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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往回的判釋，因其理繁，在此從略。總之，這種圓相的安立，實是溈仰宗的葛藤，因其易於流為定型刻板的作風。韓國佛教史略
釋聖嚴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82期（1980.10）
頁311-352
©1980 大乘文化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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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初傳的時期
韓國，實際上是中國民族及中國文化的分支或延伸。據傳說，在中國唐堯二十五年，有神人降於太白山（今之寧邊妙香山）的檀木上，國人立為君王，所以稱為檀君。但是關於檀君王於韓國的古傳，均係出於稗史神話，不足徵信。韓國最早封君的記載，該是出於史記卷三十八的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嗣後秦始皇統一天下，箕子的後裔箕否，便降於秦。到了漢朝代秦而有天下之時，箕否的兒子箕準，被燕人衛滿逐出了朝鮮；到了漢武帝元封三年，又滅了衛滿的孫子右渠，而將朝鮮分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的四個郡，成了漢家的領土之一部分。
到了漢宣帝以後漢江以南的半島地帶，漸次分成三韓而配三國，那就是：馬韓配百濟，辰韓配新羅，卞韓配任那；但是在崔致遠上大師侍中狀中卻說：「馬韓則高句麗，卞韓則百濟，辰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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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新羅也」。後者雖是錯誤的說法，以後卻將錯就錯，一直沿用了下來。這三國鼎立爭衡的局面，維持了六百八十一年（西紀前一八──西紀後六六三年），最後由新羅統一了三韓。
佛教的傳入，是在高句麗立國後的四百零九年，第十七代小獸林王二年（西紀三七二年）時，中國的秦王符堅，派遣使節以及沙門順道，贈送佛像和經卷到高句麗，這是佛教像入韓國的開始。自此十三年後，在百濟溫祚王第十五代的枕流王即位之年（西紀三八四年），又有印度沙門摩羅難陀，自中國東晉孝武帝境內來化。新羅國亦自高句麗接受了佛教，但到第二十三代的法興王十五（西紀五二八年），始見其三寶之興隆。
不過，佛教初傳高句麗時期，仍集其原有的習俗相混，例如小獸林王之弟繼承王位之後，稱為故國壤王，即下教詔，崇信佛法，但他是為的求福。又在北史高句麗傳載：「常以十月祭天」，「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可見其尚非流行正信的佛法。
唯在道教尚未傳入之前，高句麗諸王，多信佛法，十九代廣開土王，二十一代文咨王，建有平壤九寺。然到第二十七代榮留王七年（西紀六二四年），受到逆臣蓋蘇文的遊說，遣使向唐高祖上表，請傳道教，遂有道士叔達等八人帶了道德經，到達高句麗。王即將道士館於佛寺。到了二十八代寶藏王時，道教己取佛教地位而代之，由於國王的倡導，國人遂爭相信奉五斗米教（漢末張道陵派的道教）。道教大盛之後，佛教衰頹，國勢日危，終於在寶藏王二十七年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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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在王室崇信道教的先後，高句麗的佛教雖不受其本國歡迎，佛教卻出了幾位名僧。例如惠亮遷至百濟為僧統；僧朗入中國，受梁武帝的器重；惠慈遊化日本，為聖德太子之師；曇徵對於日本文化的貢獻也大。
在百濟，初期的佛教中，也出了幾位名匠；例如第二十六代的聖王四年（西紀五二六年），沙門謙益，自印度求法回國，他在印度學梵文五年，洞曉天竺語言，深攻律部，莊嚴戒體，與梵僧倍達多三藏，齍梵本阿毘曇及五部律歸國，受到聖王以羽葆鼓吹而迎於郊外，安於興輪寺，召國內名釋二十八人，譯出律部二十七卷，而成為百濟的律宗之鼻祖。同時有曇旭及惠仁兩法師，著律疏三十六卷獻於王。
百濟的聖王，亦稱為聖明王，日本初有佛教，就是由於他的介紹之功。到了威德王時（西紀五五四──五九七年），百濟佛教向日本的輸出，尤其積極，佛像、經卷、經師、律師、禪師以及佛工、寺工等等，相繼贈予日本；其中以惠聰律師最著名，被許為三寶的棟梁。第二十九代法王元年（西紀五九九年），下令禁殺生，放民眾所養鷹鷂焚漁獵之具。第三十代武王（西紀六００──六四０年）亦篤信佛法，有名的僧人，例如寂於中國的惠現、遊化日本的觀勒等，均為武王時代的人。
再說新羅的佛教，雖早在第十代訥祇王（西紀四一七──四五七年）時，已有了傳佈，民間之篤信佛教者，則在經過了一百十餘年後的法興王十五年時，才呈現興隆的氣象，十六年詔禁殺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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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建大王興輪寺，乃為新羅王創寺之始。
到了第二十四代的真興王以後，新羅的佛教，突然現出了旭日昇天似的旺盛之勢，人才輩出，入印度中國求法者甚多。例如玄光、圓光、元曉、義湘、慈藏、明朗、惠通等人，都是這一時代的新羅名德。
真興王奉佛甚篤，士人亦爭為歸崇，遣學僧覺德入梁求法，梁武帝贈佛舍利，王與百官奉迎於興輪寺之路前；沙門義信入天竺求法，白騾馱經而歸；當中國陳文帝時，遣劉思及學僧明觀，贈送給新羅的經論達一千七百餘卷。另有沙門玄光，入陳求法，向南嶽慧思禪師受業，得法華安樂行門，證法華三昧，返國後即弘傳天台教觀。又有法師安弘入北周求法，與于闐沙門毗摩真諦等二人同國，帶返楞伽、勝鬘二經及佛含利。
真興王敬信三寶，恭敬沙門，當他到了晚年，自己祝髮為僧，他的王妃也入永興寺為尼，一代護法君王，堪稱徹底。
真興王以下是真智王，僅三年便是二十六代真平王（西紀五七九──六三一年），這時的高僧很多，而以圓光及元曉二人最有名。圓光來中國求法時，尚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居士，聽經之後，即有出塵志，遂得陳主之許，落髮受具，遊歷講肆，學成實及涅槃，又入虎丘山修定，是以綜涉四阿，通達八禪定，講成實編釋般若經，名望播於嶺表，一時來學者甚眾，隋開皇年間真平王，聞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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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敦請回國之後，常講大乘經典，為王臣之所歸嚮。年齒既高，每乘輿入宮，而其衣服及飲食，均由王后親自料理不許他人佐助，禮遇之隆，可以想見。
元曉生於真平王三十九年（西紀六一七年），他是一位奇特的佛教人物，本預備入唐求法，途中夜宿野外，因係鬼鄉而多祟，乃悟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為心外無法，便打消了入唐的念頭。自此，發言狂悖，示跡乖剌，乃至與瑤石宮寡公主私通，生了一個兒子叫做薛聰。可是，元曉父子，都是聰慧絕倫的人物。尤其是元曉，對於佛經的疏釋，多達八十一部，現存者尚有十六部；他的疏釋範圍，非常廣博t有華嚴、涅槃、法華、楞伽、維摩、般若、勝鬘、解深密、大無量壽、彌勒上生、梵網等經疏，起信、攝大乘、中邊、成實、廣百、阿毘曇、三論等論疏。不過，元曉的思想雖有多少自相出入之處，而其主要的立足點，則為發推一乘圓教。
新羅第二十七善德女王的時代，出了一位慈藏法師，他在唐太宗貞觀十年來華求法，他是一位持戒精進的比丘，真平王曾欲以斬殺之刑逼他出仕，他卻說：「吾寧一日持戒而死，不願百年研戒而生。」終於使王愧服，許他出家。來到中國以後，在終南山感得神人向他受戒，靈應極多，並得唐太宗賜絹二百疋；貞觀十七年善德王上表唐太宗，請慈藏還國，太宗傳入宮，禮遇優渥，並賜他大藏一部，以及像旛花蓋，帶回本國。回國後擔任大國統，大宏法化，由是而使國中之信佛受戒者，十室八九。到了第十八真德王三年（貞觀二十年，西紀六四九年），他使新羅服章，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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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儀，這是新羅採用中國服儀之始。
密教入新羅，始於唐貞觀九年，即是善德女王四年，據三國遺事卷五的記載，是由於明朗於善德王元年入唐，入齡宮傳密教。但明朗的事跡不詳，入齡宮似亦傳說的附和。此後有沙門惠通於第三十代文武王五年（唐高宗麟德二年）六入密教。據三國遺事卷五記載惠通入唐，是依善無畏三藏傳受印訣而歸，並且頗多神異，為王女驅除毒龍，治癒怪疾。然而，考諸史實，善無畏是玄宗開元四年來華，比高宗麟德二年晚了九十六年，所以頗有可疑。惠通所傳密教，可能是西晉帛尸黎密多羅以來所譯的密典。
到了文武王三年（唐高宗龍朔三年）滅了百濟，文武王八年（唐高宗總章元年），又由唐將李勣等協助攻滅了高句麗，便結束了三國鼎立而完成了韓國的統一。
文武王十年，高僧義湘自唐求法回國，弘傳華嚴宗。義湘（西紀六二五──七０二年）二十歲出家，初伴元曉入唐，過遼東邊界，戌軍以為是間諜，囚禁了數十天，又把他們放還新羅，到了文武王元年，始搭乘唐朝使節的便船，來到中國，於終南山謁華嚴二祖智儼，入室受華嚴妙旨。回國後創浮石寺，開演華嚴一乘，聖德王元年，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入寂。義湘的操行高潔，貴在如說而行，講宣之外，精勤修練，除了三衣瓶鉢之餘，曾無他物。著有法界品鈔記、大華嚴十門看法觀、華嚴一乘法界圖等。他的弟子很多，著名者有十大德，悟真、智通、表訓、真定、真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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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良圓、相源、能仁、義寂等。其中的智通及表訓，頗有神異；義寂則頗多著述，現存於藏中的有梵網經菩隆戒本疏。義湘與法藏賢首大師是同門同學，法藏於唐中宗嗣聖九年嘗派門人勝詮帶給義湘一信，並贈所著華嚴疏抄及探玄記等，義湘為探玄記掩室研討了十來天後，令門人真定、相圓、亮元、表訓四人，各講五卷，並說：「博我者藏公起予者爾輩」。法藏在信中對義湘也是推崇備至，尊義湘為「海東新羅大華嚴法師」，又說：「如來滅後，光暉佛日，再轉法輪，令法久生者，其惟法師。」
與義湘同時而比義湘先來中國求法的，便是玄奘的大弟子圓測，據說他是新羅王之孫，三歲就出了家，到了中國，唐太宗賞其才，賜予度牒，先住京師元法寺，後隨玄奘三藏學，博通瑜伽、唯識、成實、俱舍等論，以及大小乘經，並與窺基競爭，其成就可知。在則天武后垂拱年間，新羅的神文王累次上表，請圓測回國，他雖一度回國又來到了中國，最後也終老在中國，享壽八十四歲，著有成唯識論疏等十三部。隨他入堂的弟子勝莊及道證，也都是著名的唯識學家，各有著述。
在神文王時（西紀六八一──六九一年），新羅尚有一位大著作家憬興法師，被神文王封為國老，著有俱舍論鈔、大涅槃經疏、法華經疏、成唯識論貶量等二十五部，現存者有無量壽經贊及三彌勒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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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十五代景德王（西紀七四二──七六四年），又出了一位大著家大賢法師。大賢或名太賢，他是道證的弟子，是玄奘的第四傳，他先學華嚴，後入法相。據三國遺事記載，大賢亦頗多神異，當他生於南山茸長寺的時候，常旋遶丈六慈氏（彌勒）石像，石像之面亦隨大賢而轉；又於唐玄宗天寶十二年遇大旱，詔大賢入內殿講金光明經祈雨，宮內之井已天旱而枯，大賢默禱之時，即刻湧出高達七尺的水來。大賢深究相宗奧旨，刊定邪謬，遊刃於八識，所以後之新羅學者，亦皆遵其訓。著述計四十二部，現存者尚有藥師經古迹記、梵網經古迹記、同戒本宗要、大乘起信論內義略探記，成唯識論學記等。他的著述，多以「古迹」為名，以示他自己的謙抑，他是依諸家的疏釋，取要而錄之成書者，例如梵網經古迹記，亦要即是依據義寂與法藏之疏而製。
韓國，除了佛教的輸入早於日本，儒家的事藝，它也做了中日之間轉運站，早在百濟古爾王五十二年（晉武帝太康六年），即送博士王仁至日本，並獻論語及千字文，可見儒家學流於三韓，為時很早。在百濟近仇首王元年（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亦說王為太子時戰勝高句麗時，將軍莫古解曰：「嘗聞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可見老莊之學輸入三韓，為時也不遲。到了新羅聖德王十八年（唐玄宗開元七年）建立的廣州甘山寺彌勒造像記，及十九年同寺的阿彌陀如依造像記，已見有將老莊的逍遙物外與佛教的玄寂常照，兩者相為調和的文詞。
在佛教的藝術方面，當新羅統一的時代，正是中國唐代文化的極盛階段，自六朝以來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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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之輸入韓國者，因此也達於頂點，例如北魏形式的大佛像，有石雕的、有銅鑄的，雕刻藝術，均極精彩；又有三層塔、九層塔及十三層塔等的建築，有以銅十二萬斤鑄一口大鐘者；唐代宗時，新羅景德王獻來萬佛山一座，係以沈檀木雕成，高丈餘，與明珠美玉鑲嵌雕刻成一座假山，「山有巉岩恠石澗穴……微風入戶，蜂蝶翱翔，鷰雀飛舞，隱約視之，莫辨真偽，中安萬佛，大者逾方寸，小者八九分……相好悉備更鏤金玉為流蘇、幡蓋、菴羅、薝葍、花果、莊嚴；百步樓閣；臺殿堂榭，都大雖微，勢皆活動，前有旋遶比丘像千餘軀，下列紫金鍾三■[竿-干+虛]，皆有閣、有蒲牢、鯨魚為撞，有風而鍾鳴，則旋僧皆什，拜頭至地，隱隱有梵音，蓋關■[梶-毛+犬]在乎鍾也。雖號萬佛，其實不可勝記。」（三國遺事卷三及海東繹史卷二十七）如果此記屬實，則新羅的佛教藝術，在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已是非常的偉大了。
二、禪宗勃興的時期
韓國的禪宗，雖亦分有九山的門派，但皆源於中國禪宗的分支。
初傳禪宗於韓國的，是法朗及神行二人。
法朗在唐太宗時代（新羅善德王時）來華，傳受四祖道信之心要，所以他是道信以下的旁出一支，該與牛頭法融及五祖弘忍的時代相若而稍後。但他傳記不詳，何時回國亦不得知。據崔致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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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憲國師智詵之碑文中說：「雙峯（四祖）子法朗，孫信行，曾孫遵範，玄孫惠隱，末孫智詵。」可見，信行為法朗的法嗣。
信行，也就是神行，年方壯，即學律，苦修二年後，見法朗於踞■[足*胡]山而頓悟奧旨，勤求三年之後，渡海入唐，適逢凶荒，盜賊亂於邊界，中國官吏疑神信非善類，把他拘禁了二百四十天，事解，即參志空，志空是神秀的法孫，大照普寂的門人，參學三年，始開靈府。因此，他既是四祖的法孫，又是神秀的法孫，神秀也是四祖的法孫，輩份上懸隔了三代，而竟集中神行於一身。回國後，宏傳北宗禪法，至惠恭王十五年（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寂於斷俗寺，七十六歲。
當北宗禪的神行寂後四十餘年，又出了一位嗣法於西堂智藏的道義禪師，智藏是南宗馬祖道一的門人，與百丈懷海同時。道義於唐德宗建中五年來華，原來法號明寂。據祖堂集卷十七載：「後到曹溪，欲禮祖師之堂，門扇忽然自開，瞻禮三遍而出，門閉如故，次詣江西洪洲開元寺，就於西堂智藏大師處……大師猶若摭石間之美玉，拾蚌中之真珠，謂曰：誠可以傳法，非斯人而誰？改名道義。」他在中國一住就是三十七年，於唐穆宗長慶元年回國，宏傳南宗之禪。南宗是頓悟禪，與先傳的講究禪觀等學的北宗禪不同，他以「無念無修」的直指為心印，所以雖被尊為國師，他的際遇卻很寂寞，甚至被人謗為魔說，或以為虛誕而不予崇重。雖然由道義傳廉居，再傳至體澄而形成迦智山派，列為禪宗的九山之一，但道義的餘勢則不及洪陟所傳的興盛；門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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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也落於洪陟之後。
洪陟，亦作洪直，別名南漢祖師，在憲德王時來華，而於興德王即位之初返國，興德王三年敕修實相山，以洪陟為開祖，成為禪宗九山之一山。興德王元年是唐敬宗寶曆二年，比道義回國遲了五年，他也是傳的西堂心法，回國後受到興德王（宣康太子）的皈依，門下弟子有千餘人，而以嗣法的秀徹國師為第二祖。
洪陟回國後的第五年，又有一位慧昭禪師自唐回國，他在三十一歲時來華求法，謁於馬祖的門人神鑑，神鑑為他剃度，並受於印契，三十七歲至嵩山少林寺受具足戒，他在中國住了五十七年才回本國，受到興德王的迎勞，嗣後又受到閔哀王的降書餽賜齋費，並賜慧照之號。寂於文聖王十二年（唐宣宗四年），七十七歲。他為人樸實，粗服糲食，貴賤老幼，平等接引，守真忤俗，善於梵唄，臨終時對弟子們說：「萬法皆空，吾將行矣，一心為本，汝等勉之。無以塔藏形，無以銘記跡。」心行如此，實不愧為一代名德。
慧昭歸國後之九年，又有一位同為傳受西堂心印的惠哲禪師返國，他在唐憲宗元和九年來華，留學了二十五年，於唐文宗開成四年回去，新羅景文王元年入寂，七十七歲，追諡為寂忍禪師。門下有道詵國師、如禪師等，形成桐裏山一派法系，也為禪宗九山之一。
惠哲返國後的第六年，也就是唐武宗滅佛的那一年（西紀八四五年，新羅文聖王七年），無染禪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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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求法二十多年以後回國，他先參馬祖之嗣如滿，又參同為馬祖法嗣的實徹，實徹寂後，他在中國，遊化四方，以恤孤獨，視病痛為己任，雖祁寒酷暑，亦了無倦容，因有聞名遙禮而稱他為東方之大菩薩者。歸國後，住聖住寺，歷四十六文聖王、四十七憲安王、四十八景文王、四十九憲康王、五十定康王、五十一真聖女王，受六代君王的優隆禮遇而為國師，真聖女王二年，以八十九歲的高壽入寂。他的資質恭謹而慈風滿室，食必同於眾，衣必均於人，勞作服役必率先而行，運水負薪別無不親躬。門下二千人，著名者有僧亮、普慎、詢父、僧光等。真聖女王諡號大朗慧，遂形成新羅禪門九山之一的聖住山一系。
唐文宗年間，尚有一位梵日禪師，來華參馬祖門人鹽官濟安禪師，於武宗會昌年間歸去，他在朝禮曹溪祖塔時，有香雲繞於塔寺之前，靈鶴唳於樓臺之上。回國後以「莫踏佛堦級，切忌隨他悟」示人。由他以下，形成闍崛成一派；門下有朗圓及朗空等十人。
與梵日同年自中國回去的，另有一位道允，於唐敬宗寶曆元年來華，參禮南泉普願，並得普願嘆為：「吾宗法印歸東國矣」。
道允的弟子折中，七歲就出了家，十九歲參禮道允，得法後住於師子山，遂形成師子山一派。
以上所傳，多係馬祖一脈，唯由四祖旁出的法朗系下，也出了一位智詵禪師，他被崔致遠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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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四祖的末孫。智詵是一位持律清苦，修持不懈的名德。自他以下，便形成曦陽山一派，弟子
有楊孚、性蠲、繼徽等。
新羅僧參於青原行思系下的第一人，乃是行寂，他本來參於梵日，而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來華，唐僖宗光啟元年歸國。他參石霜慶諸，慶諸是道吾圓智之嗣，圓智接藥山惟儼之法，惟儼是行思的法孫，希遷的法子。行寂於後梁貞明二年捨報，世壽八十五歲，神德王諡號朗空，弟子有信宗、周解、林儼等五百餘人。
傳入溈仰宗的，乃是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來華的順之，他參禮仰山慧寂，並願為弟子，慧寂便笑著說：「來何遲，緣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回國後，有時表相現法，以示徒眾證理的遲疾，稱為圓相，其有四對八相，依○相配成、、、、、、、，加以往回的判釋，因其理繁，在此從略。總之，這種圓相的安立，實是溈仰宗的葛藤，因其易於流為定型刻板的作風。
又有傳承了玄昱及審希之法，而形成鳳林山一派。玄昱曾於唐穆宗長慶四年來華求法，至文宗開成二年返國。審希是玄昱的法嗣，玄昱寂於懿宗咸通九年，審希寂於後梁貞明四年。
我國後梁貞明四年（西紀九一八年），正是高麗太祖的元年，再過十七年，新羅就亡了。
新羅將亡之際，慶猷及逈微二人，傳入了曹洞宗。慶猷於唐僖宗文德元年來華，參雲居道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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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居一見便說：「聞言識士，見面知心，萬里同居，千年一遇。」遂密傳法要。慶猷於後梁開平二年返國，貞明七年入滅。逈微先參迦智山的體澄，後於唐昭宗大順二年來華，也參雲居道膺，膺說：「吾人歸矣，早知汝來。」遂密傳心印，他在唐昭宗天祐二年返國。當時韓國僧同參於雲居道膺之門者，尚有高麗的利嚴及麗嚴二人，並稱為東海四無畏大士。
在新羅末季禪宗勃興，九山竟占其八，尚有須彌山一派，則在高麗境內。但是，天台宗也出了一位義通惟遠，他在後晉天福年間來華，當時正是新羅亡於高麗之初。他先訪法眼宗的天台德韶，有悟；再謁天台宗的螺溪義寂，聞一心三觀之旨，遂留下受業。久之，道聲播於四遠，欲返國弘化，但在路過四明，將上船，卻被郡守錢惟治留下了，錢惟治即是吳越忠懿王錢俶的兒子，吳越王世代崇佛，現雖降於宋，但其遺風猶在，錢惟治對義通加禮屈留，咨問心要，並說：「如曰利生，何必鷄林乎？」鷄林是韓國一地名。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太宗賜其寺額曰「寶雲」；同年，四明知禮來從其學；太宗雍熙元年，慈雲遵式來從其學。四明與慈雲同為宋初中興天台的兩大師。可知，義通雖為韓國人，卻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國教化近二十年，且亦於太宗端拱元年寂於中國，壽六十二。
新羅王統末朝的佛教史上，尚有一位崔致遠居士，值得一提。他是新羅的文豪，新羅名僧的碑文，多成於他的手筆，為後人提供了許多佛教的史蹟。他也是中國留學生，十二歲來華，唐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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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乾符元年十八歲中進士。二十八歲返國後做了幾任官，但於亂世多故，不惟不能行其志抱，而且有動輒得咎之累，於是他退隱於江海之濱及山林之間，以終其身。
高麗的興起，是由於新羅的衰弱。當時，群雄競起，各據一方，甄宣據南州，號稱後百濟，弓裔據高句麗之舊地，以泰封為國號。王建之父以松嶽郡投弓裔，弓裔即以王建為松嶽城主，時王建年僅二十，出征四方而戰功卓越。到了中國後梁貞明三年，弓裔的部下推戴王建為王，便立國號為高麗。王建即位第十七年，新羅歸降，而結束了其五十六王，九百九十二年的王統；第十九年，討平後百濟，三韓又歸統一。
因此，高麗太祖之時，正是新羅禪宗興盛之際，太祖的祖父嘗於晚年離俗居寺，且以讀佛典終其身；其父隆建則與道詵禪師交往很篤。所以，太祖本人也是一位護法的君王，且與禪僧的關係特深。
據東國通鑑卷十二及高麗史太祖本記說：太祖之二年，創法王、慈雲、王輪、內帝釋、舍那、天禪（普膺）、新興、文殊、圓通、地藏等十寺；四年建大興寺於五冠山迎利嚴居之；五年捨舊宅為廣明寺，又創日月寺於宮城之西北；七年創帝釋院、九耀堂、神眾院、興國寺；十一年有新羅僧洪慶得自後唐閩府的大藏經一部到來，太祖迎置於帝釋院。據白雲山內院寺事跡云：「太祖敕諸州，建叢林，設禪院，造佛造塔，幾至三千五百餘所。」以此可見太祖對於佛教的熱心，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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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可此。
太祖對待僧人，也備極恭敬。對利嚴禪師執弟子禮；凡是當時境內的名德，無不禮迎問道，例如傳曹洞宗的利嚴、慶甫、麗嚴，傳石霜宗風的兢讓，聖住山系的玄暉，曾經來華參詣投子山大同的璨幽，桐裏山系的允多；又待忠湛禪師以王師之禮，忠湛寂後，太祖還為他親製碑文。
禪宗九山之一的須彌山派，是由利嚴禪師的門下所形成。利嚴於唐昭宗乾寧三年（西紀八九六年）來華，參雲居道膺，得法於後梁太祖乾化元年（西紀九一一年）歸國。高麗太祖十五年（西紀九三二年）敕於開城西北海州之陽，擇靈山構精舍以利嚴居之，那就是須彌山廣照寺。利嚴寂於太祖之十九年，六十七歲，門下之高弟有處光、道忍、貞能、慶崇等。到此時，韓國禪宗之九山門派，已完成了。
所謂九山，就是：洪陟系的實相山、道義系的迦智山、梵日系的闍崛山、哲鑑系的師子山、無染系的聖住山、玄昱系的鳳林山、道憲系的曦陽山、慧徹系的桐裏山、利嚴系的須彌山。這在前面，已經分別介紹過了。
三、禪教並行與祈禱佛教
高麗太祖在位二十六年，他是開國君王，但在上來的十九年中，尚是群雄分裂的局面，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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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後百濟給他的壓力很大，甚至「與百濟王子月光戰，月光保美崇山，食足兵強，其敵如神，太祖力不能制。」（伽耶山海印寺之古籍）至第二主惠宗王，在位僅兩年，第三主定宗王也僅四年。所以，高麗文教的真正盛世，是從第四主光宗王開始。
光宗王在位也有二十六年，除了倣太祖之遺風，崇佛建寺敬僧之外，他也創了好多新制度；設立科舉，以詩、賦、頌及時務方策，進士取官，兼以明曉經籍、醫卜等而取業用；於是文風大興。又設僧科，倣照文官的科舉制度，遴選之後，授予僧階，分為禪師、大禪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等的德位。又創國師及王師的制度，至尊的高僧被禮為國師，次尊的高僧被奉為王師，此後，往往是以王師補缺國師的名位。
這一時期，所謂禪教並行，乃是指的禪宗及天台、華嚴、唯識等的同樣受到尊崇和有其發達的機會。
在禪宗方面，由智宗傳入了法眼宗，智宗於後周顯德六年來華，先參永明延壽禪師，據永明傳中說，當時高麗僧有三十六人，承受了永明的印記；智宗次參於國清寺的淨光學天台。開寶三年返國後，大弘法化，他一生經歷高麗的定宗、光宗、景宗、成宗、穆宗、顯宗等六王，由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王師、而至國師，德望之隆重，可以想見。
天台宗傳入韓國，始於新羅的玄光，西南嶽慧思，說法華三昧。據佛祖統紀稱：「九傳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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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溪，荊溪復傳而至新羅，曰法融、曰理應、曰純英。」月窗居士金大鉉所著的禪學入門跋，則說：「我東之新羅中葉，高僧法融、理應、純英、聯錫遊唐，俱得天台下三世左谿東陽大師之妙法。」義天別說：「昔者元曉稱美於前，諦觀法師傳揚於後。」（大覺國師文集卷三）
總之，自玄光以後，天台宗在韓國是受重視的。相反地，到了唐末五代天台的主要典籍，卻在中國找不到了，反而要去高麗求取了。據佛祖統紀卷十載：吳越王錢俶，因覽永嘉集而以「同除四住」之語問德韶，韶等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義寂，寂說：「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帶了五十種寶物，往高麗求取。高麗即派諦觀，持天台教疏來華，見螺溪義寂，天台宗因此在中國復振。前面曾說到新羅的義通，也是投於義寂的門下，他們二人，實是同時代的人，巧的是二人均在中國來而不去的，諦觀的螺溪門下留住了十年而寂，他給中國最大的貢獻，除了送還了天台的教疏，還留了一部不朽的名著，那便是他所製作的四教儀。
在這以後的一百二十年代，又有一位天台宗的名匠來華，那便是高麗文宗王的第四子義天，義天十一歲出家，十三歲就想入宋傳天台教法，而沒有得到國王的許可，到了二十八歲（西紀一０八五年）才達成目的。那正是宋哲宗的時代，義天來華雖僅留了十四個月，卻是中韓兩國之間一件大事，哲宗兩度接見；他參遍了當時中國的各宗名德五十餘人；回國時帶去經書一千卷；受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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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宣宗王及太后的熱烈歡迎，迎迓導儀之盛，被史家形容為前古無比。他的學德俱優，為韓國的佛教文化貢獻力量之大，堪稱空前絕後，寂年雖僅四十七歲，弟子幾達千人，有名者有百六十人，而他對於高麗佛教的影響之大，概可想見。義天不單是傳天台，他也自稱是「高麗國傳華嚴大教沙門」。
事實上，高麗的佛教，在光宗以後，極其鼎盛，名僧也很多，唯其各王的成績多在建寺、受戒、齋僧上面，目的則多有為了禳災祈福，據宋史高麗傳稱其王城，有佛寺七十區之多。各王所設齋會之大，往往飯僧一萬、三萬，乃至五萬人，因此，流為祈禱的佛教，佛事興隆而法門腐敗，流弊叢生，到了太祖逝後六年，就有：「子背父母，奴婢背主，諸犯罪者，變形偽僧，及遊行乞丐之徒，來與諸僧，相雜赴齋者亦多。」（高麗史卷九十三）
在十一主文宗王時，諸州府縣，逐年設輪經，而外放官吏多憑此機會斂財自肥；並有托佛事之名而遂醉飽娛樂之實者。文宗王十年有制云：「今有避役之徒，托號沙門，殖貨營生，耕畜為業，估販為風，進違戒律之文，退無清淨之約……冠俗之冠，服俗之服，憑托修營寺院以備旗鼓歌吹，出入閭閻，搪市井揬，與人相鬪，以致血傷。」所以文宗王要：「沙汰中外寺院，其精修戒行著悉令安住，犯者以法論了。」（高麗史卷七）
文宗王二十一年，偉大的興王寺落成，該寺費時十二年，凡二千八百間，竣工時，特設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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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五晝夜，「王率百官行香，施納財襯，佛事之盛，曠古未有。」「諸方緇流，坌集無算。」「擇有戒行者一千赴會。」（高麗史卷八）
太祖的父親嘗與擅於風水陰陽之術的道說禪師友善，歷代君王也頗重視道說所傳的方術，因此到第十五主肅宗王時，竟有妖僧光器，偽造陰陽書，陰謀不軌；另有覺真，亦妄言陰陽以惑眾。十七主仁宗王時，有妙清利用陰陽密術誑王臣而造反。十五主肅宗王時，有后妃太子等登日月寺後之山崗，置酒為樂；又禁止群聚男女僧尼作萬佛會，因其實以宴樂為目的。但是肅宗王二年設百高座於會慶殿，齋僧一萬；六年的仁王會，齋僧五萬；七年設大藏會於神護寺，設齋飯僧，不可勝數。因為僧人太多了，國家卻窮了，肅宗王十年，就有如此的詔書：「今諸州郡司牧，清廉憂恤者，十無一二……流亡相繼，十室九空。」（東國通鑑卷十）人民貧困如此，又有女真來犯，僧徒既多，也就派上用處了：「肅宗九年，選僧徒為降魔軍……每國家興師，亦發內外諸手隨院僧徒，分屬諸軍。」（燃藜室記別集卷十二）
這是非常明顯的，佛事太盛。未必就是佛法興隆，僧人太多，未必就是佛教的好現象，依佛偷生者多了，反而有損於教法，以致不得不藉王力來淘汰、來選擇！乃至徵用僧侶去從軍了！
當然。當時的高麗，尚能提倡文化及教育，例如第八主顯宗王雕刻藏經，雖其目的是為契丹大舉入寇，祈「依佛力攘敵」。義天自宋返國後，奏請自宋、遼、日本，購買釋典，刊行了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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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十四部計四千七百四十餘卷，實在是空前絕後的偉業。文宗王也頗提倡儒學，所以出了一位被譽為海東孔子的崔沖，崔沖設九齋以教誨後進；所謂九齋，便是樂聖、大中、敬業、誠明、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因此名儒輩出，總稱為高麗十二徒。而其十二徒的學生，多寓於龍興及歸法兩寺，是以見出當時的儒生，與佛教頗能融和。
在太祖之時有興華嚴的坦文。
到文宗王時，有法相宗的韶顯，其晚年考正慈恩大師的章疏三十二部三百五十三卷，並募工開板，印行流通。
在文宗王時，瑜伽密教，也有可觀，有鼎賢國師者，因他神異頗多，所以歷受成宗、顯宗、德宗、文宗四王的優遇，加有大師、王師、國師的德位。
第十三主宣宗王（西紀一０八四──一０九四），便是義天來華的時代，他的崇佛事蹟，與文宗大同，也受菩薩戒，也設大法會，飯僧也每達三萬。值得一提的，是由普濟寺貞雙等的奏請，準禪宗九山的參學僧徒，依進士之例，三年一選。到第十五主肅忠王六年（西紀一一０一年），又開闢天台宗之大選，由當時天台宗的大德教雄，主盟選拔。先在光宗王所設的僧科，是全體性的佛教科舉，自此，即增加了禪宗及天台宗內的僧選。前者為大選或佛選，後者為宗選。
第十七主仁宗王，在位二十四年，而其齋僧法會達三萬人者，前後凡十三次，由於君王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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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信佛，多在祈福禳災，非為解脫生死，所以佛事愈盛，愈能培養妖妄之徒的野心，致有妖僧妙清，利用方術，惑亂朝廷而陰謀竊國！
十八主毅宗王（西紀一一四七──一一七０年）以後，法門紊亂日深，王之元年為求子嗣，敕講華嚴經五十日，真的使他如願，有了子嗣。十一年有內侍榮儀，進禳禬之說，謂國家基業之遠近，人君壽命之脩短，但視禳禱之勤怠而定，王惑於其說，乃令京內京外，大張法會，又命諸寺以千萬日為法會之期限者。因此僧徒奔走爭寵，百姓之受害日深了！
第十九主明宗王（西紀一一七一──一一九七年）天性儒弱，軍國大事，均委以武臣李義方，明宗王耽於聲色，而幸於諸寺，事於齋醮，一如前代各王。因此，權臣李義方。既專橫於朝廷，殺戮文官，也與僧徒發生摩擦。僧徒屢次集眾犯城，李義方則率兵殺僧焚寺，終為僧徒所殺。這是韓國僧徒干與朝政的集體行動之始。李義方死後，僧徒之得勢者，自由出入宮禁，致有出身王室的僧徒，婬亂宮女及私通公主的穢聞傳出。自二十一主至二十二主時（西紀一二０五至一二五九年），僧徒與崔獻忠黨爭殺伐，僧徒被殺者前後約八百餘人。王政與佛教，頹廢如此，難道是佛法本身的過失嗎？其實，諸王何嘗真的理解佛法的真義！
當然，在此期間，高麗的佛教，也有好多清淨的僧寶，為著正法而努力。
正當宮廷佛弊端叢生之時，出了一位李資玄居土。李資玄自號希夷子，他是高麗第十二主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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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王元年（西紀一０八三年）的進士。到十三主宣宗王六年（西紀一０八九年），便棄官逃世，並自誓：「此去不復入京城矣！」所以他是民間佛教的代表，睿宗王召他入宗，他不去，王只好親自南下漢城問道。以前的禪宗九山，均有師承，但他是無師獨悟的禪者，據他自稱，是讚到雪峯語錄中的「盡乾坤的箇眼，汝向甚麼處蹲坐？」便於此言下豁然自悟。同時，李資玄也極推崇楞嚴經，他說：「吾窮讀大藏，徧閱群書，而首楞嚴經，乃符印心宗，發明要路。」（東文選六十四）大鑑國師（坦然）也曾遊於他的門下，他的風格，與高麗禪學獨立的第一人知訥禪師，有相似處。
說起禪宗，在義天的同時，並與義天的道譽對峙者，有學一禪師。學一洞明禪旨而兼學三藏，尤於大般若而得三昧之力，能救療人之疾病。義天回國後，叢林衲子，屬於台宗者，十有六七，以致禪宗凋零，一學便以唱興祖師禪的大責自任。當他以三昧力救治了肅宗王第四王子的重病之後，便受到王室的敬重，睿宗王臨終之前要拜他為王師，卻被他謝絕了。
坦然大鑑國師，十三歲即通六經之大義。十五歲即為明經生，故曾被肅宗王（在未即位時），招致宮中，作為其子睿宗王的師傅，但他竟然出家了。他受到肅宗、睿宗、毅宗，三王的禮遇，加有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王師、國師。他有「廓落十方界，同為解脫門，休將生異見，坐在夢中魂」的遺偈傳世，可見他是得禪味之真的人了。據說，坦然是黃龍慧南的第五傳，祖系是：黃龍慧南──晦堂祖心──靈源惟清──長靈守卓──無示介諶──坦然大鑑。坦然沒有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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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說是以所作的四威儀頌及上堂語句，寄給介諶，介諶大為激賞，所以「即以衣鉢遙傳」。（補閑集卷下）如此草率的傳法方式，似乎頗不可信，但是坦然曾與介諶通信的事，則可不必置疑。
四、知訥的曹溪宗
現在，我們就來介紹高麗禪宗的獨創者，知訥禪師。知訥是韓國佛教史上一位很突出的人物，他的時代是西紀一一五八至一二一０年，即是中國的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至寧宗嘉定三年，這正是印度佛教滅亡的時候。
知訥，自號牧牛子，八歲出家，二十五歲中僧選，未幾即離京師南遊，他的門下雖有不少是王公大臣，死後也被二十一主熙宗王諡為佛日普照國師，但他確與李資玄相似，乃是民間佛教的代表；所謂民間佛教，乃是區別於雜修雜行而以福祿權勢為主的宮庭佛教，民間佛教是以真修實悟而甘於淡泊素樸為主。
知訥的無師自悟，主要是得力於閱讀的工夫，當他閱六祖壇經至：「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見聞覺知，不染萬像，而真性常自在」句時，驚喜而起；一日讀到大慧語錄的：「禪不在靜處，亦不在鬧處，不在日月應緣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便在句下契會。嘗讀大藏經，得李長者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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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論，搜抉索隱，而潛心於圓頓之觀門。因此，知誦經常勸人誦金剛經，演六祖壇經，以開闡李長者的華嚴論。
知訥不唯是一位禪者。也是一位思想家及著述家，而且他的禪，是以華嚴的教觀為立腳，所以在他的著述中，引用密宗、澄觀及永明延壽的語句最多，這與密宗以華嚴學者而來條理禪的路向，頗為相近。
知訥的著述，有如下的幾種：
（一）真心直說：此書理路井然，有組織、有秩序、有思想，乃是知訥晚年成熟的作品。此書的內容，分為：真心的正信、真心的異名、真心的妙體、真心的妙用、真心體用的一及異、真心在迷之時、真心息妄的方法、真心通於四威儀、真心的所在、真心的出生死、真心以息妄為正眾善為助、真心的功德、真心的功用證驗、真心是無知、真心之所往。此書的思想體系，大致是以法界圓融來說明真心的徧在、永存、體用、染淨等，即以真心而包羅萬法，實在就是華嚴宗的思想。此書共分十六章，如今所存者僅見十五章。
（二）修心訣：此文附於真心直說之後。係為教誡初發心學佛者而作，詳細說明初機學佛者的用心，由此可以略窺知訥的性格及風範。修心訣重要的論點，是力主入道之門，不出頓悟與漸修的兩門，先悟而後修，是其著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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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圓頓成佛論：此文係說明禪是契於華嚴奧旨的，以期疏解學教者對於禪的誤解。
（四）看話決疑論：此文係為破除學者的疑網，而說明禪宗看話頭的本義而作，其內容與圓頓成佛論大致相似。
（五）念佛要門：知訥鑑於當時一般念佛者，但信念佛可往生極樂，卻不斷十惡，無視因果、諂曲邪會，所以憐愍之，為作念佛要門，立十種念佛法：戒身念佛、戒口念佛、戒意念佛、動憶念佛、靜憶念佛、語持念佛、默持念佛、觀相念佛、無心念佛、真如念佛。此即是以三業清淨的條件、動靜語默的時機、由觀相及持名而至無念而自念的一種念佛法門。以十種念佛而發一念之真覺，真覺時為頓悟，十種念佛是漸修。可知知訥的思想是彼此呼應的。
此外尚有評論宗密、神會等見解的文字。
知訥開創了曹溪山修禪社，成為九山之外的別立一宗。
知訥的弟子很多，本為天台宗的學者了世，後來也參於知訥門下；曹溪山的第二祖，則為無依子慧諶；繼承李資玄而振玄風的承逈，也嘗參於知訥的門下，此後以楞嚴禪之提倡而著名。
無依子慧諶（西紀一一七七──一二三四），相當於中國南宋寧宗及理宗時代的人，知訥死於南宋嘉定三年（高麗熙宗王六年），他就奉王命繼主修禪社的法席，因為他是知訥最得意的一個嗣法弟子。當慧諶前去請求剃度的前夜，知訥曾在夢中見到雪竇重顯禪師入院而來，考驗之下，知道慧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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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非凡器。慧諶身歷高麗的熙宗、康宗、高宗等三王，宏化計二十四年。他著有禪門綱要一卷、上康宗王的心要一篇、禪門拈頌三十卷等。他一方面採集古來禪語，以資道學之用心，一方面也贊成以祈禱方式而祝天下之太平，形成了高麗佛教的特色，與中國的宗門，頗有不同。尚有值得注意的，慧諶主張禪儒一致之說，可見當時的高麗，儒學的勢力已經不可忽視；因此，慧諶雖以禪的立場自居，而他的詩文，才氣縱橫，有詩集兩卷，據說他酷似宋之慧洪覺範。
慧諶門下，有白蓮社的天頙，然而，天頙係受鉢於了世圓妙國師，晚年襲為國師。
曹溪的第三祖為清真國師。
曹溪山的第四祖，則為慧諶的另一位弟子混元真明國師。
真明國師之下，有天英禪師，天英十二歲時，參於慧諶，十五歲出家，繼而參三祖清真國師，後從真明國師咨問法要；所以，天英一身，參了曹溪山的二、三、四祖的先後三世。到了高宗王三十二年，柱國崔怡，創立禪源社，先由真明主其法席，大張禪會，三十七年，高宗王即命天英主禪源社法席，忠烈王十二年入寂，壽七十二歲（西紀一二一四──一二八六年），他便是曹溪山的第五世。
曹溪山第六祖，是沖止，他在十九歲時高舉狀元，後依天英圓悟國師剃度受具，天英入寂，他便被大眾舉為五世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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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為止，我們看知訥一系的法脈是這樣的：
在這期間，尚有一位居士，他在韓國佛教史上的地位，不下於新羅時代的崔致遠，那就是李奎報（西紀一一六七—─一二四一年），他是韓國一代文豪，窮究經史，遍覽佛書及道帙，著有東國李相國全集四十一卷，後集十二卷行於世。晚年篤信佛教，禮敬三寶，常誦楞嚴經，嗜讀洗心經。由於他讀了道書，所以他的風格，頗有類似中國魏晉的清談家之處，但他自稱：「我亦參禪老居士」，唯其仍落於小乘的空觀，並有當時韓國佛教思想的通病，讚揚祈福免禍的佛事。
又從李奎報寫的志謙傳中，知道在元宗王十四年（西紀一二七三年），由於天象屢變，而設消災道場於宮中，集五教兩宗的僧徒，祈禱平定賊亂。所謂五教，是指戒律、法性、法相、涅盤、圓融（大約是指的華嚴）；所謂兩宗，是指禪寂、天台。自義天歸國後，再興天台，知訥之後，有了曹溪山的禪宗，而天台亦被視為禪之一派，所以稱為兩宗。
但在忠烈王的時代，正是元世祖橫霸亞洲之際，位登九五，兵威八荒的元世祖，當然不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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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對韓國的壓力，除了派遣斷事官達魯花赤，監督高麗的政務之外，並將公主嫁給了忠烈王為妃，掌握了宮中的大權。元朝信奉喇嘛教，公主初對於高麗的佛教，頗存輕貌，專橫凌辱，王也唯有忍氣吞聲。嗣後來了一個吐蕃西藏的僧侶，自稱是奉帝師思發巴之命，來為韓國祈福的，此僧行為乖張，飲酒食肉，夜宿娼家；啟建道場四日，吹螺擊鼓，備置金帛、鞍馬、雞羊，用麵作人及塔各八百為供物，戴花冠、執箭，最後以兵甲弓矢的戰士，載棄其供物於城門之西。然因公主，施錢豐厚，致有他的徒眾爭奪錢財不均，終向公主告發，說他是假冒的，佛事也是偽作的。
到了忠烈王三十年〈元朝大德八年），有一位中國禪師，江南的紹瓊，入韓宏化，傳載於指月錄，他是雪巖祖欽的法嗣。受到忠烈王的隆禮，圓明國師及沖鑑二人，亦向紹瓊請授禪法，並敕修百丈清規，開始行於韓國。這是中國禪師對韓國佛教的一大貢獻。
就在忠烈王時，韓國也出了一位大著作家，那便是一然禪師（西紀一二０五──一二八九年），此人有點像知訥，「不由師訓，自然通曉」「禪悅之餘，再閱藏經，窮究諸家章疏，旁涉儒書，兼通百家，而隨方利物，妙用縱橫，凡五十年間，為法道稱首。」（朝鮮金石總覽上）
一然本名見明於忠烈王九年，禮為國尊，國尊就是以往的國師，為了避諱元朝的國師，所以稱為國尊。他的著作很多：語錄二卷、祖圖二卷、重修曹洞五位二卷、大藏須知錄三卷、諸乘法數七卷、祖庭事苑三十卷、禪門拈頌事苑三十卷、三國遺事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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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然的法系上說，他是屬於九山之一的迦智山門下，他就學於海陽無量寺、剃度受具於陳田寺、開堂洗法於京師月禪寺，圓寂於義興麟角寺，均係迦智山派下的寺剎。
可惜的是，一然的著書雖多，學問亦博，但他同樣受著當時思潮的影響，他的思想及信仰，均不是純粹的佛法本位者。
當時時代思潮，就是祈禱佛教。比如到了二十六主忠宣王時（西紀一三０九──一三一三年），嘗齋僧二千人，燃燈二千盞，一連五日，共為萬僧，稱為萬僧會；又齋僧一百０八萬，點燈一百０八萬，用於齋供的費用幾乎難以勝記！
一然的法嗣有混丘（西紀一二五０──一三二二年），混丘生來形貌端嚴，天性慈祥，親戚均以「小彌陀」呼之，所以在十歲時就出了家。參加禪宗九山的科選，登上上科，遂從一然參學，而至嗣其法席，開堂說法。忠烈王下批為大禪師，忠宣王特授其為兩街都僧統，加大師子王法寶藏海國一之號；忠肅王冊為悟佛心宗解行圓滿鑑智王師；兩王樞衣請益，為前古所未有。著有語錄二卷、歌頌雜作二卷、新編水陸儀文二卷、重編拈頌事苑三十卷，行於叢林。
當時，尚有一位持律謹嚴的律師海圓（西紀一二六一──一三四０年），他兼通唯識，戒行清高，受到元朝西安王朔方向成宗帝的推崇，而招致入覲。武宗帝創大崇恩福元寺，仁宗帝皇慶元年落成，即命海圓為該寺第一世，因此道譽益著，名冠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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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麗後期的禪師及排佛運動
韓國的佛教，主要在於禪宗。但其禪風與中國則略有不同，韓國的禪師，能開新局面的也是不多。
高麗王氏王統的晚期，出了幾位禪師。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來自印度的指空禪師，據指空「禪要錄」序中說，他是自迦葉以後的第一百零八祖，名叫禪賢（Dhgana-bhadea），指空（sungad-isga）是他的號，元朝泰定年間（西紀一三二四至一三二七年），見了晉宗（鐵木兒），論對佛法，頗能稱旨。由中國到高麗，泰定四年，住於重修之乾洞禪寺。所到之處，法雨普被，而且神異頗多。他在未去高麗以前，住中國已經好多年了。
據他自稱曾祖及祖父均為伽毘羅國（Kapila-Vastu）之王，又為摩竭提國（Magadha）之王，母為香至國（Vanc-puea）公主，他是八歲出家，依那爛陀（Nalanda）寺講師律賢（Vinaga-bhadra）披剃，到南印度楞伽國（Lanka）吉祥山，傳普明（Samanta-Prabhasa)之法。
他是從北印度到燕京（北平京的古名），再去四川至雲南，會了雲南方言，請說戒經而燃頂焚臂者，官民皆然。羅羅人素不知有佛僧，指空到時，也都全部發心，乃至飛鳥亦能唱念佛名；貴州元帥府的官員，因他而全部受了戒；描蠻、猺獞、青紅、花竹、打牙、獦姥等諸山地土著，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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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了奇異的菜肴，來求受戎。他到了高麗，又被元帝召了回來，元文宗親臨聽他說法，順帝的皇后及太子，迎他入延華閣請問佛法。因此，指空禪師，既是韓國佛教史上的人物，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人物。
有高麗人韋氏，請指空受戒，又有高麗人金氏，隨指空出家，並捨其在燕京的住宅為寺，請指空居之，指空題此寺額為「法源」。指空的壽命極長，雲南悟禪師七歲時隨他出家，他已是周甲之年，悟禪七十五歲時，指空始入寂，那是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西紀一三六三年），再過五年，就是明太祖元年了；再過三十年（西紀一三九三年），高麗即亡於朝鮮。
指空著有禪要錄傳於世；禪要錄，是以頓入無生大解脫門為指要，依以戒定慧三學而說解脫之道，其思想的基礎，是在於般若。
指空的相貌很奇特，辮髮白髯，神氣墨瑩，服食極侈，平居儼然，望而生畏。行化則棒喝並行，禪機峻峭，雖沒有長留高麗，然而高麗的禪觀，卻是由指空而再興，所以被譽為梵僧中的臨濟德山。
在曹溪圓悟國師天英之下，有復丘禪師，復丘十歲時就於天英剃度，未幾，天英圓寂，遺囑復丘隨大禪師道英請益，二十一歲高中禪選的上上科。自此，觀心於泉石，逍遙於雲林，不近名利，十多年之後，住於月南的松廣大道場，前後凡四十餘年，所做福國利生之事，不勝枚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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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十二年，恭愍王冊為王師，寂於恭愍王四年（元朝至正十五年），八十六歲。
在恭愍王時，尚有一位普愚禪師，號太古，又名普虛。十三歲投檜巖寺的廣智出家。十九歲，參「萬法歸一」之話頭，一日，疑團頓消，而作：「佛祖與山河，無口悉吞卻」之句。三十七歲，在松都（開城）的栴檀園，參究「無」字，明年正月初七日五更，豁然大悟，因作「打破牢關後，清風吹大古」之句。忠穆王二年，元順帝至正六年，四十六歲，來華。第二年，至湖州霞霧山天湖菴，見到石屋清珙，為其印證，並奇之，便問他：「子既經如是境界，更有祖關，知否？」普愚答稱：「何關之有？」清珙教他：「工夫正而知見白矣，然宜一一放下，若不爾也，斯為理障，碍正知見矣。」他卻回說：「放下久矣！」第二天，他們兩人又繼續問答了好多話，終將袈裟付與普愚，用表傳法之信。
普愚回國時，經過燕京，元順帝請他在永寧（或永明）寺開堂說法，並賜金襴袈裟及沉香等物。至正八年回高麗，他希望韜光息影，躬耕山野，長養聖胎，但是恭愍王對他太敬重了，請他出山，封他為王師，請他說法，直到明朝洪武十四年，以八十二歲的高齡入滅，此時，離開高麗滅亡，也僅十二年了。
從法系上說，石屋（福源）清珙，是徑山師範的第三傳，仰山祖欽的法孫，道場及菴（宗信）的法子，乃是臨濟義玄的十九代，楊岐方會的十二代。那末，太古普愚，是臨濟義玄的二十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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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十九世孫了。
太古有其傳者雪棲所編的語錄行世，其中有一篇對恭愍王所說的心要，主旨在於提唱第一義。太古的看話功夫，是以公案來斷截分別知見，這與宋末圓悟大慧等的看話全同。他又有示樂菴居士的念佛略要，主張「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但有下念自性彌陀，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以阿彌陀佛名字，帖在心頭眼前；心眼佛名，打成一片……久久成功，則忽爾之間，心念斷絕，阿彌陀佛真體卓爾現現。當是時也，方信道舊來不動名為佛。」這與宋末的念佛公案，也如出一轍。
高麗末期的另一位大禪師，便是慧勤，舊名元慧，號懶翁（西紀一三二０至一三七六年），他的世壽僅五十七歲，卻生歷高麗的忠肅、忠惠、忠穆、忠定、恭愍及辛禑等六王，所以他也是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
慧動在二十歲時，見一鄰友死了，他便有感而請問父老輩：「死何之？」父老輩中竟無一人能答，他便痛悼不已！因此他就出了家，先投功德山妙寂菴的了然祝髮，了然見他機根靈利，便囑他別求餘師。元順帝至正四年，在揚州天寶山檜巖寺，見日本的石翁和尚，精修四年，一日忽然開悟。至正八年三月，來華至燕京法源寺，初參梵僧指空和尚，在參學期間，與指空曾有幾度針鋒相對的機關話，從他們的對答中，可以看出雙方對於中國禪宗的公案，均相當的熟，而且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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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靈活，應對自如，不落老套。離開指空和尚之後，又參平山處林，處林問他：「曾見什麼人來？」答：「曾見西天指空來」。又問：「指空日用何事？」答：「指空日用千劍」。「指空千劍且置，將汝一劍來。」慧勤便以坐具把處林打倒在禪床上，處林大叫：「這賊殺我！」慧勤連忙扶起了處林，便說：「吾劍能殺人亦能活人。」處林便哈哈大笑。留住數月之後，便將雪巖所傳及菴忠信的法衣一領拂子一枝付囑表信。
此後又回到燕京法源寺，接受了指空的衣拂。
因此，慧勤的禪脈，是在中國傳去的，並且傳了西天指空及平山處林的兩支法脈。平山處林乃是石屋清珙的法兄弟，所以，懶翁慧勤又與太古普愚是同一法祖的法兄弟了。
至正十五年，元順帝詔慧勤住京師廣濟寺。
至正十八年春，辭別指空東還。回國後受到恭愍王的禮敬，宏化不懈。愍恭王十九年（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指空死後的第八年的秋季，住於檜巖寺，九月十日，奉召入京，在廣明寺，大會禪及天台兩宗之衲子，舉行「功夫選」，恭愍王親臨觀察，慧勤拈香之後昇法座，對大眾說：「破卻古今之窠臼，掃盡凡聖之蹤由，割斷衲子命根，抖數眾生疑網。操縱在握，變通在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其揆一也。在會諸德，請以實答。」於是，大眾以次入對，曲躬流汗，皆曰未會。或者理雖通而礙於事，或者狂態失言，一句便退。最後來了一位幻菴混修，慧勤歷問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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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混修通透無遺。這也是高麗末期的一樁佛教大事。
慧勤的思想，與普愚的不同，他看重四生六趣之存在，無非是法。又主張娑婆即淨土之說。他能文善詩，確為高麗末期難得之龍象。
在「功夫選」中最傑出的人物是混修，混修是太古普愚的法嗣，也是懶翁慧勤的高足，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七十三歲圓寂（西紀一三一九至一三九二年），他是正好趕上高麗滅亡而朝鮮開國。他是以功夫選中出了名，所謂三句三關的對答，是如此的：
混修立於堂門階下，慧勤問他：「如何是當門句？」
修即上階而答：「不落左右中中而立。」
問：「如何是入門句？」
修即入門：「入已還同未入時。」
問：「如何是門內句？」
答：「內外本空，中云何立。」
慧勤即以三關審問：「山何岳邊止？」
修答：「逢高即下，遇下即止。」
問：「水到何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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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海潛流，到處成渠。」
問：「飯何白米做？」
答：「如蒸沙石。豈成嘉餐？」
慧勤因此首肯。
洪武十六年，辛禑王冊混修為國師；末代的恭讓王，再封他為國師。朝鮮太祖元年，混修圓寂，太祖諡為普覺國師。混修是一位禪匠，而且是一位大書法家呢！
同出於太古普愚門下的，據說有大禪師九十人，禪師及其他者千三百人。除了混修最著名之外，尚有王師圓應尊者粲英。混修門下有龜谷覺雲。從普愚下傳者共有七代：初祖普愚、二祖混修、三祖覺雲、四祖淨心、五祖智嚴、六祖靈觀、七祖休靜。
此期間尚有一位千熙（西紀一三０六至一三八二年），他在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五十八歲時來華，先到杭州，至正二十六年，參聖安寺的萬峯禪師，傳法授衣付禪棒。萬峯是千巖元長的法嗣、中峯明本的法孫，因此，千熙該是中峯國師的重法孫了。當年他就東還高麗，受到恭愍王的渥禮勞慰。至正二十七年，恭愍王封他為國師，懶翁普愚主持功夫選時，請他為證明師。著有三寶一鏡觀若干卷行世。
高麗末期的義學與禪宗，已無甚區別，可記的教學者，僅子安一人（西紀一二四七至一三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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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二十九歲時，即被拜為三重大師，主講唯識論時，此宗之耆宿，也都執卷聞教於其座下，主法之盛況，被形容為「前古未曾有」；撰述經論章疏，凡九十二卷，又疏記心地觀經，元之諸講師見了，亦無不讚美歡喜。可見子安是一位當時難得的義學家了。
然而，我們知道，韓國的佛教，是以高麗王朝的時代為黃金歲月，王氏共傳三十四王，計四百七十五年，沒有一王不崇信佛教，沒有一年不舉行佛事，雖然宮廷佛教未必盡如佛法的理想，國王的竭誠護法，確為佛教光大的主因，並將法雨普施於全體國民，佛教對於韓國國民的安慰貢獻，高麗的政權，功不可沒。可是，一到李氏王統的朝鮮之時，佛法就江河日下了！其實，這一現象，在高麗末期，已很嚴重了。
首先要說，高麗的文教風氣，自太祖以下，至成宗王時，已經立定了學政的基礎，文教制度的確立與改革，以儒學取士任官，而使文風大興。到了忠烈王十五年（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安裕（又名安珦）隨王訪華至燕京，得到朱子全書，而輸入了宋之理學，朱子學在韓國的提倡，安裕為第一人；然而，唱道朱子學，即形成了排斥佛教的第一步，並種下了後來李朝廢佛毀釋的遠因。
安裕的學生白頤，又入元朝傳受程朱之學。元仁宗延祐元年，忠烈王已讓位，他自己則來中國，構築萬卷堂於燕京，並召李齊賢於府中，而與當時元朝的名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交往，考究書史。當時又有博士柳衍等，自中國江南購返經籍一萬八百卷，元仁宗也賜忠烈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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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冊，計一萬七十卷。這對於韓國後來在儒學上的發展，幫助很大。
白安珦傳白頤，白頤傳李齊賢，李齊賢傳李穡，李穡傳權近，權近傳卞季良，這是高麗儒學的系統。唯李齊賢及李穡，尚為崇信佛教的儒者，而且李齊賢對於禪宗，參究頗有心得。與李穡同時的成均館博士鄭夢周，便以排佛作為宣揚儒教的方策了。李穡的學生權近，以及權近同時的鄭道傳二人，因其後來掌握李朝初期的文教實權，毀釋排佛之舉，更見激烈了。
高麗末期，唱排佛論者已不少，但以鄭道傳的排佛論最為深刻而激烈。鄭道傳亦曾遊於李穡之門，並與鄭夢周為友，他也是成均館博士。恭愍王廿年，授太常博士，在辛禑王時結交了朝鮮太祖李成桂，並獻計廢除高麗最後之二王，逼恭讓王以禪位之美名，把政權交給了李成桂。所以鄭道傳既是朝鮮的功臣，復是高麗的逆臣，高麗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上。但到朝鮮太祖之七年，又因陰謀作亂而伏誅。他著有三峯集，在該書之卷九，載有佛氏雜辨等文。他自己說著有佛氏雜辨十五篇，今所見者僅得十四篇，或加闢異端之辨共計十五篇。他的排佛闢釋論，講來確實有氣勢澎湃之感，但自其文內容而論，他所讀佛典極少，除了以周簾溪的太極圖說，以及程朱之理氣論等為其依憑之外，別無其自發的見解，不過效顰宋儒之技倆，陰採禪學的思想，陽逞排佛的意氣而已。採拾禪家語錄的片言隻語。斷章楞嚴、圓覺、金剛等經的一句兩句，肆意歪曲，並以韓愈佛骨表為其論證，雖然痛論激語滿紙，實亦題似兒戲，論理的基礎極其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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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崇佛過盛而不加約制之時，必有妖妄之徒，乘機惑世取寵，在恭愍王時，有妖僧遍照，不學無德，但他黠慧而機辯，喜於嬌飾，枯槁其形，不論盛夏或隆冬，僅服破衲一襲，深得國王敬重，言聽計從，干預政事，於是，士大夫之妻，均以神僧視之，而來聽法求福，但他密受奸臣以兩個處女之淫供，姿威作福，斥去忠良。恭愍王，竟封他為真平侯，又加保世功臣等等的職銜。終於更改在俗姓名為辛盹，權傾一時，而貪淫日甚，貨賂輻湊。居家則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見王則清談茹素飲茗而已。國王信佛而弊害之盛如此，當非偶然。
恭愍王十年，遂有如此的禁令：「釋教本尚清淨，而其徒以罪福之說，誑誘寡婦孤女，祝髮為尼，雜處無別，……醜聲時聞，污染風俗，自今一切禁之。」（東國通鑑卷四十七）
辛禑王八年，有妖人伊金。自稱是彌勒佛，宣說吃牛馬之肉者必死，有財貨而不分與人者必死，愚弄鄉民，愍亂大眾，眾人奔向歸信，敬之如佛，無賴之徒，和而從之，轉相誣誑。
因此，太古普愚，有憂國憂教的言論。居士李穡，在恭愍王元年上書，論及佛教之頹敗及其救弊之道。恭愍王十九年，明太祖頒璽書，提出警告：「不敬不汰，則善惡不分。」主張禮敬德僧而汰除冗僧。
辛昌王即位之年（明洪武二十一年），典法判書趙仁沃，上疏：「近世以來，諸寺僧徒，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以供佛僧，而以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污染風俗，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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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利。」於是提出辦法：寺產應「載諸公案，計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留宿人家之僧，以犯奸論；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其為尼者，以失行論；取祝婦人髮者，加以重罪；鄉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為僧尼，僧徒留宿人家者，俾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東國通鑑卷五十三）
趙仁沃是排佛的人物，當無疑問，雖其誇大與強調僧徒之失行如此，確也不是空穴來風，所以他的辦法是如此的苛刻。雖其未必全為當局者接受，他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
因此，到了恭讓王二年（洪武二十三年）六月，便有一位前典醫副正金腆上書，說了公道話：「今狂儒之淺見薄識者，不顯三韓之大體，徒以破寺斥僧為懷。噫！聖祖（案係指高麗太祖）創業之深智（案係指觀山水地脈而創寺祈福），反不如豎儒之計乎？伏望殿下，上順聖祖之弘願，重營佛寺，加給田丁，以興釋效。」（高麗史卷四十六）
可是高麗王朝，已到強弩之末，排佛論者，已經形成了優勢。故到恭讓王三年四月，禁令婦女往來佛寺。同時，有成均館博士金貂，上疏排佛，主張驅逐出家之輩，還於本業，請破五教兩宗，補充軍士。另有成均館之生員朴礎等，也上書，請勒令佛者還其鄉，以充兵賦，焚其書，以絕根本！
到此為止，韓國的佛教，在內部頹敗及儒生排擊之下，已是淹淹一息了！可見，佛教如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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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從淨化人間的實際工作上著手努力，而但以祈禱禍福等的觀念上宣傳，縱然鼎盛一時，也必趨於衰亡！
（本文是作者計劃中世界佛教史綱」韓國部份的草稿，主要的參考資料是日木忽滑谷快天氏著的「朝鮮禪教史」，那是一部數十萬言的鉅著，本文僅僅抽譯其精華。所以此是編譯，而非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