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佛教學研究現狀管窺[1]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　宣方

鑑往知來： 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
論文專集（2002.04）
頁47-55

©2002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北市

目次

一、大陸地區佛教研究概況及主要成果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佛教學術研究，最初頗受日本的影響。如本世紀初葉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黃懺華的《中國佛教史》、《佛學概論》等，主要是在對日本佛學著作進行編譯的基礎上寫成的。經過湯用彤、呂澂、胡適、陳寅恪、陳垣、任繼愈等前輩學者的努力，我國的現代佛教學術研究才真正走上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改革開放以來，因“文革”衝擊而一度中斷的佛學研究又重新得以恢復，大陸的佛教學術研究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新的學術基地不斷產生，新的佛教學者不斷成長，新的科研成果不斷湧現，新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九五”期間，大陸佛教學術研究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加速發展趨勢。據不完全統計，僅1996－1998年的3年間，大陸各種報刊雜誌發表的關於佛教研究的文章共計3300餘篇，出版的各類佛教著作近400種，平均每年發表的研究成果相當於建國初至文革前的總和。總起來看，九十年代以來，特別是“九五”期間，大陸地區的佛學研究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 本文是根據筆者參與起草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項教育部提交的〈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十五”規劃調研報告〉有關內容改寫而成，同時參考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同類報告。

1. 佛教藏經及藏外文獻的整理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

        佛教經典文獻的整理工作是整個佛學研究的基礎。經過佛教學者十餘年的努力，至1997年，《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共106冊已全部由中華書局出版，其電子版也已提上議事日程。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組織校勘的《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也已經完成“丹珠爾”部分，正在由中國藏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中華大藏經》是目前收羅最為宏富、校勘最為精良的一種大藏經版本，代表了大陸佛教學者在佛教文獻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其文字版和電子版的出版發行，對未來的佛教研究將提供很大的便利，產生重要的影響。

        在整理出版《中華大藏經》的同時，傳統大藏經之外的漢文佛教文獻的收集、發掘、整理工作也正在逐步展開，由方廣錩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2]已出版七輯，收集、整理了大量寶貴的藏外文獻。在敦煌遺書佛教文獻的整理工作中，大陸學者除在國內摸清家底以外，還積極參加了國外藏品的編目和研究，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3]。此外，梵、巴、藏文佛教典籍的漢譯工作和漢文佛教經典的整理、注釋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2. 佛教史的研究領域有所拓展和深化

        在我國佛學界，佛教史的研究一直是整個佛教研究的重點。老一輩佛教學者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呂澂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1－3卷）以及郭朋的多部佛教史著作，均是我國佛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對深化我國佛教史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以往的佛教史研究，主要局限在中國佛教領域，而在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中又以隋唐以前的佛教史研究為主，在隋唐以前佛教史研究中又以漢傳佛教特別是以顯教為主。近10年來，特別是“九五”以來，上述的研究格局開始被打破，佛教史研究的領域有所拓展和深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就歷史時段而言，大陸佛教學術界除對隋唐之前的佛教史繼續加強研究外，也開始重視對宋、元、明、清以至於近現代佛教的研究，特別是在近現代佛教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鄧子美的《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4]、何建明的《佛法觀念的現代調適》[5]、徐蓀銘的《世紀佛緣》[6]、潘桂明的《中國居士佛教史》[7]、陳兵與鄧子美的《二十世紀中國佛教》[8]、

2. 宗教文化出版社，自1995年12月至1999年6月，已出版7輯。

3. 方廣錩《敦煌佛教經錄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2冊。

4.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 年。

5.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7.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2冊。

8. 民族出版社，2000年。

郭朋的《太虛思想研究》[9]、《印順佛學思想研究》[10]以及王雷泉的一系列頗有見地的相關論文。此外，對兩宋、西夏佛教的研究也方興未艾，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2）在藏傳佛教史和密教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主要有呂建福的《中國密教史》[11]、索南才讓的《西藏密教史》[12]、班班多傑的《藏傳佛教思想史綱》[13]、吳立民與韓金科的《法門寺地宮唐密曼陀羅之研究》[14]等，與此相關聯的藏傳佛教和唐密的研究正日益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3）地域性佛教史的研究日益活躍，以此為專題的學術研討會頻頻不斷，新的論著不斷湧現，如：《杭州佛教史》[15]、《近代杭州佛教史》[16]、《福建佛教史》[17]、《江西佛教史》[18]、《回鶻之佛教》[19]、《澳門佛教》[20]、《五臺山佛教史》[21]、《江南佛教史》[22]等等；此外，對雲南地區的上座部佛教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這些研究豐富、細化了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內容。

（4）僧官制度史、佛寺文化史等專題性佛教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謝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國僧官制度史》[23]，張弓的《漢唐佛寺文化史》[24]等。此外，對歷史上僧團社會生活狀況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代表作有郝春文的《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

9.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1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11.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12.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3. 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

14. 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15. 冷曉著，杭州市佛教協會，1993年。

16. 冷曉著，杭州市佛教協會，1995年。

17. 王榮國著，廈門大學出版社，1997年。

18. 韓溥著，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

19. 楊富學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20. 何建明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21. 崔正森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2冊。

22. 嚴耀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3.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4.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2冊。

活》[25]。

（5）近年來，大陸的佛教史研究不僅在中國佛教史領域有所拓展和深化，而且還擴大到對印度佛教史、日本佛教史和朝鮮佛教史的研究領域，如黃心川的《印度哲學史》[26]、楊曾文的《日本佛教史》[27]、楊曾文主編的《日本近現代佛教史》[28]、何勁松的《韓國佛教史》[29]、陳景富的《中韓佛教關係一千年》[30]等等，都是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杜繼文主編的《佛教史》[31]，則是大陸第一部對全世界佛教的發展歷程作綜合性研究的專著。這些研究成果大大拓寬了佛教史的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

3. 佛教宗派研究有所突破

        以天臺宗、三論宗、法相唯識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為代表的佛教宗派是中國佛教的核心內容。除法相唯識學研究在20世紀上半葉曾風靡一時外，我們以往的佛學研究多集中在禪宗研究上，對其他諸宗較少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近年來，這一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對禪宗之外的其他各個宗派的歷史和思想，均有學者從事專門的研究，出現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成果，如江蘇古籍出版社組織出版了魏道儒的《中國華嚴宗通史》[32]、楊永泉的《三論宗源流考》[33]、陳揚炯《中國淨土宗通史》[34]，《天臺宗通史》、《唯識宗通史》也正在組織撰寫中。此外，對天臺宗創始人智顗、三論人創始人吉藏、法相唯識宗創始人玄奘、華嚴宗創始人法藏、淨土宗創始人道綽的專題研究也正在全面展開，出版了相關的“評傳”系列[35]及一批有分量的學術論文。

25.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26. 商務印書館，1989年。

27.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28.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29.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1999年，2冊。

30.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31.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32.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專案，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33.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34.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35. 除南京大學出版社組織出版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收有潘桂明的《智顗評傳》外，方立天教授還主編了“佛門大師評傳叢書”，先後由北京京華出版社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現已出版10種，包括《智顗評傳》、《吉藏評傳》、《玄奘評傳》、《法藏評傳》、《道綽評傳》等。

        在佛教宗派研究中，成果最為豐碩的仍為禪宗研究。楊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壇經》[36]、周紹良《敦煌寫本壇經原本》[37]、李申合校、方廣錩簡注的《敦煌壇經合校簡注》[38]以及發表在《藏外佛教文獻》中的禪宗典籍，均為禪宗典籍整理方面較為突出的成果。在禪宗史方面，較為重要的研究著作有杜繼文、魏道儒合撰的《中國禪宗通史》[39]、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史》[40]、吳立民、徐蓀銘等撰寫的《禪宗宗派源流》[41]、潘桂明的《中國禪宗思想歷程》[42]、邢東風的《禪悟之道：南宗禪學研究》[43]、洪修平的《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44]、葛兆光的《中國禪學思想史》[45]、麻天祥的《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46]等。此外，諸如《印度禪》[47]、《如來禪》[48]、《祖師禪》[49]、《日本禪》[50]、《東山法門與禪宗》[51]、《石頭希遷與曹洞宗》[52]、《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53]等論著，對禪宗前史及其發展的各個階段或派別都作了認真的探討，而《禪學與玄學》[54]、《禪與老莊》[55]、《禪宗與中國文學》[56]、《佛道詩禪》[57]、《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58]、《禪與中國園

3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7. 文物出版社，1997年。

38.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39.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40. 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41. 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42. 今日中國出版社，1992年。

43.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44.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45.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46.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47. 方廣錩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48. 洪修平、孫亦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49. 董群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50. 梁曉虹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51. 蕭箑父、黃釗主編，武漢出版社，1996年。

52. 王興國、徐蓀銘主編，岳麓書社，1997年。

53. 姜伯勤著，學林出版社，1999年。

54. 洪修平、吳永和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55. 徐小躍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56. 謝思煒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57. 賴永海著，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年。

58. 黃河濤著，商務印書館，1994年。

林》[59]、《禪與東方文化》[60]、《禪思與詩情》[61]等論著，則從不同視點探討了禪宗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在更廣泛的領域裏將禪宗研究引向深入。

        總起來看，在佛教宗派研究中，學術界關注的最大熱點仍在禪宗研究上，這方面的研究人員最多，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而對天臺、三論、唯識、華嚴、淨土等宗派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有望在不久的將來取得重大突破。

4. 佛教考古和佛教藝術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我國現代意義上的佛教考古和佛教藝術研究是與20世紀初敦煌學的興起同步開始的。49年以後特別是近年來，大陸的佛教考古和佛教藝術研究已不僅僅局限于敦煌學領域，而是有了較為全面的發展。在對敦煌石窟繼續進行更為全面深入研究的同時，近年來對陝西西安法門寺、新疆克孜爾石窟、江蘇連雲港摩崖龕像等佛教遺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進展。除大型系列圖集《中國石窟》、《中國美術全集》、《中國壁畫全集》、《中國佛教建築藝術大系》等較為全面地展現了大陸佛教考古和佛教藝術研究的成果外，近年來還出版了《中國石窟寺研究》、《中國石窟寺藝術總論》、《藏傳佛教寺院考古》、《龜茲佛教文化論集》、《新疆石窟藝術》、《北庭高昌回鶻佛寺遺址》、《回鶻之佛教》、《佛教東傳與中國佛教藝術》、《中國石窟與文化藝術》、《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等相關著作，另有大量的相關考古報告和研究文章發表在《敦煌研究》、《考古學報》、《文物》等相關學術刊物上。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語言學、文學藝術等角度對佛教進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陸新時期佛學研究的發展中，高校系統佛教學術研究的地位日益加強和凸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相繼成立了宗教學系[62]，2000年教育部又在中國人民大學設立了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的國家重點研究基地。這些教學科研機構的建立，為大陸高校佛教學術研究的系統化、專業化奠定了基礎。在佛教研究人才的培養上，高校更佔有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地位。除北京大學在八十年代即建有宗教學本科專業以外，在“九五”期間，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等高校也相繼增設了宗教學本科專業，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在宗教學科已形成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博士後的完整的人才培養序列，宗教學學科體系的進一步完善，為高校培養訓練有素的高層次的佛教研究專業人才提供

59. 任曉紅著，商務印書館，1994年。

60. 季羨林等著，商務印書館，1996年。

61. 孫昌武著，中華書局，1997年。

62. 近聞中央民族大學也已經創設宗教學系，南開大學、中山大學也在積極籌辦中。

了組織保障。據不完全統計，近十餘年來，大陸高校系統培養的從事佛教研究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畢業者已過百人，目前在讀的佛學專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在50人之上，通過答辯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已超過200篇，選題涵蓋了中國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印度佛教、南傳佛教等各大領域，其中即包括佛教經典研究、佛教宗派研究、佛教人物研究、佛教制度研究、佛教思想史研究，又包括佛教藝術研究、敦煌文獻研究等不同的專題，這些研究成果現已陸續出版[63]，從而更加清晰地顯示出高校系統在大陸佛教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二、大陸地區佛教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綜觀近年來包括高校系統在內的大陸佛教學術研究，儘管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但是在許多方面仍然存在著明顯的薄弱環節和不足之處。這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研究領域有待進一步拓展

        大陸近年來佛學研究的領域雖有所拓展和深化，但是在各研究領域的研究發展狀況很不平衡：

（1）對作為中國佛教源頭的印度佛教的研究還相當薄弱，迄今為止還沒有撰寫出一部完整系統的印度佛教通史，對印度佛教發展史上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諸流派的歷史、教義和制度的專題研究也不是很多。

（2）對南傳上座部巴利語系佛教的研究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據統計，在1996－1998年間，大陸各種報刊雜誌發表的佛學研究論文共3300餘篇，出版的佛學研究著作400餘種，其中只有1部譯著、2篇論文與南傳上座部佛教有關。近年來在運用南傳巴利語系佛教資料進行研究的論著，只有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64]較有分量，這與巴利語系佛教在整個佛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海外的相關研究發展是極不相稱的。

（3）在中國佛教的研究方面，我們對漢語系佛教研究投入的力量較大，取得的成果也較多，但是對在大陸佛教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藏語系佛教和雲南地區的巴利語系佛教的研究則相對薄弱。

（4）漢語系佛教的研究領域雖有所拓寬，研究成果也相對較多，但對隋唐以前的佛教研究較多、對宋元以後的佛教研究較少，對禪宗研究較多、對其他宗派研究較少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的

63. 其中最完整的出版專案是佛光文教基金會出版的《法藏文庫》之“大陸博碩士論文”系列，它計劃將49年以來大陸地區的博碩士論文完整出版，現已出版四輯124冊。此外巴蜀書社出版的“儒釋道三教研究博士論文”系列、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學博士文庫”系列均有數量不等的佛教學博士論文納入其中，近來中華書局亦在策劃出版宗教類博士文庫。

64.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改觀。

2. 研究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近年來大陸的佛學研究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就研究水平而言，尚沒有在整體上獲得質的突破：

（1）對中國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還停留在對湯用彤、呂澂、印順、任繼愈等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修修補補上，沒有突破前輩學者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水準。

（2）佛教史研究水平的停滯不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於大陸目前的佛學研究多還停留在一般性的歷史敘述上，甚至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復敘述，對佛教教義、教理的研究尚不夠深入、系統，帶有問題意識的專題性研究尚不多見，而缺乏相應的專題研究和微觀研究，宏觀研究也就不可能深入下去。

（3）對佛教原典的研究尚不夠深入、細緻，佛教基本經典的整理、注釋、研究工作進展緩慢，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3. 研究方法亟須改進

        與國際佛教學術界相比，目前大陸的佛教學術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還相對落後和單一，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大陸佛學研究領域的開拓和研究水平的提高。方法的落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目前的佛學研究主要沿用傳統的文獻學方法、歷史描述方法和哲學解釋方法，而較少自覺地將文化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民族學、比較宗教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引入到佛教學術研究上來。

（2）僅就較常使用的文獻學方法、歷史描述方法和哲學解釋方法而言，發展得也很不充分。如文獻學方法的使用，與日本佛學界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歷史描述則存在著厚古薄今的傾向，在歷史的重復敘述上投入了過多的精力；哲學解釋則缺乏時代氣息，較少運用現代的哲學解釋學方法，與現代哲學思潮發展的潮流還有相當的距離。

（3）既缺乏帶有問題意識的深入的專題研究，又缺乏跨學科、跨文化、跨宗教的綜合性研究和對話式研究，致使我們的研究論著多為“教科書式”的。

（4）現代化技術手段運用不夠。目前大陸的佛教研究領域，還沒有建立起人可共用、方便快捷、較為完備的專業資料資訊庫、專業資料檢索系統和相關的資訊交流渠道，國際互聯網等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仍有相當一批學者未對這一問題給予充分的重視，沒有利用現代技術改進自己的研究手段。

4. 學術視野亟須拓展

        近年來大陸佛教學術界雖然加強了與海內外相關學術界的交往與聯繫，但是學術視野仍不夠開闊：

（1）由於缺乏相關人才和學術意識，海外的相關研究動態、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未能及時譯介過來，致使我們的研究未能充分吸收海外的相關研究成果，未能及時借鑒海外的研究方法。

（2）現代學術規範尚未建立起來，增加了國際學術交往的困難和障礙。

（3）佛教學術界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未能建立起互相尊重、取長補短的密切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致使許多研究成果“互不相知”。例如，以大學宗教學系、哲學系和國家宗教專門研究機構為主體的佛教研究者大多對語言學界、考古學界、美術界、文學藝術界、民族與民俗學界、人類文化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知之甚少，因而未能將這些研究成果充分吸收到自己的佛學研究中來。

        綜上所述，大陸佛教學研究近年來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處。要想在國際佛教學界樹立與人文古國相稱的形象，大陸佛教學研究依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