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中國大陸佛學研究現況與未來展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華方田

鑑往知來： 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
論文專集（2002.04）
頁65-69

©2002　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北市

目次

一、二十世紀佛學研究的歷史回顧

        自兩漢之際佛教初傳中土到現在，中國佛學已經走過了兩千個年頭。兩千年來，中國佛學研究經歷了漫長曲折的發展過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若談到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學術性的佛學研究 ，大概應該從二十世紀初算起。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佛學研究逐漸擺脫了以護教、闡教為中心的信仰主義研究形態，開始走上了現代意義的佛學研究之路。回顧一百年來中國佛學研究的發展過程，可以大分為幾個階段：從二十世紀初到1949年，為第一階段；從1950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第二階段；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現在為第三階段。在第一階段中，特別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佛學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造就了二十世紀佛學研究的第一個繁榮期。這一繁榮局面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外部環境來說，西風東漸引發了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面對民族危亡，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從佛學中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就內部原因來說，可以舉出下面幾個：一是文獻方面，中國亡佚已久的許多佛教典籍從日本傳回，激發了業已衰微的佛教義學的復興，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為佛學研究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特別是《壇經》等禪宗文獻的發現，使清理傳統舊說及回答禪宗史上的一些爭論的問題成為可能。二是方法方面，隨著西方和日本等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傳入，中國佛教研究逐漸擺脫了單純的信仰主義的“教內言教”的研究狀況，開始吸收並採用以文獻學和歷史學為主的研究方法進行佛學研究，從外部觀察和分析、評價佛教的“教外言教”的研究成為佛學研究的主流。三是研究者的職業化和學院化，使他們既能系統地學習掌握新知識與新方法，又能在研究中保持價值中立，他們並不需要承擔任何宣傳或批判的實用性責任 。這一時期在佛學研究上卓有成就的，有僧伽界的釋太虛、釋印順等，有居士界的歐陽竟無、呂澂、唐大圓、王恩洋等，有學術界的梁啟超、胡適、陳寅恪、湯用彤、黃懺華等。這一階段佛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繼承傳統的考据學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文獻學與歷史學的方法，對佛教史的方方面面進行系統地研

究。1949年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學術研究特別是對包括佛學研究在內的宗教學研究影響深刻。實際上，在第二個大階段中，又可以細分為文革前與文革後兩個時期。據統計，文革前從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間，中國大陸共發表佛學文章1003篇；而文革後，從1967年到1974年，整個中國大陸沒有發表一篇宗教文章 ，這一階段的佛學研究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被普遍運用的文獻學與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仍然在一些學者那裏被延續下來，但是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表現為佛學研究被放置於哲學的研究中，唯物與唯心的二元對立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成為評價或批判佛教的唯一標準，階級鬥爭史觀在對宗教社會作用的評價中居主導地位。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的佛學研究在相對寬鬆和自由的環境下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這一進展是全方位的、迅猛的，很難用較短的時間和篇幅作全面的總結和評判，本文僅對這一階段的佛學研究，就個人的所見所想，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

二、取得的成就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中國大陸的佛學研究事業在停滯了數十年之後，從廢墟中站立起來，並呈現出迅猛發展的態勢。這種變化的發生，主要歸因於整體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善，端正了對馬列主義宗教觀的全面理解，克服了佛教研究工作中“左”的干擾和影響，加強了對宗教研究工作的宏觀指導和協調。1979年“全國宗教學研究規劃會議”之後，宗教學成為單列的規劃學科，並首次成立了中國宗教學會，陸續召開了一系列地區性的規劃會議，就學科建設問題作出規劃，提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課題，從而極大地推進了宗教研究 。在這樣的形勢下，作為宗教學之下的二級分支學科的佛學，因其研究基礎堅實，研究熱度高，涉及範圍寬，從而取得了遠較其他宗教分支學科更大的發展，佛學研究的成果甚至超過了宗教其餘各分支學科的總和。這一階段佛學研究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科研隊伍擴大，研究人材輩出。目前大陸的佛學研究隊伍基本上分屬四個系統：一是社會科學院系統，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亞太研究所（前南亞研究所），上海、陝西、新疆、西藏等地方社科院等。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為例，該所成立於1964年8月，是中國唯一的國家級宗教學術研究機構。目前工作人員有近100人，其中高級研究人員４５人。在佛學研究方面，設有佛教研究室和佛教文化藝術研究室，當代宗教研究室和《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編輯部也有部分佛學專業的研究人員。全所共有佛學科研人員20人，約占全所科研人員的三分之一。近年來很多地方社科院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對佛學研究的重視，如新疆、甘肅、寧夏、雲南、河南、陝西等省的社科院均設立了宗教研究所，在這些宗教研究所中，佛學研究大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二是高校系統，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老牌大學，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佛學學科教學與科研的力量，許多大學紛紛成立了宗教系或宗教研究所，如北京大學哲學系在1992年即開始設立宗教學專業並面向全國召生，中國人民大學于1991年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設立宗教專業，開始招收宗教學本科生，

1999年正式成立宗教學系，並於去年組建了“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高校系統佛學研究的特點是科研與教學相結合，佛學專業的碩、博士點多，有利於佛學研究後繼人材的培養和佛學的普及與傳播。以上兩個系統成為近年來中國大陸佛學研究的主要力量，

        三是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門的研究機構，如國務院宗教事物管理局宗教研究中心，主要側重於中外宗教現狀、宗教政策、法規和宗教事務管理。

        四是各級佛教協會及其下屬的佛教研究所和佛學院。目前中國大陸有初、中、高各級佛學院約三十八所，著名的有中國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四川尼眾佛學院等，還有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戒幢佛學研究所、河北禪學研究所等多所教內研究機構。

        從傳統上說，社科院系統的佛學研究力量，無論從人員配備、研究規模，還是成果水平等方面看，都是最強的，被稱為“國家隊”。但近年來，隨著老一輩學者的去世或離退，人材斷層比較嚴重，加之社科系統科研體制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一時得不到解決，無法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造成人材流失和人材浪費等問題。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伴隨著高校改革的不斷深入，高校的佛學研究呈異軍突起之勢，湧現出大批具有高等學位、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中青年佛學才俊，為佛學研究事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科研成果增多，研究範圍擴大，學術交流頻繁。二十年來，大陸佛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發表了數以萬計的佛學著作和文章，範圍涉及經典文獻，佛教歷史、宗派、義理、人物、佛教哲學、區域佛教、佛教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其中佛教史的研究尤為突出，有通史、簡史、斷代史、地方史，又有文化史、思想史、宗派史等。在學術交流方面，在八十年代以前，大陸學術界幾乎沒有舉行過佛學討論會，學術交流渠道不暢。1980年9月由剛成立的中國宗教學會、中國南亞學會、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及西北大學在西安聯合召開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的佛教學術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老、中、青學者32人，提交論文26篇。會議期間，日本著名佛教學者中村元教授率領東洋思想學術交流團一行八人與中國代表團舉行了學術座談會。這次會議的舉行標誌著中國佛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中國佛學研究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開拓意義。 從此以後，全國每年都要舉辦多次各種議題的國內或國際佛學研討會，據不全完統計，從1980年到1995年，全國共召開各種佛學研討會四十餘次，1996年到現在的五年間，共召開佛學會議約五十次。這些佛學會議的舉行促進了大陸佛學的繁榮，加強了國內外學者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三，研究方法多元化。傳統的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和佛教哲學的研究方法依然有著很強的生命力，佛教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文化學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初盛極一時，比較宗教學、宗教社會學、民俗學等的研究方法也漸漸為人們所瞭解，一些學者已開始採用這些方法從事某一專題的研究。

三、階段性特性

        二十年來大陸的佛學研究是二十世紀最繁榮的時期之一（另一個時期是二三十年代），回顧這一階段的佛學研究歷程，就我個人的簡單理解，我認為至少表現出如下兩方面的階段性特徵。

        第一，對佛教（佛學）的評價，經歷了從全面的否定到部分的適度的肯定的轉變。佛學的復蘇和發展是與改革開放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分不開的，八十年代初期，越來越多的學者擺脫了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片面和教條的理解，那種宗教是迷信是反動的極左論調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糾正，學術界逐步開始實事求是地研究宗教，全面地評價宗教的社會作用。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佛學研究，逐步得到恢復和開展。但是，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關係問題，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定位的問題，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也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九十年代初，政府在充分吸取學術界討論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理論，為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定位，這一理論也成為評價和衡量現時期大陸宗教各個方面的指標。學術研究雖然具有前瞻性和相對的獨立性，但是，毋庸置疑，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學術的影響是巨大且深刻的。因此，經過十餘年的醞釀和討論，到九十年代後，大陸的佛學研究事業開始走上全面發展的軌道。

        第二，佛學研究呈現出文化研究的特點。受到八十年代遍及全國的“文化熱”的影響，以及國外傳入的文化人類學、宗教社會學、比較宗教學、宗教心理學等新學科的刺激，佛學研究也出現了注重佛教文化研究的傾向，這些研究熱心于佛教與傳統文化的關係，以及佛教文學、佛教藝術、佛教禮儀等方面，出版了大批的著作、論文和期刊 ，並以佛教文化為題召開了許多次學術研討會 ，一時間談佛教必談文化，佛教文化成為熱門話題。佛教和佛學的文化性特點，還凸出表現在佛教界的認同和提倡。趙樸初在《佛教與中國文化》等文章中，多次談到了佛教文化與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的關係，認為佛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特別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特殊的積極作用。

        “宗教是文化”、佛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等說法，雖然不是新的創見，但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這種觀點突破了以往視宗教為反動迷信的片面僵化的格局，有助於人們從更廣闊的角度去看待和評價佛教，對推動佛學研究的繁榮和發展，提高對佛學研究重要性的認識，有著非常巨大的積極作用。同時，這一觀點還大大拓寬了佛學研究的領域，為佛學研究增加了新的視角。學術界對這一現象的評價，多數是持肯定意見的，但也有人在肯定的同時，又提出了自己的更深層的反思。葛兆光認為，八十年代以來文化史的研究雖然出現過一些很不錯的著作，但是那種總是從外緣切入的視角和過分關心中國現實的心情又遭到了很多批評，因為這種研究要說明的不是宗教而是文化，關心的焦點不是宗教而是現實。他們探討的目的性過於強烈，總是試圖說明中國人的集體心理及其對古代歷史與現代社會的影響，因此在資料選擇上、評價上都有極其濃烈的主觀色彩 。何光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上撰文指出，宗教雖然從有形方面看構成了文化形式之一，但從無形方面看則構成了文化的內在精神而非文化本身 。

四、問題與展望

        今天，我們已經踏入了新世紀的門檻，佛學研究事業呈現著興旺繁榮的景象，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目前大陸的佛學研究仍然存在許多不足和問題，亟待社會各界包括學者們共同努力。

        第一， 科研體制亟待改革，人才培養仍需加強，科研經費嚴重不足。以社科院系統為代表的科研體制，由於缺乏內部競爭機制和明確的獎懲制度，難以發揮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不利於人材的成長、培養和合理流動。佛學專業人才短缺，研究人員年齡結構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狀，青年科研人才嚴重不足，加上資金的短缺和編制的限制，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佛學碩士生和博士生不能（或不願）得到充分發揮自己專長的職位，造成人材的浪費。

        第二， 研究領域和研究成果分配不均衡，造成熱的越熱、冷的越冷的情況。如持續多年的禪學熱、史學熱，而對佛教的禮儀、戒律等方面著力較少，對佛教現狀的社會調查和現實應用理論研究，更顯蒼白，形成“厚古薄今”的局面，漢傳佛教研究投入較多，而藏傳、南傳和外國佛教研究則相對薄弱。

        第三， 現行教學體制在對佛學專業這樣的特殊學科的課程設置上，缺乏針對性，缺少佛學研究中非常需要的佛教語言訓練，如梵文、巴利文、藏文、古漢語及現代的日、英、德、法語等（哪怕只精一門），及佛教文獻學等基本知識和語言工具的教學，影響了佛學後備人才的培養。

        第四， 在研究工作中缺少必要的分工合作，資訊交流還需加強。佛學博大精深，佛教典籍浩若煙海，古今中外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棟，以每個人有限的精力不可能窮盡，只能根據自己的興趣、能力與志向，選取其中的某一個或幾個領域，狠下功夫，才可能有所成就。這就需要各有所專、各有所長的研究者合理分工，加強合作，取長補短，互通資訊，相互尊重 。

        我們說近二十年來我國的佛學研究，是二十世紀最繁榮的時期之一，但這種說法是相對於前三十年的蕭條和停滯而言的。如果就目前大陸佛學研究的真實狀況而言，我們的佛學研究僅僅處在恢復和起步階段；如果同我們的鄰國日本和我們的同胞臺灣相比，則我們的研究應該說還有不小的差距。承認這種差距，並不是妄自菲薄，而是要迎頭趕上。有人預言，在政經改革和文化重建的過程中，佛教將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顯教 。不管這一預言能在多大程度上變成現實，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只要社會各界特別是佛學界佛教界攜手努力，佛學研究事業將會迎來一個更加明媚的春天。