代為黃金歲月,王氏共傳三十四王,計四百七十五年,沒有一王不崇信佛教,沒有一年不舉行佛事,雖然宮廷佛教未必盡如佛法的理想,國王的竭誠護法,確為佛教光大的主因,並將法雨普施於全體國民,佛教對於韓國國民的安慰貢獻,高麗的政權,功不可沒。可是,一到李氏王統的朝鮮之時,佛法就江河日下了!其實,這一現象,在高麗末期,已很嚴重了。

  首先要說,高麗的文教風氣,自太祖以下,至成宗王時,已經立定了學政的基礎,文教制度的確立與改革,以儒學取士任官,而使文風大興。到了忠烈王十五年(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安裕(又名安珦)隨王訪華至燕京,得到朱子全書,而輸入了宋之理學,朱子學在韓國的提倡,安裕為第一人;然而,唱道朱子學,即形成了排斥佛教的第一步,並種下了後來李朝廢佛毀釋的遠因。

  安裕的學生白頤,又入元朝傳受程朱之學。元仁宗延祐元年,忠烈王已讓位,他自己則來中國,構築萬卷堂於燕京,並召李齊賢於府中,而與當時元朝的名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交往,考究書史。當時又有博士柳衍等,自中國江南購返經籍一萬八百卷,元仁宗也賜忠烈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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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冊,計一萬七十卷。這對於韓國後來在儒學上的發展,幫助很大。

  白安珦傳白頤,白頤傳李齊賢,李齊賢傳李穡,李穡傳權近,權近傳卞季良,這是高麗儒學的系統。唯李齊賢及李穡,尚為崇信佛教的儒者,而且李齊賢對於禪宗,參究頗有心得。與李穡同時的成均館博士鄭夢周,便以排佛作為宣揚儒教的方策了。李穡的學生權近,以及權近同時的鄭道傳二人,因其後來掌握李朝初期的文教實權,毀釋排佛之舉,更見激烈了。

  高麗末期,唱排佛論者已不少,但以鄭道傳的排佛論最為深刻而激烈。鄭道傳亦曾遊於李穡之門,並與鄭夢周為友,他也是成均館博士。恭愍王廿年,授太常博士,在辛禑王時結交了朝鮮太祖李成桂,並獻計廢除高麗最後之二王,逼恭讓王以禪位之美名,把政權交給了李成桂。所以鄭道傳既是朝鮮的功臣,復是高麗的逆臣,高麗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上。但到朝鮮太祖之七年,又因陰謀作亂而伏誅。他著有三峯集,在該書之卷九,載有佛氏雜辨等文。他自己說著有佛氏雜辨十五篇,今所見者僅得十四篇,或加闢異端之辨共計十五篇。他的排佛闢釋論,講來確實有氣勢澎湃之感,但自其文內容而論,他所讀佛典極少,除了以周簾溪的太極圖說,以及程朱之理氣論等為其依憑之外,別無其自發的見解,不過效顰宋儒之技倆,陰採禪學的思想,陽逞排佛的意氣而已。採拾禪家語錄的片言隻語。斷章楞嚴、圓覺、金剛等經的一句兩句,肆意歪曲,並以韓愈佛骨表為其論證,雖然痛論激語滿紙,實亦題似兒戲,論理的基礎極其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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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崇佛過盛而不加約制之時,必有妖妄之徒,乘機惑世取寵,在恭愍王時,有妖僧遍照,不學無德,但他黠慧而機辯,喜於嬌飾,枯槁其形,不論盛夏或隆冬,僅服破衲一襲,深得國王敬重,言聽計從,干預政事,於是,士大夫之妻,均以神僧視之,而來聽法求福,但他密受奸臣以兩個處女之淫供,姿威作福,斥去忠良。恭愍王,竟封他為真平侯,又加保世功臣等等的職銜。終於更改在俗姓名為辛盹,權傾一時,而貪淫日甚,貨賂輻湊。居家則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見王則清談茹素飲茗而已。國王信佛而弊害之盛如此,當非偶然。

  恭愍王十年,遂有如此的禁令:「釋教本尚清淨,而其徒以罪福之說,誑誘寡婦孤女,祝髮為尼,雜處無別,……醜聲時聞,污染風俗,自今一切禁之。」(東國通鑑卷四十七)

  辛禑王八年,有妖人伊金。自稱是彌勒佛,宣說吃牛馬之肉者必死,有財貨而不分與人者必死,愚弄鄉民,愍亂大眾,眾人奔向歸信,敬之如佛,無賴之徒,和而從之,轉相誣誑。

  因此,太古普愚,有憂國憂教的言論。居士李穡,在恭愍王元年上書,論及佛教之頹敗及其救弊之道。恭愍王十九年,明太祖頒璽書,提出警告:「不敬不汰,則善惡不分。」主張禮敬德僧而汰除冗僧。

  辛昌王即位之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典法判書趙仁沃,上疏:「近世以來,諸寺僧徒,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污染風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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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利。」於是提出辦法:寺產應「載諸公案,計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論;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其為尼者,以失行論;取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鄉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為僧尼,僧徒留宿人家者,俾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東國通鑑卷五十三)

  趙仁沃是排佛的人物,當無疑問,雖其誇大與強調僧徒之失行如此,確也不是空穴來風,所以他的辦法是如此的苛刻。雖其未必全為當局者接受,他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

  因此,到了恭讓王二年(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便有一位前典醫副正金腆上書,說了公道話:「今狂儒之淺見薄識者,不顯三韓之大體,徒以破寺斥僧為懷。噫!聖祖(案係指高麗太祖)創業之深智(案係指觀山水地脈而創寺祈福),反不如豎儒之計乎?伏望殿下,上順聖祖之弘願,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效。」(高麗史卷四十六)

  可是高麗王朝,已到強弩之末,排佛論者,已經形成了優勢。故到恭讓王三年四月,禁令婦女往來佛寺。同時,有成均館博士金貂,上疏排佛,主張驅逐出家之輩,還於本業,請破五教兩宗,補充軍士。另有成均館之生員朴礎等,也上書,請勒令佛者還其鄉,以充兵賦,焚其書,以絕根本!

  到此為止,韓國的佛教,在內部頹敗及儒生排擊之下,已是淹淹一息了!可見,佛教如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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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從淨化人間的實際工作上著手努力,而但以祈禱禍福等的觀念上宣傳,縱然鼎盛一時,也必趨於衰亡!

  (本文是作者計劃中世界佛教史綱」韓國部份的草稿,主要的參考資料是日木忽滑谷快天氏著的「朝鮮禪教史」,那是一部數十萬言的鉅著,本文僅僅抽譯其精華。所以此是編譯,而非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