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臺灣佛教及其面臨的問題
釋聖嚴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第87期（1980.10）
頁151-176
©1980 大乘文化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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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佛教教友們，一定很希望知道台灣的佛教現況；在台灣的佛教同道們，也未必真的看清了佛教的現況，此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我願以愛教愛國的熱忱，我願以禮敬三寶的虔誠，用客觀的角度，寫出今日的台灣佛教。因此，受我讚頌的人們，不必感激我，被我批評的事物，也不要敵視我，我所關心的是整個佛教，不在於某一些人或事。
現在，我把它分做七個段落來寫。
一、光復以來的雜誌事業
我們初到台灣之時，要找一本佛教的出版物，那是很困難的，嗣後由於大陸來台的法師們，慘澹經營，漸漸地才有了幾本刊物，例如海潮音、覺羣、人生、佛教青年、今日佛教、菩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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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世、中國佛教、獅子吼等陸續出現，以及本省法師主持的台灣佛教、法音、慈明。使得佛教文化，有了一點生機，利用刊物宣傳教義，也利用刊物宣傳主辦者的事業，並利用刊物以達成連絡信眾而助成主辦者的其他事業。這實在是值得讚歎的。做好事不求人知，是對的，但要使得眾多的人共同來做我們應做的好事，那就必須藉宣傳的鼓吹及號召了。台灣佛教界能在毫無組織的狀態下，二十年來之所以尚有若干建樹，刊物之功不可沒。
但是，刊物不是沒有問題。
第一、經費問題：佛教刊物的經費，不是僅靠訂戶，否則唯有停辦一途，乃有仰給於信者的捐助。訂戶極為有限，贈閱戶則數量可觀。不過，若要善於經營，懂得聯絡方法，經費或不致困難，特別是海外的捐款，被視為最大的命脈，所以竟有人辦刊物發了小財的，有人辦刊物助成了大事的，但更有人不善張羅而虧本屢屢的。
第二、稿源問題：這是佛教刊物的大問題，台灣的佛刊，先後已有十五六種，寫稿的人，卻是太少太少。這有兩種原因，一、是刊物的銷路少，沒有稿酬，開始之時銷路少了，教外的人也讀不到；沒有稿酬，又引不起投稿者的興趣。這樣因果循環而振作不起。二、是教內的居士們，能寫稿的，大多為生活所逼，與其花了好大的工夫寫佛學文章給佛刊投稿，不如用只須一半的精力把文章換成生活的必需品；至於所謂法師的僧尼們，光復以來雖仰幾位大德之賜而製造了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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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但是能看懂佛經的，實在太少，文盲或半文盲，乃絕對多數，各佛學院畢業的，一般而言，能把一封書信寫得通順，就算不錯，何況佛教不重視獎勵，不善侍可造的人材，所以，後繼的寫稿者太少。老一輩的法師，能夠精進不懈的寫稿者，僅得印順法師一人而已！因此，台灣的刊物雖不少，值得一讀再讀的文章那是不多的。所以一本刊物的創辦或停刊，不會激起什麼漣漪，反正每本刊物都差不多。
第三、人手問題：台灣佛教的刊物，多數是屬於副業性質。這一點，台灣的法師們是值得感佩的，如果他是一位能幹而有雄心的法師，他們相當於一個大企業機構的總裁，他能日以繼夜窮年竟月地辦出許多事業，例如講經、廣播、傳戒、廣收徒眾、創佛學院、開山起道場、主持佛教會、著書、出版、辦刊物、趕經懺、出國訪問，真是大人之才、通才、全才。今日的台灣佛教，也就靠著這麼幾位法師在撐持大局，他們的貢獻是可觀可敬的。但是問題也正在此，一個大企業機構的總裁之下，擁有許多為之分門別類、層層負責的各式專家及辦事人員，所以他們推動事業，不為難事，而且可以做得很多。我們佛教，從來沒有訓練過專業人才，一個人要想把樣樣事業做好，結果是樣樣事業傲不好。有的法師，在分身乏術而又非想做好不可的情形下，他可以用一千字多少錢的方法，買人家的文章，刊自己的名字，否則他們就覺得不夠一個法師的體面了，這在他們的立場是正確的，可惜和佛法及其法師的身份就不正確了！不過，在沒有人才可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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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這種方法雖然不足為訓，或可致以少許同情。像這種副業（其實他們沒有一項是主業）性的佛教刊物，我只能說聊勝於無，有總要比沒有的好。可是，好幾種刊物，在人力不濟的情況下，無力兼顧的情況下，停辦了。在目前，唯一以辦刊物為事業的，並且已辦了十幾個年頭的，是朱斐居士的菩提樹。以時代思潮的角度看菩提樹，以文章的水準看菩提樹，自尚有其不足，但是朱斐真心專職地辦它，已足吾人佩慰了。對普及佛化而言，它也功績至偉。另有一位是樂觀老法師，他以六十七歲的高齡，專誠為海潮音的編輯而努力，使得吾人看來，尤其敬佩不已！
想當年的海潮音辦了十年，便可彙集其精彩之作，刊行了四編三十四種（冊）的一大部海潮音文庫，二十年來的台灣佛教界，總集各刊的精彩之作而可傳世的，卻是比較的貧乏！
二、光復以來的出版事業
出版事業，除了定期刊物，尚有古籍的翻印及時人著述的發行。光復之初，由張少齊居士從大陸帶出了一批佛經，在台北開辦建康書局。嗣為朱鏡宙居士的發心，成立台灣印經處，先後翻印了三十餘萬冊，這對佛經在台灣的流通，功德至鉅。
接著是家師東初老人創辦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了日本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正編八百部，續編五百部，計一萬三千餘卷，歷四年的時間，全部費用四百多萬元新台幣。大藏經的影印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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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了許多僧俗佛子的閱藏興趣。對於佛法的深入，這是大功大德。
又由於大正藏是日本學者所編修，未能盡合中國人的需求，故有屈映光居士發起編印「修訂中華大藏經」。主要的修訂者，乃是蔡念生居士，此老思想綿密，古籍新學，尤於佛典的研索，台灣的居士界，似尚未有一人能出其右者。這部中華大藏經何時全部出就，現在尚不可知。不過另有香港的覺光及元果等法師發起影印也是日本編訂的卍字續藏，議定仍在台灣發行。現正在積極工作之中。
大藏經之外，中華佛教文化館翻印了日本人編訂的禪學大成，華嚴蓮社的南亭法師翻印了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及華嚴大疏鈔。其他寺院或私人翻印的小本佛典，尚有很多。
所謂溫古而知新，翻印古籍的消極目的，固在保存文物及流通文物，但其積極的目的是在提供資料，刺激時人的研究興趣。
誠然，閱藏的人，在台灣已有不少，研究的人，卻還是很少，一般人閱藏，是在求功德，不在理解藏經的內容；其實，沒有相當的國學基礎及佛學基礎，閱藏等於是「遮眼」，理解已不易，何況談研究！藏經的內容，如此的浩瀚博大，也極複雜，不曾受過基礎訓練的人是不得要領的。同時，若已理解藏經，卻仍不能將他所理解的接通當前的時代思潮，論自修固然可，論弘揚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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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從研究古典而發為研究報告的著述，在台灣仍是鳳毛麟角，研究深入而有個人創發的，我只見到印順法師一人而已。此人思想冷靜，探究問題，入於毫芒，近世以來，在這方面的成就來說，雖太虛大師猶望之莫及。所以，個人著述的新出版物，此間是以印老佔第一位，內容深厚，數量也多。近年來家師東初老人，也在埋頭寫作，據說有一列系的幾本著作要出版問世，唯其大半生為事務而忙，故對教義的整理工作做得較少。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法師之中，已有單行本著述問世的，已有不少，例如：大醒、慈航、印順、南亭、白聖、道安、東初、樂觀、默如、道源、月基、續明、悟明、真華、星雲、妙然、成一、煮雲、聖印、普行，還有本人。居士之中則有蔡念生、李炳南、張少齊、胡國偉、李世傑、南懷瑾、楊白衣、方倫、唐一玄、陳慧劍、朱鏡宙、程觀心、趙亮杰、朱斐、于凌波、謝氷瑩、張廷榮等（以上姓名信手寫出，不以先後分高低），另有曾在台灣而現已出國的法師之中，有演培、惟慈、青松、睿理、易陶天等幾位。也均出有一本以上的著作。
但要從這些人的著作之中，再加考察，能夠稱得上是傳世之作的，實在有限。其中原因何在？無他，一言以蔽之，未善用其腦思而已。因為大家都在忙寺院、忙信徒、忙事業，無法靜下心來好好地讀書及好好地思考，多數人的智慧都用在現實生活的奮鬪上去了，所以寫出的作品，其知識性及啟發性，自然就會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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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不是說，今日台灣佛教界的那些新書，沒有一讀的價值，而是說，真正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新書，沒有太多。
做學問，不是人人做得好的，著作，也不是人人所必要的，大學問者也未必就有大量的著作。因此，在我看來，台灣佛教的著述家中，有些人是不必著述的，有些人則可以著述而沒有足夠的時間。著述，不但要讀得多，還要想得多，如果只想而不讀，他的作品便不免空洞，如果只讀而不想，他的作品又不免陳腐。要精彩，要創發，要發現問題而解答問題，要有理論的根據，要貼緊了現實而下筆。因此，對於一般忙碌在雜務中的人，著述是比較吃力的。
人才是需要多方面的，可惜中國的佛教從來未曾有計劃地培養人才，因為缺乏人才，有了幾位憑自修而成的人才，便不得不來將他們要求成為通才和全才，事事均須人做，人卻只有這麼幾個。於是就來了一個「五馬分屍」，樣樣得做，樣樣做不好。
然而，尚有些人，主張出家人的本務是在參禪念佛，寫文章的法師，便是不修行的法師。出家人掩關念佛，大家覺得可敬，掩關的法師還在著書之說，就覺得離了譜！他們以為閱藏是功德，看經而又寫文章，難道佛說的經還不夠多不夠好，還要你來寫個什麼？於是，有一位掩關的法師，能寫而不寫，寫了也不敢用真名發表，就怕有人說他不修行！還實在是個可怕的觀念。如果此說是真理，那就等於說除了不著作的出家人，自古以來，例如：馬鳴、龍樹、無著、世親、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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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法藏、智者、玄奘、窺基、道宣等歷代高僧，都是不修行的和尚了！
我是一個自知不堪大任的人，既非大人之才的通才全才，所以藏在山中自修，我是否是個修行的和尚，當然自己知道，但因我出版了幾本書，所以有人以為我是一個不修行的和尚，乃至有一個主辦盂蘭盆會供僧的居士，故意把我忘掉。再說，在今日的台灣佛教界，若非自己另有一手弄錢的方法，寫了書要出版，也是一樁難事，我的書，在台灣佛教界，尚可列入頗受歡迎的之一，但當每出一書，出版家總是嘆苦，說他們出書，是純粹的服務，因為佛教界的讀書風氣太低，不唯無利可圖，而且賠本。據星雲法師說，他是用經像法物的利潤來補助出版事業，因為許多寺院可以不買任何新出版的佛教書刊，他們為了應酬佛事，摺本的經和懺，卻非買五本乃至十本二十本不可。試問：在這樣的景況下，豈能鼓勵更多的人來研究和著作？
但是星雲法師對於佛教出版事業的魄力和貢獻，是很可佩的，不論他蝕本或賺錢，他能放下手來出版了幾十種新書，他的佛教文化服務處，也越來規模越大，足以證明萬事不怕開頭難，那就好了。
三、教育事業
所謂百年樹人，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得佛法興隆，必須培植大批優秀的人才，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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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教育。
台灣自光復之後，最先提倡辦僧教育的，是慈航法師，他在大陸撤退之際，時局動亂之中，就喊出了要在台灣辦一百所佛學院的口號，因此，他每到一寺，就安上一個佛學院的名，雖其理想未能如期達成，但確開了辦學的風氣，他在中壢圓光寺，在汐止彌勒內院與靜修院，均以最大的熱忱，培植了一批比丘及比丘尼。繼慈航法師之後的，有大醒法師，在新竹靈隱寺辦了一個短期講習會。當印順法師到了台灣的新竹之後，他創的福嚴精舍，無形中成了台灣佛教的最高學府，由印師門下的演培、續明、仁俊、妙峯、常覺、印海諸師，又於福嚴精舍附近的一同寺辦了女眾學院，靈隱寺辦了兩屆初級佛學院。
由以上幾個學院的師生，又出現了台中寶覺寺佛學院及慈明寺佛學院、台南開元寺佛學院、基隆靈泉寺佛學院、台中南普陀佛學院。另由白聖法師於台北十普寺辦了兩屆男女兼收的初級佛學院，以及臨濟寺的男眾初高級佛學院。此外有南亭法師於台中佛教會館辦了兩屆女眾佛學院，道源及真華兩位法師先後掛名在屏東東山寺辦了女眾佛學院，嘉義天龍寺也辦了一屆佛學院，星雲法師於高雄壽山寺辦了高級女眾佛學院，悟明法師於台北辦了海明佛學院，台南的赤山也辦了初級女眾佛學院，淨心法師於高雄辦了初級的沙彌佛學院。還有台中靈山寺也辦過佛學院。目前則又有台北的慧日講堂，創辦了高級的男女兼收的太虛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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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那麼多的學院，除了寶覺寺、靈隱寺、一同堂、南普陀、十普寺、佛教會館、天龍寺、靈山寺等，業已先後停辦之外，其餘的尚在維持之中。不過，一般的師資水準都很低，有的學院老師及學生連國語都不會，而用台語授課，有的學院錄取學生的標準。僅能寫出自己的姓名就可。所以，大多於三年畢之時，無何優異的成績可觀。已經停辦的學院之中，一同堂辦得較好，正在辦著的學院之中，以臨濟寺及壽山寺的學生程度比較整齊，但其中只有少數讀過高中，多數只讀過小學，以現在的學力平均起來，也不過初高中程度；當然，以壽山學院學生發表的習作來看，已有高中以上乃至大學的程度了，這些少數人的習作，有的也曾經過老師修改，唯其能有覺世旬刊給她們發表的機會，寫作的興趣濃厚，進步頗為快速。覺世旬刊也正由於這班學生的灌溉，而顯出了一股朝氣。
現在，大家都在指望著由演培法師掛名院長，印海、了中二位法師通力合作而創辦的太虛佛學院，當本文屬筆之時，他們尚在招生階段，至於究竟如何，有待事實證明，不過根據已經發表的教育計劃及教師陣容來判斷，它將是佛院羣中的後來居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在台灣的佛學院，為什麼辦不長久？為什麼造就不出較多的人才？原因實在很多。
一、辦學的宗旨問題：為造就人才而辦學，這在所有的學院都是相同。為誰造就人才？就有點問題了，一般寺院辦學的目的，是為增加人眾，以辦學之名，可以吸收外來的青年，畢業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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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部份便會成為此一寺院的一份予。同時也可避免寺內青年的外流，現在的台灣，吸收青年人出家，頗不容易，出家之後為求出路，無不希望讀一點書，除了少數特殊的之外，出家的青年差不多是來自中下級的農村，多半未受過較好的學校教育，所以求知心切，乃普遍的現象。寺院自己辦了學院，他們就可安下心來讀書了，否則，去了別處求學，很可能就成了人家的徒弟。於是，凡有一點力量的寺院，便設法辦學，有一點雄心的出家人，就想法辦學。甚至有一家學院於招生時，特別標榜，不許學生在求學期間另拜師父，可是到了開學二年之後，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都變成了這家院長的徒弟。這是矛盾的，也是可以同情的，辦學的寺院，希望把栽培成功的人才，留為己用，協助學院辦出更大更多的事業，這是使得學生學以致用，也使學院愈辦愈有前途，等於大學院畢業的優秀研究生，要留他們在母校服務一樣，所以值得同情。然而，各寺院把子弟送到學院來求學的願望，是為各寺院自已的前途求發展。絕不情願辛苦地度了一個徒弟，又白白地送給了別人，所以相互矛盾。因此，大家降低水準來自己辦，辦了三年便休息。否則，學生的來源成了問題，要收人家的徒弟成為自己的徒弟，誰敢冒險將徒弟送給別家去受教育。不過也有例外，據說新竹一同寺辦學時，住持不但未能因此增加徒弟，反而為了入學要經過一定水準的考試，考不進學院的徒眾們，負氣之下離開了一同寺。辦學的確是一樁苦事，一般信徒願意出功德建寺塑像、誦經拜懺，卻不願出錢讓你辦學院，因為供僧的觀念，未在中國形成，所以認為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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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若辦學院的諸山，必得自行另出財源來維持學院費用。同時，佛門有一句話：「寧帶一團兵，不帶一堂僧」，僧不易調，讀書的僧更不易管，所以有一位學院的負責人曾經向我嘆苦說：「一斗米養一個恩人，十担米養一個仇人。」學生令他頭痛不已。所以，若非具有深切的悲心大願，要一個人終身為僧教育而奉獻，實在不易。
這一點，台灣有幾位值得讚揚的法師，第一是印順法師，他老始終是以教學為本務，現在雖不再教，仍在關心並鼓勵教育。其次有兩位青年法師，一是本省籍的聖印法師，他從寶覺寺辦學院，創了慈明寺仍在辦學院，前後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不論他辦的成績如何，他這一份能耐，已足令人佩服。另一位是星雲法師，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他沒有三頭六臂，卻能在短時間內創建了一座五層大樓的壽山寺，建寺落成，沒有人住，接著就招生辦學，並且喊出了大學制的高級學府的口號，計劃每學年增一班級，現在由於學生來源困難，每一學年增班的構想，至少暫時已經流產，但他仍是台灣擁有學生數字最多的一家。又由於目前的學生程度，並非真的高級大學程度，所以他又買了一大片山地，喊出了要辦東方佛教大學的口號；是否真能辦得一如理想，有待解決的問題乃是很多很多，房舍可能不成問題，師資則大有問題了，尤其佛教大學所需的學者，不同於一般大學，最好是行解並重的法師。星師本人是宗教事業家而非宗教學者，如何羅致學者及善用學者，且讓我們對他抱一最高的希望。根據他所喊出的口號，的確值得吾人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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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的問題：「一處畢業，處處畢業。」這是對二十年前大陸時代所辦佛教教育的譏評，但是這頂帽子，仍可合乎今日台灣佛教教育的頭寸。許多的學院與學院之間，所謂你是低級我是高級，乃是在學生的平均水準，卻不在於學院授課的本身。因為從台灣北部到台灣南部，能夠授佛學課的法師和居士，就是這麼幾位，他們所能教授的科目，也就這麼幾門，不是老師差勁，而是在中國近代學院間最流行的佛教經論，就是這麼多嘛！
台灣的佛教，正像大陸時代一樣地一盤散沙，誰也不管誰，誰也不受誰來管，有能力的就獨自發展個人的事業，所以，雖有這麼多此起彼滅像粥鍋裏滾泡一樣熱鬧的佛學院，但在二十年來，未見有過一次院際的集會，好像大家已經做得很好，不必集思廣益來研究改進。以致有的便形成井底之蛙式的孤陋寡聞，辦出來的學院，仍未脫離蒙館私墊的臭味。沒有統一的教育計劃，沒有完善的教育系統，治有可用的教材課本。蒙館開蒙，尚從三字經、千宇文、百家姓等唸起，我們的佛學院，一進門就可能讓你聽一心二門三細六粗的大乘起信論。一直到「研究院」，你還得研究大乘起信論。
白聖法師有鑑於此，曾經命我編寫一套從初中一直到研究院的佛學課本，我對此一艱鉅而偉大的任務，雖有願心，卻力不從心，要我一人包辦，談何容易！所以我建議聘請十位佛教學者，組成一個編纂委員會，以時日計費或以字數計費，酌酬津貼，分工合作，或可望於一年之內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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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佛學課本。可是，白老事情太多，一轉眼又過了兩年，未見再有下文。事實上要找十位能編而又願編佛學課本的人，今日的台灣一地，尚有困難哩！
因此，台灣各佛學院的課程，儘管在教育計劃上，按步就班，學期完了，或畢業之際，學生聽到的，卻不是原計劃中的課程。因為沒有標準的課本，那便根據被請老師的專長及其所好而來決定教什麼東西。老師中途離去，他這一門課，便立即廢除，再請一位新的老師，又開一門新的課程。能請到什麼老師，就開什麼課程，是將就學院所請老師的方便，不能顧慮學生希望的胃口。正由於如此，學院不能連續的辦下去，學生雖然讀了十來年書，畢業了三個佛學院，還是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像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之中，豈能造就出優秀的人才，相反地，倒是壓縮了優秀青年的自由發展。
四、出國留學的門路
除了星雲法師，尚有白聖法師及悟一法師，也在積極地籌創佛教大學，但願他們兩家比賽，是誰真的辦成，是誰首先辦好，如果兩家都能辦得理想，實是中國佛教之福。然在目前，台灣的佛教教育，既不能造就高級的人才，一般有志向學的僧尼，便把希望指向了留學的途徑。
留學，到目前為止，有兩個國家，一是泰國、一是日本。但有一個怪現象，泰國方面由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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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去的留學僧淨海法師，及另一位陳明德居士的奔走爭取，給了台灣每年兩名獎學金，也就是說台灣每年考送兩名學僧到泰國，可以用泰國政府的錢而不必自己張羅費用。然而除了淨海法師之外，台灣很少有人想去，前年考送兩個，去了不到一年，又自動溜回了台灣，這對淨海法師的一番苦心，以及泰國政府的善意，都是重大的辜負。為何對泰國的環境不感興趣？百思不得其解。如說那裏不能讀書，似又未必，例如淨海法師去了六七年來，成就非常可觀，他的為教熱忱，他的信仰堅貞，已非同輩的法師可比，何況他已能利用泰文、英文資料，將南傳的東西，陸續地寫成中文，向國人介紹。所以，站在佛教信仰的立場，我覺得淨海法師乃是目下所有留學僧尼之中，最成功的一位。那末，也許為了泰國學程的期限太長，在進大學的正科之前，是從初中程度讀起，泰文、巴利文不及格的，便不能升級。於是，縱然在那兒讀了九年書，仍無把握能否取得畢業文憑。據說我國人是吃虧在沒有巴利文的基礎，所以淨海法師發願，要在學成回國後，開講初級巴利文，為僧青年通向南傳佛教之門而舖路。
再說去日本留學，這是一個時髦的熱門，從民國四十一年以來，由台灣去的僧尼居士，據我所知，已有圓明、蕭輝楷、李瑞爽、果宗、慧嶽、通妙、青松、易陶天、學慈、了中、能果、睿理、廣聞、慈觀、修觀、慧光、明宗等大概二十位左右。其中的慧嶽、了中、學慈三位比丘及廣聞、慈觀、修觀、慧光等六位比丘尼，已經學成回國。明宗及另一位比丘尼尚在留學之中。可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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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尚在日本的幾位法師，除睿理而外，都已結了婚，還了俗，據說是日本的風俗使然。更怪的，那些在日本還俗的比丘，並非和日本姑娘結婚，而都是從台灣去的中國小姐。
日本佛教，自明治維新之初，受了極大的摧殘之後，積極奮起，建樹良多，除了僧人生活的俗化之外，一切設施，都比中國佛教進步多多，目前由佛教主辦的短期大學有二十九所、大學十六所、大學附設的研究所八所，戰後所授專門研究佛學的文學博士有九十八位。他們所提出的研究報告，數量極其驚人，佛教的出版社及書店有四十三家。尚有國立的大學，也開有佛教學的課程，其他有名的大出版社及各大學附屬的出版部，各學術團體的組織，也均出有大量的佛教書籍。日本學者能夠利用中國的以及西藏文的、巴利文的、梵文的各種佛典，參互研究，他們用現代治學的科學方法，綜理研析整個的佛學，所以成績裴然。可見，要研究佛學，在目前來說，似乎已捨日本莫屬。
因此，我這個思想前進而生活保守的人，正在閉關期間，由於家師東初老人的命令，幾乎也去了日本，旋經幾番深長的考慮，始作罷論。但我因此而在關中摸索，自修了一點日文，到目前為止，已看的日文書籍，可能要比少數掛名去日本留學了三年的人，還要多些，雖然我看日文有點像在霧中看花。所以，我對日本的佛教，既有不以為然之處，也抱有很多的敬意。
原則上，留學日本，我極贊成，但是附有條件。即是應由全國佛教徒組成一個留學生獎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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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員會，考選優秀的僧俗青年，資助他們全部的費用，送去日本，乃至歐美留學深造。唯有選送已有了學問基礎的青年去深造，才可望他們對佛教有宏大的貢獻。否則，在國內時對佛學一門不通，甚至連看書的習慣都沒有養成的人，到了外國，可能有失國家的體面，外國的大學，究竟尚未發明用學術濃縮成的靈丹，進去一吃，自然就把你變成了學富五車的大學者。環境固然要緊，基礎更加要緊，否則，一個小學生，也就不必經過中學大學，而可直接進入研究所了。學術一途，沒有速成的捷徑可走，要不然，學術的可貴何在？
可是，在不健全的中國（台灣）佛教中，唯有靠自己的關係及自己的力量，才能去日本留學，敢以不怕花錢、不畏艱困苦地半工半讀，而自己設法跑去日本，這種人的勇氣，已足吾人的欽佩，他們去日本之後，不論學成學不成真正的學問，他們在最初的動機，絕不會希望自己學不成功，那末，縱然學不成功，實在勉強不來。至少，他們去學總比不學的更好。至於還俗與否，也不能以此論定他們的價值。清末有位楊仁山，民初有位歐陽竟無，他兩是居士。但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之多，要比一萬個粥飯僧尼更偉大。相反地，如說居士一定比出家人更有貢獻，那又未必，歷史告訴我們，自佛陀開始直到晚近，最偉大的佛教徒，卻都是現的出家相。
總算很好，留日回來的人，多半已為佛教貢獻出他們的所學。慧嶽法師在籌創藝術專科學院；了中法師除與印海法師合辦太虛學院之外，已接受了中國文化學院佛教史講師的聘書；廣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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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早已擔任智光商職的教職，並且深獲同學的愛敬；學慈法師也在努力於弘化事業。留在日本的，照目前看，青松的成就最大，他在未去之前已有相當的基礎，他吸收力強，寫作率也快，繼續如此下去，對於溝通佛教國際的文化工作，大有可為。另有睿理法師，他能以中國人而考取公費的京都大學，他的學力之強，已為日本人所重視。
現在，台灣教界，有許多人都覺得唯有著書出書，才算有了地位。當然，我極祈望具有寫作能力的日本留學生，多多介紹佛教的新知，以之營養我們貧乏的現代中國佛教。可是，如你不善於寫作而長於教書，或組識、或事務，那麼，我要奉告你，歷代的偉人、佛教的祖師，沒有留下著作的，實在很多，不過，他們確為長於寫作的人，提供了寫作的資料。
五、獎學金與弘法
有鑑於天主教設有很多獎學金，吸收了很多優秀的知識青年，所以在民國四十八年，中國佛教會設立了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民國五十年，又有加拿大的華僑詹勵吾居士為紀念他的已故叔父，而成立了煜齋居士佛教文化獎學基金會。民國五十二年，又為紀念焦山智光老和尚而成立獎學基金會。
這三個基金會，前二者已合併為一，由周宣德居士主持其事，他是由虔誠的基督徒而改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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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所以頗有基督徒的辦事熱忱，奔走接洽，宣傳演講，利用公餘，將全部的精力乃至物力，奉獻給這項佛教的獎學事業，由他的努力，在台灣的各大專院校之中，已有十六所成立了佛學研究社，共有社員二千五六百人，所以，周宣德的功績，頗令一般的比丘比丘尼們慚愧，雖然出家人給予這項獎學事業，也有若干的汗馬之功，但在周宣德居士的眼下，出家人似乎是一班無用之徒，縱然他之進入三寶，也是由於台灣高僧智光和尚的接引，他在對大專學生的活動之中，卻從不鼓勵乃至阻止智識青年接近出家人，更不用說皈依三寶，他僅以「對佛法作學術的研究」來勉勵青年，所以，給青年的影響，是學術的，不是宗教的，對未來的佛教文化，自可能有若干影響，對佛教信仰的發展，作用輕微。
因此，周宣德的熱忱工作，贏得佛教界一致的讚歎，周宣德所持的觀念，卻被教界的有識之士不以為然！
智光和尚獎學金，是以他老的一筆遺產作為主要的基金，幸得他老生前的一位在家弟子張伯英居士的主持保管，以優厚的利息，提出作為清寒獎學金。南亭法師曾說：「以少數的獎學金，等於利用人家的學校，而收自辦一所佛教大學的成效。」這固然是在我們尚無一所佛教大學之時，足以用來自我安慰的話，但是，能有這三個獎學基金會，不論如何，它已把佛教兩個字，由山門之內，送向了山門之外；至少，得過佛教獎學金的知識青年們，將不會忘懷，佛教曾經給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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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些實際上的恩惠。
再談弘法工作，除了文字宣傳，講經及演說的人很多，例如：南亭、道源、白聖、印順、道安、隆泉、默如、月基、悟明、成一、煮雲、星雲、真華、印海、慧峯、慧嶽、聖印、會性、淨心、淨空、明本、普行等法師，以及李炳南、方倫、趙茂林、南懷瑾、周宣德、張廷榮、李恆鉞、楊白衣、李世傑、曾普信、朱斐、翁茄冬、鍾石盤、高登海、唐湘清等居士。
法師們的各項事業較多，所以很少維持長期性的講座，倒是居士中的少數，則足致敬。其中以李炳南居士的功績最大，他在台中一地組織蓮社，糾集知識青年，每週演講，他自己講，也要青年輪流著講；每年暑期，集中一批大專學佛青年，作數週的講習；他另辦有好多佛教的社會事業。他對僧寶極其虔誠恭敬，非以維摩自居而呵斥比丘，但他敬僧而不近僧，他的學眾均由他介紹皈依出家大德，但皆不會親近出家大德，故也有人以此詬病李老。然以我的看法，他也有其理由。他的思想和風範，均已自成一格，與其接近他人而難免摩擦之虞，不如獨守其方域以保持相敬。
在臺灣弘法的方法很多，為了迎接時代，電台的廣播，已在普遍地展開，另有以話劇弘法、用球隊弘法、用樂隊弘法、用幻燈弘法、映電影弘法。可惜這些弘法工作，都沒有組織系統，有是各做各的，有是做了一次就不再做的。例如電台廣播，現在已有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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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花蓮、宜蘭等七八家，如果統一來辦，組織一個廣播資料供應室，負責編寫、製作、調配各台所需的節目，那樣既可改良節目內容，又可有源源不絕的新節目提供給廣大的聽眾，更可節省一部人力物力。但在目前的台灣佛教界，都在相互暗自比高低爭優劣，而不能合作起來向前進。儘管如此說，那些電台節目的主持人，已經各自盡了最大的努力，往往起早上電台，深夜趕節目，其中如淨心、聖印、趙茂林、龔顯榮、李玉等法師居士，他們的多少辛苦，外人殊難知道。
總之，從事於弘法工作的人，無一不值得讚歎，我們做得尚不夠理想，則又無人敢說不該改進了。
六、佛教會與傳戒
遷移台灣之後的中國佛教會，比起撤退之先的大陸時代，可謂毫無進步，它的狀態是會員不信任教會，教會無權處置會員，教會是一個對政府行文的空架子，會員利用教會而不服從教會，因為教會無權，也就變成了無能，因此，政府承認中國佛教會為人民團體，卻不重視這個人民團體的力量，例如：政府決定要將日治時代建築的東本願寺標售給商人，雖來徵求中佛會的意見，中佛會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政府提出抗議，並由信佛的立委在立法院提出質詢，結果，在今年六月間，政府還是以「係接收日人的敵產」為理由，賣了一億多元新台幣。此所謂自侮而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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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之，中佛會不能產生力量，政府就不把它放在心上，這是力量的問題，不是政府的宗教政策特別對佛教不客氣。
由於如此，中國佛教會，是一個既倒不得也扶不起的爛局面，中佛會的辦公人員，僅有三個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居士，他們的辦公費用，還得由當選了理事長的人另外設法。原因是號稱有六百到八百萬佛教徒的台灣省，佛教會的會員僅有四萬五千五百多人，而且許多的會員，幾年也不繳一次會費，若非寺廟與外界發生了問題，或個人希望達到某種目的，而想利用到教會的一紙文件之外，誰也未把教會放在眼裏。一些熱烈競選教會理監事的法師居士，多半是為在他們的名片及履歷表上多加一行頭銜，不在其為教會的會務而將自己的智力和財力貢獻出來。少數真想做一點事的大德，又覺得教會的事務，千頭萬緒，無從下手。
然而，這幾年來，在大家不想負責中佛會的景況下，白聖法師是值得敬佩的，他一肩承擔了下來，而且承了一肩又一肩，裏裏外外，由他一手撐持。雖然有人批評他老把持教會，所有的理監事，幾乎全由他新出家的徒眾包辦；實則，若非如此，參雜了意見不投之人，不唯不能助他辦事，反而跟他搗蛋，故這就不該批評他了。在這幾年以來，白老是夠辛苦了，國內大大小小的事，乃至一座廟的佛像開光，也要他老慈悲去主持典禮，國際佛教的訪問聯繫，幾乎也每次非他出馬不可，他都能以極其熱心而毫不猶豫的態度來到處奔忙，他的最大資本是能夠隨時入睡，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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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夜工作，不勝其煩而又不愁其煩，這的確不是常人所可做到的。但也正因忙不勝忙，故對教會的長久性的建樹就很有限，迄今為至，中華佛教會，既無推動事業的能力，即使一所會址尚未見其踪影，此非白老無能，實是力不從心。教會不能為教徒謀取積極性的福利，所以得不到教徒的熱心支持，教徒不支持教會，教會更加不能為教徒謀取福利。如此的惡性循環，尚不知何時了結！
縱然如此，中國佛教會，還是垮不得，比如今年年初，香港邵氏影業公司拍製的一部「文素臣」影片，把和尚描寫成殺人、姦婬、劫盜、無惡不作的暴徒，所以便由中國佛教會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謀籌抵制該片在台灣上映的所法。那次各縣市支會，均派有代表出席，會議之中，可稱羣情激憤，發言踴躍，語意堅定，表現了一次大團結的精神。可見，當佛教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時，教徒便會需要向教會團結了。中佛會如何才能真正地健全？大概要我們接受一次像明治維新式摧殘吧！但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等見了棺材才掉淚呢？
縱然如此，目前的佛教會還是有用，前年召開的華僧代表大會，雖是教會之外的一個會，卻是利用了教會的基礎而完成，最後也把所有大會的決議案，全部送交中佛會執行。即使大部份國內的代表，明知這是推屍過界的辦法，過界之後依舊落在他們的頭上，因為他們也正好就是中佛會的理監事，結果呢？通過華僧大會議案的人，到了中佛會的立場，又不予受理了，他們受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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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時為了實際問題，也不願受理。所以，華僧大會的貢獻，不是在於議案。而是在於國際的觀瞻和聽聞，至少已將海外僑僧，集體請回國來觀光了一次，至少已使外界明白台灣尚有佛教的國際活動，至少已對中國佛教當前所面臨的諸種問題作了一番檢討。議案嘛！留待以後逐步解決。所以，華僧大會是有用的，那次大會的最大功臣，除了白聖法師，尚有悟一法師，我對他們二位的不眠不休地忙了十多天，深表敬意。因我以為，大致上說，華僧大會是成功的，至於議決而不實行的提案，罪過是在中國佛教會。我已說過了，中佛會自有它的苦衷，例如傳戒的問題，華僧大會通過了分期傳授三檀大戒，結果，賢頓和尚住持的臨濟寺，首先就不理會而於去年春天照舊規則傳了戒，然而，賢頓和尚也正是華僧大會主席團的主席之一。其癥結究竟何在？說穿了很簡單，藉傳戒的大法會，可以籌措一筆可觀的經費，用來推展其他的如上金門勞軍等的事業。
說起傳戒，那些熱心於此的大德們，可謂有功有過而過盛於功。當台灣光復之初，本省的佛教道場，很多住持都是在家人，或已結婚，或係帶髮修行。因此而有智光、白聖、道源等諸老提倡戒法，首先在大仙寺開壇傳戒，創了重律尊戒的範例。接著就有靈泉寺、元光寺、碧雲寺、凌雲寺、寶覺寺、東山寺、十普寺、海會寺、超峯寺、大覺寺、臨濟寺等相繼傳戒；其中的寶覺寺、十普寺、臨濟寺均已傳了兩次，聖印法師在寶覺寺傳了兩次，今秋又要在他的慈明寺傳第三次。為什麼有如此殊勝的傳戒寺院？最初，確是為了成就戒法，弘揚律制，用續僧統。到後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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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部變質，有的大德自己尚不知戒律為何物，竟也熱中於傳戒，為的是能藉傳戒大法會的因緣，來莊嚴道場，翻修殿堂或增建寶塔。這種目的自也未可厚非，把錢用在三寶門中，總是值得鼓勵的好事。我所說的傳戒有過，是指為了爭取更多的戒子，可以放棄律制的規定，戒師及傳戒的寺院，到處去垃、去請、去勸，只要你能賞光來受戒，麻子、瞎（一隻）眼、跛子、癩子、聾子、無賴、神經病、痴呆漢、七十八十的老婆婆、老態龍鍾的老公公，一律授於上上品的三壇大戒。發心受戒實在是大好事，可惜當這些速成的僧寶一出戒堂大門，就為神聖的佛教大顯其寶了！大偉的僧寶，就是這個樣。使未信佛者不願信佛，已信佛者退減敬意，邪魔外道增加毀謗。這些熱中於傳戒的大德們，罪過是在全小失大，本末倒置！自然，我非反對傳戒，而是不同意違律的濫傳。
七、外道的威脅
天主教在台灣，民國四十二年，它的信徒只有兩萬五千，現已激增到三十多萬，基督教在台灣也早已超出了三十萬，他們的人數，特別是天主教，有一個算一個力量。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把佛教從台灣趕下海去。造成第二個菲律濱，他們對付佛教的方法很多，高層的用文字，下層的用口說，在他們的地方宣傳，也到佛寺集會時來宣傳。天主教研究出好多辦法，包圍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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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義（著作），互解佛教的信徒（用代亡靈超度）。在新竹鄉下，天主教會到信佛的農戶訪問，也拜農戶所供的觀音像，漸漸接觸之後，就以聖母瑪麗亞像替你換下觀音像，說這是天主教的觀音，叫做聖母，有求必應。如願隨從，便可獲得獎金新台幣一千元。以後即常遨你去教堂聽道，先帶兒童去吃糖菓看畫片，然後使兒童帶母親去，母親再帶父親去，最後全家都去而信了天主。
我們台灣的佛教徒中，少數人已經覺察到這股外道的威脅之力，多數人尚不知其所以。
但是，時代和環境的鞭子，已一鞭緊於一鞭地抽向此間佛教徒的生活圈來，佛教徒們為了求存，為了信仰，必將猛省。我們確信，只要抵制共產主義並消滅它，只要人類的理性尚有一天存在，我們的佛教，不惟不致滅亡，而且必將成為唯一的人類信仰之光。然而，若不及時猛省，及時捨私為公，及時為法亡己，暫時的、局部的滅亡，也是很可能的啊！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於台灣關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